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末崇禎年代，文人結社在文化、政治方面皆有著深遠影響。當時的文人結社中，「幾社」是最富盛名且最具影響力的團體之一。同時，明末的文社活動與明清科舉的特殊文體「八股文」息息相關。因此，本文擬以幾社的核心成員陳子龍為中心，考察幾社八股文的反理學思想及其背景，以及八股文與時代思潮之關係等問題，以闡明八股文相關活動之意義。本文的研究指出，幾社八股文活動有兩種意義：第一，幾社藉由八股文而有效率地傳播其反理學的經世思想。第二，幾社的八股文相關活動對盛行於明末經世思潮的形成有一定作用。幾社藉由八股文傳播其經世思想，影響到崇禎朝末期考生之思潮。
關鍵詞：幾社、八股文、陳子龍、反理學思想、明末經世思想
一、前言
明末崇禎年代（1628—1644），文人結社（以下簡稱「文社」）的活動相當盛行。[1]文社中最富盛名且最有影響力的是復社與幾社。復社是各地文社的聯合組織，幾社則是復社的成員團體之一。[2]幾社的重要人物是「幾社六子」：陳子龍（1608—1647）、徐孚遠（1599—1665）、夏允彝（1596—1646）、杜麟徵（？—1633）、彭賓（生卒年未詳）、周立勳（生卒年未詳）。同時，他們也都是復社成員。[3]
幾社的活動範圍涉及文學、思想方面，目前已有不少研究成果。[4]但學界幾乎沒有關注到一個重要主題，即是：八股文。眾所周知，八股文乃是用於明清科舉的特殊文體。對明末的文社來說，與八股文的相關活動至關緊要，因為文社原本是：「在科舉取士制度刺激下，文人自發組織的專攻八股文制義的團體。」[5]文社編集其成員的八股文，以此出版社稿。[6]如復社有《國表》，幾社亦有《幾社會義》。幾社相當重視八股文，《幾社會義》甚至出版到第七集。[7]崇禎朝末期，幾社的八股文聲名最是顯著，[8]職是之故，對幾社研究中，我們應當重視其與八股文相關的活動之意義。
可惜直至今日，與幾社八股文相關的研究成果仍然極少。只有龔篤清、金原泰介探討過陳子龍的八股文。[9]為何研究幾社八股文的相關論文會如此之少？幾個可能原因是：第一，幾社八股文相關的資料極其有限。幾社的社稿《幾社會義》已亡佚。目前為止，幾社成員之中惟有陳子龍的八股文較多流傳至今。但幸好陳子龍正是幾社八股文的代表作家，[10]我們因而能藉由陳氏之文來揆度幾社八股文之樣貌。第二，學界對八股文之偏見可能影響到研究狀況。由於明清科舉制度下，考官必須從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出題，考生則按照朱熹《四書集注》的解釋來寫作八股文，從而有專家認為：「八股文有『加強思想箝制』的作用。」[11]然而，我們要提出商榷的是，明末八股文作者或許並不一定被思想控制。當時的八股文作家往往把自己的意見反映於八股文之中。方苞（1668-1749）說：「至啟、禎諸家……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題以發之。」[12]再者，已有專家指出，八股文與時代思潮有關，明代王學、清代考據學都反映在八股文之中。[13]換言之，八股文可說是作為一種形式載體，內容則是與時代思潮有關的思想文獻。[14]
那麼，幾社八股文是否有思想性呢？龔篤清、金原泰介的研究已指出陳子龍的八股文與其經世思想有關。龔篤清的論文係屬概說，未具體梳解八股文中的經世思想。有鑑於此，金原的論文則以一篇八股文為中心仔細分析八股文中的經世思想（以井田論為主）和經世思想的歷史背景（軍餉補給、江蘇地區的重賦等），以及「為何藉由八股文來表達思想」等問題。
即使我們知道陳子龍在八股文中發揮了他的經世思想，但他的八股文仍留有許多尚待研究的問題。對於陳氏的八股文，呂留良（1629-1683）云：
呂氏認為，陳子龍「疾聞理學」。由此可推測，陳氏八股文具有與理學不同的思想（以下稱為「反理學思想」）。呂留良所謂「理學」為何？明末清初之時，「理學」一詞的含義相當廣遠，其中往往包含宋代理學、明代心學等不同思想。[16]值得注意的是，若陳子龍八股文具有與宋代理學不同的思想，則由此引發幾個有趣的問題：如前所述，明清科舉八股文的規矩是必當依從朱熹的《四書集注》來進行作答。那麼，陳子龍為何在八股文中展開反理學思想？其思想來自於何背景？對幾社而言，反理學思想的八股文代表什麼意義？
再來，我們要考察其八股文與明末思潮之關係如何。明末清初盛行經世致用之學，幾社亦標榜經世濟民。[17]金原泰介已指出陳子龍欲藉由八股文來傳播其經世思想。[18]由此窺見，幾社八股文活動與明末經世思潮有所相關。
根據如上研究意識，本文因此以陳子龍的八股文為考察中心，來探討其反理學思想及其背景、八股文與時代思潮之關係等問題，以闡明幾社八股文相關活動之意義。
二、八股文與反理學思想
今日我們若要考察幾社成員的八股文活動，則有必要關注呂留良撰、車鼎豐輯的《呂子評語》（正編、餘編）。呂留良是清初朱子學者，也是八股文的評選家。康熙五十五年（1716），車鼎豐將呂留良對八股文所附的評語進行編輯，出版了《呂子評語》。該書部分引用了明末清初諸家的八股文，但所引的八股文多有刪節，也因此，該書似乎沒有做為八股文選本的價值。儘管如此，研讀當中記載幾社相關資料時，會發現如下特點：1. 引用幾社成員的罕見評語。由於幾社社稿《幾社會義》的亡佚，我們無法藉《幾社會義》來探討當中的評選情況。然而，《呂子評語》正好引用了一些陳子龍、徐孚遠等成員的評語。2.《呂子評語》引用了陳子龍罕見的八股文。現存的著名八股文總集，如方苞《欽定四書文》、兪長城《可儀堂一百二十名家制義》、[19]孫維祺《明文得》[20]等總集都收錄了陳子龍的文章，但這些總集卻不一定匯全陳子龍之文。據筆者統計，雖然是斷簡殘篇，但《呂子評語》收錄了80 篇上述著名選本未收入的八股文。可見，《呂子評語》是幾社八股文與其評選活動研究的重要資料。
值得注意的是，從《呂子評語》所收的部分八股文中，我們能看到與宋代理學不同的思想因素。
（一）對尚古主義之批判
老師、鄙儒守章句，拘文辭，茫然于時勢之殊，而是古非今。遂使大略者一概罷去。……儒鄙之家，好論其理，至于空虛。而必入于迂腐。其治亂興亡之故不知也。……浮慕前修，強求其合，則以上古之事，可興于末世，而天下受其害。……宋人盡貶漢唐，而奉周公、孔子，吾恐古人不我友也。[22]
陳子龍提出，「老師」、「鄙儒」只知道稱讚古代政治，不知道時勢變化而批評現在政治。結果，天下受到尚古主義的傷害。「是古非今」是指政治上的儒家尚古主義。[23]可以說，陳氏將部分儒者的尚古主義視為有害政治的思想。陳子龍所批判的尚古主義為何？在這篇八股文的末尾，他指出宋人對漢唐的批評以及其對古代的稱讚，云：「宋人盡貶漢唐，而奉周公、孔子」云云。這呈現其所批判的思想是宋代儒學。余英時指出：「嚮往三代，輕視漢、唐，這本是宋儒的共同意見。」[24]
值得注意的是，做為科舉標準的宋代理學本就包含了尚古主義以及批判漢唐的思想，如朱熹對漢唐政治的評價甚低。朱熹與陳亮之間曾有論爭，[25]論爭過程中，朱熹批判堯舜三代之後的漢唐皇帝，認為他們「其全體卻只在利欲上」。[26]對三代之後政治的批判也見於宋代理學道統論。程頤〈明道先生墓表〉是一篇有關道統論的代表文獻，並為朱熹《孟子集注》所引。[27]〈墓表〉云：
言下之意是周公、孟子之後，聖人之道與善政皆已不再傳行於世。道統論將堯舜三代之政治理念視為其理想，思想傾向於尚古主義。這種看法直接影響了明代科舉。明朝科舉以宋代理學為標準，明成祖任命胡廣等儒臣纂修《四書大全》（《四書集注》的注釋本）以為科舉定本。成祖亦在〈四書大全御製序〉中批判秦漢之後的政治，云：
〈御製序〉明顯地是以程頤〈墓表〉所謂「道不行，百世無善治」為典據。在明代科舉時，宋代理學對秦漢以後政治的消極評價已成為常識。
由上述可見，陳子龍的八股文批評政治上的尚古主義之時，也具有批判
宋代理學的思想。
（二）對為政者之評價
陳子龍的八股文云：
儒者之說，則以修身飭行為主，而人主之所急，又不專在此。……假令齊桓無管、隰之佐，晉文無孤、趙之徒，則雖不負夫人而朝，不納懷嬴於室，亦不至於霸。……衛多君子。靈公何以不用？蓋君子者，治國用之，則益其治。亂國用之，未必救其亂也。[30]
陳氏認為，以道德修養為主的儒學不一定是君主所需要的。在亂世，國家所需要的人才是有事功的能臣，不是有道德的君子。對陳子龍來說，修養不是政治家最重要的事務。
與陳子龍相比，宋代理學家相當重視為政者的道德，朱熹云：「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31]人主的道德修養是政治之本，萬不可忽視。再者，人主的道德修養應當推廣到朝廷、人臣、民眾。朱熹云：
由此可見，對朱熹而言，參與政治的人物都應具備道德修養。如前所述，朱熹與陳亮之間曾有論爭。鄭吉雄曾將二人之論做出比較：「其實陳亮和朱熹的歧異點，乃在於陳亮重事物，而推崇英雄豪傑；朱熹重心性，而標舉仁義禮智的聖人。朱熹認為，若不循格致之功，則所作的事功適足以害人。」[33]據此，可知朱熹認為為政者的事功沒有道德那麼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陳子龍的事功觀亦與其理學批判有關。陳氏在八股文中指出儒學弊害，云：
（三）對異端思想之評價
《論語》〈子罕〉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陳子龍的八股文云：
據陳子龍所言，所謂「利」、「命」、「仁」這些概念在三個學派中發展到了極點。此三學派分別是：戰國時代縱橫家、魏晉朝玄學清談、宋代儒學。站在儒家立場來看，縱橫家、玄學清談都算是異端學說。因此，呂留良批判陳子龍將宋代理學跟異端思想並列，云：「且將朱氏理學與縱橫、玄言一例看，奈何入室操戈至此。」[38]其實陳氏對異端思想的評價與宋代理學並不相同，上述八股文正反映出其異端觀。
1. 晉代清談
以清言亡晉乎？謂其非世所用，而茫乎無所止也。宋之所謂儒者，亦嘗言道矣。今將曰諸儒生實亡宋，諸儒生不受也。二者所言道，各殊乎？其不可以捍寇卻敵均矣。至于著於風俗之事，即何得不左晉？雖然，此儒者執泥師說，不達名實之故也。晉人放棄先王之禮法，高道情性，緒肆虛無，此誠為罪。宋人修復久棄之儀，言必入準繩，動必在規矩，自三代而後，莫我若也。此所號功矣。然而晉之人樂，宋之人苦。樂則君子有以盡其用，小人有以散其惡；苦則君子有所拘忌，而英雄之略以為違于道而不敢出。小人勝其約束禁制之艱，而憤然跳于外，極其為惡之懷而不反。故晉之東也，雖當傾覆，而有優遊甚裕之意，是以迭廢迭興。宋之南也，晏然無事，而迫蹙頓困之狀，日見告也。故漸弱不復振也。[40]
陳子龍根據政治效用的觀點來對比魏晉清談與宋代儒學。他認為：清談其實對即將傾覆的東晉的國祚延續有所幫助，而令東晉迭廢迭興。但是，宋代儒學的嚴格主義卻只令國家逐漸走向衰落不復振起。這個觀點中，宋代儒學還不如清談能裨益國家。
2. 法家
對於聖學之外的學術，朱熹云：「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眾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為教矣。」[41]法家思想的「權謀」、「功利」都是朱熹的批判對象。但是，陳子龍從政治效用的角度來承認「權謀」的必要性。其文云：「人主之道，權謀術數，其借以救濟者，難盡廢也。」[42]可見陳子龍的看法與朱熹有所衝突。對於這般文句，呂留良批判曰：「權謀術數，豈可云道哉。」[43]
3. 縱橫家
陳子龍在八股文中還討論到登用人才的問題，其曰：
據陳氏而言，登用人才之時，可以考慮登用法家、縱橫家、五行家等學派，是因為其學說也有可取之處。
綜括起來，陳子龍給予異端學派不同於宋代理學家的積極評價。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認為異端學問也有好處，但是陳子龍並沒有完全否定儒學。其八股文云：「言仁義猶愈于言利也。」[45]這呈顯出他依然重視仁義。那麼，為何他重視異端思想？理由在於，對陳氏而言，儒家學說並非完美無瑕。關於異端學說，陳氏在八股文的評語云：
陳子龍承認，異端學說的確有比儒家思想優越的地方。這意味著陳氏在學派上有寬容之處，沒有儒家至上主義此等門戶之見。他的八股文中，曾批判舉一廢百的偏見：
陳子龍將玄學清談、縱橫家跟儒學並列，是如上客觀、寬容態度的反映。
通過如上分析，我們可知陳子龍至少有一部分的八股文具有與宋代理學不同的思想。其文批評了政治上的尚古主義傷害天下。再者，陳氏根據事功、政治效用的觀點，在對為政者的要求標準及異端思想的評價上，提出與理學不同的經世論。要之，其八股文可算是一種「反理學經世思想」的文獻。我們再以《呂子評語》為線索來探究幾社的理學觀。如前所述，《呂子評語》節錄了一些幾社成員的評語。如顧開雍[48]對陳子龍文所下的評語為：「儒者不知時事，徒好窮理，至於此等事，則茫然不識何代矣。」[49]顧開雍批評宋代理學的重要學問方法「窮理」與時事完全無關。《呂子評語》還收錄徐孚遠的評語。徐氏是幾社領導之一，他與陳子龍共同編輯《皇明經世文編》。不應忽略的是，幾社八股文的相關活動中，徐孚遠佔據重要地位。如他指導了幾社領導兄弟、姻親與優秀人才的八股文寫作，[50]並且擔任《幾社會義》的主編。[51]徐孚遠對陳子龍的八股文評道：「不明于後世事，則不知聖人情法兼盡之妙。今以吾郡文為略理言事。如此等題，可以言理乎。」[52]「吾郡」應該是指幾社活動的松江地區。「吾郡文」則指幾社八股文。「理」當然是宋代理學中最重要的概念。據徐孚遠所言，幾社八股文的重點在於「事」，不在於「理」。換言之，幾社八股文不重視宋代理學。這些評語雖然都是片斷的，不能藉此把握其全貌，但可窺見徐氏對理學的反感。陳子龍八股文中的反理學思想其實正反映當時幾社的思想氣氛。
三、反理學思想之背景
承接上論，我們繼續探討幾社為何批判理學。值得注意的是，後世學者認為，陳子龍的反理學思想有其時代背景。如呂留良提到：
據呂氏說，陳子龍的理學批判其實針對同時代的「偽理學」而做。呂留良的看法暗示著，幾社的反理學思想不只針對宋代理學，其背後尚有對明末部分儒者的批判。
那麼，據陳子龍所言，明末儒學有何問題？早在幾社的八股文相關活動之前，張居正（1525-1582）已然批評了同世代的儒者。張居正的批判與陳子龍的反理學思想有雷同之處，能為我們提供探討如上問題的線索。
張居正是明朝萬曆初期的內閣首輔，以政治改革聞名。張居正對當時儒者的批判與他的政治改革密切相關。張居正在科舉會試之程策中討論政治改革，批判尚古主義。首先，他為了改革而比較孟子的「法先王」與荀子的「法後王」，並以後者作為主導思想。[54]接著，他讚揚明太祖、漢宣帝的政治，最後云：
張居正批評了輕蔑漢代、表揚三代的儒者，並把他們稱為「俗儒」。
張居正對尚古主義的批判來自於他的「勢」觀。對於張氏的政治改革，劉志琴指出，張居正根據「因時順勢的變法思想」來做改革。[56]堀豐指出，張居正以「勢」為重的歷史觀與尚古主義兩者存在衝突。[57]對於法律制度，張居正云：「夫法制無常，近民為要，古今異勢，便俗為宜。」[58]意指法制應時而變，其重點在於適應時勢、民俗。但是，張居正的政治態度與當代部分儒者不同。同時代還有不少崇信古代的「腐儒」，對於政治改革，他們跟宋代的「奸臣」、「老儒」一樣地批評明朝法制。張氏云：
可以說，張居正的政治思想與尚古主義本就有所矛盾。對張居正而言，部分儒家的尚古主義算是政治上的障礙，是根本不可能採用的政治思想。
值得關注的是，陳子龍對尚古主義的批判也奠定於其重視「勢」的思想。陳子龍在政治上重視「勢」，其言曰：「聖王之治天下也，不與勢爭。」[60]再者，陳子龍在八股文中指出部分儒者不懂時勢之異而崇信古代、批評當代。陳氏云：「老師、鄙儒……茫然于時勢之殊，而是古非今。」[61]此看法與如上張居正對「腐儒」的批判相當近似。這也暗示著幾社與張居正之間的思想關聯。復社人士對張居正的政治改革與其文章原本就有高度評價。[62]幾社成員也很重視張居正，如《皇明經世文編》收入了不少張居正的文章（該書自卷324到卷328）。陳子龍甚至讚揚張居正的政治業績及其文章中的政治論：
徐孚遠也讚揚張居正的政治能力，其曰：「當艱難之時，而能措置安平，功業俊朗。」[64]可以見得，張居正的事功與思想給幾社成員留下了深刻的良好印象。此外，陳子龍等幾社成員也注意著張居正對宋人言論的態度，《皇明經世文編》評曰：
據陳子龍等所言，張居正由於重視事功而不喜歡「宋人議論」。所謂「宋人議
論」為何？如上評語附在霍韜（1487-1540）的文章，霍韜云：
霍韜認為：宋代儒者雖然讚揚三代，但是他們的政治成就卻不如漢唐。漢唐至少還能夠固守中土而制防四夷，宋朝卻被戎狄壓抑，備受委屈。我們明顯看到，霍韜所批判的是宋代儒學的尚古主義。至此，我們就明白了陳子龍等本來就關注著張居正對尚古主義的批判。
上述可見，幾社與張居正在思想方面確實有所關聯。那麼，幾社的反理學思想，是否與張居正的尚古主義批判一般，反映著自身的政治立場？
我們首先考察陳子龍如何看待時局。陳子龍生於萬曆三十六年（1608），逝世於永曆元年（清順治四年，1647）。萬曆四十四年（1616），努爾哈赤（1559-1626）建立後金。崇禎時期，李自成（1605-1645）的勢力逐日壯大，幾社的活動時間，恰逢明朝走向崩潰衰亡之勢。對時勢的危機感反映在陳子龍的文章裡，其文集《陳忠裕公全集》、《安雅堂稿》收錄許多經世之論。陳子龍云：「今天下之大事有三，曰用人也、足食也、強兵也。」[67]陳子龍特別重視解決人才、農業、軍事三方面的問題。然而，明朝中期之後，討論時事並不一定是好事。關於嘉靖大禮議之後的士風，趙貞吉（1508-1576）述曰：「論及時事為沽名，憂及民隱為越分。」[68]描寫當時的風潮是：士大夫討論時事問題、民間疾苦，就會被批評為沽名釣譽、超過本分。對趙貞吉此兩句話語，陳子龍等的點評為：「此二語于今尤切。」可見，編寫《皇明經世文編》的崇禎十一年（1638）仍舊有同樣的風潮。陳子龍因此憤然而言：
此種風潮據陳子龍之論可知與儒學有關。在他批判當世士大夫對經濟政策的消極態度之說中可見：
當時的士大夫不敢討論農業政策，他們認為儒者不應該講法家之術。換言之，士大夫以儒者的立場做藉口來避免討論經濟政策。[71]此外，陳子龍也批判當時儒者軍事方面的觀點。他為幾社同人宋徵璧的著作《左氏兵法測要》所作的序中述及：
世稱《左氏》好談兵，非《左氏》之好談兵，春秋之賢士大夫皆能為兵也……春秋之君，欲知人之賢否而決其勝負，必驗之于治兵……三代以後稱盛者莫如漢，而漢之治則王霸雜，此即春秋之所為治也。而儒者之言曰，霸術必不可用。夫孔子生于三代之前，而不能廢霸矣。何儒者于三代之後，而獨能廢之？甚矣，其誇而無當也！[72]
春秋時代的能臣都是軍事專家，孔子亦不否定「霸術」。那麼，後世儒者又憑
何輕視霸術？陳子龍接著說道：
當今朝廷用人不適當，文臣不能統率軍隊，而授權給軍人。面對這樣的情況，宋徵璧因而主張軍事的重要性，但當世官吏卻忌諱談論軍事。可見，幾社成員對明朝軍事政策、當時士大夫軍事觀都頗有不滿。[75]值得注意的是，陳子龍不僅批判儒學，同時批判當時的掌權大臣。據清初學者毛奇齡（1623-1713）說：明末的「儒臣」太輕視軍事，是明朝滅亡的遠因。[76]所謂「儒臣」是指翰林院出身的內閣閣臣。眾所週知，明代內閣對朝政起著巨大作用，是輔助皇帝政治的重要機關。翰林院的主要職掌是起草制誥、修史、經筵等。[77]翰林院雖然主要擔任的是公文、文史相關工作，但由於明代內閣的閣臣大多是翰林院出身，因此翰林院與明代政治關係密切。[78]溫體仁在崇禎二年至十年（1629-1637）之間擔任內閣首輔。皇帝問他軍糧問題時，他卻頻以自己出身翰林院的理由來承認自身的無能。[79]對於溫體仁，陳子龍評以：「是時（崇禎六年），烏程（溫體仁）當國，政事苛促。」[80]此外，溫體仁與復社之間也存在著政治對立的情況。[81]陳子龍的儒學批判一定程度反映了當時復社、幾社成員對溫體仁的反感。
依據上述可推測：對陳子龍而言，當時的儒學助長了如上政治風潮，而成為舉行財政、軍事政策的障礙。助長此風潮的儒學內容確切來說是什麼呢？其實就是宋代理學。關於明朝的教育方針，陳子龍云：
陳子龍認為：明朝的儒學教育缺少軍事方面的素養。此處所謂的「儒」當然是指以朱熹為主的宋代理學。宋代理學是明朝科舉的主導思想，為了考上進士當官吏，當時知識分子都必須要學宋代理學。宋代理學可說是明代儒學教育之基礎。再者，對宋代理學造成後世的影響，陳子龍也頗有不滿，其言曰：
自唐前以前，士君子所以自立，赫然為世稱道者，事功與節概而已。其後宋興，濂、洛、關、閩之徒相繼而作，創明先王之道，以為獨得周孔之精意。于是三代以後，鉅公名賢勳業爛天地者，不免為學者之粗迹，而忠臣烈士或有未純之論，均非入室之彥也。嗣是二者皆絀，而儒者之說獨尊。然而儒者之學大而難名，内多而外少，功不必可見，節不必可稱。是以志竹帛者，或以定靜而訾其空虛；好風節者，或以中庸而譏其退懦。嗚呼，道之不明久矣！人固不可以空言服也。苟非有顯然可見之事以震之，烏能使聰明才智之人俛首而入我儒之教哉？[83]
自從宋代理學興起，讚揚古代聖王的道德、自認獨得周公、孔子的道統之後，歷代名臣、忠臣、烈士就不一定能得到高度評價了。宋代理學的道統歷史觀使儒學與「事功」、「志節氣概」分離。「儒者之說獨尊」之後，儒者以「事功」、「志節氣概」當做「不必可見」、「不必可稱」之事，導致人們將儒學視為「空虛」、「退懦」之現象。按照陳子龍的說法，以道德為主的宋代理學推崇的尚古主義，不只影響到後世儒學的事功與志節觀，甚至影響到後人對儒學的評價。陳氏又慨嘆：「烏能使聰明才智之人俛首而入我儒之教哉？」他憂慮宋代理學的事功、志節觀會導致有用的人才放棄儒學。換言之，宋代理學對明末有用的人才來說可能較不具吸引力。
陳子龍等幾社成員對為政者的評價標準在於其事功，能夠統一天下的人，不論道德皆可視為聖人。他們根據以事功為重的觀點來嘲笑宋儒「後代帝王不及前古」的尚古主義。
通過上述考察，可見陳子龍等幾社成員的反理學思想其實正反映著他們對國家局勢的危機感。對幾社來說，為了應付國難，解決軍事、農業、人才等問題格外重要。但是，當時士大夫卻以儒學為藉口不想討論這些問題。依陳子龍之言，助長這股風潮的儒學，就是宋代理學。
四、幾社八股文之意義與其傳播
由上述可知，幾社成員將他們對明末時局的問題意識反映在其著作中。值得注意的是，比較陳子龍的問題意識與其八股文的內容，我們就能看到兩者之間具有共同點。如前所述，陳氏批評明末的政治風潮：在宋代理學的影響之下，士大夫不願討論軍事、農業等經世問題。在其八股文中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批判：理學輕視事功。再者，陳子龍批判當代士大夫站在儒家立場而將農業政策視為管、商之術。陳氏在八股文中主張：異端思想也有比儒家優越的地方。除此之外，陳氏認為宋代理學的尚古主義影響到後世儒學的事功觀。陳氏八股文還指出，「俗儒」崇拜古代而忽視當代政治問題，其言曰：「俗儒是古非今。……至於時王所尚，世務所急，是非得失之際，未之用心。」[86]
陳子龍的八股文明確反映出他對時局的問題意識。換言之，他寫出的是具有政治性的八股文。
政治性八股文的作家，其實不單陳子龍一人。據梁章鉅（1775-1849）所言，有些明末八股文與時事有關。[87]井上進指出，天啟、崇禎朝的八股文選集往往含有政治批判的因素。[88]但黃宗羲在評論明末八股文作家時，特別指出陳子龍的特色：「陳臥子以時務崛起雲間。」[89]根據黃宗羲的評語，陳子龍是政治性八股文的代表作家。
為何陳子龍要寫政治性八股文？事實上，明末八股文寫作、評選等活動不一定是為滿足書坊或考生的需求而編輯的。部分評選家、作家想要向社會發揮其影響力。明末著名八股文作家、評選家艾南英（1583-1646）慨嘆當時考生「空疏不學」，云：
字裡行間，可見艾南英想要通過自己對八股文的評選活動來改變時代思潮。關於艾南英的評選活動，著名八股文作家陳際泰（1567-1641）評以：
不應忽視的是，在明末，八股文選集應該是對科舉考生的思潮最有影響力的刊刻物之一。首先，選集是考生的必讀之書。[93]再者，當時考生的讀書傾向也值得考慮。陳寶良指出，明朝生員將學業方面的精力主要集中在舉業上。[94]顧炎武批判明末清初的考生讀書傾向，云：[95]
坊刻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作；曰行卷，則舉人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貴，此之謂學問，此之謂士人，而他書一切不觀。……余少時見有一二好學者，欲通旁經而涉古書，則父師交相譙呵，以為必不得顓業於帖括，而將為坎軻不利之人。[96]
依據顧炎武所述，明末清初的考生只看「程墨」等八股文選集而已。顧炎武曾經親見有幾位好學的學生想要參看古書，然而他們的父親、老師都不允許他們閱讀與舉業無關的書。可以想見，明末清初考生的知識往往只限於舉業方面。因此，暢銷的八股文選集有時被視為對思潮具有影響力的出版刊物。如在清初，呂留良編選的八股文選本特別暢銷。王應奎（1683-1760）曰：「本朝時文選家，惟天蓋樓（呂留良）本子風行海內，遠而且久。」[97]清初評選家戴名世（1653-1713）讚揚呂留良，云：
戴名世認為：呂留良藉由八股文選集來復興宋代理學。戴氏對呂留良的讚揚，也足使我們窺見八股文選集的影響力。
由上述說明可推測：在明末清初，就傳播範圍而言，八股文選集的出版是最便於思想傳播的手段之一，有些評選家因此想要藉由八股文選集的影響力來傳播自己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復社、幾社的社稿亦含有思想運動上的意義。杜登春講述《國表》、《幾社會義》之意義，云：
於是天如（張溥）、介生（周鍾）有《復社國表》之刻。「復」者，興復絕學之意也。先君子與彝仲（夏允彝）有《幾社六子會義》之刻。「幾」者，絕學有再興之幾，而得「知幾其神」（《易》〈繫辭傳下〉）之義也。[99]
據杜登春所言，復社、幾社的社稿反映出其社名的復興絕學之意義。明末文
社的八股文有時扮演了教育手段的角色。關於復社前身「應社」的八股文，
應社之始立也，蓋其難哉！成于數人之志，而後漸廣以天下之意。……此數人者未嘗一日忘古人也。慨時文之盛興，慮聖教之將絕，則各取所習之經，列其大義，聚前者之說，求其是，以訓乎俗。苟或道里之遠，難于質析，則假之制義，通其聞難。于是，專家之書各有其本，而匡救近失，先著于制義之辨，以示易見。[101]
應社成員為了復興聖學而研究經學以指導俗學。指導遠方學生之時，他們利用「制義」（八股文）。大木康指出：在明末，出版刊物算是形成輿論的手段，而東林、復社等黨社運動也利用其影響力。[102]文社本來就是八股文的評選機構，因此，其成員出版社稿來傳播自己的思想，本也不無可能。[103]
陳子龍的經世思想原本就與出版有著密切的關係。他所參與編輯的《皇明經世文編》之封面有句：「雲間平露堂梓行」。「平露堂」是陳子龍自己家的室名。這說明了《皇明經世文編》形式上是自家出版。[104]徐光啟（1562-1633）的《農政全書》是徐氏去世之後，通過陳子龍的編輯而出版的。對於該書原稿，陳子龍函商張國維（1595-1646）出版事宜，云：「徐相國《農書》，繕錄呈覽。治水明農，同源共貫。欲求強兵，必先治賦。如其書足傳，爰命下客裒潤梓行之，何如？」[105]陳子龍認為該書具有傳播價值，因而勸對方共同出版。[106]最後，《農政全書》亦在「平露堂」的名義下出版了。[107]由此可見陳子龍積極出版以傳播經世思想的態度。
進而，我們繼續探討：陳子龍等幾社成員的八股文在當時是否能夠傳播其思想？我們先考察幾社社稿的讀者層。其核心讀者層應該是需要學習八股文之人，亦即參加科舉考試的考生。那麼，幾社的評選能否引起考生的高度關注呢？井上進根據《復社姓氏錄》等資料來調查復社成員（其中包括幾社成員）的鄉試、會試合格率，然後做出結論：復社成員的合格率比一般考生高得多。[109]可以推測，隸屬於復社，有利成員考上科舉考試。值得注意的是，合格者的人數會影響文社評選的銷售量。關於復社《國表》，有史料云：
這是說，由於高名次的合格者輩出，因此，《國表》賣得特別好。關於《幾社會義》，我們再參考上面已經提及的資料，云：
崇禎三年（1630），陳子龍、彭賓考上鄉試，江西等三省書賈就來請託出版《幾社會義》。鄉試是地方考試，不是中央考試，考上鄉試其實也只能當舉人而已。可見，不管鄉試或會試，合格者的文章都能受到考生歡迎。其後，幾社六子之中，杜麟徵考中崇禎四年的進士，陳子龍與夏允彝考中十年（1637）的進士，徐孚遠則考取了十五年（1642）的舉人。
由上述得見，幾社社稿確實有條件引起考生的高度關注。復社是全國性的有力組織，幾社則是其成員團體，幾社並評選收錄鄉試、會試合格者的文章。再者，幾社成員中，陳子龍及第之前已有名聲。復社領袖周鍾（生卒年未詳）云：「吾社之維斗（楊廷樞）、天如（張溥）、臥子（陳子龍）、江右之大士（陳際泰），所謂以四子重科名，不以科名重四子也。」[112]估計，許多學生都看過收錄陳子龍八股文的幾社社稿。對於幾社八股文，呂留良云：「顧崇禎季年之文，莫著于雲間（指幾社）。」[113]此評價可能符合實際情形。
此外，崇禎朝末期的部分考生、考官對理學的態度也值得關注。當時的科舉可能對反理學的八股文沒有太大的反感。張爾岐（1612-1678）批評明末人對宋代理學的態度，云：
自良知之說起，人於程、朱，始敢為異論，或以異教之言詮解六經。於是議論日新，文章日麗，浸淫至天啓、崇禎之間，鄉塾有讀《集注》者，傳以為笑，《大全》、《性理》諸書，束之高閣，或至不蓄其本。庚辰（1640）以後，文章猥雜最甚。……聖賢微言，幾掃地盡，而甲申（1644）之變至矣。嗚呼，誰秉國成，非此讀書作文者耶！何以至此極也？追究其始，菲薄程、朱之一念，寔漸致之。[114]
據張爾岐所說，天啟、崇禎朝的人士，在王學的影響之下，嘲笑學習《四書集注》的學生，連《四書五經大全》、《性理大全》也不看，結果明朝就滅亡了。要留意的是，張氏所謂《集注》、《大全》、《性理》皆是明朝科舉的標準解釋，所謂「文章」往往指八股文。[115]由此可推測，張爾岐批判當時科舉相關的風潮。張爾岐指出崇禎十三年（1640）之後發生「文章猥雜」。崇禎十三年是舉行會試、殿試的一年，前一年（崇禎十二年）則舉行鄉試。據談遷《國榷》說，在崇禎十三年，明朝政府處罰幾十個前一年鄉試的考官以及考取鄉試的學生，[116]並且公告：
這說明了，在崇禎朝末期有不少考官不遵守「功令」（有關科舉的法令），錄取不遵守功令的考生。張爾岐其實在批評王學流行之後部分考官、考生藐視宋代理學的態度。
關於幾社評選活動對思潮的影響力，我們可以參考清初葉夢珠的文章：
啓、禎之際，社稿盛行，主持文社者：江右則有艾東鄉南英、羅文正萬藻、金正希聲、陳大士際泰；婁東則有張西銘溥、張受先采、吳梅村偉業、黃陶庵淳耀；金沙則有周介生鍾、周簡臣銓；溧陽則有陳百史名夏；吾松則有陳臥子子龍、夏彝仲允彝、彭燕又賓、徐闇公孚遠、周勒卣立勳；皆望隆海内，名冠詞壇，公卿大夫為之折節締交，後生一經品題，便作佳士，一時文章，大都騁才華，矜識見，議論以新闢為奇，文詞以曲麗為美。當好尚之始，原本經傳，發前人之所未發耳。逮其後，子史佛經，盡入聖賢口吻，稗官野乘，悉為制義新編。六經四子，任意詮解，周、程、朱註，束之高閣。朝廷亦厭其習，嚴飭學臣釐正，故于試卷面頁，必註恪遵明旨，引莊、列雜書，文體怪誕者不錄。時方禹修（方岳貢）先生正守吾郡，與幾、求二社諸名士，交好莫逆，然亦以為非文家正體，特作文訓，手選真文章發刻以正之，然而流風已成，究不能改。迨甲申（1644）、乙酉（1645）之際，愈趨愈甚。儒生學問，必講入帝王事功，以為冠裳佩玉也。理義精微，而必援引古今散事，以為宏詞博洽也。[118]
據葉夢珠所言，明末文社的評選活動對八股文的內容、詞彙方面造成負面影響，並且引起了考生對朱熹、二程等宋代理學的輕視。批判理學之外，葉氏另外指出，崇禎朝末期考生的問題在於：「儒生學問，必講入帝王事功，以為冠裳佩玉也。」所謂「冠裳佩玉」是指令人佩服的言論。[119]所謂「帝王事功」的意思大概是皇帝所決定的重要政策。可以說，當時考生喜歡談論事功以令人佩服。「儒生」與「帝王」的對比可能來自於明代科舉定本《性理大全》所引程子語：
據程子所說，儒者學問以文獻為主，帝王學問以事功為主。而且，如前所述，明末士大夫以儒學做為藉口來避談軍事等政治方面話題（參看本文第三節）。但對崇禎末期的考生來說，政治卻是必須要講的。依葉夢珠來看，在崇禎末期，文社八股文評選活動對考生事功觀產生了重大變化。
葉夢珠開頭所舉的人名大部分都是復社成員。[121]由此看來，葉氏在此主要講述的是復社造成的影響。但值得一提的是，葉氏在引文中比較詳細地說明幾社的事情。葉氏是上海人，其生活範圍大概在幾社活動地域松江之內。[122]因此，葉氏不僅將幾社成員的所屬地形容為「吾松」，此外還提到松江知府方岳貢（？-1644）與幾社成員的交流。[123]如前所述，陳子龍的八股文包含反理學的經世思想因素。這些因素與葉夢珠所提的考生思潮（「周、程、朱註，束之高閣」、「儒生學問，必講入帝王事功」）有所一致。由此可知，葉夢珠在此其實主要講述了的，是幾社八股文評選活動對考生的影響情況。
至於上述幾社對考生思潮的影響力延續到何時，筆者雖然尚無發現明確證據，但是顧炎武有篇文章令人想起了幾社的影響。關於明末清初士大夫的財政觀，顧炎武云：
讀孔、孟之書，而進管、商之術，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為，而今則滔滔皆是也。有一人焉，可以言而不言，則群推之以為有恥之士矣。上行之則下效之，於是錢穀之任，榷課之司，昔人所避而不居，今且攘臂而爭之。[124]
據顧炎武所說，過去士大夫站在儒家的觀點來避免講述財政方面的問題，是因為財政是「管、商之術」。但是，四十年之後，現在的士大夫跟以前完全不同，他們搶先爭做財政方面的官職了。所謂「四十年前士大夫」的作風跟陳子龍所批判的明末風潮有共通點（參看本文第三節）。據顧炎武所了解的範圍之內，在清初，士大夫講財政已成為相當普遍的現象。陳子龍當時所批判的風潮已不復存在，官吏的財政觀已然有所改變。一般而言，思潮變遷的原因很複雜，不能過於單純而論。雖然不能太高估幾社的力量，卻也不能忽視幾社八股文可能的影響力。如前所述，在崇禎朝末期，陳子龍的八股文甚為流行，我們可以合理推測其思想的傳播範圍相當大。就其傳播範圍來說，幾社八股文相關活動與其反理學經世思想對於明末清初士風的變化，應當有一定的作用。
五、結論
本文以陳子龍為中心來考察幾社八股文的反理學思想及其背景，以及八股文與時代思潮之關係等問題，以闡明幾社八股文相關活動之意義。
明清時代的科舉以朱熹為主的宋代理學為標準，因此，八股文需要依據理學寫作。但陳子龍的八股文中具有反理學思想因素，陳氏在其八股文中批評尚古主義，並且從重視政治效用、事功的立場提出了與宋代理學不同的為政者評價和異端思想評價。陳子龍的八股文其實算得上是一種「反理學經世思想」之文獻。
陳子龍等幾社的反理學思想反映著他們對國家局勢的危機感。幾社認為，應付國難，解決軍事、農業、人才等問題特別重要。相形之下，當時士大夫卻以儒學做為藉口，避而不談這些事功、經濟方面的問題。對陳子龍來說，宋代理學助長這股風潮。因此，幾社的經世思想含有批判宋代理學的因素。
陳子龍為何以八股文的形式來展現其反理學的思想？理由是，在明末出版刊物是形成輿論的手段，而東林、復社等黨社運動也利用了此影響力。據傳播範圍來看，八股文選集的出版應當算是當時最便於思想傳播的手段之一。由於文社本來是八股文的評選機構，因此，文社成員透過評選來傳播自己的意見，並不足為奇。
值得注意的是，幾社的評選確實具備引起考生高度關注的條件因素。當時考生傾向只閱讀有利於考試的書籍，從而幾社的評選對考生能夠造成思想方面的影響。據葉夢珠所言，幾社等文社的評選活動引起崇禎朝末期的考生對宋代理學的輕視，並且考生因受到文社的影響而開始討論事功。
要之，以陳子龍為代表作家的幾社八股文有兩種意義。首先八股文在幾社思想活動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幾社藉由八股文而能夠傳播其反理學的經世思想。第二，在明末思潮的形成上，幾社活動的影響值得關注。眾所皆知，經世思想盛行於明末清初，幾社藉由八股文而傳播其經世思想，以影響到崇禎朝末期考生思潮。其八股文相關活動對明末經世思潮的形成應起了一定的作用。
容肇祖〈述復社〉是復社研究之經典論文之一。在此篇論文中，容氏對復社的八股文評選活動表示遺憾，云：
容肇祖的看法大概反映了學界對明末文社八股文活動的共識。但是，根據本文的觀點來說，明末八股文不一定是「無用」，幾社的八股文在思想傳播上有一定的效果並造成可觀影響。如此看來，則幾社八股文與復社宗旨「務為有用」其實亦並無違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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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明末文社之活動，參看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北京：中華書局，1982）。（日）小野和子，《明季黨社考—東林黨と復社》（京都：同朋舍，1996）。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06）。丁國祥，《復社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李玉栓，《明代文人結社考》（北京：中華書局，2013）。
[2] 關於復社的組織結構，謝國楨提到：「大概，是在一個大社之內，有許多小組織，對外是用復社的名義，對內是各不相謀的。」（《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頁132）據謝氏的觀點來說，復社是各地文社的聯合組織，幾社是復社的成員團體之一。
[4] 關於幾社的文學活動，參看姚蓉，《明末雲間三子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劉勇剛，《雲間派文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謝明陽，〈雲間詩派的形成—以文學社群為考察脈絡〉，《臺大文史哲學報》66(2007.5): 17-51。關於幾社的思想活動，參考許淑玲，「幾社及其經世思想」（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6）。馮玉榮，〈究利病 通權變—《明經世文編》批注研究〉，《中華文史論叢》75(2004.1): 90-112；〈晚明幾社文人論兵探析〉，《軍事歷史研究》2004.2(2004.6): 155-160。姚蓉，《明末雲間三子研究》，頁68-95。戴文和，〈《皇明經世文編》評點的特殊意義〉，《僑光學報》27(2006.6):
149-165。劉勇剛，《雲間派文學研究》，頁19-40。戴文和，《晚明經世學鉅著《皇明經世文編》及其相關問題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2）。另外，雖然以復社為主，（日）井上進，〈復社の學〉（《東洋史研究》44.2(1985.9): 40-70）也述及陳子龍等幾社成員的思想。
[9] 龔篤清，〈欲以復興古學來振興八股文的陳子龍〉，收入《明代八股文史探》（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頁632-644。（日）金原泰介，〈八股文と明末經世思想—陳子龍「詩云雨我公田 一節」を中心として〉，《中國哲學》41/42(2014.9): 51-103。
[13] 參見（日）佐野公治，《四書學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8），頁406-426。（日）水上雅晴，〈乾嘉の學と八股文〉，《東洋古典學研究》32(2011.10): 49-65。（日）鶴成久章，〈明代科舉と陽明學—楊起元の制義を中心に〉，《福岡教育大學紀要 第一分冊》61(2012.10): 17-33。
[14] 民國時期已有學者將八股文視為思想史資料：「因其内容，且可知當時之學術，非特為文學史料已也。」盧前，《八股文小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8。但這沒有成為學界普遍接受的觀點。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侯美珍指出：「筆者仍罕少看到學者研究明清思想史、儒學、經學，自八股文取材者。」侯美珍，〈談八股文的研究與文獻〉，《中國學術年刊》30(2008.3): 172。
[16] 如王畿（1498-1583）將王守仁視為「理學」，云：「我朝理學開端，還是白沙（陳獻章），至先師（王守仁）而大明。」《王畿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頁260。孫奇逢（1584-1675）寫了一本儒學史《理學宗傳》，他將以朱熹為主的理學家、以王守仁為主的心學家的傳記皆收入於該書。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住）〔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引自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卷9〈元帝紀〉，頁277。漢元帝為太子之時，他勸宣帝把政務委託給儒者。但是，宣帝列舉岀幾個理由以拒絕。宣帝認為，俗儒有幾個不懂當代政治課題、「好是古非今」等問題，因此，不能信任他們。可見，「是古非今」本來是指政治上不可接受的儒家尚古主義。
[50] 「六子之昆弟、姻婭及門之子弟競起而上文壇矣。暗公（徐孚遠）幼弟武靜先生、臥子內弟張子服先生寬、……偕郡中才學並茂之子弟，如錢內吏先生穀、……凡二十餘人，每月課藝，闇公先生為之批評焉。」杜登春，《社事始末》，頁460 中。
[51] 「至丙子刻《二集》，戊寅刻《三集》，己卯刻《四集》，人才輩出，……到庚辰、辛巳間刻《五集》，猶是闇公先生主之。」杜登春，《社事始末》，頁460 下。引文中「猶是」就意味著：《幾社會義》的《二集》到《五集》由徐孚遠做主編。
孟森說：「明祖時時以言利為非帝王之體，至杖流言利者。」孟氏以此為「太祖開國之法義」（《明清史講義》第37 頁）。的確不難感受到此「法意」于有明二百餘年間對於有關言論的無形鉗制。「理財」、「言利」在明中葉以降的語境中，尤有敏感性。
引自趙園《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66。
[76] 「有明三百年，過于輕武，儒臣以奴隷遇閫帥。……勢如此，不得不弱。弱則賊輕兵，賊輕兵則殺兵。殺兵則兵且為賊。兵且為賊，則兵與賊倶殺民。兵與賊倶殺民，則民無所逃，相顧受殺，以至于亡國。而要皆起于輕武之一念。」清．毛奇齡，《後鑒錄》，收入《西河合集》（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蕭山陸凝瑞堂藏版），卷7，頁1b-2a。
[78] （日）山本隆義，〈明代の内閣：特にその職掌と制度及び閣臣の出自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20.2(1961.9): 47。杜乃濟，《明代內閣制度》（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頁63-66。
[79] 「帝每訪兵餉事，（溫體仁）輒遜謝曰：『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駑下，擢至此位。盜賊日益，誠萬死不足塞責。顧臣愚無知，但票擬勿欺耳。兵食之事，惟聖明裁決。』」張廷玉等，《明史》，卷308〈奸臣列傳〉，頁7935。
[103] 在幾社、復社的出版社稿活動中，究竟其成員的思想活動有多少成分與八股文的練習無關？遺憾的是，筆者尚未釐清此問題。據筆者的調查，復社、幾社的社稿已亡佚，難以考察他們評選活動的全貌。因此，這是個尚待發掘新資料的研究課題。
[106] 關於《農政全書》的出版過程，方岳貢（?-1644）云：「臥子（陳子龍）博物君子，重加修訂，進中丞張公（張國維）而共梓之。」明．徐光啟撰，石聲漢校注，《農政全書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下卷，頁1808。
[109] 參看（日）井上進，〈樸學の背景〉，《東方學報》64(1992.3): 318-320。關於復社成員的科舉履歷，參看（日）井上進，〈復社姓氏校錄 附復社紀略〉，頁544-615。朱子彥亦指出復社成員的合格率較高。參見朱子彥，〈論復社與晩明科舉〉，《社會科學》2009.3(2009.3): 141-144。
[119] 參看下面所舉的例子：「字特雄偉，如冠裳佩玉，令人起敬。」清．萬經，〈漢置孔廟卒史孔龢碑〉，《分隷偶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84 冊），卷上，頁21b（總458）。「韓詩意盡言止，直率不加雕飾。柳詩工緻，雖說愁苦，亦覺冠裳佩玉。各有長處，不相下也。」清．李光地，《榕村語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30，頁539。
[121] 羅萬藻、陳際泰、張溥、吳偉業、黃淳耀、周鍾、周銓、陳名夏、陳子龍、夏允彝、彭賓、徐孚遠、周立勳都是復社成員。參考（日）井上進，〈復社姓氏校錄
附復社紀略〉，頁545、551、552、554、557、559、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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