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劉俊文主編，欒成顯、南炳文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6卷，頁229-265。據以下版本譯出：《宮崎市定全集》第十三卷，岩波書店，一九九二年。
一、緒言——北方和南方
如何認識明代二百七十餘年的歷史，其看法亦多種多樣。不過，必須注意的一點是，事實上並不限於明代，在從宋代至清代的近世，政治舞臺是以北方為主，特別是以與塞外民族的關係為中心而發展的；而去會經濟的變遷則可以明顯看出是在南方。在江南，特別是長江下游的三角洲地方，乃是專門供給置於北方的中央政府財政的。如果僅觀察北方的動向，只能明白外面大廳里的與客人接應和往來貿易；而若要看一下裡面庖廚之家計籌措，就必須注目於長江三角洲的地方社會。
即便是長江三角洲地方，其中特別重要的則是蘇州。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有代表一國風氣和文化等那樣的城市，法國的巴黎、美國的紐約，即是如此。而明清時代的中國，我想，蘇州可以說是其代表。大體中國自古以來，國都多設在北方，以其為中心發展了光輝燦爛的文化，而唐以後，說到這一點，其乃是在消費城市中所開放的無根之花。因此，長安不是首都以後，長安文化衰落了；開封失去都城地位，開封文化即降為地方性的田園文化。與此相反，江南的城市在其背後都有強大的生產基地作靠山，同時，城市本身即是生產城市，並兼商業。因而其文化也保持著長久的延續性，而由於這種地方文化指導著中國，以至於北方的以國都為中心的文化，甚至反呈殖民地色彩之形像。
明清時代的蘇州府（吳縣、長洲、元和），是代表中國經濟、中國文化的城市，如果就日本來說，則相當於把大阪和京都都合在一起那樣的地方。而且，無須說其府下之太倉州、崑山、常熟、吳江、嘉家諸縣，附近的松江、常州、湖州諸府也在其周圍，成為衛星城市。人們常說，明代蘇州一府所負擔的租稅額可與浙江第一省相匹敵，相當於天下的十分之一。與此同時，文化也極為繁榮，科舉方面以優秀成績而及第者的人數，也是蘇州出身者最多，是絕對壓倒它地的。
僅次於蘇州的繁榮城市是揚州和松江。蘇州是所謂絹都，揚州是位於江北的鹽都，松江則是與蘇州相鄰近的棉都。鹽的性質略有不同，關於鹽都他日再述；這裡暫就性質相似、又相鄰近的蘇州和松江二城市，對有明一代的盛衰，通過這兩個城市試作一瞥。
二、蘇州文化的特性
元末混亂時期，蘇州成了江北販鹽出身的張士誠的根據地。然而，張士誠版尊仰為擺脫胡元統治的解放者，他巧妙地與蘇州地方豪強勢力相勾結，受其援助頗多，因而，雖受到來自明太祖方面的強大壓力，並未輕易屈服。但最後在糧盡其政權崩潰之後（一三六七年），蘇州的豪族自明初開始受到了嚴厲的鎮壓。凡元朝官吏及仕張士誠者，均被強制遷徙太祖故鄉鳳陽，其土地被全部沒收而成官田。進而又將豪富遷往迎都應天府（南京）。在太祖之後，成祖永樂帝一遷都北京，則先後三次將蘇州地方富民遷往京城。明初的蘇州如此劫難不斷，不僅在經濟上，文化上亦受到彈壓。
最初，張士誠以蘇州為都城，招請天下文人，所以明初這裡也留下許多文人。其中特別有名的是被稱為吳中四傑的高啟、楊基、張羽、徐賁四人。然而他們均未得到善終。列為四傑之首的高啟（青邱），因在蘇州府新衙落成之際，曾用龍蟠虎踞四字書寫上梁文，認為其志在謀反，而被處腰斬。楊基一度踏入官途，但被處徒刑，卒於配所。張羽亦同為官，被流放嶺南，途中投江自溺。徐賁官至河南布政使，因對路過之軍犒勞不周而被下獄餓死。不過，四傑之中除高啟為蘇州人外，其他三人均是從別處流寓蘇州的。蘇州出身的次於四傑文名很高的是王行，此人亦被打入藍玉之黨，與其子一起被處死。果真這是明朝天子對蘇州人有意識地彈壓，還是偶然的巧合，如今已不得而知，但對蘇州人來說恐怕一定感到，此乃是專制君主在經濟上和文化上的一種壓迫政策。對此，勢必在蘇州人中間，產生一種根深蒂固的反抗精神，這是很自然的。論及蘇州文化是不可忽視這一點的。
經宣德、正統至成化、弘治時，政情逐漸穩定，經濟日趨繁榮，外國銀元亦開始流入（見後述），蘇州恢復了創傷，而文化也走向興盛，蘇州人在科場上開始嶄露頭角，成績驚人。科舉的最後考試為殿試，只在宮中寫一天答卷，僥倖成功的相當多，若論真正的學力不如說是在其前的會試。會試要從四千人左右的舉人中選拔數百人的及第者，而三天連續進行考試。殿試僅只意味著對這數百人排一下名次。從成化二年至弘治三年（一四六六至一四九零年）共舉行過九次科舉，在這九次會試中，其成績第一的會元，南直隸（江蘇、安徽）佔七人，特別是在這七人之中，蘇州府竟佔四人（《蓬窗類紀．科第紀》）。這或許是正好舉出蘇州科舉情況最好的時候，而會元也未必能斷言就是學力第一的人，但總之，從概率上來說，凡是總體上文化先進的地方，成績優秀的人也一定出得多，這也表現在有關成績的統計方面。
可是，要說在科舉中以優秀成績而中進士者，通常就是當時文化的推進者和領導者，那未必如此。固然亦因人而異，但早早科舉及第而一進入官僚生活，則已沒有讀書的時候了。〔注1：據徐階說：「本道科第者，讀書不多。」（《南吳舊話錄》卷十《徐華亭》）〕官位越顯達往往學習越不認真。因此，推進文化的人多是官運不佳，或科舉失敗、中途對晉升官場絕望的人。在蘇州，中了進士而踏上官途的人當然很多，而另外也有在官場的異常激烈的生存競爭中的失敗者，於是他們與仕途無緣而成為蘇州本地人士，遂憑自己的愛好專心致志地讀書，或熱中於鑽研藝術，過著恬靜的生活。正是這些人重新振興了蘇州文化，而蘇州文化也就是這樣領導著中國文化。
一般說來，明代的士大夫與其鄉里的結合是非常深的。即便是在中央官場顯達之人，也並未因此就成了首都人，仍把根據地置於鄉里，在鄉里增殖資產。這也是因為，即使是在官場，被任命為某種官職是有一定的任期的，任期一滿即要退下來，而在得到新的官職之前則需要等一定的時間的。這期間即在鄉里生活。〔注2：史載，松江出身的陸樹聲，號平泉，為嘉靖年間會試第一之進士，性恬退，家居嘗十之九（《南吳舊話錄》卷八《陸定公文》）。〕年老隱退更是如此，因要回歸鄉里，所以要不斷地與鄉里保持聯繫。這種鄉居之官，或在廣大鄉里所見到的官僚稱之謂鄉宦。〔注3：鄉宦未必專指家居之官，對現任鄉官亦有這一說法，由此即可明白。關於明代官僚，不查一下其出身地就難於理解其行動。因此，載於明代史冊的著名的政治家，不管是號、字，也不管是諡，以其出身地的地名相稱的很多，而令後世讀者頭痛。如徐階叫華亭，張居正稱江陵等等。〕可是，這種鄉宦動不動即依仗其在中央政府權力地位，在鄉居期間為所欲為，連其僮僕也極其橫暴，多成了民眾怨恨的目錄。與此相反，絕望於官場而定居於鄉里的士大夫，儘管有進士、舉人、生員等某種職位，或持有在其之上的官位職銜，而被承認有高於一般民眾的特權地位，但他們最熱愛其誕生的故土，欲同鄉里民眾共甘苦。這種所謂隱者式的士大夫則被稱為市隱，蘇州的文化並不是由鄉宦所開發，毋寧說是由市隱所推進的。而且，可以說正是市隱，繼承了明初以來的反抗精神，為文化的正統者。
蘇州市隱的第一人當數沈周（石田），他是著名的畫家和詩人，生於宣德二年，以八十三歲的高壽，歿於正德四年（一四二七至一五零九年）。在繪畫上是所謂吳派的開山人，一般認為，這個時期的繪畫中心已從杭州轉到蘇州。他作有題為市隱的詩，可以看出以市隱自命的樣子。
自沈石田晚年起，進入所謂吳中四才的時代。四才最年長者是祝允明，天順四年（一四六零年）生，比他年輕十歲的是唐寅和文徵明，再年輕九歲的是徐禎卿；而最年輕的徐禎卿卻最早去世，祝允明和唐寅則於嘉靖初年相繼歿去，只有文徵明一人以九十歲的高齡於嘉靖末年故去（一四七零至一五五九年）。
這四人之中最為風趣的要數祝允明。因生有六根手指而自稱枝山、枝指生，科場上沒中進士以舉人而終，曾一度在廣東任知縣，後為應天府通判，任期未滿回歸蘇州，不能不說是個鄉宦，但說是個市隱則最為合適。他與比其年輕十歲的唐寅甚是情投意合，祝允明工書法，唐寅則以繪畫聞名。唐寅以鄉試第一被稱為解元，而失敗於其次的會試，一生與舉人頭銜相伴，可以說是個代表性的市隱。
祝允明《明史》本傳中說其好色六博，可見他是一個吃喝嫖賭無所不為的人。唐寅亦自命江南第一風流才子，甚至印鑑上也刻上了這八個字。史載，向祝允明求書的人很多，但他並不輕易給寫，人們多向其熟習的妓女賄賂才能得到一件。一生貧困，錢一到手，馬上花光，不留一錢。每次外出，借金索逋者相隨於後，允明亦自喜。即他自以為有朋友伴隨，率領他們得意地走在大街上。
二人成了膠漆之交，總是相伴而行，因此世上流傳的關於他們的傳奇記載頗多，當然，其中不免亦有後世的誇張成份。而認為他們的行為過於輕薄這類非難之聲亦很高，但他們還是有他們自己的人生觀和正義感的。祝允明很憎惡禮法之士，這當然是對官僚的形式主義的反抗。在《祝枝山風流史》的小冊子裡，載有他計懲典吏的一條佚聞。吳縣的典吏因農夫的糞桶弄髒了他的轎子而大怒，遂將農夫打得皮開肉綻，祝允明聽到此事，即相約農夫親戚的二個生員，把典吏引誘到孔廟去，將其毆打而狠狠地懲罰了一頓。所據何處，不得而知，但祝允明的這類佚事是很有趣的。而這種反抗精神的根底，仍然是以他的獨自的合理主義精神為基礎的。
禮法之士認為祝允明是個傷風敗俗者，對其加以非難；而祝允明則認為禮法之士為偽善者，對其十分憎惡。所謂偽善，簡要地說就是虛假和欺騙，這是祝允明的合理主義所不允許的。因為合理主義最後必須承認實際存在的真實。今天讀起祝允明的著作來，到處可見其合理主義精神。
祝允明好怪談，其著述有志怪錄、語怪等，其他野記等所載亦是非常奇怪的傳聞。而他本人也說過這樣的話，宇宙廣大無邊，當然不會沒有奇怪的事，所以他幾乎被看成一個非同一般的迷信家。〔注4：祝允明《志怪錄》序載：「幽詭之事，固宇宙之不能無；而變異之來，非人尋常念慮所及。」又祝允明《野記》四中說：「宇宙之間，何所不有。」〕但是，讀其《勤軒錢時用先生行狀》（《祝枝山文集》卷二）一文，他特別提到，妖妄者如有而實無，由此看到，實際上祝允明也不是從心裡相信妖怪，只不過是因為其有趣而在筆頭上加以記載罷了。
另外，在其所著聞記中，還載有跟隨鄭和去印度洋遠征回來的老兵的傳言，說一到印度洋，天上星宿的位置完全變了樣，所以自古以來中國把二十八宿分隸於九州那是錯誤的。由於當時蘇州是易受外國貿易影響的地方，即所謂地理上的親發現也使蘇州人擴大了理智方面的眼界，對這一點也是不能忽視的。
祝允明還在《古銜》（文集卷二）一文中說，歷代的官名即是當時的制度，不可隨意改變。例如將明代的都御史書為中丞，把順天府尹、應天府尹稱為京兆，舉人叫做鄉進士，府學生員改稱郡邑生等，是不正確的。這確實合乎道理。由於這種改換稱呼，給我們歷史研究工作者真不知帶來多少苦惱。正如祝允明所主張的，一個時代的官名若都按正規稱呼，那就會帶來極大方便。然而，實際上祝允明自己亦沒有遵守這一規則。在其所著卷秩不太多的文集中，亦可找出中丞、邑庠生、鄉貢進士等語（文集二《封孺人都察院副都御史毛公妻韓氏行狀》）。這又當作何解釋呢？完全可以認為他的意見發生了變化。但按祝允明的情況，則可以看出他本身也不怎麼拘泥於自己的意見的。行狀、墓誌銘這類應世之文，如有所求，不容分說是必須寫的，而且還贈給相當多的金錢作為謝禮。他的最好的朋友唐寅則道破此事，曰：「應世詩文不甚措意，後世知吾不在此也。」
祝允明作為一種應世之文，多次給人作譜序。本來，家譜、族譜這類東西在哪一個時代都是偽造之物甚多，特別是在明代，蘇州地方出了很多偽譜。〔注5：關於偽譜，《南吳舊話錄》卷六《張莊簡》條說：「今閶門內天庫前，聚眾為之，姓各一譜，譜各分支，欲認某支，則捏造附之。貴顯者則有畫像，及名人題贊，無不畢具。且以舊絹為之，或粉墨剝落，或字畫糊塗，示為古蹟。喜之者嘗周數十金得之。……廬陵胡文穆（廣），頗厭為人序譜，以其多牽合不實也。」由此看來，近來日本學者所珍視的族譜、家譜之類譜牒大體都是偽物吧。偽譜的流行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商人的士大夫化，這同時也表明產業資本的官僚資本化。資本的積累並沒有面向生產，而是白白花費於住它建設和購買書畫等，只不過使消費文化發達罷了。〕一般大體模式都是固定的，先從周代或其以前說起；然後舉出宋代名士，又在靖康之亂逃到江南。這與明代蘇州地方的繁榮有關，一介商人獲得了巨富，其子孫一旦成為讀書人，就要偽造家譜，以便擺出名門望族的氣派，在花錢搞偽譜時還要請知名之士為其作序。像祝允明這樣的人當然不會不知道其內幕。現在在他所寫的譜序中即有「庸妄者冒先他人」之語。儘管如此，在祝允明所寫的韓先生傳（文集卷一）中亦記有從周武王之子開始的譜系，此即當是應世之文的緣故。這就是所謂把對方當作不懂的主來對待的，而對真正的知己是不幹這種事的。
作為祝允明的形影不離的朋友唐寅，是個賣肉的兒子，但唐寅並不特別以此為耻。在自己的文章中曾清楚提到這一點。說起唐氏，可以說是陶唐氏堯的子孫，又，周武王之子叔虞封於唐，唐氏也可以說是其後代，今天連筆者都想編造出一個傑出的偽譜來，而唐寅一點也沒想這樣做，仍以賣肉的兒子自豪。如果他真的搞出一個假譜系來，祝允明則一定瞧不起他，會寫上一筆的。
這種生活態度後來一直成為中國人的性格。總之，即是所謂「愚蠢莫過於輕敵」這種態度。其後明朝滅亡、中國被另一民族滿州征服時，當然不能說中國人沒有進行抵抗，但大體上其抵抗是無力的。其中有種種原因，而在根本上是充滿了這樣的想法：對手不過是極為愚昧落後的夷狄罷了。最近，當日本向中國大陸擴張之際，最初中國所採取的態度，當然也是把日本當成了大傻瓜。
這種態度是由市隱本身性質決定而必然產生的。市隱本身，即是把帝王和官僚都作為愚蠢的糊塗蟲來對待的。官場均是愚昧昏聵者麋集之處，所以講道理也講不通。倒不如將明白事理的同志組成一個相處精神舒暢的社交界。市隱並不是遠離人群、在山裡閉門不出孤立的仙人，而是保有他們本身小團體的社交之人。而且，為了形成這樣一個社交界，經濟上的繁榮與和平的確立則是他們所最希望的。祝允明所處的時代正好是具備了這樣好條件的時期。
但這樣的市隱生活仍有其弱點。他們的封鎖式社交，也決不能跟外部絕緣。不管其願意與否，他們都必須去作應世之文，就最清楚不過地說明了這一點。嚴格地說，其結果乃是與知行主張背道而馳的。人們認為，這成了以知行合一為口號的陽明學說出現的理由。
王陽明，浙江姚餘人，比祝允明晚生十二年，其死亦晚二年，大體可以說是同時代的人（一四七二至一五二八年）。在這顯著不同的二人之間，仍有時代上共同的合理主義和批評精神。不過，在蘇州這樣的大都會裡長大的祝允明，乃是抱有都會人那種靈活通融的態度的，認為對認識到了的事情並不一定要嚴格去實行，而要熱中於自己的趣味生活，在此之中找到最高的人生。真的東西是應該從感情上和藝術上來掌握的。而田舍出身的王陽明之廉潔，則是不允許妥協的。必須以徹底的意志力量使知行合一。不應只關閉在個人的小圈子裡，而必須行道天下。
雖然在根本上都具有共同的合理精神，但在生活態度上追求趣味的都市文化，和強調以意志解決問題的鄉村文化，若說哪一個更強盛，卻不能一概而論。陽明學被組成一個哲學體系，其擴展下去的情況極為明顯；而祝允明等追求的趣味生活，雜然而廣泛地滲透到蘇州文化中去，表面上雖不明顯，但仍然頑強地在中國社會中流傳下去，而且，蘇州作為這種都市文化的製造者，也沒怎麼能受到陽明學的更深的感染。即陽明學者在蘇州周圍的常州、松江還很多，但蘇州人作為著名的陽明學者只能數到黃省曾一個。
祝允明死後，蘇州的文化圈由最長壽的文徵明主宰，一直持續到嘉靖末年。文徵明與祝、唐完全不同，是個謹嚴居士，據稱，以清名長德主宰中吳風雅之盟三十餘年。他以九十歲的高壽歿於嘉靖三十八年，因而所謂主宰盟主三十餘年，即意味從祝、唐死後才開始的。被市隱所領導的蘇州風氣有其獨特之處，這即是在鄉評方面持有極大的權威。即便是在中央做了大官的人，也不能不屈服於鄉里的評判。特別是要求其為官清廉。如果做官而發了大財回來則為鄉論所不容。比起天子的刑罰更怕被鄉黨開除。有名的都御史朱紈的悲劇即是由此而產生的。
三、明代的政治和蘇州
蘇州的繁榮有賴於外國貿易利益之處甚多。當然，在明代海船不能進入蘇州，但由於蘇州是絹都，這種優秀的特產品對國外亦有銷路，因而以此換取了大量白銀。〔注6：關於明代白銀的變動情況，一般認為，明代沿海的秘密貿易之興盛是在成化弘治之際，道光《廈門志》卷七載：「成弘之際，間有乘巨鑑貿易海上者，奸人陰開其利竇，而官不得顯收其利。」與外國貿易的興盛則使大量白銀輸入中國，而其最後結果即集中於蘇州平原。《日知錄》卷十《紡織之利》註載：「唐氏（甄）曰：吳絲衣天下，聚於雙林（湖州吳興縣東南），吳（句？）越閩番，至於海島，皆來市焉。五月載銀而至，委積如瓦礫。吳南諸鄉，歲有百十萬之益。是以雖賦重困，窮民未至於空虛。……夫蠶桑之地，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東不至海，不過方千里。」這裡所言是有關清初湖州的絹絲情況，而關於明代蘇州的絹布情況也可以說是與此大體相同的。〕特別是到了嘉靖年間，葡萄牙船的航行擴展到東方，在浙江海上的雙嶼，還有日本人參加，成立了一個大型的國際貿易處，這樣，蘇州絹的銷路更加興旺，從而增進了蘇州的繁榮。松江的楊道東與父老共遊海上，諸島梁沉獻翠，飛帆往來雪浪中，他人都在欣賞絕景，楊獨愀然道：
今國家法紀漸弛，諸闌出奸民，澗與夷市使，或因事搆釁，挺而走險，未必不勾之內犯，則焚吾廬舍者，即若輩也。（《南吳舊話錄》卷二十）
這一預言隨即完全成為事實。
按明之國法，嚴禁沿海人民進行海外自由貿易。因此，雙嶼的國際貿易當然被作為秘密貿易而必須予以取締。但是，由於這種秘密貿易與中國的產業緊密相聯，如不採取其他方法而加以突然鎮壓的話，當然要招致非常危險的後果。然而，以執行國法為無上命令，並以鎮壓這一秘密貿易為目的而被派遣的浙江巡撫，即是蘇州出身的朱紈。
嘉靖二十七年，朱紈進攻雙嶼，焚燬了這一國際市場。其結果則引起了中國經濟前所未有的停滯。地方上勢家反對之火，早就十分強烈，他們所持表面上的理由是，這次戰爭作為秘密貿易者被擒的實為良民，並非賊黨。而朱紈方面，如果將那些竭盡全力好不容易才抓到的人再放掉的話，就必然要失掉對部下的威嚴，因此在向朝廷上疏申辯自己立場的同時，把捕獲的人全部殺掉了。而且，對地方輿論亦予以正面還擊，他說：
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明史》卷二零五《朱紈傳》）。
無所畏懼地進行了抗爭。對此，閩浙人益加憎忙，無疑蘇州人也加入其中。〔注7：關於對倭寇的開市論，不是蘇州人而是湖州歸安人唐樞曾有評論，他說：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他批評了朱紈的強壓政策：有朱都御史之出視，撫設而盜愈不已。這大概是鄉論的一種反映。無論如何，在沿海士民眼裡，倭寇戰爭乃是無益的騷擾，被倭寇和鄉兵毀壞了鄉里，成了最大的干擾。特別是嘉靖三十二年起擾亂殃及蘇松，總督張經為防倭而徵發士兵，其在蘇松的評價很壞（《明史》卷二零五《張經傳》）。〕而朱紈則意志更堅，推行強硬政策。嘉靖二十八年，在詔安一地繫捕倭寇頭目李光頭等六十九人，亦未等朝廷裁可便宜戮之。閩淅地方勢家遂活動中央政府的士大夫，搞起罷免朱紈的運動，運動奏效，朱紈被免職，命兵科給事中杜汝禎按問其擅殺之罪。朱紈聞此，留下絕命語：
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淅人必殺我。吾死，自決之，不須人也（《明史》卷二零五《朱紈傳》）。
遂服毒自殺。從朱紈自己所言「吾貧且病」，來看，其當是一個清廉潔白的官僚。在這一點上，又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蘇州人。他對秘密貿易的鎮壓確實代表了一部分輿論。恐怕他一定至少是期待鄉黨的全力支持而斷然實行的。然而其結果卻招致蘇州經濟的萎縮。鄉評決不支持他，毋寧說一定是與閩浙人有共同利害關係，而對他加以非難的。鄉評的背叛，這不正是使朱紈選擇自殺的致命性的打撃嗎？
嘉靖後半期約二十年間（嘉靖二十一年至四十一年），是臭名昭著的宰相嚴嵩專權的時代。這期間，繼朱紈之後任浙江巡撫兼總督的胡宗憲，破倭建功，乃是因為有嚴嵩這一後盾。而胡宗憲得到嚴嵩的信任，則是由於他向嚴嵩進行了大宗賄賂，其負擔最後都轉嫁給地方人民，而他的武功亦不似那麼顯赫，其地方評價是決不會好的。〔注8：關於胡宗憲，《明史》卷二零五本傳說：「宗憲多權術，喜功名。因（趙）文華結嚴嵩父子，歲遺金帛子女珍奇淫巧無數。……加賦額外，民為困敝，而所侵官帑、斂富人財物亦不貲。」又，《南吳舊話錄》卷六《莫中江》條言：「胡梅林怪其供帳之簿，明日索借銀十萬犒軍，諸公曲為之解，始得釋。〕所以，在嚴嵩垮台時，胡宗憲亦屢遭彈劾，最後餓死獄中，下場極慘。像朱紈那樣剛強行事不行，而像胡宗憲那樣富於通融性也無濟於事，其社會處世之艱難，可謂越來越甚矣。
在嘉靖之後的隆慶年間，作為平息倭寇的一個轉變時期，開放了漳州港，許可中國人從這裡出海貿易，其結果，倭寇也走向下坡路，與外國貿易興盛起來，作為生產地的蘇州地方亦出現空前的繁榮，到萬曆時代被認為達到頂盛時期。在中央，從隆慶元年到萬曆十年，是有名的宰相張居正執政的時代，官界的綱紀也有幾分恢復。但是，與宋代的王安石相較，張居正卻與在個人行為上無可非議的王安石不同，其個人行為極為放縱。在遇父喪回故鄉江陵時，沿途藩臬以上俱跪拜出迎，巡方御史為其前驅。真定知府錢普特製三十二人擡大轎迎送。張居正極度奢侈，對途中飯食沒有一次滿意的，錢普遂以吳饌（蘇州菜餚）宴饗，好不容易這一次張居正高興起來，贊賞道，來到這裡才算吃上了一頓飽飯。據說，此話一出，各地都來爭搶吳中廚師，本地竟無一人剩下。
萬曆十年（一五八二年）張居正死後，蘇州人申時行成為大學士，他是由張居正提拔的。申時行又推舉蘇州府下太倉人王錫爵為大學士，此二人相繼以首席大學士執掌朝政，共約有十年時間。申時行是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殿試第一；王錫爵為同年進士，會試第一，殿試第二，均可謂有幸者。
這一時期，不僅蘇州人出入官界，頗有勢力，蘇州其地也處於幸運狀態。江南地方的倭寇已平息下來，通過蘇州的對外貿易十分興盛，作為絹產地的蘇州特別繁榮。但是，在這好景之中，無論是經濟界，還是政治界，都漸漸走到盡頭。越來越使人看到必將來臨的衰落徵兆，對此也是不能忽視的。這更加使蘇州人越加趨於保守。申時行不到六十歲即引退，在蘇州活到八十歲；王錫爵萬曆二十二年致仕，萬曆三十五年再度被召為大學士而辭退，過於三年，以七十七歲而卒。看樣子可以說他們是有那樣的先見之明的。
蘇州人一般對宦情是恬淡的。為能遊於宦海則必須下決心行使賄賂，而向他人行賄自己也必須受賄。可是，蘇州出身的官吏被鄉評所束縛，是不能那樣大膽幹的。做了他方官，即使期滿離任而去、有了可以自由處理的金錢，一般也是上繳官庫轉給繼任者。與其說飛黃騰達做更大的官，毋寧說得到鄉評的贊賞才是其本來願意。早早結束那不愉快的官場生活，洗手不幹，陶醉到故鄉蘇州的趣味生活中去，才是他們多年來的夙願。在王錫爵辭官以後，萬曆後半期的二十年間，再無蘇州人入閣而成為大學士的。
中央的政治從萬曆後半期開始紊亂起來。消極保守的蘇州人對天下的政治已無能為力。特別是中央的財政困難即原封不動地變成地方負擔，對此最為敏感的即是蘇州地方，因該地平時租稅負擔就重，這樣一來負擔就更重了。然而蘇州地方從國初就是具有頑強反抗精神之地。從中央派來的宦官等一在這裡專橫跋扈，每每遇到頑強的抵抗。不過，這並不是從萬曆時起才突然加劇起來的。
成化十八年（一四八二年），祝允明時年二十三歲。有個妖人叫王臣的，在某處習左道，兼通房中術，他巴結宦官而進入京師，謁見天子，授以千戶。不久宦官王敬陪王臣來南方，大概以搜刮奇藥等名目徵發府庫，讓富室獻上〔財〕物 ，其間貪污賄賂，狼藉不堪，最後來到蘇州。王臣在蘇州集合學校生員使其抄寫乙命書（占卜書），最初諸生尚猶服從，可是後來多次役使（恐怕是讓其抄寫房中術之類東西），終於激怒諸生，把王臣大加辱罵，並欲毆打，王臣只好逃進驛亭藏匿起來。王遂上訴皇帝，告諸生反抗敕使，而幸好有巡撫王恕上疏彈劾其奸狀，才將王臣逮送京師，判處死刑，首級傳示江南受害諸府，此事才算了結。恐怕在這反抗的諸生之中祝允明亦當參加了吧，或許為其首謀者。這一事件之後，諸生即成了蘇州輿論的中堅力量（祝允明《志怪錄．王臣》）。
萬曆二十九年（一六零一年），稅監孫隆帶領參隨黃建節等來到蘇州，將本地的惡棍湯莘、徐成等十二人充作打手，欲課織機之稅，遂引起機織職工的暴動，打死黃建節，火燒湯莘等人的家。鄉宦丁元復的家亦被焚燬，因為他購買奇貨獻給稅監，並通同湯莘等想從中撈取油水。稅監孫隆驚慌逃出，躲匿杭州民家。葛成自報首謀，由應天巡撫曹聘上奏事件原委。這時，太學生張獻翼率領士民，祭祀尚還活著的葛成，並要求減免當事者之罪。當然，這一舉動是受到蘇州官民上下一齊聲援的。大概是由於這一輿論支持的緣故，十四年後，葛成從獄中被釋放。〔注9：參閱《東方學》二拙稿《明清時代的蘇州和輕工業的發達》，以及《歷史學研究》一六零橫山英《中國工商業勞動者的發展和作用》。〕
繼之而起的是天啟六年（一六二六年）逮捕周順昌事件。天啟年間為宦官魏忠賢專政時代，東林黨被一網打盡投進大獄，多在獄中被殺害。蘇州出身的吏部主事周順昌亦捲入其禍，由宦官指揮的東廠校尉遂開進蘇州，校尉提出周順昌，當宣讀逮捕令狀時，府縣學生員擁上前去，請求暫緩逮捕，在生員與巡撫爭辯之際，校尉們要驅散生員而出現亂鬥場面，結果校尉從者一人被打死。群眾中顏佩韋等五人自報首謀，審訊以後被處以死刑。周順昌被械送北京獄中，拷掠致死。當時魏忠賢權傾朝廷，一手遮天，讓天下為其建生祠，蘇州所建魏忠賢生祠也到了要上大樑的時候，碰巧遇上了熹宗死崇禎帝立、魏忠賢被殺這一大轉換事件。蘇州人遂將魏忠賢生祠改建為顏佩韋等五人墓進行祭祀。據說守墓者即是前述的葛成（《碧血錄．人變紀略》）同時，在崑山縣也火燒了被視為閹黨的顧秉謙的家。
蘇州一地，其文化絕對高出其他地方，因而不斷地向官界輸送人材，同時，在本地由土著的市隱和諸生等左右鄉評，並總是試圖對抗北京政府，這些亦頗引人注目。然而，接近蘇州，在蘇州文化的影響下所形成的松江，以從元代開始逐漸興盛起來的棉紡織工業為基礎，亦開始興起，其創造的風氣與蘇州又略有不同，頗有與蘇州爭霸的傾向，也是值得注意的。這方面表現最為明顯的是書道的盛衰，蘇州的書法在祝允明之後已不太振作，到了明末，松江出現了董其昌，可看出霸權已轉移到松江。
四、松江的風格
松江府以華亭縣為其治所，該地在唐代以前屬於蘇州。五代以後脫離蘇州而屬秀州，元代起立松江府而獨立。松江府之獨立，是由於其作為棉花產地越來越具有重要性；特別到明代，又取得了交通要衝的地位。蘇州平原西臨太湖，太湖水橫川平原，流進長江。從前，其幹流即是吳淞江，自蘇州城南的吳江縣起，流經嘉定縣內，在上海附近流入長江。其北有劉家河、從蘇州起經崑山、太倉入長江，該河亦是重要交通水路，至明初，只要進行疏浚，海船即可由此河直接到達蘇州城東門。可是從宋代起這兩條水路就已放任自流，逐漸被泥砂淤塞，交通、灌溉方面都屢屢出現問題。因而位於其南部的黃浦江便取而代之，日益顯出其重要性。該河係太湖之水向南流去，形成三泖湖，又與太湖南岸的山區水流相匯合，轉而向北流入吳淞江，最初被看成是吳淞江的支流。而由於北面的水流常常堵塞，則黃浦江的水量即相應增大，於是從明代開始作為主要的交通路線而被利用。華亭縣，即後來的松江府，以及上海都緊靠黃浦江，因而成為交通要衝而繁榮起來。
沿黃浦江以東與海岸之間，是稱為岡身的丘陵地帶，一直沿伸到北面的長江口岸，這一地區土壤屬砂性，最適於栽培棉花。從元代起就以產棉著稱，至明代更為發展。農家不止是當作副業，而是作為專業從事棉花的耕作和紡織；士大夫之家也作為家內手工業役使婢女織布。就棉花的集散地來說，松江名列第一，在其南的楓涇鎮、洙涇鎮（後為金山縣），布號雲集，達數百家。同時這裡還附設有染坊、踹坊等（《消夏閒記摘抄》中《芙蓉塘》）。
這樣，松江即成為所謂新興城市，因此遂大量吸收外來工人，由於缺乏蘇州那樣舊的傳統，因而在文化上很自然地追隨蘇州而易受其影響，但作為新興城市又具有活力，同時風氣也較為粗野。蘇州成為土著市隱和諸生尊敬之所，而松江則是當地出身的大官回鄉逞威風的地方。
松江出身最初步入官界而成名的是張鎣、張悅二位尚書。張氏為松江大族，然而二人並無血緣關係。成化末至弘治初，前者為刑部尚書，後者為南京吏部尚書。二者都應該說是名臣人物，但都沒有避免其族人橫暴鄉里（《南吳舊話錄》七《張莊簡．莊懿》）。
其次，嘉靖晚年與嚴嵩同為大學士的徐階即是松江華亭人，殿試第三名之進士出身。嚴嵩以首席大學士獨攬朝政貪污期間，誰也不向徐階之處行賄，所以他就在故鄉松江大量聚歛財物。其僮僕之專橫恣睢遠近聞名，招致鄉人怨恨頗多。
所謂僮僕，本來是由主人出錢以家金買來而為主人做工效力的。但是，明代到勢家手下自願為僮僕者，卻是蜂擁而至，稱之謂投靠。僮僕仰仗主人權勢凌虐鄉人，而主人則用僮僕當爪牙熱中於聚歛財富。此風蘇松地方最甚，動則及千人，據說徐階就有僮僕數千人。僮僕的頭叫紀綱，徐階的紀綱一出動，連州縣官也必須鄭重對待。
徐階之父為一胥吏，徐階少時家境貧乏，是在與困苦的鬥爭中學習的，而他的田連阡陌的財產又是在一代人之間集聚起來的，這一定是以其相應的不正當手段強取豪奪而獲得的。嚴嵩下台後徐階為首席大學士，數年後進入隆慶年間，皇帝也不那麼信任他了，與後輩同僚之間生隙，反落得個被高拱趕出朝廷的下場。當時江南地方豪強凌虐貧民之弊極甚，朝廷剛推舉剛強堅毅的都御史海瑞任巡撫應天等十府，卻矯正其弊。此事一傳出，最先而又受到最深刻沖撃的即是松江。
隆慶三年（一五六九年），海瑞一臨近松江，人們紛紛爭找代筆人，托其書寫控訴徐階等士大夫強奪土地的狀紙。果真海瑞一入松江府，群眾就包圍了其乘轎，投狀控告。為鄉人所憎恨的士大夫之家，每天都擁來上百人，喊叫還錢；甚至闖入家中，打翻几榻，吵嚷鬧事，僮僕被嚇得越牆逃入他家。據目撃者說，這樣的事自明初以來二百年間未嘗見過。
海瑞受理了人民的訴訟，對強奪的土地讓其歸還原主。據說因此而破產的士大夫之家頗為不少。徐階的家當然也成了眾矢之的。據說海瑞取其僮僕數千人之籍，將其九成判籍解放，只留一成，然而，即使是一成估計還有幾百人。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說海瑞鎮壓豪富之舉太過火了。即認為，雖說是土地訴訟，若屬景泰、天順年間的事，已在百年以上，證據也不確實，儘管如此，卻一概把土地都判給了告發者，未免失於嚴酷。此後半年左右海瑞離任而去，對徐階的訴訟不再發生。隆慶五年（一五七一年），作為應天巡撫而來的是張佳胤，傳聞此人是高拱為整徐階而特意派遣來的，因此，在離開北京尚未過長江之前，據說就有幾十張控訴徐階的狀紙遞了上去。張佳胤一來松江巡視，就更加嚴厲地揭發徐階家族的不法行為，正要判其三個兒子流放邊陲，恰逢此時在朝廷的高拱下臺，其事因而作罷（以上據《南吳舊話錄》各節）。
隆慶年間的彈壓豪強本始自朝議，說起來是來自上面的改革。可是，果真一實行，立刻使下層民眾的反抗之火越燒越烈，看形勢尚不知擴大到甚麼地步，因而士大夫一方也有反對的議論，中央政府則慌忙將其中止。但是，實際情況越來越惡化而不能放任不管。於是，萬曆八年（一五八零年），宰相張居正親自主持清丈民田。這也應該說是一次土地所有的實情調查，掌握實情而徵收租稅，才可避免不公平之太甚。清丈結果，天下耕地為七百零一萬頃，比弘治時增加了三百萬頃，據稱由此豪猾不得欺隱，而小民不納虛糧。但是，反對者卻非難其丈量因用小尺故畝數增多，從而租稅更重。如今公平而論，七百萬頃的數字也並非誇大的估計，毋寧說，這種非難是出自被清出隱田的士大夫方面，當是發自他們鬱憤情緒的一種議論。
畏懼張居正權勢的士大夫群，在他死後進行了徹底的報復。張居正去世第二年，朝廷就剝奪了其生前官階，更在翌年，沒收了其財產，長子被迫自殺，家屬流放邊疆。朝廷政治再度放任自流，官僚亦失去自制。在地方，所謂鄉宦比從前更加暴虐，為惡至極。松江地方代表性的人物即是有名的董其昌。
董其昌是萬曆十七年進士，其書法可稱古今獨步，早有定評。皇明書苑的書法可以說自祝允明始而以董其昌終（《敝帚軒剩語．評書》）。但是，與其生活態度相比，二者真是天壤之比。不過，他的書法達到如此境界，也還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據說他儘管貧寒，卻典衣當產購買名蹟。可是他隨著名聲提高、官位晉陞，很快成了一個富翁。然而，他所追求的即所謂購買古董書畫並無止境，因而其金錢貪欲亦無止境。董其昌的次子祖常、紀綱之僕陳明等橫行鄉里，令人不能容忍。甚至放高利貸，嚴催立逼，不論好歹，動輒封釘民房，捉鎖男婦，無日無之；修建高大邸宅數百間，長年蒐集奇珍秘玩，貯藏其中。
然而，萬曆四十四年三月，董其昌與其親戚范啟宋關係破裂，范的祖母八十三歲的老婦到董其昌家吵罵，被家僕陳明等抓住帶進家中，剝衣裸辱，趕了回去。這一事情發生後，首先引起了生員的騷動，向知府、知縣控告家僕的橫暴，此外還在街上貼出了打倒董其昌的宣傳告示。群眾則集於董家門前忿詈大罵。董其昌同家人一起逃到了蘇州，受囑看門的家僕為預防萬一，遂僱傭了稱為打行的暴力團充當自衛，結果使群眾憤怒的情緒更加激昂。當打行的班頭吳龍帶領部下百餘人一警戒，門前的群眾越集越多，吵鬧起哄之人也混於其中，據稱不下萬餘人。而打行一方，覺得既然是被特意僱來，必須有所作為，不能丟臉，或者是想乘騷動擴大之機撈一把，遂登上房頂向群眾投擲瓦塊，拋撒髒物。這更使群眾不能容忍，就先到河對岸襲擊家僕陳明的家，加以火攻，傳聞連盛有其母遺骸的棺材也給燒了。這次攻打董其昌的家，搗亂之後緊接著又加以火攻，結果，其宮殿式的高層建築，包括其中所收藏的珍貴古董和名蹟在一夜之間化為灰燼。其次，董其昌之子祖權的家也被焚燬。據他的妻子，即徐階的玄孫女說，她從娘家帶來的錢極多，因此董其昌還富，在這新宅附近，有一座三百餘間房屋的大寺院，是將附近的民家強迫搬走而建造的，落成不到半年，即遭此災。其兄祖和的家就在附近，因其性格溫和，亦沒怎麼有惡跡行為，則免於此難，平安無事。這一暴動有模仿蘇州葛成事件之處，自稱首謀者金龍，並喊出葛成再來的豪語。可以看出松江之作為蘇州衛星城市的性質。
以上所述，為佚名氏撰《民抄董宦事實》一書所載事件之概略。由此可知，當時「民抄」一詞是普遍通行的。董其昌對把這一事件稱為民抄不服，以本起因於學校生員的謀劃而提出控告，於是學校教官與地方官方面發生爭論，結果，以處罰起著這一事件導火線作用的學生而結束。
五、明代的士大夫
宋以後的中國政治，以君主獨裁機構的發達為其特徵。而這種君主獨裁權力的行使則是通過官僚機構來實施的。官僚是從有產業、有知識的士大夫階級中選出來的，如筆者曾多次指出的那樣，這種官僚是具有兩面性的。即，為實踐君主獨裁這一倫理觀念，官僚就必須先天下之憂而憂，以萬民為其屏障，使之安定。可是，官僚是有產階級出身，即然以有產階級為基礎，其行動又不能不受本階級輿論的束縛。於是，官僚常常因自己階級的利害關係，而有背叛其本來職務之虞。為揭發這種官僚的瀆職，則有必要強化監察制度。
宋代的監察制度可以說包含在官僚機構內部的。中央的諫官和御史、地方的監司都委以極大的權限，均為官僚中之佼佼者。因此，宋代的監察制度，可以說是一種官僚自肅制度。可是，官僚並不甘心只做君主獨裁權力的工具，逐漸為自己的階級利害所左右而不能進行自肅，與其說先天下之憂而憂，不如說先為自己的利益打算，最終連同僚的瀆職亦加以庇護，而宋代的天下隨之滅亡。
元代與宋代則略有不同，在中央的君主獨裁權力尚未確立的情況下，於地方設置了行御史臺、肅政廉訪司這類特別的監察系統的官，而側面對行政、司法官僚進行監督。但是，由於中央政情不穩，又加上監察機構不能充分地發揮其職能，結果導致元代政權的沒落。
明代幾乎原封不動地沿襲了元代的監察機構，於各省設置按察司，加強監督。明代的特點是，認為以官僚監察官僚的作法已達到極限，對此產生絕望，而在官僚機構之外又建立了另外一種監察機關，這就是利用宦官。為這樣一種目的而利用宦官，並非自明代始，但在近代的皇帝獨裁權力之下所設置的宦官，假皇權之威勢，狐假虎威，壓伏百官，不能不說是少有的現象。
宦官本是皇帝個人的使役人。即，其所服務的對象當然是肉體上的皇帝，而不是執掌政權上的皇帝。因此，宦官只不過是置於公共的官僚機構之外、僅為皇帝執掌家務的一種奴隸性的存在。然而，由於官僚機構自身的弱點，無法期望其自行監察，皇帝則決定利用其私人的宦官，使之監察官僚的行動。於是便出現了官僚與宦官之關的深刻磨擦。如成化年間蘇州對王臣的反抗，即是其表現之一。
時代的變化的確不容爭辯。在君主獨裁權力確立的明代，即使在官僚群中出現偉大的魁首，幾乎都不能持久，更不用說其權力原封不動地轉給其弟子了，那是絕對沒有的事。同樣，內廷的宦官之中，即便出現了獲得皇帝信任、欺壓百官的專權大宦官，一旦失去皇帝信任就成了樹倒之後的猢猻。因此，問題最終在於皇帝的信任，為取得這種皇帝的信任，官僚認為有必要以宦官為內援，宦官則認為有必要以官僚為外援。而無論是宦官，還是官僚，都完全統制於一人首領之下，這是未嘗有過的。
萬曆初年，在宰相張居正專政時代，他似乎保持著對官僚士大夫群的徹底統制。張居正對官僚要求自肅，其表現就是那強制進行的土地丈量。然而，在他死後，忽然來了一個反動，官僚群則陷入無統制、無秩序之中。於是繼之出現的便是官僚的跋扈。
一般認為，明之重用宦官最早始於國初永樂帝，但最初尚未表現出監察意思。然而監察權一旦行使往往侵佔行政權的範圍。
開始曾以監軍之名，即為監察軍務而派遣的宦官，不久即插手軍事，作為一種流毒，在永樂之後是常見現象。而萬曆中葉以礦稅使所派遣的宦官，從一開始就超越監察的職分，乃是一種財務官，具有侵佔行政範圍的性質。地方官民對此的反撃，如萬曆年間即出現了蘇州的葛成事件。可是，由於宦官受到皇帝的信任，對地方政治一施加威壓，官僚之中也就產生出來為維護自己地位而向宦官獻媚的心術不正的人。這樣逐漸形成了所謂閹黨（宦官派）。這使宦官更加自信，使其一定覺得可以很容易加入官僚一伙。
不能坐視這種狀況、欲把政權奪回士大夫手中的即是東林黨運動。東林黨之名，已如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所指出的那樣，有狹義與廣義之分。就狹義方面來說，東林之講學，換句話來說，作為學派的東林與蘇州關係很淺，作為陽明學的一個中心，乃是以蘇州周圍的常州、宜興為根據地而進行活動的。可是，一成為政治運動，天下的東林同志則表現一致，攻擊宦官閹黨，蘇州也必然捲進其中漩渦中去，如逮捕周順昌事件所引起的騷動，即是東林黨運動的最後一幕。
東林黨運動以慘敗告終，這固然是由於皇帝昏庸，宦官佔據優勢地位，以及閹黨對士大夫的背叛行為等外部的惡劣條件所致，但東林黨運動存在其自身的弱點也是不能否認的。即，他們太過於性急地追求自己的目的，為擴大自己的勢力，不辭容納不純份子；又，與宦官閹黨爭論的題目，雖然高唱大義名分，其未必與大義名分吻合，即使吻合，枝節的議論又太多（黃尊素《說略》）。因此，不能集中士大夫的全力而整肅朝廷，他們的獲取政權運動，不過是在官界激起獵取官位運動，結果反而導致官僚統制系統更加紊亂。
天啟五年至六年，宦官魏忠賢對東林黨實行大規模鎮壓，東林黨的核心十分脆弱，很快崩潰；而應該說是其後身的復社，其在明代對中央抵抗的根據地，是以蘇州為中心而結成的，這是必須注意的。它意味著這樣一種運動，蘇州士大夫在新體制下再度興起，並欲對天下輿論掌握領導權。
復社淵源於應社，應社的結成在天啟四年甲子（一六二四年）。以詩結社，自古以來就有，在元朝統治下的江南特別盛行，而以文結社則被認為是自應社始。繼而，蘇州府下太倉州的張溥自稱領袖，自崇禎元年戊辰前後開始，至五年結成的即是復社。〔注10：關於復社，請參閱《消夏閑記摘抄》下《文社之厄》、《復社紀事》、《復社紀略》等。〕復社的章程在開始時純屬一文化團體，奉行與政治無關的方針，但這類文社在各地相繼出現，遂把復社推上盟主的地位，這樣一來，作為執掌天下輿論的機構，不管張溥等願意與否，都不得不捲進政治運動的漩渦中去。
然而說到政治，當時因官吏的進退是政治興趣的中心，所以按復社的評價標準，如果進退官吏是以公平的政治進行的則評價就好，若與此相反，是以不公平的人事進行的，朝廷當局就會受到攻撃。這恰是漢末所謂處士橫議狀態的再現。一開始朝廷的要人就不喜歡復社的橫議，試圖故意與之對抗，而中央政府裡爭權奪勢的鬥孚也非常激烈，其敗北者也想利用復社的輿論製造力。崇禎年間，與溫體仁爭奪內閣首輔地位而失敗的周延儒即是其中一例。
周延儒為萬曆四十一年會試、殿試均是第一的進士，崇禎三年很快成為首席大學士。最初曾跟隨東林黨，但不久又仇視起東林黨來。而且，其子弟家人在宜興鄉里橫暴至極，為鄉人所憎恨，崇禎四年引起暴動，發生了其家被燒、祖墳被掘的騷動事件。〔注11：關於周延儒，參閱《明史》卷三零八本傳及卷二七五《祁彪佳傳》。另外，據《烈皇小識》卷八載，他最後下臺是在崇禎十六年，「就逮時，將所居樓閣三楹盡行焚燬，蓋生平寶藏咸集於此。〕他自己也由於溫體仁的策劃而被趕出朝廷，崇禎六年回到故里。而復社的張溥曾是周當會試考官時的考生，因此，在張溥的斡旋下，於崇禎十四年再度返回朝廷，東山再起，又成為首席大學士。若此說當真，張溥只不過是一介書生，但竟然成了閣員的造就者。張溥本人卒於同年，而周延儒從此即奉行迎合那士大夫輿論的政策，由此可看出復社領導天下政治的情況。如此事實，以經過漫長歲月所培植起來的蘇州文化為背景才有可能發生的。
復社的文化運動是蘇州文化的一個方面，張溥的思想從遠處來說是繼承祝允明的，對這一點是不容忽視的。祝允明志在復行古學，屢次提倡應重視古註疏，讀十七史，他在有關文章中還記載，當時在偏僻地方註疏本是很難得到的。〔注12：祝允明的古註疏復興論，見祝氏全集卷十一《貢舉私議》：「宣令學者，兼習註疏。」又同書卷十二《答張天賦秀才書》：「僕勸足下宜尋十三經註疏，窮之當自有得……。若患嶺外無此篇籍，幸力致之。」又同書卷十《學壞於宋論》：「我太祖皇帝……令學者治經，用古註疏，參以後說，而士不從也。」〕果真，張溥即在蘇洲刻印了《註疏大全合纂》一書，然此書並非註疏全文，而是摘錄，且似乎止限於五經。〔注13：關於張溥的《五經註疏大全合纂》，《明史．藝文志》著錄有《詩經註疏大全合纂三十四卷》，但《復社紀事》一書載有《五經註疏大全》的書名，由此看來，其他四經的註疏也可能是完成了的。另參閱拙稿《四書考證學》（《石濱先生還曆記念論文》五，又同書三七九頁）。〕但無論如何，此書作為明代民間復刻註疏的開端，是應該加以注意的。而且，他們的復興古學思想即原封不動地被清代淅西的考證學繼承下來。
如前所述，復社為東林的後身，其勢之盛被認為是「復社黨羽半天下」。當時的情形是，幾乎所有天下各地的文社都是復社的分社，其中特別是松江的幾社成為復社最有力的羽翼。其領袖夏允彝、陳子龍同時亦在復社之中。〔注14：關於松江的幾社，參閱《南吳舊話錄》卷二三《名社》條。又同書卷二零《杜仁趾》條載有：「吾與周勤鹵輩創為幾社，相期經世大業。由此可知，幾社也不單純的趣味性的文社，而是依靠文章實力的政治結社。〕復社一成立把讀書人團結起來後，就以年青的生員為先鋒，開始進行生氣勃勃的實際活動。崇禎七年，以蘇州軍民相毆事件為契機，張溥親自與推官周之夔論戰，當周來到學校時，諸生起哄逐之；周在蘇州實在受不了，便到吳江縣署當知縣，想避開蘇州，而復社諸生又集於吳江舉行排周運動，終使其不得已而辭職（《復社紀略》）。
但是，當南方復社勢焰正盛之時，在北方，則是獨裁權力瀕臨崩潰之際。崇禎帝竭盡全力也無濟於事，明王朝有如大廈之傾倒，土崩瓦解，崇禎十七年三月（一六四四），流賊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帝自殺，百官迎李自成即天子位。
同年五月，江南擁立福王，在南京即位。蘇州諸生檄討其鄉官從賊者，項煜、錢位坤、宋學顯、湯有慶等的家皆被焚劫。常熟又焚時敏家，毀其三代四棺，暴發了一系列事件（《明史．祁彪佳傳》）。
另一方面，南京的福王朝廷把北京的黨爭原封不動地帶過來，並未能實現同心協力。即，繼承東林系統的南方士大夫，對被視為閹黨的阮大鋮及其同黨馬士英等，採取了水火不相容的態度，而由於這是在江南官僚的出生地發生的，其黨爭的深刻程度比在北京時還激烈得多。
在北方清朝的強大壓力之下，福王的臨時政權一下子就崩潰了（順治二年，一六四五年）。看到這一形勢，率先投降清軍的是東林要人錢謙益。錢謙益，蘇州府常熟縣人，以東林的傑出學者而聞名，天啟年間，在把東林名士比作梁山泊豪傑一百單八將的名單及點將錄等中，即列有「浪子」錢謙益，隨後復社興起，即被尊為其領袖。然其治家無法，屢受鄉評指彈，崇禎十年即與同鄉瞿式耜一起被鄉人張漢儒彈劾過。可是，東林派卻與其相反，視張漢儒為奸人而擁護錢謙益等。
錢謙益投降清朝，國史館和清史列傳等都將其列入貳臣傳；而瞿式耜擁立桂王，與清軍抗抵到底，終在桂林殉難。
六、士大夫與民眾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近世中國的社會構成極為複雜。社會的領導層是士大夫階級，她是培育實施君主獨裁政治的官僚的母體。另一方面，士大夫階級也有其自身意志，有時即表現出對中央政府壓力的抵抗。以積極的意義而言，可以指出，由蘇州文化人的消極對抗而產生了對市隱式的中國文化的創造，等等。但是，消極的蘇州人對宦官的橫暴，有的場合即使以暴還暴也在所不辭。如蘇州諸生對王敬、王臣的抵抗，即是其中一例。
但另一方面，士大夫的輿論也有其太隨意性這一弱點。如對張居正土地丈量的攻攻撃，就是最突出的例子。特別是當張居正在世時採取口是心非的態度，而到他死後則加以攻撃，知識階級的弱點暴露無遺。採取如此卑躬屈膝態度的最有代表性的是王世貞。王世貞係蘇州府太倉人，為一代文人，曾自云：
予心服張江陵（張居正）功，口不敢言。
然而，事實上，在張居正的父親七十歲誕辰時，王世貞所獻頌詞諛語甚過，據說他還將其收入文集之中刊行於世，但不久張居正死去，形勢一發生變化，他又把這一頌詞從集子中刪掉了（沈德符《敝帚軒剩語．汪南溟文》）。
這裡應注意的事實是，試圖對中央進行抵抗的士大夫階級，同時在鄉里也容易受到來自民眾的抵抗。如火燒董其昌宅第事件，就是代表性的例子。但是，民眾的行動由自己單獨發動的情況是很少的，多數場合是在士大夫階級的誘導下進行的，這一點也是不能忽視的。也就是說，士大夫階級本身不是一個固定的穩定的階級，而是一個不知何時突然下降的不穩定的階級，這一點與六朝唐代的中世貴族的情況是不太相同的。所以，士大夫階級在某種場合也會表現出團結一致的行動，但平時表現上總是不斷前後左右互相傾軋，相互進行嚴酷的競爭。這種嚴酷的相互競爭即表現為政治上的黨爭。
明代的黨爭，反映了士大夫在社交生活的嚴酷及其相互關係之錯綜複雜。並不像宋代那樣，明顯地分成新法與舊法兩派。東林黨所處場合，也不是簡單地分成東林和非東林兩派，與東林對立的有宣崑黨、浙黨、楚黨、齊黨等，真是錯亂紛呈。而復社雖說是黨羽半天下，但另一方面不能忽視它也具有嚴重地排他性。松江的幾社等亦是同樣。〔注15：對文社排他性的非難，《南吳舊話錄》卷二三《夏考功》條說：「幾社非師生不同社，或指此為朋黨之漸，苟出而仕官，必覆人家國。」又一人條中說：「每苦無繇入社。」〕
這種士大夫之間的傾軋遂產生黨派，而黨派為了確保自己的地位，向上竟不顧廉恥，勾結內廷的宦官，於是出現閹黨；往下則與民眾結合而利用之，這時便發生民眾運動。從董其昌事件的情況也可看出，民眾暴動，在民眾本身方面並未達到自行暴發的地步，還必須等待另外由士大夫的輿論起著導火線的作用。這就給董其昌以口實，使其大言不慚地說：並非民抄，而是士抄，非為民眾火攻，實為士大夫火攻。這也是當局官員所報告的「難發於士子而亂成於奸民」的原因。〔注16：《民抄董宦事實》與卷首一起失其年月，《明史．董其昌》傳克全沒有記載這一事實，查《明神宗實錄》卷五四六（萬曆四十四年六月己未）有關記述，載有巡撫應天都察院副都御史王應麟關於這一件事的報告。該報告中還一併記述了由崑山周玄暐的涇林續紀而引起的事件，這也是由士大夫起了點火作用，最後成了士民合在一起的五百餘人的暴動。〕明代末期在各地所出現的「民變」、「激成民變」的事件不勝枚舉，但如果仔細觀察一下，可以說都是屬於這種類型之中的。
在與蘇州相鄰近的湖州所發生的董份事件，與此略有不同。董份巴結嘉靖後期的宰相嚴嵩而官運亨通，昇至禮部尚書，這期間，他在故鄉則集聚了巨額財富。其孫董伯念擔憂鄉人的惡評，遂將其祖父兼併的土地減價讓原主贖回。然而，消息一傳出，小民每日成百上千聚集其門前，大叫大嚷道，土地本來就是白白奪取的，應無價返還。巡按御史彭應參受理此案，並開始進行嚴厲的查處，但因受此牽連的范應期的遺孀到朝廷方面奔走疏通，反而巡按御史一方被罷免，事件不了了之。但是，由於這種精神上的打擊，不久董份和董伯念祖孫相繼去世。這是萬曆二十一、二十二年間的事（《敝帚軒剩語》上、《消夏閑記摘抄》中）。
總的來說，從士大夫方面看來，在有必要利用的場合，民眾和庶民的存在則是必須的。但是，這一利用同時又伴隨著危險。一利用過度，即危及整個士大夫階級的利益。小民這種人，可以說是一旦發動起來，就不知道要發展到何處的一個階層，因此，儘管是士大夫方面自己點的火，若火勢過猛，就該回過頭來慌慌張張去滅火了。松江的徐階的情況即是如此。
如同士大夫本身之間互相競爭那樣，庶民本身之間亦相互競爭。正因為庶民的生活遠比苦得多，其競爭更加深刻至極。如果忽視這一點，單單只以階級爭鬥一根線簡單地解釋社會現象，那是很難說得通的。貧民從地主那裡所租佃的小塊土地，向財主所借貸的一點資本，不知何時能夠收回而向別處周轉。因此，對貧民來說無論如何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後盾，這種後盾，無非是作為地主或財東的士大夫。若如此，庶民之低聲下氣，要比前面已指出的士大夫的卑躬屈膝還厲害，因處於不得已之境地，這是必然要保留著的性格。他們常常爭托人情，尋找門路，以接近士大夫。讀書人一旦進士及第，從官府前來報喜拿著報單的衙役，手持棍棒，破門而入，把窗戶全都打毀，緊跟其後來的是工匠，轉瞬間又將其修繕一新，稱之謂改換門庭。此乃是為了以後能長期得到其照顧的一種服務（《消夏閑記摘抄》上《明季紳衿之橫》）。但是，一旦有事的時候，庶民則果敢發起暴動而在所不辭，所以即以庶民處置，把士大夫當作渾蛋對待。
這方面表現最甚的是僮僕的投靠。有關僮僕問題擬另行撰稿以加論述，簡而言之，僮僕即是庶民主動出面承擔士大夫的僕役，充當其爪牙，而在庶民之間逞威風的一種人。
又有像僮僕那樣，但並非只隸屬一個士大夫，說來乃是一種營業，結成暴力團伙，等待招呼，這樣一種打手豫備軍，即是所謂打行。〔注17：「打行」亦作「打降」。《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二零所引萬曆《嘉定縣志》，以及雍正《硃批諭旨》所載各處中都可見到這一名稱。《消夏閑記摘抄》上稱為「打降」：「訐訟者兩造各有生員具公呈。聽審之日，又各有打降保護，故曰打降之降，乃非降也。善拳勇者為首，少年無賴，屬其部下。聞呼即至，如開行一般，故謂之行。〕僮僕也好，打行也好，都是自庶民階層析出的畸形兒，其出現乃是以困苦的庶民生活、特別是社會上的失業問題為背景的。雖說是畸形兒，但其在社會活動中所起的很大作用是不能忽視的。而打行這一名稱是從萬曆時候出現的，它說明了從這時起階級之間以及個人之間的相互競爭
越來越激烈的世態。
士大夫階級必須不斷警惕民眾的過火運動，但清朝軍隊一逼近江南，便打出最後一張王牌，全面地動員起庶民階層群眾與之抵擋。一向只搞溫和行動的蘇州地方也呈現出鄉兵回起的局面。但是，在清朝的正規軍面前，臨時組建的鄉兵的抵抗是沒用的。尤其是蘇州一陷落，被降將土國寶的屠殺嚇得膽戰心驚的士大夫群，平靜下來之後便不得不甘心忍受清朝的統治了。
但是，抵抗卻是庶民方面頑強的本性。抵抗清朝的鄉兵纏著白布頭，稱為白頭兵。在被打散的殘敗的鄉兵之中，有個長興出生的叫赤腳張三的，聚眾佔據太湖，與清朝及投降清朝的士大夫為敵到底，被稱為湖寇。原來在士大夫庇護下團結的庶民，在社會混亂之際以至採取單獨行動。他們綁架縉紳富人或其愛子作為人質以索要贖身費，如果不從，則投入水牢、河泥、糞窖中，施以煙薰眼等刑，或強借金錢，若不答應，就夜入其室進行搶劫，轉眼之間，竟成了士大夫的莫大威脅；但與鄉農貧民之間卻進行公平交易，並無掠奪之事，因此，其階級鬥爭色彩甚濃，宛如清初之梁山泊。
然而，隨著清朝在全中國統治的確立，士大夫也看到了新政權秩序的恢復，就放下了心，這樣一來，很難容許張三的存在，成了眼中釘。太湖之中洞庭東山的富人朱允恭暗地裡把張三引誘出來，將其捕獲，獻於巡撫，處以極刑。細想一下，既然士大夫群已經歸服於清朝，那麼，脫離士大夫而又敵視士大夫的庶民運動，可以說其最後命運當然是悲劇性的（《消夏閑記摘抄》上《蘇州群盜中。平定姑蘇始末》）。然而，以蘇州為背景的湖寇的存在，與其在遠近所造成的很大影響一樣，他們的敵視士大夫的思想，也被其後的所謂奴變繼承下來。
七、結語
對每個時代，都必須採取適合該時代的研究方法。要研究近世複雜化了的社會就不能只依賴實錄或正史系統這類正規的史書。文集和方志等當然不用說，廣泛搜集隨筆或通俗讀物等亦有必要。又，僅就地域性而言，江南，特別是蘇州尤為重要。把蘇州排除在外，就難以說明明清時代的歷史，恰如把上海排除在外，就難以說明開放門戶以後的中國現代史。事實上，近現代上海的繁榮，無非是以太平天國為契機，蘇州的繁榮轉移過來的結果。與此同時，蘇州的風氣也轉移到上海來。上海並非突然出現的，其歷史背景即是蘇州的存在。為了了解近現代上海的活動，有必要考察成為其嫁接之本的明清時代的蘇州。
對明清時代的研究，集中問題，把焦點聚到蘇州，這決不是使研究領域縮小，而正相反，會為研究在將來取得發展創造條件。總之，由於把問題的焦點聚到正確之處，其周圍相關的諸問題就會清潔起來。如此才有可能使社會構成與文化聯繫起來進行綜合性的考察，最近，伴隨唯物史論對社會下部構造的研究興盛起來，這是很好的；但另一方面，亦有撇下文化研究不管的傾向，又是難於贊成的。隨著下部構造的變化，上部構造的文化等亦發生變化，這當是唯物史觀的原則。如果下部構造起不到說明文化的作用，究竟是唯物史觀搞錯了，抑或是搞錯了的唯物史觀，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問題呢？本稿不過是一篇小論，但試圖對以蘇州地方為中心的明代二百七十餘年的歷史，按我的看法理出一個系統。只是一個極為粗糙的概觀，也有連我自己亦無十分把握的推測之處。到此擱筆。相信其中包含很多具有研究價值和發展餘地的題目，歡迎同仁研究利用。
最後談一下有關史料。關於祝枝山，有文集和全集兩種。文集為四卷，附野記，係祝氏子孫藏版；全集即《懷星堂集》（又，《祝氏集略》），三十卷，明版之外還有宣統石印本。《南吳舊話錄》，明末李延昰編，民國鉛印本，為松江研究不可缺之書。清顧公夑的《消夏閑記摘抄》收於《涵芬樓秘笈》二集，雖是小冊子，卻載有關於蘇州的珍貴的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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