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魯迅的看法、評價，他在世時就有比較多的意見。一九五〇年代以後，這些看法與評價更經歷了許多曲折的變化。文革時期他被捧到極點，但是，眾所周知，當時對魯迅的評價完全與他的真面目不相干。文革結束後，八〇年代以來，魯迅研究恢復了本來的面目，各種各樣新異的見解陸續出現。不過，我以為有些意見是為了反對文革而走到反面，有著偏頗或片面性的缺點。
我現在並不準備探討魯迅研究的所有問題，只就幾個問題提出我初步的想法，就教於各位學者。我要探討的問題如下：
一、關於評價三〇年代魯迅的視角和方法上的問題
二、關於魯迅當時的心情
三、關於魯迅的「激進」性
問題所在
我現在要講的不是關於三〇年代魯迅的甚麼新發現，也不是甚麼具體的事實，或作品的新看法。
眾所周知，對魯迅的看法，從他在世到現在，先後有很多的意見，也經歷了許多變化。尤其「文革」結束以後，大陸學者突破毛澤東的「三個偉大」的框框，提出了各種精闢看法。當然基本上應該歡迎這種情況。我也從中得到很多啟發和刺激。但是我覺得這些新的看法，有些是因為要反對過去而走到相反的極端，有些則脫離了魯迅在世時的實際情況，而把現在的觀點或價值標準，硬套在魯迅身上，加以批評甚至完全否定他。
藉著參加這次國際學會的機會，我不揣淺陋，謹針對三〇年代魯迅的幾個問題，談談我個人的看法，請各位指教。把問題集中於三〇年代，是因為我認為各種魯迅觀的分歧，主要是來自於對三〇年代魯迅的不同看法。在此謹針對前列三點，說明如下：
一、關於評價三〇年代魯迅的視角和方法上的問題
關於三〇年代的魯迅，最大的爭議之一是魯迅當時是否接受馬克斯主義的這個問題。魯迅在後期接受馬克斯主義，成了馬克斯主義者的這個說法，自瞿秋白最初提出，再經過毛澤東的強調以後，到了七〇年代末已是定論。但文革時期，過度的、歪曲的讚義反倒使人們感到厭惡，而產生重新研討的氣氛。這些重新研討的情況，在這裏就不多說了。
我曾說過，基本上我也贊成瞿秋白和毛澤東的說法[1]。直到現在也還這麼認為。不過，我當時就認為，對於這個問題還需要更仔細地研討。根據我的想法，研討這個問題的時候，最重要的是思考的方法或者視角，不是結論。如同我過去所說：
強調魯迅成為馬克斯主義者的見解很多，但魯迅是甚麼樣的馬克斯主義者？也就是說，對魯迅來說，馬克斯主義有甚麼樣的意義等問題，不能不說還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老實說，我這個想法是繼承自竹內好的想法。竹內好在他著名的《魯迅》一書裏寫道：
我不否定魯迅變化了。……這個轉換，可以用諸如從進化端到階級鬥爭說，從個人到社會，從虛無到希望以其他的詞彙來說明。我並不認為沒有像那些詞彙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情形。不過，我不同意認為它們是某種決定性的東西的說法。這是把思想從身上抽取出來的作法。把思想從人身上抽取出來的作法，就它本身來說，並不是不可以，不過，在以它為支柱，沒有看到人的決心的情況下，就不能作出是否妥當的判斷。[2]
我認為竹內好的想法有如下的特點：在這裏「階級鬥爭說」一詞，形同廣義「馬克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同義詞，竹內好不把「馬克斯主義」看成一個完整的思想、理論體系，而是看成無法和懷有此思想者割離的東西。換句話說，在這裏，問題不是魯迅是否接及了整個「馬克斯主義」，而是如果他接受「馬克斯主義」，那麼他接受了哪些部分？以及用怎麼樣的方式接受？
目前（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制度大都已經崩壞，人們對於「馬克斯主義」的理解已經不同於過去，而呈顯多樣化的現在）看來，竹內好的想法並沒有甚麼特別。但在當時接受馬克斯主義，就意味著把它看成是最完整、崇高的真理，並承認體現這真理的組織是共產黨，實現馬克斯主義的國家是蘇聯，以及蘇聯的方向就是馬克斯主義理論所指示的方向等等命題。甚至有時候接受它，更意味著敢於冒生命的危險。所以簡單說來，在當時接受馬克斯主義，不可避免地含有對於整個馬克斯主義的一種近乎「皈依」的要素。當然，當時也有人只承認「馬克斯主義」的某一方面，而不能同意它的另一方面，並希望和共產黨保持一定的距離。特別是有不少人對蘇聯的現實情況懷有疑問或者不安。但當時大多數的馬克斯主義者認為，那些人不是真的馬克斯主義者，至多只是「同路人」。對馬克斯主義保持一定距離的人，自己也往往有種「慚愧」或者「內疚」的感覺。我以為：人們研究魯迅後期思想時，往往只汪意他是否接受了馬克斯主義，沒有充分意識到他接受了馬克斯主義的哪些部分？他對馬克斯主義的看法有甚麼特點？他的接受了馬克斯主義如何影響他的文章和行動？等等的問題。這種看待魯迅的態度，正反映了當時人們看待「馬克斯主義」的心態〔。〕在這樣的思想脈絡之下，我們可以說竹內好提出了當時一般人不容易注意到的想法。
從現在的觀點來看，我們不難承認，魯迅對「馬克斯主義」的態度裏，很少有「皈依」的成分。當時的年青人往往傾向於把馬克斯主義看作是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論體系，要主動地根據它思考。魯迅則不然。因此，如果只問他是否接收了「馬克斯主義」，將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沒有結果的議論。
那麼，魯迅和「馬克斯主義」的關係是怎樣的？我在此冒昧的講幾點個人的看法，請各位指正。
第一，魯迅在接觸馬克斯主義以前，就有近似於階級鬥爭說的想法。例如，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主人和奴隸、富翁和窮人、闊人和老百姓這樣的對立關係，早在魯迅的文章裏就明白得見。在這一點上，與其說魯迅接收「馬克斯主義」的階級鬥爭說，不如說馬克斯主義的階級鬥爭說，堅定了他原有關於階級的初步認迫。在這過程中，魯迅在廣東親眼看見青年屠殺青年的經歷，曾起過很大的作用，現在就不多說。
第二，在魯迅走向馬克斯主義的過程中，比較有影響力的是他和柔石、瞿秋白等個別的馬克斯主義者之間的信賴關係。「無論從舊道德，從新道德，只要是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3]的柔石，以及魯迅待意為他而寫「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瞿秋白，或者還可以加上馮雪峰等人都是。對於年已五十，歷經了曲折人生道路的魯迅來說，書本上的理論可能不如這些樸素、認真工作的人物來得有說服力。
第三，魯迅確實在三〇年代擁護、支持中國共產黨，並積極參加協助由中共組織和指導的「左翼作家聯盟」的活動。我認為這主要是因為，他漸漸承認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們多少有改變中國的現實力量，並認為當時的中國，除了他們以外，幾乎沒有其他能夠改革現狀的政治力量。魯迅有時對於當時包括共產黨員在內的左翼青年嚴加批評，這是大家所公認的。
我並不是說魯迅完全超越了當時「馬克斯主義者」一般有的缺點。從現在的觀點來看，不能否認他對蘇聯的看法也有不正確和偏頗的一面。
眾所周知，魯迅曾積極地把蘇聯的文學理論和包括「同路人」作家在內的作品翻譯為中心，因此我就不多說魯迅和蘇聯文學的關係。現在我要談的是，魯迅對當時蘇聯的政治和思想情況的認識。
各位都知道，魯迅在一九三二年，寫了一篇題為〈我們不再受騙了〉的雜感。這是他對「帝國主義」，對蘇聯的謊言的反駁。這篇文章裏，他提到蘇聯的「實業黨」事件。他寫道：
我們被帝國主義及其侍從們真是騙得長久了。十月革命之後，他們總是說蘇聯怎麼窮下去，怎麼兇惡，怎麼破壞文化。但現在的事實怎樣？小麥和煤油的輸出，不是使世界吃驚了麼？正面之敵的實業黨的首領，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監禁麼？[4]
蘇聯歷史學家A. Medvedev在《甚麼是共產主義？》書中，曾提到這個「實業黨」事件。從中可以大略知道這事件的內容；亦即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七日，「實業黨員」的一批技術專家在莫斯科開庭的公開政治審判中，被裁定有罪。被告們在法庭上，不僅承認自己有罪，並主動、詳細地供述了他們的破壞、內奸活動以及和外國使館的關係，甚至和法國總統也有關聯。雖然法國總統在開庭期間發表聲明，全面否定和被告的關係，他的聲明卻反而被看作是陰謀的證據。
A. Medvedev把「實業黨」事件記載在該書的第四章〈史達林個人崇拜的開始〉，也就是說他把這看作隨著史達林個人崇拜，而產生的「整肅」初期的事件。他在本書第四章第三節（1928-1931年裁判的虛偽性格）中，具體地說明實業黨事件的證據是靠不住的，並指出在法庭上所展開的離奇事項[5]。
一九三〇年，史達林的「整肅」才剛剛開始，還沒有全面擴大，仍處萌芽狀態。A. Medvedev也說道：「由於公眾對於蘇維埃裁判的信賴的動搖，在一九三〇年還很微小，因此蘇維埃市民大都把法國總統的聲明，看作是實際陰謀的證據」。我們固然不能因為魯迅沒有看透這些判決所含有的危險性，而責難他。但是，魯迅的這篇文章顯現出，他也和當時世界的左派知識份子有共同的傾向：那就是蘇聯獨裁政治的產生與成長所含有的危險性之警覺心是不夠的。
當然我並不是說：魯迅當時的思想不過是「社會主義」幻想的一種，沒有價值。我現在依然認為，魯迅仍是當時世界上最有智慧的知識份子之一，他的文章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寶貴的遺產之一。不過，我不贊成把魯迅看作完全沒有弱點的人，也不認為他已經克服了當時馬克斯主義者的所有缺點。我認為，不應該忽視魯迅畢竟也是生活在三〇年代的事實；在當時的生活環境中，願意和盼望實現更新穎、平等的社會者之一，他也無法擺脫時代思想的侷限。
二、關於魯迅當時心境的特徵
第二個問題是比較小的問題。「心境」這個詞，和思想之類的詞彙比較起來，似乎〔沒有甚麼〕份量。但是至少在文學研究上，是應該更加重視的問題。八〇年代以後，大陸的魯迅研究者開始注意這一方面[6]。我自己也受了很多啟發和刺激。在這裏，謹提出我個人尚未成熟的看法。
晚年魯迅的心境不免有一種黯淡、悲觀的色彩，這是有些學者已經指出的。那原因當然不單純，是比較複雜的。比如說，日本侵略行動的白熱化，國民黨政府言論思想鎮壓的激烈化，左聯不停的內訌，以及他個人身體狀況惡化等都是其中因素。現在我還要指出另外一個原因。
扼要地說，當時魯迅常常感覺，包括文化界在內的整個中國社會又開始漸漸保守、老化起來，且有日益加強的趨勢。例如，從魯迅〈重三感舊——一九三三年憶光緒朝末〉一文裏，可以看出那種心情。
甲午戰敗，他們自以為覺悟了，於是要「維新」，……還要學英文，學日文，……那目的是要看「洋書」，看洋書的緣故是要給中國圖「富強」，……連八股出身的張之洞，他托繆荃孫代做的《書目答問》也竭力添進各種譯本去，可見這「維新」風潮之烈了。
然而現在是別一種現象了。有些新青年，境遇正和「老新黨」相反，八股毒是絲毫沒有染過的，出身又是學校，也並非國學的專家，但是，學起篆字來了，填起詞來了，勸人看《莊子》《文選》了，……簡直就如光緒初年的雅人一樣，所不同者，缺少辮子和有時穿穿洋服而已。[7]
這篇文章涉及施螫存和劉半農等人，而重點在劉半農。我將在下節談到魯迅和施螫存，關於勸青年讀莊子的論爭。這裏我感興趣的是魯迅對劉半農有比較複雜的感情。魯迅撰寫〈重三感舊〉的那一天，劉半農在《論語》雜誌第二十六期，發表了他的《閱卷雜詩》其中的六首，並加註，嚴厲地挖苦他閱卷時發現的錯字。十一天後，魯迅寫了〈「感舊」以後（下）〉，批評劉半農：
五四運動時候，提倡（劉先生或者會解作「提起婊子」來的罷）白話的人們，寫錯幾個字，用錯幾個古典，是不以為奇的，但因為有些反對者説提倡白話者都是不知古書，信口胡說的人，所以往往也做幾句古文，以塞他們的嘴。......當時的白話運動是勝利了，有些戰士，還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爲白話戰鬥，並且將它踏在腳下，拿出古字來嘲笑後進的青年了。[8]
魯迅在文末這樣寫道：
現在有兩個人在這裏：一個是中學生，文中寫「留學生」為「流學生」，錯了一個字；一個是大學敎授，就得意洋洋的做了一首詩，曰：「先生犯了彌天罪，罰往西洋把學流，應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熟盡一鍋油。」我們看罷，可笑是在那一面呢？[9]
劉半農第二年，即一九三四年七月死了。魯迅應李小峰邀稿，寫了哀悼他的一篇文章。
但半農的活發，有時頗近於草率，勇敢也有失之無謀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襲擊敵人的時候，他還是妤伙伴，進行之際，心口並不相應，或者暗暗的給你一刀，他是決不會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為沒有算好的緣故。
不錯，半農確是淺。但他的淺，卻如一條清溪，澄澈見底，縱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體的清。……近幾年，半農漸漸的據了要津，我也漸漸的更將他忘卻；但從報章上看見他禁稱「蜜斯」之類，卻很起了反感：我以為這些事情是不必半農來做的。從去年來，又看見他不斷的做打油詩，弄爛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長嘆。……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例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内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裏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點一條小纸條道：「内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眞的，但有些人——至少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半農卻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
不過，半農的忠厚，是還使我感動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後來有人通知我，半農是要來看我的，有誰恐嚇了他一下，不敢來了。這使我很漸愧，因為我到北平後，實在未曾有過訪問半農的心思。
現在他死去了，我對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時也並無變化。我愛十年前的半農，而憎惡他的近幾年。這憎惡是朋友的憎惡，因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農，他的為戰士，即使「淺」罷，卻于中國更為有益。我願以憤火照出他的戰績，免使一群陷沙鬼將他先前的光榮和死屍一同拖入爛泥的深淵。[10]
魯迅一方面深愛劉半農的爲人，另一方面，因爲愛他，就惋惜他的晚年，而哀悼晚年的半農。魯迅這樣的感覺使我感動。因爲我認爲，這表示魯迅對人的言論和行動，有冷靜、清醒的評價，但是他對於人格卻有深刻而溫暖的理解。
魯迅當時感受到的，不僅是左聯，在文化界全般也看得到的老化、保守化的傾向。尤其劉半農等《新青年》時期的盟友的變化，使他感覺悲哀和寂寞。
雖然「新文學」已經成立了十幾年，十幾年可說是很長，但是換個視角來看，也可算短。特別是人年紀越老大，不可避免的對逝去的時光會感覺比較短暫。而從年已過五十的魯迅看來，當時的情況，好像是要否定整個十多年來「新文學」的意義。我認爲：「我願以憤火照出他的戰績，免使一群陷沙鬼將他先前的光榮和死屍一同拖入爛泥的深淵。」這一句話，正表達出他的這種心情。
要完全論證上面看法之準確，大概需要一本書的分量才足夠，現在只能就魯迅晚年的一個傾向，稍作補充。那就是，魯迅在所謂「國防文學論戰」（建國後的大陸稱：「兩個口號的論爭」）時期，所表現出的一種傾向。
關於這個問題，我曾經寫過一篇論文[11]，針對魯迅自己寫的部分和瑪雪峰寫的部分的手稿問題加以比較研究，而指出，雖然魯迅和瑪雪峰的政治立場基本上一樣，但是在思考方法上卻不完全一致，這種差異是不能忽視的。關於細節，這裏不能詳說，只能請讀者直接參看這篇論文。現在我想引用這篇論文的一段文字，來表達我對魯迅晚年心情的看法。前文所指出，魯迅對劉半農的失望、「憎惡」和以下文章將提到他對鄭振鐸、傅東華的不信等等，都是發自相同的心情。我認爲這樣的想法並不牽強。
對於當時的魯迅來説，無法擺脱的恐怕是這樣一種狀態：一方面，他對抗日統一戰線包含了國民黨一事充滿疑問，對於左聯解散，對於與此密切相關的周揚等當時的黨員文學家產生不信任感；另一方面，如同「鄭傅」這一辭語和對他們的計較所表現的那樣，魯迅對文藝界、出版界產生了不滿與不信任。這一切全都未加整理充斥於心，使魯迅產生出一種近於防範他人的狀態，而這種對他人的不信任感波及到甚至包括茅盾在内的廣大範圍。他對於「文藝家協會」的評價當然包含了正當的批評，在承認這一點的基礎上，恐怕不能不說他把該協會看做「鄭傅」的《文學》謀求小集團利益的產物這一見解缺少心理平衡。[12]
我並不是要把心理學的方法硬套在當時的情泥，也不是要把當時論爭的原因都還原於魯迅的「不平衡」心理。我在論文的結語寫道：
我的出發點是：無論是魯迅還是魯迅以外的個人、集團、意識形態，都不把其作為絕對的尺度；我想把歷史作為有時聯合有時對立相爭的、人們一切行為的總和來把握，並由此來思考歷史所具有的多種可能性和現實的歷史發展道路的意味。為此，我想聽清由各種人物和集團、潮流構成的交響樂本來的聲音，並準確地聽清楚其中每個人的音調。而且，魯迅所奏的音調不也是尚未完全聽準確嗎？我想把本文作為探討如何準確聽清魯迅音調方法的一個試論。[13]
本稿的目的也是一樣。魯迅對劉半農的看法如何？這個問題相較於他對抗日戰線或者「無產階級專政」的看法，無疑是個小問題。但在一個人的內部，大問題和小問題有時候保有分不開的關係。小問題有時候也含有重要的暗示作用，有助於考察大問題。
三、關於魯迅的「激進性」
一、不能把個人的想法、表現與政治路線、方針混爲一談。請容許我在這裏引用日本著名政治學者丸山真男的話。丸山真男在五〇年代末，對於包括中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在內的「社會主義與自由」的問題，有以下的看法：
只要馬克斯主義是在野的一種反對科學（oppositionswissenschaft )，不管它的影響力多麼大，它在原理上仍然保持著許多學派中的一個學派的性格，所以需要在思想與學問的自由市場裏，和站在其它立場的思想、學問，不斷地比較其眞理性。可是坐在(國家）權力寶座的馬克斯主義，不再是多數方法之中的一個方法。[14]
我認爲在考察我們現在的問題時，丸山真男的這段話很有參考價值。仿照他的說法：則只要魯迅的語彙是一個文人的語彙，不管他的名聲和權威多麼高，它仍然保持著個人發言的性格，所以需要在思想和言論的自由市場，和反對的思想、言論比較其真理性與說服力。可是，一旦被政治權力掌握，就不再是他個人的語彙了。
五〇年代以來，魯迅確實被吹捧得過頭，尤其在文革時期，更是被歪曲、利用作爲文革正當化的武器。但是，如果忽視政治路線、方針上的語彙，和個人語彙表現的分別，那倒是輕忽了國家權力的支配言論的危險，而有發展爲輕視個人言論自由的危險。
二、魯迅常使用「反語」（paradox) [15]。這是因爲在有著悠久且沉重傳統的中國，一般的表達方式不能突破傳統思考的侷限，所以只能運用違反一般民眾思考模式的方法，而給予強力衝擊。「反語」，就是表面上的意思顯得違反事實或者真理，其實指出一種不容易看到的事實或者真理的說法，因此如果無法理解那是反語，而以爲是正面的真理，當然一定產生負面的結果。何況如果一旦產生反語和政治權力結合，爲政治權力所利用的情況，反語就會發揮更激烈的否定作用。當然，造成這些不好的結果的責任，應該由利用反語的人負責的，而反語本身或最初發出那反語的人是沒有責任的。
雖然魯迅的反語有時候具有太強的衝擊力，而引發「副作用」。但是如果沒有那些反語，魯迅的文章就會失去深刻性和尖銳性，那就不是魯迅了。如果因爲那些「副作用」，就否定魯迅的文章和思想的話，等於是拋棄中國現代文學裏最好的遺產之一。
另外，魯迅的「少看中國書」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反語」例子。自從魯迅發表這意見以後，就引起許多人的反感和責難。但是對這個問題，我們也要考慮，他發出那句話當時的情況和歷史背景。（這個問題是一九二五年發生的，和三〇年代沒有直接關係，但上面提到的關於勸青年讀《莊子》、《文選》問題論爭，實質上是〈青年必讀書〉問題的重現。）
幾年前，日本的年青學者清水賢一郎曾做過很有意思的研究[16]。他在北京大學留學時，整理了《京報副刊》中有關「青年愛讀書」的意見調查結果。這個調查是和眾所周知的「青年必讀書」的意見調查同時進行的；向學生們詢問他們喜愛閱讀的書，而向教授、作家們詢問他們推薦給青年的必讀書目。魯迅的〈青年必讀書〉[17]是對於這次意見調查的答復。
詳細的經過，現在不得不省略，只能簡單看看清水介紹的「愛讀書」的結果。根據清水的整理，青年們所列舉的「愛讀書」是這樣的：一《紅樓夢》、二《水滸》、三《西廂記》、四《吶喊》、五《史記》、六《三國》、七《詩經》、八《儒林外史》、九《左傳》、十《胡適文存》等等。
這裏值得注目的是，「愛讀書」中沒有外國書籍的這個事實。屬於「新文學」的也只有《吶喊》和《胡適文存》兩種而已。但是，姑且不論這個事實，只要看一看以下排列到五十爲止的書名，也看得出外國書籍只有四種，那就是十九《結婚的愛》（M. Stopes英國）、二十《少年維特的煩惱》、四十二《愛的成年》（Carpenter英國）、四十四《易卜生集》。
這個事實表示：《新青年》創刊以後，雖然已經過了十年，中國青年的眼光主要還是朝向中國書籍，而對外國書籍並不怎麼有興趣。
拿同時代日本的情況來和中國相比較，便可以看出兩國差異的有趣對照。日本當時並沒有同樣的意見調查記錄。但是，自一九二七年七月起，日本開始出版發行《岩波文庫》。《岩波文庫》是岩波書店出版的小型攜帶本叢書，雖然價格比較便宜，卻也包羅了日本國內外、從古至今的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名著，一直到現在仍然爲普及文化、提高國民（尤其是青年學生）的文化水平發揮著相當大的作用。而《魯迅選集》（一卷本）自從一九三五年，被收入這套《文庫》以後，魯迅作品的讀者範圍就大大地擴大了。因此只要看一看《岩波文庫》的出版內容，就能知道當時哪些書籍受到日本讀書界歡迎。
一九二七年七月，《岩波文庫》出版發行的內容，共有二十三種，其中十一種是以文學爲主的日本書，十二種是西方的哲學著作和文學作品。直到一九二七年底，《岩波文庫》出版的書籍共計七十二種，其中日文書有三十三種，外國書籍則有三十九種。
當然不能說這些結果完全代表當時整個出版界的傾向，這畢竟只是一小部分而已。《京報副刊》意見調查的結果，也只是顯示一部分青年的傾向罷了。但是，至少不能否認的是，當時的中國青年對於外國文化的興趣，以及學習外國文化的熱情，並沒有《岩波文庫》出版當時的日本人那麼的強烈。
我的意思並不是要以日本的例子作標準，來批評中國的情況。我認爲重視西方近代文化的這種傾向是日本人的優點，同時也是弱點。明治時代以來，很多日本人（例如，夏目漱石、竹內好）就已經再三反覆地指出，近代日本人接受西方文化方的淺薄性，以及自我創造的貧乏性。我個人也同意他們的批判。
不過，反過來考察中國（特別是從外國來看）時，我認爲中國人在接受外國文化的這個問題上，有不太積極的傾向，且不能否認的，有時候還因此引發負面作用。
我認爲，這也是中國人自古代以來一直保有高度文化的結果。不過，文化傳統雖然是很珍貴的遺產，有時候卻會變爲沈重負擔。
不顧過於簡單化的危險而大膽地說的話，我認爲，生於文明發祥地且有幾千年文化傳統的中國人，碰到新的難題時，往往向中國的古老典籍尋求解答（日本人則是向外國找模範）。這是日本人所沒有的優點。在日本人來看，那是既可羨慕也可同情的習慣。可羨慕的是因爲中國有那麼深遠的文化傳統使我們羨慕，但在反面，那也是一種重擔，我們同情中國人。中國的「古已有之」的想法，往往阻礙過改革，我想是大家都承認的，現在不贅說了。但「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以後已過了十年，祈望青年多關心外國的新文化，多讀外國書，批評和改革中國傳統文化，把這願望用強烈的「反語」形式表現的就是魯迅的〈青年必讀書〉。使魯迅這麼寫的原因是，中國人多少有一種共同傾向，那就是：雖然面對著嶄新的問題，卻往往忽視那問題的新的性質，不善於積極接受外國的新事物和新思想。魯迅常常批評的「古已有之」一句話，就是這種傾向的極端表現。因此魯迅爲了打破這根深蒂固的傳統，只好利用「反語」的形式給予人們激烈的衝擊。
眾所周知，魯迅一生翻譯了和他的著作幾乎同樣數量的作品，並且再三強調翻譯的重要性，慨嘆中國的優質翻譯太少，他自己也編輯了專門刊登翻譯作品的優良雜誌。至於對青年人的態度，他信賴老實地努力於翻譯工作的人，其程度有時候超過了他對專愛「創作」的年青作家的態度。
如此看來，我們可以說，魯迅既熟悉中國傳統文化，也能跳出傳統思考的框架，是一位深切察覺中國文明、中國文化毛病的人。對他來說，乍看似乎偏激的「反語」是絕對不可缺少的。這不單是表現的形式，也是認識方法的一部分。
原注：
[1] 丸山昇：《魯迅と革命文學》（東京：紀伊國屋書店，1972年），頁9。
[2] 竹內好：《魯迅》（東京：日本評論社，1994年；東京：未來社，1986年），頁132-133。李心峰譯本（浙江：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年），頁113。
[3] 魯迅：〈為了忘卻的紀念〉，《魯迅全集》（以下簡稱《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4卷，頁483。
[4] 《全集》，第4卷，頁429。
[5] 原著筆者未見，本稿是根據日譯本《共產主義とは何か》（東京：三一書房，1973年），上冊，頁82-202。《全集》譯為實業黨，日本譯為產業黨。
[6] 例如，吳俊：《魯迅個性心理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
[7] 《全集》，第5卷，頁324-325。1933年10月1日。
[8] 《全集》，第5卷，頁334。1933年10月12日
[9] 同上，頁 334-335。
[10] 〈懷劉半農君〉，《全集》，第6卷，頁71-73。
[11]丸山昇：〈「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手稿の周邊——魯迅の晚年と馮雪峰をめくつて〉，《中國——社會と文化》第8號（東京：中國社會文化學會，1993年8月），頁211-230。孫歌譯：〈「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手稿引發的思考〉，《魯迅研究月刊》第11期（北京：魯迅博物館，1993年），頁40-51。
[12] 前引孫歌譯，頁48。
[13] 前引孫歌譯，頁49。
[14] 丸山真男：〈「現代政治の思想行動」第二部追記（1957年3月冩）〉，《丸山真男集》（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第7卷，頁22。
[15] 「paradox」一詞意思比較複雜。在此，使用「反語」一詞，意指「statement which seems to be foolish or impossible，but which has some truth in it」似非而是的雋語。
[16]清水賢一郎：〈一九二五年北京における讀書と讀者層——《京報副刊》青年愛讀書アンケートをぐつて〉（一九二五年北京讀者和讀者層——關於《京報副刊》青年愛讀書的意見調査），一九九四年十月八日， 日本中國學會第四十六屆大會的口頭報告。
[17] 《全集》，第3卷，頁12 。1925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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