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寶國：〈我讀《東晉門閥政治》〉

田餘慶先生的《東晉門閥政治》一書已經出版十幾年了，相關的書評時有所見。我也想寫，但又有種種顧慮，一直希望在別人的評論看到自己想說的話。可是這個想法每每落空。看來，自己想說的話還得自己說。

《政治》一書為我們講述了這樣一段故事：與通常皇權至上的時期不同，東晉一朝出現了皇權與士族共天下的特殊政治局面。最開始是所謂“王與馬，共天下”，即士族琅邪王氏與皇帝司馬氏共治天下。由於士族並非一家，彼此間勢力強弱有變化，所以王與馬之後，還會有庾與馬、桓與馬、謝與馬等等的變化。同樣，由於士族並非一家，彼此之間存在著制約的關係，所以任何一家也並不能輕易地取代皇權，由此，共天下的局面得以維持。

至此為止，問題似乎已經圓滿地解決了。但是，作者的思考並沒有停下來。他又發現，在士族與皇權之外，還有另外一支不為人所注意的政治力量在起著作用。這支力量就是流民。當時北方有源源不斷的流民南下，這些流民不是西漢那種流民，而是一支由流民帥控制的武裝組織。他們起初在熱鬧的政治史中雖然不顯眼，但在保衛東晉免遭胡族鐵蹄踐踏上卻著實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們是皇權、士族之外的第三種力量。發現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只有發現了這條線索，才能完整地解釋東晉之所以存在、東晉之所以消亡。我們看作者的總結：“東晉一朝，皇帝垂拱，士族當權，流民出力，門閥政治才能維持。等到士族不能照舊當權，司馬氏也不能照舊垂拱而居帝位的時候，已經走到歷史前臺的流民領袖人物既拋棄了司馬氏，也改變了門閥政治格局，樹立了次等士族的統治秩序。但是歷史並未因此而斷裂，歷史的邏輯在晉宋之際仍在頑強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劉裕既繼承了孝武帝伸張皇權的遺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雖喪元氣但有餘威的門閥士族的席次。皇帝恢復了駕馭士族的權威，士族則保留著很大的社會政治影響。這就是具有南朝特點的皇權政治。”可見，如果作者沒有引入流民問題，這個最終的結論是不可能得出的。找到了流民帥，才終於找到了東晉通往南朝的歷史之門。

對一個問題的研究倘若長久地沒有進展，通常是因為研究者忽視了不應忽視的因素。尋找到這些被忽視的因素是很困難的。困難不在於它們隱藏得有多深，而在於前人已有的研究思路根深蒂固，無形之中會制約後來者思想的展開。關於門閥政治，以往的研究者多是從士庶對立的角度加以討論，不要說流民問題，就連皇權在這之中的地位、作用也沒有引起多少關注。作者突破了不易突破的制約，所以才為人們展現出一番新的天地。拋開流民問題不談，上述結論本身也十分精彩。作者沒有過分地渲染東晉南朝間歷史變動的劇烈，而是清醒地注意到歷史變化的背後也還存在著歷史的延續。要解釋變化中的延續，必須看到歷史的深處，如果思考僅僅停留在表面，那麼“延續”與“變化”的同時存在只能使研究者在解釋上陷入困境。

《政治》一書二十五萬字。如果讓我寫，可能有三萬字就夠了。為什麼他需要這麼大的篇幅？我想，這是因為作者對歷史細節有著特殊的偏好，不妨說他有一種“細節嗜好”。要說明細節問題，沒有足夠的篇幅是不行的，因為在這裡，一般性的說明是無濟於事的。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永嘉之際，晉室南渡。關於南渡的建議者有三種記載。一說是王導，一說是裴妃，一說是王曠。對於這樣的問題，謹慎一點的研究者可能不作判斷，只是存疑。輕率一點的研究者可能會勉強認定一種是真實的，而排斥其他。但作者卻不是這樣處理的。他說：“以上三說，各從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實情況，可以互相補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說明南渡問題不是一人一時的匆匆決斷，而是經過很多人的反復謀劃。”這個結論真可謂是預料之外，情理之中。在考證到了最關鍵的時候，他突然不考證了，用敏捷的思維化解了這個問題。類似的例子在書中還有許多。

將近二十年前，田餘慶先生曾和我們學生說：“要注意排除反證，沒有反證的問題是簡單問題，複雜問題往往有反證。反證必需在我們的考慮之中。”以上這個例子可以說是排除反證的經典之作。

老實說，究竟是誰提出了南渡的建議並不重要，如果我來研究，大概不會注意這個問題。這裡之所以提出它，主要是想說明作者在解決問題時所表現出的智慧。優秀的學者就是這樣，他不僅會提出有價值的觀點，而且也會讓你看一看智慧的模樣。從古至今，智慧遠不如知識增長得快，所以每當我們看到智慧的光芒時，就會感到由衷的喜悅。

他不會永遠順利的，他也會陷入困境。在闡釋東晉門閥政治出現的原因時，他提出的理由使人懷疑。首先，作者採用了一種敘述的模式來說明問題。他指出，東晉王導與司馬睿的政治結合，實際是來源於西晉王衍與司馬越的政治結合。同樣是王、馬結合，但地位卻不相同，在西晉，政治上是以司馬越為主，王衍為輔，而在東晉，則是“王與馬共天下。”王、馬之間關係的變化是因為早在西晉末年尚未南渡的司馬睿與王導結合時，司馬睿就處在一個弱勢的地位上。那時的他只是一個“恭儉退讓”，“時人未之識”的一般宗室成員，而王導已經具有政治閱歷和名望。這種關係延伸到東晉，“便有了祭則司馬、政在士族的政權模式”，由此開啟了百年門閥政治的格局。

這樣敘述歷史事實是一點也不錯的。但是從道理上講，我們並不能排除前一對王與馬南渡的可能性。如果過江的是司馬越與王衍，必定還是以馬為主，以王為輔。如此一來，豈不是就沒有百年門閥政治了？退一步說，即使我們堅信過江的只能是司馬睿與王導，疑問也還是存在的。因為“共天下”的局面在王導以後並沒有結束，而是一再出現，持續百年。對於東晉皇權來說，這種局面絕不是一個偶然事故所能造成的。

在本書結尾的時候，他又再次觸及到這個問題。他說：“如果沒有一個成熟的有力量有影響的社會階層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沒有一個喪失了權威但尚餘一定號召力的皇統存在，如果沒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銳這樣一個外部條件，如果以上這三個條件缺少一個，都不會有江左百年門閥政治局面。”他說得依然沒有錯，但依然只是對事實的陳述而不是解釋。東晉出現門閥政治，到底是什麼原因？我曾當面徵詢田先生的意見。他略作沉思，答道：“我不願意追求終極原因，因為一追求終極原因，文章就飄起來了。”的確，對於習慣了從細節出發的他來說，追求終極原因是太難了，終極原因不會在細節裡。

無法在深層次上解釋門閥政治的出現，這其實並不僅僅與他個人的研究習慣有關，而且也與政治史研究方法本身有關。極端地說，單純的政治史研究可以解釋從去年到今年的政治演變，但卻無力解釋政治形態的根本變化。當整個政治形態都發生變化的時候，它必定牽涉到超出政治史範圍的更大的歷史變動。這就如同說我們可以用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分析辛亥革命時各種政治勢力的此消彼長，但卻不可能用同樣的方法解釋歷史上為什麼會有一場辛亥革命。歷史上為什麼會有一場辛亥革命？這裡涉及到了政治、經濟、文化、國際形勢種種因素。在時代發生大轉折的時候，終歸是政治跟隨著時代，而不是時代跟隨著政治，儘管表面現象可能恰好相反。

政治史研究方法對他的制約不僅表現在研究東晉門閥政治時。在研究三國史時，同樣的問題也發生了。在《孫吳的建國道路》、《李嚴興廢和諸葛用人》等文章中，他為我們揭示出了吳、蜀政治演變的清晰線索，關於曹魏，他也寫過若干高水準的文章，但涉及到曹魏發展線索的時候，他沉默了。這是為什麼？我想，這是因為吳蜀的歷史較為單純，都是有頭有尾的，容易把握。而曹魏則不然，一涉及到曹魏，就必定要和前面的東漢、後面的西晉聯繫起來，而漢晉時期的歷史變動是多方面的，遠遠超出了政治史的範疇。一到這時，他就顯得力不從心了。即使不考慮政治史以外的因素，單純思考政治發展線索，他面臨的困難也同樣不少，因為從東漢的黨錮之禍到西晉的八王之亂，時代劇烈的、多次的變化打碎了政治史，政治史只是些零碎的片斷。我們知道，他的性格是從細節出發，追求的是不缺少任何中間環節的一條完整鏈條。當這個目標不可能實現的時候，他只能沉默了。

有趣的是，在他沉默的地方，幾十年前，陳寅恪先生卻為我們提供了一條線索。陳寅恪先生在《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鐘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一文中說，東漢末年有兩種政治勢力，一為內廷之宦官，一為外廷之士大夫。魏末曹氏與司馬氏兩黨之爭就是漢末鬥爭的繼續。曹操為宦官代表，而司馬氏則為信奉儒學的士大夫的代表。魏晉禪代，曹氏敗，司馬氏勝，鬥爭終於有了結果。這是一條清楚的線索。為什麼陳寅恪能找到線索呢？很明白，他所憑藉的是他自己的階級分析學說，而他的階級分析學說說穿了就是血統論。曹操是宦官的後代，所以曹魏就是宦官階級的代表。這樣，他用理論把斷裂的政治碎片縫合了起來。

他的結論是不能成立的。田餘慶先生曾委婉地指出，陳寅恪先生忽視了一個事實，即曹氏父子早已轉化為皇權的代表，而不再與宦官有何關係。我要補充的是，在轉化為皇權以前的東漢末年，曹操就不在宦官陣營內。密謀誅殺宦官的計畫制訂時，曹操就已經參加了。從他晚年的回憶中看，年輕時的曹操的理想很簡單，就是想當一名合格的士大夫。借用田餘慶先生的分析方法，可以說東漢末年的曹操是介乎于宦官、士大夫之間的第三種政治力量。

從以上的對比中，我們能夠感受到陳、田的不同。他們都在研究政治史，從表面上看，陳寅恪先生也是在尋找歷史線索，但深層上看，他實際上是要用歷史的線索來證明他的理論。在他那裡，只要理論不缺乏，幾乎所有的歷史線索都是能找到的。總之，他有理論先行的嫌疑。而田餘慶先生則不然，他沒有預設什麼，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尋找歷史內部真正存在的線索。如果找不到，他不惜沉默。

兩種方法，各有利弊。陳寅恪先生的政治史是有理論背景的政治史，所以他研究問題涉及的時段較長，顯得有氣魄，而田餘慶先生的政治史在氣魄方面就顯得略遜一籌了。田餘慶先生的優勢是，思考縝密，一旦得出結論，往往不可動搖。公允地說，陳寅恪先生在他認為有用的若干歷史細節、若干點上也有極精緻的考辨，但是在點與點之間則往往有較大的跨越。他跨越的幅度越大，失誤的機會也就越大。

我曾當過幾年教師，我曾道貌岸然地告誡學生說：“要注意克服自己的缺點。優點不用管它也會發揮作用，而缺點不被克服就會妨礙你的進步。”這話看似合理，其實經不起事實的檢驗。經驗告訴我們，人真正能克服的缺點都是小缺點，致命的缺點是無法克服的。陳寅恪先生是如此，田餘慶先生也是如此。大師並不是沒有缺點的，大師也不是因為克服了缺點才成為大師的。大師之所以成為大師，只是因為他們把自己的優點發揮得淋漓盡致。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陳寅恪先生是成功的，田餘慶先生也是成功的。

學術要發展，我們一定會找到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新的方法不會離舊的方法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