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七年一月六日上午，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主辦的「北大文研論壇」第十八期「師說，我與宋史」在北大靜園二院208會議室舉行。此次活動由歷史學系趙冬梅教授主持，哈佛大學副教務長、文研院特邀訪問教授包弼德（Peter
K. Bol），華盛頓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包偉民，北大文研院院長、歷史學系教授鄧小南結合自身研究經歷，就怎樣讀書、怎樣寫論文等問題為學生們答疑解惑。
我為什麼研究宋史
趙冬梅：各位老師最初為何選擇宋史作為研究領域，又為何留在這個領域？四位元老師都可以說將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了宋史研究，宋史究竟有何魅力長久地吸引了各位？
伊佩霞：我一開始並不是做宋史的，我博士論文的題目是從漢到唐的中國貴族家庭，做的是博陵崔氏的個案研究。但是一九七八到一九七九年的時候，我決定轉向宋史研究，因為我決定繼續研究中國歷史上的家族。宋史研究的資料比唐史研究豐富很多，宋朝出版物、筆記的數量能讓我繼續研究這個題目。而我留在宋史研究領域是因為我對宋朝的印象非常好。我喜歡宋代的藝術、喜歡士人作為社會主導階級的理念、喜歡宋朝的城市生活。當時謝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有英文版，對宋朝的城市生活有濃墨重彩的描述。宋朝有一種文明的理念，用文明抵抗軍事。而我們那一代人都反戰。宋朝也是一個避免戰爭的時代。
包弼德：我本來也不是學習宋史的。我研究中國歷史是因為對當代中國有興趣。我生長在一個左派家庭，家人的政治觀比較接近社會主義。在家庭的影響下，我年少的時候覺得應該要多學習一點關於中國的知識，因為中國有社會主義。一九六六年，我入萊頓大學，正好是「文革」開始的時候。不到一年我就開始檢討，覺得當時中國的狀況更有需要反思的地方。可是我一直以來都對歷史感興趣，當時萊頓大學的一位教授開了一門研討課，那是我們專案模仿美國的模式第一次開研討課。研討課的主題是南宋的杭州，講到《夢粱錄》。當時我發現我其實根本就不瞭解中國的歷史，看《夢粱錄》發現書中展現的是已經非常具有現代性特徵的中國。後來，我就比較能接受中國的近代是從宋朝開始的看法了。唐宋變遷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根本性的變遷，對歷史學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課題，因此，我就開始學習宋朝歷史了。但是我的研究領域不僅限於宋史，而是從八世紀到十六世紀初的中國社會文化史、思想史。
包偉民：研究宋史對我來說是「被選擇」的過程。我到現在為止一直都認為，假如有第二個選擇，我不會選擇歷史。我更感興趣的其實是工程學。我今天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說我自己的興趣。一九七七年十月恢復高考，那時我初中畢業五年，絕不可能在參加高考的時候考理科，因為我上中學的時候沒有化學和物理課，而且作為一個初中生在教室裡上課應該也不超過一年。當時我們參加學工、學農、挖防空洞、野營、拉練等各種各樣的活動，沒有正正經經上課。這是第一個「被選擇」的過程：我不能選理工科，只能選文科。當時文科只有三個專業可以選：政治、中文和歷史。我作為一個經歷過「文革」的人，不喜歡政治。我也不喜歡中文，因為我覺得中文系就是寫小說，我也不看小說。剩下只有歷史了。後來考研究生，杭州大學歷史系的外國史老師研究的是法國史。我不喜歡法國史，所以就選了中國史。我也不喜歡近代史。於是只剩下古代史可以選擇，而古代史唯一的老師是教宋史的，所以我選了宋史。
當然我後來留在宋史研究領域，還是有一點主觀能動性在裡面。其實還真有一段時間我想離開宋史。九十年代後期，我有段時間轉向了江南地區的地域研究，那個時候我一天到晚在小鎮走，江浙一帶農村的小鎮還沒有商業化，非常寧靜祥和，我覺得非常愉快。還有一個很大的推動力是：我們研究古代史的如果對一個話題感興趣，要看很多書，但真正落實到這個題目又會發現材料永遠不夠。相比較而言，我曾經從事過的民國歷史研究材料實在太多，需要判斷好幾十條材料裡面哪一條值得引用。我會覺得被埋在近現代的材料裡了，我不是太理得清哪些是核心的、重要的，就是鄧老師常說的「牽動性」的材料。而我對宋史相對熟悉一些，因而宋史對我而言更有吸引力，這樣我就回到宋史。
鄧小南：我跟包偉民老師有些地方是類似的，有被動的一面。很多人可能想，我學宋史是順理成章的，因為我父親做宋史，所以我自然做宋史。其實沒有那麼簡單。如果沒有「文革」，我自己當年作為一個初中生的理想是做一個文學家。我上初三時，北大附中語文組的沈禮棻老師指導我寫一篇文章，叫《中學生怎樣寫作文》，準備登在當年的《中學生》雜誌上。這對我是很大的鼓舞，讓我覺得將來可以嘗試寫文學作品，當作家。「文革」期間，上山下鄉，逐漸感覺自己的浪漫色彩不夠，所以放棄了這個目標。
我和包偉民老師一樣，考大學的時候選擇範圍很有限。我沒有參加七七年的高考，因為當時我父親說，如果初中生能考上大學，這還叫大學嗎？我覺得說得很對，所以七七年我就沒報。我在北大荒十年，其間當過小學老師，後來我發現，我在那個偏遠的農村小學教的學生，有的考上了重點大學。學生寫信來報喜，同時也問老師為什麼不考大學。在環境氛圍鼓舞下，七八年就參加了高考。當時就想找一個離政治遠一點的專業，所以就選擇了歷史。那時候北大文史學系招生分數最高，法律系、經濟系取分比較低。吳志攀校長曾經半開玩笑說，北大歷史系在他們天津只招一個學生，他當時也報歷史系，但被成績更高的榮新江老師擠下來了，就「只好去學法律」。
上了大學以後，我跟包偉民老師有一點不同，我從來沒上過宋史課程，因為當時沒有老師教宋史。我自己關於宋史的初步知識，是從張廣達老師的通史課《中國古代史》裡學到的。我們大二時，王永興老師和張廣達老師開了《敦煌學研究》，我們跟著這兩位先生真正進了歷史學的門。那時候星期六排半天的課，所有的星期六下午，王永興老師和張廣達老師會帶著選課的學生讀《舊唐書·職官志》和《新唐書·百官志》，我對職官制度多少有些瞭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當時選修課少，選擇餘地小，我們班四十一個人大概有十多位選這門課。到準備考研究生的時候，就碰到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大家都去考隋唐史，班裡的同學肯定會自己擠自己。於是我決定報考當時很少人報的宋史，然後就一直在宋史這個方向裡。
其實並不是事先認為宋史有多大一片天地，但是進來以後發現，宋史的好處是空間比較大。所謂「空間比較大」，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從近代以來，先秦秦漢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都有新材料出現，也都有非常扎實的研究；宋史研究跟這些朝代的研究相比，不很成體系，深度也不夠，所以研究的空間很大。現在說「宋代歷史的再認識」，其實就是說這個領域的研究有些方面沒有那麼成熟，一些成說定論也還值得斟酌，再認識的空間相對開闊。另一方面，也是指材料的開拓、利用這些方面空間比較大。如果跟先秦史、魏晉南北朝史或者隋唐史研究者的研究方式比一比，就能看出，我們對材料的敏感度、利用開掘程度都遠遠不如那些學者。這就留給後人比較大的馳騁涵泳的空間。這幾個方面是影響我、讓我在宋史這個圈子裡繼續走下去的重要原因。
學宋史，從哪本書開始讀
趙冬梅：剛才包老師、鄧老師都提到了材料的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宋史研究的材料和材料解讀。我讀大學的時候，鄧老師在我那一屆第一次教宋史專題，那時候鄧老師跟我們說，宋史研究史料的量是最合適的，不多不少。理想的狀態是，如果你正常用功，一輩子足以窮盡。這是我們當年被誘導進入這一領域的重要原因。現在我也這樣勸誘我的學生。
隨著各種資料庫的建設，如今史料變得相對容易得到。歷史學中比拼的功夫有一個就是誰能夠獲得並使用更多的材料，用別人沒用過的材料。但時代的進步對史學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站在現在這個時代，我想問，如果你打算將有限的生命投入無限的宋史研究中，以個體生命的長度來制定你的學習計畫，各位老師會給青年學生什麼樣的建議？從什麼書開始讀起，怎樣讀？
包弼德：我來講一個故事。十幾年前，我請王曾瑜先生來給我哈佛博士班的學生介紹一下中國大陸學術界的重要研究課題。他來了以後卻決定臨時把題目換成關於宋史研究的基本訓練。他建議學生先從《資治通鑒》讀起，然後過渡到《〈資治通鑒〉長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舊唐書》《新唐書》《五代史》等等。我的學生聽了以後很納悶，如果研究歷史就是一本一本地讀史料的話，我們還何必寫歷史呢？覺得這不是一個研究歷史的方法。
我同意宋史研究材料「不多不少」這個看法，我研究生的時候就決定把所有宋朝的著作都看一遍，結果我是看過了，但沒讀過。比如宋朝的文集我都看過一遍，但那只是快看，不是真正的讀。外國學生讀中文書很慢，很難在一生裡把宋朝的東西都看完。但我想（要研究的話）還是有兩個步驟。第一步，你要考慮自己的領域是什麼。如果你研究社會史，那麼和研究思想史的人看的東西是不一樣的。你要問自己，宋朝的資料中哪一個在當時最有影響力？為什麼？這可以說是一個初步的研究題目。第二步，看現代學者的著作，哪一部有影響力，為什麼它在現代的學術界裡會有影響力。如果你研究思想史，那麼《朱子語類》和《近思錄》一定要看，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程頤、程顥、陸九淵、楊萬里等等也一定要看。
伊佩霞：我同意包弼德教授的看法。美國的宋史研究訓練不要求研究生在展開工作前先通讀《長編》等基本典籍。我們認為，學生對材料的掌握就是在做研究時同步完成的。做完博士論文以後，學生們開始進入大量各式各樣的史料，然後開始慢慢有了研究的感覺。
要說今天學宋史的學生應該讀什麼，如果是以中文為母語，從《夷堅志》開始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當然非母語的學生也可以讀。
我認為所有研究宋史的人都應該讀《宋會要》，瞭解當時的典章制度。墓誌銘也應該是每個人都下功夫去讀的。然後讀地方誌。即便不研究思想史，《朱子語類》涉及許多論題，也值得一讀。最好至少通讀一部文集，理解其中涉及的各種不同話題。我建議研究生選擇一個感興趣的題目，在此前提下窮盡所有材料，仔細檢視每一條材料，比對一手材料和學者對此所作研究之間的聯繫。一手材料裡總是有更多蛛絲馬跡可尋。研究生做博士論文不能忘記自己研究這個題目的初衷，你做研究總是為了要發現一些東西。
包偉民：我們讀書的時候我的碩士老師包括博士老師要求我們讀《長編》，他不建議我們讀《會要》，一般南宋肯定是《要錄》。在老先生眼裡，如果這種書你們都不能讀，那還讀什麼研究生呢，捲舖蓋就是了。但是，老先生們讀書的起點和我們讀書的起點、和在座同學讀書的起點都不同。我在北大大考時，鄧廣銘先生跟我說，你別怕，我們就考一本書，《資治通鑒》。
我在浙大時，曾讓有個研究生先讀《宋史紀事本末》。這不是一本資料書，但我認為，當他對整個宋代沒有任何概念的時候，這本書是入門書，可能有幫助。我思考的第一個起點是，對不同年代的學生，解決的辦法可能不一樣。我希望我現在的研究生每一類的書，文集、方志或筆記，挑一種，卷帙不要太大，認真讀。我的出發點是，儘管宋代書那麼多，但各個不同類別的書各有特點，挑一種有代表性的認真讀，就瞭解了這一類書所記載文本的大致特點。這樣，當你在這個領域內需要大量引用那類書的時候，可能就有幫助；同時這也能幫助你建立對整個宋代文獻各個不同文本之間特點的比較。
我不希望現在的年輕學生們先去讀《長編》，因為對現在腦子裡只有手機、電腦，對歷史文本特別生疏的學生來說，像編年體這類沒有故事性、很片段的資料，他們建立不起前後聯繫。所以可能不是很好的入門書。
這個話題也牽涉到資料庫。我現在經常用資料庫，覺得非常好。首先，我知道哪個問題用哪個詞彙進行檢索，但是如果關鍵字沒辦法把那條材料抓出來，那麼資料庫對你也説明不大。其次，你將一段文本從整個文本體系中拉出，能夠感覺背後整個文本背景，當然這需要你用以往的積累去彌補。在檢索出每一條材料後，都找到原文通篇讀一下，會更好。另外檢索也有副作用。過去參加很多研究生答辯，我們大約能讀得出「檢索體」，就是這條資料肯定不是學生自己讀出來的，而是資料庫找出來的；覺得出來，這條材料與論文裡引用的其他文本間存在距離。因此，腦中對不同文本的特點要有概念，才能發揮資料庫的長處，避免其弱點。
關於從哪本書開始讀的問題。我還想提到的一點是，如今文本也是需要解構的物件。如果給你二零一六年的《北京日報》，讓你研究二零一六年的北京，你大概能做，因為你生活在北京，每條材料背後的把戲你大約能讀得出來。但是如果是西元一千年，給你一年宋代的邸報，讓你去解讀宋代，那就有很多隔閡了，因為你不生活在那個年代，讀出邸報背後的資訊很困難。
如何形成透過文字來閱讀的能力應該說是現在最大的挑戰。我最近利用地方誌比較多，會思考地方誌的很多記載。例如，大家都知道宋代的鄉里制度，到了宋代以後，唐代的制度已經給替換掉了，鄉和里已經不是同一個東西了；但一直到南宋，甚至到元代，地方誌上所記載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仍然是某某鄉、某某里，當時的都、堡，大部分都沒有記載。以往的前輩回避了這個問題：為什麼到南宋都堡制、鄉都制是主流的時候，地方誌還是用鄉里制進行記載？這就要問當時地方誌的編纂者是怎麼想的，為什麼這樣記，而不是那樣記。如果學生對每一類文獻都挑選一部代表性的來精讀，而且能提出一兩點問題，那麼對這一類文獻的掌握就相對深入了。
鄧小南：國內的訓練背景與海外的訓練背景是很不一樣的，這一點大家要有非常清醒的認識。沒有一個唯一的「好」方式。只是在特定的環境下，針對特定的學生，可能某一種方式是比較合理的。所以大家要根據自己所處的不同環境、需要，做出不同的安排。
另外，我們在閱讀、訓練、選擇的過程裡，也有精讀和泛讀的區別。兩者在材料的集中程度和閱讀方式上有很大區別。我們研究中也有類似問題，即是「從點到面」還是「從面到點」，兩種方式各有優勢。泛讀先有面上的感覺和體悟，當你逼近到某一點時，會找得比較準確，不容易偏移。然而，像包偉民老師講的，如果這個學生沒有什麼接觸宋代材料的背景，他現在又希望比較快捷地進入研究領域，那也許從點上開始比較容易。這時候要特別小心，這個點必須是一個能擴張的「點」，而且是各種史料相對成「組」的點。也就是說，如果你研究《夷堅志》裡的某一條材料，你不能光看這一條材料，你要把它和它周邊的背景材料聯繫起來，變成一個材料組。一個組合籠罩在一個「點」上，這個點才會做得比較確切。所以，我們不管從哪一種方式入手，都要知道入手方式的利弊，要選擇相對合理的路徑。
我以前上《宋遼金史》的課，對本科生，我也是讓他們讀《宋史紀事本末》，讓研究生讀《長編》。我父親作導師，也是這麼教我們的。但是現在我也和包偉民老師有共同的反思，實際上研究生階段選擇學宋史的學生，不見得將來是要做宋史的，他可能是以宋史作為一個平臺或者作為選擇的一個出發點，來試一試他的各方面能力，培育他的多方面基本素質。如果我們看到這類求學目標，把培養方向放在這裡，確實不必上來就讀《長編》，也許接觸各種不同類型的材料，讓學生打下比較廣泛的基礎，是更合理的。
所以我想說，國內和國外培養學生的方式、閱讀的選擇很不一樣；就學生個人而言，準備一輩子做宋史，還是來摸摸學術路徑的可能性，或者來培養多方面的基本能力，選擇也是很不一樣的。老師們的培養方式也不一樣，像我父親他們會說要讀《長編》，但漆俠先生是領他的學生讀《文獻通考》，也有老師主張讀《宋史》，黃寬重老師從讀文集開始。所以我覺得沒有哪一個是唯一合理的選擇，但你不管選擇從哪裡入手，你應該知道，你這種入手方式特有的好處和不足在什麼地方。
另外，我還想說到的一點是，一九八七至八八年我在美國，每週去參加兩次郝若貝（Robert Hartwell）教授的讀書會，當時給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就是他非常注重社會科學的著作。在他的課堂上，會讀諾思（Douglass North）講制度經濟學的東西，會和研究法國中世紀的教授聯合開課，一個人講中國的中世紀，一個人講法國的中世紀，而且他那個時候已經開始做他的電子資料庫。他對我的提醒是，要注意社會科學對人文、歷史學科的刺激。不論你是學宋史還是其他學科，尤其在國內讀博士的同學，要特別有這樣的意識。在西方的大學裡，博士生可能要選擇兩個到四個方面作為重點學習的領域（fields），這是一種教育體制內的要求，但是國內大學沒有這樣的要求，所以更要靠大家有意識地往這些方面努力，爭取有所補充。
年輕學者如何選擇論文題目
趙冬梅：就博士論文的題目來說，每個人的選擇肯定有各種各樣的偶然性，但是這裡面應該也有共通的東西。那麼各位老師認為，怎樣的題目才是有價值的題目？
伊佩霞：我認為選題很難。至少在美國人們壓力很大，要儘早確定選題，寫一份出色的開題報告並進行答辯。要是貿然進入，很可能就會在這個題目上膠著十年。理想情況下，我認為可以通過比較閱讀獲取靈感。如果你研究宋史，可以多讀一些明清的材料，尤其是一些二手資料。很多情況下，在前朝或後朝的某些領域，已經有學者做了有意義且深入的研究，但是宋史領域還沒有做過。所以這可能是一個有趣的著手點。
我認為也要和中國以外的地區比較。我們會要求學生選擇一個中國以外的研究領域，學生們通常會選擇歐洲歷史。你也可以觀察歐洲史研究者的研究方法，或許可以將他們研究宗教和城市的方式運用於中國史的研究。藝術史領域最好等你閱讀了足夠的一手文獻，知道這到底是否可行以後才去做研究。我看到很多人開題報告寫得很好，但是沒辦法開展研究，因為材料太少了。在我工作的華盛頓大學，系主任想讓學生的博士論文快速過審，學院想讓候選人更快地過審，所以你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對抗這一系統，最終選一個好題目。
包弼德：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按照你自己的興趣去選題目。很多題目或領域不一定是按照朝代發展的。比如，所謂的宋明理學不是從宋朝初年開始的，而是在熙寧年間、元祐年間開始發展，到元朝、在蒙古人的領導之下才真正建立的。所以朝代固然有用，但是從社會、經濟、文化的立場上來講，我們也有別的視角。
如果你對某一個特定的領域感興趣，例如家族的發展，思想的轉換，或者價值觀的變遷，那麼你需要考慮，在這個領域之內，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什麼問題是重要的。有的學生有很有意思的話題，可是和當時的歷史情景根本沒有關係。或者，有些話題在今天的學術界很重要，但在當時並沒有什麼材料支撐。一個真正重要的話題，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就應當是重要的，材料也肯定足夠。
可是，上面我提到的所謂領域和話題還不能算是一個研究題目。研究題目是什麼呢？如果當時某個現象是重要的，那我們需要去解釋那個現象為什麼會變得重要。為什麼本來一個不太重要的趨勢會變成非常主流、非常重要的現象。然後你要瞭解這些現象在當代的學術界是如何被解釋的，如果現有的解釋已經充足、有說服力，那這個現象也許你就不必再研究，如果現有的解釋不能說服你，那你再動手研究。
我本來研究宋史是出於對制度史的興趣，我比較常用地方誌、《宋會要》這樣的材料。可是後來開始念四書五經，我的興趣就變成了思想史。在唐宋變遷之際，在思想史方面最重要的現象就是道學的興起，同時，在社會史方面也發生了從唐代的士家大族到宋代的士人社會的變遷。我認為這兩個現象應該有關聯：社會變遷就是精英的變遷，也有思想的變遷。怎麼去解釋宋明理學、道學變成了主流思想呢？我對當時已有的解釋並不滿意，所以就有了我的博士論文。
我博士論文的題目是關於蘇軾和蘇門四學士的。他們覺得他們所投入的文學是當時思想文化的主流，其實，他們並不知道自己其實只是支流而已。我讀《宋元學案》，發現蘇軾和王安石是最後幾卷，這意味著他們根本不能說是中國思想發展的主流，可是當時他們認為自己是主流。他們為什麼會這樣認為？我當時覺得這是值得研究的。
伊佩霞：我想補充一點，中國和外國的研究者在選題上很不同，是因為（對我們來說）讓人對你的題目感興趣很重要。我認為，如果要一直保持你的研究興趣，就必須想像有一個和你趣味相投的讀者群。比如你可以想像一下有多少人對宋代的思想史感興趣，會讀你的作品。一般來說你研究的歷史時段越早，找到很多讀者的概率會越小。做清史肯定比做宋史得到的讀者多。到底是研究前人沒有開墾過的領域，還是做別人做過的題目從而可以與同行對話和交流，這兩者之間有一個平衡的。
包弼德：我也要補充一點。伊佩霞教授講得很對，我們知道她本來是做唐史的，後來變成宋史。我們的解釋是因為研究宋史的人比研究唐史的人聰明——至少是更多。（笑）但我不完全同意說選擇的題目必須一定得有人感興趣。我開始做博士論文的時候，想從思想史的角度研究蘇軾和他的弟子，我還記得我第一個老師非常反對，他說，文學和歷史沒什麼關係，他們並不重要。我說，可是當時的人都說文學很重要。我問老師，你怎麼知道他們不重要。他說，我是中國人，所以我知道。有時候你要反對你的老師。後來我也不知道他有沒有接受我的看法，大概一直都沒接受吧。
包偉民：在中國現在的學術生態面前，即便讀了博士，還是有大量的博士去做了公務員，去做了其他工作。因為學術領域顯然不是一個輕鬆的就業市場。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考慮可能會更複雜一點。
所以我有時會特別功利主義，博士論文體量大，如果選錯了，回頭過來另選一個那就要命，恐怕沒有讓你推倒重來另選一個的餘地。現實地考慮，首先得有足夠東西寫，也就是史學敘述的量得占比較大，可能只有很小一部分體現你的思想。
要有敘述的內容，得有相應資料的支援。但更為難的是，究竟什麼是問題？鄧老師老說要有「問題意識」，也就是要找有牽動性、聯繫到的社會現象比較廣泛深刻的問題。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我們的看法是不一樣的。如果現在有人寫一篇宋代農民戰爭的博士論文，感興趣的人不會太多。所以我非常同意剛才兩位老師說的，你得想一想，你挑的這個問題有沒有人感興趣。
所以我不太贊成同學做沒人做過的題目，因為沒人做過其實也就說明沒人感興趣。現在不可能再有沒人做過的好題目留在那裡。今天大家感興趣、聽眾比較多的恐怕多半是老題目。我想我們的本事就應該在如何把舊題目做出新的味道。
我舉我自己的例子，我做城市史，當時非常猶豫，這是一個老題目，但我很有興趣。唐宋城市史的起點文獻是加藤繁《宋代都市的發展》這篇文章。我想我如果不能在這篇文獻中找出可以深入的餘地來，就放棄這個題目。於是我把加藤繁文章中的每一條材料都對著原書讀，對了以後我慢慢有了信心——像加藤繁這樣的大學者也不可能把一個題目做完，更何況那時候的研究條件不如我們。所以大家應該有信心。
鄧小南：論文選題確實比較困難。田余慶先生曾經說，一個做歷史的人如果找不到題目，那就是一個致命傷。到底該怎麼選題，我認為，首先從閱讀中來。包括閱讀加藤繁這樣的大師的一些著作；也包括閱讀史料。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來源，是從比較裡來，很多想法是從比較中產生思考，進而「啟動」的。就是伊佩霞教授剛才說的，這個時代和其他的、前後時代相比較，有什麼特殊的地方。我們經常看到，某些時期會集中、大量地出現過去很少見到的話語表述，出現一些特別的處理問題方式，這些可能就是值得琢磨處，可能就是選題的方向。
我們說到選題，首先是一個方向，然後才是一個題目。方向的確定很重要。比方說，我們都學過隋唐史，通史課程都是從唐講到宋的，那麼宋到底跟唐有什麼繼承性，有什麼不一樣？像包弼德老師關注的是從思想上有什麼異同，伊佩霞老師關注社會生活方面有什麼異同，我關注從政治史方面有什麼異同。我們讀陳寅恪先生的著作都會注意到，他說唐代中後期河朔地區的胡化是個嚴重問題；那麼為什麼到宋代「胡化」就沒有了呢？河北、山西是五代、宋初政治活動的重要「基地」，胡化現象怎麼淡出甚至被消解了呢？從長時段來看，這顯然是個問題。但很多年裡沒有人討論這些，好像唐代的問題在唐代就結束了，宋代的問題都是另外發生的。實際上這些問題都很重要。
另外，我們的研究都有特定時段，需要選擇一個合適的時間單元。我們研究宋代，不是從西元九六零年開始，任何問題都有它的前因，可能也有其後來的影響，所以你不管研究什麼，都要找到合適的時間單元。比方有些問題，從晚唐、五代到宋初，儘管跨越三朝，但可能從屬於一個時間單元，當時碰到的挑戰差不多，解決應對的思路也是漸進的。類似地，如果研究思想史，可能有另外的時間單元；研究家族史，又有不同的時間單元。所以時間單元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剛才說到「牽動」，什麼是牽動？要靠問題去刺激問題、引領研究，這就是「牽動」。有一些問題，起初是別人提出的，有的他認為已經解決，有的還擱置在那裡。其中有些值得跟進思考。包偉民老師剛才說，大面上的問題我們確實都有所覆蓋，但是有些問題到現在還沒有人去動。之所以注意到這些問題，是由現在的一些研究議題帶動、「啟動」的。
我舉一個例子，我關注宋代的尚書內省其實是受羅禕楠啟發。羅禕楠當年跟葛兆光老師寫碩士論文，我讀他的碩士論文時，注意到他討論元豐期間官僚機制的層級化，官僚機構分別處理不同的事務。論文中有一段說，來自各方面的報告、請示、章奏都送到禁中，然後皇帝將這些事務分類後送到不同的部門處理。當時我問他，你以為皇帝是個收發室？皇帝若是負責分揀材料，每天就不用做別的事了。這一問題當時確實不好回答。可是這個問號一直壓在我的心裡：當時這些材料進入禁中後，誰來做分類、編目、篩查、分發這類事務？追蹤下去，後來就有了寫尚書內省這篇文章。
所以有些問題，需要有敏感，然後去跟蹤。有時候我們自己寫文章，覺得哪個地方可能有疏漏，一時處理不了，可以加一個注釋，容日後再討論；也有時候，我們沒加這個注釋，把一片空白暫時存下來了。但是這些壓著的東西，你心裡得要明白，要知道這就是將來追蹤的一個線頭。線索是靠線頭拉出來的，一些原有的東西會激發新的問題意識。
另外，我會跟學生說，本科論文我覺得選題範圍可以寬泛些，本科時期屬於思想方式和學術議題可以相對自由馳騁的階段，不妨多接觸各類內容。但是進入碩士研究生階段，應該找相對比較實在的題目，例如制度史、社會史、經濟史之類，這樣比較容易鑿實歷史學的基本訓練；換句話說，不宜把選題重點放在「書寫」上。歷史「書寫」確實是很重要的問題，但是你要分辨什麼東西是「書寫」的結果，剝開書寫對於史實的層累式包裹，需要有實在的基礎功力。所以最好首先走穩「實」的這一步，在此基礎上，對話語之類「虛」的東西才能把握得當。
不同時代的不同學術圈，確實有不同的研究興趣。對這些興趣的感悟，需要有所平衡。一方面，我們不能不顧及學術圈當下的學術興趣；另一方面，我覺得某些興趣是靠前沿的研究引領出來的。比如文書的研究，十年以前沒法說誰對它有什麼興趣，但是這些年就很不一樣了。當然這與徐謂禮文書的發現有關係，但在這之前，也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現在社科院歷史所黃正建老師還就此申請了國家重大研究課題。所以我覺得真正扎實而有意義的研究成果，應該會有引領的力量。
還有一點是，我們現在寫論文，大多關心有些現象背後為什麼是這樣，關心why，這當然是很重要的。但不僅如此，我們還應該非常關心how，關心路徑的問題，關心制度、設想如何實現，如何扭曲。比如我做宋代官員的考核，除了研究書面規定之外，還要問朝廷如何知道地方官員有什麼表現，根據什麼原則來決定是懲罰還是表彰？實踐往往與宣稱不同，從初衷到結果，其中有很長一段路，有非常大的演變空隙。將來如果要討論二零一六年的交通狀況，我們肯定不能按政府公佈的交通規則來研究；但這也不等於說這個規則沒有用，如果沒有交通規則，那麼交通狀況肯定更加混亂。究竟起到作用的有哪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怎樣一步步走過來的？橋樑、路徑的問題非常值得關注，這也是選題時值得注意的方面。
社會科學和歷史研究之間的關係
趙冬梅：下面我想問的是社會科學理論和歷史研究之間的關係。其實四位老師都在不同程度上做跨學科研究。包偉民老師的城市史、財政史研究，伊佩霞老師的家族和女性研究，鄧老師也做過女性研究，以及資訊管道研究，其實這些研究本質上都受到社會科學的深刻影響。包弼德老師除了是一個傑出的歷史學家，還是哈佛地理分析中心（CGA）的主任、中國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的領導者。
我們做研究時需要社會科學理論。而社會科學理論，目前為止大部分來自西方經驗，是對西方經驗的總結。哈佛大學裴宜理教授曾經批評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置身於如此廣闊宏大、前所未有的變革中，到目前為止卻尚無突出的創造力。中國過去和現在的經歷與西方確實不同，我們在研究中國歷史時應該如何擺正社會科學理論和歷史研究之間的關係？
包弼德：思想史可以說是距離社會科學理論最遠的。他們三位可以說是社會科學的歷史學者，我不是。最近兩三年，有中國研究生說社會科學理論的思考方式和議題都是西方的產物，同中國沒有什麼關係，我覺得這個觀點不太能接受。比如，經濟學也算社會科學，我們不能說它只是西洋的，跟中國社會沒有什麼關係——司馬遷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講經濟了。
十九世紀時出現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也只是在西歐，法國、英國、德國這三個地方。為什麼是那裡出現社會理論，這本身也是個歷史問題。那麼，社會科學理論的一些基本假設，是不是一定限定於西歐自身歷史、因此對我們思考中國歷史就沒有啟發了呢？我想不一定是。如果因為今天的主流社會科學理論具有歐洲思想史的背景，並因此來斷定說社會科學理論就只對研究西方有效，我覺得這個觀點是值得懷疑的。
伊佩霞：就我個人而言，社會科學是我選擇研究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在芝加哥大學的第一年上了許多必修課。在社會科學課上我們讀馬克思和韋伯。我覺得他們提出的問題非常重要，但主要基於西方的經驗。如果要得到證明，應該有人去研究其他地區的歷史，中國是最大的值得研究的案例，但是當時並沒有什麼人研究中國。我就一直想著這件事。
我想研究貴族，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家族、性別、國家建設、軍隊、戰爭，這些在世界上都是普遍的議題。我還懷有藝術史研究的信念，但我不指望做歐洲藝術史的人對中國藝術史有什麼關注。不過我確實認為我們已經取得了一些進步。我參加一些會議的時候，我成了代表中國的人，帶入更多外部的視角。今天做歷史社會學的人確實覺得納入其他地區的證據會更好。比如，有一種觀點認為，帝國需要更多的官僚制度，比如印度和大英帝國。但是我研究宋史發現，遼比宋更帝國化，但是宋比遼更官僚制度化。所以有時候你得承認，這個理論只在一定範圍內有效，有些情況下就不起作用了。
我認為像國家、戰爭、家族這些話題在世界範圍內有足夠的共性，所以你可以加入中國的證據，並引起人們重視。傑克．古迪（Jack Goody）就很重視中國，並努力瞭解中國。他是人類學家，專注於前現代世界。閱讀他關於財產、識字率等許多不同話題的作品，你可以看到他是如何運用中國的證據的。我覺得從更廣闊的視角去觀察事物與我們研究中國之間有積極的關係。我個人不會致力於新的理論的研究，但是我希望我的讀者能從我這裡獲得一些關於中國的有趣材料，他們也可以運用這些材料，思考那些宏大議題。
包偉民：現在已經沒有人會質疑，歷史學科需要掌握一定的社會科學的知識。我自己的學習過程大約是這樣的：要弄準很多概念。我的博士論文涉及財政領域，我不能完全用宋人財政領域的概念，而要去看現代人財政領域相關的書籍，去讀這個學科的本科教科書，把相關概念弄熟。與其他領域學者的接觸對我們的思考會有幫助。
鄧小南：我特別認同伊佩霞教授說的，我們讀社會科學是為了找一種研究方式，找一條思考的道路；而不是為了追求新鮮的詞語與結論。像古迪的社會人類學，也許我並不做那樣的議題，但是那些研究對我們做社會史、制度史會有啟發。把握社會科學的「真諦」並不容易，我感覺，從一些經典、從研究範例入手去讀社會科學的東西，可能相對比較有效。另外，某種程度上要在「對話」的過程中去讀。有些東西我們一開始會覺得非常生澀，但在一個對話的環境裡，會有逐步深入閱讀境界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