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謄錄〕陳寅恪撰：〈對科學院的答覆〉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王國維死後，學生劉節等請我撰文紀念。當時正值國民黨統一時，立碑時間有年月可查。在當時，清華校長是羅家倫，他是二陳（CC）派去的，眾所週知。我當時是清華研究院導師，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於王國維即如此。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於蒙古史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你都應該如此。我寫王國維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只是笑了一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於羅振玉之恩怨，不關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獨立精神與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賢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並未改易。

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是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怎樣調查，也只是這樣。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至如實際情形，則一動不如一靜，我提出的條件，科學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兩難。我在廣州很安靜，做我的研究工作，無此兩難。去北京則有此兩難。動也有困難。我自己身體不好，患高血壓，太太又病，心臟擴大，昨天還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碑文你帶去給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輓〕王國維詩。碑是否還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來做，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得王國維的學說。那麼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我〔寫〕的碑文已流傳出去，不會湮沒。

（陳寅恪口述，汪籛記錄，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日。副本存中山大學檔案館）

引錄自：陳寅恪著：《陳寅恪集．講義及雜稿》（北京：三聯書店，二零零二年五月），頁四六三至四六五。

〔文章轉貼〕吳念真：〈戀戀風塵〉

我的故事全世界人都知道，其實《戀戀風塵》寫的就是我。我初中畢業到臺北工作，那個叫阿真的女孩子晚我一年到臺北。我們在村莊裡面，父親母親都已經稱彼此為親家了。那個女孩就是你跟她講什麼她都相信你的，很典型的臺灣女孩子，住在山上，不曉得外面，到臺北來工作，就是一心想可以依靠我。

那時候我換了很多工作，什麼都做過，在外面當學徒，連老闆全家的衣服都要洗。我記得有一個雇主，他女兒念的是臺北很爛的一個私立學校，叫“敬修女中”，我還幫她洗制服，一邊洗一邊吐痰在上面，發誓我找女朋友一定不找敬修女中的。

後來我去當兵，她買了一千多個信封，然後寫上她的位址，貼上郵票。那時候一張郵票兩塊錢，一千多張郵票是兩千多塊，她五個月的薪水。

那天晚上我本來要走，後來就陪著她寫。她最後大概很累了，因為第二天還要上班，是在餐飲店工作，賣肉粽湯圓。我就幫她寫。最後她睡著了，我就拿個小棉被幫她蓋起來，寫到第二天起來，我寫完了，就把信封捆好帶去當兵。最後侯孝賢拍了我們一起寫信封，其他的他就刪掉了，因為覺得太煽情了，而且沒有人相信。

我扛著一千多個信封去當兵，去金門要坐船，憲兵檢查說你以為金門沒郵局嗎。我在金門的最後時間裡，她就跟別人結婚了。那時候很生氣，很想回來問為什麼，後來想想，又覺得我之前也沒有承諾說要娶她。營長看我很辛苦，就說好吧，特假。因為在金門當兵是不能回來的，我在島上待兩年了，想讓我放假回去看看。

打包行李的時候，我說我回去要拿刺刀刺死她什麼的亂講一通。勤務兵很緊張，跑去跟營長講，結果我到港口的時候憲兵不讓我登船，說營長取消了你的假。我回來氣得要死。後來想，算了，她既然都成了別人的太太，又能改變什麼呢？可是當時很痛苦，之後開始寫小說，開始投稿。

我妹妹那時候念國中，很可愛，我經常跟她聊天，就講我在臺北那時候，每天晚上去幫阿真收店，然後兩個人就拿著肉粽去北門打秋千，兩人坐在秋千上看最後一班夜車過去了，然後我再回去。就講這些細節給我妹妹聽。

有一天叫她幫我寄個小說投稿，她就把我原來的名字“吳文欽”塗掉，寫了“念真”，就這樣寄出去了，登出來就是這樣。

那時候阿真大概在報紙上輾轉看到這篇文章，她就打電話到我公司來找我。她不敢打電話問她們家裡人，找到我就講東講西，偶爾講到她在報紙上看到我寫的小說，知道是我寫的，她說你不要用那個名字，我看到很難過。

後來我打電話跟報社講，你不要用那個名字了，因為我還有幾篇稿子在那邊。他說大家都知道你叫“念真”了，你再改很麻煩啊。你加“吳”嘛，就是“沒有”啊。就這樣變成“吳念真”了。

完全沒有想到這會造成以後戀愛的困難，沒想到它會變成婚姻的障礙，也沒想到侯孝賢有一天拿來拍電影，而且拍得還不錯。所以搞成這樣真的很煩，拍完後有人到我家訪問時，我太太氣得要死。不過她後來習慣了，結婚後只要有人打電話說“我找念真”，她就說：“等下！”如果有人講“我找文欽”，她就說：“你等一下哦。”

現在再回頭看那一段，真的是青春的滄桑啊。我想每個人如果有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在心裡面記著也不壞，不然白走了這一遭。特別是幾年後又一次開車去加油碰到她，兩個人就在那邊聊天，一切都成為過去，就講自己的家庭怎樣。

她後來命運不是很好，她的先生生意做得不好。她打電話跟我借錢，說她兒子在日本念書沒錢，要我借給她。我說好啊好啊，沒問題啊。她竟然跟我講，我欠你的錢等我退休時用保險金還你。我就用很髒的臺灣話罵她，就像年輕的時候罵她一樣。

後來就是這樣，好幾次幫她渡過難關。有一次我們一起去參加一個婚禮。人家知道我們的事啊，說：怎樣，現在看到阿真，會不會心臟咚咚咚。我說不會啊，我現在看到她心想還好沒和她結婚。

人家問為什麼，你怎麼這樣講。我說我這樣輾轉發現旁邊睡了一隻大象，我會覺得很可怕——她後來變得很胖。因為很熟悉，所以非常親近，可以開這種玩笑。一切都已經成為過去。

我一輩子沒有拉過她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