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榦〈桃花源記偶記〉（上、下）

＊勞榦先生所撰〈桃花源記偶記〉原分上、下兩篇，刊登於中華民國五十八年（１９６９）十一月十三及十四日《中央日報》的《中央副刊．第九版》上。陳禮智兄自浸會大學借出《中央日報》縮印本，檢閱此文，過錄一遍。偶見之，遂轉錄於斯。讀者可取本篇與陳寅恪先生〈桃花源旁證〉對讀，當有所得。涉川識，十一月二十九日夜於嶺大辛樓赤蒼齋。

上篇

看到中副九月底那篇「談報紙的學術批評風氣」，講到桃花源記問題，引到陳寅恪先生的「桃花源記旁證」，並談到金發根君「永嘉亂後北方的豪族」。陳先生是我的老師，在他寫那篇時候，我還特別到清華聽他的功課（那時我已在北大畢業，所以並無學分），他講的還有那篇文章以外的意見，而金君的那本書也是由我指導而作成的。我對於陳先生這篇早已讀過了許多篇。不錯，陳先生的「桃花源記旁證」是近三十年學術界一篇大文章，關於塢堡問題，真是發千載之覆，但也只有塢堡問題才是這篇文中精華所在，桃花源問題不過裝飾而已。因此，陳先生既已探驪得珠，我們就不必再刻舟求劍。

　

桃花源記的性質只有兩個可能，記實或小說（即non-fiction或fiction），如其是記實，就得承認「嬴氏亂天紀」的嬴秦時代，及捕魚為業的武陵人，都是實事，一點不可更改，如其可以更改，那就是小說而非記實。小說可以有真的背景，但小說的背景並非僅僅限於一個，決不能根據其中一個可能的背景而排斥其他的可能。

　

桃花源記在文學上是一個成功作品（胡適之先生認為是中國第一篇成功的短篇小說），陶淵明的手法非常高明，其中包括許多複雜的因素，使人看來什麼也是，什麼也不是。依照陳寅恪先生的看法，搜神後記是陶淵明所作，並非偽書，而桃花源記也收在裏面。就此一點來看，其中是否神仙故事，便有考慮的餘地，在桃花源中有「自云先世避秦時亂」一語，此篇簡明，無一字虛設，說「云先世避秦時亂」，語意已足，把「自云」二字加上，便是疑辭。蘇東坡雖然說殺鷄作食，豈有仙人而殺者乎？但既屬仙人，便擅幻術，鷄未必是真鷄，殺亦未必是真殺。誠然，一定說只是神仙故事，了解便涉淺薄，在陶氏原意之中，當然有其理致在內，有意的涉筆於神仙與非神仙之際，筆調自然顯出空靈，也就增加了內容的複雜性，使人一時難以揣度。也許陶氏在實事背景與神仙設想之外，別有一種哲學思想，但這是在表面上所看不到的。

　

這也許是我的偏見，我是不希望把桃花源放在豫西崤函之際的。這一帶在隴海鐵路尚未完工以前，我曾經坐騾車往返於西安和觀音堂之間，我的印象這一帶都是乾枯的黃土峽谷，除去靈寶縣還有些白楊和棗樹以外，沒看到桃花，尤其是一點竹子也沒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勝」，總覺得放在長江流域，心裏才比較合適。誠然在黃河流域，塢堡衆多，並不僅一個檀山塢，但就文中風景而言，我是喜歡把它向南搬一下，心裏才舒服些。這一點對於塢堡理論不是重要問題，我想可以不必斤斤計較的。真的，對於前輩的理論，也似乎不必像兩漢博士傳授那樣墨守，絲毫不許移動。就在東漢時期，鄭玄對於馬融，也間或偶出自己的意見，不曾有人批評過。何況到了今日，眼看別人日進千里之時，我們自己似乎更不必只許崇拜權威，不講是非，來阻塞學術進步之路。

　

至於桃花源記的根據出於多元一事，陳先生也曾把王隱晉書所舉的劉驎之入衡山採藥一個故事，認為是其中來源之一。劉驎之入衡山採藥，和劉晨入天台山採藥，依照比較民俗學的方法看來，當然是同類型的故事。所以我們也不必深固閉絕，陳先生亦不至如此固執，一定認為只有實事記載的一個可能，對於其他可能相涉的故事，不必再加理會的。

　

龔定庵己亥雜詩：「陶潛酷似臥龍豪，萬古潯陽松菊高，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騷。」這幾句可謂知言。

下篇

不過陶淵明的詩是有兩種不同的方向的，一種平淡，另一種激昂。在標準的後一種中，如同擬古的「辭家夙嚴駕，當住至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泰，節義為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這裏却比較可以認為對於塢堡的懷念。塢堡的聚集，在漢末動亂時已經發展了一些規模，到永嘉之亂，全國民族不移轉，在中國北方更成了一種主要的團結力量，祖逖擊楫渡江，只得到晉元帝少數援助，後來成為中州重鎮，使石勒不能展尺寸之長，還不是靠着塢堡中的民眾？淵明以名臣之後，生不逢辰，當易代之時，雖然不能「軍次石頭」，又何嘗不可作「佛佾中牟」之想？及至時移世易，歸去田園，在人生經驗及道佛哲學之中，悟出全憑主觀信念，亦「饑食首陽薇」，可以自作夷齊。所以在五柳先生傳自稱為「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根本不承認那個非法政府的存在。這也就是他的另外一種體裁，特殊的風格，特殊的趨向，對於當時從曹子建、陸士龍以至於謝康樂學來的風格都是一種反叛。也無怪高手的批評家鍾嶸還不能欣賞。

　

拿這一點去了解桃花源記，雖然可能他在各處的不同來源得到靈感，但最重要的還是兩點：第一點是老子中「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個原則，並不需要任何的學理；第二點就是依照他自己所住的栗里，就地取材。他設想他自己就是桃花源中的人，「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並不要什麼「問津者」。

　

桃花源記中的名物，桑、竹、蠶、桃、雞、犬、阡陌，都一一可以在「歸田園居」詩中找到，而「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迫局」，正是「設酒殺雞作食」的注解，「雖有荷鋤倦，濁酒聊烟火，稚子候簷隙」，也正指「黃髪垂髫，並怡然自樂」。所以「男女衣著，悉如外人」，正是要點明「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如其他「悉異外人」，不惟依照校勘學的原則，決不容許；而且如此一改，行文立刻顯着板滯，無異點金成鐵，就選文立場來說，也不能容此一改。

　

塢堡的形成，是由於流民的移蕩，而五胡暴政，石虎赫連勃勃更甚於苻生。劉子玄說：「秦人不死，知苻生之厚誣」，雖據傳聞，亦有多少事實。所以「嬴氏亂天紀」的「嬴氏」和謝康樂詩「秦帝魯連恥」的「秦」是同指劉裕的。只是康樂還做過「玉璽誡誠信，黃屋示崇高」的詩，而淵明就始終不合作。詠荊軻所言「飛蓋入秦庭」，也意中指的那個「秦」，（「詠三良」也指的那個「秦」，或是指王鎮惡、王修、沈田子的事。）朱晦庵稱淵明「自豪放得來」，確實不錯，並且還可以看出「豪放」和「平淡」方向不同，仍是從一個出發點引出的。

　

桃花源記的來源，可能出於淵明自紀，陳先生當時也有過這個想法，並推斷陶氏祖先可能為湘楚漁人。後來因為證據不够，未多為引申。並且為强調塢堡中的興趣事項，把桃花源記也用上去。但現在看來，淵明拿自己經驗，以及自己的感想，作為小說中的材料，也並非全然不可能的。

　

如其把以上的哲理因素和政治因素加上去，那就不難知道淵明為什麼那樣去做一個清苦的隠士，以及為什麼他的行為和他的詩體那樣別成一格。他是無意成名的，他也不曾想到他的文學史地位到了後世會變的那樣高。只要明白他的特殊性和一致性却是少有先例的，這樣對於他的作品就可以多一番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