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本文以〈過秦論〉為個案，研究文學經典的形成及相關的理論問題。自漢代以來，〈過秦論〉一直是歷代公認的文章經典。其文本固有的史論價值與文學價值是其成為經典的基礎。而史學家與文學批評家的推崇以及後世審美風尚、社會風氣等外在因素對〈過秦論〉經典地位的形成都產生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嘗試從文學經典形成過程入手，研究中國文學批評中一個新的領域即社會公眾心理與審美需求。
文學經典形成過程的研究是中國文學批評研究的一個新領域。我們現有的批評史主要是對於批評家獨創性與理論個性的研究，可以說是個體批評家及其著作的研究集成。這些固然有意義，但是除此之外，還有一種非個人的文學理念，代表集體性的審美理想。經典的形成就是這樣一種集體審美趣味的合成，是理論家與一般讀者所共同創造的，反映出社會公眾心理與需求的共性方面。
「經典」的概念最早是在尊經重儒的漢代產生的[1]。「經」在漢代主要指地位最高的儒家著作；「典」就是典籍。「經」「典」二字合而言之，指地位至高，具有代表性和指導意義的著作。這個概念後來逐漸被引申到文化藝術領域中，又和典範的概念相結合，成為一種創作範式和標準。藝術經典有崇高的地位與廣泛影響，而且為社會所共有，其地位和價值都得到世人的普遍認同。
經典是對文本的價值評價，其形成過程是相當複雜的，而且經典的地位也是動態的。有些作品曾被認為是經典，後來又被推翻；有些不為當時所重的作品，卻被後代「追認」為經典；還有些經典卻能自始至終都保持其崇高地位，成為歷代讀者所公認的經典之作。本文所研究的經典個案——賈誼的〈過秦論〉[2]——就是歷代公認的經典。〈過秦論〉的經典形成過程非常典型，它從產生之時起，二千多年以來差不多是毫無疑義的經典。從其形成的過程可以看出各個時代審美取向及其共通之處，也能夠看到一個真正的經典之作需要具備何種要素。
一、從史學經典到文學經典
賈誼〈過秦論〉產生於漢初天下方定，百廢待興之時。文中討論秦代的政治得失，為漢代提供政治借鑑，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過秦論〉產生於漢初總結秦朝政治悲劇的思潮中，「過秦」是當時社會的熱門話題。錢鍾書說：「《史記．陸賈列傳》漢高帝曰：『試為我著秦所以亡失天下』；『過秦』『劇秦』遂為西漢政論中老生常談。嚴氏（指嚴可均）所錄，即有賈山《至言》、晁錯《賢良文學對策》、嚴安《上書言世務》、吾丘壽王《驃騎論功論》、劉向《諫營昌陵疏》等，不一而足。賈生〈過秦〉三論外，尚復《上疏陳政事》，戒秦之失。漢之於秦，所謂『殷鑑不遠，在夏後氏之世』也」[3]錢先生所舉的賈山《至言》和劉向《諫營昌陵疏》等文也都是西漢的古文名篇，但以秦為鑑的文章，就其影響而言，仍要以〈過秦論〉為首選。
賈誼此文受到後世的如此青睞，不僅因其文章本身價值，也與它被推為經典史論有關。〈過秦論〉的經典之旅始於漢代的史學界，最早受到漢代史學家的重視。《史記》一般以「太史公曰」為表達自己歷史觀的史論模式，但在《秦始皇本紀》與《陳涉世家》兩篇卻取賈誼〈過秦論〉為「贊」文，以〈過秦論〉為論秦朝正宗的經典評價。班固不僅在《漢書》中引用了〈過秦論〉為史論，更對賈誼「屢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據」（《漢書》卷一百下敘傳第七十下）的言論大加稱述。可見在有漢一代，賈誼〈過秦論〉的經典地位就已經基本確立了。
這原因是因為其內容具有強烈的時代特色，在歷史的分析與判斷方面，具有重要的史論價值。如劉向所說：「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漢書．賈誼傳贊》引）這也是符合賈誼創作〈過秦論〉的本意。它本是政論性、實用性很強的文章，文學性並不是它所追求的首要目標。到了三國時代，曹丕仍說：「余觀賈誼〈過秦論〉發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制義，洽以三代之風，潤以聖人之化，斯可謂作者矣。」[4]可見賈誼之被稱為「作者」仍然是因為他在〈過秦論〉中史學觀點和政治見解受到重視之故。
中國最早的經典是漢代經學思潮中推尊的先秦儒家原典。儒家六經中儘管也有文學性著作，如《詩經》，但並不是從文學角度去認識的。在漢代，人們所認可的文學經典主要是詩賦，如劉向、劉歆的《七略》中的「詩賦略」。文章則含在「諸子」之中，所以後來目錄學家說，當時的子書就是後來的集部。漢代的「尊經重儒」不僅是在思想上確立了一種權威的統治，實際上也給人們樹立了一種尊崇權威的觀念。因而在漢代也樹立了尊崇經典的意識。賈誼的〈過秦論〉無疑是這種意識的最早受益者之一。如果說經典只是對權威的尊崇，仍停留在初步的接受層面的話，那麼典範的確立則是以經典作為範式，進一步指導創作實踐。這常常表現在後世對經典作品的模仿和擬作上。經典往往是文學創作摹擬的選擇對象。大概自晉代開始，摹擬前人經典的創作風氣已經很盛行了。〈過秦論〉也成了被摹擬的對象之一。宋人陳師道說：「賈誼之〈過秦〉，以諭漢也；陸機之《辨亡》以警晉也，有經世之心焉。」（《後山集》卷二十二）陸機〈辨亡論〉在篇章結構與思路上摹擬〈過秦論〉，論述吳國之所以興亡，先極寫魏國的聲勢，然後寫吳國輕易地戰勝魏國，又寫孫權時代之盛況，轉寫孫皓時代之衰亡，文章寫出吳國從弱勝強，到由強趨衰的歷史，指出興國之道在於任用賢才，而亡國之源在於所用非人。所謂「有經世之心」，就是說陸機對〈過秦論〉的摹擬並不單單是文學層面上的簡單效法而已，其實也是包含了對其政治思想和歷史見解方面的學習在內的[5]。不過歷來批評大致認為陸作不如賈作。《文心雕龍．論說》：「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亦美矣。」雖然肯定陸機的〈辨亡論〉的文學成就，但認為不及〈過秦論〉。除陸機的〈辨亡論〉之外，當時的其它作品也可能受到〈過秦論〉的影響。明代方岳貢曾評〈過秦論〉：「此文迂迴層折，以盛衰之勢相形，干寶〈晉論〉大概規仿此。」（《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國瑋集》卷之三）認為干寶的〈晉論〉摹擬〈過秦論〉。
從時代風氣來看，魏晉時期人們開始以審美的視角來看待前代的作品，包括對〈過秦論〉這樣的史論政論經典，都開始從其文采、形式等方面重新認識。吳國大臣闞澤甚至還利用〈過秦論〉的文學價值來帶動對其政論價值的關注：「孫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為美？澤欲諷諭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極美。權覽讀焉。」（《太平御覽》卷二百四十四引《吳志》）我們注意到闞澤的推薦〈過秦論〉為「最美」（文采與詞藻）之文章，是為了「欲諷諭以明治亂」。這是將其內容的深刻性與文學性相聯繫，可以說是利用文學來為政教服務。
把〈過秦論〉作為論說文的經典，這種觀念在晉代已經開始了。左思《詠史詩》：「著論准〈過秦〉，作賦擬《子虛》」，就是以〈過秦論〉為著論的極則，正如司馬相如《子虛賦》在賦中的地位。此處是把〈過秦〉與《子虛賦》作為文人文學才華的代表。所以到了晉代，〈過秦〉已逐漸走向文學經典的寶座。
南朝宋范曄作為一個史學家卻用文學眼光來看待〈過秦論〉：「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獄中與諸甥侄書〉）他雖然仍是談史學的作品，但卻是從文學的角度，以〈過秦論〉作為比較對象，讚美自己的文章。「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正是自己作品和〈過秦論〉共有的特色，這也是比較早對於〈過秦論〉藝術特色的總結。
與〈過秦論〉的文學地位提高相應，賈誼文學才華也備受六朝的文人看重，比如在《文心雕龍》中就幾次提到了他的才情：「英華出於情性，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清。」（〈體性〉）「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愜而賦清，豈虛至哉？」（〈才略〉）可以說六朝時候對〈過秦論〉的藝術特色和作者賈誼文學才華的認同是相輔相成的。其實無論是由於史論價值還是由於其文學價值，〈過秦論〉的經典地位在六朝時已經非常穩固地確立下來了，甚至成為了兒童早期教育的內容之一。南朝的劉顯「幼而聰敏，六歲能誦呂相〈絕秦〉、賈誼〈過秦〉。琅邪王思遠、吳國張融見而稱之。號曰『神童』」[6]。六歲的小孩就已經能誦讀〈過秦論〉這樣的文章，看來還是父輩的有意教導吧。這也可以看出〈過秦論〉已經成為了當時文人倡導的基本讀物。
真正確定〈過秦論〉文學經典地位的首要功績當推梁代蕭統《文選》。《文選》首次在集部中選入〈過秦論〉，作為「論」體之首篇，這是使其從史學經典之後又成為文章經典的關鍵與標誌。《文選》選文是依照很嚴格的文章標準：「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辯士之端」，儘管「事美一時，語流千載」，但是卻「旁出子史」所以「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贊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昭明文選序〉）就〈過秦論〉本身的內容而論，正是「謀夫之話，辯士之端」，而其流傳也確實是「旁出子史」。蕭統之所以仍然把它收入《文選》，正是符合其綜輯辭采，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的標準。進入了《文選》這樣一部具有長久影響力的文學作品總集，更意味著〈過秦論〉的文學價值已經得到了普遍的認同。
由於《文選》是唐代科舉考試的必讀書，所以〈過秦論〉必然對唐代的文人產生廣泛的影響。唐代的史學家劉知幾就不止一次地在《史通》中提到〈過秦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韋孟諷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載言第三」）這是從史書著錄的角度來談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把〈過秦論〉作為文學經典來看待：「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劍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家以誡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啟事，此皆言成軌則，為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以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以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載文第十六」）所謂「言成軌則，為世龜鏡」，「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以五經齊列」正是對其經典地位的表述。
從魏晉時代開始，就出現了專供文人寫作檢索資料用的工具書——類書。現在所能見到的唐代類書已經收錄了〈過秦論〉。如《藝文類聚》卷十一「帝王部一」「總載帝王」引〈過秦論〉至「攻守之勢異也」。類書作為文人創作常用的工具書，收錄的詞條基本都應該是當時文章寫作所必備的詞章典故。在類書中收入了〈過秦論〉意味著它已經成為文人寫作必不可少的參考文獻了。所以在唐代文人的創作中，大量出現以〈過秦論〉為象徵的意象。徐彥伯的《登長城賦》中寫道：「徐樂則燕北書生，開偉詞而喻漢。賈誼則洛陽才子，飛雄論以過秦。」（《文苑英華》卷四十五）還有文人的自謙之辭也說：「某年將逾誼，才不及宏。論乏〈過秦〉，詩殊《詠史》。」（《文苑英華》卷六百六十四顧雲〈投陸侍御啟〉）在這裡，〈過秦論〉代表了一種文人追求的文章理想和創作的價值標準。
宋代的《太平御覽》等類書也收入了很多〈過秦論〉的文字，如卷三百二十兵部五十一「拒守」條就有：「賈誼〈過秦論〉曰：『有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斗諸侯。』又曰：『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溪，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把這段文字作為拒守的經典描述，可見其豐富的內容具有多方面的價值。
二、古文經典與文人懷抱
從唐初開始，倡導復古的理論家和文學家就已經看到了思想內容深刻而又文采斐然的賈誼文章的重要性。初唐的盧藏用曾評述歷代文學：「孔子歿而騷人作，於是婉麗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為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人之風。」（〈陳氏集序〉，《文苑英華》卷七百）以賈誼和司馬遷為漢代文章的傑出代表。唐代中期的蕭穎士在評論歷代文學時，也「以為《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後有賈誼，文詞最正，近於理體。」（見李華〈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文苑英華》卷七百一）他更是把賈誼譽為上接《六經》的文章代表。獨孤及也積極推崇賈誼的文章。據說他「每申之以話言，必先道德而後文學。且曰：『後世雖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朴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云爾。吾子可與共學庶乎成名」』（梁肅〈常州刺史獨孤及集後序〉，《文苑英華》卷七百三）。既然是「先道德而後文學」，那麼獨孤及所「取正」的賈誼之文必然是符合這個要求的了。在他看來，賈誼文章甚至有超越儒家聖賢荀子、孟子和詩賦之祖屈原、宋玉之處，正在於其文章朴而有文、華而有根，也就是說其思想性和文學性和諧統一，所以得到古文作家的大力推崇。這樣，賈誼就以其在古文譜系中的重要地位而成為西漢文章的代表，而賈誼代表作〈過秦論〉在唐代以後也自然成為了古文的經典。
唐代的古文學家之所以推崇賈誼，是認為他代表了古文與古道的完美結合，這也正是他們的理想。柳冕說：「至若荀、孟、賈生，明先王之道，盡天人之際，意不在文而文自隨之，此真君子之文也。」（〈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唐文粹》卷七十九）他還說：「文而知道，二者兼難，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堯、舜、周、孔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賈生、董仲舒也。」（〈答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唐文粹》卷八十四）另外一方面，出於對六朝浮靡文風的反撥，唐代的文人對文章的經世致用價值更為重視了，賈誼文章自然也在此範圍中。如著名政論家陸贄「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權德輿〈翰苑集原序〉）對賈誼文章的風格也取其所長：「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東坡全集》卷六十四〈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札子〉）可以說賈誼文章內容的政論價值再次鞏固了其經典地位，也正是由此而能在古文運動中砥柱中流。
宋人繼承唐人的看法，把〈過秦論〉納入其新建構的古文譜系中。蘇轍在談到漢初散文的時候說：「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後世莫能仿佛。蓋孔氏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欒城後集》卷二十三〈歐陽文忠公神道碑〉）他是將歐陽修這樣的宋代古文家與兩漢散文的傳統聯繫起來，把賈誼等人的文章作為古文的巔峰之作。王十朋也將賈誼的〈過秦論〉與班固、韓愈的文章相媲美，認為「真文中之傑」（《梅溪前集》卷十九）。這些評論不僅僅是對賈誼文章的推崇，而且把它放到一脈相承的古文傳統中，確立了其經典古文的地位。
宋代把賈誼的文章作為古文傳統中的經典傳承之作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到唐代韓愈提倡古文與古道之後，人們才重視古文與駢文的區別。宋代以後，古文地位取代了駢文的地位，古文文體占主流地位。另一方面還有比較實際的社會原因。宋代科舉考試中「當時每試必有一論，較諸他文應用之處為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論學繩尺》提要）「論」體對於那些希望學而優則仕的文人士子來說十分重要。而宋人又認為〈過秦論〉是論體文中代表之作：「〈過秦〉一論，議者以為書傳之最善者。」（宋王之望《漢濱集》卷三「策問」條）所以〈過秦論〉幾乎是宋代文人的必讀書了。
歐陽修曾說：「然觀其用意，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而不為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極致，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御矣。文章繫乎治亂之說未易談，況乎愚昧惡能當此。」（《文忠集》卷六十七〈與黃校書論文章書〉）作為宋代古文運動的領袖人物，歐陽修是從策論文體的角度來看待〈過秦論〉，並以此來評論今人的創作的。他點出了策論需要「救弊」、「革弊」，更要「見其所以弊之因」，也就是作者需要有洞察力。從這一點上來說，賈誼的〈過秦論〉正是以策問為試的宋代士子所要學習的典範。
金代著名文學家趙秉文也是從古文譜系的角度把賈誼奉為文章宗師的。他說「故為文當師六經、左丘明、莊周、太史公、賈誼、劉向、揚雄、韓愈」（《滏水集》卷十九〈答李天英書〉）。這很明顯是把賈誼的文章抬到了與儒家經典同樣的高度，以之為從儒家的經學到唐代的韓愈古文經典傳統當中的重要一環。趙秉文在自己的創作中也有一些摹擬〈過秦論〉文章立意與風格的作品。如《滏水集》卷十四〈西漢論〉開篇「漢高帝起布衣，取天下，當時比之逐鹿，幸而得之」等語就和〈過秦論〉開篇「秦孝公據崤函之固」一段文字十分相似。隨著〈過秦論〉在古文譜系地位中的不斷鞏固，這種以之為古文典範來指導創作的傾向也一直在古文發展的潮流中得到不斷延續。
到了明代，〈過秦論〉也對科舉考試的文章有很大的幫助。明代楊慎說自己弱冠時「歲末習舉子業，而好古文，每妄擬名賢之作。曾擬〈弔古戰場文〉，叔父龍崖先生見而心異之，袖其稿以呈祖父。留耕翁召慎謂曰：吾孫信敏，然場屋何用此也？爾既好古文，何不擬賈誼〈過秦論〉乎？」（《升庵集》卷七十〈擬過秦〉）唐代李華的〈弔古戰場文〉是賦，於明代考試無益。而〈過秦論〉既是古文，卻又對於科舉考試有所幫助，學習〈過秦論〉可以說是一舉兩得。所以宋代以後，〈過秦論〉差不多成為眾多古文選本的必選篇目。
〈過秦論〉既被後世文人奉為圭臬，其作者賈誼無疑也備受推崇。在〈過秦論〉的經典之旅中，文章與作者的命運幾乎是息息相關的。賈誼作為一個歷史人物，他最初的形象是和屈原聯繫在一起的。《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司馬遷把賈誼和屈原合為一傳，相提並論，不僅是因為兩人都有非凡的文學才華，在辭賦方面有著很深的造詣，可能也因為兩個人懷才不遇的命運有相似之處。王充在《論衡．案書篇》中評論當時的文人：「善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偽真，無有故新。廣陵陳子回、顏方，今尚書郎班固、蘭台令楊終、傅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永，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也以屈原和賈誼並列為辭賦的代表。這也是後來文學史上「屈賈」並稱的出處。賈誼淪落不被重用的命運，也逐漸成為文人感慨的對象，不過這一類的感慨也是和他的辭賦作品相聯繫的。如陶淵明《讀史述九章．屈賈》：「嗟乎二賢，逢世多疑。候詹寫志，感鵩獻辭。」秉承這種傳統，唐代出現了將賈誼個人命運與〈過秦論〉結合起來的新現象。於是，〈過秦論〉更成為一種文人議政憂時的意象。賈誼才華過人，有志於治國大業，最終卻懷才不遇，鬱鬱而終，這種悲劇性的命運使〈過秦論〉多了一層悲壯的色彩，讓歷代文人產生一種深切的共鳴。王勃〈滕王閣序〉：「嗟乎！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張九齡詩有「一聞〈過秦論〉，載懷空杼軸」（《曲江集》卷二〈和黃門盧監望秦始皇陵〉）。杜甫〈久客〉：「去國哀王粲，傷時哭賈生。」（《杜詩詳註》卷二十二）孟郊〈寄崔純亮〉詩云：「唯餘洛陽子，鬱鬱恨常多。時讀〈過秦篇〉，為君涕滂沱。」（《孟東野詩集》卷七）
宋人也把〈過秦論〉作為創作的典範和評論的標準：「少年豪縱志凌雲，著論將期擬〈過秦〉」[7]、「詩妙終聯鼎，文高類〈過秦〉」[8]、「客來談笑無非楚，紙上文章近〈過秦〉」[9]、「靈文陋〈詛楚〉，高論追〈過秦〉」[10]。儘管以上有些詩句是以〈過秦〉來稱許他人的，但也說明〈過秦論〉在當時仍保持著崇高的經典地位，才會被宋人作為稱許之辭來用。宋代的文人也同樣對賈誼懷才不遇的命運表示同情。著名的古文運動領袖歐陽修撰專文〈賈誼不至公卿論〉來「痛賈生之不用」，主要在為賈誼發感慨不平[11]。此後的文人大致如此。元代周霆震也同樣對賈誼的遭遇表達了這種「文章憎命達」的意思：「投筆當年論〈過秦〉，賈生豈料謫居貧？非關絳灌輕相棄，自是才高反累人。」（《石初集》卷五〈前詩子勤連和七章或病首句秦字難押援筆泛及故事不覺其言之長〉）其實這些也不過是文人感慨自身的命運，借賈誼的酒杯來澆自己的塊壘罷了。宋人不但延續唐人以〈過秦論〉為代表文人才華與抱負的傳統，而且更把它看成是抒發文人幽憤與不平胸懷，比如：「澆君胸中〈過秦論〉，斟酌古今來活國」[12]、「山河若欲攄幽憤，盥手焚香讀〈過秦〉」[13]。於是〈過秦論〉幾乎已經成為一個寄託著文人的理想與懷抱的符號與象徵了。不管歷代的文人如何評論賈誼的命運，同情也好，惋惜也罷，或是因人而論文，或是由文而知人，都是把賈誼作為文人的一種典型，把他和他的文章與自己的命運遭際聯繫到一起。這種共鳴無疑在〈過秦論〉經典化的過程中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三、受到質疑的史學經典
〈過秦論〉在宋代仍受到史學家的重視，如朱熹認為，在史書中〈過秦論〉這樣的「節目處」是文人所必須掌握的基本知識，「須要背得始得」[14]。朱熹仍然尊重和推崇其經典地位。儘管如此，作為史學經典的〈過秦論〉從宋代開始也受到質疑和重新解讀。宋代批評家開始表現出對於〈過秦論〉某些不滿，包括對其史識和史實等方面的批評和質疑，表現出宋人對於經典那種獨立的見解和批評精神。如吳枋《宜齋野乘》有「過秦論誤」一條：「賈誼〈過秦論〉言：『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按：秦昭王五十一年滅西周，其後七年，莊襄王滅東周，四年莊襄卒，始皇方即位。則吞二周乃始皇之曾祖與父，非始皇也。」（《說郛》卷十一下）這是指出其歷史事實方面的錯誤。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一：「賈生〈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春秋時殽桃林，晉地，非秦有也。」這是從歷史地理的角度對〈過秦論〉的批評。
宋人對於〈過秦論〉的批評比較集中在它對於秦代失敗原因的總結。〈過秦論〉上篇結語：「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在北宋就有人批評賈誼所謂「攻守異勢」看法了。蘇軾曾在〈儒者可與守成論〉中為賈誼辯解說：「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為二道。故具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文、武、禹、湯之威德，亦儒者之極功。」（《東坡全集》卷四十）蘇軾之意贊成賈誼之論，認為是因為人們誤解了賈誼此話，所以才以「攻守為二道」。不過，蘇軾為賈誼辯解僅說「聖人取守一道」，根本沒有就賈誼之語展開論證，所以這種辯解沒有多少說服力。「蘇門四學士」之一張耒就針對〈過秦論〉專門寫了〈秦論〉：
賈生論秦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世以為確論，予獨謂之不然。夫攻守殊而事相關，異施設而同利害，其守之安危，觀其攻之善惡，其報應如表影聲響之不差也。……故如是而取之，必如是而失之。安有以盜賊所以取之，而能以君子之道守之歟？秦王始滅韓齊，大率十年間耳。皆滅人之國，虜人之君，其毒至慘也。夫此六國諸侯者其上世皆有功於民，又皆據國數百年，其本根深結於人心者。固一旦芟夷盪覆之，其勢必不帖然而遂已，如塞大水，伐大木，其漸漬之末流，播散之餘種，將且復漲而暴興，不得其寂寥，氣盡則不止。秦雖欲反其所以取之道守之，而其機必成，其勢必復矣。故秦之事不可為也。嗚呼，秦滅六國不十餘年，而六國並立，秦以不祀，其效豈不然歟？故賈生之論，戲論也。（《柯山集》卷三十五）
張耒引據大量史實來抨擊賈誼「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的觀點，針鋒相對地提出「夫攻守殊而事相關，異施設而同利害，其守之安危，觀其攻之善惡，其報應如表影聲響之不差也。」甚至認為「賈生之論，戲論也」，這些都是對〈過秦論〉的史識和結論進行的批評，其實也就否定了它為前人所肯定的主要的史論價值。這樣，它所具有的史學經典地位自然而然地受到懷疑。這當然不是張耒的個人看法，而差不多是宋代儒者的共識。如胡宏「賈生謂攻守之勢異，非歟？曰：攻守一道也。是故湯武由仁義以攻，由仁義以守。漢唐以仁義而攻，以仁義而守。子孫享之各數百年，蓋得其道也。」（《知言》卷三）宋儒的普遍看法是攻守一道，仁義而已。
有些學者則進一步從漢初思想界背景考察賈誼〈過秦論〉思想雜駁的根源：「誼之論秦備述本末，而斷以兩言。可謂至矣。然誼之意，以攻守為二塗，用權謀以攻，而用仁義以守，然後為得。漢初豪傑所見大抵如此，故陸賈有逆取順守之言，而誼亦為攻守異勢之說，豈知三代之得天下與守天下，初無二道乎？此誼之學所以為雜於申韓也。」（真德秀《文章正宗》卷十二選〈過秦論〉評語）這是說賈誼的思想受到漢初思想界的影響，「雜於申韓」，所以〈過秦論〉才會有「攻守異勢」之論[15]。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一九也說：「賈生論秦，專指險塞攻守，殊不然。周在岐、邠，何嘗用險？……賈生本用縱橫之學，而並緣以仁義，固未能得其統也。」其意謂賈誼〈過秦論〉的史學見解並非純儒學思想。明王世貞撰《弁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九：「賈長沙〈過秦論〉末所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為宋儒所笑，不知其原出於丹書也。曰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世貞雖然為賈誼辯解，認為其說法是淵源有自的，但恰好說明賈誼的說法是出於儒家之外的學說。
有人認為，〈過秦論〉的一些觀點不但錯誤，而且十分幼稚。〈過秦論〉提到秦始皇之後，「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嗸嗸，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又提出，如果二世能夠任忠賢，免刑戮，輕賦少事，以威德與天下，就算他是一個庸主，天下仍可以太平。真德秀在《文章正宗》卷十二按語中批評賈誼這種說法道：
誼所謂「天下嗸嗸，新主之資。此正孟子饑渴易飲食之說也。」然桀紂之虐，必有如湯武者代之，然後可以慰斯民之望。若二世者，以始皇為之父，趙高為之師，所習見者，非斬刈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誼乃以任忠賢、憂海內望之，何異責盜跖以伯夷之行乎？且國於天地，必有以為之根本者。根本不搖，然後扶植之功有所措。彼秦皇者，徒以力吞天下，而非有憑藉扶持之素也。天命人心之去也久矣。借使嗣君有庸主之行，欲以區區小善，挽而回之，是猶以杯水救輿薪之火耳，焉能大有益哉？昔有謂太甲苟不能改過，則商必亡，秦能立扶蘇，則秦必祀。先賢非之曰：以成湯之聖德，天必不使太甲終於桐宮，以始皇之暴虐，天必不使扶蘇得嗣守其業。斯言當矣。如誼所云，真書生之論也。今姑以其文而取之。
真德秀認為賈誼立論的基礎不存在，指出「如誼所云，真書生之論」。認為賈誼〈過秦論〉聞名天下，對秦二世的期待完全是不切實際和幼稚的書生之見，但因為文章寫得好——「姑以其文而取之」。於是，〈過秦論〉的史論經典地位因受到質疑而動搖了，但是其文章經典的地位仍自巋然不動。
四、文本細讀與文體分析
從宋代開始，與儒學的高度發展同步，經典的重新解釋成一代新風。在文學批評領域裡，這種風氣則促進對文學經典的解讀尤其是向有解釋深度的細讀方面發展。宋人對〈過秦論〉的史識與史實提出質疑，從另外的角度看，這正說明〈過秦論〉是經過了宋人的字斟句酌的。從文章學研究來看，這是有其積極意義的：宋人開始重視對〈過秦論〉技法章法的研究，從寫作與應試的實用角度去細讀和評點，所以真正把〈過秦論〉作為古文經典加以闡述是從宋代開始的，此之前〈過秦論〉雖然被認可為經典，但只是比較籠統的評價，既未從文章學的角度分析過，也未有過明確的文體研究。
對於〈過秦論〉有些批評家是從文章總體結構寫作方法來分析的。如李塗的《文章精義》：「文字有終篇不見主意，結句見主意者。賈誼〈過秦論〉，『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韓退之〈守戒〉『在得人』之類是也。」這種批評成為定論。〈過秦論〉開始極寫六國之強，而卻為弱秦所滅，秦有天下，卻為遠不及六國兵力與智能的陳勝、吳廣所推翻，在敘述過程中，作者僅陳事實而不表述自己的觀點，到了篇終才點出秦亡是由於「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的原因，文章也嘎然而止。這就是所謂的「有終篇不見主意，結句見主意者」。這種批評比較偏重於對文章形式的分析。
宋人甚至對〈過秦論〉的用典出處也都做了細緻的考察。如俞琰《書齋夜話》卷一：「文子云：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賈誼〈過秦論〉末句蓋用《文子》語。」劉克莊更指出〈過秦論〉「陳涉鋤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鎩；謫戍之眾，非抗九國之師」的句子語本《呂氏春秋》「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系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鉏耰匂挺，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並且稱賈誼是「善融化者」（《後村詩話》卷六）。我們注意到劉克莊的這番分析是出現在詩話中，而不是文論中的。可見評論者是要以賈誼「善融化」的寫作技巧用來指導詩歌創作。這說明宋人已經把〈過秦論〉放到一個更為廣闊的文學視野中去看待了。
將〈過秦論〉的古文風格與詩歌風格進行比較則更能看出宋人對其審美價值的認識。許顗的《許彥周詩話》就是以〈過秦論〉來批評詩歌的：「鮑明遠〈松柏篇〉悲哀曲折，其末不以道自釋，僕竊恨之。明遠《行路難》壯麗豪放，若決江河，詩中不可比擬，大似賈誼〈過秦論〉。」認為鮑照的詩歌《行路難》文采與氣勢在詩歌中無可比擬，只能比為文中的〈過秦論〉，這種批評也與宋人打通文體「以文為詩」的觀念有著密切的聯繫。
宋人開始從文體角度審視〈過秦論〉的特色與地位。宋代高承的《事物紀原》追溯各種事物的起源，其卷四「論」條如下：「《文心雕龍》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目為《論語》。蓋群論立名，始於茲矣。莊周之書，有嘗試論之。荀卿有〈正論〉，賈誼有〈過秦論〉，論以荀、賈為始。」這是把賈誼的〈過秦論〉作為「論」體文章之始。而吳子良在提到「論」體文的先導時也舉〈過秦論〉為例[16]：「論之名起於秦漢以前，荀子〈禮論〉、〈樂論〉、莊子〈齊物論〉、慎到〈十二論〉、呂不韋〈八覽〉、〈六論〉是也。至漢則有賈誼〈過秦論〉，昉乃以王褒〈四子講德論〉為始，誤矣。」至元代郝經更對「論」體文的發展詳加分析：「六經無論，至莊、荀騁其雄辯，始著論，如〈禮、樂正論〉，〈齊物論〉等皆篇第之名，未特以為文也。漢興，賈誼初為〈過秦〉一篇，始以為題而立論。於是二京、三國諸文士，往往著論，大抵反覆明理而已，辭達義暢，不以文為勝也。」（《續後漢書》卷六十六上注）在這裡，他指出〈過秦論〉是最早依題立論的論說文。從文體的角度看，《荀子》的文章已不再是語錄或對話的連綴，而是自成體系的專題論文，這在先秦諸子之文中，是頗為出色的，在文體發展史上，無疑具有重要地位。不過《荀子》之文多系專題式學術論文，而〈過秦論〉卻是最早成熟的獨立論說文，也是史論文成熟的標誌。
宋人既看到〈過秦論〉作為論說文的文體特點，同時也指出其具有文體變異的因素。宋代項安世指出〈過秦論〉是以賦體為古文：「予嘗謂賈誼之〈過秦〉，陸機之〈辨亡〉皆賦體也。大抵屈宋以前，以賦為文。」（《項氏家說》卷八「說事篇」一「詩賦」條）所謂「以賦為文」就是古文寫作中借用賦體鋪陳誇張的寫法。〈過秦論〉中不少鋪陳、對偶、排比的句子，也確實近乎賦體，讀起來氣勢雄健，文筆恣肆酣暢，既增加了語勢也適應了鋪陳史實的需要。由此可見〈過秦論〉文體特色的複雜性和豐富性。所以錢鍾書以之為文章「破體」的例子：「名家名篇，往往破體，而文體亦因此而恢弘焉。……賈生作論而似賦，稼軒作詞而似論，劉勰所謂『參體』，唐人所謂『破體』也。」[17]
在宋代這個敢於挑戰經典和權威的時代，作為古文經典的〈過秦論〉也受到一些人的批評，同時又出現了針鋒相對的討論。有人提出「漢人文章最為近古，然文之重複，亦自漢儒倡之。賈生〈過秦論〉曰：『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四句而一意也」（孫奕《示兒編》二十三卷「文重複」條）。林希逸對此加以辯護：「論古文者，以省字省句為高，若〈過秦論〉所謂『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其間十六字，只是一意。蓋不如此，不足以甚孝公之用意也。若以并吞為心，是有甚其用心，猶在四海之表也。今觀始皇既並六國，有天下，遂築長城，限匈奴，南取百粵，非并吞八荒之心乎？」（《竹溪虞齋十一稿續集》卷二十八）[18]其實秦漢文章，本受戰國時期縱橫家的影響，喜歡誇張與鋪陳，〈過秦論〉正是為了強調而採用重複與誇張的寫法，至於這種寫法是否產生了好的效果，倒是可以見仁見智。
自宋代以後，〈過秦論〉進入了眾多的古文選本，比如：宋代樓昉《崇古文訣》選上篇、真德秀《文章正宗》全選三篇、元陳仁子輯《文選補遺》收《文選》所未收的後二篇、明賀復征編《文章辨體匯選》選全三篇。明梅鼎祚《西漢文紀》選全三篇、《文章正論》選上篇、《文章指南》選全三篇。《秦漢鴻文．兩漢鴻文》選全三篇、《秦漢文膾．先秦兩漢文膾》選上篇、《秦漢文鈔》選全三篇、明倪元璐編《秦漢文尤》選全三篇。《文翰類選大成》選上篇、明方岳貢評選《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國瑋集》選全三篇、清代蔡世遠編《古文雅正》選上篇、康熙《御選古文淵鑒》選全三篇、《古文辭類纂》選全三篇、《古文觀止》選上篇、高步瀛《兩漢文舉要》選全三篇。〈過秦論〉被大量的選本收入，其經典地位也就更為鞏固。歷代許多文章選本對〈過秦論〉還有評點細讀的文字，影響也很大，至於歷代筆記對於〈過秦論〉的評論就更是不可勝數了。
五、結語
自秦漢以來，中國社會一方面王朝政權更迭頻繁，另一方面封建社會總體又處於超穩定的結構。前者使關於政權盛衰的經驗教訓成為歷代統治者和政治家以及文人所共同關心的核心問題；後者則使許多事物的評價標準乃至某些文學經典評判標準也同樣具有超穩定性。而這兩者相輔相承構成推動〈過秦論〉經典化的合力，〈過秦論〉之所以歷久不衰，就是它直接觸動了中國封建社會最為敏感又生命力最強的神經。經典的形成是歷代人們審美價值觀選擇的結果。〈過秦論〉文本所具有的豐富價值內涵差不多可以滿足古代文人各種心理需求與期待。〈過秦論〉在漢代之所以被重視，是因為它有強烈的時代性，符合當時人們的政治需要。〈過秦論〉談論的是秦代，但也是對當代政治建設的參與。〈過秦論〉的經典化，反映了歷代文人對於政治的關心與強烈的參與意識。古人認為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在中國古代文章之中，政論與史論又是與「經國之大業」關係最為密切的重要文體類別之一，可以成為立功立言之作。唐代劉禹錫說：「古之為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劉賓客文集》卷十九〈唐故衡州刺史呂君集紀〉）就是把〈過秦論〉作為文人「立言」的典範。許多古人把〈過秦論〉作為文人之抱負與不平的經典符號，〈過秦論〉的經典化，也是因為他們在〈過秦論〉和賈誼身世上，投射了自我的用世懷抱與塊壘。
經典是作者與讀者共同創造的。以〈過秦論〉而言，它之所以成為經典，是因為它本身確是傑作，另外也有讀者與批評家參與創造之功。從傳播角度來看，它先被《史記》後被《文選》錄入，是其成為經典的關鍵，這兩部史學與文學巨著差不多就奠定了它的經典地位，使之成為史學與文學的雙料經典。
〈過秦論〉兼有文學性和實用性。在唐代載有〈過秦論〉的《文選》是文人的必讀書；到了宋代，考試重試論，論是必考科目的文體，所以〈過秦論〉作為「論」的典範，也是文人的必讀書。明代以後講究「文必秦漢」，〈過秦論〉更是不可移易的古文經典。到了現代，〈過秦論〉仍是高中語文課本的入選書目，所以從《史記》、《文選》到歷代文集，〈過秦論〉差不多都是文人的必讀書。可見後代考試製度和社會風氣對〈過秦論〉經典地位的鞏固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中國古代許多文學經典由於各時代文學風尚的嬗變而地位升沉不定，但是〈過秦論〉卻是屹然不動的，各種文學風尚似乎都可容納它。比如它同時得到古文家與駢文家的青睞，它既符合「文必秦漢」的美學傾向，又符合駢文講求文采與鋪陳手法。從文體來看，它受到兩大流派的肯定，這在文章學史上是比較少見的。〈過秦論〉為《文選》所錄，後又為《駢體文鈔》等所錄[19]。當然它更多地為各種古文選本所選入，如代表桐城派古文主張的《古文辭類纂》、高步瀛《兩漢文舉要》就都把〈過秦論〉作為首篇，這恰好說明〈過秦論〉在文體方面的特殊性和豐富性。
總的來說，〈過秦論〉的經典之旅就是它的史論、政論價值與文學價值被不斷闡釋的過程：從最初由史論、政論價值而邁入經典殿堂，到集史學經典和文學經典於一身的輝煌。宋人雖然質疑其史學價值，它的文學經典地位仍固若金湯。後代眾多的選本更是不斷強化其經典地位，時至今日，〈過秦論〉不僅是通常中國文學史所必涉及的篇章，而且還作為古文經典收入中學的課本。看來〈過秦論〉還將在它經典的旅程上繼續前行。
一篇作品寫得好不好，取決於作者個人的才能；但它能否成為經典，卻不僅僅是作家本人所能決定的。〈過秦論〉這一文學經典是賈誼與歷代讀者所共同創造的。
摘錄自：《文學評論》，2005年第3期，頁136-145。
注釋：
[2] 《過秦論》的篇名與分篇歷來眾說紛紜，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下》：「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原註：今傳《賈氏新書》，首列〈過秦〉上下二篇，引為後人輯定，不足為據。《漢志》：《賈誼》五十八篇，又賦七篇，此外別無論著，則〈過秦〉乃《賈子》篇目明矣）。因陸機《辨亡》之論，規仿〈過秦〉，遂援左思『著論准〈過秦〉』之說，而標體為『論』矣。」所以當時的篇名也未必就是現在我們所見到的「過秦論」，班固在《典引》中就稱為《過秦篇》。現傳賈誼《新書》各版本亦有兩篇與三篇之別，分三篇者，各篇的先後次序也有所不同。《史記》在《秦始皇本紀》與《陳涉世家》中，割裂其原文用做贊語。而《漢書．陳勝項籍傳》也引用了《過秦論》的部分文字，後來《文選》所收錄的也並非其全文，這就更使得這個古文經典的原來面貌顯得撲朔迷離了。宋代真德秀編選的《文章正宗》將其分為三篇，次序就與我們現在所常見的不同。《古文辭類纂》根據《史記》，重行編次定為上中下三篇。高步瀛《兩漢文舉要》按語說：「〈過秦〉當依小司馬《索隱》及賈誼《新書》潭州本作三篇是。上篇過始皇，中篇過二世，下篇過子嬰，界畫甚明」。參看孫欽善：〈賈誼〈過秦論〉分篇考〉，中華書局出版《文史》第3輯。
[11] 當然也有人對賈誼不表同情。蘇軾的〈賈誼論〉說賈誼不能被漢文帝重用，「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都是因為「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而蘇轍則認為人不能求全，賈誼既然被老天賦予了非凡的才華，命運就不可能一帆風順了（《欒城集》卷五十〈賀歐陽副樞啟〉）。
[18] 錢鍾書對此有不同評價。他認為「今乃讀之祇覺橫梗板障，拆散語言眷屬，對偶偏枯杌隉」。「堆迭成句，詞肥義瘠。」「此論自是佳文，小眚不掩大好，談者固毋庸代為飾非文過也。」（見《管錐編》「全漢文卷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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