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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芳賀矢一著，李冬木、房雪菲譯注： 《國民性十論》 香港：三聯書店，2018年 |
題記：本文原題〈芳賀矢一《國民性十論》與周氏兄弟〉，刊於《山東社會科學》（2013年第7期，總第215期，頁85-93），是李冬木為《國民性十論》中譯本（李冬木及房雪霏譯注）所撰寫的一篇導讀。該書原為北京商務印書館「日本學術文庫」叢書之一，但一直沒有出版，直至二零一八年五月始改由香港三聯書店刊行。本文仍作為該書導讀，置於卷首（頁4-29），而略有修訂。今錄其修訂稿，並將刊載於《山東社會科學》的初稿開首的摘要與末尾的附識一併迻錄，以便讀者。涉川記，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三日凌晨三時。
［摘要］
芳賀矢一是近代日本「國文學」研究的重要開拓者，其代表作之一《國民性十論》，是在日本近代以來漫長豐富的國民性討論史中佔有重要地位的一本書，於明治四十年由當時的日本出版業重鎮——東京富山房出版發行，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國民性十論》立足於國民教育立場，面向普通日本人講述本國國民性之來龍去脈，是從文化史的觀點出發，以豐富的文獻為根據而展開的綜合國民性論。具有明顯的從積極的肯定的方面對日本國民性加以「塑造性」敘述的傾向，就內容涉及面之廣和文獻引用數量之多而言，堪稱前所未有的國民性論和一次關於日本人自我塑造的成功嘗試。《國民性十論》是周作人關於日本文學史、文化史、民俗史乃至國民性的重要入門書之一，他對日本文學研究、論述和翻譯多有該書留下的指南痕跡。魯迅對《國民性十論》的參考，主要體現在由芳賀矢一對日本國民性的闡釋而關注中國國民性，尤其對中國歷史上「吃人」事實的注意，促成了《狂人日記》「吃人」主題意象的生成。研究此書與周氏兄弟的關係，不僅有助於解讀周氏兄弟的知識結構及《狂人日記》的生成機制，亦有助於將近現代文學的研究視野從狹隘的「一國史觀」拓展到整個近代跨國界的處在不斷流動、轉換、生成狀態的廣闊的「知層」。
［關鍵字］
芳賀矢一；《國民性十論》；魯迅；周作人；吃人；《狂人日記》
一、《國民性十論》的話語背景及其作者
本書日文原版書名的寫法與中文漢字相同：《國民性十論》。日本明治四十年（1907）十二月，東京富山房出版發行。作者芳賀矢一（Haga Yaichi，1867—1927）。
原書出版機構「富山房」，由實業家阪本嘉治馬（Sakamoto Kajima，1866—1938）於明治十九年（1886）在東京神田神保町創立，是日本近代，即從「明治」（1868—1912）到「大正」（1912—1926）時代具有代表性的出版社之一，主要以出版國民教育方面的書籍著稱。「（自創立起），爾來五十餘年，專心斯業之發展，竭誠盡力刊行於教學有益書籍，出版《大日本地名辭書》、《大言海》、《漢文大系》、《大日本國語辭典》、《日本家庭大百科事彙》、《佛教大辭彙》、《國民百科大辭典》、《富山房大英和辭典》等辭典以及普通圖書、教科書合計三千餘種，舉劃時代之事功而廣為國民所知者」。[1]——現今子公司「株式會社富山房國際」引先人之言，雖未免自誇，卻也大抵符合實際。日本國會圖書館現存富山房出版物約九百五十種，僅明治時代出版的就佔了六百三十餘種，除單行本外，還有各種文庫，如「名著文庫」、「袖珍名著文庫」、「新型袖珍名著文庫」、「世界哲學文庫」、「女子自修文庫」等，各種「全書」，如「普通學全書」、「普通學問答全書」、「言文一致普通學全書」等；而進入「昭和」（1926—1989）以來最著名的是「富山房百科文庫」，從戰前一直出到戰後，共出了一百種。就「明治時代」而言，富山房雖不及另一出版巨擘博文館——大橋佐平（Ohashi Sahei，1836—1901）於明治二十年（1887）創立於東京本鄉區弓町，僅明治時代就出版圖書三千九百七十種[2]——卻也完全稱得上出版同業當中的重鎮了。富山房明治出版物中，同期就有不少中譯本，值得關心近代出版的朋友注意。
顧名思義，這是一本討論「國民性」問題的專著。如果說世界上「再沒有哪國國民像日本這樣喜歡討論自己的國民性」，而且討論國民性問題的文章和著作汗牛充棟、不勝枚舉的話，[3]那麼《國民性十論》則是在日本近代以來漫長豐富的「國民性」討論史中佔有重要地位的一本，歷來得到很高的評價，至今仍有深遠的影響。[4]近年來的暢銷書、藤原正彥（Fujiwara Masahiko，1943—）的《國家品格》[5]在內容上也顯然留有前者的痕跡。
「國民性」問題在日本一直是一個與近代民族國家相生相伴的問題。作為一個概念，Nationality從明治時代一開始就被接受，只不過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叫法。例如在《明六雜誌》就被叫做「人民之性質」[6]和「國民風氣」[7]，在「國粹保存主義」的明治二十年代被叫做「國粹」[8]，明治三十年代又是「日本主義」[9]的代名詞，「國民性」一詞是在從甲午戰爭到日俄戰爭的十年當中開始被使用並且「定型」的。日本兩戰兩勝，成為帝國主義時代「國際競爭場中的一員」，在引起西方「黃禍論」[10]恐慌的同時，也帶來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空前高漲，「國民性」一詞便是在這一背景下應運而生。最早以該詞作為文章題目的是文藝評論家綱島梁川（Tsunashima Ryosen，1873—1907）的《國民性與文學》，[11]發表在《早稻田文學》明治三十一年（1898）五月號上，該文使用「國民性」一詞達四十八次，一舉將這一詞彙「定型」。而最早將「國民性」一詞用於書名的則正是約十年後出版的這本《國民性十論》。此後，自魯迅留學日本的時代起，「國民性」作為一個詞彙開始進入漢語語境，從而也令這一思想觀念在留日學生當中傳播開來。順附一句，作為一個引進的外來詞，「國民性」一詞幾乎不見於迄今為止中國大陸出版的基本辭書（七十四卷本《中國大百科全書》和十二卷本《漢語大站典》這類巨型工具書除外），卻又在研究論文、各類媒體乃至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其在當今話語中的主要「載體」是「魯迅」。——以上與「國民性思想史」相關的各個要點之詳細情形，請參閱筆者的相關研究。[12]
芳賀矢一出生於日本福井縣福井市一個神官家庭，其父任多家神社的「宮司」（神社之最高神官）。在福井、東京讀小學，在宮城讀中學後，他於十八歲入「東京大學預備門」（相當於高中），二十三歲考入東京帝國大學（現東京大學）國文科，四年後畢業。歷任中學、師範學校和高中教員後，明治三十二年（1899）三十三歲時被任命為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助教授（副教授）兼高等師範學校教授。翌年奉命赴德國留學，主攻「文學史研究」，同船者有後來成為日本近代文豪的夏目漱石（Natsume Soseki，1867—1916）。一年半後的1902年——也就是魯迅留學日本的那一年——芳賀矢一學成回國，不久就任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教授，履職到大正十一（1922）年退休。[13]
芳賀矢一是近代日本「國文學」研究的重要開拓者。如果按現在的理解，近代國民國家離不開作為其「想像的共同體」[14]之基礎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15]的話，那麼芳賀矢一對日本語言和文學所作的整理和研究，其「近代意義」也就顯而易見。他是公認的首次將德國「文獻學」（Philologie）導入到日本「國文學」研究領域的學者，以「日本文獻學」規定「國學」，並通過確立這一新的方法論，將傳統「國學」轉換成為一門近代學問。他於明治三十七年（1904）一月發表在《國學院雜誌》上的《何謂國學？》一文，集中體現了這一開創性思路，不僅為他留學之前的工作找到了一個「激活」點，亦為此後的工作確立了嶄新的學理起點，呈現廣博而深入之大觀。「據《國語與國文學》（十四卷四號〔1937年4月——引者注1〕）特輯《芳賀博士與明治大正之國文學》所載講義題目，關於日本文學史的題目有《日本文學史》、《國文學史（奈良朝平安朝）》、《國文學史（室町時代）》、《國文學思想史》、《以解題為主的國文學史）》、《和歌史》、《日本漢文學史》、《鐮倉室町時代小說史》、《國民傳說史》、《明治文學史》等；作品研究有《源氏物語之研究》、《戰記物語之研究》、《古事記之研究》、《謠曲之研究》、《歷史物語之研究》；文學概論有《文學概論》、《日本詩歌學》、《日本文獻學》、《國學史》、《國學入門》、《國學初步》等；在國語學方面有《國文法概說》、《國語助動詞之研究》、《文法論》、《國語與國民性》等。在『演習』課上，還講過《古今集》、《大鏡》、《源氏物語》、《古事記》、《風土記》、《神月催馬樂》及其他多種作品，大正六年（1917年——引者注）還講過《歐美的日本文研究》。」[16]由此可知芳賀矢一對包括「國語」和「文學」在內的日本近代「國學」推進面之廣。就內容的關聯性而言，《國民性十論》一書不僅集中了上述大跨度研究和教學的問題指向——日本的國民性，也出色地體現出以上述實踐為依託的「順手拈來」的文筆功力。芳賀矢一死後，由其子芳賀檀和弟子們所編輯整理的《芳賀矢一遺著》，展示了其在研究方面留下的業績：《日本文獻學》、《文法論》、《歷史物語》、《國語與國民性》、《日本漢文學史》。[17]而日本國學院大學1982至1992年出版的《芳賀矢一選集》七卷，應該是包括編輯和校勘在內的現今所存最新的收集和整理。[18]
二、《國民性十論》的寫作特點和內容
《國民性十論》是芳賀矢一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社會影響力最大的一本書。雖然關於日本的國民性，他後來又相繼寫了《日本人》（1912）、《戰爭與國民性》（1916）和《日本精神》（1917），但不論取得的成就還是對後來的影響，都遠不及《國民性十論》。書中的部分內容雖來自他應邀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所做的連續講演，卻完整保留了其著稱於當時的富於「雄辯」的、以書面語講演[19]的文體特點。除此之外，與同時期同類著作相比，該書的寫作和內容特點仍十分明顯。前面提到，在日本近代思想史當中，從「日清戰爭」（即甲午戰爭，1894—1895）到「日俄戰爭」（1904—1905），恰好是日本「民族主義」空前高漲的時期，而這同時也可以看作是「明治日本」的「國民性論」正式確立的時期。日本有學者將這一時期出現的志賀重昂（Shiga Shigetaka，1863—1927）的《日本風景論》（1894）、內村鑑三（Uchimura Kanzo，1861—1930）的《代表的日本人》（1894，1908）、新渡戶稻造（Nitobe
Inazo，1862—1933）的《武士道》（1899）和岡倉天心（Okakura
Tenshin，1863—1913）的《茶之書》（1906）作為「富國強兵——『日清』『日俄』高揚期』」的「日本人論」代表作來加以探討。[20]就拿這四本書來說，或地理，或代表人物，或武士道，或茶，都是分別從不同側面來描述和肯定日本的價值即「國民性」的嘗試，雖然各有成就，卻還並不是關於日本國民性的綜合而系統的描述和闡釋。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四本書的讀者設定。除了志賀重昂用「漢文調」的日語寫作外，其餘三本當初都是以英文寫作並出版的。[21]也就是說，從寫作動機來看，這些書主要還不是寫給普通日本人看的，除第一本面向本國知識份子訴諸「地理優越」外，後面的三本都是寫給外國人看的，目的是尋求與世界的對話，向西方介紹開始走向世界舞臺的「日本人」。
芳賀矢一的《國民性十論》與上述著作的最大不同，不僅在於它是從「國民教育」的立場出發，面向普通日本人來講述本國「國民性」之「來龍去脈」的一個文本，更在於它還是不見比於同類的、從文化史的觀點出發、以豐富的文獻為根據而展開的綜合國民性論。作為經歷「日清」「日俄」兩戰兩勝之後，日本人開始重新「自我認知」和「自我教育」的一本「國民教材」，該書的寫作方法和目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說，就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通過比較的方法和歷史的方法，或宗教，或語言，或美術，或文藝來論述民族的異同，致力於發揮民族特性」，[22]建立「自知之明」。[23]
全書分十章討論日本國民性：（一）忠君愛國；（二）崇祖先，尊家名；（三）講現實，重實際；（四）愛草木，喜自然；（五）樂天灑脫；（六）淡泊瀟灑；（七）纖麗纖巧；（八）清淨潔白；（九）禮節禮法；（十）溫和寬恕。其雖然並不回避國民「美德」中「隱藏的缺點」，但主要是討論優點，具有明顯的從積極肯定的方面對日本國民性加以「塑造性」敘述的傾向。第一、二章可視為全書之「綱」，核心觀點是日本自古「萬世一系」，天皇、皇室與國民之關係無類見於屢屢發生「革命」、改朝換代的東西各國，因此「忠君愛國」便是「早在有史以前就已成為浸透我民族腦髓之箴言」，是基於血緣關係的自然情感；「西洋的社會單位是個人，個人相聚而組織為國家」，而在日本「國家是家的集合」，這種集合的最高體現是皇室，「我皇室乃國家之中心」。其餘八章，可看做此「綱」所舉之「目」，分別從不同側面來對「日本人」的性格進行描述和闡釋，就內容涉及面之廣和文獻引用數量之多而言，堪稱前所未有的「國民性論」和一次關於「日本人」自我塑造的成功的嘗試。而這也正是其至今仍具有影響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國已出版的日本人「自己寫自己」的書，除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之外，其他有影響的還並不多見。而關於日本及日本人的論述，從通常引用的情況看，最常見的恐怕是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求其次者，或許賴肖爾的《日本人》也可算上一本。這兩本書都出自美國人之手，其所呈現的當然是「美國濾鏡」下的「日本」。芳賀矢一的這一本雖然很「古老」，卻或許有助於讀者去豐富自己思考「日本」的材料。
三、關於本書中的「支那」
同日本明治時代的其他出版物一樣，「中國」在書中被稱作「支那」。關於這個問題，中譯本特加「譯注」（本書第33頁譯注3）如下：
「支那」作為中國的別稱最早見於佛教經典，據說用來表示「秦」字的發音，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到二戰結束以前普遍以「支那」稱呼中國，因這一稱呼在甲午戰爭後逐漸帶有貶義，招致中國人的強烈反感和批評，日本在二戰結束後已經終止使用，在中國的出版物中也多將舊文獻中的「支那」改為「中國」。本譯本不改「支那」這一稱呼，以保留其作為一份歷史文獻的原貌——而道理也再簡單不過，不會因為現在改成「中國」二字而使「支那」這一稱呼在歷史中消失。事實上，「支那」（不是「中國」）在本書中是作者使用的一個很重要的參照系，由此可感知，在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日本知識界對所謂「支那」懷有怎樣的心象。
在此，還想再補充幾句。在日本明治話語，尤其是涉及到「國民性」的話語中，「支那」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並不是從一開始就像在後來侵華戰爭全面爆發後所看到的那樣，僅僅是一個貶斥和「懲膺」的對象。事實上，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支那」一直是日本「審時度勢」的重要參照。例如《明六雜誌》中，「支那」一詞作為「國名和地名」，使用的頻度，比其他任何國名和地名都要高，即使是當時作為主要學習對象國的「英國」和作為本國的「日本」都無法與之相比。[24]這是因為「支那」作為「他者」，還並不完全獨立於「日本」之外，而往往是包含在「日本」之內，因此拿西洋各國來比照「支那」也就往往意味著比照自身，對「支那」的反省和批判也正意味著在很大程度上是對自身的反省和批判。這一點可以從西周（Nishi Amane，1829—1897）的《百一新論》對儒教思想的批判中看到，也可以在中村正直（Nakamura Masanao，1832—1891）為「支那」辯護的《支那不可辱論》（1875）[25]中看到，更可以在福澤諭吉（Fukuzawa Yukichi，1834—1901）《勸學篇》（1872）、《文明論之概略》（1877）中看到，甚至可以在專門主張日本的「國粹」，「以圖民性之發揚」[26]的三宅雪嶺（Miyake Setsurei，1860—1945）的《真善美日本人》（1891）中看到——書中以日本人瞭解「支那文化」遠遠勝過「好學之歐人」為榮，並以「向全世界傳播」「支那文明」為「日本人的任務」。[27]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後來的所謂「脫亞」[28]也正是要將「支那」作為「他者」從自身當中剔除的文化上的結論。在芳賀矢一的《國民性十論》當中，「支那」所扮演的也正是這樣一個無法從自身完全剔除的「他者」的角色，除第十章以「吃人」作比較的材料所顯現的「貶損」傾向外，「支那」在全書中大抵處在與「印度」和「西洋」相同的參照位置上，總體還是在闡述從前日本在引進「支那」和「印度」文化後，如何使這兩種文化適合自己的需要。
四、周作人與《國民性十論》
翻譯此書的直接動機，源於在檢證魯迅思考「國民性」問題時所閱文獻過程中的一個偶然發現：芳賀矢一著《國民性十論》不僅是魯迅（周樹人，1881—1936）的目睹書，更是周作人（1995-1967）的目睹書，於是，「《國民性十論》與周氏兄弟」便作為一個問題浮現。對其檢證的結論之一，便是作為一個譯本，該書至少有助於解讀與周氏兄弟相關，卻因年代久遠和異域（中國和日本）相隔而至今懸而未決的若干問題。這是我們想為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提供這一中譯本的緣由所在。
到目前為止，在最具代表性的《魯迅年譜》[29]和《周作人年譜》[30]中，還查不到《國民性十論》這本書，更不要說對周氏兄弟與該書的關係展開研究。就筆者閱讀所限，最早在關於周作人的論文中談到「芳賀矢一」的中國學者，或許是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趙京華研究員。他於1997年向日本一橋大學提交的博士論文[31]中便有提及，只可惜尚未見正式出版。茲將在翻譯過程中的查閱所及，略作展開。
芳賀矢一在當時是知名學者，《朝日新聞》自1892年7月12日至1941年1月10日的相關報導、介紹和廣告等有三百三十七條；《讀賣新聞》自1898年12月3日至1937年4月22日相關數亦達一百八十六條。「文學博士芳賀矢一新著《國民性十論》」，作為「青年必讀之書、國民必讀之書」[32]也是當年名副其實的暢銷書，自1907年底初版截止到1911年，在短短四年間就再版過八次。[33]報紙上的廣告更是頻繁出現，而且一直延續到很久以後。[34]甚至還有與該書出版相關的「趣聞軼事」，比如《讀賣新聞》就報道說，由於不修邊幅的芳賀矢一先生做新西服「差錢」，西服店老闆就讓他用《國民性十論》的稿費來抵償。[35]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國民性十論》引起周氏兄弟的注意便是很正常的事。那麼兄弟倆是誰先知道並且注意到芳賀矢一的呢？回答應該是乃兄周樹人即魯迅。其根據就是《國民性十論》出版引起社會反響並給芳賀矢一帶來巨大聲望時，魯迅已經是在日本有逾五年半多留學經歷的「老留學生」了，他對於與自己所關心的「國民性」相關的社會動態當然不會視之等閒，此其一；其二，通過北岡正子教授的研究可知，魯迅離開仙台回到東京後不久就進了「獨逸語專修學校」，從1906年3月初到1909年8月回國，魯迅一直留在這所學校，度過了自己的後一半留學生活，一邊學德語，一邊從事他的「文藝運動」，而在此期間於該校擔任「國語」（即日本語文）教學的外騁兼課教師即是芳賀矢一。[36]從上述兩點推測，即便還不能馬上斷言魯迅與芳賀矢一有著直接的接觸，也不妨認為「芳賀矢一」是魯迅身邊的一個不能無視的存在。不論從社會名聲、著作，還是從課堂教學來講，芳賀矢一都不可能不成為魯迅關注的作者。相比之下，1906年9月才跟隨魯迅到東京的周作人，留學時間短，又不大諳日語，在當時倒不一定對《國民性十論》有怎樣的興趣，而且即便有興趣也未必讀得了，他後來開始認真讀這本書，有很大的可能是受了乃兄的推薦或建議。比如說匆匆拉弟弟回國謀事，尤其預想還要講「日本」，總要有些參考書才好，魯迅應該比當時的周作人更具備判斷《國民性十論》是否是一本合適的參考書的能力，他應該比周作人更清楚該書可作日本文學的入門指南。而周作人後來的實踐也正體現了這一思路。當然，這是後話。
不過，最早留下關於這本書的文字記錄的卻是周作人。據《周作人日記》，他購得《國民性十論》是在1912年10月5日[37]，大約一年半後（1914年5月14日）又購入相關參考資料和「閱國民性十論」（同月17日）的記錄[38]，而一年四個多月之後（1915年9月「廿二日」），亦有「晚，閱《國民性十論》」的記錄。[39]而周作人與該書的關係，恐怕在其1918年3月26日的日記中最能獲得體現：「廿六日……得廿二日喬風寄日本文學史國民性十論各一本」[40]——前一年，即1917年，周作人因魯迅的介紹進北京大學工作，同年4月1日由紹興抵達北京，與魯迅同住紹興會館補樹書屋[41]——由此可知，《日本文學史》和《國民性十論》這兩本有關日本文學和國民性的書是跟著周作人走的。不僅如此，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小說研究會上，做了堪稱其「日本研究小店」[42]掛牌開張的著名講演，即《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4月17日寫作，5月20日至6月1日在雜誌上連載[43]），其中就有與《國民性十論》觀點上的明確關聯（後述）。與此同時，魯迅也在周作人收到《國民性十論》的翌月即1918年4月開始動筆寫《狂人日記》，並將其發表在5月出版發行的《新青年》四卷五號上，其在主題意象上出現接下來所要談的與《國民性十論》的關聯，殆並非偶然吧。
筆者曾在另一篇文章裡談過，這一時期（截止到1923年他們兄弟失和），周氏昆仲所閱、所購、所藏之書均不妨視為他們相互之間潛在的「目睹書目」。[44]同住一處的兄弟之間，共享一書，或誰看誰的書都很正常。《國民性十論》恐怕就是其中最好的一例。這本書對周氏兄弟兩個人的影響都很大。魯迅曾經說過，「從小說來看民族性，也就是一個好題目」。[45]如果說這裡的「小說」可以置換為一般所指「文學」或「文藝」的話，那麼《國民性十論》所提供的便是一個近乎完美的範本。前面提到，在這部書中，芳賀矢一充分發揮了他作為國文學學者的本領，也顯示了其文獻學學者的功底，用以論證的例證材料多達數百條，主要取自日本神話傳說、和歌、俳句、狂言、物語以及日語語言方面，再輔以史記、佛經、禪語、筆記等類，以此推出「由文化史的觀點而展開來的前所未見的翔實的國民性論」[46]。這一點應該看作是對周氏兄弟的共同影響，尤其是對周作人。
在周作人收藏的一千四百多種日本書[47]當中，芳賀矢一的《國民性十論》對他的日本研究來說，無疑非常重要。事實上，這本書是他關於日本文學史、文化史、民俗史乃至「國民性」的重要入門書之一，此後他對日本文學研究、論述和翻譯也多有該書留下的「指南」痕跡。周作人在多篇文章中都援引或提到芳賀矢一，如《遊日本雜感》（1919）、《日本的詩歌》（1921）、《關於〈狂言十番〉》（1926）、《〈狂言十番〉附記》（1926）、《日本管窺》（1935）、《元元唱和集》（1940）、《〈日本狂言選〉後記》（1955）等。而且他不斷地購入芳賀矢一的書，繼1912年購入《國民性十論》之後，目前已知購入的還有《新式辭典》（1922——購入年，下同）、《國文學史十講》（1923）、《日本趣味十種》（1925）、《謠曲五十番》（1926）、《狂言五十番》（1926）、《月雪花》（1933）、《芳賀矢一遺著》（富山房，1928出版，購入年不詳）。[48]總體而言，在由「文學」而「國民性」的大前提下，周作人所受影響主要在日本文學和文化的研究方面，包括通過「學術與藝文」[49]看取日本國民性的視角。這裡不妨試舉幾例。
周作人自稱他的「談日本的事情」[50]始於1918年5月發表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該文在五四時期亦屬名篇，核心觀點是闡述日本文化和文學的「創造的模擬」或「模仿」，而這一觀點不僅是基於對芳賀矢一所言「模仿這個詞有語病。模仿當中沒有精神存在，就好像猴子學人」（第三章「講現實，重實際」）的理解，也是一種具體展開。
又如，從1925年開始翻譯《〈古事記〉中的戀愛故事》[51]，到1926年《漢譯〈古事記〉神代卷》[52]，再到1963年出版《古事記》全譯本[53]，可以說《古事記》的翻譯是在周作人生涯中持續近40年的大工程，但看重其作為「神話傳說」的文學價值，而不看重其作為史書價值的觀點卻始終未變，雖然周作人在這中間又援引過很多日本學者的觀點，但看重「神話」而不看重「歷史」的基本觀點，最早還是來自芳賀矢一：「試觀日本神話。我不稱之為上代的歷史，而不恤稱之為神話。」（第一章「忠君愛國」）
再如，翻譯日本狂言也是可與翻譯《古事記》相匹敵的大工程，從1926年譯《狂言十番》[54]到1955年《日本狂言選》，[55]前後也經歷了近三十年，總共譯出二十四篇，皆可謂日本狂言之代表作，從中可「見日本狂言之一斑」[56]。這二十四篇當中有十五篇譯自芳賀矢一的校本，佔了大半：《狂言十番》譯自後者校本《狂言二十番》（有六篇），《日本狂言選》譯自後者校本《狂言五十番》（有九篇）。而周人人最早與芳賀矢一及其校本相遇，還是在東京為「學日本語」而尋找「教科書」的時代：
那時富山房書房出版的「袖珍名著文庫」裡，有一本芳賀矢一編的《狂言二十番》，和宮崎三昧編的《落語選》，再加上三教書院的「袖珍文庫」裡的《俳風柳樽》初二編共十二卷，這四冊小書講價錢一總還不到一元日金，但作為我的教科書卻已經盡夠了。[57]
作為文學「教科書」，芳賀矢一顯然給周作人留下了比其他人更多的「啟蒙」痕跡。這與芳賀矢一在當時的「出版量」以及「文庫本」的廉價易求直接有關。日本國會圖書館現藏署名「芳賀矢一」出版物四十二種，由富山房出版的有二十四種，屬富山房文庫版的有七種：《狂言二十番》（袖珍名著文庫第七，明治三十六年〔1903〕）、《謠曲二十番》（同名文庫第十四，出版年同前）、《平治物語》（同名文庫第四十一，明治四十四年〔1911〕）、《保元物語》（名著文庫，卷四十，出版年同前）、《川柳選》（同名文庫，卷五十，大正元年〔1912〕）、《狂言五十番》（新型袖珍名著文庫，第九，大正十五年〔1926〕）、《謠曲五十番》（同名文庫，第八，出版年同前）。這些書與周作人的關係還有很大的探討空間。而尤為重要的是，芳賀矢一把他對各種體裁的日本文學作品的校訂和研究成果，以一種堪稱「綜合」的形式體現在了《國民性十論》當中。對周作人來說，這就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大綱」式教本——雖然「有了教本，這參考書卻是不得了」[58]——為消化「教本」讓他沒少花功夫。
此外，周作人在對日本詩歌的介紹當中，芳賀矢一留下的影響也十分明顯。由於篇幅所限，這裡不做具體展開，只要拿周作人在《日本的詩歌》（1921）、《一茶的詩》（1921）、《日本的小詩》（1923）、《日本的諷刺詩》（1923）等篇中對日本詩歌特點、體裁及發展流變的敘述與本書的內容對照比較，便可一目了然。
當然，對《國民性十論》的觀點，周作人也並非全盤接受，至少就關於日本「國民性」的意義而言，周作人所作取捨十分明顯。總體來看，周作人對書中闡述的「忠君愛國」和「武士道」這兩條頗不以為然（《遊日本雜感》〔1919〕、《日本的人情美》〔1925〕、《日本管窺》〔1935〕）。雖然周作人確認了「萬世一系」這一事實本身對於了解日本的「重要性」，也像芳賀矢一那樣介紹過日本臣民中很少有人「覬覦皇位」的例子（《日本管窺》），而且在把對日本文化的解釋由「學術與藝文」擴大到「武士文化」時，也像芳賀矢一一樣舉了武士對待戰死的武士頭顱的例子，以示「武士之情」（《日本管窺之三》〔1936〕），但對這兩點，他都有前提限制。關於前者，認為「忠孝」非日本所固有；關於後者，意在強調「武士之情」當中的「忠恕」成分。而他對《國民性十論》所做評價是「除幾篇頌揚武士道精神的以外，所說幾種國民性的優點，如愛草木喜自然，淡泊瀟灑，纖麗纖巧等，都很確當。這是國民性的背景，是秀麗的山水景色，種種優美的藝術製作，便是國民性的表現。我想所謂東方文明的裡面，只這美術是永久的榮光，印度中國日本無不如此」[59]。
還應該指出的是，越到後來，周作人也就越感到日本帶給他的問題，而「芳賀矢一」自然也包括在其中。例如，1935年周作人指出：「日本在他的西鄰有個支那是他的大大方便的事，在本國文化裡發現一點不愜意的分子都可以推給支那，便是研究民俗學的學者如佐藤隆三在他新著《狸考》中也說日本童話《滴沰山》（かちかち山，Kachikachi yama）裡狸與兔的行為殘酷非日本民族所有，必定是從支那傳來的。這種說法我是不想學，也並不想辯駁，雖然這些資料並不是沒有。」[60]其實這個例子周作人早就知道，因為芳賀矢一在《國民性十論》第十章「溫和寬恕」裡講過，「這恐怕不是日本固有的神話」，而是「和支那一帶的傳說交織轉化而來的」，由此可知，周作人從一開始就是「不想學」的。
到了寫《日本管窺之四》的1937年，年輕時由芳賀矢一所獲得通過文藝或文化來觀察日本「國民性」的想法已經徹底動搖，現實中的日本令周作人對這種方法的有效性產生懷疑，「我們平時喜談日本文化，雖然懂得少數賢哲的精神所寄，但於了解整個國民上我可以水說沒有多大用處」，「日本國民性終於是謎似的不可懂」。[61]這意味著他的「日本研究小店的關門卸招牌」[62]。——就周作人對日本文化的觀察而言，或許正可謂自「芳賀矢一」始，至「芳賀矢一」終吧。
五、魯迅與《國民性十論》
筆者曾撰文探討魯迅《狂人日記》「吃人」這一主題意象的生成問題，認為其與日本明治時代「食人」言說密切相關，是從這一言說當中獲得的一個「母題」。為確證這一觀點，筆者主要著手兩項工作，一項是對明治時代以來的「食人」言說展開全面調查和梳理，另一項是在該言說整體當中找到與魯迅的具體「接點」，在這一過程中，芳賀矢一和他的《國民性十論》「浮出水面」，因此，「魯迅與《國民性十論》」這一題目也就自然包括在了上述研究課題中。該論文題目為《明治時代「食人」言說與魯迅的〈狂人日記〉》，發表在《文學評論》2012年第一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上，此次特作為「附錄」附於書後，詳細內容請讀者參閱這篇文章，這裡只述大略。
與周作人相比，魯迅對《國民性十論》的參考，主要體現在他對中國國民性問題的思考方面。具體而言，魯迅由芳賀矢一對日本國民性的闡釋而關注中國的國民性，尤其是中國歷史上的「吃人」事實。
在屬於魯迅的自創文本中沒有出現「芳賀矢一」，或者說沒有相關的記載，[63]這一點與周作人那裡的「細帳」呈現的情況完全不同。不過，在魯迅的譯文當中，「芳賀矢一」是存在的。例如，被魯迅稱讚為「對於他的本國的缺點的猛烈的攻擊法，真是一個霹靂手」[64]的廚川白村（Kuriyagawa Hakuson，1880—1923）就在《出了象牙之塔》一書中大段介紹了芳賀矢一和《國民性十論》，魯迅翻譯了該書，[65]其相關段落譯文如下：
但是，概括地說起來，則無論怎麼說，日本人的內生活的熱總不足。這也許甚非一朝一夕之故罷。以和歌俳句為中心，以簡單的故事為主要作品的日本文學，不就是這樣的證明麼？我嘗讀東京大學的芳賀矢一教授之所說，以樂天灑脫，淡泊瀟灑，纖麗巧致等，為我國的國民性，輒以為誠然。（芳賀教授著《國民性十論》一百一十七至一百八十二頁參照。）過去和現在的日本人，卻有這樣的特性。從這樣的日本人裡面，即使現在怎麼嚷，是不會忽然生出托爾斯泰和尼采和易孛生來的。而況莎士比亞和但丁和彌爾敦，那裡會有呢。[66]
再加上前面提到的魯迅在「獨逸語專修學校」讀書時，芳賀矢一也在該校教「國語」那層關係，即使退一萬步，也很難如某些論者那樣，斷言魯迅與芳賀矢一「沒有任何關係」。[67]
也就是說，不提不記不等於沒讀沒受影響。事實上，在「魯迅目睹書」當中，他少提甚至不提卻又受到很深影響的例子的確不在少數。[68]芳賀矢一的《國民性十論》也屬於這種情況，只不過問題集中在關於「食人」事實的告知上。具體請參閱本書第十章「溫和寬恕」，芳賀矢一在該章中舉了十二個中國舊文獻中記載的「吃人」事例，其中《資治通鑒》四例，《輟耕錄》八例。筆者以為，正是這些事例將中國歷史上「吃人」的事實暗示給了魯迅。為避免重複，其推查過程在此省略，詳細情形，請參閱附錄《明治時代「食人」言說與魯迅的〈狂人日記〉》一文。
倘若不以一國文學史觀來看待《狂人日記》，而是將其置於一個更廣闊的文化背景下來看待，那麼也就很容易知道，截止到魯迅發表小說《狂人日記》為止，中國近代並無關於「吃人」的研究史，吳虞在讀了《狂人日記》後才開始做他那著名的「吃人」考證，也只列出八例。[69]調查結果表明，「食人」這一話題和研究是在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展開的。《國民性十論》的重點並不在於此，卻因其第十章內容而與明治思想史當中的「食人」言說構成關聯，其之於魯迅的意義，是促成魯迅在「異域」的維度上重新審視母國，並且獲得一種對既往閱讀、記憶以及身邊正在發生的現實故事的「啟動」，也就是魯迅所說的「悟」。
總之，即使只把話題限定在「周氏兄弟」的範圍，也可略知《國民性十論》對於中國五四以後的思想和文學有著不小的意義。相信讀者在閱讀中還會有更多的發現和新的解讀。
最後，還想提請讀者注意的，是這本書的成書時年代。這是一本距今一百一十年的出版社，是一個歷史上的文本，其中所述情形已經和此後乃至現今的日本有了很大的不同自不待言，尤其書中出現的諸如「近頃」、「最近」、「不久前」、「至今」這類表述時間的詞語，都是以1907年即明治四十年日俄戰爭結束後不久的時間點為基準而言的，相信它們會提示讀者，現在的閱讀體驗，正是重返一百多年前的歷史現場。
李冬木
2012年3月15日初稿於大阪千里
2018年2月22日修改於京都紫野
【附識】（摘錄自李冬木：〈芳賀矢一《國民性十論》與周氏兄弟〉，《山東社會科學》，2013年第7期，頁93）
本文是為即將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芳賀矢一《國民性十論》中譯本所做的導讀（略有改動），翻譯此書的直接動機，緣於在檢證魯迅思考「國民性」問題時所閱文獻過程中的一個偶然發現：芳賀矢一著《國民性十論》不僅是魯迅的目睹書，更是周作人的目睹書，於是，「《國民性十論》與周氏兄弟」便作為一個問題浮出。對其檢證的結論之一，便是作為一個譯本，該書至少有助於解讀與周氏兄弟相關，卻因年代久遠和異域（中國和日本）相隔而至今懸而未決的若干問題。這是我們為商務印書館「日本學術文庫」提供這一中譯本的緣由所在。
相信讀者在閱讀中還會有更多的發現和新的解讀。通過調查和翻譯，檢證並確認兩者關係的存在，不論對周氏兄弟的研究來說，還是對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來說，都是一個發現，因為截止到2012年1月筆者發表《明治時代的「食人」言說與魯迅的〈狂人日記〉》（《文學評論》同年1期）為止，「芳賀矢一」和「《國民性十論》」作為兩個固有名詞還幾乎不為上述研究界所知，更不要說引起注意。論文發表後，引發了各種不同意見，如果把反對的意見做一個歸納，那麼大致都指向一點，即否定《國民性十論》與周氏兄弟存在關係。對此值得反思的是論文本身恐有言不達意之處，或許應做出更充分的論證才好，從這個意義上講，本篇導讀乃至整個中譯本便都是不可或缺的補充了。這樣，此後的反對意見才或許可信，因為至少不會再像現在這樣，連原書都沒看，更不自己動手去找證或反證的資料，就能斷言「事實上，沒有證據能夠證明」……「存在哪怕是絲毫的關係」，或「不能成立」之類。
[1] 株式会社冨山房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会社概要。参見該公司網站：www.fuzambo-intl.com/?main_page=companyinfo.
[2] 參見李冬木：《澀江保譯〈支那人氣質〉與魯迅（上）——魯迅與日本書之一》，『関西外国語大學研究論集》第六十七號，1998，第271頁。
[4] 參見生松敬三『「日本人論」解題』，富山房（冨山房）百科文庫，1977年。
[6] 参見《明六雜誌》第三十號所载中村正直《改造人民之性質說》（「人民ノ性質ヲ改造スル說」）。明治十二年（1879）出版的『英華和譯詞典』（『英華和訳辞典』，ロプシャイト原作、敬宇中村正直校正，津田仙、柳澤信大、大井鎌吉著）即以「人民之性質」（「ジンミンノセイシツ，jin-min no seishitsu」即「人民ノ性質」）來注釋英文Nationality（國民性）了。
[7]參見『明六雜誌』第三十二號所載西周「國民風氣論」（国民気風論）。其原標題「国民気風」旁邊標註日語片假名「ナシオナルケレクトル」，即英文National Character（國民氣質、國民性）之音讀。
[8]参見志賀重昂：《告白〈日本人〉所懷抱之旨義》（「『日本人』が懐抱する処の旨義を告白す』，『日本人』第二號，明治二十一年（1888）四月十八日。[9]参見高山樗牛：《贊日本主義》（「日本主義を賛す」），『太陽』三卷十三號，明治三十七年（1897）六月二十日。
[11]「国民性と文学」，本文參閱底本为『明治文學全集．46．新島襄．植村正久．清沢満之．綱島梁川集』武田清子、吉田久一編，筑摩書房，1977年10月。
[19] 小野田翠雨：《現代名士演說風範——速記者所見》（『現代名士の演說振り——速記者の見たる』），『明治文學全集』九十六卷，筑摩書房，昭和四十二年（1967），366－367頁。
[31] 趙京華：「周作人と日本文化」，一橋大學大學院社會學（一橋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博士論文，論文審查員：木山英雄、落合一泰、菊田正信、田崎宣義。1997。筆者所見該論文得自趙京華先生本人。
[35] 《芳賀矢一博士的西服治裝費從〈國民性十論〉的稿費裡扣除——東京特色西服店》（「芳賀矢一博士の洋服代「国民性十論」原稿料から差し引く ユニークな店／東京」）『読売新聞』1908年6月11日。
[8]参見志賀重昂：《告白〈日本人〉所懷抱之旨義》（「『日本人』が懐抱する処の旨義を告白す』，『日本人』第二號，明治二十一年（1888）四月十八日。[9]参見高山樗牛：《贊日本主義》（「日本主義を賛す」），『太陽』三卷十三號，明治三十七年（1897）六月二十日。
[10] 黃禍論（德文：Gelbe Gefahr；英文Yellow Peril），又叫作「黃人禍說」，係指19世紀後半葉到20世紀上半葉出現在歐州、北美、澳大利亞待白人國家的黃種人威脅論。是一種人種歧視的理端，其針對的主要對象是中國人和日本人。黃色人種威脅白〔色〕人種的論調，突出地呈現於從甲午戰爭，經義和團事件，再到日俄戰爭的十年間，此後又延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其主要言論人物是德國皇帝威廉二世。
[12]李冬木：《「國民性」一詞在中國》，佛教大學（佛教大学）『文學部論集』第九十一號，2007年；《「國民性」一詞在日本》，佛教大學『文學部論集』第九十二號，2008年。二文在國內同時轉載於《山東師範大學學報》，2013年四期。
[13]參見久松潛一編：「芳賀矢一年譜」，收入『明治文學全集』四十四卷，筑摩書房，昭和四十三年（1978）。
[14]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語，參見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
[15] 胡適語，參見《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新青年》四卷四號，1918年4月。
[16] 久松潛一：『解題 芳賀矢一』，『明治文學全集』四十四卷，筑摩書房，昭和四十三年（1978），428頁。
[17] 『芳賀矢一遺著』二卷，富山房，1928年。
[18] 芳賀矢一選集編集委員會編：『芳賀矢一選集』，國學院大學（国学院大学），東京，1982年至1992年。第一卷『国學編』、第二卷『国文学史編』、第三卷『国文学篇』、第四卷『国語．国文典編』、第五卷『日本漢文学史編』、第六卷『国民性．国民文化編』、第七卷『雑編．資料編』。
[20]船曳建夫『「日本人論」再考』，講談社，2010年。具體請參照該書第二章，50－80頁。但作者完全「屏蔽」了同一時期更具代表性《國民性十論》，在書中乾脆提都沒提。
[21] 《代表的日本人》原題Japan
and The Japanese，明治二十七年（1894）由日本民友社出版，明治四十一年（1908）再從前書選出部分章節，改題為Representative Men of Japan，由日本覺醒社書店出版，而鈴木俊郎的日譯本很久以後的昭和二十三年（1948）才由岩波書店出版；《武士道》（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1900年在美國費城出版（許多研究者將出版年寫作「1899年」，不確），明治四十一年（1908）才有丁未出版社出版的櫻井鷗村的日譯本；《茶之書》（The Book of Tea）1906年在美國紐約出版，昭和四年（1929）才有岩波書店出版的岡村博的日譯本。
[22] 參見本書序言。
[23] 參見本書結語。
[24] 參見『明六雑誌語彙総索引』，高野繁男、日向敏彥監修、編集，大空社，1998年。
[25] 「支那不可辱論」，『明六雜誌』第三十五號，明治八年（1875）四月。
[26] 三宅雪嶺：『真善美日本人』，載生松敬三編『日本人論』，富山房，昭和五十二年（1977），17頁。該書初版為明治二十四年（1891）政教社版。
[27] 同上，34頁。「日本人的任務」為第二章標題。
[28] 語見明治十八年（1885）三月十六日『時事新報』社說「脫亜論」，一般認為該社論出自福澤諭吉之手。事實上，在此之前「脫亞」作為一種思想，福澤諭吉早就表述過，在《勸學篇》和《文明論概略》中都可清楚地看到，主要是指擺脫儒教思想的束縛。
[29] 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年譜》四卷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30] 張菊香、張鐵榮編著：《周作人年譜（1885—1967）》，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32] 《國民性十論》廣告詞，『東京朝日新聞』日刊，明治四十年（1907）十二月二十二日。
[33] 本稿所依據底本為明治四十四年（1911）九月十五日發行第八版。
[34] 《朝日新聞》延續到昭和十年（1935）一月三日；《讀賣新聞》延續到同年一月一日。
[36] 参見北岡正子：『鲁迅救亡の夢のゆくえ——惡魔派詩人論から「狂人日記」まで』「第一章〈文芸運動〉をたすけたドイツ語——独逸語專修学校での学習」，関西大学出版部，2006年3月20日。關於芳賀矢一任「國語」兼課教員，請參看該書第29頁，注（30）。
[46] 南博：『日本人論——明治から今日まで』，46頁。
[37] 《周作人日記（影印本）》（上），鄭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418頁。
[38] 同上，501－502頁。
[39] 同上，580頁。
[40] 同上，740－741頁。
[41] 張菊香、張鐵榮編著：《周作人年譜（1885－1967）》，121頁。
[42] 周作人：《〈過去的工作〉跋》（1945），載鍾叔河編《知堂序跋》，長沙：嶽麓書社，1987年，176頁。
[43] 張菊香、張鐵榮編著：《周作人年譜（1885－1967）》，131頁。
[44] 李冬木：《魯迅與日本書》，《讀書》2011年第九期，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45] 《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魯迅全集》第3卷，第333頁。
[47] 李冬木：《魯迅與日本書》。
[48] 在《元元唱和集》（《中國文藝》三卷二期，1940年10月）中有言「據芳賀矢一《日本漢文學史》」。《日本漢文學史》非單行本，收入《芳賀矢一遺著》，1928年由富山房出版。
[49] 參見周作人：《親日派》（1920），載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7．日本管窺》，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619－621頁。《日本管窺之三》（1936），出處同前，37－46頁。
[50] 周作人：《〈過去的工作〉跋》（1945），載鍾叔河編：《知堂序跋》，176頁。
[51] 載《語絲》第九期。
[52] 載《語絲》第六十七期。
[53] 〔日〕安萬侶著、周啟明譯：《古事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
[54] 周作人譯：《狂言十番》，北京：北新書局，1926年。
[55] 周啟明譯：《日本狂言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年。
[56] 周啟明：《〈日本狂言選〉後記》，載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7．日本管窺》，365頁。
[57] 周作人著，止庵校訂：《知堂回想錄》（上），「八七 學日本語續」，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274頁。
[58] 同上。
[59] 周作人：《遊日本雜感》，《新青年》6卷6號，1919年11月刊。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7．日本管窺》，7頁。
[60] 知堂：《日本管窺》，《國文週報》十二卷十八期，1935年5月，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7．日本管窺》，26頁。
[61] 原載《國文週報》十四卷二十五期，1937年6月，署名知堂，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7．日本管窺》，56頁。
[62] 周作人：《〈過去的工作〉跋》（1945），鍾叔河編：《知堂序跋》，176頁。
[63] 這是就目前容易看到的兩種「全集」而言，即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1981年十六卷本和2005年十八卷本《魯迅全集》，這兩種全集都未收錄佔魯迅畢生工作量一半的翻譯著作。
[64] 魯迅：《〈觀照享樂的生活〉譯者附記》，收《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十卷，277頁。
[65] 《出了象牙之塔》，原題『象牙の塔と出て』，永福書店，大正九年（1920），係廚川白村的文藝評論集，魯迅在1924年至1925年之交譯成中文，並將其中的大部分陸續發表於《京報副刊》、《民眾文藝週刊》等期刊上。1925年12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單行本，列為「未名叢刊」之一。
[66] 〔日〕廚川白村著、魯迅譯：《出了象牙之塔》，載王世家、止庵編：《魯迅著譯編年全集》卷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86頁。
[67] 參見本書附錄所列相關評論和論文。
[68] 參見李冬木：《魯迅與日本書》，以及李冬木關於《支那人氣質》和「丘淺次郎」研究的相關論文。
[69] 參見《吃人與禮教》，《新青年》六卷六號，1919年1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