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爾斯（John Rawls）在政治哲學上成就斐然，受到相當普遍的肯定與推崇。不時有人讚譽道，他在西方自由主義傳統裏的貢獻，堪稱接續了彌爾（John Stuart Mill）、甚至於康德（Immanuel Kant）的地位。這類說法，無論具體意義有多少，都提醒我們，評價羅爾斯的時候，除了看他的具體觀點的完備與否、以及論證的妥當程度之外，他為自由主義政治理論開創了甚麼新的視野和資源，也值得特別注意。畢竟，康德、彌爾這些一流的思想家所開啟的問題與視野，對於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曾經發揮過革命性的轉移功能。羅爾斯有相應的貢獻嗎？
為人謙虛平和的羅爾斯，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第一版的序言裏曾說：「我所提出的看法，無法自矜原創。（書裏）主要的觀念都屬於我們的大傳統，為大家所熟稔。」[1]可是警覺的讀者不難發現，單就他立意寫一部《正義論》而言，已經可以見出他的問題意識比傳統自由主義更為深入的一面。
自由主義原本就是一個駁雜的傳統。這個傳統立足的基本精神，在於強調個人的權利與利益優先於各種集體組合、各類屬於集體的價值。可是這類權利與利益包括哪些具體項目？正當性的基礎何在？它們這種優先地位，如何表現出來？它們之間的比重與衝突如何調節？甚麼情況之下，它們可以合理地受到限制？最重要的，個人之間的平等，對於每個個人的權利與利益又會形成甚麼樣的制約？面對這些麻煩的問題，各家理論參考不同的歷史條件，提出過眾多的陳述方式。自由主義的駁雜與豐富，畢見於此。
那麼，羅爾斯用「正義」這個主題表達自由主義，有甚麼特殊意義嗎？換個方式問，為甚麼他不逕取權利、自由等等傳統自由主義必定關懷的概念，作為自己理論的核心？
羅爾斯給自己設定的論爭對象是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這種針對性，已經足以見出他的思考的大要方向。「每個人都擁有一種奠基在正義之上的不容侵犯地位，即便社會整體的福祉，也不能凌駕。」──這是《正義論》正文第一頁上的宣示。「社會整體的福祉」，所指當然就是效益主義所追求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羅爾斯所憂慮的是，在根據效益主義追求效益的「跨個人」積累之時，會傷害、犧牲少數人的利益或者權利。不過推廣言之，不少人，即使並非有意識地站在效益主義的立場，卻還總是不免相信，為著整體、社會、或者多數人的某種福祉、某種具體目的──例如文化的發達、經濟的成長、社會的安定、國民的健康、或者某種歷史哲學式的宏偉目標──個人的利益和權利有時候不免要讓位。羅爾斯對效益主義的批評，當然也直接適用於這類心態。
可是將羅爾斯這句話稍作更動，強調正義的自由主義、與不強調正義的自由主義，也可以藉它來分辨。「自由主義」這個社會理想，同樣必須堅守正義觀點所堅持的個人的「不容侵犯地位」；對於羅爾斯來說，社會是不是呈現出某種自由主義的面貌，相對於它是否正義，仍然屬於次要的問題。如果社會因為力求實現某一種關於自由主義的理解，居然必須凌駕個人的「不容侵犯地位」，這種做法依然是錯誤的。有人會反駁：會凌駕於個人權益之上的制度，稱得上自由主義嗎？當然稱不上，不過這個問題充分顯示，關鍵其實在於正義這個概念。正義概念正是要告訴我們，個人有些甚麼權益與地位是不容凌越侵蝕的。即使站在追求個人自由的立場上，我們仍然須要參考正義概念，方能判斷一個自由的社會應該具備甚麼面貌，尤其是個人應該獲得甚麼方面的自由、多少自由、以及在各項自由之間應該形成甚麼樣的先後比重。換言之，自由主義的妥當，來自一套妥當的正義概念具有自由主義的內容。羅爾斯企圖證明，一套以公平為特徵的正義觀[2]，正好滿足了自由主義對個人自由與基本權利的追求。成功與否不論，羅爾斯這種思考方式，已經足以顯示，他的自由主義，與一般直接認定某項所謂自由主義的價值（例如自由、效率、自然權利等等）、卻不問這種價值是否確實表達了人的「不容侵犯的地位」的取徑，實在有可觀的差別[3]。
這個情況，說明了為甚麼羅爾斯要寫作一部《正義論》、要取正義作為社會體制的最基本品格、要以正義作為政治哲學的根本問題。那是因為正義是一個極為基礎的概念，對它有所釐清，其他政治價值才能基於正義原則的要求，取得明晰的身份與正當性。用羅爾斯自己的陳述來說，他的正義理論的第一個目標是，針對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應該享有哪些基本權利與自由、這些權利與自由如何居於優先地位，提出一套足以服人的交代；第二個目標是，將這套說法與民主意義下的平等結合，也就是讓個人的權利與自由，能夠跟真正的機會平等、跟高度的分配平等結合。他認為，發展這樣一套理論，才可望回答一個憲政民主社會裏政治哲學的首要問題：「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應該在甚麼樣的公平條件之下，進行社會合作？」正義概念這種優先地位──邏輯上的優先、也是實質上的優先──如何發揮作用，我們可以挑出政治權利、機會平等、以及所得如何分配三個例子來看。這三個議題，對自由主義的大傳統來說都不陌生。可是到了羅爾斯的理論中，由於正義的原則性要求，這三項問題取得了相當特殊的形貌與內容，所產生的修正，在自由主義傳統內部顯得極具挑戰性。
羅爾斯的正義第一原則，揭櫫了一系列基本權利與自由；他也強調，這些權利與自由具有優先性，不容資源分配的要求（也就是正義第二原則）來凌駕[4]。但是在這些自由與權利之間，羅爾斯特別要求政治的權利與自由必須具備「公平的價值」（fair
value）。批評自由主義的人常常指出，自由主義所舉出的基本權利與自由，由於忽略了使用這些權利與自由所需的社會、經濟條件並不平等，所以這些權利與自由往往流於「形式」的。針對這個問題，羅爾斯特別要求個人的政治權利具備公平的價值，也就是其「有用性」要獲得保證。為了這個目的，羅爾斯要求經濟勢力退出政治過程，要求例如公費選舉、限制政治捐獻、保證媒體的公平使用等制度。他甚至認為政治程序乃是一種有限的公共設施，必須設法保證每個人的公平使用權利。
關於機會平等，羅爾斯區分了「形式的機會平等」（formal equality of opportunity）和「公平的機會平等」（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兩種詮釋。形式的機會平等不難理解：大家不受限制、也不論條件，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每個人都有機會發揮一己的稟賦和條件，追求自己所設定的前程；羅爾斯稱之為「前途對一切人才開放」。這可能也是我們日常所流行的機會平等概念。支持這種機會平等的社會體制，羅爾斯稱為「自然自由體制」（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
可是羅爾斯認為這樣的平等只是形式的。它雖然開放了一切公共職位和社會位置，卻未能保證具有同樣稟賦與動機的個人，都有公平的機會取得這些職位和位置。一個簡單的情況就是，由於出身和家境的限制，有人雖然資質與動力都不遜於他人，卻無法享受到足夠的教育和文化，培養才能、發揮稟賦，馴致他們雖然沒有受到法律的限制，卻仍然無法享用同樣的機會。要保證公平的機會平等，那麼防止財富的集中、消除社會歧視、尤其是盡量做到教育機會的均等，都是必要的手段。這種公平的機會平等，羅爾斯稱之為「自由主義的平等」（liberal equality）。
不過，這種平等的要求，雖然減弱了社會環境因素對於個人命運的作用，卻仍然容許稟賦與動機的不平等，影響一個人的生命前景。羅爾斯認為，稟賦的不平等分配，乃是「自然彩券」（natural lottery）的結果，同時社會條件和家庭條件，對於個人稟賦的發展、成就動機的培育，也必然會有強大的影響，因此正義不能停止在自由主義的平等，而應該進一步要求「民主的平等」（democratic equality），也就是羅爾斯最有名的「差異原則」（difference principle）。
差異原則的涵意之一，就是將所有社會成員的天生稟賦的分布，視為社會的共有資產，因此個人發揮一己稟賦所獲得的成果，在一個明確的意義上屬於社會：在道德上言之，個人稟賦與生俱來，並不是當事人在道德上「應得」的；而其發揮和作用，又需要其他人的互補與配合。因此，只有在鼓勵有才者更加鍛鍊、發揮他的才能、以便有利於弱者這個條件之下，他才有理由獲得較他人為多的報償與獎勵。換言之，一反傳統自由主義將分配問題與才能或者貢獻直接結合起來的「賢能體制」（meritocracy）趨勢，羅爾斯正好反其道而行，從社會合作的公平條件著眼，為分配的不平等建立限制。
這三個概念經過如此處理，意義已經轉為相當激進。不少自由主義者，對於羅爾斯這樣修正傳統自由主義的一些基本立場，會覺得不以為然。他們會問，一旦權利、機會、以及憑才能換取的所得，居然要受到公平以及平等原則的制約，自由主義尊重個人自由的基本精神豈不蕩然無存？這種憂慮並不是無的放矢，但它可能起自一種關於自由主義性格的片面了解。自由主義所面對的，乃是一個必須兼顧雙面的問題：個人的自由與平等要求的是甚麼，必須放在社會合作的脈絡裏獲得說明和肯定。不談後者，個人的自由與平等只是抽象的道德設定，因為這時候眾人抉擇的紛歧、先天後天條件的差異、資源的有限、體制正當性的必要等等問題，都無從進入考慮。但是要在社會合作的脈絡裏肯定個人的自由與平等，就必須追問甚麼樣的自由與平等才算構成了合作的公平條件。常識性的自由主義，往往只著重於發揮個別個人的自由與平等，結果無法說明社會合作對自由與平等所提出的要求與限制。用市場模式說明社會合作的自由主義，又僅著重市場意義下的自由與平等，疏忽了市場運作的累積效應，對自由與平等的「公平」價值會有所扭曲，從而合作的條件不再公平。羅爾斯捨棄了這兩個極端，用公平的合作條件呈現個人的自由與平等對於制度要提出甚麼要求，也用公平的合作條件限定社會合作的原則與架構。這種取徑，我認為乃是自由主義對本身的價值信念更有自覺、與現代社會生活更為貼切的一種發展。如果因此必須對「自然自由」的體制有所修正，那也應該說是自由主義更進一層的深化成長。
這種成長，當然有其時代的背景。我們有必要強調，羅爾斯的思想，相當程度上受到了美國自由主義傳統的制約和啟發。特定言之，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經驗，滋生了美國知識份子對於放任資本主義的疑忌，也確立了「新政」的政治傳統在美國意識底層的不息長流。美國自由主義與民主左派的合一，在此時期奠定了基礎，影響到了自由主義在美國日後發展的軌跡極深。不過一般言之，美國自由主義，與前一個歷史時期在歐洲出現的自由主義，還有一個重要且複雜的時代差別：歐洲古典自由主義起自對於絕對王權以及教會、貴族的反抗，爭取的乃是市民權利、以及市民社會和市場的自主；美國自由主義的發展，則與歐洲社會民主運動較為相通，反抗的對象已經轉為放任資本主義以及金權政治，用心焦點自然轉向爭取平等與公正、轉向公民的政治權利與社會權利[5]。在羅爾斯個人的經驗中，美國黑人民權運動，更提出了一項具體而重大的課題，令他深切關心：一個自由主義的社會，究竟能不能克服種族和階級所造成的剝奪，確實實現每個公民的自由與平等？羅爾斯自己表示，公平的機會平等原則與差異原則，「決定了作為公平的正義之自由主義的──或者社會民主的──性格」[6]。他會將社會公平、自由主義、社會民主連在一起談，必須從這些脈絡來了解。
可是這種對於時代問題的回應方式，是不是應該引起有關自由主義「變質」與否的憂慮？是不是所謂古典自由主義所強調和追求的自由，在羅爾斯這類強調平等的哲學取向中遭到了忽視或者扭曲？是不是這類晚起的自由主義，業已喪失了自由主義的本色[7]？
羅爾斯曾經指出，政治哲學有四種角色，其中之一乃是化解撕裂性的政治衝突，解決秩序的問題。他所舉的歷史先例，包括了十六、十七世紀歐洲宗教戰爭之後的寬容問題，引發了洛克（John Locke）和孟德斯鳩（Charles
de Montesquieu）的著作；英國內戰，逼出了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維坦》（Leviathan）──「毫無疑義乃是以英語寫的最了不起的政治哲學作品」[8]──和洛克的《政府二論》（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十八世紀美國立憲時期，在聯邦派（Federalists）與反聯邦派（Anti-federalists）之間的爭論，促生了政治哲學思考；等等。羅爾斯認為，到了十九和二十世紀，自由和平等的主張產生衝突，社會基本制度應該如何安排，以便兼顧公民的自由與平等，至今沒有共識。羅爾斯自許的任務，正是從衝突各造的道德與哲學學說出發，探討自由與平等各自的主張應該如何了解、它們之間的先後排列與比重該如何安排、以及如何證明某一種安排是合理的。羅爾斯認為他的正義兩原則，可以答覆這些問題。他相信，符合正義兩原則的社會基本制度，比較可能同時實現自由與平等這兩項價值。換言之，他不僅提出了一套自由主義的正義觀，也發展出了一套平等主義形式下的自由主義。他並沒有輕忽自由的價值，但是他自許有責任正視兩個世紀以來人類對於平等的普遍呼喚。
在今天的世界，自由與平等乃是極為普遍、極為基本的政治要求。因此，如何兼顧二者，發展出一種有原則的政治立場，讓自由與平等兩項看似注定抵觸的價值，能夠在一套社會制度裏得到充分的實現，應該說是今天任何政治思考都要承擔的任務。「以公平為正義」，正是羅爾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他的答案可以爭議，可是他的問題無比真實，卻不能輕易抹除。自由主義在羅爾斯手裏呈現了新面貌和新的生機，《正義論》出版後，西方政治哲學宣告「復蘇」，三十年來引發了社群主義、多文化主義、以及其他思潮接續湧現，在自由主義的架構之內發動挑戰，擴大了自由主義的視野，適足以證明他所開啟的路向，代表著自由主義一個新階段的展開。在這個意義上，羅爾斯的成就，反過來也充分顯示了自由主義政治傳統與時俱進的內在活力。
原文註釋：
[1]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1999), xviii.羅爾斯的著作幾乎都有中譯本，本文並未利用。
[2] 所謂以公平為特徵，意在排除其他各種各類關於正義的了解。正義的原始概念很簡單：「讓每個人得到他當得的」即為正義。顯然，每個人應當得到甚麼、又如何決定每個人當得到甚麼，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對這個問題，可能的答案很多，構成了政治思想史的一條發展主線。以公平為特徵的正義，與按照德性、功績、能力、或者其他特色為待遇標準的正義概念，當然大異其趣。與按照神意、天道、利害、勢力為著眼點所建立的正義概念，也不是同一回事。
[3] 在這個意義上，即使哈耶克（F.
A. von Hayek）所設想的自發秩序，也需要接受一套正義觀的檢驗，以資判斷這樣一套秩序是不是尊重了個人「不容侵犯的地位」。這個想法，請見拙著〈演化論適合陳述自由主義嗎？──對哈耶克式論證的反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6期，2002年6月，頁173-91。
[4] 在一處註腳中，羅爾斯曾提到，或許在第一原則之前，還應該設定一個更優先的原則，要求滿足每個人的基本需求，以便保證公民們都能理解、都有能力運用自己的基本權利與自由。毋需贅言，這樣的最優先原則，會要求起碼的溫飽與衛生、基礎教育、以及人身安全。也許羅爾斯是認為這個要求過於基本，所以毋需列入他的理論。其實不難想像，假如一個社會的體制運作平順、經濟業已開始成長、有能力主辦奧運、世博會，卻還容許相當規模的文盲、半文盲、以及經濟性的疫病人口（例如由賣淫、賣血感染愛滋病）持續出現，當然只是說明了它的政府冷酷、菁英無情而已，並不是任何正義理論所能儆醒的。
[5] 後一個歷史時期還有一項重大的特色：隨著民主體制的逐漸擴大，國家必須擔負的責任也告增加，迫使自由主義需要調整自己此前關於低度的「守夜人國家」的消極看法。事實上，由於國家在經濟活動裏的角色愈來愈繁重，如果在前一個歷史階段裏，自由主義還有理由斷言國家為妨礙經濟活動的因素，到了後一個時期，自由主義也必須調整自己關於國家職能的評價。
[7] 關於自由主義究竟有沒有一個從「古典」到社會平等主義的歷史變化可言、這段變化是延續發展、還是斷裂變質，請參閱Stephen Holmes, Passions and Constraint: On the Theory of Liberal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第八章，可以釐清不少成見。
[8] John Rawls,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
本文摘錄自《二十一世紀》，2003年2月號，總第75期，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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