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讀傅山，所讀乃《霜紅龕集》（丁寶銓刊本，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影印出版）中的傅山。《霜紅龕集》非即傅山，自不能指望從中讀出傅山全人。但其中有傅山，盡管所讀出的或因人而異。本文所寫，即我所讀傅山之為「文人」、「名士」、「遺民」。
文人傅山
明代江南（尤其東南）文人文化昌盛，相形之下，北方即見「厚重無文」，人文風物似質實而乏情趣。生長晉中的傅山富於文人趣味，只是其人以遺民名，以醫名，以金石書畫名，以俠義名，其「文人」之名不免為上述諸名所掩。
自揚雄說「雕蟲篆刻，壯士不為」（《法言．吾子》），文人雖手不能縛雞，卻每大言「經世」，似鄙文事為不足道。傅山雖也偶爾襲用這類話頭，但他確實一再表達過對文事的尊重。這裡有明確無疑的價值態度。其《老僧衣社疏》（卷二十二）說：「若夫詩是何事，詩人是何如人，何談之容易也！」在傅山那裡，文與書與畫，境界無不相通。但他說「一切詩文之妙，與求作佛者境界最相似」（卷三十《杜遇餘論》），卻是參悟了妙諦之言。他說：「明經處到不甚難，以其是非邪正顯然易見，而文心掂播躗謔，實鏖糟所難得窺測。」（卷二十五《文訓》）由儒者看，怕是將難易顛倒了。傅山醉心於文字之美，對其論文的手眼也頗自負，自說「胸中有篇《文賦》」（同卷）。至於其說「世間底事，好看在文，壞事在文，及至壞事了，收拾又在文」（卷三十《老子十三章解．絕棄智節》）卻又不免出諸文人（不限於文人）式的誇張。
清初北方遺民中，傅氏是博雅與通脫足與江南人士比擬的人物。由他的《與戴楓仲》（卷二十四）一篇說為文次第，可知其文章背後的知識準備：子史之外，尚有佛典道藏（「西方《楞嚴》」、「東土《南華》」等）。傅氏本人行文造句常出乎繩尺之外，正依據於他多方面的學養與才藝。他的畫論尤可自注其文字[1]。似乎是，傅山以書畫家而為文，即將書畫徑直作進了文章，表達也往往因突兀而警醒，陳腐於此即成新鮮。《犁娃從石生序》（卷十六）劈頭一句是「犁娃方倚晉水之門」，就頗饒「畫意」，決非一味規摹唐宋者所能寫出，更不必說「制藝」那一種訓練。至於似率易的文字間每有精悍之氣溢出，又是性情不可掩也不欲掩者。
傅山長於記事而不循史法，傳狀文字常雜用小說筆法，取一枝一節，或略小而存大（其所以為的「大」），適足以造成敘述的個人性。命意亦奇。如《聳道人傳》（卷十五）的發揮「聳」（即聾）之義，《敘靈感梓經）（卷十六）的說「受苦」、「受救苦」、「救受苦」，思理活潑，議論風發泉湧。下文將要談到的《書山海經後》更屬巧於設論，妙於用喻的一類。傅氏所謂能使「精神滿紙」的那「三兩句警策」（卷二十五），他得之似易易。不同於尋常傳狀文字的還有，不大記傳主的政績，而好寫家常瑣屑—也透露出傅氏的價值態度，其所輕與所重。至於如《汾二子傳》，不妨讀作關於士的處境的寓言：士處俗世、庸眾中。該篇寫王、薛二人的行徑為「汾之人」所非笑，其死義之後「汾之人皆益笑之」。這裡的「汾之人」，也如三百年後魯迅筆下的「魯鎮人」、「未莊人」，像是某種「總名」。「士在眾人中」，是傅山關注的一項主題，這類主題也更能注釋其自我界定與處亂世的姿態。
傅山文字「拙」而富於諧趣。「拙」正屬他所好。但拙非即枯淡；傅山所好的，是古拙而有風致（亦即「韻」）的一類。他本人的文字就一派樸茂，因古拙以至生澀示人以「人性力度」，那「拙」於此是文境又是人性境界。[2]其樸其拙，都經了打磨燒煉，類木石之精，精氣內蘊，只待由文字間稍泄而已。他那種半口語化的非規範（不合文法）表達，故作嘮叨，足以釀成一種徘諧趣味。寫風情固諧，送行文字亦不妨調侃（如卷二十二《草草付》），傳狀文字更莊諧雜出（如《明李御史傳》摹仿口吃）。諧趣、鄉野村俗氣、狹邪趣味，諸種成分出諸傅氏筆下，已難以離析。善諧本是一種心智能力，在傅山，又根源於溫暖的世俗人間感情。至於莊嚴文體（如卷二十二《紅土溝道場閱藏修閣序》等）用不莊嚴語書寫，則又屬於傅氏特有的智慧形式。傅山曾自懺其不莊，[3]但性情在這裡也終不能掩。
為傅山之人之文在雅俗間定位很難。南方人士由其鄉俗、村野處讀出了「蕭散」。如下錄的小箋《失題）》（全文）：「老人家是甚不待動，書兩三行，眵如膠矣。倒是那裡有唱三倒腔的，和村老漢都坐在板凳上，聽甚麼『飛龍鬧勾欄』，消遣時光，倒還使的。姚大哥說，十九日請看唱，割肉二斤，燒餅煮茄，盡足受用，不知真個請不請。若到眼前無動靜，便過紅土溝吃碗大鍋粥也好。」（卷二十三）像這樣土色斑駁且古意盎然，在城鎮消費文化發達的江南（尤其東南），已難以在士人文字中覓見。因而好傅氏之文者，也可能出於文化懷念。其實為南方人士所感的「蕭散」，在北方士人，倒可能是直白地寫出的日常狀態，經過不同情境中的閱讀才成「閒適」的。傅氏的這一種「近俗」，所近乃「村俗」（不同於「市俗」），要由北方生活本身的「鄉村化」來解釋。北中國「城市化」水準長期低於江南（尤其東南），而傅山又拒絕晉商所代表的那一種文化。[4]他的古風與鄉氣，因於環境也出於主動的選擇。但也仍不妨認為，傅氏的這類短章小簡，與同時張岱等人的小品，雖有人生及文字意境的不同，卻都呈示了悠然寬裕的一道人生風景。
至於如傅山那樣，將方言埋語運用得一派嫺熟，則又是江南的博雅之士所不屑為也不能為的。這也堪稱傅山的一絕。「鄉俗」於此，即成別趣。傅氏雖雜用各體，但在我看來，最本色當行者，還是那些像是率爾為之的文字，如《草草付》、《失題》之類。你大可相信這類文字間散發出的世俗人間氣味，正為自居「方外」的傅山所沾戀。而他的文體趣味，也包含了對那形式所寄存的生活方式的肯定態度。
其時的北方人物，傅山之外，如孫奇逢，均有似出天性（而非出諸義理如「道平易」）的「平民氣」。孫氏在我讀來，尤其氣象渾厚寬和如大地，與同時理學中人頗不侔。但那是「鄉土」而「莊」的一類，與其人的儒者身份一致，風味仍不同於傅氏。傅山即其平民氣，也根抵於文人性情。[5]傅氏對類似的人生意境極具鑒賞力。《題唐東岩書冊）（卷十八）中記唐頤（東岩）之子近岩老人佚事，謂其「質實無公子習」，「傳聞訪先大夫來時，每騎一驢，隨一粗廝。坐久，廝睡熟，不能起。先生蹙之，令牽驢，不即應，笑而待其寤。」
如此近俗的傅山，偏能行文古奧，估屈葺牙，[6]又使你相信其人的嗜古（當然其「嗜古」與前後七子的「根據」未必同），正在其時的復古空氣中。[7]清人及近人好說傅山與清學、清學家的關系（如其金石學、訓話，與閻若璩），似欲以之為其人增重。但傅山的神情顯然與學問家不似，所用也非嚴格的學術方式。[8]至於以佶屈聱牙狀難狀之境，迷離惝恍，出入於真幻、虛實、夢覺、明晦、空有之際，也足以使他的文字脫出陳、熟——儘管有時像是走火入魔，仍不妨看作精心設計的文體策略，其中或暗含了對士人的「不學」的反諷。他的《序西北之文》（卷十六）說畢振姬之文「沉鬱，不膚脆利口耳。讀者率佶屈之，以為非文」，徑可移用於形容他本人的這一路文字。你可以據此認為，傅山對「拙」的喜好，與佶屈聱牙，固然都繫於性情學識，也都出於自覺的文化姿態：逃避媚俗。事實上，他極其鄙薄以至憎惡他所謂的「奴俗」，對這種俗，敏感到近於病態。[9]這裡又有傅山的潔癖，對某種文化「純潔性」的幾近於苛的要求。傅山的近俗與對「俗」的極端拒斥（「和」「同」與拒絕和同），就如此地呈現於文字層面。不如說，傅山以個人化的形式，將所謂「漆園」（《莊子》）的文化品性固有的矛盾性呈現了。
有如此深的文字緣，即不大會附合禪宗和尚所謂的「不立文字」。文人禪悅，所「悅」往往就在文字所負載的智慧與「文字智慧」。這通常也是文人與佛學的緣[10]。傅山的文字興趣，對「無用之辨」的興趣，對心智愉悅的追求，確也有助於解釋其對佛經的耽嗜[11]。傅氏一再以「俗漢」與「韻士」對舉。《恭喜》一文說「諸佛菩薩無不博學，語言文字謂不用者，皆為誑語。」《劣和尚募疏》更比較了「俗漢」與「風韻君子」宗教趣味之別：也可讀作他有關「文人與宗教」的一種解釋。該文說謝靈運一流文人有「作佛根器」，謝靈運也正屬於黃宗羲以之為「山林之神」的「慧業文人」（參看《靳熊封游黃山詩文序》，《黃宗羲全集》第十冊）。民間信仰與文人信仰根抵本不同。文人非但向宗教尋找「人生觀」，且向宗教尋詩，尋找構造人生意境的材料，與佞佛求福祉者，動力自異。傅山《藥嶺寧寧緣》（卷二十二）斷然說：「若云莊嚴不是風韻，風韻不是莊嚴，都無是處。」吸引了文人的，即此融匯了「莊嚴」與「風韻」的宗教意境。南北或有不同的智慧形式，如南方的義理興趣，與北方的踐履熱情；但「文人性」卻無間南北。傅氏也即據此解釋了愛佳山水（如謝靈運）與「作佛」的內在關聯。
傅山與佛、道的緣，又不只繫於文字。傅山嗜讀佛經，《佛經訓》說佛經「大有直捷妙諦」，「凡此家（按「此家」應指「儒家」）蒙朧不好問答處，彼皆粉碎說出，所以教人翻好去尋討當下透徹，不騎兩頭馬也」。即使如此，佛教仍未必可以作為信仰，故「須向大易、老子尋個歸根復命處」——又解釋了其所以「黃冠」而不「披緇」。佛教盛行於南方，道教流行於北方，固有各自的根據；傅山的「黃冠」，卻要由其人的「終極關懷」與立身的嚴肅不苟來解釋。
這裡說文人傅山，以「文人」（亦一種讀書人）為身份、角色，何嘗不出於選擇！在傅山，選擇「讀書」之為生活方式，也即選擇「純潔的人生」，使「一切齷齪人事不到眼前心上」（《佛經訓》）。他訓子侄，也說：「凡外事都莫與，與之徒亂讀書之意。』，（卷二十五）當易代之際，這種「文人」的角色選擇，也即選擇與當世的關係，選擇活在當世的方式，其意味可知。他甚至具體描寫了他想象中的那一種文人生活情境：「觀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家訓》）這裡又有晚年傅山所希冀的生存狀態。潔癖，對純淨度的苛求中，從來有文人式的「弱」。這不消說是退守的人生。傅山於此，也更見出「道人」面目。
周作人自說「甚喜霜紅龕集的思想文字」（《風雨談．〈鈍吟雜錄〉》），作過一篇《關於傅青主》（《風雨談》），大半是鈔錄，卻也可見其喜之「甚」。周作人談論傅山，將傅山與顏元比較，我讀傅山，想到的卻是其時浙西的陳確。顏元思想雖較顧炎武、黃宗羲為「古怪」，但那種聖徒氣味，即與傅山不倫。陳確雖師事劉宗周，但似生性與理學不契[12]，有與生俱來的文人習癖，饒才藝，富情致。其人之「韻」，正近於傅山的一路。骨子裡那股倔強廉悍之氣也相類。只是陳確雖不契理學，仍未全脫道學方巾氣，是儒家之徒，辟起佛來即武斷到不由分說，沒有傅氏思想的「寬博」[13]。但陳確的透徹處，又非傅山所能夢見——對此，我將在下文中談到。
名士傅山
周作人說：「傅青主在中國社會上的名聲第一是醫生，第二大約是書家吧。」（《關於傅青主》）我相信傅氏生活的當時，其人事蹟傳播於人口的，肯定還有（或曰「更是」）豪俠仗義。幾種關於其人的傳記文字，都說到崇禎九年傅山率眾赴胭為袁繼咸訟冤的壯舉，以之為令傅氏名聲大震重要事件。正是此舉使你相信，易代之際他的身陷囹圄，是命中必有的一劫。傅山本人像是並不即以豪傑自命，那篇《因人私記》披露的更是世情、「士情」；對入獄事更諱莫如深。但那血性，那豪氣仍每出文字間，而且是北方式的血性與豪氣，沾染了「冰雪氣味」。
他的《敘楓林一枝》（卷十六）記丹楓閣外雪，「落樹皆成鋒刃，怪特驚心」。因讀戴廷栻（楓仲）《楓林草》殘編，見其「俱帶冰雪氣味」。傅氏正有此冰雪情懷。其兄傅庚說其「無間春側側寒，輒立汾河冰上，指揮凌工鑿千畝琉璃田，供齋中燈具」（卷十四傅庚《冷雲齋冰燈詩序》）。有此豪興，且好奇境奇情，正是名士面目。
真名士無不是所謂「性情中人」，如黃宗羲所說「情之至者，一往而深」（《時禋謝君墓誌銘》，全集第十冊）。深於情也即傷於情。傅山本人就說過，「無至性之人，不知哀樂；有至性之人，哀樂皆傷之。」（卷二十五《佛經訓》）孫奇逢《貞髦君陳氏墓誌銘》記傅山之母：「當甲申之變，山棄家而旅，隨所寓奉母往，母絕不以舊業介意，沙蓬苦苣，怡然安之。迄歲之甲午，山以飛語下獄，禍且不測，從山游者僉議申救。貞髦君要眾語之云：『道人兒自然當有今日事。即死亦分，不必救也。但吾兒止有一子眉，若果相念，眉得不死，以存傅氏之祀足矣。』逾年，飛語白，山出獄見母，母不甚悲，亦不甚喜，頷之而已。」（《夏峰先生集》卷七）傅山母確可稱亂世奇女子。但「奇」而至於出人情之常，令人但覺氣象荒寒，不似在此人境。傅山的道行似終不能至此。《霜紅完集》卷十四那一組《哭子詩》，寫親子之情，篇篇血淚，悲慨淋漓。「無情未必真豪傑」。在我看來，唯其如此，才更足稱名士。
鍾於情，即有所執持，對人間世有其沾戀，非世俗傳說的那種亦人亦仙的怪物。傅山的《明戶部員外止庵戴先生傳》，說戴氏「天性專精堅韌人也」（卷十五），也是夫子自道。這「專精堅韌」與下文將要說到的「不沾沾」、「不屑屑」，決非不相容。周作人讀傅山，讀出了「倔強」與「辣」（《關于傅青主》），所見即與顧炎武不同。但傅氏的魅力維持得較為長久者，卻又確實更在顧炎武所說的「蕭然物外，自得天機」（《亭林文集》卷之六）。那蕭然也同樣根抵性情，又是一種經過了理性熔冶的人生態度。無論作字還是作詩作佛，他均不取「有意」，以為如此方能不失其「天」。他筆下人物亦可注此。《帽花廚子傳）（卷十五）說其人「聊為諸生，不沾沾諸生業」。《太原三先生傳》寫王先生「好圍棋，終日夜不倦，亦不用心，信手談耳」。寫錢先生：「時時有詩，不屑屑嘔心，所得佳句率粗健淡率，極似老杜口占諸奇句。七十以後，益老益健益率益淡，絕不爾恤也。』，[14]但更難能的，還應當是對產業的「不沾沾」，用了「漆園」的話說，即不「役」於此「物」。[15]有這份灑落，才足以令其人不鄙（《帽花廚子傳》所謂「鄙夫」的「鄙」）。「不沾沾」、「不屑屑」，也即不亟亟，不熱中、奔競，才會有其魅力所在的那份悠然，寬裕，他人所樂賞的「蕭然」，「蕭散」。有這種似執持非執持的態度，也才配說所謂「漆園家法」。
傅山式的蕭然自然不是「做」得出來的。那蕭然並不由於天真，倒更像是因了入世之深。[16]傅山深於世情，對「人」甚至未必有粹儒式的樂觀信念，竟說「最厖最毒者人」（卷三十八《雜記三》）；對人加之於人的迫害，像是創巨痛深。這足以提示「蕭然」的限度。《汾二子傳》寫庸眾的麻木冷漠，《因人私記》寫「人情反復，炎涼向背」，都凜凜然透出寒意。他也從來無意於掩飾其現世關切。他本人曾自說其「蕭散」之不得已。《寄示周程先生）（卷二十三）曰：「弟之中曲，不必面傾。示周五之道義友，自能信之。然成一騎虎神仙人，或謂其有逍遙之致，誰知其集寥茹蘗也！」這逍遙中的苦趣，也要深知遺民者才能品出。實則傅山其人熱烈與蕭散兼有之。一味激切，即不像人生；蕭散不已，人生又會少了份量。顧氏所見，未必誤解。[17]
既有名士風，見識自不同於俗流。名士例不諱言「色」，通常也就以此與道學、禮法士較勁。《霜紅龕集》卷二《方心》序徑說「色何容易好也」！《書張維遇志狀後》（卷十七）一篇則許張氏「敢死」，說「敢死於床簣與敢死於沙場等也。且道今世縱酒悅色以期於死者，吾黨有幾人哉！」——確系出於「別眼」，所謂「常人駭之，達者許之」（《書郝異彥卷》）。《犁娃從石生序》寫風情，題旨嚴肅，卻也仍能令人感得透出於文字間的狹邪趣味。至於樂府之《夕夕曲）（卷二）等，更流於香豔。傅山或許屬於周作人所說為人謹重而文字放蕩（偶一放蕩）的一類。他所作傳奇竟被編刻其文字者付之一炬，其「猥褻趣味」可知。[18]傅氏所好之風情，與東南名士所好的風雅文人與舊院才媛間的「風情」，顯然有質地的區別。至於上文說到的陳確，其筆下絕無傅山那一種村野氣、俗文化氣味。這裡或許又可見出鄉村式的北方，與城市較為發達的南方的文化趣味的不同。
說「色」態度世俗，說「食」亦然。傅山自稱「酒肉道人」（卷十五《帽花廚子傳》）；他確也頗不薄待自己的那副皮囊，非但不諱言口腹之欲，且寫「吃」的津津有味，像是在蓄意冒瀆雅人。如上文所錄《失題》中的「燒餅煮茄」及「大鍋粥」，《𪍦𪍶嗢陀南賦）（卷一）、《麧䴾小賦》（卷二）、《無聊雜記）（卷七）的詠「合絡」（與《書張維遇志狀後》所寫「河漏」，即今之「餄餎」）。他對於食，所欲不奢，寫到的多屬民間且地方性小食或野味，其鄉土愛戀在上述表達中，也格外切實。由這類文字還可知，傅山雖言及「易代」即不勝愴痛，但並不即因此而自虐，其人的「遺民生涯」，並不如人們所設想的那般枯寂。
傅山好「以道人說和尚家語」（卷二十一《天澤碑》）。他雖於道學不契，對道學而「忠義」者卻不吝稱許。甚至談及「門戶」，也不標榜超然，附和時論（參看卷十五《明李御史傳》）。他撰《題三教廟）（卷十八），用了調侃的口吻，說：「佛來自西方，客也，故中之；老子長於吾子，故左之；吾子主也，故右之。雖然，他三人已經坐定了，我難道拉下來不成？」（按「吾子」即孔子）非但於「三教」不設畛域。對三教外之教也不排攘，表現出包容的氣量（時下所謂「同情之瞭解」），像是並無「異教」概念[19]。在門戶、宗派之爭勢同水火的明末，可算得異秉之尤「異」者。在我看來，唯其能如此，較之其時名士，是更「徹底」的名士，也是更誠實無偽的信徒。
傅山非但不以「出家」為佛徒的標誌，且以為「真作佛者，即真佛牙亦不持」（《傅史》）。由其文字看，傅山做「道人」同樣不拘形跡，做得一派自在。《書扇壽文玄錫》曰：「不知玄錫之事天，不於其眾所匍伏之寺，而獨於其屋漏，儼然臨汝，無時不畏威懲住此。」但「事天」而「獨於其屋漏，儼然臨汝」者，較之「匍伏」之「眾」，對宗教從來更有一份虔信。傅氏何嘗獨於信仰為然！他從未自放於禮法之外，面對禮法秩序，其神情毋寧說有十足地莊重。這也應是《莊子》以還幾千年間士的歷史的結果。你看他以批評神宗為「大不敬」（卷十七《書神宗御書後》），即決不像是會有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君》的那種思路。他自說曾編「性史」，「深論孝友之理」，「皆反常之論」（《文訓》），那「反常」多半也如不守戒律，更因了對經典的尊視、對義理的深求。這只要看他即使為佛家書碑，也呶呶說忠孝不已即可知。他自說「頗放蕩，無繩檢」（卷十八《跋忠孝傳家卷》），也偶有狹邪之作，對兒女情事別具鑒賞態度，卻又乏關於節烈的通達見識，如東南人士歸有光、歸莊等。你決不能想像其人能如錢謙益似的娶河東君之流「禮同正嫡」——且不論荒寒的北方有無可能滋養出河東君。[20]他說如下的話時的態度，是絕對嚴正的：「凡妄人略見內典一二則，便放肆，有高出三界意，又焉知先王之所謂禮者哉！禮之一字，可以為城郭，可以為甲冑，退守進戰，莫非此物。」（卷三十七《雜記二》）正是由綱常倫理，標定了其人「心靈自由」的限度。你不妨相信，叛逆性的倫理思想，倒是孕育在風流的南方，商業化、城市化水準較高的南方，有著風雅文士與舊院才媛的南方。其時北方優秀之士，常顯示出土地般素樸的智慧，甚至不避「猥褻趣味」，卻可能有骨子裡的迂陋。傅氏論書、訓子，一副端人正士面孔。那為人豔稱的曠達澹泊，是以道德自律為底子的。周作人雖「甚喜」傅山的思想文字，對其家訓卻不大以為然，也正因此（《鈍吟雜錄》）——由通達之士的不甚通達處，正可看出其人與其時其世的更深刻的精神聯繫[21]。
因而上文所說傅氏之灑脫，之不拘形跡，要與其自律之嚴，行事為人之不苟一起看，才讀得明白傅山的。傅氏確也好說「作人」。其書法論往往即人格論。他一再強調的，是書寫行為的嚴肅性。至於鄙趙孟傾的人格，甚至以早年學趙為「比之匪人」，他自己也意識到苛。對書藝尚如此，與南方名士之一味尚通脫者，意境自然大異。
傅山乃真名士。凡此豪傑氣，俠氣，癡情，及諸種大雅近俗處，均成其「真」。但這裡以「名士」說傅山，恐非其人所樂聞。那時代實在不缺「名士」，毋寧說「名士」太多，故傅山譏假名士，說那種人「竊高陽之名，欺人曰：我酒狂。若令伯倫家荷插見之，必以鍤亂拍其頭矣。」（老僧衣社疏》，卷二十二）
遺民傅山
明人頗有屬意山右人物者。與傅山同時的吳偉業《程昆侖文集序》就說過：「吾聞山右風氣完密，人材之挺生者堅良廉悍，譬之北山之異材，冀野之上駟，嚴霜零不易其柯，修阪聘不失其步……抑何其壯也！」（《吳梅村全集》卷二十九）但要到明末傅山之出，山右才有更足為其地文化驕傲的人物。而當明清之際，傅山首先是以名遺民而為世人矚目的。
傅氏並不自掩其遺民面目，毋寧說有意彰顯之。《霜》集卷十《風聞葉潤蒼先生舉義》的「山中不誦無衣賦，遙伏黃冠拜義旗」、《甲申守歲》的「夢入南天建業都」、《右玄貽生日用韻》（乙酉）的「生時自是天朝閏，此閏傷心異國逢」、「一日偷生如逆旅」，無不是其時「典型」的遺民話語。他自說「耽讀刺客遊俠傳」而「喜動顏色」（卷三十八《雜記三》），說「耿耿之中有所不忘，欲得而甘心者」（同上），也無不在有意示人以遺民心事，展布血性男子抑鬱磊落的情懷。《巡撫蔡公傳》、《汾二子傳》等作的感人處，亦在其中的「遺民情結」。他的《仕訓）（卷二十五）等篇，更令人可知他所認為的遺民處易代之世的原則。「遺民」在傅山，並非一種特別的標識，借助一套特殊行為呈現。你由上文可知，他的「文人」及「名士」姿態中，無不寓有「遺民」身份自覺。事實上，一部《霜紅龕集》的大部，均可讀作這一「遺民」狀態、經驗的記錄。「遺民」是時間現象，但有關的士人經驗，卻有不限於時間者。如上文已經說到的，傅山以他的文字，將士人生存體驗的嚴酷性凸顯了。
由《霜》集還可知傅山與同時南北名遺民（顧炎武、閻爾梅等）間的往還，彼此的精神慰藉與呼應。卷九《顧子寧人贈詩隨復報之如韻》曰：「秘讀朝陵記，臣躬汗俠衫。」《奉祝碩公曹先生六十歲序》（卷十九）說閻爾梅（古古）「不應今世，汗漫去鄉國。舊善騎射，今斂而不試。時寄豪詩酒間……，」「我方外之人，聞之起舞增氣。」而傅山本人作為名遺民，其所經驗的情境的諷刺性，莫過於因他的「名」而為時主（清主）與眾人（「滿漢王公九卿賢士大夫逮馬醫夏畦市井細民」，參看嵇曾筠《傅征君傳》等）所強。他於此證明了「世網」的難脫，欲「方外」的不能。這或許也是《莊子》之徒所能遭逢的最具諷刺性的情境。
至於他的說死說風節，則全在時論中，且較諸一般論者更有激切——這一層卻顯然與所謂「漆園家學」無涉。他好說「出處」之「大」，一言及忠義即辭情慷慨，以為關涉人之為「人」（參看《傅史》，卷二十八），與同時儒者所謂「存人道」，思路相通。本文開頭即說傅山之為「文人」；但要由他的說「文行」之「一」，說「文章生於氣節」（卷二十七《歷代名臣像贊．韓文公》），方可知他作為儀型的「文人」。他對他本人的風節也頗自負。《書金光明經懺悔品後》（卷十七）曰：「山自遭變以來，浸浸四十年，所惡之人與衣服、言語、行事，未嘗少為之婀媕將就，趔趄而從之……。」他的「遺民道德」，更有嚴於時流者。他不但宣稱不欲人「誣以劉因輩賢我」，也不以吳澄、虞集等為然，《歷代文選敘》（卷十六）譏此二人「棄其城而降於人之城」，持論較同時遺民如孫奇逢、劉宗周等為苛[22]。」他的「趙孟頫論」的嚴重其辭，也令人可感遺民社會語境的緊張性：失節的憂懼，自我喪失的憂懼。上文已說到他的嫌惡「奴俗」。在他看來，趙孟頫應是媚俗之尤者，而媚俗也是一種失節，或正與失節於夷狄同一根柢。
作為遺民，傅山深刻地感受著他生存的時代，體驗與表達著他對生存處境的感知。他一再描繪其時士所處言論環境，諷喻的筆墨間透出冷峻的現實感。在這方面，上文已提到的〈書《山海經》後〉最是奇文。該篇據《山海經》第一《南山經》「詢山……有獸焉，其狀如羊而無口，不可殺也，其名曰䍺，發揮道：「可以殺者，職有口也，無口則無死地。文章士不必輒著述持論始為有口，始鼓殺身之禍，居恒一言半句，皆為宵人忌，皆是兵端。介母曰：言，身之文也。愚謂不但文，幾以身為的而積人矢鏃者。」[23]將士人、文人處境之凶險，渲染得淋漓盡致。以下因《山海經》第二《西山經》「天山……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為帝江也」說「囊」更有妙解：「老子曰：寧為腹，不為口。腹也者，中也，囊也。孔子亦曰：幾事不密則害成，亦申括囊之謹。故囊者，天下之妙道也，然而自無口始；無口而後可囊，可不殺。……不能無口而不見殺者，幸而已矣。人不殺，造物者殺之矣。」「囊之時義至矣哉！然囊難能也，無口或可能也。」[24]奇思妙想，一派憤世嫉邪者言，也可作為與清學家的訓話不同方法及旨趣之一例。這是一篇演繹寓言（《山海經》）的寓言：關於「言」的寓言。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霜》一集中刻露而尖銳的，卻正是說言之為禍的這一篇。因而其說「言禍」，也如龔自珍的說「避席畏聞文字獄」，倒是表明了並不真懼禍，及意識到了可供言說的縫隙。同文篇末說到「誕」與「實」。「誕」乃現實本身的品性，「現實」無非一大寓言。《書山海經後》說現實的荒謬，正系用了《莊子》式的智慧說《莊子》式的命題。由此等文字推測傅氏之於「漆園」，他的終於「黃冠」，也應當可得一解的吧。
傅氏生前身後，頗吸引了對他的詮釋。其友戴廷拭所撰《石道人別傳》（《霜》附錄一）雜採傳說，似已不以常人視傅山：傅氏當其世就已傳奇化了。此傳的精彩處，如說「道人習舉子業，則讀方外書；及為道人，乃復乙儒書而讀之。」令人想見傅氏的文化姿態。至於郭鉉所撰傳，說傅氏「更著奇書，藏其稿於山中」——像是到死還特意留了懸念。其他，如赴闕訟冤，如黃冠，諸傳所記互有異同，無非見仁見智，各見其所欲見。
在我看來，諸傳狀中，以善讀明遺民著稱的全祖望的那篇《事略》（見上文）最得其人精神。全氏強調傅山的風骨氣節，現世關懷，謂其人以學莊列為韜晦，記述其遺民遭際，剖露其遺民心事，所傳也更是「遺民傅山」。但「遺民」畢竟不足以盡其人。清末如丁寶銓等人筆下的傅山，欲彰顯其遺民精神而愈將其片面化了。[25]片面化也罷，誤讀也罷，有意誤解也罷，對傅山本人已無所損益，知人論世，照出的永遠更是「讀」者自己的期待以至面目。本文也難免於此，故題作「我讀」。[26]
摘錄自《文學遺產》，一九九七年第二期，頁87-96。
註釋：
[1]《題趙鳳白山水巨幅》即有「絕不用繩尺」一句。因出乎「此事法脈」，方成「奇構」。論梁樂甫字，亦欣賞其「全不用古法，率性操瓢」（卷二十五）。
[2]傅山說「拙」，如《喜宗智寫經》（卷二十二）；與此相通，他樂賞「高簡」，樂賞「直樸」（《題湯安人張氏死烈辭後》）。品藻人物也用同一尺度，如《太原三先生傳》（卷十五）形容王先生「真樸懶簡」。但這仍只是其一面。由其所作大賦，可知其對華麗富贍的嗜好，也可知其所論拙、樸，昨枯淡之謂也。你自然感到，「拙」在傅氏，是審美更是道德境界，且已非「本色」，而是出於自覺與提煉。他本人的文字決非一味「拙」。其行文運思的機智處，顯然得諸村《莊子》的嗜好與佛學（包括禪宗機鋒）訓練。
[3]《明觀察楊公藚田先生傳》（卷十五）傳後附記：「憶三十年前，或有以畫冊屬余題者，余頗為離合體譏之，……而先生頗聞之。爾楨與余言：『先生云：人以文事相屬，是雅相重，何輕薄爾為？』余聞之，猛省，謝過，自是凡筆墨嘲誚之習頓除於中。」
[6] 其所用字不止於冷僻，且有的顯系自造。造字或亦故為隱晦，如《敘靈感梓經）（卷十六）「乃閼漨涒灘以來」（應即「乃於逢君難以來」），類字謎，似更出諸遊戲態度。凡此等處，是否也略示傅氏（作為書家、金石家）對文字的看法（如名一相？）與其好命名（自我命名）且隨心所欲是否相通？
[7] 傅山對漢代文化情有獨鍾，不但對漢從、漢碑，且對《漢書》。這也是其所尤「嗜」之「古」，上述「拙」、「樸」、「高簡」，均可注其此種「嗜」。他要戴楓仲「細細領會《漢書》一部整俊處」，說「外戚一傳，尤瑣碎俏麗，不可再得」（《與或楓仲》）。「整俊」而「瑣碎俏麗」，是其讀「漢」而尤有會心處，也是其為文用力處。卷十六《兩漢書人性名韻敘》說早年讀《漢書．東方朔傳》，「頗好之」。卷三十七自述早年學書，「既一宗漢法，回視昔書，真足唾棄」，說「漢隸一法，三世皆能造奧」（即得「此法之醜拙古樸」）。對東漢節義，更再三致意。
[8] 其以書法家，由文字學金石學知識解字，卻每每動情，似由字中感覺得一派生意，不唯「是」之求，有時傳達的無寧說是對文字的詩意感受。如以為「春」字「最韻」，「鬊」字「妙理微情」，「惷之心動，亦有女懷春，妙字，不必以淫心斥之」（卷三十七《雜記二》）等。至於因解字因釋義而駁正成說，不惜穿鑿（亦每有妙解），也更為顯示思理的活潑，證明其知解、怒象力，與嚴格的訓話旨趁有異。
[9] 傅氏說「奴俗」處甚多，尤其在論書法的場合。如說「奴態」，「婢賤野俗之氣」，說「字亦何與人事，政復恐其帶奴俗氣……不惟字。」（卷二十五）還說「奴儒」、「奴師」（卷三十一《學解》），「奴書生」（卷三十七《雜記二》），譏講學曰「鏖糟奴貨」（卷四十《雜記五），黨爭則有「奴君子」（同卷《書宋史內》），至論醫亦說「奴」（卷二十六《醫藥論略》）。說「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卷三十八《雜記三》）。「奴」在傅氏，乃極鄙之稱。「奴人」的反面即「妙人」、「高爽者」，亦應即其他處所謂「韻士」，實即慧業文人。「奴人」有時也指庸眾（參看卷二十八《傅史》）。
[10] 參看卷二十二《募智慧緣》、《草草付》。傅氏寫梵境，筆下也一派生機，且有畫家所好的繁富意象。「必使境界墟蕪，是為真空，不見華嚴鋪陳，亦自受用。」（《五惜社疏》，卷二十二）有此見識，也自不會附和「黜聰明」之說——或許因此，骨子裡倒是更近「漆園」的吧。
[11] 參看卷三十四《讀子三》讀公孫龍子幾則。其於世儒的不契，亦可由此種文人根性得一解釋。他說儒家「所謂布帛菽粟之文，一眼而句讀而大義可了」，非但無餘蘊（如公孫龍如《楞嚴》的「幽杳」、「空深」的「旨趣」），且不能變化多姿（「變化縹緲恍惚若神著」）。其對《墨子》的興趣，則也因其「奧義奇文」（卷三十五《讀子四》）。其讀《公孫龍子》、《墨子》，均可自注其與佛教之緣與道教皈依。
[12] 黃宗羲《陳乾初先生墓誌銘》二、三、四稿，均記其「不喜理學家言」，「格格不能相入」（《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霜》卷三十一《學解》則批評「世儒」，「世俗之溝猶瞽儒」（該文解釋「溝猶瞽儒」，曰：「所謂在溝渠中而猶猶然自以為大，蓋瞎而儒也」）。卷四十記李顒事，尤生動地自白了與其時主流思想學術、主流話語的「不契」。文集中其他批評理學、宋儒處尚多。
[13] 關於陳確之饒才藝、富情致，參看黃宗羲《陳乾初先生墓誌銘》初稿。陳、傅二氏可比較者尚不止於是。他們均有「世家」背景（黃氏所撰裡志銘初稿說「陳氏為浙西望族」，其才藝亦世家子弟通常的教養）；均擅書法（傅山更負盛名）；都好說「孝」（陳確曹書《孝經》），但傅山卻絕無陳確關於「節義」的通達見識；明末浙、晉兩地著名的諸生干政事件，分別由陳、傅倡首（黃氏所撰董誌銘說陳確「廉勁疾惡，遇事發憤有大節」，傅山也略同）；陳、傅均喪妻不再娶，不納妾，陳氏且著《女訓》，與其論學宗旨不合的張展祥亦稱道其「居家有法度」（《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二）——姿態大異於其時標榜「通脫」的南北名士；只是陳確更有端謹，並傅山那種訴諸文字的狹邪趣味也絕無。作為其時有名士氣的南北著名遺民，其人與其時其世、當代思想學術、倫理觀念的關係，是研究士的精神自由及其限度的材料。
[14]傅氏本人對文字的態度，參看劉贄錄成廷拭刻《晉四人詩》「凡例」（《霜紅龕集》附錄三）、劉雪崖《霜紅龕集備存小引）（同上）。《霜》集乾隆年問張思孝所輯乃十二卷，劉雪崖輯四十卷付梓已是咸豐年間，傅氏著述尚多佚（參看「例言」，同上）。另有未「佚」而為編刻者摒棄的。傅氏晚年對自己文字的態度似有變化。《家訓》囑孫輩：「凡我與爾父所為文、詩，無論長章大篇，一言半句，爾須收拾無遺，為山右傅氏之文獻可也。」（卷二十五）
[15]其《佛經訓》說：「一生為客不為主，是我少時意見欲爾。故凡事頗能敝履遺之，遂能一生無財帛之累。」郭鉉《征君傅先生傳》（《霜》附錄一）說傅氏為袁繼咸訟冤事「出萬餘金」，可知其饒於貲；又說其易代後「棄數千金腴產，令族分取，獨挈其子眉隱於城東松莊」。能眼晨富貴，才是「世家子」且「漆園」之徒本色。
[16]由傅氏名臣、名將像贊（參看卷二十七《歷代名臣像贊》），及《傅史》一類文字，可感其人對享功的渴墓。他說韓愈，說白居易，對其政治才具、事功，均豔稱之（參看《名臣像贊》），又未始沒有對「文章士」的輕視。至於他本人的強毅、能任事，則可證之以《因人私記》等文。
[17]全祖望《陽曲傅先生事略》（《鮚埼亭集》卷二十六）：「惟顧亭林之稱先生曰『蕭然物外，自得天機』，予則以為是特先生晚年之蹤跡，而尚非其真性所在。卓爾堪曰『青主蓋時時懷翟義之志者』，可謂知先生者矣。」可見知人之難，即遺民也不即能知遺民。
[18]由劉雪崖《霜紅龕集．例言》可知，傅山所作傳奇內容多俗，其中「語少含蓄」（應即不稚馴）者，「古娛一見，即投諸火。詩文有類此者，概不收錄。」（《霜》附錄三）傅氏不諱而他人諱，亦文人身後遭際之奇特者。倒令人想到傅氏本人是否尚有未傳之奇？
[19]他強調夷夏之辨，但在信仰層面上，卻又持論通達，重在「真」與境界之相通，而無論胡、華、佛、儒。《太原三先生傳》說回教：「乃知其教之嚴淨，非異端也。」說教中人：「今七十矣，而奉其教不衰，可不謂用力於仁者哉！」其《書扇壽文玄錫》（卷十九）：「先生原西極人。西極之學，與耶蘇同源而流少異。今互爭正陪，然大都以事天為宗。」
[20]嵇曾筠《傅征君傳》（《霜》附錄一）：「失偶時年二十七，眉甫五齡，旁無妾媵，誓不復娶。」丁寶銓所輯《傅青主先生年譜》系張氏卒於崇禎五年，傅山二十六歲。
[21]傅山不但自處於倫理秩序中，且在其時士人常在的倫理困境中。他臨終前那一組求助的書札，辭情慘苦，以傅氏的自辱，非到極處，是不大會出此的吧。《遺魏環溪》（卷二十三）說「兩孫孱少」，「羅叉外侮，實繁有徒」。以下數書，均此內容。以手書為「贄」，類預付代價，可知心情之慘痛。附錄「長房」上魏環溪書，中有「無如惡里凌侮，恨不一步即離，然欲棄不能，守之不得，苦況種種，難以盡陳」等語。丁寶銓所輯《年譜》，匯錄了傅山與其弟傅止的關係的材料（明萬曆三十五年丁未）。倫理處境如此，知何能一味「蕭然」！
[22]卷二十五《訓子侄》：「著述無時亦無地，或有遺編殘句，後之人誣以劉因輩賢我，我目幾時瞑也！」卷三十六《雜記一》：「薛文清公云：『許魯齋無時不以致其君堯舜為心。』此語極可笑」，因不察「其君何君」。傅山對元人也非一味作苛論。《祝榆關馮學師七十壽》（卷十九）曰：「呂思誠三為祭酒，而以許衡為法衡世，所謂大有得於程、朱，而以道為己任者也。」
[25]傅山《霜紅龕集》丁寶銓《序》以為「本朝」「用石文考史」，「其源乃開於嗇廬。由是以言，金石文證釋經史，傅學也。」還認為顏元學風「嗇廬所漸漬者也」；曾（文正）氏文派，「為嗇廬宿所主張者」。說傅氏「昌言子學，過精二藏，乾嘉以後遂成風氣」，甚至說「近日之哲學實嗇廬氏之支流與其餘裔」，無不為誇大傅氏的影響力。蓄意放大明遺民形象，是否可視為清末「明遺民發現」中的非學術化傾向？其「源流」、承啟說的隨意性，或可作為清末遺民詮釋中功利性之一例。同文說：「然石莊《繹志》，譚氏訪求於海壖擾攘之時；船山遺書，曾公雕刻在江皖糜爛之日，儒書講習，卒贊中興。嗇廬貞諒，通異吊詭。倪儻承學之士聞風興起，則人心世道之已蕩決者，或回瀾於學術之流行，亦未可知。」——宗旨本不在學術。
[26]本文除已注明出處者外，《黃宗羲全集》第10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楊園先生全集》，姚璉原輯，萬解泉編次，道光庚子刊本；周作人《風雨談》，岳麓書社1987年版；《鮚埼亭集》，四部叢刊；《夏峰先生集》，畿輔叢書；《亭林文集》，《顧亭林詩文集》，中華書局1983年版；《吳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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