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學，從它在文藝復興時被招魂至今，已經形成了一種作為技法的“術”，而非單純的“學”。這一術的要旨，學者每每與“學”之要義相混淆，滿口雌黃昏招迭出。其實現在大家常說導師禽獸，殊不知從古至今，人文學術就是一手搞人一手搞文，不搞人，算什麼人文！
學術語境歷來首要任務就不是求真，而是求穩。古往今來，學術總是偽裝成求真來某種和政治經濟的苟合，只不過當代社會這一切大白於天下罷了，所以，學術語境內的術語，大多是黑話。海德格爾呢？不過是近代最大的黑話批發商。資訊不對稱，在任何領域都是成功的關鍵，拿著後現代說經濟，拿著數學說哲學，用東方忽悠西方，這些其實是成功學的簡單道理，學者自覺不自覺的在做罷了。到了這一代大佬，其實是拿著老朽們的弟子禮來挾天子以令諸侯。但是，大佬雖然無恥，卻也為國人締造了新的資訊和語境，而到了現在這一代青年學者，即沒有新的西方給他們發現，自身又沒有思考的能力，只好左右互搏乾坤挪移，糊弄外行和所謂的專家，一起穿皇帝的新裝裸奔罷了。反觀西方，亦復如是。一句話，人文學科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以後已經徹底失卻生命力，之後，不要告訴我還有活口，都是各種程度上的自欺欺人罷了。
全面的平庸根本無從置喙。國內的新銳這幾年慢慢嶄露頭角，可是他們做的是什麼東西？他們沒有新的西方來遭遇東方，所以只好研究學術利器，論文技巧，為盜糧謀，偷得一處是一處。用中文和漢譯把一套西洋學術共同體內的話語說得似是而非的牛逼？一個個說自己有問題意識，這就成了學術騙子的詭辯，說自己語言不好學術不扎實是因為問題意識，可問的又是什麼問題呢？到頭來不都是些關公戰秦瓊？啟蒙的矛盾，以及為何現代性沒有啟蒙時承諾的那麼美好，其實，這類問題也同樣糾結著尼采。但是，這個問題裡面包含著的其實是一種上位者失落的不開心，也就是品位語境內的價值判斷無法帶來現實語境中的政治判斷。大部分人反感自由主義現代性美國什麼的包括科耶夫都是這樣的思路，其實，這不是關公戰秦瓊是什麼？品位是個人自己的事情，古代社會所謂的品位高者居高位的三六九等，其實那種品位不就是那時候的學術遊戲自我構建麼？八股四書有什麼用？說出了宇宙真理？這個時代裡，啟蒙之後，人權得以伸張，就必然使得舊的文化精英意識感到沒落，覺得自己不在其位了。這種懷古的情節，其實骨子裡就是錯亂的，品位這種私人事件，和公共自由倫理屁關係都沒有。
把自我建構出來的學術問題講得貌似有理，和對真問題的精准把握是兩回事。真問題從來就不是學術共同體的專利，你去看中西思想史，學院恐怕連一半的“真理”資源都沒有提供，可是它們卻消耗了大部分的“真理研究”資源。尤其是女權主義後現代，本身的立論和思維基礎就是扯雞巴蛋，從波伏娃開始就沒有一個是真誠的，但是佔據了政治正確的制高點，再搗點後現代的漿糊，就真理在握了。王小波看上李銀河，可見思維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像海子們一樣，他早死未必不好，不然再過幾年，和自己老婆一起出醜壞了名節。後現代恐怕他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但是，人們都恐懼自己無知的，所以都要讚美皇帝的新裝。我從來只喜歡榨出毛皮下的軟弱，至於這種裸奔的風光，我喜歡看女人的，對學術大佬摳腳大漢毫無興趣，而搞女權的，大多又都不能算是具有完整女性功能的。進了這個學術語境，所謂的真誠就是師心自用留著回家慢慢想的，根本就不是檯面上的事情，因為語境的“規則”，語境的“真誠”就是騙，就是糊弄。
民國的學術自然很輝煌，那時候的知識份子自然格調很高，為何？蓋當時軍閥混戰，各路人馬搶奪知識話語權，一如先秦，中國歷史上，除了這兩段，便只剩魏晉時期，然而魏晉的那種風骨，其實更多的是宦海無門的無聊和酸腐，大多也當不得真。古往今來，士人的德性高下，往往在於選擇博弈的餘地，民國先秦，士可擇君，故而高潔，有獨立人格，大多時候，大一統下，莫非王臣，所謂“黨外無思想”，正也罷反也罷，都是紅旗下的蛋，自然好不到哪裡去。如今的人意淫的民國，意淫的格調，其實帶著的就是陳丹青那種秋後算帳的無聊，再說陳家八倍貧農，不知道他哪裡學來的民國。內聖自然是扯淡，道家佛家都講內修，基督教也將因信稱義，不知道是聖哪家的賢，倫理私人則為自欺，公共則為道德騙局。外王呢，說白了就是把內聖的倫理轉化成公共欺騙的普遍幻覺，所以最後自然都要搶奪解釋權。人類為什麼可笑就在於此，啟蒙為了是人文主義文藝復興後的產物，僅僅在於這個所謂的理性人假設是人人都對自己的欲望有所把握，可以選擇有利於自己欲望的政府。至於主體人格，千百年來毫無改變，這和讀書上學網路交流毫無關係，一如赫拉克利特所言：他們視如不見，聽而不聞，在場如不在。
再說民國范，勞思光其實功夫很差的，有點時無英雄豎子成名的味道。他的很多小學考據全部被證偽，而大學義理屬於不中不西那種，其實都不太過關，而且他當年推重王陽明心學一脈並非學理上的講究，而是投蔣公之所好罷了……因為心學並不訴諸外部世界的成功（理學則需要強調“理一分殊”帶來的現實合理性），面對退守臺灣的局面（猶如王陽明的龍場），只有心學才能提供一個心同理同的道德論證罷了。另外墨家的邏輯學頗類西方後來的斯多葛學派，但傳統中國哲學推重倫理學而輕於形而上學，以求善作為首要目標（西方則以形而上學的求真為首要），所以墨家在倫理學上的超前性並不受到重視。到了近代，尼采等人之後，其實現代性的問題就是把真善美序列進行了大反轉，以求美為首要目標了。
以康德解讀中國，是新儒家的思路，後來大陸被李澤厚繼承，港臺則是勞思光。這個思路來自于熊十力牟宗三他們。其實是儒家文化最後一次掙扎。當時熊十力他們的師兄呂澂就避而不談西學，安心做佛教研究，但結果十分詼詭。即左右互博乾坤大挪移的熊十力李澤厚們爆得大名，呂澂反而寂寞無聞。這也從側面說明世風日下。魏晉玄學其實是中國歷史上最微妙的時期，屬於中世紀中國人對倫理學的一次爆發式實踐，西方則是羅馬帝國晚期。這一階段的思考深入程度，藝術的造詣和境界，對身體的濫用度（不知道比現代行為主義牛逼兇殘多少）都是空前絕後的。也正是因為魏晉帶來的大寂滅和虛無主義，使得中國人在之後幾千年裡一直有一種對超驗事物骨子裡的不信任，這也是我們沒有誕生神學和形而上學的原因。所以，中國人的生活化和審美化傾向便是魏晉的果實。反過來，因為對於虛無體驗採取了審美判斷，我們便沒有西人意義上的恐懼與戰慄，繼而也不存在所謂的抑鬱症。抑鬱症，在中世紀西方被稱為體液粘稠，在我們這裡被認為是心魔，所以嚴格來說這是個佛洛德主義的現代發明罷了……勞思光本人常年受抑鬱症困擾，其實是因為他糾結于如何以西學格中學，又要證明心學是萬學之學高明無比。魏晉和佛學之於他都過於審美、自如，讓他的沉重的肉身顯得輕薄，所以就特別菲薄魏晉風骨。
但另一方面，魏晉風骨，先秦民國，都是國史中的大變局，變局所在，民不聊生，士可擇君，所以顯得有趣、恣意，但穩定的帝國狀態下，連任俠都不允許，遑論所謂的士人風骨。所以如今美帝也罷（他們的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溫情脈脈的內在邏輯，其實都是讓你說讓你鬧不要緊的套路），香港臺灣也罷（這倆就根本不知道自己所謂的民主自由是一種淩空架閣的藉口，所謂好的時代是民主，壞的時代不民主，一切都是官的錯，百姓永遠是對的），都無法真正體會共同體的政治問題和個人的倫理問題之間的張力。
作者署名：大狗頭
原貼按此：見於豆瓣「大狗頭的日記」，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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