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同光朝士大夫有清流濁流之分，黃秋岳《花隨人聖庵摭憶》論之詳矣。黃氏所論迄於光緒中晚，此後，即光緒之末至清之亡，則未述及。其實光緒之末至清之亡，士大夫仍繼續有清濁之別，請依次論之。秋岳之文本分載於當時南京《中央日報》，是時寅恪居北平，教授清華大學，故未得見。及蘆溝橋事變，北平淪陷，寅恪隨校南遷長沙昆明，後又以病暫寓香港，講學香港大學。至太平洋戰起，乃由香港至桂林成都。日本投降，復遠遊倫敦，取道巴拿馬運河歸國，重返清華園，始得讀秋岳之書，深賞其暘臺山看杏花詩「絶豔似憐前度意，繁枝留待後來人」之句，感賦一律云：
當年聞禍費疑猜，今日開編惜此才。
世亂佳人還作賊，劫終殘帙幸餘灰。
羌山久絕前遊盛，斷句猶牽後死哀。
見說暘臺花又發，詩魂應悔不多來。
秋岳坐漢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殺。然今日取其書觀之，則援引廣博，論斷精確，近來談清代掌故諸著作中，實稱上品，未可以人廢言也。
茲先節錄黃氏書與此問題有關之數則，然後再續述黃氏所未言及者。至黃氏所論間有舛誤，或有待說明，則述略補正並解釋之於下。
簡要言之，自同治至光緒末年，京官以恭親王奕訢、李鴻藻、陳寶琛、張佩綸等，外官以沈葆楨、張之洞、等為清流。京官以醇親王奕譞、張毓文等，外官以李鴻章、張樹聲等為濁流。至光緒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鴻禨、張之洞等，外官以陶模、岑春煊等為清流。京官以慶親王奕劻、袁世凱、徐世昌等，外官以周馥、楊士讓等為濁流。但其間關係錯綜複雜、先後互易，亦難分劃整齊，此僅言其大概，讀者不必過於拘泥。黃氏之書（花隨人聖庵摭憶）略云：
淮南彭孫客舍偶聞一帙，順德李芍農侍郎（文田）注之。所記康熙初年滿人互相擠軋之狀，歷歷如繪。嘗謂有清一代，開國時滿大臣互相擠軋，而漢大臣新進，兢兢業業，奉公守法，康熙諸主輒利用之以成大業。及晚清同光以來，則漢大臣互相齮齕，而滿大臣驕奢宴樂，騃不知事，宮闈亦相阨，以速其亡。蓋宦途未有不相擠者，特視為何如人。愚者，譬如擔夫爭道，智者則擊轂僨車夫。試以晚清言，曾文正見扼於祁文端，微肅順左右之，幾不能成功，是一例。曾氏兄弟，與左文襄、沈文肅交惡，雖無大影響，亦是一例。光緒初葉，帝后兩黨鬨，而李高陽與翁常熟交惡，其終也，促成中日甲午之戰，所關於國運者甚大。當時高陽、常熟陰相阨，而合肥李文忠居外，其時有言文忠有異心者，旨令常熟密查，覆奏，李鴻章心實無他，事見宋芸子詩自注。其後翁力主戰，李欲格之，不能。不可戰而戰，所失倍甚。（頁五十五）
黃書又云：
前所採拔可先生尊人次玉先生在南皮兩江督幕中錄藏光緒甲午乙未間中東戰役諸電，冊後尚錄其時散原老人自武昌致南皮一電，以馬關和約簽定，請籲奏誅合肥以謝天下，此電南皮未作覆。當時士論沸騰，主此說至多，散原老人今年八十三，是時年裁四十一，與丁叔雅（慧康）、譚復生（嗣同）、吳彥復（保初）號四公子，風采踔發，物望所歸。故其時右銘先生雖開府直隸，而散老忠憤所迫，不遑顧慮，輒敢以危言勸南皮也。予初未讅散老此電命意，近讀《散原精舍文存》，自為其尊人右銘先生行狀，有云：「其時李鴻章自日本使還，留天津，羣謂且復總督任。府君憤不往見，曰：『李公朝抵任，吾夕掛冠去矣。』人或為李公解，府君曰：『勛舊大臣如李公，首當其難，極知不堪戰，當投闕瀝血自陳，爭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聖聽，今猥塞責望謗議，舉中國之大，宗社之重，懸孤注，戲付一擲，大臣均休戚，所自處寧有是耶？其世所蔽罪李公，吾蓋未暇為李公罪矣。』卒不往。」得此一段，不啻為散老電下一註解。蓋義寧父子，對合肥之責難，不在於不當和而和，而在於不當戰而戰，以合肥之地位，於國力軍力知之綦審，明燭其不堪一戰，而上迫於毒后之淫威，下刦於書生貪功之高調，忍以國家為孤注，用塞羣昏之口，不能以死生爭，義寧之責，雖今起合肥於九京，亦無以自解也。信由斯說，則散原當日之憤激，自在意中，固卓然可存。原電云：「讀銑電愈出愈奇，國無可為矣，猶欲明公聯合各督撫數人，力請先誅合肥，再圖補救，以伸中國之憤，以盡一日之心，局外哀鳴，伏維賜察。三立。」按散老此電，乙未五月十七日由武昌發，戌刻至江寧者。」（頁二一四）
按：此章殘稿，係從另一冊初稿中錄出，此章未完，以下缺。樞識。
陳寅恪著：《寒柳堂集》（北京：三聯書店，二零零一年），附錄，〈寒柳堂記夢未定稿〉，第二則，頁一九零至一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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