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日 星期一
〈屠格涅夫《羅亭》摘鈔〉
一個對小人物隨隨便便的人,對大人物卻永遠也不會隨隨便便的。(頁14)
他出生於貧寒的家庭。他的父親幹過各種小差使,可以說目不識丁,因此也就不大過問兒子的教育問題;他給他吃,給他穿,如此而已。他的母親是寵愛他的,但是很早就死了。畢加索夫自己教育自己,先進區立學校,以後又進中學,自學各種語文,法文、德文以至拉丁文,以最優成績在中學畢業,於是進入道爾伯大學,在那幢,他不斷地和貧困搏鬥,終於讀完了三年的課程。畢加索夫的才能是不會超過中等水平的;他極能忍耐和堅持,但是最強有力的還是他的野心,不管命運如何安排,他總想躋於上流人物之列,不甘次人一等。他用功讀書,進道爾伯大學,都是由於這份野心的驅使。貧困令他憤激,把他鍛煉得善於察言觀色而且狡猾。他的言談可以說獨創一格;自從青年時期以來,他就練就了一種會發脾氣、愛找岔子的特別口才。他的思想也不會超過一般的水準;但說起話來卻使他不僅顯得聰穎,甚至顯得十分高明。得了候補博士學位之後,畢加索夫決心致力於博士學位;他知道在另外的道路上他是怎麼也追不上他的同儕們的(這些人,都是他想盡辦法從那些最上層的人們中選出來的,他知道怎樣去迎合他們,甚至不惜阿諛他們,雖則也常滿腹牢騷)。但是,說得明白點,要做學問他實在不夠材料。畢加索雖然勤學,但並非由於熱愛學術,因此事實上懂得的東西極少。在答辯中,他慘敗了,而和他同寢室的同學竟大獲全勝,但這位同學卻正是他經常取笑的,才具極其平常,只是受過根底很好的正規教育而已。這回的失敗使畢加索夫忿怒異常:他把所有書籍和筆記全都付之一炬,就做官去了。(頁15-16)
「的確是有個女人對不起我。」畢加索夫說,「雖然她是個善良的,很善良的女人。」
「她是誰。」
「我的母親,」畢加索夫說,壓低了聲音。
「您的母親?她怎麼得罪您的?」
「因為她把我生到這人世間來了。」(頁19)
「我在想,」畢加索夫慢慢地說道,「世上有三種利己主義者:自己生活也讓別人生活的利己主義者;自己生活但不讓別人生活的利己主義者;還有一種,就是自己既不生活又不肯讓別人生活的利己主義者。……女人大體都屬於第三種。」(頁20)
「您怎麼對自己的見解有這麼強的自信:好像您永遠也不會錯誤似的。」
「誰說,我也會錯誤的;一個男人也可以有錯誤的。可是,您知道我們男人的錯誤跟女人的錯誤的區別麼?不知道嗎?是這樣的:一個男人,打個比方說,他也許會說二加二不等於四,卻等於五或三個半;可是一個女人卻會說二加二等於一支蠟燭。」(頁20)
「我是喜歡文學,可是不喜歡當代的文學。」
「為甚麼?」
「就為這個。不久以前我跟一位老爺同船渡過奧卡河。渡船靠峰的地方很陡;這位先生又有一輛笨重的四輪車,一定得用手把馬車拉上岸去。船夫正使盡力氣把馬車往岸上拖,可這位先生卻站在船裡,一個勁唉聲嘆氣,叫人聽了替他怪可憐的……對啦,我想,這又是分工制度的新的應用!現代文學也正是這樣:別人在拖車,在幹活,可是文學家在嘆氣。」(頁21)
「咱們剛才高談甚麼文學,」他繼續說道,「假如我有閑錢的話,我立刻就可以做個小俄羅斯詩人。」
「啊呀呀!您會做個了不起的詩人哩!」「難道您懂小俄羅斯話麼?」
「一點不懂;也用不著懂。」
「為甚麼用不著?」
「說用不著,就用不著。你只要拿過一張紙,在頂端寫上『短歌』兩字,於是就像這樣開始起來:『哎喲,哎喲,我的命運呀!命運呀!』或者是:『哥薩克納里梵訶坐在小山上!』再下去就是,『他坐在山上,綠樹的蔭下,嘎喇兮,嘎喇兮,伐羅巴兮,咯!咯!』如此這般,就大功告成。付印,出版。小俄羅斯人就去讀它,於是雙手掩面,熱淚盈眶——真是多情種子啊!」(頁22)
「哲學,」畢加索夫繼續說,「這可是最崇高的觀點!這又是要我的命的,這些個最崇高的觀點。高高在上,你又能看得見甚麼呢?真的,假如你要買一匹馬,你是用不到爬到塔尖上去看的啊!」(頁23)
「您母親是很容易對人著迷的。」
「這就說明她還有一顆很年青的心。」(頁25)
「男爵在這方面只是一個業餘愛好者,」他回答著,臉有點紅了,「但是在他的論文裡有很多公允的見地和有趣的材料。」
「這我可無法跟您爭論,因為我沒有讀過這篇論文。但恕我大膽打聽打聽,您的朋友繆法爾男爵的大作,大概也是一般的論證多於事實的吧?」
「有事實,也有基於事實的論證。」
「領教,領教。可我得告訴您,按我的看法……我想,有機會時我也可以說說我的看法;我也在道爾伯大學混過三年……所有這些所謂一般的論證呀,假設呀,體系呀,等等……請原諒,我是個鄉下人,直腸子……所有這一切全都毫無用處。這一切只是空談——只好用來迷糊人。拿出事實來,先生們,這就夠了。」
「真的嗎?」「難道不應該也找出事實的涵義來嗎?」
「一般的論證呀,評述呀,結論呀,等等!這些全都是根據所謂的『信念』的;每一個人都在高談自己的信念,還要別人也尊重它,把它捧上天去……呸!」
「妙極啦!」「那麼,照您這樣說,就沒有甚麼信念之類的東西了?」
「沒有——根本不存在。」
「您就是這樣確信的麼?」
「對」
「那麼,您怎麼能說沒有信念這種東西呢?您自己首先就有了一個。」(頁29-30)
「我只是想說,所有這些對於體系,對於論證等等的抨擊,其所以特別令人憂慮,正是因為隨著這些體系,人們把一般的知識,把科學和對於科學的信心也都一齊擯棄了,因之也就否定了人們對自己,對自己的力量的信心。但是人是非有這種信心不可的;人不能單靠感官來生活;他們要是害怕思想,不信任它,那就大錯特錯了。懷疑主義經常是無用和無能的標誌……」(頁33)
「我再說一遍,人要是沒有他所信賴的堅強的原則,沒有他所堅持的立場,他又怎麼能夠辨明自己人民的需要、使命和將來呢?他又怎麼能夠知道他自己應該做些甚麼呢?」(頁33)
「達里雅.米哈伊洛夫娜錯了,」他以不堅定的聲音說道,「我不只攻擊女人;對於整個人類我也不很恭維。」
「你為甚麼要這樣蔑視人類呢?」羅亭問。
畢加宗夫直盯著羅亭的眼睛。
「大概是因為我研究我自己的心的結果,發現我自己的心一天不如一天地更卑鄙了。我是拿自己來推度別人的。也許這是不公平的吧,也許我比別人還要壞得多;可是有甚麼辦法呢?本性難移。」
「我了解您,同情您,」羅亭答道。「凡是崇高的靈魂,誰不曾體驗過這種自負的心情呢?但是人是不應該停滯在這種毫無出路的境況裡的。」
「我深深感謝您給我的靈魂以崇高的過譽,」畢加索夫說道,「可是說到我的境況——我看倒也不怎麼樣,它並不壞,所以就是有甚麼出路,去它的吧,我也不會去追求的。」
「但是,這就是說——請原諒我這種說法——您就是寧願滿足於孤芳自賞,而不願去追求真理或是生活於真理之中了……」
「一點不錯,」畢加索夫喊道,「自尊——這我是懂得的。您大概也懂得,任何人都會懂得;可是,真理——真理是甚麼?它在哪裡,這個真理?」
「你那老一套又上來了,我得提醒您,」達里雅.米哈伊洛夫娜說。
畢加索夫聳了聳肩。
「就算是老一套,那又打甚麼緊?我問:真理在哪裡?就是哲學家們,他們也不知道真理究竟是甚麼。康德說:真理是這麼回事;但是黑格爾說:對不起,您錯了,真理是那麼回事。」
「您可知道黑格爾說真理究竟是怎樣一回事?」羅亭問,不曾提高聲音。
「我再說一遍,」畢加索夫繼續道,有點動火了,「我就不懂真理究竟是甚麼。我看,世界上根本就沒有甚麼真理存在,那就是說,這個字眼是有的,但是它本身並不存在。」
「哎呀呀!」達里雅.米哈伊洛夫娜喊道,「您說這話怎麼不害臊呀,您這個老罪人!沒有真理?果真這樣,那麼活在世上還有甚麼意義呀?」
「可是我們,達里雅.米哈伊洛夫娜,」畢加索夫忿然反駁道,「在您,無論如何,生活裡沒有真理,總比沒有您的廚子斯杰潘,要好過得多。斯杰潘可是個燒牛肉湯的好手啊!您說說吧,您要真理有甚麼用?它又不能做帽子戴!」(頁35-37)
「自私,就等於自殺。自私的人將如孤單單的不結果實的果樹,日見枯萎;但是自尊自愛,作為一種力求完善的動力,卻是一切偉大事業的淵源。」(頁37)
「我記得有個斯堪地納維亞的傳說,」他最後說道,「一個皇帝跟他的戰士們圍坐在火旁,在一個暗黑狹長的屋子裡面。時間正在夜裡。那是冬天。忽然,一只小鳥從一個開著的門裡飛進來,又從另一個門裡飛了出去。皇帝說道,這鳥呀,也就跟人生在世一樣,從黑暗裡飛來,又向黑暗裡飛去;溫暖與光明,對它都是短暫的啊……『陛下,』最老的戰士回答道,『就是在黑暗裡,小鳥也不會迷途的,它會找到它的歸宿。』正是這樣,我們的生命雖然短暫而且渺小,但是偉大的一切卻正由人的手所造成。人生在世,意識到自己的這種崇高的任務,那就是他的無上的快樂;正是在死亡中,他將發現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歸宿。」(頁40)
羅亭聽著,抽著紙煙,很少開口,只是間或在這喋喋不休的貴婦人的長談中插進短短的一兩句話。他善於說話,也歡喜說話;對談雖非他所擅長,但他是一位知趣的聽者。任何人,只要開頭沒有被他怔住,是會在他面前信賴地披瀝自己的胸臆的;他善於十分體貼地、同情地領會別人的言談的線索。他有著大量的善良的天性,那種自覺高人一等的人所常有的特殊的善良的天性。在辯論中,他很少容許對方把話說完,就以自己的迅雷不及掩耳的熱情論證,來把對方壓倒了。(頁43)
「否定一切,那別人就可能很輕易地把你當作才子:這是一種人盡皆知的狡計。那些老實人馬上就會下這樣的結論,認為你比你所否定的要高一等。而這,時常是不對的。第一,白玉也不一定無瑕;第二,就算你所說都是事實,這對你也更不好:你的才智,隨著你的一味否定,就會漸漸失去光彩,漸漸枯萎了。當你快意於虛驕的時候,你就會喪失了思索的真正的樂趣;而真正的人生——人生的本質——就從你的狹隘的、偏激的視野中逃走了,其結果,你就只好成為一個憤世嫉俗的人,成為人們的笑料了。只有愛人的人才有權利責備別人,申斥別人。」(頁44)
「除了他自己以外,他甚麼都不愛。」
「並且,他之所以責難自己,也就是為了可以有權利去斥責……
(頁44)
「一個人,總得和朋友們生活在一起呀,米哈伊羅.米哈伊里奇!又何苦要像個狄奧基尼斯整天坐在桶子裡呢?」
「首先,他坐在那裡很舒服;其次,您怎麼知道我不跟我的朋友們生活在一起呢?」(頁50)
「他害的也是和畢加索夫一樣的病,」羅亭說道,「那就是一心想標新立異。那一位是想扮成個梅菲斯多斐里斯,這一位就想扮成個犬儒主義者。在這一切裡面,都有著太多的自高自大,太多的驕傲虛浮,而太缺少真誠,缺少愛。要知道,這中間甚至還有某種的打算:一個人戴上了漠不關心、閑散疏懶的面具,就以為人們不禁會想:看這人,大好的才能都給埋沒了!可是你要近前去仔細看看,就知道其實是甚麼才能也沒有的。」(頁51)
「您在鄉間不覺得無聊麼?」羅亭問,斜瞟了她一眼。
「在鄉間怎麼會無聊呢?我們呆在這兒,我很高興。我在這兒很幸福。」
「您很幸福——這可是個偉大的字眼。可是,這是可以理解的,您年青。」(頁54-55)
「應該是休息的時候了。」
「難道您當真認為,是您應該休息的時候了麼?」
「您這麼說,是甚麼意思?」
「我是想說,別人盡可以休息;可是您……您應該工作,要做個有用的人。假如不是您,那還有誰……」
「我謝謝您的過獎,做個有用的人……談何容易!做個有用的人!即使我有堅強的信念,深信我能有用——即使我信任我自己的能力——我又能到哪裡去找那些真誠的、富於同情的靈魂呢?可是,不對。這都是胡說。您是對的。我謝謝您,我衷心地謝謝您。您的一句話讓我重新記起了我的責任,指出了我的道路……是的,我應該行動起來。我不應該埋沒我的才能,假如我多少還有點才能的話;我不應該盡說空話,把我的精力盡浪費在空洞的談話,浪費在毫無用處的空話上頭……」(頁55-56)
那些始終不被人了解的人們,只是因為他們自己就不明白自己究竟要做些甚麼,要不就是他們根本值不得被人了解。(頁56)
「『他侈談著崇高的正直……』」。(頁59)
「皮卻林派的先生們會告訴您說,我們往往偏要去愛那些自己不善於愛的;可是在我看來,所有的母親都愛自己的孩子,特別是那些不在眼前的。」(頁60-61)
「我不歡喜這位才子,」畢加索夫時常這樣說,「他說起話來,矯揉造作,活像我們小說裡的英雄。他先說一聲『我』,於是就無限感動地頓上一頓……老是『我』呀『我』的。用的一些字眼總是拖沓累贅。假如你打個噴嚏,他當場就會給你發一通議論,為甚麼你硬是要打噴嚏而不咳嗽,假如他稱贊你,那就好像他是在給你封官……他一自責起來,就把自己罵得糞土不如——叫別人以為,從今以後他恐旨不會再在光天化日之下露面了吧?滿不是那麼回事!他反而更神氣了,好像灌了一杯烈性的燒酒一樣。」(頁62-63)
「巴西斯托夫繼續崇拜著羅亭,對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都不敢遺漏。羅亭卻很少注意到他。有一次他和他談了一整個早晨,討論著人世間最重大的問題和任務,喚起了他的無限蓬勃的熱情,但是此後,他就一直把他扔開了。……很顯然,他之所謂要尋找純潔的、熱誠的靈魂,只不過是一句空話罷了。」(頁63)
「您可看見那棵蘋果樹?它被自己豐富果實的重量壓斷了。它是天才的真實象徵……」(頁66)
「愛情的一切:它怎樣產生,怎樣發展,怎樣消滅,都是神秘的。有時它突然來了,毫無猶豫,像白晝那樣光明愉快;有時它又像槁灰之下未熄的餘燼,只是冒煙,而在一切都已毀滅之後,卻在靈魂深處突然爆出烈焰來;有時它又有如一條蛇鑽進你的心裡,而突然之間,溜了出去……是的,是的;這是重大的問題。但是在我們的時代,有誰在愛?又有誰敢愛?」(頁67)
「他有口才,這我並不爭辯,但這種口才卻不是俄國式的。真的,說漂亮話,在一個青年人,當然是可以原諒的,但是在他這種年紀,說話只是為了自己聽著怪好聽,只是為了炫耀自己,那就可恥了!」(頁69)
「羅亭的話始終只是一句話,永遠也不會變成行動——而同時,就是這些空話,它們也會擾亂一顆年青的心,也會把它毀了的。」(頁70)
「波科爾斯基和羅亭是不相同的。羅亭談得漂亮得多,堂皇得多,會唱高調,看來也許更熱情。他的天賦也好像比波科爾斯基高得多,但實際上,兩相比較起來,他卻顯得貧乏極了。發揮別人的思想,羅亭是擅長不過的,在辯論上,他也是個好手;但是他的思想不是從他自己的腦裡生長出來的:他只是剽竊別人的思想,尤其是剽竊波科爾斯基。波科爾斯基看來很恬靜溫和,甚至有幾分文弱——但他發狂似的歡喜女人,愛熱鬧,從來也不肯受人家的委屈。羅亭看來就像一團火,充滿了勇敢和生命,但內心卻是冷的,幾乎是怯懦的,除非損傷了他的自尊心;只有在這種時候,他才會勃然大怒的。他總會千方百計抓住人,但是所憑的只是一些一般的原則和思想。對很多人他也的確發生過有力的影響。說老實話,沒有一個人愛他;只有我,也許是唯一喜歡他的人。人們只是忍受著他的支配……但對於波科爾斯基,卻是傾心相從的。不過羅亭也從來沒有拒絕過和任何初見面的人談話或者爭辯……他書讀得不算太多,但無論如何遠遠超過波科爾斯基和我們每一個人;此外,他還有個系統的頭腦,異常的記憶力,這些對於青年都是能起作用的啊!他們要的是論證,結論,哪怕是錯的也罷,只要是結論就行!這對於一個完全老老實實的人,是辦不到的。試一試對青年人說,你無法給他們一個完整的真理,因為你自己也沒有,那麼,他們就不會來聽你的了。但是你也不能騙他們。你至少要一半相信你自己已經掌握那個真理了……正是這樣,所以羅亭才對我們這一伙發生了那麼強烈的影響。(頁73-74)
那時候,我們的小組成員,老實說,都是些孩子,還是些學識淺陋的孩子。甚麼哲學呀,藝術呀,科學呀,以至生活本身——所有這一切,對於我們只不過是一大堆詞彙,也可以說,只是一堆概念,迷人的,美麗的概念,但是,都是不連貫的,孤立的。這些概念的總的聯繫,宇宙的總的法則,我們一點都不理解,也毫無感觸,雖則我們也胡裡胡塗地討論它們,也想要探究其中的奧秘。聽了羅亭的話以後,我們才第一次覺得我們彷彿到底把這個總的聯繫掌握住了,而幃幕,也彷彿終於揭開來了!就算他說的不是他自己的話,那又有甚麼關係!於是,我們所認識的一切,都確立了和諧的秩序;一切原來沒有聯繫的,忽然間形成了整體,取得了定形,像一庭大廈一般在我們面前矗立起來了,一切都是光明燦爛,到處都是生氣蓬勃……再也沒有甚麼是無意義的、偶然的了,一切都顯示出一種合理的必然性和美,一切都獲得了一種明晰而又神秘的意義;每一種孤立的生活現象都融入了普遍的和諧,而我們自己,也懷著一種神聖的敬畏之情,一種愉快的心靈的悸動,覺得自己就是永恒真理的活的容器,活的工具,註定要發生一種偉大的作用了……這一切在您聽來不覺得很可笑麼?」(74-75)
「波科爾斯基把火和力噓給了我們大家,但是他有時也很頹唐,沉默。他有些神經質,身體也不很好;但是,當他一旦展翼的時候——天哪!那真是一飛衝天啊!一直飛到藍天深處!(頁76)
伏玲采夫進來了,疑惑地望著列茲涅夫和他的姐姐。他近來瘦了。他們兩人開始和他談話;但是他對於他們的打趣,卻連笑意都難得有,他臉上的表情,正如畢加索夫有一次所說的一樣,就好像一隻憂鬱的兔子。但是,一生之中,哪怕只有一次,看來不比憂鬱的兔子還要憂鬱的人,在世界上大概是從來也不會有的。(頁82-83)
「我的心……誰有必要知道我心裡有甚麼感受呢?把它示眾似的給別人披露出來,在我總覺得是一種冒瀆。但是對您,我是可以把矜持撇在一邊的:你鼓舞了我的信任……我不能向您隱暪:我也跟所有的人一樣,愛過,也苦惱過……是在甚麼時候,是怎麼樣的?這些就不必說了;但是我的心是體驗過許多的歡樂,也體驗過許多的痛苦的……」(頁85)
「我所期待的很多,但不是為我自己的。……活動,從活動中所得到的慰借,我永遠也不會放棄;可是享受,我就只好放棄了。我的希望,我的夢想,跟我自己的幸福是毫無共同之點的。愛情……愛情不是為我而存在的;我……配它不上;一個女人愛男人,她有權利要求他的一切,而我卻已經不能獻出我的一切來了。其次,愛,這是青年的事情:我卻太老了。我哪裡還能攪亂別人的頭腦呢?我哪裡還能攬亂別人的頭腦呢?」(頁85)
「先相信你自己,然後別人才會相信你。」(頁89)
「我是幸福的,」他低聲地說道。「是的,我幸福,」他又重說了一次,好像要使自己確信似的。(頁93)
「我可以承認您的來意光明正大,這一切都是很好的,甚至可以說,很崇高的,但是我們是些平平常常的人,我們吃的是普普通通的姜餅,我們跟不上像您那樣的大思想家的迅飛疾馳……在您看來是真誠的,在我們卻覺得無禮,放肆……對您說是簡單明了的,對我們說來卻複雜隱晦……我們要諱莫如深的,而您卻偏要大吹大擂……那叫我們怎樣了解您呢!對不起,我既不能把您當作我的朋友,也不能把手伸給您……也許,這是很小器的,但是我就是個小器的人。」(頁98)
「我並不為那些事情傷心:我傷心的是我錯認了您……甚麼!我來求您的主意,而且在這種時刻,可您的第一句話就是屈服……屈服!原來您就是像這樣來實踐您所高談的甚麼自己呀,犧牲呀……」(頁107)
自然稟賦給我的很多。這一點我知道,我不欲以虛偽的羞慚來向您偽作謙遜,尤其在我這樣痛苦,這樣難堪的時候。……是的,自然稟賦給我的很多;但是我將碌碌而死,連一桩和我的能力相稱的事也做不出,在身後任何可以供人感激的痕跡也將不會留下。我所有的財富都將白白地浪費;我將看不到我所播的種子結出果實。我缺少……我自己也說不出我究竟缺少甚麼……也許我缺少的是這個:沒有它,就既不能打動男子的心,也無法征服女人的心;而僅僅控制人們的頭腦,那是既不穩定,也無用處的。我的命運真是奇怪,幾乎近於滑稽:我本想獻出我的一切,誠誠懇懇地,全心全意地——但我又不能獻出。我也許會為了甚麼連我自己都不會相信的傻事來把自己犧牲掉,就此完結我的一生……天哪!到了三十五歲還在那裡侈談要作出甚麼事業來呢!……(頁122-123)
關於我自己,已經說我夠多了。我想要談談您,給您供獻一些意見;所有別的一切,對我已經都談不上了。……您還年青;但是不管您生活多久,您總應當順隨您的感情的衝動,不要受您自己的或別人的理智的鉗馭。請相信我,生活得愈簡單,範圍愈狹,就愈好;問題不在於去追求人生的新意義,而在於讓生命的各個階段按時完成。「上帝賜福,在青年時代年青的人。」但是我注意到,這個勸告對於我自己倒比對您還恰當得多。(頁123)
初戀的幻滅對於任何人都是痛苦的;但對於一個誠實的靈魂,一個不想自欺的、與輕挑和誇大絕緣的靈魂,這幾乎是不能忍受的了。(頁124)
當眼淚在心頭抽咽了許久之後,終於傾流出來,開始是急遽地,慢慢地變得輕鬆了,甜蜜了,這種眼淚是令人安慰,令人舒暢的,無言的痛楚因此也就可以消解了……但也有一種眼淚,它們是冷的,只是很吝嗇地滲出來,被沉重的、推移不動的苦痛的重壓從心頭一滴一滴地擠出來,這種眼淚就不會給人安慰,不會使人輕鬆了。只有真正的傷心人才流這種眼淚;沒有流過這種眼淚的人是還不能懂得不幸的。(頁124-125)
以後還有許多悲愴的白晝,無眠的夜晚,和摧心摧肝的激動在佇候著她呢;但是她還年青——生活在她還剛剛開始,而生活,或遲或早,是會走上自己的道路的。不管一個人受到了怎樣的打擊,他在當天,至多在第二天——恕我說得粗鄙些——總得吃飯,而這,就是慰借的第一步了……(頁127-128)
他的偏激並不曾隨著年齡而減少,但那種鋒利勁頭卻已大不如前,他並且更愛重複一些老話。(頁128)
「羅亭真有一種天才的性格!」巴西斯托夫喊道。
「天才,也許,他是有的,」列茲涅夫回答道,「至少性格……這正是他的全部的不幸,他根本就沒有性格……但問題不在這裡。我所要說的,只是他的好的、難得的地方。他有熱情;而這正是——請相信我,我自己就是一個夠冷淡的人——這正是我們時代的最可寶貴的品質。我們大家都變得不可容忍地理智、淡漠,而且懶惰了;我們沉睡了,僵冷了,所以只要有誰能夠喚醒我們,溫暖我們,哪怕只是一瞬間,我們也該感謝他的!」(頁135)
「他也許一輩子也幹不出甚麼正經事來,因為他沒有性格,沒有血;但是誰有權利說他不會,並且從來不曾發生作用?說他的話不曾在青年們的心裡播下許多良好的種子?要知道,對於青年們,大自然並沒有像對羅亭那樣,剝奪了他們行動的力量和實現他們自己的理想的才能。(頁135-136)
「您老愛攻擊哲學,一談到哲學,您再也找不出更刻毒的話來了。我自己也不太愛好哲學,也不大懂它;但是我們主要的災難並不在哲學!俄國人從來也不會沾染上那種哲學上的狡猾和空談;他們的常迫是夠豐富的;但是不能夠在哲學的幌子底下,對於任何對真理和理性的誠實的嚮往,都一概加以攻擊。」(頁136)
「俄國可以沒有我們中間的任何一個,但我們中間的任何一個卻不可以沒有俄國!以為可以的,他該倒楣了;真的不要俄國的,該雙倍倒楣了!世界主義只是胡說,世界主義者等於零——不,比零更壞;離開了民族性,就既沒有藝術,也沒有真理,也沒有生命,甚麼都沒有。沒有自己的面貌,就不可能有一張理想的臉;只有那種庸俗粗鄙的臉才可以沒有自己面貌。(頁136)
他的如花怒放的日子顯然已經過去了:他,正如園丁所說,已經是結子的時候了。(頁141)
只有那些充滿希望、自信和自尊的青年人,一般來說,才會假裝憂鬱的。(頁144)
「有多少次我自己的話使我自己也覺得可憎——不僅出自我自己的唇邊,而且也出自和我同調者的口裡!有多少次我從孩子般的任性使氣變得像駑馬似的魯鈍麻痺,就是痛加鞭笞,卻連尾巴也一動不動……有多少次我像蒼鷹般疾飛高舉——結果卻像個碎了殼的蝸牛,爬回原地!……甚麼地方我不曾到過!甚麼路我不曾走過!……而路,有一些,是髒的。」(頁145)
「我妨礙了別人,別人也就來妨礙我。」(頁152)
「難道我竟是甚麼事都不相宜,難道在世上我竟無事可作麼?我時常把這問題反問自己,但是,盡管我極力把自己看得低微一些,我總不能不感到我有一種並非所有的人都有的才能!為甚麼我的才能總是不能開花結實?」(頁153)
「你可記得,當我和你在外國的時候,我是自命不凡的,虛假的……是的,那時我還沒有清楚地覺察到我究竟需要甚麼;我陶醉在空談中,相信著空中樓閣;可是現在,我可以向你起誓,我是能夠向任何人高聲說出我所需要的一切來的。我絕對沒有甚麼可以隱瞞;我完完全全地,徹頭徹尾地,是一個安善良民了。我貶低我自己,願意適應任何環境;我的要求極其微小;我只求達到最近的目標,做一點哪怕是極不足道的於人有益的事。」(頁153)
「漂亮話,真的,它毀了我,它吞了我,我這一輩子也離不了它。」(頁155)
「你對我總是很嚴峻的,也總是公平的;但是現在卻不是嚴峻的時候了,因為一切都已經完了,燈油已乾,燈身已破,燈芯也快滅了……當死亡來時,兄弟,一切終會和解的……」(頁155)
「我生來就是無根的浮萍,」羅亭說著,憂鬱地苦笑了。「自己也站不住腳根。」
「這是真的;但是你站不住腳根,不是因為你心幢裡有條甚麼蟲,像你開頭對我所說的那樣……這不是甚麼蟲,不是一種無聊的不安靜的靈魂——這是愛真理的烈火在你的心裡燃燒。」(頁155-156)
「我們的路分開了,也許正是因為,多謝我的景況,我的冷血,和種種幸運的環境,沒有甚麼來妨礙我安坐在家裡,做一個袖手旁觀的人;而你卻須要跑到大地上去,捲起袖子,要勞苦,要工作。我們的路分開了……但是,請看,咱們彼此又是多麼接近。你瞧,我跟你說的幾乎是同樣的語言,只要半句暗示,彼此就心領神會,我們是在同一種感情中長大起來的。我們的人留下的已經不多了,兄弟,我跟你就是摩希干人的最後孑遺了。在往時,在我們的面前生活的道路還正廣闊的時候,我們盡可以各行其是,甚至互相爭吵;但是現在,我們圈子裡的人漸漸稀少了,新的一代正在越過我們,趨向著和我們不同的目標,我們就應當緊緊地彼此靠攏。」(頁156-157)
「每個人都只能盡到自己的本分,怎麼能格外要求呢!你曾自稱是一個『漂泊的猶太人』……可你怎麼知道,也許,你命該終身漂泊,也許,你正因此而在完成著你自己還不知道的崇高的使命;人民的智慧宜說:咱們全是掌握在上帝手裡的,這話很有意思……」(頁157)
2019年6月24日 星期一
辛德勇:〈研治古代文史的必備入門書籍——讀黃永年先生著《古文獻學四講》〉
【本篇摘錄自《書品》,2004年第4期,頁34-67。】
在現代社會中,從事任何一種職業,都需要具備某些必備的基礎知識,不然你無法入門。
從事中國古代文史方面的研究,則首先需要對於古代文獻具有相應的了解。道理很簡單,歷史已經遠去,我們只能主要依靠古代文獻的記載,來盡可能地接近和認識當時的面貌。所謂古代文史,包括歷史、文學、哲學等許多領域,但嚴格說來,都可以概括在泛義的歷史學範疇之內,因為文學史、哲學史像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一樣,也都屬於歷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眾所周知,史學家傅斯年是極力主張「史學即史料學」的。他在《史學方法導論》一文中曾經講過:「史學的對像是史料,不是文辭,不是倫理,不是神學,並且不是社會學。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藝術的建設,不是做疏通的事業,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由於「史料是不同的,有來源的不同,有先後的不同,有價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樣的不同」,所以,所謂整理史料的方法(實際上也就是歷史學的研究方法),「第一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三還是比較不同的史料」。
傅斯年的這種主張,現在有些人或許並不贊同。但是,不管大家怎樣看待歷史學的性質和內容,不管研究者各自抱著什麼樣的歷史觀去從事研究,恐怕也都不能不承認,史料畢竟是史學研究最重要的基礎;假如缺乏這一基礎,一切古代文史研究,都將無從說起。
傅斯年在這篇文章中,還具體歸納列舉了「比較不同的史料」的幾種主要類型,如「直接史料對間接史料」,「官家的記載對民間的記載」,「本國的記載對外國的記載」,「近人的記載對遠人的記載」,「不經意的記載對經意的記載」,「本事對旁涉」,「直說與隱喻」,「口說的史料對著文的史料」,等等,這些都是從事一項史學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的基本問題,而要想哪怕是最一般地切入這些問題,就必須首先了解有哪些相關史料,以及這些史料的特點。——所謂「史料學」,就是研究和解決這些問題的歷史學基礎分支學科。
雖然在口頭上,似乎大家都能夠認同史料學的重要性,可是在實際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中,卻未必都能夠很好地體現這一認識。
譬如目錄學和版本學,是史料學中最基本的內容,可是現在的大學歷史系,卻很少開設相關的課程,一般是開一門「歷史文選」,只是教學生念念文言文,根本不涉及目錄學知識。這種情況,其實由來已久。50年代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周清澍先生,是深有造詣的蒙元史研究專家,他曾在一封信中,描繪了當年自己缺乏相關知識訓練的情況。他寫道,自己調到內蒙古大學任教以後,「經常出差來京,學校也附帶給我採購書籍的任務。可惜我一點目錄學知識也沒有,只會買一些一看書名就知其內容的書。經過比現在研究生多若干倍的時間,完全出於偶然,看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標註》、《中國叢書綜錄》、北京、北大、上海、江蘇國學(今南京)圖書館等書目,才稍稍懂得點按目尋書的知識。
為了在書店能隨時決斷應購何書,就必須熟記書名並知有幾種版本及版本優劣等等」(此信公開刊載於《藏書家》第4輯)。北京大學歷史系尚且如此,其他學校自然可想而知。幾年前,有一位行將退休的老教授,也是畢業於著名學府且供職於著名的學術機構,曾私下向我諮詢,謂聽說有一部給古代傳世文獻做提要說明的書,如果書店有的話,讓我順便幫助買一本。——這位老教授想問的書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這件事情,完全可以證明類似情況的普遍性和嚴重性。
周清澍先生說,現在的研究生,上學時就能具備相關版本目錄基礎,那可能是由於他在經歷了長期暗中摸索之後,深知這些學問是入門的必備知識,於是開宗明義,就把它傳授給了自己的研究生。如果是這樣,只能說他自己的學生有幸,卻並不能說明現在的一般狀況。以我接觸到的情況來看,目前大學本科生、碩士生乃至博士生的史料學素養,與上世紀50年代相比,總體上並沒有多大變化。不然我們就不會經常看到有一些碩士、博士乃至教授、博導,在使用《西漢會要》、《東漢會要》、《十國春秋》、《續資治通鑑》、《遼史紀事本末》、《金史紀事本末》,直至當今生人編纂的《清史編年》、《清通鑑》這樣一些根本沒有史料價值的著述,來作為研究的依據了。
要在學習階段打好史料學基礎,需要有合適的入門書籍。過去,有些人是依賴清代乾隆年間纂修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但是它對於現在的初學者來說,顯然過於繁難,而且無法利用它來了解乾隆年間以後的大量重要典籍,所以並不適用。清末張之洞撰著的《書目答問》,是專門為指導初學而開列的基本書目,選書雖大體精當,但只列書名,沒有作者和內容的介紹,同樣不宜於現在的學生用於初學。
民國以來,出版過一些這方面的入門書籍,但是往往都是只側重某一個方面,如朱師轍《清代藝文略》,僅成經部,且只敘述清代經學書籍(對於了解清代經學著述,這是一部很好的導讀書,遺憾的是流傳甚為稀少,現在連專門做清代經學研究的人都很少知道);呂思勉《經子解題》,僅敘述上古經書和諸子書;柴德賡著《史籍舉要》,王樹民著《史部要籍解題》,謝國楨著《史料學概論》,陳高華等著《中國古代史料學》,黃永年著《唐史史料學》等,都僅僅是從狹義的歷史學研究角度選擇典籍,進行介紹,目前還沒有見到質量較高的全面介紹古代史料文獻的目錄書籍(朱自清《經典常談》見識通達且文筆流暢,最便初學,遺憾的是當時是為中學生撰寫,開列書籍太少,不敷學者入門之用)。最近鷺江出版社出版的黃永年先生著《古文獻學四講》,可以說是應從和滿足了學術界長期以來的迫切需要。
《古文獻學四講》,是鷺江出版社《名師講義叢書》中的一種。顧名思義,都是用以教授學生的講義。黃永年先生這「四講」,包括「目錄學」、「版本學」、「碑刻學」和「文史工具書簡介」四種講義。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我在西安隨史念海先生讀書時,史念海先生要求必須去聽完黃永年先生開設的上述幾門課程。史念海先生當時特別講到,不聽好黃先生這些課程,就無法掌握讀書做學問的門徑。所以,這本《古文獻學四講》,編錄的都是我聽過的課程講義,當年油印向學生髮放過。黃永年先生不僅學識淵博,而且善於演講,授課神色生動,把這些一般人看來枯燥單調的課程,講得妙趣橫生,牢牢吸引我如飢似渴地聽完了各門課程(版本學上課時開過小差,但後來私下求教於先生更多,也是以這本《版本學》講義,作為入門嚮導)。後來我能夠在學術上嘗試著做出一點研究,首先就是依仗這些課程所打下的最重要的基礎。由於自己基礎較差,許多授課內容,一下子不能很好理解和記憶,工作後就仍一直把講義放在手邊,隨時翻檢查閱,不斷加深掌握和理解。現在讀到正式出版的講義,既親切,又興奮,引發了一些感想。
打好基本功,這是黃永年先生在授課和治學中一貫強調的基本看法,這也是他教授學生時首先要講授上述課程的原因。他曾針對時下學術界一些人毫無根基地胡亂著書立說的情況,舉述其中典型的荒唐例證,撰寫過幾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如《還是要打好基本功》等,多已收入先生隨筆集《學苑零拾》)。學術研究的基本功,包括很多內容,在史料學方面,我想最重要的包括如下三個方面,一是注重傳世文獻,強調讀常見書;二是要盡可能深入地掌握基本史料的內容和性質;三是要盡可能廣博地多了解各類史料的內容和價值。
談到重視文獻資料,在實際研究工作中存在兩種不同路數。
一派特別強調尋找從未被人利用過的資料,尤其是地下地上新發現的史料。論者往往引據陳寅恪先生的話,謂「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甚者且謂學術之每一新進展,必定要仰賴於新材料之出土。
另一派則是強調讀傳世基本文獻,當代著名學者如顧頡剛、余嘉錫等均是這一派的代表性人物。據先師史念海先生講,當年顧頡剛先生向他傳授的讀書門徑,就是以讀常見基本史料為正途,要把從人所共知的基本文獻中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見解,作為治學的基本功夫。顧頡剛先生稱此為「化腐朽為神奇」。
學術研究,各自有所偏好,存在不同的路數,所謂「各遵所聞」,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前一派援依陳寅恪先生的說法為其張目,卻未必盡合乎陳氏本意。看一看陳寅恪先生的主要學術貢獻全在於使用兩《唐書》、《通鑑》等最大路的史料,就可以明白,陳寅恪先生本人,並不特別依賴所謂新材料來做學問。陳垣先生有相當一部分研究,由於題目所需,是比較重視某些當時學術界相對生僻的史料的。陳寅恪先生的話,出自他為陳垣《敦煌劫馀錄》撰寫的序言,是否帶有某些應酬的成分,恐怕還需要結合他自己的研究來揣摩。我想在熟悉基本文獻的基礎上重視新出土資料,讀常見書而知生僻書,這才是對待史料比較合理的態度。
黃永年先生在治學上是師承上述後一派傳統的,所以這部《古文獻學四講》,核心內容是傳世基本文獻的版本目錄。常用文史工具書是讀古書、做學問的一般工具,版本學、目錄學是講傳世文獻自不必說,所謂「碑刻學」,也不像有些人可能理解的那樣是講述出土碑刻資料,而是講授宋代以來的碑刻學知識傳統,以便更好地利用這些疊經歷代摩挲已成為傳世文獻組成部分的碑刻資料。近來聽說有一部分學者,稱謂碑刻為「非文獻」史料。至少就中國的情況而言,我覺得是不夠妥當的。黃永年先生在序論中說,他是鑑於時下「碑刻之學中衰」,而「專設碑刻學課程者幾無所聞」的情形,才「為研究生開設此課,總結近半個世紀個人業餘從事此學之所得,竊欲重振斯道,且使從學者開闊眼界,借免拘墟之誚而已」。可見,其志趣與爭競觀睹新見石刻碑版資料者,亦判然不同,從本質上是把碑刻看作傳統目錄學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來加以闡釋的。
黃永年先生本人,從青年時期起就收藏善本書籍和碑帖拓本,幾十年間所得甚豐,早已是蜚聲海內外的藏書名家,可是做學問卻極力主張以讀常見基本史籍為主。黃先生文史兼通,在歷史研究方面,更強調要首先花大力氣讀正史。《古文獻學四講》書後附收了他撰寫的三篇文章:《述<注坡詞>》和《讀唐劉濬墓誌》,分別為研究版本和碑刻的實例;《我和唐史以及齊週隋史》則是其治學經歷的簡要敘述。
在《我和唐史以及齊週隋史》這篇自述性文章裡,黃永年先生闡述自己對待史料的原則是,「撰寫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習見之書,要從習見書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問題」;他說:「習見書如紀傳體正史中未被發掘未見利用的實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幾輩子也用不完。不此之圖,光坐等孤本秘笈的出現,包括考古掘得新東西,豈非有點'守株待兔'的意味。」在本書的「目錄學」講義部分,他也講到:「想研究我國古代的文史以至哲學,必須懂得歷史,讀點史書。而史書中最重要的可作為第一手文獻的,要首推這紀傳體的《二十四史》。」紀傳體的《二十四史》即傳統所謂正史,這是把讀正史置於整個古代文史哲研究的基礎地位。重視基礎,是為了掌握精髓。讀書遵依主從次序,方可避免由終南捷徑而墮入旁門左道。這種治學態度,應該是貫穿這部《古文獻學四講》的內在主旨,「四講」內容的設置,都是服從於這一主張,讀者不應只看具體的文獻知識而忽略了它。
因為是強調讀常見基本史籍,所以首重目錄學。此「目錄學」既非研究圖書編目之書籍分類體系,亦非研究書目分類體系變遷之目錄學史,只是介紹有那些基本史籍及其內容構成和史料價值。不過要想在短短十幾萬字篇幅內,開列出經史子集各類古籍的要目來(如果說可以把清人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作為選書的基本依據,那麼撰寫這部「目錄學」講義需要考慮的範圍,不僅增加了清代乾隆年間以後的大量著述,還多出小說戲曲一大門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撰作書目,求全固然甚難,但那是難在花費時間和功夫;而拔萃之難,則需要更高的學術素養,特別是通貫的學識。張之洞的《書目答問》過去一直為學者看重,主要也在其高屋建瓴的學術眼光上。
《古文獻學四講》的「目錄學」部分,在繼承張氏神髓的基礎上,立足於當今的學術視野和「五四」以來大量全新的學術認識,精心別擇各領域內最基本的著述,選書比《書目答問》更精,分類更切合現代學術需要,敘述更注重學術發展的系統性,因此,在很大範圍內,完全可以取代《書目答問》,作為研治古代文史的最基本入門書目。
由於是入門書籍,要想從每一門類的大量著述中,選出最有代表性的著述來,就需要撰述者明了古代各門學術的發展脈絡。《古文獻學四講》最精彩的地方,是通過簡明扼要的敘述,闡明了相關的學術源流,在此基礎上揭示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述。
比如,經學是中國古代學術的核心內容,而傳統的四部分類方法,往往只是按易、詩、書、禮等經書的類別來劃分細目,以此準則來編纂著述總目固無不可,可是像《書目答問》這樣的經籍入門書籍,依然大致遵用不改,就與其津逮初學的目的,不盡相契合了。對此,黃永年先生認為,「我國所謂經學的時代性特別強,不講清楚各個時代的經學趨向,就無法使人理解為什麼會出現這樣那樣的經學著作」。所以,他在講義中獨創一格,按照經學發展的起源、經今古文學、義疏之學、宋元經學、清人經學這樣幾個大的階段,分別舉述各個時期的經學名著。
這樣不僅使學生擺脫了目錄學學習中孤立地死記書名、作者、內容的枯燥和艱澀,還可以通過目錄學的學習,初步了解各類著述背後所相關學術的源流。
又如子部書籍中的思想文化性著述,在《書目答問》單列「周秦諸子」的分類方法的基礎上,本書又將漢代以後的書籍分為「漢魏以下議論」、「理學」和「考證之學」三類,分別予以論列。具體每一類中講述的內容,也都能提綱挈領,舉重若輕。如講清人考證,先舉顧炎武《日知錄》發其端緒,以知一代學風之本源;次舉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王念孫《讀書雜誌》、俞正燮《癸巳類稿》與《癸巳存稿》,以見乾嘉漢學家考證之博大精深;最後以陳灃《東塾讀書記》殿其尾,以反映考據學適應時代主流學風轉移所發生的變化(即陳氏「已不拘乾嘉漢學之傳統」)。
其實,強調讀常見基本史籍的內在意義,正是為了全面、系統地掌握這些最基本的歷史知識,作為治學的根基。所以除瞭如上一些比較系統的講述安排之外,講義中隨處也都體現出這一思想。如集部講文章選本,僅列三部書籍,為姚鼐《古文辭類纂》、張惠言《七十家賦鈔》、李兆洛《駢體文鈔》。姚鼐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代表人物,所纂《古文辭類纂》擷歷代散體之精粹,自然大多數人都會列舉這部書,可是張惠言的《七十家賦鈔》和李兆洛的《駢體文鈔》,卻一般不會被人想到。黃永年先生這樣選擇,是因為散文與駢文是古代文體的兩大類別,一直相輔並行,不能像現在一般古代文學教科書那樣,偏重散文而忽略駢文。事實上,在清代桐城派最為盛行的時候,也從來沒有能夠獨擅文壇;即使是在古文家之間,也一直有陽湖派與之相頡頏。黃永年先生在講義中對此清楚交待說:「陽湖派之不同於桐城派者,是要兼採駢體使其文字更光輝充實。」由於張、李兩家與姚鼐一樣,是採輯歷代代表性文辭,讀者自然可以由此入手,領略駢體精華,窺得駢文的流變。初學者胸中蓄此常識,並品味一些經典駢體文章,至少可以免卻一談起古人文章,便只知唐宋八大家散體古文的陋略,進而還能夠明白唐宋以來的所謂古文運動,實際上在社會很大一個範圍內,始終沒有能夠撼動駢文固有的位置。
在學術發展的體系當中,選擇最有代表性的著述,介紹給學生,讓學生通過這些代表性著述,來認識一個時代的學術風尚,在此基礎上,去採摘利用具體文獻的史料價值。——我體會這就是這部「目錄學」講義最大的特點和特別值得稱道的水平與眼界所在。
本書具體介紹每一種典籍所體現的學術深度,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首先是書籍的類別歸屬,這是對於書籍基本內容和性質的認識。在這方面,最為典型的例子是《冊府元龜》。傳統目錄一向著錄此書於類書當中,有人還把它與《太平御覽》等並列為宋代「四大類書」。黃永年先生認為,它「其實體制以及今天的用途都和會要相同」,因此,便把它列在史部政書類當中。《冊府元龜》自是研究魏晉南北朝隋唐特別是唐代歷史的重要資料,其價值不在《唐會要》及《通典》諸書之下,體例與分類編制政事的會要相同,而與採摘舊事軼聞辭章以供尋章摘句的類書,卻有很大差別,只不過歷朝會要是匯集一代政事,而《冊府元龜》是貫穿歷代而已。
舊時直至《書目答問》的目錄,把它劃歸類書,實在不當;而前述今人水平較高的史料入門書籍如柴德賡著《史籍舉要》,王樹民著《史部要籍解題》,也都未加深究,仍舊沿襲前人成例,在舉述政書要籍時未能列入此書。儘管後來居上,是理所應當的事情,但從中還是可以看出黃永年先生超越前人的學術見識。類似的情況,還有明人王圻《續文獻通考》,本是為接續南宋馬端臨《文獻通考》而作,保存有豐富的珍貴資料,自然應當一如《文獻通考》,列在政書類中,可是清人纂修《四庫全書》時,卻無端貶斥其為「兔園之策」,降格打入子部類書之存目書籍當中,今此「目錄學」講義,也恢復了它的政書地位。
其次,是應當盡可能深入地介紹每一種典籍的具體情況,讓學生了解到最有價值的學術界研究進展,使其對於每一種文獻,都能夠獲取準確的認識,並從中體會到對待文獻典籍,不能簡單地人云亦云;明白我們對於古代典籍的認識,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因此,要養成探究的習慣和態度,在使用過程中,時時注意思索,力求對文獻有更深入更客觀更全面的獨到認知。
在這一方面,黃永年先生首先是在思辨對比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了前代學者特別是五四以來學者的研究成果,如呂思勉、顧頡剛、陳垣、余嘉錫等人的研究,同時也在講義中講述了許多自己獨到的研究看法。如章回小說《西遊記》的作者,自胡適認定為吳承恩以來,早已成為通行的常識,近年雖有章培恆等人撰文否定胡適的說法,但仍不為一般人所接受。黃永年先生在講義中根據自己的研究,談到《西遊記》最早的百回刻本,應出自嘉靖初年,而此時吳承恩年僅二十出頭,根本不可能寫出如此世事洞明、人情練達的長篇巨制,從而從根本上推翻了胡適當年的觀點。
又如關於傳世今本《孫子》十三篇的作者問題,舊題為春秋時吳將孫武所作,而葉適、全祖望、姚鼐直至錢穆諸人皆懷疑實際出自戰國時人,或即出自齊將孫臏之手,而孫武可能是孫臏的本名。上個世紀70年代初,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中,同時出土了一批同於今本《孫子》的殘簡,和另外一些未見於今本《孫子》卻明確涉及到齊將孫臏的《孫子》殘簡。今研究者普遍認為後者即《漢書•藝文志》著錄的《齊孫子》,將其定名為《孫臏兵法》,並相應地推論,既然另有《孫臏兵法》,那麼今本《孫子》就不可能再是孫臏所作,只能依傳統說法,認定為春秋時吳將孫武所作。對此,黃永年先生則有不同看法,他認為,「戰國的諸子書本不一定是本人所作,多數是治其學者所為」。因此,所謂《孫臏兵法》「即使真是孫臏所作,何以能斷然說今本《孫子》便是孫武所作,難道不會是戰國時另一些兵家所作。何況從《孫臏兵法》內容看也不像是孫臏本人作,其水平也遠不如今本《孫子》。再則葉適、全祖望、姚鼐等提出的今本《孫子》多處與春秋時情況不符,主張今本為孫武作者並未能作任何否定(恐怕也無法否定),並未能翻掉葉適以來定的案」。所以「現在只能仍舊認為今本《孫子》是戰國時的書,作者可能是本名孫武的孫臏,也可能是其他高水平的兵家」。儘管這樣的看法還不能像上面講的《西遊記》的作者一樣作為定案,但至少在目前情況下,這是一種比較全面的分析,依我看也是一種最合理的解釋。通過這樣的講授,學生可以學習到對待歷史文獻的綜合分析方法,擯棄簡單的純文本的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
對於歷史文獻價值的評價,一般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作為一種著述的撰著水平的評價,一是我們今天的使用價值,其中後者又可以區分為閱讀價值和史料利用價值。過去的一些評價著述,往往將這幾層價值,混為一談,不能切中實際情況。這部「目錄學」講義,在這幾個方面,都做了很好的區分和評價。
如題為清人畢沅所撰《續資治通鑑》,講義中評述說:「其中北宋部分尚好,元代較簡略,總的質量不算高。」這是對於撰著水平的評價;又說此書「可供閱讀而不宜引用」,這是對閱讀價值和史料利用價值的不同評價。
有些著述如清人周濟的《晉略》,水平較高,得要領,有見識,有較高閱讀價值,在後人重修的紀傳體史書中頗有代表性。所以,「目錄學」講義在二十四史之外的紀傳體史書中,列舉了它。這樣做是著眼於它的著述和閱讀價值。但同時黃永年先生也清楚指出,此書「只是據《晉書》改寫,並無史料價值,今天研究兩晉史事不宜引用」。
與此相反,有些書從著述角度看是很糟糕的,可是對於今天的研究,卻很有史料價值。如《永樂大典》,儘管四庫館臣早已指出其「割裂龐雜,漫無條理」,但現在還是有許多人非要稱頌它是中國古代偉大的百科全書式著述,並且要效法故事,搞某某大典。其實《永樂大典》從著述角度看,是無比荒唐的,純粹是皇帝老子硬充風雅的產物,至於藉由它保存下來大量明以前史料,那隻是我們今天研究利用的史料價值問題,與《大典》編得好壞,根本不是一個範疇裡的事情。黃永年先生在講義中用很幽默的語言,評價了《永樂大典》的著述價值,說它「是一種將作詩用的每個字注有故實的韻書,加以無限制地擴大而產生的怪物」;由於它的編纂既愚蠢又荒唐,所以絕無閱讀價值可言,現在「唯一的用處就是可以用來輯佚和校勘」。
「目錄學」講義中對於史籍精彩的評價有許多,初學者要想很好地領略這些看法,閱讀時胸中首先要區分開這些不同的評價角度。這也是對待所有歷史典籍所需要具備的一種眼光。
每一位學者都有自己比較擅長和熟悉的領域,在撰寫這類文獻入門書籍時,如何避免個人的專業色彩,跳開一步,盡可能從一個廣博的視角來選擇和介紹各種典籍,均衡地體現古代文獻自身的內在體系,這對於作者學術視野的寬度,是一個考驗;而從讀者角度來看,只有使用這樣的講義,才能打下寬厚而不是偏狹的文獻學基礎。
黃永年先生雖然以治史為主業,但是對於古典文學也有很深的造詣,做過很多高水平的研究,如前述《西遊記》的作者問題,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他還廣泛涉獵了經、史、子、集四部以及釋、道要籍。所以,這部「目錄學」講義,並沒有過分濃重的歷史學色彩,有時甚至會為了整體均衡的需要而捨掉一些重要的歷史典籍。例如詩文總集部分講到《明文在》而略去了《明經世文編》,這是從文學史角度所作的抉擇。因為《明文在》之編選著眼於文辭而《明經世文編》著眼於社會事務。作為初學的入門書籍,整個講義篇幅有限,在二者不能兼顧的情況下,只能有所取捨。
由此一例,即可以看出,閱讀這部「目錄學」講義,足以使讀者打下廣博的文獻學基礎,獲得豐富的文獻學素養。——其實這種廣度,正是學術素養深度的先決條件和它的一個側面。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不斷有人呼喚學術界要出大師,古代文史學界,甚至有人想通過聚集青年精英辦培訓班的方式,來造就養成大師,實際效果卻不甚理想。大師的評判標準,人各不同,但是在古代文史研究領域,只知道自己特別關注的某一方面的文獻史料而缺乏廣博的文獻學素養,恐怕是很難稱為大師的。
黃永年先生是當今頂尖的古籍版本學家,所以能夠在這部篇幅有限的「目錄學」講義中,根據需要,信手拈來,三言兩語地講述出關係到文獻實質內容的重要版本問題,這既是本書的特色,也是反映其學術水平和深度的一個重要側面。如經部清人郝義行的《爾雅義疏》,謂此書「最初刻入《皇清經解》的和道光三十年陸建瀛刻本,都用王念孫刪定的本子,咸豐六年楊以增刻本及同治四年郝聯薇覆刻本方是足本,但王氏學識優於郝,所刪定之本實勝過足本」。
這與咸豐足本優於道光刪定本的通行說法大不相同,這絕不是懾於王念孫大名所做的輕率推斷,而是認真比較二者異同後(並撰寫過研究文章)得出的結論。講義中所有的版本講述,都是這樣有特別的考慮和需要,讀來精義紛呈,俾益實用。
從以上例證中可以看出,讀書需講究版本恰如選擇書籍同等重要。而要想得心應手地選用得當的版本,還應當具備一定的版本學知識。《古文獻學四講》中的「版本學」講義,就是這方面最好的入門書籍。
版本學包括版本鑑別與版本史、「版本目錄」這兩大部分內容。前者講版刻特點及其變遷,後者講某一種古籍曾有過哪些版本以及這些版本之間的相互關係。作為給初學者開設的課程,前者可以系統講,而後者則只能開列一些基本書籍,供使用者檢閱,沒辦法也根本沒有必要逐一講解。我過去聽黃先生講課,前後見過繁簡程度不同的三個版本的油印講義,這次收入的是最簡單的簡本。從目前的實際需要情況來看,選擇這個簡本作通行的講義,應該是比較合適的。
因為大多數人只要通過這個講義的學習,能夠對於版本學知識有個最基本的了解也就可以了,要求太高而達不到,並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個別人若想對於版本學知識有更加深入的了解,黃永年先生另有《古籍版本學》一書即將出版面世,是在當年的繁本講義基礎上又做了新的增訂。這部「版本學」講義,雖然比較簡單,卻很系統。其中很多問題,都是黃永年先生第一次加以系統梳理。如謂明代文學上前後七子的複古運動,促成了翻刻仿刻宋本古籍的需要,於是,出現了仿宋浙本字體而又因印刷技術進展而呈規範化特徵的嘉靖本字體,同時,由於倡導其事的都是蘇州的文人,於是使嘉靖本出現了地域上以蘇州為中心向外傳播,刻書者以家刻為主導向官刻、藩府刻、坊刻輻射的傳播擴散方式。又如,謂明萬曆本肇始於徽州商人,後隨著徽商的活動而向南京、杭州等地傳播;徽商刻書又常請蘇州文人為其主持校勘,所以很快風行江浙並影響全國。等等。凡此,都是融匯各方面的歷史知識,來揭示版本學這門看似純經驗學科的內在發展因素。從中可以看出,較諸前人只是一一羅列版刻現象的著述,黃永年先生通過這些緊密結合當時社會歷史狀況的規律性認識,自然已經建立起科學的版本學學科體系。
由於黃永年先生已有數十年的古籍收藏經驗,所以他的這部「版本學」講義,不僅有很好的學科理論建樹,還有許多源自多年揣摩的獨到見解。如宋代版刻有浙本、蜀本、建本三大系統,在版刻的字體上各有特點。浙本字體以歐體為主,這一點沒有什麼分歧。其餘兩個系統,前人普遍說建本多為柳體,蜀本多為顏體,其實多是陳陳相因,似乎並沒有什麼人真的深加考究。黃永年先生則憑藉自己的書法功力和多年收藏、研究唐人碑拓的體會,指出建本多為顏體,蜀本是以顏體為主而撇捺長、利帶有柳公權的筆意。——第一次講清了宋代版刻的基本字體特徵。講義中類似的精彩見解還有許多,如清代前期的寫刻本,過去講版本的人往往稱之為軟體字,黃永年先生則將其劃分為兩類,一類如《全唐詩》、《楝亭十二種》,類似法帖中之晉唐人小楷,確實可以稱之為軟體;另一類如《通志堂經解》、《澤存堂五種》,字體不僅絲毫不軟,而且點劃方勁,與宋浙本和嘉靖本有相通之處,絕對不能用「軟體」來概括和表述。
眼下搞文史的人,懂版本的人越來越少。學生想學習,老師也不一定會講。因此印行這部簡明扼要且科學系統的講義,已經是一種很迫切的需要。假如以後學習文史的學生,能夠充分吸收了這部「版本學」講義所提供的版本學知識,那麼,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當前引述古籍標註版本千奇百怪的混亂局面。
按照我在前面的理解,可以把「碑刻學」視作對目錄學中石刻史料的特別講述。講義分設「緒論」、「分類」、「拓本」、「史料」、「書法」五個專題,進行講述。「緒論」講碑刻學發展史、研究對象和領域,以及主要參考書籍和學習方法,其「參考書」部分,擇取審慎且多精到評語,不僅對於初學者最為重要,文史研究者也可時時取以參考。「分類」和「拓本」兩個專題,是關於碑刻形式本身的基本知識,最俾益實用。其「書法」部分,以碑刻為主論述書法淵源流變,發自累年揣摩,故融通暢達,勝義疊出。
「碑刻學」講義中直接關係到利用碑刻史料從事研究的內容,為其「史料」部分。除論述碑刻記郡望、世係不盡可信,職官、地理對於史書多有訂正增補,以及利用碑刻資料抉隱發微最有價值之外,黃永年先生在這一專題下,還針對一些人「重碑刻文字重於史書」的「偏見」,特別強調指出:「據碑刻治史事者貴有通識。欲具通識,則非熟於史書,且受史學研究之嚴格訓練不可。即以史料而言,完整之史書亦高於零星之碑刻萬萬,治史者自當以史書為主,然後旁採碑刻以為輔,不宜媚俗趨時,顛倒主次。」其實治史者之通識,首先應當建立在對於史料的通識的基礎上,若非熟悉各種史料,豈能做到像黃永年先生這樣具有如此清醒的頭腦?反過來看,我們不妨胡亂猜想,那些過分強調出土文獻資料如金文、簡帛、敦煌吐魯番文書等史料價值的學者,會不會是因為對傳世基本史料熟悉得還不夠十分透徹方才捨本逐末的呢?
由於碑刻之學確實中衰已久,不惟國內,海外也久已無人董理,有日本學者看到80年代的油印本後,即將其譯為日文正式刊出,所以,它早已是日本學生學習碑刻學的入門書籍。相比之下,此前這份講義在國內只是於1999年在《新美術》上公開發表過,研究文史的人很少看到,影響還不及日本廣泛。相信這次收入《古文獻學四講》,能夠很快使它發揮應有的作用。
最後談談「文史工具書簡介」講義。給學生講文史工具書,看似簡單,卻更顯見識。黃永年先生這部講義,一如前述三種,首重簡要,而不是貪多求眾,一味侈陳書目。因為這是入門書,濫舉書目只會使讀者無所適從,簡而得要,方最便讀者。除了簡要之外,這個講義與常見的文史工具書介紹書籍相比,還特別體現了黃永年先生重視第一手基本文獻以及強調直接利用古代高水平著述的讀書主旨。如查找古代文字的應用實例,首推利用《說文解字義證》匯集的資料;查找古代俗語的使用情況,首舉翟灝《通俗編》和錢大昕《恆言錄》;查找歷史人物直接利用正史人名索引,等等。循此路徑,能夠更直接地貼近歷史,獲取更為可靠的歷史信息。
從讀碩士到讀博士,我一直在黃永年先生的直接指導下讀書學習;從事研究工作以來,深為能夠遇此名師得以打下文獻學基礎而慶幸。現在這些精彩的講義印行於世,有志學子,當可人手一編,共承嘉惠。我們在感謝鷺江出版社的同時,也期望着出版界今後還能再多印行一些這類高水平的治學基礎入門書籍,如前述朱師轍著《清代藝文略》,就應列入其中。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根深自然葉茂。走對路徑,打勞基礎,才能做好學術研究。
在現代社會中,從事任何一種職業,都需要具備某些必備的基礎知識,不然你無法入門。
從事中國古代文史方面的研究,則首先需要對於古代文獻具有相應的了解。道理很簡單,歷史已經遠去,我們只能主要依靠古代文獻的記載,來盡可能地接近和認識當時的面貌。所謂古代文史,包括歷史、文學、哲學等許多領域,但嚴格說來,都可以概括在泛義的歷史學範疇之內,因為文學史、哲學史像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一樣,也都屬於歷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眾所周知,史學家傅斯年是極力主張「史學即史料學」的。他在《史學方法導論》一文中曾經講過:「史學的對像是史料,不是文辭,不是倫理,不是神學,並且不是社會學。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藝術的建設,不是做疏通的事業,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由於「史料是不同的,有來源的不同,有先後的不同,有價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樣的不同」,所以,所謂整理史料的方法(實際上也就是歷史學的研究方法),「第一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三還是比較不同的史料」。
傅斯年的這種主張,現在有些人或許並不贊同。但是,不管大家怎樣看待歷史學的性質和內容,不管研究者各自抱著什麼樣的歷史觀去從事研究,恐怕也都不能不承認,史料畢竟是史學研究最重要的基礎;假如缺乏這一基礎,一切古代文史研究,都將無從說起。
傅斯年在這篇文章中,還具體歸納列舉了「比較不同的史料」的幾種主要類型,如「直接史料對間接史料」,「官家的記載對民間的記載」,「本國的記載對外國的記載」,「近人的記載對遠人的記載」,「不經意的記載對經意的記載」,「本事對旁涉」,「直說與隱喻」,「口說的史料對著文的史料」,等等,這些都是從事一項史學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的基本問題,而要想哪怕是最一般地切入這些問題,就必須首先了解有哪些相關史料,以及這些史料的特點。——所謂「史料學」,就是研究和解決這些問題的歷史學基礎分支學科。
雖然在口頭上,似乎大家都能夠認同史料學的重要性,可是在實際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中,卻未必都能夠很好地體現這一認識。
譬如目錄學和版本學,是史料學中最基本的內容,可是現在的大學歷史系,卻很少開設相關的課程,一般是開一門「歷史文選」,只是教學生念念文言文,根本不涉及目錄學知識。這種情況,其實由來已久。50年代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周清澍先生,是深有造詣的蒙元史研究專家,他曾在一封信中,描繪了當年自己缺乏相關知識訓練的情況。他寫道,自己調到內蒙古大學任教以後,「經常出差來京,學校也附帶給我採購書籍的任務。可惜我一點目錄學知識也沒有,只會買一些一看書名就知其內容的書。經過比現在研究生多若干倍的時間,完全出於偶然,看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標註》、《中國叢書綜錄》、北京、北大、上海、江蘇國學(今南京)圖書館等書目,才稍稍懂得點按目尋書的知識。
為了在書店能隨時決斷應購何書,就必須熟記書名並知有幾種版本及版本優劣等等」(此信公開刊載於《藏書家》第4輯)。北京大學歷史系尚且如此,其他學校自然可想而知。幾年前,有一位行將退休的老教授,也是畢業於著名學府且供職於著名的學術機構,曾私下向我諮詢,謂聽說有一部給古代傳世文獻做提要說明的書,如果書店有的話,讓我順便幫助買一本。——這位老教授想問的書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這件事情,完全可以證明類似情況的普遍性和嚴重性。
周清澍先生說,現在的研究生,上學時就能具備相關版本目錄基礎,那可能是由於他在經歷了長期暗中摸索之後,深知這些學問是入門的必備知識,於是開宗明義,就把它傳授給了自己的研究生。如果是這樣,只能說他自己的學生有幸,卻並不能說明現在的一般狀況。以我接觸到的情況來看,目前大學本科生、碩士生乃至博士生的史料學素養,與上世紀50年代相比,總體上並沒有多大變化。不然我們就不會經常看到有一些碩士、博士乃至教授、博導,在使用《西漢會要》、《東漢會要》、《十國春秋》、《續資治通鑑》、《遼史紀事本末》、《金史紀事本末》,直至當今生人編纂的《清史編年》、《清通鑑》這樣一些根本沒有史料價值的著述,來作為研究的依據了。
要在學習階段打好史料學基礎,需要有合適的入門書籍。過去,有些人是依賴清代乾隆年間纂修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但是它對於現在的初學者來說,顯然過於繁難,而且無法利用它來了解乾隆年間以後的大量重要典籍,所以並不適用。清末張之洞撰著的《書目答問》,是專門為指導初學而開列的基本書目,選書雖大體精當,但只列書名,沒有作者和內容的介紹,同樣不宜於現在的學生用於初學。
民國以來,出版過一些這方面的入門書籍,但是往往都是只側重某一個方面,如朱師轍《清代藝文略》,僅成經部,且只敘述清代經學書籍(對於了解清代經學著述,這是一部很好的導讀書,遺憾的是流傳甚為稀少,現在連專門做清代經學研究的人都很少知道);呂思勉《經子解題》,僅敘述上古經書和諸子書;柴德賡著《史籍舉要》,王樹民著《史部要籍解題》,謝國楨著《史料學概論》,陳高華等著《中國古代史料學》,黃永年著《唐史史料學》等,都僅僅是從狹義的歷史學研究角度選擇典籍,進行介紹,目前還沒有見到質量較高的全面介紹古代史料文獻的目錄書籍(朱自清《經典常談》見識通達且文筆流暢,最便初學,遺憾的是當時是為中學生撰寫,開列書籍太少,不敷學者入門之用)。最近鷺江出版社出版的黃永年先生著《古文獻學四講》,可以說是應從和滿足了學術界長期以來的迫切需要。
《古文獻學四講》,是鷺江出版社《名師講義叢書》中的一種。顧名思義,都是用以教授學生的講義。黃永年先生這「四講」,包括「目錄學」、「版本學」、「碑刻學」和「文史工具書簡介」四種講義。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我在西安隨史念海先生讀書時,史念海先生要求必須去聽完黃永年先生開設的上述幾門課程。史念海先生當時特別講到,不聽好黃先生這些課程,就無法掌握讀書做學問的門徑。所以,這本《古文獻學四講》,編錄的都是我聽過的課程講義,當年油印向學生髮放過。黃永年先生不僅學識淵博,而且善於演講,授課神色生動,把這些一般人看來枯燥單調的課程,講得妙趣橫生,牢牢吸引我如飢似渴地聽完了各門課程(版本學上課時開過小差,但後來私下求教於先生更多,也是以這本《版本學》講義,作為入門嚮導)。後來我能夠在學術上嘗試著做出一點研究,首先就是依仗這些課程所打下的最重要的基礎。由於自己基礎較差,許多授課內容,一下子不能很好理解和記憶,工作後就仍一直把講義放在手邊,隨時翻檢查閱,不斷加深掌握和理解。現在讀到正式出版的講義,既親切,又興奮,引發了一些感想。
打好基本功,這是黃永年先生在授課和治學中一貫強調的基本看法,這也是他教授學生時首先要講授上述課程的原因。他曾針對時下學術界一些人毫無根基地胡亂著書立說的情況,舉述其中典型的荒唐例證,撰寫過幾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如《還是要打好基本功》等,多已收入先生隨筆集《學苑零拾》)。學術研究的基本功,包括很多內容,在史料學方面,我想最重要的包括如下三個方面,一是注重傳世文獻,強調讀常見書;二是要盡可能深入地掌握基本史料的內容和性質;三是要盡可能廣博地多了解各類史料的內容和價值。
談到重視文獻資料,在實際研究工作中存在兩種不同路數。
一派特別強調尋找從未被人利用過的資料,尤其是地下地上新發現的史料。論者往往引據陳寅恪先生的話,謂「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甚者且謂學術之每一新進展,必定要仰賴於新材料之出土。
另一派則是強調讀傳世基本文獻,當代著名學者如顧頡剛、余嘉錫等均是這一派的代表性人物。據先師史念海先生講,當年顧頡剛先生向他傳授的讀書門徑,就是以讀常見基本史料為正途,要把從人所共知的基本文獻中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見解,作為治學的基本功夫。顧頡剛先生稱此為「化腐朽為神奇」。
學術研究,各自有所偏好,存在不同的路數,所謂「各遵所聞」,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前一派援依陳寅恪先生的說法為其張目,卻未必盡合乎陳氏本意。看一看陳寅恪先生的主要學術貢獻全在於使用兩《唐書》、《通鑑》等最大路的史料,就可以明白,陳寅恪先生本人,並不特別依賴所謂新材料來做學問。陳垣先生有相當一部分研究,由於題目所需,是比較重視某些當時學術界相對生僻的史料的。陳寅恪先生的話,出自他為陳垣《敦煌劫馀錄》撰寫的序言,是否帶有某些應酬的成分,恐怕還需要結合他自己的研究來揣摩。我想在熟悉基本文獻的基礎上重視新出土資料,讀常見書而知生僻書,這才是對待史料比較合理的態度。
黃永年先生在治學上是師承上述後一派傳統的,所以這部《古文獻學四講》,核心內容是傳世基本文獻的版本目錄。常用文史工具書是讀古書、做學問的一般工具,版本學、目錄學是講傳世文獻自不必說,所謂「碑刻學」,也不像有些人可能理解的那樣是講述出土碑刻資料,而是講授宋代以來的碑刻學知識傳統,以便更好地利用這些疊經歷代摩挲已成為傳世文獻組成部分的碑刻資料。近來聽說有一部分學者,稱謂碑刻為「非文獻」史料。至少就中國的情況而言,我覺得是不夠妥當的。黃永年先生在序論中說,他是鑑於時下「碑刻之學中衰」,而「專設碑刻學課程者幾無所聞」的情形,才「為研究生開設此課,總結近半個世紀個人業餘從事此學之所得,竊欲重振斯道,且使從學者開闊眼界,借免拘墟之誚而已」。可見,其志趣與爭競觀睹新見石刻碑版資料者,亦判然不同,從本質上是把碑刻看作傳統目錄學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來加以闡釋的。
黃永年先生本人,從青年時期起就收藏善本書籍和碑帖拓本,幾十年間所得甚豐,早已是蜚聲海內外的藏書名家,可是做學問卻極力主張以讀常見基本史籍為主。黃先生文史兼通,在歷史研究方面,更強調要首先花大力氣讀正史。《古文獻學四講》書後附收了他撰寫的三篇文章:《述<注坡詞>》和《讀唐劉濬墓誌》,分別為研究版本和碑刻的實例;《我和唐史以及齊週隋史》則是其治學經歷的簡要敘述。
在《我和唐史以及齊週隋史》這篇自述性文章裡,黃永年先生闡述自己對待史料的原則是,「撰寫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習見之書,要從習見書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問題」;他說:「習見書如紀傳體正史中未被發掘未見利用的實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幾輩子也用不完。不此之圖,光坐等孤本秘笈的出現,包括考古掘得新東西,豈非有點'守株待兔'的意味。」在本書的「目錄學」講義部分,他也講到:「想研究我國古代的文史以至哲學,必須懂得歷史,讀點史書。而史書中最重要的可作為第一手文獻的,要首推這紀傳體的《二十四史》。」紀傳體的《二十四史》即傳統所謂正史,這是把讀正史置於整個古代文史哲研究的基礎地位。重視基礎,是為了掌握精髓。讀書遵依主從次序,方可避免由終南捷徑而墮入旁門左道。這種治學態度,應該是貫穿這部《古文獻學四講》的內在主旨,「四講」內容的設置,都是服從於這一主張,讀者不應只看具體的文獻知識而忽略了它。
因為是強調讀常見基本史籍,所以首重目錄學。此「目錄學」既非研究圖書編目之書籍分類體系,亦非研究書目分類體系變遷之目錄學史,只是介紹有那些基本史籍及其內容構成和史料價值。不過要想在短短十幾萬字篇幅內,開列出經史子集各類古籍的要目來(如果說可以把清人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作為選書的基本依據,那麼撰寫這部「目錄學」講義需要考慮的範圍,不僅增加了清代乾隆年間以後的大量著述,還多出小說戲曲一大門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撰作書目,求全固然甚難,但那是難在花費時間和功夫;而拔萃之難,則需要更高的學術素養,特別是通貫的學識。張之洞的《書目答問》過去一直為學者看重,主要也在其高屋建瓴的學術眼光上。
《古文獻學四講》的「目錄學」部分,在繼承張氏神髓的基礎上,立足於當今的學術視野和「五四」以來大量全新的學術認識,精心別擇各領域內最基本的著述,選書比《書目答問》更精,分類更切合現代學術需要,敘述更注重學術發展的系統性,因此,在很大範圍內,完全可以取代《書目答問》,作為研治古代文史的最基本入門書目。
由於是入門書籍,要想從每一門類的大量著述中,選出最有代表性的著述來,就需要撰述者明了古代各門學術的發展脈絡。《古文獻學四講》最精彩的地方,是通過簡明扼要的敘述,闡明了相關的學術源流,在此基礎上揭示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述。
比如,經學是中國古代學術的核心內容,而傳統的四部分類方法,往往只是按易、詩、書、禮等經書的類別來劃分細目,以此準則來編纂著述總目固無不可,可是像《書目答問》這樣的經籍入門書籍,依然大致遵用不改,就與其津逮初學的目的,不盡相契合了。對此,黃永年先生認為,「我國所謂經學的時代性特別強,不講清楚各個時代的經學趨向,就無法使人理解為什麼會出現這樣那樣的經學著作」。所以,他在講義中獨創一格,按照經學發展的起源、經今古文學、義疏之學、宋元經學、清人經學這樣幾個大的階段,分別舉述各個時期的經學名著。
這樣不僅使學生擺脫了目錄學學習中孤立地死記書名、作者、內容的枯燥和艱澀,還可以通過目錄學的學習,初步了解各類著述背後所相關學術的源流。
又如子部書籍中的思想文化性著述,在《書目答問》單列「周秦諸子」的分類方法的基礎上,本書又將漢代以後的書籍分為「漢魏以下議論」、「理學」和「考證之學」三類,分別予以論列。具體每一類中講述的內容,也都能提綱挈領,舉重若輕。如講清人考證,先舉顧炎武《日知錄》發其端緒,以知一代學風之本源;次舉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王念孫《讀書雜誌》、俞正燮《癸巳類稿》與《癸巳存稿》,以見乾嘉漢學家考證之博大精深;最後以陳灃《東塾讀書記》殿其尾,以反映考據學適應時代主流學風轉移所發生的變化(即陳氏「已不拘乾嘉漢學之傳統」)。
其實,強調讀常見基本史籍的內在意義,正是為了全面、系統地掌握這些最基本的歷史知識,作為治學的根基。所以除瞭如上一些比較系統的講述安排之外,講義中隨處也都體現出這一思想。如集部講文章選本,僅列三部書籍,為姚鼐《古文辭類纂》、張惠言《七十家賦鈔》、李兆洛《駢體文鈔》。姚鼐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代表人物,所纂《古文辭類纂》擷歷代散體之精粹,自然大多數人都會列舉這部書,可是張惠言的《七十家賦鈔》和李兆洛的《駢體文鈔》,卻一般不會被人想到。黃永年先生這樣選擇,是因為散文與駢文是古代文體的兩大類別,一直相輔並行,不能像現在一般古代文學教科書那樣,偏重散文而忽略駢文。事實上,在清代桐城派最為盛行的時候,也從來沒有能夠獨擅文壇;即使是在古文家之間,也一直有陽湖派與之相頡頏。黃永年先生在講義中對此清楚交待說:「陽湖派之不同於桐城派者,是要兼採駢體使其文字更光輝充實。」由於張、李兩家與姚鼐一樣,是採輯歷代代表性文辭,讀者自然可以由此入手,領略駢體精華,窺得駢文的流變。初學者胸中蓄此常識,並品味一些經典駢體文章,至少可以免卻一談起古人文章,便只知唐宋八大家散體古文的陋略,進而還能夠明白唐宋以來的所謂古文運動,實際上在社會很大一個範圍內,始終沒有能夠撼動駢文固有的位置。
在學術發展的體系當中,選擇最有代表性的著述,介紹給學生,讓學生通過這些代表性著述,來認識一個時代的學術風尚,在此基礎上,去採摘利用具體文獻的史料價值。——我體會這就是這部「目錄學」講義最大的特點和特別值得稱道的水平與眼界所在。
本書具體介紹每一種典籍所體現的學術深度,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首先是書籍的類別歸屬,這是對於書籍基本內容和性質的認識。在這方面,最為典型的例子是《冊府元龜》。傳統目錄一向著錄此書於類書當中,有人還把它與《太平御覽》等並列為宋代「四大類書」。黃永年先生認為,它「其實體制以及今天的用途都和會要相同」,因此,便把它列在史部政書類當中。《冊府元龜》自是研究魏晉南北朝隋唐特別是唐代歷史的重要資料,其價值不在《唐會要》及《通典》諸書之下,體例與分類編制政事的會要相同,而與採摘舊事軼聞辭章以供尋章摘句的類書,卻有很大差別,只不過歷朝會要是匯集一代政事,而《冊府元龜》是貫穿歷代而已。
舊時直至《書目答問》的目錄,把它劃歸類書,實在不當;而前述今人水平較高的史料入門書籍如柴德賡著《史籍舉要》,王樹民著《史部要籍解題》,也都未加深究,仍舊沿襲前人成例,在舉述政書要籍時未能列入此書。儘管後來居上,是理所應當的事情,但從中還是可以看出黃永年先生超越前人的學術見識。類似的情況,還有明人王圻《續文獻通考》,本是為接續南宋馬端臨《文獻通考》而作,保存有豐富的珍貴資料,自然應當一如《文獻通考》,列在政書類中,可是清人纂修《四庫全書》時,卻無端貶斥其為「兔園之策」,降格打入子部類書之存目書籍當中,今此「目錄學」講義,也恢復了它的政書地位。
其次,是應當盡可能深入地介紹每一種典籍的具體情況,讓學生了解到最有價值的學術界研究進展,使其對於每一種文獻,都能夠獲取準確的認識,並從中體會到對待文獻典籍,不能簡單地人云亦云;明白我們對於古代典籍的認識,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因此,要養成探究的習慣和態度,在使用過程中,時時注意思索,力求對文獻有更深入更客觀更全面的獨到認知。
在這一方面,黃永年先生首先是在思辨對比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了前代學者特別是五四以來學者的研究成果,如呂思勉、顧頡剛、陳垣、余嘉錫等人的研究,同時也在講義中講述了許多自己獨到的研究看法。如章回小說《西遊記》的作者,自胡適認定為吳承恩以來,早已成為通行的常識,近年雖有章培恆等人撰文否定胡適的說法,但仍不為一般人所接受。黃永年先生在講義中根據自己的研究,談到《西遊記》最早的百回刻本,應出自嘉靖初年,而此時吳承恩年僅二十出頭,根本不可能寫出如此世事洞明、人情練達的長篇巨制,從而從根本上推翻了胡適當年的觀點。
又如關於傳世今本《孫子》十三篇的作者問題,舊題為春秋時吳將孫武所作,而葉適、全祖望、姚鼐直至錢穆諸人皆懷疑實際出自戰國時人,或即出自齊將孫臏之手,而孫武可能是孫臏的本名。上個世紀70年代初,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中,同時出土了一批同於今本《孫子》的殘簡,和另外一些未見於今本《孫子》卻明確涉及到齊將孫臏的《孫子》殘簡。今研究者普遍認為後者即《漢書•藝文志》著錄的《齊孫子》,將其定名為《孫臏兵法》,並相應地推論,既然另有《孫臏兵法》,那麼今本《孫子》就不可能再是孫臏所作,只能依傳統說法,認定為春秋時吳將孫武所作。對此,黃永年先生則有不同看法,他認為,「戰國的諸子書本不一定是本人所作,多數是治其學者所為」。因此,所謂《孫臏兵法》「即使真是孫臏所作,何以能斷然說今本《孫子》便是孫武所作,難道不會是戰國時另一些兵家所作。何況從《孫臏兵法》內容看也不像是孫臏本人作,其水平也遠不如今本《孫子》。再則葉適、全祖望、姚鼐等提出的今本《孫子》多處與春秋時情況不符,主張今本為孫武作者並未能作任何否定(恐怕也無法否定),並未能翻掉葉適以來定的案」。所以「現在只能仍舊認為今本《孫子》是戰國時的書,作者可能是本名孫武的孫臏,也可能是其他高水平的兵家」。儘管這樣的看法還不能像上面講的《西遊記》的作者一樣作為定案,但至少在目前情況下,這是一種比較全面的分析,依我看也是一種最合理的解釋。通過這樣的講授,學生可以學習到對待歷史文獻的綜合分析方法,擯棄簡單的純文本的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
對於歷史文獻價值的評價,一般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作為一種著述的撰著水平的評價,一是我們今天的使用價值,其中後者又可以區分為閱讀價值和史料利用價值。過去的一些評價著述,往往將這幾層價值,混為一談,不能切中實際情況。這部「目錄學」講義,在這幾個方面,都做了很好的區分和評價。
如題為清人畢沅所撰《續資治通鑑》,講義中評述說:「其中北宋部分尚好,元代較簡略,總的質量不算高。」這是對於撰著水平的評價;又說此書「可供閱讀而不宜引用」,這是對閱讀價值和史料利用價值的不同評價。
有些著述如清人周濟的《晉略》,水平較高,得要領,有見識,有較高閱讀價值,在後人重修的紀傳體史書中頗有代表性。所以,「目錄學」講義在二十四史之外的紀傳體史書中,列舉了它。這樣做是著眼於它的著述和閱讀價值。但同時黃永年先生也清楚指出,此書「只是據《晉書》改寫,並無史料價值,今天研究兩晉史事不宜引用」。
與此相反,有些書從著述角度看是很糟糕的,可是對於今天的研究,卻很有史料價值。如《永樂大典》,儘管四庫館臣早已指出其「割裂龐雜,漫無條理」,但現在還是有許多人非要稱頌它是中國古代偉大的百科全書式著述,並且要效法故事,搞某某大典。其實《永樂大典》從著述角度看,是無比荒唐的,純粹是皇帝老子硬充風雅的產物,至於藉由它保存下來大量明以前史料,那隻是我們今天研究利用的史料價值問題,與《大典》編得好壞,根本不是一個範疇裡的事情。黃永年先生在講義中用很幽默的語言,評價了《永樂大典》的著述價值,說它「是一種將作詩用的每個字注有故實的韻書,加以無限制地擴大而產生的怪物」;由於它的編纂既愚蠢又荒唐,所以絕無閱讀價值可言,現在「唯一的用處就是可以用來輯佚和校勘」。
「目錄學」講義中對於史籍精彩的評價有許多,初學者要想很好地領略這些看法,閱讀時胸中首先要區分開這些不同的評價角度。這也是對待所有歷史典籍所需要具備的一種眼光。
每一位學者都有自己比較擅長和熟悉的領域,在撰寫這類文獻入門書籍時,如何避免個人的專業色彩,跳開一步,盡可能從一個廣博的視角來選擇和介紹各種典籍,均衡地體現古代文獻自身的內在體系,這對於作者學術視野的寬度,是一個考驗;而從讀者角度來看,只有使用這樣的講義,才能打下寬厚而不是偏狹的文獻學基礎。
黃永年先生雖然以治史為主業,但是對於古典文學也有很深的造詣,做過很多高水平的研究,如前述《西遊記》的作者問題,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他還廣泛涉獵了經、史、子、集四部以及釋、道要籍。所以,這部「目錄學」講義,並沒有過分濃重的歷史學色彩,有時甚至會為了整體均衡的需要而捨掉一些重要的歷史典籍。例如詩文總集部分講到《明文在》而略去了《明經世文編》,這是從文學史角度所作的抉擇。因為《明文在》之編選著眼於文辭而《明經世文編》著眼於社會事務。作為初學的入門書籍,整個講義篇幅有限,在二者不能兼顧的情況下,只能有所取捨。
由此一例,即可以看出,閱讀這部「目錄學」講義,足以使讀者打下廣博的文獻學基礎,獲得豐富的文獻學素養。——其實這種廣度,正是學術素養深度的先決條件和它的一個側面。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不斷有人呼喚學術界要出大師,古代文史學界,甚至有人想通過聚集青年精英辦培訓班的方式,來造就養成大師,實際效果卻不甚理想。大師的評判標準,人各不同,但是在古代文史研究領域,只知道自己特別關注的某一方面的文獻史料而缺乏廣博的文獻學素養,恐怕是很難稱為大師的。
黃永年先生是當今頂尖的古籍版本學家,所以能夠在這部篇幅有限的「目錄學」講義中,根據需要,信手拈來,三言兩語地講述出關係到文獻實質內容的重要版本問題,這既是本書的特色,也是反映其學術水平和深度的一個重要側面。如經部清人郝義行的《爾雅義疏》,謂此書「最初刻入《皇清經解》的和道光三十年陸建瀛刻本,都用王念孫刪定的本子,咸豐六年楊以增刻本及同治四年郝聯薇覆刻本方是足本,但王氏學識優於郝,所刪定之本實勝過足本」。
這與咸豐足本優於道光刪定本的通行說法大不相同,這絕不是懾於王念孫大名所做的輕率推斷,而是認真比較二者異同後(並撰寫過研究文章)得出的結論。講義中所有的版本講述,都是這樣有特別的考慮和需要,讀來精義紛呈,俾益實用。
從以上例證中可以看出,讀書需講究版本恰如選擇書籍同等重要。而要想得心應手地選用得當的版本,還應當具備一定的版本學知識。《古文獻學四講》中的「版本學」講義,就是這方面最好的入門書籍。
版本學包括版本鑑別與版本史、「版本目錄」這兩大部分內容。前者講版刻特點及其變遷,後者講某一種古籍曾有過哪些版本以及這些版本之間的相互關係。作為給初學者開設的課程,前者可以系統講,而後者則只能開列一些基本書籍,供使用者檢閱,沒辦法也根本沒有必要逐一講解。我過去聽黃先生講課,前後見過繁簡程度不同的三個版本的油印講義,這次收入的是最簡單的簡本。從目前的實際需要情況來看,選擇這個簡本作通行的講義,應該是比較合適的。
因為大多數人只要通過這個講義的學習,能夠對於版本學知識有個最基本的了解也就可以了,要求太高而達不到,並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個別人若想對於版本學知識有更加深入的了解,黃永年先生另有《古籍版本學》一書即將出版面世,是在當年的繁本講義基礎上又做了新的增訂。這部「版本學」講義,雖然比較簡單,卻很系統。其中很多問題,都是黃永年先生第一次加以系統梳理。如謂明代文學上前後七子的複古運動,促成了翻刻仿刻宋本古籍的需要,於是,出現了仿宋浙本字體而又因印刷技術進展而呈規範化特徵的嘉靖本字體,同時,由於倡導其事的都是蘇州的文人,於是使嘉靖本出現了地域上以蘇州為中心向外傳播,刻書者以家刻為主導向官刻、藩府刻、坊刻輻射的傳播擴散方式。又如,謂明萬曆本肇始於徽州商人,後隨著徽商的活動而向南京、杭州等地傳播;徽商刻書又常請蘇州文人為其主持校勘,所以很快風行江浙並影響全國。等等。凡此,都是融匯各方面的歷史知識,來揭示版本學這門看似純經驗學科的內在發展因素。從中可以看出,較諸前人只是一一羅列版刻現象的著述,黃永年先生通過這些緊密結合當時社會歷史狀況的規律性認識,自然已經建立起科學的版本學學科體系。
由於黃永年先生已有數十年的古籍收藏經驗,所以他的這部「版本學」講義,不僅有很好的學科理論建樹,還有許多源自多年揣摩的獨到見解。如宋代版刻有浙本、蜀本、建本三大系統,在版刻的字體上各有特點。浙本字體以歐體為主,這一點沒有什麼分歧。其餘兩個系統,前人普遍說建本多為柳體,蜀本多為顏體,其實多是陳陳相因,似乎並沒有什麼人真的深加考究。黃永年先生則憑藉自己的書法功力和多年收藏、研究唐人碑拓的體會,指出建本多為顏體,蜀本是以顏體為主而撇捺長、利帶有柳公權的筆意。——第一次講清了宋代版刻的基本字體特徵。講義中類似的精彩見解還有許多,如清代前期的寫刻本,過去講版本的人往往稱之為軟體字,黃永年先生則將其劃分為兩類,一類如《全唐詩》、《楝亭十二種》,類似法帖中之晉唐人小楷,確實可以稱之為軟體;另一類如《通志堂經解》、《澤存堂五種》,字體不僅絲毫不軟,而且點劃方勁,與宋浙本和嘉靖本有相通之處,絕對不能用「軟體」來概括和表述。
眼下搞文史的人,懂版本的人越來越少。學生想學習,老師也不一定會講。因此印行這部簡明扼要且科學系統的講義,已經是一種很迫切的需要。假如以後學習文史的學生,能夠充分吸收了這部「版本學」講義所提供的版本學知識,那麼,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當前引述古籍標註版本千奇百怪的混亂局面。
按照我在前面的理解,可以把「碑刻學」視作對目錄學中石刻史料的特別講述。講義分設「緒論」、「分類」、「拓本」、「史料」、「書法」五個專題,進行講述。「緒論」講碑刻學發展史、研究對象和領域,以及主要參考書籍和學習方法,其「參考書」部分,擇取審慎且多精到評語,不僅對於初學者最為重要,文史研究者也可時時取以參考。「分類」和「拓本」兩個專題,是關於碑刻形式本身的基本知識,最俾益實用。其「書法」部分,以碑刻為主論述書法淵源流變,發自累年揣摩,故融通暢達,勝義疊出。
「碑刻學」講義中直接關係到利用碑刻史料從事研究的內容,為其「史料」部分。除論述碑刻記郡望、世係不盡可信,職官、地理對於史書多有訂正增補,以及利用碑刻資料抉隱發微最有價值之外,黃永年先生在這一專題下,還針對一些人「重碑刻文字重於史書」的「偏見」,特別強調指出:「據碑刻治史事者貴有通識。欲具通識,則非熟於史書,且受史學研究之嚴格訓練不可。即以史料而言,完整之史書亦高於零星之碑刻萬萬,治史者自當以史書為主,然後旁採碑刻以為輔,不宜媚俗趨時,顛倒主次。」其實治史者之通識,首先應當建立在對於史料的通識的基礎上,若非熟悉各種史料,豈能做到像黃永年先生這樣具有如此清醒的頭腦?反過來看,我們不妨胡亂猜想,那些過分強調出土文獻資料如金文、簡帛、敦煌吐魯番文書等史料價值的學者,會不會是因為對傳世基本史料熟悉得還不夠十分透徹方才捨本逐末的呢?
由於碑刻之學確實中衰已久,不惟國內,海外也久已無人董理,有日本學者看到80年代的油印本後,即將其譯為日文正式刊出,所以,它早已是日本學生學習碑刻學的入門書籍。相比之下,此前這份講義在國內只是於1999年在《新美術》上公開發表過,研究文史的人很少看到,影響還不及日本廣泛。相信這次收入《古文獻學四講》,能夠很快使它發揮應有的作用。
最後談談「文史工具書簡介」講義。給學生講文史工具書,看似簡單,卻更顯見識。黃永年先生這部講義,一如前述三種,首重簡要,而不是貪多求眾,一味侈陳書目。因為這是入門書,濫舉書目只會使讀者無所適從,簡而得要,方最便讀者。除了簡要之外,這個講義與常見的文史工具書介紹書籍相比,還特別體現了黃永年先生重視第一手基本文獻以及強調直接利用古代高水平著述的讀書主旨。如查找古代文字的應用實例,首推利用《說文解字義證》匯集的資料;查找古代俗語的使用情況,首舉翟灝《通俗編》和錢大昕《恆言錄》;查找歷史人物直接利用正史人名索引,等等。循此路徑,能夠更直接地貼近歷史,獲取更為可靠的歷史信息。
從讀碩士到讀博士,我一直在黃永年先生的直接指導下讀書學習;從事研究工作以來,深為能夠遇此名師得以打下文獻學基礎而慶幸。現在這些精彩的講義印行於世,有志學子,當可人手一編,共承嘉惠。我們在感謝鷺江出版社的同時,也期望着出版界今後還能再多印行一些這類高水平的治學基礎入門書籍,如前述朱師轍著《清代藝文略》,就應列入其中。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根深自然葉茂。走對路徑,打勞基礎,才能做好學術研究。
2019年6月21日 星期五
〈《伯林文集》系列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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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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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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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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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馬克思:生平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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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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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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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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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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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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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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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n Thin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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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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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與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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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s and Categories: Philosophical
Es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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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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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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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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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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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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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Impr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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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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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的人性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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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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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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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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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nse of Reality: Studies in Ideas
and their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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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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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義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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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ots of Roman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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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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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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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wer of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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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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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的三個批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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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Critics of the Enlightenment: Vico,
Hamann, He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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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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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及其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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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om and Its Betray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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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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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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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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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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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的心靈
|
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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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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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書信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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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urishing: Letters 1928–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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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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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書信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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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ing: Letters 1946–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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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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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書信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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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Letters 1960–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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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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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書信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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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irming: Letters 1975–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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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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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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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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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iah Berlin: A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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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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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談話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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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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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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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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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finished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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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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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辭要籍叢刊》目錄〉
叢書名:楚辭要籍叢刊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東漢〕王逸撰,黄靈庚點校:《楚辭章句》,2017年。
〔宋〕洪興祖撰,黄靈庚點校:《楚辭補注》,2015年。
〔宋〕朱熹撰,黄靈庚點校:《楚辭集注》,2015年。
〔宋〕吳仁傑撰,黄靈庚點校:《離騷草木疏》,2018年。
〔清〕祝德麟辨證,黄靈庚點校:《離騷草木疏辨證》,2018年。
〔宋〕錢杲之撰,黄靈庚點校:《離騷集傳》,2018年。
以上三種合為一冊。
〔明〕汪瑗撰,〔明〕汪仲弘補輯,熊良智、肖嬌嬌、牟歆點校:《楚辭集解》,2018年。
〔明〕陸時雍撰:《楚辭疏》
〔明〕周拱辰撰:《離騷草木史》
〔明〕陳第撰,黃靈庚點校:《屈宋古音義》,2019年。
〔清〕林雲銘撰,于淑娟點校:《楚辭燈》,2019年。
〔清〕王夫之撰,楊新勛點校:《楚辭通釋》,2018年。
〔清〕丁晏撰,黃靈庚點校:《楚辭天問箋》,2018年。
〔清〕蔣驥撰,于淑娟點校:《山帶閣注楚辭》,2019年。
〔清〕戴震撰,孫曉磊點校:《屈原賦注》,2018年。附初稿本。
〔清〕胡濬源撰,宋清秀點校:《楚辭新注求確》,2019年。
〔清〕陳本禮撰,慈波點校:《屈辭精義》,2017年。
〔清〕劉夢鵬撰:《屈子楚辭章句》
〔清〕王闓運撰:《楚辭釋》
〔清〕朱駿聲撰:《離騷賦補注》
〔清〕馬其昶撰:《屈賦微》。附《初稿本屈賦皙微》。
〔日〕西村時彥撰:《楚辭纂說》
〔日〕西村時彥撰:《屈原賦說》
〔日〕龜井昭陽撰:《楚辭玦》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東漢〕王逸撰,黄靈庚點校:《楚辭章句》,2017年。
〔宋〕洪興祖撰,黄靈庚點校:《楚辭補注》,2015年。
〔宋〕朱熹撰,黄靈庚點校:《楚辭集注》,2015年。
〔宋〕吳仁傑撰,黄靈庚點校:《離騷草木疏》,2018年。
〔清〕祝德麟辨證,黄靈庚點校:《離騷草木疏辨證》,2018年。
〔宋〕錢杲之撰,黄靈庚點校:《離騷集傳》,2018年。
以上三種合為一冊。
〔明〕汪瑗撰,〔明〕汪仲弘補輯,熊良智、肖嬌嬌、牟歆點校:《楚辭集解》,2018年。
〔明〕陸時雍撰:《楚辭疏》
〔明〕周拱辰撰:《離騷草木史》
〔明〕陳第撰,黃靈庚點校:《屈宋古音義》,2019年。
〔清〕林雲銘撰,于淑娟點校:《楚辭燈》,2019年。
〔清〕王夫之撰,楊新勛點校:《楚辭通釋》,2018年。
〔清〕丁晏撰,黃靈庚點校:《楚辭天問箋》,2018年。
〔清〕蔣驥撰,于淑娟點校:《山帶閣注楚辭》,2019年。
〔清〕戴震撰,孫曉磊點校:《屈原賦注》,2018年。附初稿本。
〔清〕胡濬源撰,宋清秀點校:《楚辭新注求確》,2019年。
〔清〕陳本禮撰,慈波點校:《屈辭精義》,2017年。
〔清〕劉夢鵬撰:《屈子楚辭章句》
〔清〕王闓運撰:《楚辭釋》
〔清〕朱駿聲撰:《離騷賦補注》
〔清〕馬其昶撰:《屈賦微》。附《初稿本屈賦皙微》。
〔日〕西村時彥撰:《楚辭纂說》
〔日〕西村時彥撰:《屈原賦說》
〔日〕龜井昭陽撰:《楚辭玦》
2019年4月26日 星期五
沈雲龍主編《中國名山勝跡志叢刊》目錄
《中國名山勝跡志叢刊》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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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雲龍主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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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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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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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嵋山志.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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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蔣超撰,(釋)印光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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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三年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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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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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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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涼山志.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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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釋)鎮澄撰,(釋)印光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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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二年排印本
|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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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普陀洛迦新志.十二卷
|
王亨彥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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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年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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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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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鼎湖山志.八卷.圖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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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釋成鷲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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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四十九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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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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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白雲洞志.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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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黃亨撰
|
光緒十三年重刊本
|
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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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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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霞新志.不分卷
|
陳邦賢撰
|
民國二十三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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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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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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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刻)泰山小史.一卷.附泰山小史注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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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蕭協中撰,趙新儒撰附錄
|
民國二十一年泰山趙氏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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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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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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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山堂圖志.十卷.首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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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趙之壁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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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叢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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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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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吳郡西山訪古記.五卷.附錄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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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根源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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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五年序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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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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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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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著虎邱小志.一卷
|
陸鴻賓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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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四年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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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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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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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明孝陵志.不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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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煥鑣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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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三年南京鍾山書局排印本
|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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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茅山志.十四卷.道秩考一卷
|
(清)笪蟾光撰
|
光緒三年懶雲艸堂重刊本
|
1877
|
13
|
武夷山志.二十四卷.首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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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董天工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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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六年籍溪羅氏五夫尺木軒重刊本
|
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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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嶗山志.八卷
|
(明)黃宗昌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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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五年即墨黃於斯堂排印本
|
1916
|
15
|
華峰山志.五卷
|
(清)釋鑒傳撰
|
光緒二十六年增城海門禪院刊本
|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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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西天目祖山志.八卷.末一卷.補遺一卷
|
(清釋)廣賓輯,(釋)際界增訂並撰補遺
|
嘉慶九年禪源寺刊本
|
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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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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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志纂.十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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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沈德潛等修,梁詩正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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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年刊二十七年增輯本 賜經堂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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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2
|
18
|
西湖新志.十四卷.補遺六卷.考證一卷
|
(清)胡祥翰撰
|
民國十年上海胡氏排印本
|
1921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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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志.十三卷
|
周慶雲撰
|
民國十六年刊本
|
1927
|
20
|
莫干山導遊
|
趙君豪撰
|
民國二十一年排印本
|
1932
|
第三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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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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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嵩.三十二卷
|
(清)景日昣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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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五十五年自序嶽生堂刊本
|
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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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廬山志.十二卷
|
吳宗慈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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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二年自序排印本
|
1933
|
23
|
峨山圖說.二卷
|
(清)黃綬芙撰,譚鐘嶽繪
|
光緒十七年刊本
|
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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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潮州)西湖山志.十卷
|
饒鍔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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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三年排印本
|
1924
|
25
|
寒山寺志1三卷
|
(清)葉昌熾撰
|
民國十一年吳縣潘氏刊本
|
1922
|
26
|
泰山道里記.一卷
|
(清)聶鈫撰
|
光緒四年序錢塘周氏雨山堂刊本
|
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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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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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岩志略.一卷
|
(清)王鎬撰
|
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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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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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靈岩記略.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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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弘儲述,(釋)殊致輯
|
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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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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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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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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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山志定本.七卷.首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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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閔麟嗣撰
|
康熙十八年新安閔氏刊本
|
1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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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華嶽志.八卷.首一卷
|
(清)李榕蔭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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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一年華麓楊翼武淸白別墅刊光緒九年湘鄉楊昌浚補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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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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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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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志.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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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盧見會撰
|
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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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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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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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山志.二十六卷.首一卷
|
(清)吳雲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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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三年刊本
|
1874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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盋山志.八卷
|
(清)顧雲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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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九年金陵盋山精舍刊本
|
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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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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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華山志.十五卷
|
(清)劉名芳撰
|
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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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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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
虎邱山志.二十四卷
|
(清)顧詒祿撰
|
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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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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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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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山志.八卷.首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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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陳毅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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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五年蘇州府署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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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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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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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州五山全志.二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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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劉名芳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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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衙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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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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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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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臺山志.八卷.首一卷.末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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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崔應階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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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七年楚鄂崔氏研露樓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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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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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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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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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城煙水.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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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徐崧輯,張大純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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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九年影翠軒藏板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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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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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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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州圖經.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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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焦循輯,江藩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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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據嘉慶底本校刊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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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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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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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山紀勝.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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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徐璈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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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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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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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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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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謁林日記.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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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郭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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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九年跋石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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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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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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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南海普陀山志.二十卷.首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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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鼎勳、秦耀曾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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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十二年序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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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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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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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山志.三十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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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劉大彬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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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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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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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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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資料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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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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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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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百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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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董嗣杲作,(明)陳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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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溪百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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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釋)大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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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屏百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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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張炳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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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雜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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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陳若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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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湖漁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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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張雲璈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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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楹聯新集(西湖古今楹帖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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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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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雲和尚年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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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學呂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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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仿宋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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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記:
搜得沈雲龍主編《中國名山勝跡志叢刊》目錄,偶見訛奪,遂為補校,網上所見,當以此本最為精善,聊存於斯,以供同道檢閱之用。穆侯記於嶺大伍樓螢火庵,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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