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通過對魯迅與廈門關係的文獻考察，指出在魯迅與廈門關係的文學史敘述中，存在一個「廈門敘事難題」：也就是魯迅和廈門關係的文學史敘述，主要取決於敘述者的立場和當時意識形態的關係，與真實歷史事實的關係並不緊密。這種文學史敘述在相關的魯迅研究中具有普遍意義，如何獲得更符合歷史事實的文學史敘述，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關鍵字：
魯迅；廈門大學；文學史；文學史料
朱水湧、王燁主編的《魯迅：廈門與世界》（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是2006年在廈門大學召開的一次關於魯迅研究的國際性學術會議論文集，所收文章多出自國內魯迅研究界主要專家之手。選擇在廈門大學召開魯迅研究的國際會議本身，就說明魯迅與廈門關係的文學史敘事，是一個引人注意的話題，這本論文集中關於魯迅與廈門的文學史敘事，讓我再次想到了魯迅研究中的「廈門敘事難題」。
魯迅研究中的「廈門敘事難題」是指：當魯迅成為某種意識形態高度認可的偉大形象時，凡與魯迅早年生活有過聯繫的區域中，都有一種將魯迅形象無限抬高的傾向。這種魯迅與某一區域間關係的文學史敘事，隨著政治風潮的變化而變化。魯迅在廈門大學的經歷最短，也最不愉快，但魯迅研究中的「廈門敘事」卻能不斷回避魯迅與他生活環境的衝突，過去這種文學史敘事能夠成立，建立在否定魯迅對立面且對立面不可能回應的前提下。現在文學史敘事的難題在於，要保持魯迅絕對的正面形象，但同時也不能再傷害他曾經生活環境中的其他歷史人物，包括這個環境本身。在改革開放前的魯迅研究中，傷害魯迅的對立面不成為問題，貶低他所生活的歷史環境也不成為問題，但當歷史變化之後，既要保持魯迅的正面形象同時也要肯定他所生活的歷史環境及其他相關歷史人物，難題就隨之出現了。魯迅生前沒有說過廈門大學一句好話，但廈門大學卻很早就建立了魯迅紀念館並為魯迅塑像，現在廈門大學的校名題字也選擇了魯迅手跡。解讀這個歷史的吊詭，對魯迅研究不無啟發。
魯迅研究中的「廈門敘事難題」由下列文獻共同構成：
陳夢韶《魯迅在夏門》（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
廈門大學中文系編《魯迅在廈門資料彙編》（內部印刷，J976年版）。
廈門大學中文系著《魯迅在廈門》（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廈門大學中文系著《魯迅在廈門》（修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廈門大學魯迅紀念館編《魯迅在廈門著作篇名印譜》（內部印刷，1978年版）。
張震麟編文，翁開恩繪畫《魯迅在廈門》（連環畫，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陳逸飛、魏景山為《魯迅在廈門》所作的三幅油畫（見《魯迅在廈門》修訂本）。
朱水湧、王燁主編《魯迅：廈門與世界》（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1949年後的魯迅研究，作為一個政治和學術交織在一起的問題，它體現出這樣幾個特點：一是研究魯迅無風險，只要不超出意識形態的範圍，研究魯迅可以是一種學術活動，同時也可以在政治上獲得收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成名的文學評論家，幾乎都曾涉及魯迅研究，從李希凡、李澤厚到姚文元、余秋雨等；二是凡早年與魯迅不和但在政治上還沒有出局的各種人物，都以承認魯迅完全正確的方式來表明自己的歷史失誤，郭沫若以及所謂的「四條漢子」莫不如此，他們都以特殊的方式表達對魯迅的敬意，如郭沫若為紹興魯迅紀念館題寫館名；三是凡與魯迅早年不和的人，不可能再公平陳述自己早年真實的歷史，以魯迅的是非為是非，成為觀察中國現代文化史的基本模式；四是當時主流意識形態反對的東西恰好與魯迅的觀點重合，如反對北洋政府、反對國民黨政府和反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等。在這個時代背景下，魯迅與區域文化間的關係，成為學術研究的一個重心，當時出版的類似著作有《魯迅在紹興》《魯迅在北京》《魯迅在日本》《魯迅在廣東》《魯迅在杭州》《魯迅在上海》《魯迅在廈門》等，凡魯迅停留過的地方，幾乎都有相關的研究著作出現。在魯迅與區域文化的關係中，魯迅與廈門的關係是最簡單的，他與廈門的關係其實主要就是與廈門大學的關係，他在廈門大學只有一個學期，但後來廈門大學依賴對魯迅政治態度的高度認同，反而在簡單的歷史關係中，通過魯迅研究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廈門敘事」。
魯迅研究中的「廈門敘事」並不是一種先有成熟預設的學術構想，而是一種政治文化居於主導地位時，學者的偶然選擇，這種選擇暗含了自我保護的本能，同時也成為了一種學術潮流。1949年前，關於魯迅在廈門生活的經歷，只有兩篇簡短的文字，一篇發表在《北新》雜誌上，一篇發表在《魯迅先生逝世紀念集》裡。如果在一個正常的學術環境裡，魯迅與廈門的關係，不可能發展成一種典型的「廈門敘事」，可以想像，一個學者在一地簡單的四個月校園生活，要建構起一套較為完整的文學史敘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這個歷史敘述要包括紀念館、塑像、相關的文字研究等一系列學術工程，而事實上，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中，魯迅研究中的「廈門敘事」恰好完成了。
1954年出版的陳夢韶的《魯迅在廈門》是「廈門敘事」最重要的學術工作，後來「廈門敘事」的成形，基本建立在陳夢韶學術工作的基礎上。陳夢韶的《魯迅在廈門》建立在自己真實的經歷和詳細調查研究基礎上，陳夢韶這項學術工作的重要性是完整建立起了「廈門敘事」的史料基礎，雖然他的立場在魯迅一面，偶有對「現代評論派」的不敬之語，但並沒有因為這個原因對其他歷史人物進行有意貶低或者對當時廈門大學的校政作過多負面評價。可惜魯迅研究中的「廈門敘事」最終沒有沿著陳夢韶的路徑前行，而是越來越向偏離歷史事實的方向行進。
1957年，曾在廈門大校任教的川島寫了一篇《和魯迅先生在廈門相處的日子》，在讚揚魯迅在廈大工作的同時，對廈大校長林文慶進行了貶低，說他：「長的樣子像從前日本大學眼藥的商標，或者不如說大學眼藥的商標像他。在新加坡以行醫致富，中國人而是入了英國籍的，基督徒而是信奉孔子的⋯⋯」[1]早期魯迅研究中的「廈門敘事」中主要採取的是對歷史人物和事實的回避態度，因為當時和魯迅在廈門共事的同事基本都還健在，雖然在政治思想上這些人物已處於邊緣，但在實際生活中他們還有一定的學術地位，並不是完全被否定的歷史人物，比如顧頡剛等人，還有一個就是對當時廈門大學的評價。廈門大學是中國舊大學中極少延續到1949年後而沒有變更校名和校址的大學之一，加之陳嘉庚始終是獲得正面評價的僑界領袖，這樣早期完成的「廈門敘事」對於舊廈門大學基本也取回避態度，因為完全否定廈門大學的歷史和其他教員的工作，顯然不合歷史事實，又不尊敬陳嘉庚，但又要同時放大魯迅在廈門大學短暫工作的時代意義，這就決定了早期魯迅研究中「廈門敘事」的內在矛盾，這個內在矛盾到了1976年才得以解決，因為此時可以毫無顧忌地否定魯迅在廈門大學的同事，同時也可批判廈門大學。但這個內在矛盾的解決又是建立在違背歷史事實基礎上的，從邏輯上緩解了「廈門敘事」的內在矛盾，但在歷史事實上卻走得更遠了。
1976年9月，幾乎同時完成的《魯迅在廈門資料彙編》和《魯迅在廈門》，基本完善和定型了「廈門敘事」的模式。在這兩本著述中，《魯迅在廈門資料彙編》的學術價值今天依然存在，它對當時廈門大學與魯迅相關史料的發掘和收集，使這本資料集的生命力長存，在所有關於「廈門敘事」的建構中，這本史料集和陳夢韶的著作最有學術意義。而《魯迅在廈門》及它的修訂本，則基本以虛構歷史和隨意拔高魯迅為基本敘事方式，而書中出現的陳逸飛和魏景山的三幅關於魯迅在廈門大學的油畫，也完全建立在「高大全」和「紅光亮」的思維上，到了《魯迅在廈門》的連環畫中，凡與魯迅對立的歷史人物無不形容委瑣，唯有魯迅一人高大無比。魯迅研究中的「廈門敘事」到了《魯迅在廈門著作篇名印譜》完成時，一時就很難再找到與這種形式相比的讚譽方式了。
當魯迅研究中的「廈門敘事」經歷長久時間和各種形式的整合後，這種敘事模式就成為一種習慣，至於其中的真實歷史事實，一般的研究者也就不再加以辨析，延續下來的「廈門敘事」也就成為一種新的歷史，只不過這種歷史是經由敘事者主觀選擇而造成的歷史。這種歷史思維今天還有它的慣性。王富仁在《廈門時期的魯迅：穿越學院文化》中認為：「魯迅一到廈門大學，就感到與其它教授共同進餐時的談話是很無聊的。應該說，他的這種體驗並不是沒有一點內在根據的，並不能僅僅理解為他的脾氣古怪⋯⋯在廈門大學這座文化教育的孤島上，情況就有了些不同。不論是廈門大學的陳嘉庚，還是當時的校長林文慶，重視的都是中國有沒有文化、有沒有教育的問題，而不是發展什麼樣的文化、什麼樣的教育問題。他們在文化思想上都更是隨順潮流的，對像魯迅這樣的文化『激進派』、『先鋒派』，即使不加有意的排斥，也有一種無意的漠視。」[2]
這個判斷建立在既成的「廈門敘事」前提下，就邏輯本身判斷，都很嚴密，但與歷史事實並不相合。因為要追問歷史人物當時的思想狀態是非常困難的，比較並判斷這些歷史人物思想狀態的高下就更是難上加難了，今天海外專門研究陳嘉庚和林文慶的學者，恐怕很難認同王富仁的判斷，因為這個判斷沒有建立在史料基礎上，還是把魯迅作為一個先進的文化戰士來理解，並以文化戰士所應當具有的先進思想作為「廈門敘事」的邏輯起點，這個思維的結果，很容易導致魯迅到廈門來完全是為思想文化奮鬥並以此為自己的職志，其實歷史哪會這樣簡單。把一個常態社會中正常的人與人之間交往的矛盾，上升為思想文化的衝突並明確分出正負甚至敵我的判斷，其實與真實的歷史並不相合。近年魯迅研究的「廈門敘事」雖然已去政治化而轉為學術化，但「廈門敘事」的基本思維還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
「廈門敘事難題」的真正解決，還是要回到真實的歷史處境中，這種敘事如果還建立在以完全否定其他歷史人物和廈門大學校政的前提下，那就很難讓人信服。
本文摘錄自《自由評論．當代文壇》，2009年1期，頁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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