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安平〈中國的政局〉

【出處】摘錄自儲安平著，張新穎編：《儲安平文集》，上海：東方出版社，1998年，下冊，《觀察》文章，頁95-108。

一、

大局已到了窮則變的階段：雖未變出，確已窮極。

在最近幾個月中，南京的高級核心人物，在心理上已起了很大變化；這種變化是自國民黨執政以來所未有的。這個變化就是：他們已經深切感覺大勢之日非了。迫使他們心理上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是多種的：馬歇爾的離華，共產黨的不妥協，一般輿論對於政府的抨擊，民心的渙散，經濟的崩潰，軍事上的沒有把握。南京顯已淪入暗淡與苦痛之中。

在國民黨的心目中，今日他們最大的敵人是共產黨。然而他們很少反省：今日共產黨勢力之所以如此膨大，到底是誰培植出來的。我們可以一一分析。先說青年。青年本來純潔，對於政治初無成見。只要政治清明，社會安定，一切上軌道，國家有前途，他們自然擁戴政府。但是政府種種表現，無不使人失望；這已是了不得的大危機。而還要花樣百出，「帽子」亂飛，無異於火上加油，以致造成今日青年清一色的厭惡南京政權的局面。再說中年人。現政權的支持層原是城市市民、公教人員、知識份子、工商界人。現在這一批人，一股腦兒對南京政權沒有好感：國民黨的霸道作風使自由思想份子深痛惡絕；抗戰以來對公教人員的刻薄待遇，使公教人員對現政權赤忱全失；政府官員的貪污作弊，種種刁難，使工商界人物怨氣沖天；因財政金融失策以及內戰不停而造成的物價暴漲，使城市市民怨聲載道。今日全中國人民，對於現政權，可謂人人離心，個個厭惡。現政權中的人，恐怕也未嘗不頓足歎息：為什麼這些人都「左傾」了！假如不滿政府就是「左傾」，那麼老實說，在二十年來國民黨這統治作風下，假如還不「左傾」，那這個人即使不是奴才，也是個大大的糊塗蟲。就思想左傾而言，思想左傾和信奉共產主義本為兩事；思想左傾不一定就是附和共產黨。但在共產黨與國民黨政爭之中，一切不滿現政權的情緒，其無異間接增長共產黨的聲勢，確為事實。共產黨是有組織的，一般人是沒有組織的，沒有組織的人之漸漸被有組織的人吸去，已為事理之常，而當局還採行「逼上梁山」政策，遂使一部分人在感情上愈來愈和共產黨接近。不論這些不滿國民黨的份子和共產黨有無聯繫，或在感情上是否附和共產黨，總之在國共的鬥爭中，凡此皆對國民黨為大不利。然而是誰驅使大家不滿國民黨，反對國民黨，痛恨國民黨的？不是別人，就是國民黨自己。今日國民黨腦子裡所想的是如何消滅共產黨，然而他兩隻手所作的卻無一不是在培植共產黨，替共產黨製造有利於共產黨的形勢。可是在這樣一個極為明朗的大勢之下，現政權當讓不讓，可和不和，應改不改，要做不做，還是迷信武力，圖以武力解決一切。不幸得很，現在已經開始感覺武力解決不了一切！武力肅清不了病入膏肓的貪污風氣，武力振作不了推拖鬼混的行政效率，武力挽救不了已如堤決的經濟危機，武力收拾不回麻痹死去的人心，甚至武力也決定不了前線的戰局。美國軍火快用完了，日本軍火也維持不了好久，自己製造則遠水救不了近火。雖然大帥出巡。而未必有補於士氣，因為將軍們都吃的飽飽的，而士兵們已無意為少數人送命了。

二、

據我們觀察，現政權業已失去挽回這個頹局的力量，最近且已失去挽回這個頹局的自信心。就政治說，從抗戰末期起，政治上的主動攻勢，迄在反對派一面，特別是中共一面，國民黨始終處於招架的地位；直到國大開會前一兩個月，國民黨突然爭取主動，但國大一開，局勢大僵，最近渲染政府改組，鬧了幾個月也無甚成就。再說軍事，軍事之不可恃已如前述，而二月十七日蔣主席在中樞紀念周上論及臨沂之戰時說：「不管是共產黨自行撤退或國軍進攻，總之現已佔領」，在過去蔣主席的演說中亦從無如此的語氣。經濟更是束手無策，上海的金價跳到九百六十萬，南京還在指派人員，組會研究。出口補貼，令甫十日，即行取消。簡直不怕痛，自己打自己的巴掌。最近又想拋售救濟物資，現政權的窮形極相，實已暴露。在一個民主國家，一個由民選出來的政黨，為了顧全本黨的前途，搞不下時，早就漂漂亮亮的下臺了，但在一個以武力爭得政權的國家，一個執政黨，即使在最無辦法的時候，還是要掙扎維持其政權。掙扎是人情之常，就看如何掙扎。在正路上掙扎，成敗另為一事，要異不失為一種努力；若走錯了路，則所有的掙扎，都成為了一種浪費和罪行。據我們的觀察，現政權的掙扎，顯然並未針對病源。舉例言之，現政府目下努力的是改組政府。但我們不知照現政權最近兩三月來努力改組政府的做法，這種改組，在政治上有何意義？還是想以此使國內人民一新耳目呢？還是為了對友邦一種表示呢？在我們看來，目前這種改組，無甚意義。第一，要改組政府無非要刷新政治，振奮人心。那就得大公無私，唯賢是用。被延攬的人總要德才孚望，能勝重任。可是現在政府所拉攏的是些什麼人？這些人，有的是臭而不可聞也，有的根本在算盤子上沒有地位。拉這些人入府，不足為國民黨之肋，反足為國民黨之累；不足以見國民黨開放政權之誠，反足以見國民黨開放政權之偽。這是就改組論改組。第二，要是改組政府獲得成功，是有條件，即必須同時改革政治作風。而在我們看來，改革政治，遠較改組政府為重要。一般人民所期待的不是隨便換幾個部長，添幾個委員，而是改革政治的根本作風。老實說，單替國民黨設想，國民黨果有決心打開當前的局面，振奮人心，則改組政府，不必向黨外拉那些不相干湊湊數的人，國民黨裡面未嘗沒有優秀開明的自由進步份子。給他們權力，給他們機會，接受他們的觀點，接受他們的作風，全國耳目，也會一新。今日國人，深受「訓政」之賜，政治的經驗與政治的認識，確已不如中山先生制訂建國大綱時所認識的那樣的簡單幼稚了，他們所要求的不再是政府表面上的改變而是政治本質上的改變；何者為假改革，何者為真改革，他們洞若觀火，一目了然。但是事實上國民黨有無此種遠見，有無此種胸懷，有無此種決心，我們簡直懷疑。就說最近上海發生的勸工大樓血案，還不是一套老辦法？工商界人平時對於民主運動，本來不甚關心，處於旁觀地位，可是給這一打，又平空替政府增加了許多反對派，這是目光如豆，愚不可及。一方面通令保障人權，一方面在北平大舉逮捕。我們別的不說，就說蔣主席所提的四項諾言，若能兌現，人心亦可漸漸拉回來。誠則靈，只要國民黨有誠意，有決心，民心未嘗不可收拾。傳說當局對於目前形勢，非常明白，憂慮焦愁，倍於常人。二十年的時間不算短，病得太深，走得太遠，要拉回來，須費大氣力，我們懷疑現政權的人物有沒有這大氣力。

三、

共產黨是要獲取政權的。一個政黨當然要努力獲取政權；爭政權是一個政黨的常情，政黨不想爭取政權才是天下大荒唐。共產黨的堅主組織聯合政府，只是他們的一個步驟，並非遠遠滿足於這個聯合的方式。能用政治談判的方式，插入政權階層，企圖後舉，自然最好；否則只好硬硬頭皮用武力來奪取。我們在原則上十番隊一個政黨蓄養軍隊，以武力來奪取政權的；為中國的元氣設想，我們也不希望共產黨採取武力革命的方式。但這是就理論而言。就事論事，共產黨的不肯放下槍桿，也未嘗不能使人同情，因為在國民黨這種政治作風下，沒有槍，簡直沒有發言權，甚至沒有生存的保障。所以國民黨主張先軍隊國家化，然後政治民主化。共產黨則主張先政治民主化，然後軍隊國家化，個人的出發點都是由於雙方的猜疑，而雙方猜疑的根據則為過去種種事實。在政協階段，共產黨表示願意還軍與國，但須得到保障，這就是所以中共和民盟要聯合在國府回憶中取得否決權的背景。後來這個計畫並未實現，就是實現了，共產黨到底放不放心交出軍隊，還是一個大疑問。

計畫中的聯合政府，至今未能實現。實在說，即使聯合政府成立了，參加各方面如何合作，如何發揮有效能的政治力量，還是一個問題。不過我們相當贊成成立這樣以一個聯合政府。我們希望在這個聯合政府裡，發生一種政策上的制衡作用。在這個提議的聯合政府中，共產黨雖只是一個少數派，容能check，未必能balance。但因為共產黨是一個組織極強的黨，是一個有整套不同於其他政黨的政治計畫與政治作風的黨，所以在政治做法上，在這個聯合政府中，或能發生一種領導作用。現在人民是在太窮太苦，政府應當推行大規模的社會改革，藉以改善今日一般窮苦人民的生活情形，今日的國民黨成了維護既得利益階級的機構，要希望他能顧到一般底層人民的生活，不啻緣木求魚。我們希望共產黨參加聯合政府後，能在這方面有所作為。一切社會主義的政策，其目的都在為廣大的窮苦人民造福，國民黨為了要爭人心，雖非所願，亦難固拒。共產黨最可怕的一點就是統制思想。但共產黨既以爭「民主」為號召，加入聯合政府後，必不致傾向統制，國共雙方且均欲儘量提倡「民主」，以博民情。今日中國一般人所追求的就是社會主義和民主政治（包括意志自由），這兩樣東西在國共兩黨為主的聯合政府中或能勉可得之。我們期望這個聯合政府者正在此。

在過去的一年多的和談中，共產黨一直把持攻勢地位。他們一再要求和平。國共雙方對於「和平」究竟有無誠意？有人認為國民黨是有誠意的，有人認為共產黨是有誠意的。我們認為國共雙方根本就無所謂誠意不誠意。我認為只要「顧到自己，也顧到對方，更顧到國家」，這才是「誠意」，專門替自己打算，都是為私，絕不足以語「誠」。即以「和平」而論，以前共產黨的「無條件停戰」和最近國民黨的「就地停戰」有什麼不同？最妙的是雙方的主張停戰，據說都是為了人民。既然共產黨的「無條件停戰」和國民黨的「就地停戰」沒有什麼不同，則為什麼共產黨要求「無條件停戰」時，國民黨不接受，國民黨要求「就地停戰」時，共產黨不接受？原來停戰於張三有利時，張三即要求停戰；停戰於李四有利時，李四即要求停戰。一切都是為了自己，老百姓只是他們的幌子。現在我們看得很明白，共產黨對於「和平」是越來越不發生興趣了！要和平，從前是「無條件」的，現在是有條件的了；或者從前的條件低，現在的條件就高了；從前共產黨反對美國調解，主張美蘇英根據莫斯科三國宣言共同調解，可是現在，共產黨宣言反對任何外國的調解了。在過去和談一年中，在共產黨自身看來，他們也是失望又失望，苦痛又苦痛的。但周恩來返延安後提出的和談兩前提，他們又何嘗不知道共事之甚少可能。既無可能而仍提出，也是有意使馬歇爾和南京方面難過而已。共產黨是現實的，所提和談的前提，在我們看來，也只是一種幌子。即以國大及國大通過的憲法而論，周恩來既然同意由滬去京，至少表示共產黨有一種「有條件的」參加國大的可能。假如共產黨參加國大，通過的憲法其內容容有變更，但共產黨之不參加國大，並非為了憲章，而是為了憲章以外的其他條件沒有講好。要是講好了，還不是一樣可以參加國大？而且去冬國大之所以開得成，也是因為政協承認了那批舊代表的緣故。要知這批舊代表，本無承認之理，但絕無承認之理者，政協那些代表們也居然承認了——只要自己的黨得到利益，犧牲人民亦竟不顧！去冬國大之能開得成，至少與政協的承認這批舊代表有關；而關於這點，共產黨也是有同負其責的。老實說，憲法不憲法，共產黨並無太大的興趣，共產黨也真正的興趣，還是在軍隊和地盤兩者之上。就軍隊論，他們顯然不願再接受過去整軍協議中所規定的國共軍隊的比例了。就地盤論，他們有他們的價錢。他們在過去至少希望得到四個地方，這四個地方要具有三個條件：第一，要能自給自足。第二，要交通工具便利。第三，要四地能連為一氣。不具備這三個條件的地點，他們不要。那四個地方，他們不說，但是照上開三個條件，似乎是指由山東、河北、山西、陝西四省。然而要南京給他們這四個省，在南京看來，這不啻要南京的命了。

四、

共產黨是一個組織嚴密的黨。多年以來，我們一直住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對於共產黨的內情，我們自承所知不多，我們暫時只能根據常識來說。近幾年來，外間對於中共在延安邊區一代的作風，頗有好評。共產黨在這樣一種艱難的環境內，能站得住，亦自有他們所以站得住的道理。一個政黨當他在艱苦奮鬥的時候，總有一股生氣和生命的力量的。不過上年他們在蘇北一帶的作風，卻大失所望。蘇北的作風，究竟是中共的政策改變了呢？還是蘇北一帶的作風非出自延安的命令而是下級幹部幹出來的呢？我們不能瞭解。但是中共必須認識，中國共產黨是中共的共產黨。他的黨員是中國人，他所企圖起而統治的一個國家是中國。中國有中國的民性，中國有中國的傳統。完全不顧他們所屬於的這一個國家的民性傳統，必將減少他們成功的希望而拉長他們離開成功的距離。社會主義是一個極其廣泛籠統的名詞，就經濟生活方面言之，共產主義只是社會主義的一種，其間只是一個程度上的問題而已。就實行社會主義而言，今日中國一般人民，特別是知識份子，並不反對，毋寧說是很期望的。今日一般知識份子，在共產黨心目下，他們都是「小資產階級」，但是實際上，今日中國的知識階級，除了極少數一些人外，大都已淪為「無產階級」了。這是國民黨的恩賜！知識階級的領導重心仍然在一般教育界文化界中，然而今日中國的教育界文化界中人物，哪一個不是已經到了雖然尚未餓死而早已不能吃飽的局面！而且知識階級，大都有理想，有理性的。除了少數自私份子外，哪一個不承認貧富的懸殊是一種不合理的現象？所以共產黨在經濟生活方面的原則，並不可怕。一般人怕的是他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做法。坦白言之，今日共產黨大唱其「民主」，無非要鼓勵大家起來反對國民黨的「黨主」，但就共產黨的真精神言，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個根本的前提，而且這個前提一點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須承認人民的意志自由（即思想自由）；唯有人人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達其意志，才能真正貫徹民主的精神。假如只有相信共產主義的人才有言論自由，那還談什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同時，要實行民主政治，必得有一種公道的精神。所謂公道的精神，一是好的說他好，不好的說他不好，而是我固然可以相信我所相信的，但我也尊重你可以相信你所相信的。就前一點論，譬如說我們這批自由份子，不諱言，都是受英美傳統的自由思想影響的，但我們一樣批評英美，抨擊英美。同時，蘇聯或延安有好的地方，我們一樣稱頌他們的好處。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聽見共產黨批評史達林或蘇聯？從來沒有看到左派的報紙批評毛澤東或延安？難道史達林和毛澤東都聖中之聖，竟無可以評論的地方？就後一點來說，我們雖非共產黨員，但一樣尊重共產黨的黨員，只要他確是信奉他所相信的主義，忠於他的黨，忠於他的理想，忠於他的工作，忠於他的事業，我們都在心底裡對他尊敬。但是共產黨的對人，只有「敵」「我」，跟他們跑的，他們可以承納，不跟他們跑的，他們一律敵視。一切都以實際利害為出發，不存在任何人情與友誼。要捧一個人，集體地捧他起來，要攻擊一個人，集體地把他打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極端，共產黨的極端作風，實在大大的限制了他獲得同情的範圍，亦即減少他獲得成功的速度；梁漱溟先生的擺脫現實政治和張君勵先生的脫離民盟，也多少與共產黨這種極端作風有關。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前年一個工黨一方面推行社會主義的政策，但同時承認人民的意志自由。假如共產黨能在政治生活方面，修正其政策，放寬其尺度，則將更能增加他們獲得成功的希望。我們對於共產黨，私人方面無恩無怨，我這一番意見，我並不認為僅僅是一種消極性的批評，毋寧說是一種積極性的建議。

五、

現在再來觀察國共以外的自由思想份子。「自由思想份子」這個名詞，本來是很籠統的。若從「思想」的角度來說，則中國絕大部分飛知識份子都可以說是自由思想份子。若以政黨為別，則不僅國民黨中很有一些開明進步的自由思想份子，就是在共產黨中，恐怕也有這種份子。馬歇爾的聲明中曾抨擊過共產黨裡的極端份子。按照邏輯來說，根據馬歇爾的聲明，則共產黨中也是有溫和的自由份子的。據我們所知，恐是有的，問題是數量的多少，以及在那種嚴密的當即下能否自由表示其意志而已。本文是一篇論述政治形勢的文字，所以我們再次討論「自由思想份子」，大體上是指國共兩黨以外的自由份子而言。在中國，散佈於國共以外的自由思想份子，為數極多，不過他們較為散漫，甚少嚴密的組織。期中組織較大的就是民盟。我們現在先就民盟作一個大概的論述。我們可以拿兩句話來批評民盟，即「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民盟是一個很勉強集合而成的政團，民盟裡的人物，各有各的教育背景，各有各的政治看法，各有各的歷史環境，他們只是在一個相同的情緒下集合起來的，就是「反對國民黨」，這是他們唯一聯繫的心理中心。民盟到底是一種政黨的做法，還是一種運動的做法呢？就過去情形觀之，似屬於後者而非屬於前者。民盟的歷史已有數年，而其出頭則為千年的政協時期。不過在過去，一般人似乎有一種印象，即政府來借重他們時，有了「民盟」，不來借重他們時，就沒有「民盟」了，所以有「和談」，民盟就大大熱鬧，沒有「和談」，民盟就冷冷清清的無事可做；這情形至少在過去式如此。照近來的趨勢看，他們似乎已企圖改向政黨的做法一途發展。中國社會上的封建味道本來還很重，民盟的領導人人物還大都是前一代的老。我們將民盟的領導人物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這個政團是非常弱的。我們不能不承認：像張表方（張瀾）、沈衡山（鈞儒）等幾位老先生，實在都是過去的人物了。民盟領導人物中實際政治經驗最豐富飛當推黃任之（炎培）先生，但是我們不能不說，黃先生也是過去的人物了。張君勵先生（現已脫離民盟）在政治生活方面，他是一個憲政學者，一個最好的政論家，然而他只是一個論政的人物，而不是一個從政的人物，他之多隻宜於任國會議員，而不宜於掌行政責任。張東蓀先生也不適於從事實際的政治生活，他是一個哲學家，一個思想家，他在政治方面最能貢獻的還是思想及言論方面。若以現代的標準言之，嚴格說來，在今日民盟的領導人物中，適宜於實際政治生活者，恐怕只有羅努生（隆基）先生一人。羅氏中文英文都好，口才文筆都來，有煽動力，有活動力，而且對於政治生活真正有興趣。可惜羅氏的最大弱點是德不濟才。從各方面分析，民盟實是一個貌合神離的團體，而所以能勉強集合起來，完全是由於實際的政治環境逼成的。但單靠對國民黨的一種不滿情緒來維繫一個政團，這顯然是一種極其脆弱的結合。照我個人的觀察，民盟諸君子，可以共患難，不一定能共富貴。這句話或許說的太率直，我們將來再看吧。

至於現在一般人都說民盟太左，成為了共產黨的尾巴，關於這種批評，我認為無甚價值。凡是進步的政治集團，當然是比較左的；世界大勢如此。成為了共產黨的尾巴一點，純然是惡意的侮蔑。要知實際政治不能完全擺脫權術，從戰略上說，民盟和共產黨互為呼應，實為必然，兩者的目的都要削弱國民黨，在這個前提下，兩者當然要並行聯繫的。假如一定要說如此就是民盟被共產黨利用，則我們也未嘗不可說，民盟也利用了共產黨。故此事不足奇，亦不足為民盟之病。只要國民黨一日保持其政權上的優勢，民盟與中共可能繼續維持其聯繫的步調。但是一旦國民黨在政權上已不佔優勢時，在那個時候，中共與民盟恐將分途而未必能互相呼應了。

六、

在今日中共的自由份子一方面，除了民盟，民社黨這些組織外，就是散佈在各大學及文化界的自由思想份子了。這批自由思想份子，數量很大，質亦不弱，但是很散漫，從無足以重視的組織。這批人擁有的力量：只是一種道德權威的力量，而非政治權力的力量；只是一種限於思想影響和言論影響的力量，而非一種政治行動的力量。馬歇爾在中國時，曾竭力鼓勵這一批真正自由思想份子組織起來；無論馬歇爾如何瞭解中國的政治情形，馬歇爾到頭還是一個美國人，一個美國頭腦，所以他還是隔一層的。自由思想份子不易形成一個堅強的組織有各種原因：一、過去自由思想份子飛彼此相通是道義的而非利害的。自由思想份子的倉儲式背脊骨硬，交情可以拉得長，其短處為胸度狹窄，個人主義。中國有句話：「文人相輕，自古已然」；自由思想份子的重心人物大都是文人，即使今日這一批自由思想份子都受過現代文化的洗禮，但那個「相輕」的老根性，尚未完全洗脫。譬如這次民社黨和民盟的脫輻，政治上的看法固為主要的原因，人事上的摩擦恐怕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從事政治，必須有政治家的修養。第一要看得遠，認得清；大的要爭，小的就不該爭。第二要有氣量，唯氣量大，才能放棄自己的成見，抑平自己的感情，犧牲自己的利益，如此才能顧全大局，爭取目的，團結合作，開創前途。政治活動不能沒有領導人物，但是因為「相輕」及「自傲」在中作祟，所以在自由思想份子中很難產生領導人物；政治活動是必須有組織和紀律的，但是因為自由思想份子的相通大都是道義的，所以很不容易發揮組織的力量。這些事自由份子根本上的弱點。二、今日中國極其需要自由份子的抬頭，但事實上自由份子的抬頭非常困難，這與國民黨二十年來的統制有關。國民黨二十年的統制對於自由思想份子抬頭的限制，是三方面的。一、政治方面的限制。這點大概大家都明白，不必再解釋。人身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本保障，人身自由沒有保障，其他自由自然都談不到。二、經濟方面的限制。政治活動必須有充裕的時間和財力，八年抗戰，把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弄得個個生活不安，精神和智慧完全消耗在柴米油鹽這些瑣事上，以致大大削弱他們在政治方面所能發揮的積極力量。三、在思想散佈方面的限制。二十年來黨化教育的結果，使青年都未能得到合理的教育。党化教育的目的原是要大家信奉三民主義，做國民黨的孝子順孫，不了國民黨不爭氣，越搞越不像樣，弄到青年大都厭惡國民黨。厭惡國民黨不要緊，黨化教育給青年的並不是一種理性教育，青年在理性方面未能得到應有的教化，於是感情的部分因不滿現實而日益氾濫。自由思想是重理性的；必須在理性上有修養，始能接受自由主義的薰陶。情感氾濫的結果是趨於極點，不是極點的右就是極點的左。但現實環境逼得青年左，於是青年越來越不易保持其冷靜的頭腦而對各事做沉著的思想。在國民黨，可謂自食其果，而在自由主義的傳播上，也同受一害。同時，黨化教育的做法是收羅奴才，放任浪才，殺害人才。我稱那些只知享樂百事不管的青年為浪才，浪才越多，對於自由主義的傳播也是一種限制。自由主義時將是非典，那些浪才什麼都不管，那還管什麼是非呢？

自由思想份子雖然受著上述種種限制，而客觀的說，這批力量目前正在日益滋長之中。但我們還不能將這種力量的滋長歸於他們的努力，而實際由於時代的使然。若從道德及思想的角度看，則今天能動搖國民黨政權的不是共產黨而是這一批自由思想份子，因為大家怕共產黨，怕他們那一套殺人放火的暴雪；無論這種畏懼是不是出於一種誤會，總之大家在畏懼共產黨。反過來說，今天能抗拒共產黨的，也不是國民黨，而是這批自由思想份子。國民黨的腐化已是眾目昭彰，有口皆碑，無論三民主義這塊招牌如何，總之人民對於國民黨已難維持希望的信心。在這種兩趨極端之下，只要自由份子出來領導，可以獲得一個中庸的穩定，獲得廣大人民的衷心附和。我們說過，今日中國這批自由份子是很散漫的，他們的力量都是源於道德的。凡是道德的力量，常常是無形的，看不見，抓不著，但其所發生的力量，即深入而能垂久。這股力量在社會上有根，在人心裡有根。不過若從目前中國的政治局面看，這種僅僅限於道德方面的力量顯然失之消極。今日絕大多數的人，既不希望國，也未必歡迎共。絕大多數的人都希望國共之外能產生一種新的力量，以穩定中國的政局。這個要求是時代逼出來的。我們認為中國在最近的幾年之內，一般情景還是很黯淡的；說的遠一點，大概我們這一代，打給也已註定了是一個「犧牲自己，為後代造福」的時代。然而我們可以犧牲自己，而不可以不為後代造福。今日中國這批自由思想份子，大都在苦悶地憂慮著國家的前途，淡雅沒實不該止於消極的焦愁憂慮。自由思想份子可以起來，應該起來；這不是他們高興不高興，願意不願意的問題，而是他們的一個歷史上的責任問題。

（原載《觀察》第2卷第2期，1947年3月8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