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左傳微》係評點《左傳》之作，成書於科舉即將見廢的環境下，作者吳闓生（1877-1949），兼有中西學術背景，且《左傳微》正式發行是在新文化運動反對傳統學術之際，因之本文欲探究的是，在如此變動的時局下，《左傳微》對《左傳》的闡解是否有殊別於傳統處？其評點在《左傳》學流變史上的意義為何？
吳闓生於《左傳微．例言》明言「此編專以發明《左氏》微言為主。」為了讓經典所存之「恆常至道」不被誤解，故於大義之外，對深曲委婉方式表達的微言，更仔細爬梳。綜觀吳闓生於《左傳微》所提出的微言眇意，實仍以尊王、黜霸、攘夷等大義為主軸，從而檢視人物的道德甚至心機。《左傳微》研尋的義理，有涵融三傳之處；也不排斥偶以西方學術論《左傳》微言；對封建尊尊精神，也重新辨析，力圖與「以德禮率下，不飾偽也」的精神會通；而這樣的作法的確很能展現經典面對新時代的新精神。
吳闓生在細密點評之中，關注的仍是經義，此正其尊經作法。尤其在經典邊緣化的風氣底下，《左傳微》明揭以經讀之，已是充分體認而力圖振作的宣示。而混論三傳或引子論傳，以及展現傳統尊尊思維的是非精神，皆以經典的包容性展現其時代精神。而所謂微言眇旨的發掘，除了充分展現語言的曲折美學之外，其實亦顯示經學解說的多樣化，凡此，皆其未許經典向黃昏之苦心也。
關鍵詞：
《左傳微》、吳闓生、《左傳》、微言大義、評點
壹、《左傳微》及其作者《左傳微》
作者吳闓生（1877-1949），號北江，安徽樅陽（原屬桐城縣）人，桐城古文大家吳汝綸（1840-1904）之子。吳闓生雖為桐城古文派傳人，但其父吳汝綸曾為曾國藩（1811-1872）、李鴻章（1823-1901）幕僚，屢誡門生子弟治學「以能濟時變為歸宿」。[1]後來吳闓生從父命留學日本，吳汝綸甚至指示他放棄科考，轉習「理財、外交」等「專門之學」。[2]
吳闓生身處新舊世代交壤之際，又兼受傳統與新式教育，早年習業目標為科舉，之後卻在時代浪潮之下，成為新政府的財政官員。諸般轉折的經歷，對時局變動與傳統價值之間的張力，其觀察當有「別具滋味」之處。
《左傳微》一書，乃吳闓生評點《左傳》之作。評點古籍的風氣與科舉考試有密切的關係，[3]而對《左傳》裡的人事專文評騭，則大興於宋代，這其實也與時文策論有關。[4]但《左傳微》成書於科舉即將見廢的環境下：吳闓生於〈例言〉明言「此書初稿係宣統初元（1909）與同學劉君宗堯培極所合著。」書前吳闓生弟子曾克端（1900-1975）的序，則標明出版於1923年，且提到對初稿略有修訂。吳闓生赴日留學是在1901年，可見得《左傳微》自成書乃至修訂，都已是吳闓生接觸西學之後的事了，那麼，在世局變動、科舉即將見廢等環境的刺激，以及評點者本身視野改變之下，於其中當可窺得吳闓生對新舊價值「加緒含容，冀可彌縫」的努力與詮解，在此氛圍之中，《左傳微》對《左傳》的闡解是否因而殊別於傳統意見？其評點可有異乎其他「時文範本」之處？
最主要的是，「評點」常出自於評點者「自許為理想讀者」的心態，吳闓生也不例外，他批評前人對《左傳》文本「割截文本，以散入于經」[5]、「撓亂次第」；[6]對《左傳》的闡解「無當於大旨」、[7]「支離牽附」，[8]因此《左傳》的玄微之旨「伏沈九幽，闇而不章者，蓋二千歲於茲矣。」[9]其弟子則稱《左傳微》的評點與移易次第，可以達到「幾若坐吾黨於周秦魯衛間，與邱明相上下其議論也」的效果。[10]可見得，《左傳微》一書之作乃為了彰顯《左傳》「玄微言之旨」，[11]立意異乎其他出於時文範本之思的評點。以個別著作的獨創性、原創性、重要性而論，《左傳微》論義理實非專門經師之倫；出之以評點方式，亦不過承前人餘緒；該書出版又在新文化運動已成氣候之後，新式教育與學門分科已成定式，於學術界的重要性自非傳統時代可比。但由治學的觀點來看，學者的身分取代傳統經師，亦是傳統學術迎向新世代的必要轉型；由儒家教育的角度來看，吳闓生以此書為教科書，教學目標由科考轉變為弟子立身之囑、從政之思，光就這點，不能不說的確更接近孔子當年對學生教育的期待；最重要的是，由學術流變史的角度來說，國學與西學角力之勢，已由迎戰西學，而漸趨沈寂，甚至公家教育已純然採西學制度，吳闓生選擇於此時期出版《左傳微》，必有其自許之時代精神，故探究此書實觀察《春秋》學流變史不可缺少之一環。
貳、《左傳微》評點要義──識大體與謹小節
吳闓生在《左傳微．例言》第一則提到：「聖門之學，有微言有大義，《左傳》一書於大義之外，微言眇旨尤多。此編專以發明《左氏》微言為主。」[12]發明微言做甚麼呢？吳闓生曾批評視《左傳》為編年史者，以年月日領事，導致事件破碎割截，「寧能勸人觀覽，興其勸懲哉？」[13]可見得吳闓生認為，如若不能讀出作者「寄意于幽微，託趣于綿邈」之用心，如何於閱讀之際「興其勸懲」？如此一來，豈非易落入揚雄所歎之「勸一諷百」？因此，為了讓經典所存之「恆常至道」不被誤解，則於大義之外，以深曲委婉方式表達的微言，更該被仔細爬梳。
清劉熙載（1813-1881）《藝概》論《左傳》諸條：「杜預謂《左傳》『其文緩』；呂東萊謂『文章從容委曲而意獨至』，惟左氏所載當時君臣之言為然。蓋由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其辭氣不迫如此。此可為元凱下一注腳，蓋緩乃無矜無躁，不是弛而不嚴也。」[14]吳闓生所持意見大底與劉氏此說類似──即使字面「無矜無躁」，可不表示作者對其中人事的行事評斷是「弛而不嚴也」。
綜觀吳闓生於《左傳微》所提出的幽微之意與綿邈之趣，側重對人物品德行事的評騭，今觀其篇目亦可瞭然。《左傳微》篇目多標以「某人行某事」，如〈臧孫紇出奔〉、〈齊崔慶之亂〉、〈豎牛之亂〉、〈衛靈之立〉、〈宋華向之亂〉……等，而於篇目之下注出對當事者的論定，如：「〈周鄭繻葛之戰〉：此篇以鄭莊之不臣為主」；「〈晉文之霸〉：勝楚以狐疑多慮為主，見其僥倖；勤王以天子降心為主，明其不臣」等。很明顯地，其中的邏輯是「先有其人其心」，而後有「相應之行事」。吳闓生一向認定《左傳》解經語咸是後來經師附會之曲說，[15]屢見屢斥，但桓公二年君子評華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之語，卻獨見稱「警湛」：
此亦經師曲說。惟其義頗警湛。（卷1，宋華督之亂，頁15）
朱熹曾說：「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于我矣。」[16]私欲之不勝，則小節未謹，終有大患，此何以吳氏評點時，以尊王、黜霸、攘夷等大義為主軸，從而檢視人物的道德甚至心機。但《論語．子張》也分明提過：「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因此對於不同身分或特殊狀況者，吳闓生也有不同期待，反以識大體為許，此儒家恕道之具體呈現也。以下就以大體與小節兩個面向，探析吳闓生對人物品德行事的道德標準。
一、大體為重
司馬遷曾藉魯仲連之口，說出心聲：「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17]此後士人屢以此自勉，尤其於非常時期，君臣輒以「忍辱負重」相砥礪。《左傳》所記，固非常時期也，在這個時期，代表封建井然有序精神的逐漸崩塌，「尊尊」、「親親」大義，消隱在「御王師」、「段不弟」、「羽父弒隱公」……等王室與諸侯、或諸侯國內部大大小小悖倫違禮事件之中。單就《左傳》開篇的隱公來說，其身分與當不當即位，乃至見弒於桓公等，咸有「尊尊」、「親親」大義之議論空間，故前賢肯定《春秋》始於隱公，必有深義。[18]吳闓生也認為《左傳》於此必有諸多微言，《左傳》對隱公行事的屬辭比事，以及隱藏其後的微言眇旨，必定具有「開宗明義」之用意。
《左傳微》如何評價隱公呢？吳闓生定此相關記事之篇名為「隱公之難」，認為「隱公讓位居攝」是「謹小節而昧大體」，為了成就「嫡庶」尊卑之節，結果引致「篡弒之禍」。[19]立此篇旨之後，吳闓生即於行文屬辭比事之間尋證據，首先申論，何以《左傳》詳記隱、桓之出生：
隱、桓之爭由於嫡庶之分，故先從本源敘起。（卷1，隱公之難，頁1）
其下則引蘇軾「（隱公）為非嫡，與桓均爾」等意見，申明隱公與桓公皆非元妃所出，兩人是否果真存有「嫡庶」之別，頗有可議之處。且由《左傳》屬辭比事，顯見有「賢隱公抑桓公」之意：
聲子，媵也，文曰「繼室以聲子」，所以伸隱公之賢；仲子則夫人矣，文於「歸於我下」不言「夫人」，所以抑桓公之不肖。然仲子實為夫人，不可不著，乃於手文見之。（卷1，隱公之難，頁1）
吳闓生認為隱、桓身分之別，乃其母尊卑之異，然而聲子已為繼室，若非仲子以手文之祥「插隊」，隱公之繼嗣理當明正言順；[20]昭公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這位繼室就成了齊的正夫人。且吳闓生更進一步追究，若非隱公曲循父愛，桓公未必是「太子」，亦不必有奉太子而居攝等事：
隱雖居攝而猶奉桓公為太子，此「太子少」三字，乃探隱公之意而言之。（卷1，隱公之難，頁2）
聲子不稱夫人，仲子乃用侯禮，亦所以伸公之志也。（卷1，隱公之難，頁4）
歷記公之不敢當位，以明公居攝之志，而深雪其見弒之冤也。（卷1，隱公之難，頁2）
此篇歷記公之不敢當位，以伸公居攝之志，而深明見弒之冤。改葬弗臨、會葬不見、不與小斂、及此不赴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不稱夫人、不書姓，皆一氣奔注而下。（卷1，隱公之難，頁3）
凡公之所斤斤注意，如不哭不祔、不臨、不見等，皆小節耳，非君人之大德也。「官司」、「皁隸」等語，皆為此而發。（卷1，隱公之難，頁4）
此兩段（按：鄭伯使宛來歸祊、羽父請諡與族）亦所以明隱公素好苛小禮節，故斤斤於此等細故，正見其無遠圖處。（卷1，隱公之難，頁5）
而隱公明顯失禮的「矢魚于棠」一事，臧僖伯大論「不能納民於軌物謂之亂政」，吳闓生也將「不能納民於軌物」指向「居攝」，而非《左傳》解經語所說的「遠舉而行非禮之事」：
著此一諫，以明公之失政，所以惜其無遠大之圖，而不能納民於軌物，以致敗也……隱既當國，而又奉桓公為太子，此所謂「不軌不物」之亂政也，特借矢魚一事以見意耳。《左氏》全書微文大抵如此。（卷1，隱公之難，頁3）
十一年滕、薛來朝而爭長，吳闓生也認為這則記事存在此處的原因正是要與隱、桓「本事映射」。[22]
而在〈宋華督之亂〉一篇中，吳闓生點出此篇雖言宋事，眼光所注，卻在刺魯桓之失德失禮；而刺魯桓又是惜隱公之意。桓公二年，宋華督弒君而賂群國，魯得到郜大鼎，桓公納之於大廟，臧哀伯諫以「昭德塞違」，並言「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左傳微》於此評曰：
宗堯按，宋亂大矣，只以百餘字了之，乃以魯之納鼎為正文，借宋督以譏桓公之弒隱也。史書多借他人之言以見己意。[23]
先大夫評曰：「桓、宣皆弒立，《左氏》載哀伯此書及季文子逐莒僕書，用意絕微至。」（卷1，宋華督之亂，頁15）
宗堯云：「羽父求太宰而弒隱，所謂『官邪由寵祿（賂）也』。」（卷1，宋華督之亂，頁16）
《左傳》文末引周內史評臧哀伯「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吳闓生也認為「君違」是全篇刺桓眼目：
通篇以「君違」二字作眼也。（卷1，宋華督之亂，頁16）
總括說來，吳闓生認為《左傳》有意透過隱公居攝記事，申明隱公「賢而長」；而後透過「宋華督之亂」影射魯桓公不肖。但是只因隱公拘於小節的迂腐，不僅錯失導國於正、納民於軌的機會，連帶自己居攝的謙讓之德都未能耀顯後世，徒留見疑之汙、見弒之憾。行亂世而「堅持小節，必虧大猷」，[24]此《左傳》開篇之「悼歎」也。[25]
何以《左傳》要以宋事影射魯事呢？蓋引致宋有華督之亂者，宋穆公也。謙讓社稷的宋穆公，一樣被吳闓生批判是「不以社稷生民為念，而斤斤於交讓之私情」。[26]蓋穆公感念宋宣公傳位與己，不顧「群臣願奉馮」的事實，臨終屬宣公之子殤公於大司馬孔父，並使己子馮出居於鄭。殤公幼小，無法處理華督與孔父等大臣的紛爭，而終有見弒之禍。因此，吳闓生認為君子稱讚宋宣公「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是反諷：
此亦微文刺譏之語。與《公羊》同意。（卷1，宋華督之亂，頁14）
華督弒殤公之後，迎立公子馮於鄭。吳闓生認為此段迎立事是用來回應「君子曰」的，也是反諷：
此所謂「其子饗之」也。（卷1，宋華督之亂，頁15）
亦即宋穆公還位報恩，卻平白兜了一個大圈子，君位終及其子，反倒讓宋陷入「十年十一戰」的辛苦，以及殤公的早夭。
不僅是國君需有權變之思，乃能「論於大體，不守小節」；[27]小臣於生死之際，亦當出之以鴻毛泰山之衡量，否則「不推居正之大致，而懷知己之小惠」[28]反因小節而虧損了真正的君臣之義。故昭公二十一年《左傳》記宋華向之亂，極力寫張匄、干犨、翟僂新、華妵等人事主之忠勇或歸附公室之義，但吳闓生以為此「皆記時人昧大義而矜小節」耳。[29]真正的立功，不在凸顯個人的英雄主義，如張匄看似為主而「不勝其怒」，卻引致一場腥風血雨；或如干犨「能死伍乘」；[30]但真正「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小惠」，[31]今諸人所為，不過是「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32]；翟僂新、華妵兩人更是「各遁逃以求免，何以為臣！」[33]此何以齊崔慶之亂時，有死者有奔者，而《左傳》細細辨析之，實亦出於務甄別以立大體之心也。
二、誅及隱微
《禮記．中庸》鄭康成注云：「小人於隱，動作言語，自以為不見睹，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也。若有佔（覘）聽之者，是為顯見，甚於眾人之中為之。」[34]以是吳闓生一方面談掌握時局立大體的重要，另一方面也秉持自漢以來認定的《春秋》誅心傳統，[35]對人物隱微的心事，極盡發掘之能事。其中又可大略分為兩大類，一是霸主、權臣因有無君之心，從而有專政、廢立、乃至弒君之舉；一是泛論不孝非禮等於德行有虧者，茲分述如下。
（一）權臣無君
此類之顯例為齊桓、晉文，兩霸皆有功於王室，但吳闓生認為稱霸本身就有無王之心，故屢於文字間抉其隱微，數其德行之不修。如〈齊桓之霸〉篇，定篇旨為：「刺桓不務德而遠略」；於齊伐楚蔡以成霸業一事，評曰：「外示強而內怯」。[36]而於召王的晉文公，尤責之甚深，如稱晉文得以返國是「無大志，天實置之」；說晉君臣之道不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耳。[37]對晉文的個性也多負面評價，如說他「褊狹」：
（呂郤畏逼與寺人披請見）記此二事見晉侯之褊。（卷3，晉文之入國，頁131）
（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文公之褊，於此一露。（卷3，晉文之入國，頁133）
入曹而亟報私惠，其量淺矣。故借魏犨等言以責之。（卷3，晉文之入國，頁141）
說他「狐疑多慮」：
勝楚以狐疑多慮為主。（卷3，晉文之入國，頁136）
「晉侯患之」、「公疑焉」、「是以懼」，皆敘晉侯之狐疑虛怯，即以為文字章法。（卷3，晉文之入國，頁140）
一路敘其虛怯，見本無剛斷，僥倖成功也。（卷3，晉文之入國，頁143）
前路許多疑畏，結穴於此。（卷3，晉文之入國，頁147）
說他對上有不臣之心，對下則「殘忍要譽」：
敘戰後定霸之圖，此下緊接召王，以誅其不臣之罪。（卷3，晉文之入國，頁147）
（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明德」者，明晉侯之不德也。前路鋪張策命，極其堂皇，忽于此處揭出不臣之實，一字之誅，嚴於斧鉞矣。（卷3，晉文之入國，頁147）
顛頡等乃舊臣，殺之太過，見其殘忍要譽。（卷3，晉文之入國，頁147）
（「勞之不圖，報於何有」）：正言以深責之。（卷3，晉文之入國，頁148）
復曹伯，仍分曹地，亦刺之也。（卷3，晉文之入國，頁149）
不論褊狹、虛怯、不臣、殘忍，指出的要點是晉文有失臣格，又不具君量，因諸般性格缺陷，而有忘舊妻、殺功臣、召王請隧等失格之舉，此何以吳闓生力求燭見隱微以致戒也。
又如魯襄仲之亂，吳闓生認為本段記事，一以揭襄仲之惡，二以斥季文子目中無君。襄仲之惡，顯見的部分有殺叔仲而埋之馬屎之中，吳闓生評曰：「著叔仲之節及遂之惡。」[38]而後於宣公十四年，晏桓子評襄仲之子公孫歸父「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吳闓生認為這是《左傳》藉以回提襄仲種下的惡果：「此皆忿恨首惡，切齒之音。」[39]但除此之外對襄仲就沒有太多評論，因為吳闓生認為襄仲之惡人所共知共見，不需多所著墨，反倒是未有顯惡而實有無君之心的季文子，才是《左傳》更欲譏刺抉隱的對象，所以在季文子逐莒太子僕一事，大評特評曰：
襄仲之無道不足論矣。季文子當國而不能討，故附記此事，所以深刺諷之。（卷3，魯襄仲之亂，頁182）
文公十八年，襄仲殺文公嫡子惡與視而立敬嬴所出之庶子，是為宣公。《左傳》記完魯殺嫡立庶之事後，緊接著以莒僕來奔收尾。莒太子僕弒君而以其寶玉奔魯，宣公命與之邑，執政季文子卻即刻命人驅之出境，然後以「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等語答宣公質問。吳闓生比對《國語》，認為本段文字「本不干季文子，《左氏》故牽涉及之，以寓其誅伐之意也。」[40]這就是以材料的選錄，行褒貶評騭的微言之法。表面看來，季文子心中自有一把尺，能以禮規君，但逐莒僕如「鷹鸇之逐鳥雀」，對無道的襄仲卻不能討，所以吳闓生認為逐莒僕一段不僅不是嘉美季文子以禮執政，反而是揭露他縱惡以牟己利的心機：
「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云云，皆刺筆也。若曰：「此固嘗受教於臧文仲者也。」用意微婉雋妙之至。（卷3，魯襄仲之亂，頁182）
接下來，季文子引《周禮》、《誓命》，大論「保姦主藏」之非，吳闓生卻認為此段正是《左傳》借季文子之口反刺季文子本身的微言：
（襄仲之惡）歸咎於季文子，而痛斥責之，以「保姦主藏」為主。（卷3，魯襄仲之亂，頁180）
吳闓生並且在季文子論莒僕乃凶德之人處，字字加以圈點，而後評曰：
言在此而意在彼，最為文之神境，所謂語南意北也。（卷3，魯襄仲之亂，頁183）
文末季文子看似自謙實乃自得之語：「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吳闓生也指出此實《左傳》反將一軍的筆法：
此段尤離奇敏妙，不可方物。二十之一者，明謂其尚有大姦未能盡去也。（卷3，魯襄仲之亂，頁185）
事件延續到宣公薨，季文子馬上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吳闓生評曰：
文子之罪，於此微微一露。然公薨，敢為是言，又見其無君之心也。（卷3，魯襄仲之亂，頁187）
對季文子與襄仲鬥爭，侵奪公室權力的心機，吳闓生認為《左傳》將對季文子的蓋棺論定放在臧宣叔怒語之中：「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吳闓生認為以此結語與先前一路的選材、布局相參看，則《左傳》誅季文子無君之心的微言更形明朗了：
合觀此節，則前文之義益明矣。（卷3，魯襄仲之亂，頁187）
《左傳》左批襄仲，右刺季文子，百忙中也沒忘了名位不正的宣公：
敬敬嬴私事襄仲，齊侯親魯，皆誅及隱微之筆。（卷3，魯襄仲之亂，頁181）
（「八愷……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使（八愷、八元）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宣）公負大疚在躬，述此等告之，自使芒刺在背。（卷3，魯襄仲之亂，頁183）
（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此《左氏》不義宣公之立而發之于此。（卷3，魯襄仲之亂，頁185）
吳闓生不顧襄公五年《左傳》對季文子的正面評價：「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也忽略《論語．公冶長》所描繪季文子的謹慎小心形象。[41]卻特意挖掘其無君之心，原因為何？蓋以謹守周禮見稱於諸侯國的魯國，而竟有三桓專政之局，正正標示著尊尊大義的完全毀棄；而此又非一日之寒，季文子與襄仲這一段歷史恰是魯國命運發展的關鍵，以是吳闓生認為《左傳》有歸咎季文子之意；但季文子只有執政未剷惡的政治責任乎？依吳闓生「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的邏輯，季文子種下的惡果，恐來自內心私欲的發動，故為了警戒為人臣者之不可苟，《左傳》於此關鍵時期，必須忽略「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等小節，而致意於其隱微之心機。
與季文子情況相類似，人稱賢臣而吳闓生卻不以為然的例子，尚有趙盾。吳闓生稱趙盾為「弒君之賊」，所以《左傳》對他雖「無一字貶詞」，卻於文章屬辭比事中「精心結譔」以見微言。[42]吳闓生將僖公二十八年、三十一年、文公五年、六年《左傳》記晉國諸事串連為〈晉靈之難〉作為趙氏專權的先聲，然後分別拈出趙氏之擴張勢力，最後歸結到這些比事咸是為了誅趙盾恣橫之心，故先逐功臣之後，而後有弒君之舉：
（趙衰為卿）：記趙氏得位之始。（卷4，晉靈之難，頁191）
（甯嬴評陽處父「剛而聚怨」將不沒於晉）：借陽處父逆入晉難。（卷4，晉靈之難，頁191）
（趙衰、欒枝、先且居、胥臣皆卒）：老成彫謝，晉難之始，無一閑筆。（卷4，晉靈之難，頁191）
（陽處父黨於趙氏）：點睛。（卷4，晉靈之難，頁192）
（趙盾始為國政）：此篇專以趙盾弒君為主，眼光專為此事，前後皆烘托激射之筆也。自陽處父易帥而賈季不能復存於晉，狐氏亡而趙盾專國之勢成矣。（卷4，晉靈之難，頁192）
在描述趙氏勢力逐漸擴大的開篇中，吳闓生認為《左傳》以立君之爭收尾，更是不立文字卻能道盡趙盾僭權之非：
（狐、趙立君之爭）：此段以狐、趙二人意氣之爭為主眼。蓋趙盾必去賈季而後得晉權，今日之爭，則去賈季之始也。（卷4，晉靈之難，頁192-193）
宗堯云：辨倒賈季又殺公子樂，立子雍之謀甚決矣。為下文蓄勢。（卷4，晉靈之難，頁193）
（賈季奔狄，趙盾使臾駢送其帑）：臾駢，賈季之仇，宣子使之，欲以滅狐氏也。舅犯於晉有莫大之功，且文公之戚姻也，以意氣之爭而逐其子，盾之僭端見矣。《左氏》不明言之，特於此處嗚咽纏綿以盡其意。太息狐氏之不終，而又不明揭趙盾之姦，最是文情深曲處。（卷4，晉靈之難，頁194）
接下來吳闓生選入此篇的相關記事有文公七年「捨嫡嗣而外求君」、「秦晉令狐之役」、「先蔑奔秦，荀林父送其帑」；八年、九年「晉人殺箕鄭」；十年、十二年「秦晉戰於河曲」，吳闓生以為諸多情節以及人物對談，咸為激射趙盾之專權，比如「捨嫡嗣而外求君」一事，吳闓生就連斥趙盾荒謬：
內有適嗣，而外求君……著此以見其舉措之妄。（卷4，晉靈之難，頁194）
（趙盾等畏穆嬴之逼）：記其舉措荒謬，毫無信義於人。（卷4，晉靈之難，頁195）
且認為《左傳》穿插穆嬴、荀林父言語，皆是作者用以諷刺趙盾的：
（「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此尤精心結撰，痛快淋漓。（卷4，晉靈之難，頁195）
（荀林父論外求君）：三語著趙盾及諸臣之無識。（卷4，晉靈之難，頁195）
而先蔑奔秦，荀林父送其帑與財賄一事，是「為賈季事取影。觀送帑及器用財賄，與臾駢為複詞，可悟其微意所寄，正復妙遠不測也。」[43]此外，文公九年箕鄭作亂殺先克，晉人復殺箕鄭等，《左傳》於八年逆述箕鄭與先克結怨因由，以補編年體之不足，但吳闓生以「曲筆」闡解之：
箕鄭等之死，趙盾賊之也。先記晉侯將大用之，而後記其罪狀，此為曲筆，趙盾之恣橫，更不煩加一字。（卷4，晉靈之難，頁197）
文公十二年「秦晉戰於河曲」，士會論晉之戰術必出臾駢，連帶提到趙穿以晉君之婿而得寵，其人「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建議秦伯由此攻擊晉軍，本段對話重點應在趙穿「弱，不在軍事」，可是吳闓生抓住「晉君之婿」一句，認為這是趙盾權姦鐵證：
以穿為晉君之婿，其權至深險，故趙穿弒君至易。千古權姦之所為，固如出一轍也。（卷4，晉靈之難，頁198）
宣公二年「晉侵鄭而楚救之」，趙盾去兵，吳闓生引吳汝綸意見，以為此乃趙盾「有異謀，志不在敵也。」而對《左傳》往下所記晉靈公不君的諸多行為，反而輕描淡寫，以「此《左氏》之定法，所以迷惑讀者之耳目。」「見其（靈公）並無大過」「寫士會之恭謹，以反形趙盾。又見趙盾之謀弒逆，士會絕不知也。」「靈公之過非不可諫，而盾之逆乃益著也。」[44]等評歸責趙盾。文末趙盾因驟諫引來殺機之事，《左傳》條縷記下靈公使賊、弄犬、伏甲等殺卿計謀，吳闓生卻依然認定此正燭照趙盾聚黨樹朋以弒君也：
（趙盾責君「棄人用犬，雖猛何為？」）：無君處明目張膽言之矣。（卷4，晉靈之難，頁203）
鉏麑、提彌明、靈輒三事，見其收拾姦雄得人心。先大夫評曰：「敘此三人，見趙盾收召奸俠，君臣相圖。」（卷4，晉靈之難，頁203）
所以吳闓生認為太史「反不討賊」之詰，正是《左傳》對趙盾這一番無君的誅心定論：
正言以痛責之，所謂誅姦諛於既死也。先大夫評曰：「就董狐口中見正意。」（卷4，晉靈之難，頁203）
那麼，對孔子惜之諸語，如何闡解呢？吳闓生說：「『為法受惡』，見其惡固已無可辭矣。」「（越境乃免）明言其終未能免也。」[45]
綜觀《左傳微》對趙盾的評點策略，是扣住一個形象概念，然後於文本之屬辭、比事中求證據。前者如「外求君」一節，以穆嬴、荀林父之語乃作者刺趙盾也；又如趙盾「使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左傳微》也提點「使」字正是趙盾專權之證：「於迎立事一露『使』字」。[46]。後者如認為寫陽處父是預告晉將有趙盾弒君之難；寫臾駢與荀林父送帑兩事是對照激射趙盾不僅不能關切同僚，尚且為了爭權而誅殺功勳之後……。當然諸多評論，有言之足以成理者，也有失之過當或曲屈者，後者如孔子「為法受惡」之語，「惡」當指「惡名」，吳闓生卻釋之為「惡行」；或新君即位時，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應是還報趙姬當年請逆盾並「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之恩，但《左傳微》還是認定這是「敘其挾迎立之恩，自樹私黨」「意私而詞甚公，姦雄之作用也。」[47]這部分尚有諸多可以討論的空間，不過非本文重點。藉此例，吾人可以看出《左傳微》堅信「《左氏》於大姦慝往往不明斥之，而微文刺譏甚至。」[48]因此必須咬文嚼字，細考作者行文用心處，乃能誅及隱微，並證《左傳》敘事背後實有「不容姦佞蒙世眼」的苦心。
（二）姦逆非禮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左傳》所見的「王綱解紐」，崩垮的並非只是政治制度，而是封建制度所立基的倫理規範，這才應是孔子所深以為憂者。《漢書．貨殖列傳》大論先王封建之制是「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故能收「上下序而民志定」的效果，此乃三代之民何以能「直道而行」的原因，顏師古注言簡意賅地歸納為：「直道而行，謂以德禮率下，不飾偽也。」[49]依此邏輯，人心虛詐，表示禮失綱亂，則暴亂亦必相繼迭起；更有甚者，姦逆飾偽，必亂賢愚皂白，「正人無所容，姦邪所如得意」，[50]此何以《左傳微》於個別人物之行事，特別注重揭其飾偽。
最有名的例子恐怕是對鄭莊公不孝之評，《左傳微》於〈鄭共叔段之亂〉一篇，亟稱莊公「詞氣中便已不知有母」、「不知有弟而已，有死之之意矣」、「陽縱叔段，而陰實欲圖之」、「陰狠險詐」；[51]尤其《左傳》敘完克段之後，卻又橫接置姜於穎與論穎考叔純孝等文字，《左傳微》更稱此屬辭比事是「不孝處大書特書」、「稱考叔以詠歎出之，其刺莊公深矣」、「此詭激譎宕之文也。明謂鄭莊不孝耳，卻吞吐其詞，不肯徑出……不容其弟，反以『錫類』稱之，正深刺之也」。[52]
莊公不弟不孝，但尚努力維持「母子如初」的孝道場面。楚商臣則不僅弒父，甚且公然加之以惡諡，《左傳微》就說《左傳》於此篇「有深痛存焉」，故於弒父一節，不忍出之以大書特書，反而以微筆揭其惡，全篇屬辭比事，咸緊扣商臣「殘忍」的人格特質，如《左傳》稱：「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左傳微》評曰：「將敘其大逆，先露端倪。」《左傳》記商臣以「靈」諡父，《左傳微》評曰：「言其忍也。微詞補筆。」[53]一向以「尊尊」大義為最高原則的《左傳微》，正因痛惡商臣弒父等作為，竟難得地對楚國子西等人謀弒穆王（商臣）的行為緩頰：「穆王弑父元惡，子西之舉未可厚非，不得與尋常叛逆同例也。」[54]
齊懿公弒君自立，固是大惡，《左傳微》認為同為弒君，有激於一時之憤者，有受外力干預者，而《左傳》尤其不肯輕饒如懿公之陰謀不軌者，故《左傳微》於「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旁字字加點，指出「《左氏》於人之陰謀，記之每有切齒之概。」而於懿公執叔姬事，評曰：「極寫懿公無道」；《左傳》且透過季文子之口，批評懿公多行無禮，《左傳微》於此段密密圈點，尤其特別點出「以亂取國」及「虐幼賤」兩項，且評曰：「『不虐幼賤』乃指弒舍而言，特借端發之，以取深曲；『以亂取國』則故明言之矣。」「痛責懿公之意於此發之，使前後俱振。」《左傳微》評懿公「昏悖，自取死禍」，故對懿公最後被僕御殺死而棄屍竹林，也毫不以弒君之例惜之，反而認為《左傳》特寫其見弒，是為了極言「失道者寡助」的道理。[55]
晉郤氏富過公室，佔卿位幾半；而欒書有弒君之逆，《左傳微》卻捨弒君大事，專針對欒氏「姦軌並至」發出評點。原因正在於《左傳微》堅信《左傳》一秉「嫉惡之衷」，對欒書的陰狠多有微言掘發之處，故宣稱在這場晉卿的爭權悲劇中，《左傳》的立場是：「右郤至而疾欒書」。定下觀照角度之後，全篇評點就是一條一條的證據呈現：「三郤之亂，晉之大事，故數數提掇，亦所以深惜郤至之冤也」、「明揭欒氏陰謀」、「直揭欒氏之姦」。而對《左傳》釋經語：「民不與郤氏，胥童導君為亂」等，則直接斥為：「此解經全未得經指，亦經師之曲說也。」[56]
對於齊國崔慶之亂也是同樣的角度，君雖不君，但為臣者日計月算以陰謀弒君，在《左傳微》看來就是無可寬貸，所以屢評崔慶奸詐：「此篇誅崔慶之奸也」、「寫奸人口吻如畫」、「寫亂世凶人無微不至」；而於襄公十七年晏嬰守喪一事評曰：「每於亂世上下昏濁之際，得一二正人君子正之，輒有榜檠矯直、立竿取影之妙。」又於二十五年晏子論死君一段詳加圈評，稱其為「精卓不磨之論」。並認為插入此事，是為了「借晏子立竿見影也。故只寫晏子之自處，而莊公之被弒、嬖人殉死、崔子弒君，其是非輕重遂得絲毫不掩，更不煩著一字議論矣。」襄公二十八年盧蒲癸卜攻慶氏，示卜兆與慶舍，《左傳微》評此記事之功能為：「此等處奇絕險絕，見左公胸中嫉姦特甚，非如此敘述不足快其誅伐也。」[57]
齊國另一個也被《左傳微》評為詐偽之臣的陳氏，一樣沒逃過微言刺譏。《左傳》呈現陳氏厚施得民，此舉實合《左傳微》標榜的恤民之思。[58]但《左傳微》認為陳氏厚施並非出自愛民，而是與公室爭民，以行奪國陰謀：「陳氏代齊，雖有施於國，然實非有德以取之也。」[59]所謂「惡亂紫之奪朱」，《左傳微》認為「《左氏》多微詞，無似此文之深切者」，[60]此由其在崔慶之亂時的表現與晏嬰截然不同即可看出：「極寫慶封之愚及陳氏之詐」；[61]而在專寫陳氏的〈齊陳氏之大〉一篇，更是處處點出《左傳》微言刺譏陳氏謀國心機之處，時稱《左傳》文字「沉痛刻至」。如開篇寫懿氏卜妻敬仲、周史為敬仲筮，《左傳微》評曰：「左氏載此二占，乃其識微之論……痛太公之不祀，知陳氏之必昌，不敢明言而幻為此也。」劉宗堯亦認為周史釋卦之辭，是「固明謂陳氏將有齊也，而倒影於敬仲來奔之始。」昭公八年子旗干涉子良家族內政，雙方衝突一觸即發，而陳氏折衝兩造的行動，《左傳微》卻不假情面的評曰：「此篇寫陳氏之姦，用筆最為雋詭」、「極寫姦人作態處」；昭公十年欒、高、陳、鮑四大家族爭權白熱化，《左傳微》評曰：「此亦陳氏之計，不敘自明」；其他晏子記事，《左傳微》也認為是《左傳》反襯陳氏姦狡的文字：「借晏子以正大義」、「此齊之所以亡也，於陳氏何尤？作者於晏子口中述之，運實於虛，筆力天縱」、「自齊侯疥以下數節，記晏子諍諫危亂，眼光皆注射陳氏之得國，而正意不肯輕露」。[62]《左傳微》甚且罕見地於篇末另有抒發之語：
田氏代齊，三家分晉，皆足使人不平。《左氏》敘此不勝其悲憤之意，然追本窮源，則皆由於貽謀之不善也……此篇以「禮之可以為國」作結，實為探源立極之論。（卷9，齊陳氏之大，頁610）
可見吳闓生等人看待《左傳》人物行事的思維的確是如顏師古所言：「直道而行，謂以德禮率下，不飾偽也。」故德禮仍是治人治己的不替原則。因此《左傳》所錄諸多失禮之人事，《左傳微》當然也不忘提點一下其中「譏失禮」的微言所在，比如說穆姜通於宣伯而干政，故即便穆姜其他合禮的舉止，《左傳微》也認為是《左傳》微言之刺：「詞令絕佳，所以刺有文而無行者。」[63]而襄公三十年《左傳》特記穆姜女宋伯姬卒之事，也是反形刺穆姜失禮之筆：「以其子守禮之過，形其母之蕩越也。」[64]其他如晉侯賞公孫段州田，君子認為以驕汰著稱之人一行禮就有厚賞，大論禮之重要，《左傳微》卻認為這是反諷筆法：「譏晉侯不知禮而濫賞。」[65]所以說，《左傳微》認為《左傳》之所以得出之以深曲表達者，反而往往是其激憤之處，而何以激憤卻需掩遏旁溢以道之？此正是以表達形式凸顯當時德禮壞亂，絕非可直道而行之世局矣。
叁、《左傳微》呈現的時代特色
今古文之爭經過清末中西學爭勝、隨之五四新文化運動崛起等衝擊，似乎逐漸有打破門戶的趨勢，比如《左傳》解經功能受到肯定，又如劉師培（1884-1919）效今文家大談《左傳》攘夷大義，以及日月時例；甚至更早於這個時期的古文家捍衛大師章太炎（1869-1936），都被認為有「援今入古，以古統今的經學傾向」；[66]加上清末民初學者多兼受中西之學，其專治國學者，對西學也非完全陌生，在這種環境之下，原本悍然畫界的情形不見了，今古文論述逐漸採開放的態度，吳闓生甚至更進一步地，打破了經史子集等學科區別，引諸子思想、西學理論來論證《左傳》所闡釋的《春秋》義。
打破門戶是治學方法的轉變，對經義的關注焦點，則因經世致用而有尚禮的傾向，張素卿研究清代漢學的脈絡就指出清代漢學有「尚禮的解經取向，誠為清儒以『漢學』補正魏、晉注解而有所突破的關鍵，而且此一取向其實關乎清儒經世的寄託。」[67]但是，如果《左傳微》依然持著「釋《春秋》必以周禮明之」的心態，則只能算是迎合時代潮流的說經者，他如何面對比起清儒更巨大的時代變化？細審《左傳微》評點，可看出吳闓生雖然極力維護「尊王、黜霸、攘夷」等封建價值，但也企圖將這些維繫封建體系的思維轉化為立身修德之節。如此一來，任世事翻雲覆雨，儒家的修德，依然可以是維繫秩序的核心。
在時代趨勢與家學、親友等交互影響之下，吳闓生《左傳微》的時代精神，有承自前人者，更有因焦慮於經學之式微，而有更進一步的發展，茲分述如下。
一、混論三傳
「考據名物」本為漢學根基，「研尋義理」輒被認為宋學主張，但由章太炎自述其本身治《左傳》的歷程，就可嗅出學者對門戶途徑截然劃分的刻板印象已提出質疑：
清世說《左氏》必以賈、服為極……余少時治《左氏春秋》，既主劉、賈、許、潁以排杜氏……晚歲《春秋疑義答問》，頗右杜氏，於經義始條達矣。由是觀之，文有古今，而學無漢晉。清世經說所以未大就者，以牽於漢學之名，蔑魏晉使不得齒列。[68]
到了與吳闓生關係密切、曾被譽為桐城派中興人物之一的曾國藩，就更明顯有融漢宋學於一的主張：
讀經以研尋義理為本，考據名物為末。
自西漢以至於今，識字之儒約有三途：曰義理之學，曰考據之學，曰辭章之學，各執一途，互相詆毀。兄之私意，以為義理之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辭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考據之學，吾無取焉。[69]
透過對吳闓生《左傳微》的探析，吾人恰恰可以見到他如何融義理、考據、辭章於評點中，如何落實曾國藩所叮嚀的「辭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亦即《左傳》，古文也，但《左傳微》於其中談訓詁考據者極少，而是以評點分析文法的模式，研尋義理，並且注重義理之躬行，這讓它不同於宋學講義理的語錄模式；有別於講論文章美學的評點傳統，也有別於傳統經師注疏條例考證等解經範式。特別的是，講義理之中，有融合三傳之迹，如前節提及《左傳微》認為「隱公讓位居攝」是「謹小節而昧大體」，並一再言及「隱公之賢」，說《左傳》「惜隱公賢而不獲申其志」。對魯隱公的評價實兼取《公羊》、《穀梁》意見而來。《公羊》隱公元年曰：
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左傳微》於此取「隱長又賢」，取「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而言「二公皆非元妃所出，則相去亦不甚遠」。《穀梁》對隱公則評曰：
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左傳微》概括其意，故評隱公「謹小節而昧大體」。由此例可見，《左傳微》透過評議《左傳》人事所抉發的義理，有融合三傳之處。
另一個顯例是《左傳微》責宋穆公「不以生民為念，而斤斤於交讓之私」，導致華督之亂，並明白宣稱這個意見與《公羊傳》相同：「微言刺譏之語，與《公羊》同意。」[70]《公羊傳》的意見是什麼呢？隱公三年《公羊傳》記與夷反對宋穆公逐子而還位於己，原因是「君為社稷宗廟主」：
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雖然《左傳微》歸罪穆公，而《公羊傳》歸咎宣公，但與譏隱公「忘君父，以行小惠」的概念是一樣的，所以《左傳微》認為《左傳》引君子論宣公知人，是微言譏刺，因為依《公羊》所記，穆公對「社稷」的概念，遠比不上與夷呢，則宣公何來有知人之明？。
還有宋襄公，僖公二十二年宋、楚泓之戰，《公羊》以文王之戰比附而極贊之：
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穀梁》意見則與《左傳》相近，皆責宋襄公「不顧其力之不足」：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為復雩之恥也。雩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為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
在《左傳微》的強烈黜霸原則之下，吳闓生對宋襄圖霸一事，竟說《左傳》有惜之之眇旨：「若夫宋襄之霸，去四國遠矣，《左氏》乃獨惜之。」[71]而稱宋襄對楚泓之戰為「志量超絕」[72]這樣的意見應是受到《公羊》影響。
另一個例子是「復仇」概念，一般認為「復仇」概念來自《公羊》，而《左傳》是不主張復仇的。[73]事實上，《左傳》亦有復仇概念，如莊公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振萬以欲蠱文夫人。夫人泣責之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僖公十五年秦晉韓原戰後，秦穆公問陰飴甥晉國和乎，答以：「必報讎。」襄公二十年楚康王殺令尹子南，事先告知子南之子棄疾。子南見殺之後，棄疾之徒問：「臣王乎？」棄疾答以：「棄父事讎，吾弗忍也。」故葬父後縊而死。而最有名的例子自然是伍子胥復仇，除了兄長「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的叮嚀，連吳國都知道他奔吳求復仇的心願，昭公二十年公子光評伍子胥事吳不過是：「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但明言「賢復仇」、「百世猶可復仇」、「譏不復仇」的，的確是《公羊》：[74]
紀侯大去其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公羊》，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公羊》，隱公十一年「隱公薨」）
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公羊》，定公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伯莒」）
《左傳微》談的復仇概念近於《公羊》，所以認為〈文姜之亂〉篇旨是：「譏不復仇」、「譏魯之不仇齊也」、「不共戴天之仇置而不問，作者特寄微意於此。」[75]甚至到了〈慶父之亂〉篇，曹劌諫莊公如齊觀社，提到禮的作用，吳闓生也評曰：「『征伐』（征伐以討不然）句則譏其忘齊仇。」[76]
《左傳微》談攘夷大義多少也受到《公羊》、《穀梁》影響，如曰：
（《左傳》）於楚子之霸也，則顯折之，所以攘夷狄也。」（卷4，楚莊之霸，頁217）
實敘楚莊霸略，而從士會口中虛寫，……此篇以鋪張楚莊霸業為主，而行文專從晉師一面敘述……有內中國而外夷狄之意也。（卷4，楚莊之霸，頁222）
以楚為夷狄而當攘斥之，也見於《公羊》僖公四年論齊召陵之盟曰：
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
《穀梁》僖公二十七年則解釋諸侯圍宋，何以《春秋》獨稱楚為「人」：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
而「內中國而外夷狄」的意見則見於《公羊》成公十五年：「《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
由以上諸例可以看出，《左傳微》研尋的義理，實有涵蓋三傳之處，甚且大方說「與《公羊》同意」，而這樣的作法在新時代新學者看來的確很具「學術風範」。顧頡剛曾提到促使他疑古的時勢因素之一是今古文之爭：
我始知道古文家的詆毀今文家，大都不過為了黨見，這種事情原是經師做的，而不是學者做的。
清末的古文家依然為了舊日的途徑而進行；今文家便因時勢的激盪而獨標新義……這兩派衝突時，各各盡力揭破對方的弱點，使得觀戰的人消歇了信從家派的迷夢。[77]
所以《左傳微》的混論三傳，意義就不只在《春秋》三傳的範疇，而是示學子以新興的學術範式，從而減低經典是「守家法，斥新說」的刻板印象。
二、禮的辨析與重新檢視
前文提及，評點與科考有密切的關係，士子研讀諸家選文評點，實是作為時文範本來研讀的。《左傳微》雖出之以評點體裁，卻非討論文章結構之法，顯見作者有意擺落評點因廢科舉而衰落的命運；其次，由前一節所論《左傳微》評點要義也可以看出，轉化傳統封建體制的尊尊卑卑大義，方能調適經典於新社會新秩序中的指導地位。政治制度可以改變，倫常卻依然可以是社會的核心，[78]故《左傳微》評點除了尊王、黜霸、攘夷等《左傳》成書當時因封建制度崩解而來的焦點，[79]也企圖將尊尊親親化為立身修德之節。如此一來，則無論政治制度如何變動，儒家修身原則，依然是整個社會維繫秩序的根基。
《論語．陽貨》記孔子論「禮」存在於精神而不在於儀式：「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左傳微》對禮意的闡述，如「正名分」，固然有其遵守傳統的部分，但大多能點出「尊尊」禮義不在階級論述，有時反而得放在大局之下衡量，這種知權達變的主張，其實與孔子精神頗為接近。所謂「建大業者不拘小節」，[80]故《左傳微》譴責看似謹守禮儀規矩的隱公是「凡所斤斤注意，如不哭不祔……皆小節耳，非君人之大德也。」[81]又如於晏嬰不死君難一節，評晏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是「精卓不磨之論，可破千古以來專制之朝尊主卑臣之謬說」。[82]《左傳微》也承認傳統認定的價值很難一下子改變，故昭公元年《左傳》記晉改車戰為步兵以伐狄，荀吳嬖人拒絕納編於卒，被斬以徇眾，《左傳微》夾帶議論曰：「此見變法之難。」[83]這一小條議評，除了可見出吳闓生贊成「變法」的權衡精神，又可再一次證明他引《公羊》義理以論《左傳》。這種談禮的權變精神的論述，也與《左傳微》出版時期（1923年）其他學者對倫理的辯證方向相合，如：
夫道之有無，不可以上下男女言也，惟處之之有變。故在君為仁，在臣為忠……皆此道也，其所用心一也。分一道為七名者，權也。權所以適道，而非所以去道，而小儒鄙生之倫，必守其偏而遺其中，責其下而縱其上，彼豈尊其上歟？夫使上無道而尊之，彼誠何心也？尊之而歸以無道之名，賢者不屑受也。[84]
誅心的部分與此也有若干精神相通，如成公九年，季文子到宋國慰問穆姜之女伯姬，回國復命時，穆姜答拜，並賦《詩．綠衣》卒章。《左繡》評此則記事「只一筆寫愛女入神」。[86]但《左傳微》認為穆姜淫亂無德，故對此「行禮如儀」的舉措，亦無好評，甚至譴責她「有文無行」。蓋淫亂無德是「心」，言而有文只是「儀」，心與發諸於外的言行不合，就像孔子說的失了禮的精神，徒留玉帛鐘鼓的禮器儀式；也將帶來「惡發於心者大，則禍應於心者亦大」[87]的災殃，於此例亦可見到《左傳微》評點除了秉持經學傳統「通過『內聖』的修身作為，而達到『外王』的社會境界」，[88]其實亦有融入宋學心性論的痕跡。
三、引子學論經傳
執事之譯此書，蓋傷吾士之不競，愳炎黃數千年之種族，將遂無以自存，而惕惕焉欲進之以人治也，本執事忠憤所發，特借赫胥黎之書用為文譎諫之資而已。[90]
《清史稿．嚴復傳》錄有嚴氏天演論自序，以西方邏輯學的角度闡釋《易》與《春秋》的表述方式，[91]提到《春秋》燭照隱微採用的是「察其曲而知其全，執其微以會其通」的「內籀」之法。吳闓生對《左傳》的評點之法，的確也是透過「察其曲而知其全，執其微以會其通」，藉此以推見至隱。不過由吳汝綸說嚴復「為文譎諫」，以西學進人治，以及嚴復以西方邏輯之推衍、歸納諸法來比附孔子學術，即可看出當時「不主一家」、力求會通之風尚，這在《左傳微》也不乏其例，最引人側目的就是吳闓生引以為得意的「正言若反」說：
《左氏》之意易測耳，凡其所推崇褒大者，皆必有所不足，其所肆情詆毀者，必有所深惜者也。一言以蔽之曰「正言若反」而已矣。（〈與李右周進士論《左傳》書〉，頁8-9）
利用「正言若反」，吳闓生不只開抉許多《左傳》屬辭底下的微言，甚且可用以解釋何以《左傳》字面上的評價（如君子曰）與吳闓生拈出的貶斥相違背，如：
譏趙盾之無能，反若為之解者。（卷4，晉靈之難，頁215）
以「保存周室」為違天，作者傷心之言也……遏之又遏，尤後世文家莫曉之秘。（卷9，王子朝之亂，頁641）
但「正言若反」其實是老子提出的語言表述模式，《老子》第七十八章云：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92]
姑不論老子所指的「正言若反」意思是否與吳闓生的指涉相同，[93]但他明揭以道家成詞乃至概念來闡釋儒家最精微的微言眇旨，此作法本身就與嚴復以西學闡釋《易》與《春秋》的表述方式，除了出之於「欲進之以人治」的急切，以吳闓生來說，亦或有不忍經典被視為落伍不合時宜的心思吧，故其評點，亦有引論時事或西學之處：
今之主外交者不知此義，可歎。（《左傳微》，卷7，子產相鄭，頁501）
司臣等所犯以今國際法言之，則國事犯也，列國應加援助。宋貪賄而不能庇，故假師慧以深誚之。（《左傳微》，卷6，宋子罕之賢，頁367）
《左氏》論治至精，極合于共和原理，數千年來自孟子外，他人莫能見及，莫敢昌言者也。（《左傳微》，卷6，衛孫寧之亂，頁379）
肆、結語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全盤西化」的主張逐漸成了主流，「崇新貶舊」的社會輿論，往往使中國經典受到「全盤否定」，[95]金耀基稱此時期西學已不止是中國自強的「手段價值」，也是一種人生社會嚮往的「目的價值了」。[96]亦即，吳闓生面對的已不是學術爭勝的問題，不論是今古文之爭或中西學體用之別，在文化改革的強大思潮之下，都相形微不足道。一旦人們認為傳統無法給出新人生方向，甚至是指錯人生方向時，經典就喑啞了，完全失去發聲的機會。
《左傳微》正式出版的時期，正是經典退出大部分學者主要意識舞台的時代，經典已不具功名利誘性、經典失去指導人生的唯一性、經典不再是建構社會基底的核心，[97]吳闓生卻依然談微言大義，談尊君攘夷，此正是其尊經的作法。因為，如若為了迎合世局，而以西學操刀割截經典，則經典看似有了新風貌，其實是借錯屍還錯魂。所以在新式學者以子以史以集的角度重新闡釋諸經的風氣底下，[98]《左傳微》明揭以經讀之，已是充分體認經典邊緣化而力圖振作的宣示。
當然吳闓生諸多評點意見都有其主觀性，也有再探討的空間，姑不論其學術價值如何，吾人當可由其細密點評之中，看到他極力展現新學術風範的企圖，將傳統尊尊思維重新爬梳，努力展現其間的是非精神；而三傳既同傳聖言，理當有共通匯集之處，何必門限自局？「混三傳而論義理」或引子論傳，皆展現了經典的無限包容性。凡此，於經學之推廣必甚有功，此其力挽狂瀾之苦心也。
而所謂微言眇旨的發掘，除了充分展現語言的曲折美學之外，其實亦顯示經學解說的多樣化，《左傳微》全面辨析《左傳》屬辭比事之各種模式，以反射、激射、正言若反等諸多表達模式，除了展現《左傳》這個古老的文本其語言表達模式之成熟與多元，更進一步闡解了語言符號與意義連結之間的「深曲」關係，也注意到材料擺放位置不同，其指涉範疇亦將有異，凡此分析，事實上皆已觸及今日語言學、符號學、敘事學、修辭學討論的範疇，此又當別文深入探究之處也。
本文摘錄自：《興大中文學報》，臺北：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第二十七期，2010年，頁233-260。
[3] 「制義家之治古文，往往取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愈之書，繩以舉業之法，為之點，為之圓圍以賞異之……為之評注以顯之……」，見清．曾國藩，〈謝子湘文集序〉，《曾文正公全集．文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初版），頁13。
[12] 吳闓生，《左傳微》，頁19。為便於觀覽與節省篇幅，以下凡引《左傳微》評點者，版本皆據林慶彰主編，《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2輯第40-41冊（臺中：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2008年，初版）；獨段引文者，於引文末說明出自「某卷某頁」，不再另行加註出版資料與頁次。
[15] 如「凡《左傳》中解釋經文者，大率皆後之經師之所附益。」（《左傳微》，卷1，頁2）「『書曰』云云，乃後之經師所摻入之者也。刪去文義乃順。凡經師附益之說，多支離迂淺，往往有與經旨顯戾者。固可一望而辨也。」（《左傳微》，卷1，頁8）
[18] 李隆獻，〈《春秋》始於魯隱公探義〉一文於此有深入的分析，主張「欲探討《春秋》起始之義，應由當時天子、諸侯、大夫權位之陵替及各國內部與國際間之重大事件著眼的觀點。」「孔子面對此一王綱解紐、崇尚武力、人倫盡喪的混亂時代，於是選擇正當其時的魯隱公作為其褒貶寄託的起始。」，韓國「中國學會」《中國學報》，1996年7月，頁67-87。
子，母貴則宜為君。隱公當嗣父世，正以禎祥之故，仲子手有夫人之文，其父愛之，有以仲子
為夫人之意，故追成父志，以位讓桓。但為桓年少，未堪多難，是以立桓為太子，帥國人而奉
之，已則且攝君位，待其年長。」（臺北：藝文印書館據1815年阮元刻本影印，以下凡引十三
經，皆據此版本，不再加註說明版本資料），頁29。
[66] 桑兵，關曉紅主編，《先因後創與不破不立：近代中國學術流派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初版，頁260。相關討論尚有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1868-1919）及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臺北：時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年，初版。
[67] 張素卿，《清代漢學與《左傳》學──從「古義」到「新疏」的脈絡》（臺北：里仁書局，2007年，初版），頁72；又云《左傳》學方面，則「關注於考索相關的典章制度，從中抽繹出尚禮的經說取向……強調『釋《春秋》必以周禮明之。』」（頁330）。
[74] 關於《公羊》復仇觀，請詳參李隆獻，〈復仇觀的省察與詮釋──以《春秋》三傳為中心〉，《臺大中文學報》，22期（2005年6月），頁99-150。〈兩漢復仇風氣與《公羊》復仇理論關係〉，《臺大中文學報》，27期（2007年12月），頁71-122。
[78] 比如同樣受經學傳統教育，而晚吳闓生幾年赴日留學的吳虞（1872-1949），曾於1910年因家產等問題而興訟告父，一時輿論譁然，視之為非理不孝之人，尚且因此被取消教師資格。詳見新潮社編，《吳虞文錄．吳虞文續錄．別錄》，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
[89] 「吳汝綸在1896至1903年間與嚴復密切來往，曾為嚴復潤飾《天演論》的翻譯，吳汝綸甚至親自為之修改、作序、節錄。」詳見黃克武〈走向翻譯之路：北洋水師學堂時期的嚴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9期（2005年9月），頁24-31。
[91] 「其有曰：『仲尼之於六藝也，《易》、《春秋》最嚴』。司馬遷曰：『《易》本隱而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為本隱之顯者，觀象繫辭，以定吉凶而已；推見至隱者，誅意褒貶而已。及觀西人名學，則見其格物致知之事，有內籀之術焉，有外籀之術焉。內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執其微以會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援公理以斷眾事者也，設定數以逆未然者也……遷所謂「本隱之顯」者，外籀也；所謂「推見至隱」者，內籀也，二者即物窮理之要術也。」趙爾巽等，《新校本清史稿》，卷486，〈列傳．文苑．嚴復〉，頁13448。
[95] 周策縱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時間定為1917至1921年，關於五四與社會文化變革等，詳參周陽山主編，《五四與中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0年，初版11刷；顧昕，《中國啟蒙的歷史圖景：五四反思與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之爭》，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年，初版。
[97] 鄭傑文，〈西學衝擊下經學方法的改良〉云：「經學的那種指導和規範中國古代社會政治運行的『經世致用』傳統價值觀念，受到經學界大部分人事的質疑；而西方的『民主』、『科學』成為衡量傳統人文學術價值的新標準。」頁2。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變動時代的經學和經學家（1912-1949）〉第六次學術研討會，2009年11月19-20日。
[98] 鄭傑文提到西學衝擊之下，「兩千年來那主流學者治經的傳統學術局面，至此而變為主流學者治史、治子的學術局面。」或以文獻史料的角度闡經，「破壞神聖性」，如「《詩經》被作為『最古老的詩集』來研究。」（詳參鄭傑文，〈西學衝擊下經學方法的改良──以20世紀前期《詩經》研究為例〉，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變動時代的經學和經學家（1912-1949）〉第六次學術研討會，2009年11月19-20日）引文分見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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