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末，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齊頭並進，日本的新左翼過激集團以及「全共鬥」（「××大學全校共鬥會議」的簡稱）活動也達到高潮。二者的共同點， 是試圖對冷戰體制下的世界秩序提出無法實現的異議。
一、文化大革命違反了馬克思主義原則
不得不承認，毛澤東在1966年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奇妙運動。說它奇妙，是因為它不該發生卻實際發生了。
按照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論述，近代政治革命包括、也僅僅表現為資產階級市民革命以及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這兩種類型。中國在經過艱難曲折的革命後終於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理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努力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然而，這樣的黨和國家卻受到造反的無產階級大眾的批判打倒。不該發生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就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而言，黨是無謬的，正如天主教徒認為羅馬教皇是無謬的那樣。實際上，羅馬教皇也可能出錯，但因為羅馬教皇的意志是決定對錯的標準，因此他即使錯了也得權當沒錯。如果理應無謬的黨也被批判、被打倒，那麼人們必須相信有某種比黨更具權威的標準。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實現，意味著人們相信有凌駕於黨之上的權威。
如果說蘇聯共產黨曾經像俄羅斯正教的教會那樣，是創造教義、生產正統性的組織，那麼中國共產黨就是家產制組織（韋伯認為傳統中國的科層制也是這
種組織的典型），在這樣的組織之上有皇帝之類的權威中心並不是不可思議的。
毛澤東逝世之後，鄧小平繼承了他的位置——因為中國共產黨官僚機構的運作離不開那種權威中心。
我們不妨具體探討一下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這裡，首先必須從中蘇論爭談起。
中國共產黨是作為共產國際（第三國際）的中國支部而成立的，在形式上要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然而，導致中國革命成功的，並不是脫離實際的共產國際的指導，而是毛澤東確立的中國獨自的革命方式。因而，蘇聯共產黨的指導
與中國共產黨的威信之間存在著矛盾。這種齟齬的表面化，就是中蘇論爭。
中蘇論爭的原因可能有種種解釋，中國民族主義的發泄也可備一說。無論 如何，中國給蘇聯貼上了「修正主義」的標籤，這等於公開承認理應無謬的共產黨也會犯錯。在此之前，蘇共對斯大林的批判，也無異於承認黨的錯誤。
其次，由中蘇論爭衍生出以下結果：第一、出現了只有中國共產黨才具有指導世界人民的權威和正統性的主張，因為指導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革命思想是絕對正確的。隨著中蘇論爭激化和中國民族主義高漲，毛澤東的權威必然越來越加強。第二、中國共產黨內部出現了必須掃除修正主義（蘇聯的影響）的危機意識。如果黨也曾犯錯誤，那麼必須憑藉毛澤東的權威加以監察。從而，通過與黨組織不同的渠道來發揮這種監察功能就變成是題中應有之義。其結果是，作為毛澤東的權威和群眾之間的紐帶的另一種「先鋒隊」——紅衛兵登上了歷史舞臺。
讓我們來考察紅衛兵運動的社會學特徵。
第一、是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根據共產黨的原則，黨內的路線問題需要通過論爭來解決；在論爭開始之前，沒有誰是先天正確的。除了上下級的區別，黨員（個人）都是對等的——唯其如此，才有爭論的可能。但對紅衛兵來說，他們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以打倒階級敵人為目的，故此論爭之類顯得無關宏旨。事實上，紅
兵亦缺乏應付論爭的知識和社會經驗。他們之所以能承擔文化大革命的使命，完全是因為崇拜毛澤東，從而超越了黨員（個人）。在他們看來，毛澤東的正確性是既定的、不容論爭的。他們的鬥爭方法是著重顯示對手的非對等性（採用一切手段來侮辱對手）。
第二、紅衛兵不具備自己獨有的組織，他們是在學校、單位、地區、城市
等制度性框架中組織起來的。紅衛兵雖然反對既存的黨政組織，但又以上述方式依附於它們。紅衛兵組織不能具有全國性或跨行業的形式，它們只能透過上層的調整才會實現聯合。如果由毛澤東來領導這種調整當然不會出甚麼紕漏，
但問題是他不可能兼顧那麼多的紅衛兵組織。因此，最終出現了紅衛兵組織之間的武鬥。由於紅衛兵組織無須經過論爭或論證就堅信自己是正確的，而這種思考邏輯所帶來的唯一結果就是把對手一概予以否定。在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後的一年內，應該打倒的既存組織還在運作，這時紅衛兵還有鬥爭目標。但是，當既存的組織後來被徹底打倒，剩下的只是各個紅衛兵組織之間的互相衝突，最終的結果是混亂和無序的不斷蔓延。
第三、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完成使命的紅衛兵要被下放到農村。他們既然信奉毛澤東的權威，也就無法違抗這一指示。紅衛兵自身未能建構一種與革命組織不同的、並且取既存組織而代之的制度，所以，他們在制度中的位置只能由上層的指示來決定。他們是既存組織的破壞者，在城市裡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結果只有被送到農村。
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破壞既存的組織→下放，這就是紅衛兵三個顯著的社會學特徵。
二、日本新左翼的譜系和思想
1969年1月，東京大學在日益緊張的氣氛中迎接新年，其正門上裝飾著毛澤東的肖像。面積寬廣的本鄉校園（這裡聚集法、經、文、理、工、農、教育、藥、醫等九個院系），除了附屬醫院等部分區域外，完全被學生佔領和封鎖了。張貼毛澤東肖像的，或許是佔據了正門附近的工學院陳列館的ML派（共產主義 者同盟中的毛澤東思想派）。以安田講堂為首的主要建築中，「東大全共鬥」的學生以及新左翼各派活動家正在嚴陣以待。1月18日至19日，警視廳機動隊衝進校
園內逮捕學生，電視台向全國實況轉播了事件的經過。安田講堂的攻守，是東大自1968年6月15日起鬥爭擴大到全校的高潮。
不僅僅是東大，全國主要的國立和私立大學幾乎沒有例外，都在1969年初被「全共鬥」的學生佔領了。這或許就是當時席捲世界的學生力量的日本式表現吧？當時我是大學二年級（教養學系）的學生，也參加了「東大全共鬥」，處於運動的旋渦之中。根據我個人的體驗，東大的鬥爭既有與外國共通的因素，也有日本獨自的特徵，是兩者混合在一起的運動。
所謂「全共鬥」究竟是甚麼？為了說明這個問題，首先有必要概觀自1960年前後以來蔚成一大勢力的新左翼。
日本的左翼（馬克思主義者），大體上可以分為日本共產黨系統和勞農黨—日本社會黨系統。日本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一樣，是作為共產國際的日本支部而建立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其鼎盛期也不過有數千名黨員而已，不久就在特別高等警察的徹底管制下瀕於瓦解。儘管如此，該黨在日本知識界一直保持著決定性的威信和影響力。
戰後，重建的日本共產黨由於得到美國佔領軍當局（GHQ）的支援而迅速發展。後來由於清共運動（red purge），日本共產黨一度被迫以非法的街頭武裝形式活動，但是從50年代中期起便放棄了這種路線。在這一過程中，許多活動家脫離日本共產黨，結成了幾個小集團。他們的宗旨是：試圖形成真正的先鋒黨，用以取代革命的叛逆者——日本共產黨。其中有兩個重要的集團，即「共產同」（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簡稱）和「革共同」（革命的共產主義同盟）。
在這種背景下，1960年發生了「60年安保鬥爭」。日本社會黨、日本共產黨、主要的工會等日本革新勢力，為了阻止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改訂，在國會內外開展了強有力的反對運動。在國會兩院中佔多數的自由民主黨採取「強行表決」的方式與之對抗。連日來，以「全學連」（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連合的簡稱，是全國各大學學生自治會的聯合體）為中心的數十萬人的示威隊伍高呼「反對安保」的口號，把國會圍得水泄不通。在條約自然生效的6月15日，運動達到高潮。當時的「全學連」又分成主流派和反主流派。日本共產黨在「全學連」內部未能獲得主導權，屬於少數派（反主流派）。指導主流派的，是志在世界革命的「共產同」。「共產同」是一個凝聚日本共產黨過去的活動家、托派份子等各派系的組織，它雖然具有把「安保」鬥爭的激情與革命的局勢結合起來的意圖，但由於組織鬆散且缺乏像樣的指導能力，最後只好聽任運動的銷聲匿迹。
在「安保」鬥爭結束後，路線上的不同導致「共產同」分裂成馬線派、關西派等許多支流（宗派），後來的赤軍派也是它的一個分支。
「共產同」退潮後，代之而起的是「革共同」。但是，由於內部路線的對立而使其分裂成兩派，即革馬派（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派）和中核派。學生組織「馬學同」（馬克思主義學生同盟的簡稱）和「全學連」也分化為革馬派和中核派。
與此不相涉的「社青同」（社會主義青年同盟的簡稱）解放派，也在60年代的中期開始出場。「社青同」是社會黨的下級組織，由此分化出來的、受早期馬克思強烈影響的革命派獨樹一幟，是為解放派。它在60年代後期曾經一度與中核派、共產同結合，組成「三派全學連」，試圖掌握學生運動的主導權。此外，社會黨結構改革派的社會主義學生戰線（前沿派）也擁有一定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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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年代日本主要新左翼譜系 |
以上是60年代新左翼各派的分布情形。它們為了取代日本共產黨等舊左翼的領導地位，便不斷開展街頭行動。例如反對日韓條約鬥爭、砂川基地鬥爭、
反對王子野戰醫院鬥爭等等，尤其突出的是1967年的羽田鬥爭。當時出現了戴盔蒙面、手持木棒的集團與機動隊的衝突，世間因而知道有那麼一些過激派的存在。以後，這一鬥爭方式一直被新左翼過激派保留下來。
三、「堆積的一代」與大學的大眾化
60年代的日本，不斷經歷了急劇的社會變遷。1960年的「安保」鬥爭，使學生和一般民眾都產生了可能被捲入戰爭的危機意識。但是，以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為點睛之筆的高速增長期，很快就把上述的危機意識沖淡了。一般市民因為能享受到繁榮的成果而感到滿足，也不認為越南戰爭會危及自身；結果，70年的「安保」鬥爭變成了一場單以相信革命形勢大好的學生為主體的運動。
學生的社會地位在這段期間也發生了變化。1960年前後的大學生普遍具有作為精英的自負，並贏得了相應的社會尊敬。但是，由於整個60年代大學的升學率急劇上升，並與戰後的生育高峰世代（所謂「堆積的一代」）的入學時期相重疊，結果使大學著充滿了前程未卜的學生。他們一生下來就陷入競爭的泥沼而不能自拔；既對社會持有懷疑的態度，同時又受到高速增長帶來的消費文化的影響。他們已經不能用戰後時代的理想主義來約束自己。於是，「全共鬥」召喚了這樣一代「不規矩」的青年。
60年代的大學猶如各種思想攪拌在一起的坩堝，馬克思主義這時仍然具有很大的影響力。然而，在批判舊左翼斯大林主義的背景下卻出現了新的特徵：《經濟—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等早年馬克思的文本引起了學生的廣泛閱讀興趣。此外，以「共產同」系統的思想家吉本隆明、革馬派的領袖黑田寬一為首的日本人士的著作也贏得了讀者；存在主義、新小說等法國的流行思潮也成為顯學。在文學方面，大江健三郎、三島由紀夫等人的小說十分風行。
當時，一般學生都不大信任日本共產黨，而與中核派、革馬派等新左翼也保持距離。因為他們既不清楚各派之間的區別，又對這些派別為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勾心鬥角的做法不以為然（到70年代，各宗派的內部殘殺不一而足，支持新左翼的學生寥寥無幾）。與特定的黨團、宗派無關的「越平連」（越南和平促進市民連合）等運動雖有學生參加，但人數也是有減無增。
然而，為甚麼日本各大學在1968年及次年，竟會紛紛成立「全共鬥」，並且獲得學生的廣泛支持呢？梳理一下當時的社會脈絡，可以歸納以下一些理由：首先，「全共鬥」是一場由那些與特定黨團、宗派等保持距離的一般學生所推行的運動。它是以大學為單位組織的，因而參加者的心理障礙較少。其次，「全共鬥」提出的要求涉及學生的切身利益（例如要求取消學生的退學處分、讓學生自己管理學生宿舍），完全不必考慮繁雜的路線論爭。第三、「全共鬥」歸根結底還是帶有左翼色彩的運動，這與當時的大環境（70年「安保」鬥爭）互相呼應。第四、「全共鬥」斷然無視程序合法性，具有實力鬥爭的一面。第五、「全共鬥」也是一場學生對自己本身存在價值進行批判性反思的倫理運動。
「全共鬥」是由一般學生推行的自發性運動，這一點與同時期的歐美學生運動相似；但它亦有日本獨特的（也許完全是別具一格）組織性特徵。以下對此進行詳細的分析。
四、「全共鬥」是對民主集中制的逆反
60年代，許多學生都對日本共產黨的組織素質——上級一聲令下就可以造成昨是今非、方針反轉——抱有反感和厭惡。新左翼各派雖然反對日本共產黨，但在組織原理上如出一轍。例如革馬派，一方面標榜反斯大林主義，另一方面卻採取與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相同的組織模式。不過，「全共鬥」的活動卻與之背道而馳。
「全共鬥」的運動，一般都是由某個偶然的機緣自然而然發生的。它與新左翼各派處於相輔相成、若即若離的關係之中。試以東京大學全共鬥（東京大學全校共鬥會議）為例來說明這種關係。
「東大全共鬥」是1968年夏天結成的，導火線在醫學院。在醫學院，學生和教授會之間就無報酬實習制度的存廢問題，幾年來一直存在著對立。由於教授會決定處分數名學生，包括「共產同」的活動家在內的學生們在1968年6月15日佔 領了安田講堂的鐘樓——它是東大的象徵，也是大學的中樞所在。大學當局倉促要求警視廳的機動隊來鎮壓學生。機動隊的數千人員在6月17日凌晨進入東大 校園，這時學生們已經逃散。
當「機動隊進駐」的消息傳開之後，以前無動於衷的學生們也立即罷課，源源不斷地聚集到鐘樓前，人數約有六千，佔東大學生總人數的一半。「作為學術自由的要塞的大學，豈容警察侵犯」的意識尚未泯滅。以該日為轉折點，局部糾紛一舉演變成全校性的大事。
東大十個院系的學生大會或代表大會，接連作出了罷課抗議的決議。日本共產黨系統的提案基本上被否決，通過了新左翼系統學生提議的更為激進的「無期限罷課暨街壘封鎖」的戰術。各學院各學科都成立了鬥爭委員會或罷課執行委員會。儘管這些組織中混雜著新左翼各派的許多活動家和擁護者，但是大多數學生迄未參加過任何學生運動。作為這些組織的聯合體而成立了「東大全共鬥」，由物理學院的研究生山本義隆（他本來是與運動無緣的）擔任委員長。「全共鬥」領導東大鬥爭達半年多，次年一月被機動隊驅出安田講堂，以後逐漸解體。
在左翼的自發性造反組織這一點上，「全共鬥」看起來與紅衛兵十分相似；然而，細心比較兩者的思想和組織原則，又可以發現許多不同點。讓我們來證實這個說法。
當時，多數學生對日本共產黨以及新左翼各派的引導（乘具體鬥爭之機擴大組織）和山頭主義已經感到厭煩了，「全共鬥」為了避免既存黨派的干涉，特意採取了與它們截然相反的組織原則。這些原則的主要內容有以下幾條：
（1）不確定誰是「全共鬥」的成員。學生可以隨時參加或退出「全共鬥」。「全共鬥」向大學當局提出的撤銷處分等七項要求，是唯一可以被稱作綱領的東西。「全共鬥」舉行甚麼集會或活動，參加者就是「全共鬥」。
（2）通過有關人員的討論和全體一致通過的方式進行決策。在對某一問題作出決定的場合，進行反覆而徹底的討論，直到沒有異議為止。不採取多數表決。原則上任何會議都公開進行，任何人都可以參加。全體會議的參加者是各組織的「代表」，但嚴格說來他們並非「代表」，只不過是聯絡人而已。因為在「全共鬥」中不存在誰代表誰的關係，只有自己能夠代表自己。
（3）不存在任何上級對下級的指令。全體的決定要向各組織傳達，但由於它不是指令，可以不服從。亦即是說，各組織、每個人都可以自主判斷是否要按決定來行動。「全共鬥」歸根結底只是自發的各個人的集合（在這一點上，「全共鬥」與作為自治會的集合物的「全學連」不同）。
由此可見，「全共鬥」基本上不是科層組織。它雖然產生了諸如「全體決定的事情，部分不得推翻」、「成員之間不作任何區別」等自發性規則，但僅此就能維持一個經常擁有數千人的集團，實在不可思議。
「全共鬥」的組織原則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翻轉了，這種做法是怎麼想出來的呢？也許像天安門廣場學生那樣自發的群眾運動的場合，這種組織原則是司空見慣的，但另一種可能性則在於日本的傳統。在一千多年以前的平安時代，僧兵們手持武器舉行了滿寺集會，然後舉行了示威遊行，並與負責首都警備的武士們發生了衝突。從中世紀的僧兵到近世的農民起義的遙遠記憶，也許在「全共鬥」中蘇醒了。
五、民主主義與暴力
「全共鬥」對教室進行了街壘封鎖，使講課無法進行。它們後來更把戰術擴展為「全校街壘封鎖」，以致研究室和辦公樓也關閉，大學陷於癱瘓。
封鎖與其說是手段，毋寧說是目的。當時，新左翼各派在王子、羽田、防衛廳周圍等區域開展了轟轟烈烈的街頭鬥爭，並圖謀組織的發展。即使與機動隊推推搡搡，把夠格的革命家扮演得有聲有色，可是一旦回到大學，仍然得過日常的生活。在60年「安保」鬥爭中大顯身手的學生們，在經歷了「挫折」和「變節」之後，豈不是都到企業裡就職了嗎？這種鬥爭無非是一片假象——多數學生這麼想。因而，必須在自己具體的生活脈絡中為變革而組織鬥爭，把學生們的生活場面轉換成非日常的空間，為此，封鎖是必要的。
基於同樣理由，「自我否定」成為「全共鬥」的口號——否定那個被上大學的考試浪潮所吞沒、毫無反思地要當資本主義社會的齒輪的自己。這種集體性的自我變革運動，就是「全共鬥」的含意。它不是政治運動，而是所謂思想運動。因此，儘管運動提出了具體的鬥爭目標，但始終無法與大學當局達成妥協。任何大學的「全共鬥」均無例外，都得面對被機動隊鎮壓而敗走的命運。
另一個問題是，「全共鬥」對暴力採取了甚麼態度？新左翼各派（除前沿派外）都反對日本共產黨放棄暴力革命的路線，他們奉暴力革命為宗旨。於是，他們採取了頭戴鋼盔、面覆毛巾、手持木棒與警察機動隊相衝突的鬥爭方式。投石塊、揮木棒當然不能完成革命，但是人們認為這種戰術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全共鬥」採納了新左翼的鋼盔加木棒的鬥爭方式，因為它並沒有否定暴力（憑藉實力進行鬥爭）。「全共鬥」無限期罷課加封鎖的戰術，是以自治會的學生大會和代表大會的決議（反映學生多數意見的民主程序）為根據的。但是，「全共鬥」批評學生自治會的做法是把程序絕對化，因而要求把一切權力集中到作為「戰友」集合體的「全共鬥」。即使「全共鬥」成了少數派，也要憑藉實力把街壘封鎖堅持到底。反對無限期罷課的學生都被指責為自我否定不夠徹底者，因而「全共鬥」的態度具有道德上的正當性——正是這種決心和信念支持了「全共鬥」的「暴力」。
可以說，「全共鬥」的暴力矛頭指向以下三個方面：（1）大學當局、（2）敵對勢力（特別是日本共產黨系統的學生組織）、（3）自己本人（否定自己的內心世界）。「全共鬥」與共產黨系統的學生也接連發生好幾次衝突，但僅限於組織性行使實力，並沒有發生過以個人為目標的無區別性恐怖活動。總的說來，「全共鬥」的暴力是觀念性的、象徵性的。在這一點上，它與文化大革命期間為實踐真正的階段鬥爭而投身武鬥的紅衛兵是不同的。
為了爭奪70年「安保」鬥爭的主導權，當時新左翼各派的關係越來越緊張，「全共鬥」抑制了事態的惡化。在新左翼各派看來，示威遊行和街壘是它們的拿手好戲，因而一旦有事能夠派遣外來盟軍（其他大學的聲援隊伍）的新左翼各派彌足珍貴。在這裡，兩者的關係是既相輔相成又互相限制。
例如，以早稻田大學的內訌為導火線，東大在1968年9月也出現了解放派與革馬派的衝突，鬧得沸沸揚揚。後來由「全共鬥」出面仲裁，警告兩派如果繼續內訌就禁止它們的進出，事端才得以平息。雖然各派處於互相敵對的關係，但在「全共鬥」存續期間，它們尚沒有公然強行宗派利己主義。
由於「全共鬥」是以大學為基礎的運動，因此在被機動隊掃地出門和全校復課後，便不能作為運動而存續。新左翼諸派遂拋棄「全共鬥」，重新開展各自的運動。
六、赤軍派、連合赤軍以及炸彈集團
新左翼各派把70年「安保」鬥爭作為最大的政治目標。1960年的「安保」鬥爭 沒有導致革命，被歸咎於先鋒黨未進行適當的指導。各派都自稱，只有本派才能在70年發揮先鋒指導的作用。
但是，1970年的「安保」鬥爭注定是「竹籃打水一場空」。首先，1970年的前哨戰——「全共鬥」運動潰滅了。其次，1960年改訂的（需要國會批准的）日美安
保條約在1970年自動延期，根本無須國會的討論和表決。再次，此時的社會黨和共產黨也與60年代的不同，它們已經無意認真進行安保鬥爭。此外，60年代的高速經濟增長使國民得到滿足，對於學生的革命夢想已失去了興趣。最後， 機動隊的警備壁壘森嚴，把新左翼各派給完全壓制住了。
一籌莫展的新左翼各派，只好把目標轉向反對建設成田機場等運動上去。成田鬥爭的意義是曖昧的，但是由於這場運動是以農民作為主體，故此容易開展街頭行動。
此外，中核派、解放派、革馬派等等的內訌也紛至沓來，各派的頭頭和基層活動家都遭到反對派的襲擊，他們或被殺害、或負重傷。血腥復仇愈演愈烈，新左翼開始被看作可怕的殺人集團。各派要在大學裡發展新成員已經很難了。至70年代，使人們與新左翼徹底決裂的事件接連發生。
最初是赤軍派劫持約鐸號飛機的事件。 一直呼籲全世界同時革命的赤軍派，在山區進行武裝訓練時被一網打盡。
於是，剩下的幹部在1970年3月，脅迫日本航空公司的飛機約鐸號連同乘客一起飛往北朝鮮，試圖逃亡，這就是約鐸號劫持事件。由於在日本國內看不到革命 的可能性，他們只有寄希望於巴勒斯坦和北朝鮮。
連合赤軍的阿薩瑪山莊事件帶來了更大的衝擊波。
1972年2月，由赤軍派的餘黨和激進的小集團京浜「安保共鬥」合併而成的「連合赤軍」，挾持著人質一起據守療養所——阿薩瑪山莊，並與包圍的警察隊伍展開了槍擊戰。後來搜索發現，在山區地下指揮部中，竟然掩埋著多名遭到同志殺害的屍體。這一事件的特異之處在於：連二十人都不到的小集團，竟要認真準備實行革命（武裝起義）；而且當中有人以革命犧牲的精神不足為理由，
把另一些夥伴都殺害了。即使成為少數者也要追求革命的理想，以這樣的新左翼邏輯推演下去，最終不能不導致上述結局。當一直同情新左翼的人們切身體會到這一點時，不禁愕然。
此外，還有三菱重工爆炸事件。
1974年8月，不知何人安置的手工自製炸彈，在東京大手町的三菱重工總部大樓爆炸，造成了八人死亡和大量的負傷者。經過偵查，逮捕了人數不多的無政府主義集團——「東亞反日武裝戰線」。犯人中有一個是我的初中同學，他因「全共鬥」的影響而較晚進大學。由於要拒絕資本主義社會，又要獨善其身和自我淨化，這兩種情感促使他參加了無區別性恐怖活動。不擇手段地把自己的信念付諸行動，其結果是使他成為爆炸犯。自己的信念真是那麼正確的嗎？從此，不少人開始懷疑左翼的價值觀、世界觀。
可以說，這一連串事件斷送了新左翼、「全共鬥」之類的「左派」的前景。當然，新左翼和「全共鬥」不能等量齊觀。新左翼各派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由先鋒黨指導革命），只是因為日本共產黨放棄了先鋒黨的職責，它們才打算取而代之。在這一點上，他們雖名為「新」左翼，但其實並沒有甚麼新穎之處。與此不同，「全共鬥」已經不再承認有「先鋒黨」的必要，甚至認為即使沒有先鋒黨的指導也可以革命。（儘管如此，它沒有否定自詡為先鋒黨的新左翼各派的存在價值，就這一點來說它的確是不徹底的。）
如果試圖在沒有先鋒黨的情況下進行革命，其結果是要麼無視大環境而把自己封閉到小集團——公社的實驗中去，否則只有以小集團的革命意志衝擊大環境。前一種嘗試曾出現過無數次，終究是「無可奈何花落去」；後一種的極端表現則是連合赤軍以及爆炸恐怖活動集團。因此，「全共鬥」不僅被機動隊鎮壓了，它在思想上也到了山窮水盡。
在60年代的日本，紅衛兵的文化大革命得到了肯定。人們誤認為，如果社會主義國家仍然有革命的可能，那麼一定是來自與僵化的黨政官僚進行鬥爭的不斷革命的抱負以及每個人的自律意志。但是實際上，文革不過是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原則的、個人崇拜的產物。在新左翼和「全共鬥」中，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被認為是當然的前提，因而文化大革命的實情是始料不及的。
七、紅衛兵與新左翼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日本的新左翼及「全共鬥」之間，雖說是相似點少、不同點多，但由於同處一個時代，還是可以找出一些共通之處。
第一、兩者都以美蘇冷戰結構為前提，對蘇聯的作用表示異議。
有關中蘇論爭與文化大革命的關伙，本人一開始已經述及。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依次嘗試了三種經濟發展的策略：（1）向蘇聯學習→（2）自力更生→（3）引進外資。文化大革命（即最大限度地利用存在於中國國內存在的權威的嘗試），發生在第二個階段之中。
冷戰（美蘇力量均衡）是一種不合乎馬克思主義公式的事態。新左翼不僅否定日本共產黨的權威，而且也否定蘇聯共產黨的權威。由於美蘇搞均衡，蘇聯（看起來）已經放棄了世界革命的目標。所以，新左翼有必要強調自己的正統性——這就是反斯大林主義。可是，中國對批判斯大林持保留態度，實行著斯大林主義。不過，在否定冷戰中蘇聯的正統性這一點上，它與新左翼相同。
第二、與前一種傾向相對應，反美的因素相對弱化。
在文革初期，中國試圖把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擴大到全世界，並描繪了以第三世界包圍發達國家（美國）的世界革命藍圖。當毛澤東認定蘇聯為主要敵人而決心恢復中美外交關係後，這一圖式被修正。這意味著中國優先選擇民族主義，而犧牲了反對美帝國主義以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對於一旦日本和美國結成軍事同盟，日本革命就幾乎沒有指望這樣的事實，日本的新左翼似乎沒有進行正面的研究。赤軍派通過蛻變為國際游擊組織的方式，實際上放棄了日本革命。其他各派，則把革命前途渺茫的現狀歸罪於異己黨派的反革命的背叛行徑。如果冷靜地加以思考，把階級鬥爭與反美民族主義相結合，不失為日本革命的一種可能性。但是這與日本共產黨的路線雷同，所以未被各派採納。
第三、兩者都是僅僅基於群眾造反的運動。文化大革命，既打倒了嚴格按照計劃經濟教科書行事的蘇聯派和修正主義者，也打倒了嘗試市場經濟實驗的走資派和現實主義者。在美蘇對立的夾縫中經營國家的黨政官僚，只能在上述兩種可能性中進行抉擇。如果把黨的機構完全破壞了，那麼正確性的標準必然取決於超越黨的毛澤東，以及擁護毛的領導的一般群眾。的確，毛的指示和權威是自上而下的，但是如果沒有群眾的擁護，它也不可能成為現實的力量。
「全共鬥」否定了黨派（先鋒黨）的存在價值，但它相信革命的理想。因而，群 眾只有在沒有黨派領導的狀況下自發奮起。這樣的群眾，只有在大學裡才找得到。 由此看來，無論是紅衛兵的文化大革命還是日本的新左翼、「全共鬥」，都可以被視為在世界革命的能量為冷戰之壁所阻隔的期間，在一國內部追求純粹的革命理想的運動。然而，兩者都因脫離現實、缺乏革命的條件而自消自滅，在整天熱衷於暴力活動的過程中失去了人們的信賴。
作者：橋爪大三郎，1948年生，東京大學社會學研究科博士，現為東京工業大學教授。主要著作有：《橋爪大三郎選集》（I-III）、《語言遊戲和社會理論》、《佛教的言說戰略》等。
文章摘錄自：《二十一世紀評論》1996年8月號，總第三十六期，頁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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