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字：巫蠱之事、昌邑王、霍光、廢黜、壯夫不為
漢武帝雄才大略，然而，到撒手歸天之際，其人是否神明不亂？能否實現自由意志？按照《漢書》之記載，確實令人存疑。此對於漢劉承傳世系造成混亂，也對於前漢國祚帶來傷害，而此種傷害之程度，在後人看來，甚至是致命性的。
一、武帝之死撲朔迷離
清人汪中《舊學蓄疑》云：「李陵降匈奴在天漢二年，戾太子之敗在征和二年，相去八年；又四年而武帝崩，征和三年春正月，行幸雍。即史遷書所謂『薄從上雍』也。」[1]汪中指出了武帝朝後期發生大事件的幾個年份，發端於「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為巫蠱事」，朱安世是京師大俠，公孫賀逮捕朱安世，以贖取自己犯罪下獄之子公孫敬聲，朱安世於是在獄中上書，告發公孫敬聲隱事，此時在征和二年春天，到秋天七月，經江充的擴大株連，引火焚身到太子、衛皇后等人，此肇始連串大亂。
《漢書》在敘述這些關聯事件時，為了彌縫其間之罅漏，卻捉襟見肘，更啟人之疑竇。《漢書．武帝紀》曰：「元狩元年……丁卯立皇太子。」《史記．萬石列傳》說：「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群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自皇太子立於武帝元狩元年，至征和二年因巫蠱事自殺，其間共計約三十一年，由於武帝在位時間長久，導致繼承人產生變數，太子不能順利繼位，這在獨裁專制政治中，並非僅見之事例。
《漢書．武帝紀》特別記載元狩六年霍去病薨、元封五年衛青薨，此意味著衛皇后和太子失去了背後軍事強人的支撐[2]；至太初四年（西元前101 年）春，「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這是一場功勳卓著的戰爭，令塔里木盆地諸小國相率稱臣於漢，李廣利成為新的軍事強人[3]，而其女弟即武帝寵信的李夫人，《漢書．武帝紀》還記載：「（天漢四年）夏四月，立皇子髆為昌邑王。」或隱或顯地透露出太子地位不固，挑戰者就是這位李夫人所生的皇子劉髆，當然，更準確地說是李廣利。果然，在此之後，征和元年巫蠱事發，以至征和二年衛皇后和太子自殺。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一《褚少孫補史記不止十篇》云：「然征和元年巫蠱事起，二年太子斬江充，戰敗自殺，而廣利之降，則以太子既死之明年。廣利出擊匈奴，丞相劉屈氂餞於郊外，廣利以太子既死，屬屈氂勸上立昌邑王為太子。昌邑王者，廣利妹李夫人所生子，廣利甥也。此語為人所告發，帝遂誅其家，廣利聞之，乃降匈奴。是廣利之降在衛太子死後，而太子之死實在征和二年。此等大事，《漢書》本紀編年記載，斷無差誤，則廣利之降必不在天漢四年明矣。再以《漢書．匈奴傳》核對，則李陵降匈奴以前，皆與《史記．匈奴傳》同。陵降後二年，廣利出兵，與單于連戰十餘日，無所得，乃引還，並未降匈奴也。又明年，匈奴且靻侯單于死，狐鹿姑單于立，是為漢太始元年。狐鹿姑立六年，遣兵入寇上谷、五原、酒泉，漢乃又遣廣利出塞，戰勝追北，至范夫人城，聞妻子坐巫蠱事被收，乃降匈奴。計其歲年，正是征和三年之事，與《武帝紀》相合。則知《史記．匈奴傳》末所云天漢四年廣利降匈奴者，非遷原本也。」[4]此辨析《史》、《漢》記載之差池，見解雖較為可信，可是其間之深意卻有待發覆。
按照《史記．匈奴列傳》末記述，李廣利降匈奴在天漢四年，趙翼比較《漢書》相關記載，由於《漢書．劉屈氂傳》所言巫蠱事由害死衛皇后和太子，迅速轉向令劉屈氂及李廣利兩家敗亡，正是征和三年之事，故而，《史記．匈奴傳》言天漢四年廣利降匈奴，令李廣利之降竟在衛太子死之前，顯然非出自司馬遷之手筆，當屬褚少孫等人有意篡改。
《漢書．劉屈氂傳》敘述：「其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為祖道，送至渭橋，與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所謂「其明年」正是巫蠱事起導致衛皇后、太子死亡之後的那一年，也就是征和三年，而且《漢書．武帝紀》中明確記錄了貳師將軍將七萬人出兵，時間是此年的春三月，距離太子之敗亡僅半年左右。丞相劉屈氂和李廣利是兒女親家，李廣利又將出兵匈奴，臨行前他關照劉屈氂，讓他出面，請武帝立自己妹妹李夫人之子昌邑王為太子。此種私密對話，當然並無第三者聽聞，但是如此敘述卻道出了李廣利、劉屈氂的心意，比較接近真相，揭示出巫蠱案之起因就是爭權奪利，李、劉二者要推翻衛太子，以李夫人之子昌邑王取而代之，依此足見李廣利並非巫蠱之獄局外人，而恰是幕後推手。
《史記．外戚世家》云：「李夫人蚤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奸，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此種敘述更把李廣利與李家被族滅相區隔，更凸顯作者有意掩蓋導致李家結局之政治原因，然則《史記》上述顛倒時間的敘述，卻欲蓋彌彰，其用心蓋企圖模糊史實，以撇清李廣利與巫蠱之干係，而更深層次的目的則是遮蔽其對立面之幕後角力者霍光之形跡，在武帝、昭帝之皇位嬗遞過程裡，霍光儼然是一個恪守武帝遺詔的忠臣，皇位之傳承顯得平和吉祥，天衣無縫。
而《漢書．佞幸傳》記述李延年「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繇是貴為協律都尉。」《漢書．外戚傳》之《孝武李夫人傳》則說：「其後（指李夫人卒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為協律都尉……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奸亂後宮，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指李廣利封海西侯和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幾乎同時，而李延年弟季坐奸亂後宮並非在貳師伐大宛之時，實際上是在李廣利最後一次出兵匈奴之時，《漢書．五行志》中之下記載：「征和三年，貳師七萬人沒不還。」此種記述無意割裂李家滅亡與武帝末期詭譎政治之聯繫，顯露血雨腥風之冰山一角，就比較真實可靠。
而《史記》閃爍其詞蓋出自褚先生所補，關於褚先生，即褚少孫，在《史記．孝武本紀》之《集解》、《索隱》中有介紹，他是潁川人，仕元成間。而按《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對於黃帝的定義曰：「《傳》云天下之君王為萬夫之黔首請贖民之命者帝，有福萬世。黃帝是也……漢大將軍霍子孟名光者，亦黃帝后世也。」可見他是霍光的崇拜者，霍光一生多有不可告人之事，褚先生在《史記》裡為霍光作尊者諱，而這大有悖於司馬遷的「實錄」精神。
《漢書．霍光傳》記載霍中孺與衛少兒私通而生霍去病，此後娶婦則生霍光，故霍光是霍去病的同父異母之弟。他是晚年漢武帝身邊的人。若探究巫蠱事發，其目標是消滅衛皇后和太子勢力，然而，一旦目的達成，俟幕後黑手李廣利出兵匈奴，先前的巫蠱利劍卻掉頭指向了始作俑者，令劉屈氂和李廣利兩家陷於無底深淵，甚至《漢書．武帝紀》述及：「後元元年春正月……昌邑王髆薨。」此所謂「薨」，從時間點看，緊接著征和四年，蓋死於非命也。因此，面對這樣的處境，孤懸境外的李廣利亦返國無門，其最終下落也無從查考[5]。如此劇變發生於武帝朝之末期，時間節點可能正好在衛皇后、太子冤死，貳師將軍出征之後。若武帝一息尚存，權柄在握，一言九鼎，對此豈能容忍！它完全溢出了政治常態，其混亂如同野馬之脫韁。故而，此也反映當時操縱政局者已經不是武帝，而是另有其人，那就是霍光。
武帝崩，其諸子中，除了衛太子（又稱戾太子）、昌邑王已死，尚有成年皇子燕剌王旦、廣陵王胥可以繼位，然而，霍光掌控武帝身後之朝政，據說武帝病重時候，自己立少子為太子，年僅八歲，這就是漢昭帝。《漢書》記載，當時就有人直指霍光搞鬼，卻也奈何他不得。世所共知，昭帝在位十一年，不過是霍光手裡的傀儡而已。當這位可憐的少年皇帝駕崩，霍光遇到了另立一個傀儡的麻煩。
二、昌邑王之被徵與遭廢
選擇昭帝之後皇位繼承人，令霍光追悔莫及者，莫過於挑選了昌邑王劉髆之子劉賀，由於一試不靈，加以廢黜，此令他也亂了方寸，倉促間再選「流落民間」的衛太子孫，也就是後來的漢宣帝，正是此人，令霍光家族遭遇滅頂之災。劉髆死後，其子劉賀繼嗣其昌邑王位。《漢書．霍光傳》云：「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群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在昭帝死後，武帝尚有一子廣陵王胥在世，以其人繼位，原本順理成章，然而，霍光不肯接納，因此，迎昌邑王劉賀入朝。
上已述及，老昌邑王劉髆死於後元元年[6]，他與自己所依託的李家幾乎同時告別人世。劉賀作為繼嗣者，他沒有被斬草除根，也緣於霍光尚存一絲憐憫之心，否則處死他，亦非難事。因此，霍光不憚使用此人做昭帝繼承人，繼續扮演傀儡角色。
由於兩代昌邑王均關聯著霍光之陰謀，若一旦真相大白於天下，會令武帝身後之漢劉政權十分難堪，一部前漢書不知道如何書寫，所以修《漢書》者故意避諱，掩蓋歷史，亦令當事人昌邑王的面目顯得含糊不清，甚至遭到歪曲。
關於兩代昌邑王之年歲，史書似乎並無明確的交待，只是宣帝曾經派張敞監視昌邑王行止，按《漢書．武五子傳》曰：「（宣帝）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曰：『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為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它不得出入。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迾宮清中備盜賊。臣敞數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鬚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衣短衣大絝，冠惠文冠，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臣敞與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乃復聞梟聲。」臣敞閱至子女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紨，前為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為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為，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後丞相禦史以臣敞書聞，奏可。皆以遣。』上由此知賀不足忌。」張敞受宣帝之令，定期向他報告故昌邑王之動靜，《漢書．張敞傳》曰：「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為山陽太守。」足見宣帝對於被廢的昌邑王懷有深深的戒心。霍光死於地節二年，宣帝「始躬親朝政」，地節四年秋，宣帝剷除霍光家族，風雲突變，政局微妙，在地節四年九月，張敞登門入戶，與故昌邑王直接接觸，並且記錄見面情形，此上奏等同實錄，頗具價值，尤其談到當時「故王年二十六七」，若其觀察不誤，則可證昌邑王劉賀生年當在征和元年（西元前92 年）或稍前，而至後元元年（西元前88 年）其父老昌邑王劉髆就去世了。關於故昌邑王劉賀的容貌和精神狀態，張敞作了寫實性刻畫：「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鬚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衣短衣大絝，冠惠文冠，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妻子眾多，不到三十之人，已經萎頓不堪，面色青黑，眼睛細小，鼻末尖而扁，鬚眉稀疏，他被拘禁在「故昌邑王居故宮」，行動失去自由，張敞表達其觀感曰「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其人大概智商不高，此種觀感是否準確，不得而知矣。總之，宣帝為之釋懷，感覺不足畏忌也。
而《漢書》關於老昌邑王劉髆身世之敘述，比小昌邑王劉賀更加朦朧不明，若劉賀生於征和元年（西元前92 年），當時其父劉髆應已成年。《漢書．夏侯始昌傳》云：「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台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為選師，始昌為太傅。年老，以壽終。族子勝亦以儒顯名。」按《漢書．武帝紀》元鼎二年春起柏梁台，至太初元年柏梁台災，《漢書．五行志》上亦有相同記載。皇子劉髆於天漢四年，立為昌邑王，所以，夏侯始昌成為昌邑王劉髆老師，應該在太初元年至天漢四年之間，也即劉髆被封昌邑王之際。《漢書．武帝紀》記載元狩元年（西元前122 年）丁卯，「立皇太子」。《漢書．外戚傳》記述武帝皇后衛子夫「元朔元年生男據」，元朔元年（西元前128 年）至元狩元年（西元前122 年）太子六歲。《史記．萬石列傳》說：「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群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此指立太子之後，再選石慶為太子太傅，太子應在七、八歲之時。《漢書．二疏傳》曰：「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疏廣、疏受做宣帝皇太子也就是後來的漢元帝的太傅、少傅，共計五年光陰，那時候皇太子已經十二歲了，據此可見，皇太子七、八歲時，宣帝為之選太傅、少傅。《大戴禮記．保傅》曰：「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清人王聘珍撰《大戴禮記解詁》云：「盧注云：『小學，謂虎闈，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髪，謂成童。《白虎通》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7]此符合儒家禮儀規範。故以此類推，夏侯始昌擔任皇子劉髆「太傅」，尚屬小學，也理應在劉髆八歲之年，而按照上述記述，武帝之所以遴選夏侯始昌作劉髆老師，是和夏侯始昌準確推測柏梁台災日子相關，所以大概在太初元年之後一年或兩年就選定夏侯始昌為劉髆之師傅，那正是太初二年（西元前103年）或三年（西元前102 年），那時劉髆八歲。而到其長子劉賀在征和元年（西元前92 年）出生，劉髆恰好十九歲左右[8]，此「雖不中，不遠矣」，《漢書．枚皋傳》曰：「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顏師古注曰：「武帝晚得太子。」二十九歲得子，已屬晚得，所以劉髆十九歲得長子劉賀，於年歲而論，恰屬正常，可憐的是，劉髆僅僅活了二十三歲，就非正常死亡了。
昭帝之後，在武帝朝，「武五子」尚有廣陵王劉胥在世，但是，由於行為失檢，據說他早就喪失了繼承權。《漢書．路溫舒傳》說：「皆以昌邑尊親。」因而，召昌邑王劉髆之子劉賀入宮，並非意外，他是武帝的孫子，可以繼昭帝之位。依此可見，武帝身後寥落，是為一代英主所始料未及者也，昌邑王算是霍光手中幾乎唯一的選擇，漢劉血脈岌岌乎危哉！庶幾繫於其人之一線。
在武帝朝，關於殺父之仇，《春秋》大義渲染得比天還大。雖然父親去世，劉賀尚不及五歲，但是，關於自家身世，他成長之後，不會毫不知曉。元平元年（西元前74 年），當霍光派人迎接昌邑王入宮，作為一個十九歲的青年，劉賀心潮澎湃，不可抑制，當難以虛飾。《漢書．武五子傳》曰：
「……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璽書曰：『制詔昌邑王：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徵王，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郎中令龔遂諫王，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雞，道買積竹杖。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至湖，使者以讓相安樂。安樂告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以湔灑大王。』即捽善，屬衛士長行法。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僕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旦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
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光與群臣議，白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語在《霍光傳》。國除，為山陽郡。」
是什麼令霍光萬般無奈，改變心意？所謂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劉賀心懷食肉寢皮的仇恨，霍光應該感覺到了，在劉賀與霍光之間，兩者不共戴天，絕對不可調和。故此，霍光出爾反爾，迅速廢黜昌邑王繼任大位。
所謂請神容易送神難，大臣廢黜新立之天子，在整個歷史上都屬於驚天之舉，所以，霍光竭力達成程式之完整，以堵天下悠悠之口。《漢書．霍光傳》云：
「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禦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群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
光即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群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群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群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群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群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
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太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一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禦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眾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啖。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鬥虎。召皇太后禦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
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並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禦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禦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為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
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於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
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群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甯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群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群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霍光之所以能夠廢黜已經即位之昌邑王，一則，由於霍光主政的昭帝時期，扭轉武帝窮兵黷武、鹽鐵專賣等酷政，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令天下經濟得以有所恢復；另則，朝廷重臣左袒霍光，昌邑王入宮，反客為主，其行徑令朝廷既得利益集團快速凝聚，共同抵制昌邑藩國君臣，尤其朝中有識之士深諳武帝暴政之危害，昌邑王是武帝曾孫，難保他不成為武帝四世，令朝政重回夢魘，此遂令掃除昌邑王不至於出現驚濤駭浪。
因此，首先，應關注霍光主導的連署名單，此幾乎是其慣用伎倆。上述所謂「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典屬國臣武……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而此所謂「皇太后」，就是昭帝之皇后，昭帝崩，得壽僅二十一歲，所以其皇后不過是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小女子，自然聽憑霍光隨意擺佈。在名義上，以楊敞領銜進言，實質上是霍光導演，霍光一邊人多勢眾，除了迫使「皇太后」就範，還可以結成政治同盟，令參與者捆綁在一起，日後若要翻案，就難上加難。而這樣的戲一演再演，以致《漢書．蘇武傳》記載，甘露三年，宣帝圖畫名臣於麒麟閣，用心也如出一轍。但相對於霍光而言，妻子家族滅於宣帝之手，恰好形成反諷的效果；其次，宣讀昌邑王罪狀之一「變易節上黃旄以赤」，漢高祖以來，五德終始，漢朝尚赤或尚黃，歷來存有爭議。《漢書．郊祀志》之「贊曰：……劉向父子以為帝出於《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皇帝下曆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9]劉向以為漢為火德，尚赤，此在《漢書．高帝紀》贊曰：「劉向云……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而文帝時公孫臣倡言漢當土德、服色上黃，劉向持不同意見，此在《漢書》中盡有載錄。日本森鹿三撰《居延出土的王莽簡》一文就收入一簡曰：「新室以土德代火家。」 [10]此恐怕是劉歆為王莽篡漢製造輿論，依然認為漢劉屬火德。而昌邑王亦堅持「變易節上黃旄以赤」，一則，企圖撥亂反正，回復漢劉尚赤之劉姓內部認識，此亦佐證尚赤並非劉向一家之傾向；另則，霍光令昌邑王嗣孝昭皇帝後，昌邑王作為武帝的孫子，對於昭帝繼承武帝皇位，他不認同其正當性，所以以尚赤來與之劃清界限。而相反例證有《漢書．雋不疑傳》之記述，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此偽冒者倒遵循色尚黃之規訓，而昌邑王入主朝廷不到一個月，就要連色尚黃也要變更，可見操之過急了。
晚清吳汝綸《日記》之《史學》曰：「昌邑王之廢，蓋由驟封昌邑從官而定策功臣未加恩澤，又親近昌邑群臣，在朝諸人失望，故謀廢立，張敞知之，故諫王以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輩先遷者，意謂此也。宣帝知之，故霍光歸政而不受，所以安大臣之心耳。文帝入立，即夜拜宋昌、張武，又亟退絳侯，皆君臣之交未固，各生防豫之心者，昌邑愚不知此，宜其及禍，其罪狀恐亦非盡事實，要其驕溢失度，乃漢世諸侯王之積習，不足君天下，廢之固不為過也。宣帝高材好學，然喜遊俠，鬥雞走狗，以是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此宣帝之器量閎遠也。其後講求吏治皆自此中來，凡在田野者，皆可隨時留心實學，何必迂板讀書耶？」[11]對照文帝、宣帝被召入立，昌邑王小不忍則亂大謀，實屬愚蠢！而隨之來到長安的昌邑群臣二百多人竟然未能為之籌畫，全部被霍光處死，亦屬慘絕人寰之事也！
《漢書．武五子傳》偽造昌邑王王宮災異之事，並在《漢書．五行志》裡，有四處記載與昌邑王相關之災變現象，企圖以宿命觀來解釋，為何昌邑王邁向天子之旅程會戛然而止[12]。然而，如此煞費苦心，亦反映霍光廢黜昌邑王絕對不是一件小事，在進退之間，不僅僅昌邑王之命運發生逆轉，而且整個前漢之歷史走向亦被改變。
依據衛皇后、衛太子慘死的實際情形來看，所謂覆巢之下豈有完卵，若衛太子尚有孫子存活，其概率極低。霍光如何看待衛太子之存在？《漢書．雋不疑傳》記述昭帝始元五年，有男子冒充衛太子出現於長安，雋不疑收縛此人，博得霍光由衷的贊歎，可見，霍光絕不希望看到衛太子及其後人出來攪局。
所以，衛太子孫也就是後來的宣帝之橫空出世，乃緣於在昭帝、昌邑王之後，霍光再無漢劉繼嗣者可覓之故。《漢書．丙吉傳》說皇曾孫也就是後來的宣帝生下來才數月，也因為其祖父衛太子事坐牢，丙吉出獄憐憫，護養曾孫，武帝本要殺盡長安獄中之囚犯，可是，由於丙吉堅守，武帝因此悔悟，曾孫得以保全。當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丙吉推舉業已成年的皇曾孫[13]。此即宣帝的出身來歷，其中卻存在著許多疑點。《漢書．魏相傳》說：「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奸邪，豪強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為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此車千秋在《漢書》有傳，「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若說他一句話點醒了漢武帝，那麼漢武帝會出於對已故太子之思念，竭力去尋找他存世的後代，也就是自己的曾孫。絕對不會對車千秋厚賞高封之餘，卻置曾孫於不問。所以，實質上，車千秋誤打誤撞，緩解了霍光弄權的一個難題，如何破解武帝和衛太子之恩仇？不至於令天下繼續懸疑，並為巫蠱案劃一句號[14]。如今，車千秋死後，魏相為河南太守，治理頗見霹靂手段，而車千秋子恰為雒陽武庫令，看到父親死了，而魏相治郡嚴，自己心虛，乃自免去。此導致霍光精神緊張，所深怕者，不在一個武庫令，而在於其人身份敏感，若洩露機密，會造成天下輿論的壓力。
漢朝政治有內朝和外朝之分，武帝身後，霍光立昭帝、廢昌邑王、再立宣帝，在連串驚心動魄事件過程中，形成了以霍光為主導的內朝大臣，參與密勿。譬如近年青海發現的《趙寬碑》就表彰趙充國「內建籌策，協霍立宣」，最後他被宣帝圖畫於麒麟閣。政治內幕與儒家政治觀念嚴重叛離，政治只以其慣性無約束地發展，與經學之《春秋》之義漸行漸遠，甚至風馬牛不相及。
此至宣帝朝，給世風帶來巨大衝擊。《鹽鐵論．大論》曰：「大夫曰：『呻吟槁簡，誦死人之語，則有司不以文學。文學知獄之在廷後而不知其事，聞其事而不知其務。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斵，斧斤而行之，中繩則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繩之以法，斷之以刑，然後寇止奸禁。』」[15] 此文學經生與政治實際隔膜之甚，於現實政治絲毫無涉，亦絲毫無補。按《漢書．敘傳》云：「穉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党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由於和班嗣、班彪過從甚密，令揚雄亦有機會閱讀這些秘笈，眼界為之大開，思想也隨之改變[16]。按其《法言．問神》云：「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逐漸接觸前漢之當代歷史；《法言．重黎》云：「『霍？』曰：『始元之初，擁少帝之微，摧燕、上官之鋒，處廢興之分，堂堂乎忠，難矣哉！至顯，不終矣。』」《法言》所述及者，幾乎構成了半部具體而微的《漢書》，而且連昭、宣帝時十分隱晦的朝中大事，也能有所涉獵。所以，後漢王充《論衡．效力》篇認為：「殷、周以前，頗載六經，儒生所能說也；秦、漢之事，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17] 而之所以形成如此局面，是因為儒生被排斥於現實政治之外，他們並無緣參政，亦無從閱覽記錄「秦、漢之事」的史料，他們純屬政治門外漢；《論衡．謝短》篇云：「五經之後，秦、漢之事，不能知者，短也。」作為班彪門人，王充亦有幸觀看近、現代秘檔資料，因此，針對當時學風，他作如斯慨歎。而揚雄當年則從成都移居長安，閱讀視野煥然一新，對此二者所帶來的心靈衝擊，想必十分相近。《漢書》本傳記載，揚雄雖然不曾躋身中朝之臣，但是他也能稍稍觀察到成帝以及實際政治，王權的神秘感頓然消失，經學的迷障終被突破。
《漢書．揚雄傳》曰：「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
王充所謂「古」與「今」在揚雄思想中被貫通，完成了章句經生向學者、文人的轉型，逐漸認識政治為何物。其《法言．吾子》云：「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此番自問自答，其實極具層次感，首先，揚雄尊重賦作為文體的特點，並非從文章學角度來否定賦作價值，其關於少作的反思，蓋出於大賦文體與政治相結合，認為諷不敵勸，勸百而諷一，具有負面作用。《法言．吾子》云：「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揚雄《答劉歆書》自述：「雄為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詩人之賦和辭人之賦一樣，俱有尚麗特徵，對此揚雄並無異議，也不否認，只是辭人之賦尚麗過甚，其間有獻媚王權之嫌。而自己少年時代，仰慕司馬相如，喜歡作賦，此猶如「童子雕蟲篆刻」一般，屬幼稚行為。《漢書》本傳記載「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行年四十餘，已經人到壯歲，揚雄獻賦於成帝，所作《甘泉賦》、《河東賦》、《校獵賦》及《長楊賦》等，可謂嘔心瀝血，傑構迭出。然而，司馬相如所面對之武帝，具「雄才大略」，所統領之帝國，高祖至武帝，子孫綿延，國勢尚如日中天；而今，自己所處之成帝時代，前漢已經趨向衰敗，前之昭、宣帝已經危機深重，繼位者來歷曖昧，加之成帝又無繼嗣，困擾國運；雪上加霜者還有後戚干政，先有成帝寵倖趙飛燕，後有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直至王莽篡漢。揚雄所直面政治，黑暗、無序，積重難返。所以，他將所作所為一分為二，諸如天文、曆學研究、學術撰述等，屬於安貧樂道之修為，乃不朽之盛事[18]；而至於寫作大賦，則失去了諷諫等意義，其終極價值，亦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因此，僅淪為干祿之俗事，故而，「壯夫不為也」。京師親身見聞、體驗，使揚雄對大賦寫作熱情銳減，甚至連作為文字遊戲，亦興味索然。至此，道與祿幾乎分道揚鑣，初唐盧照鄰《長安古意》曰：「寂寂寞寞揚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19] 可謂傳神寫照。
在其《反離騷》、《法言》等作品中，對屈原的人生選擇，揚雄斷然給予否定，在其心路歷程中，揚雄完成了獨立人格、批判精神的養成，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士人、經生與政治關係之解紐，從而開拓了一個嶄新的學者、文人之新疆域，遂成為中國文士的一代典型！
＊本文刊於《長江學術》，2015 年第3 期（總第47 期），頁39-48。春泓師撰述此文，適與江西南昌海昏侯墓考古發掘約略同時。是日閒閱《中國國家地理》雜誌（2017年12月），見海昏侯墓劉賀內棺發掘報導，憶及此文，旋尋閱並過錄於斯。涉川記於嶺大圖書館一隅，二零一八年一月八日夜，時寒風侵蝕，四指冰冷。
＊註釋：[1] 收於《清人考訂筆記》（七種）之中，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版，第243 頁。
[2] 衛青是衛皇后的同母之弟，官至大將軍；而霍去病則是衛青同母姊衛少兒所生之子，亦官至驃騎將軍。
[3] 《史記．大宛列傳》記載李廣利破宛獲汗血馬正在太初四年。
[4] 趙翼：《廿二史劄記校證》，王樹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版，第7 頁。
[5] 《漢書．李廣利傳》云：「後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奴，度郅居水。兵敗，降匈奴，為單于所殺。語在匈奴傳。」
[6] 《漢書．諸侯王表》記載他於天漢四年之後十一年去世，與《漢書．武帝紀》所記其薨年相同。
[7] 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王文錦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版，第60 頁。
[8] 按《漢書．霍光傳》，列數昌邑王罪惡，其一有所謂「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莫非昌邑王還有一姊？若劉賀出生時候，劉髆十九歲左右，然則其姊與劉賀年歲相去可能一二歲之間。
[9] 《漢書．敘傳》云：「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
[10]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簡牘研究譯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年版，第1 頁。
[11] 吳汝綸：《桐城吳先生日記》（上、下），宋開玉整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第85 頁。
[12] 《論衡．遭虎》、《論衡．商蟲》也有引述。
[13] 《漢書．杜延年傳》曰：「時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此與上述敘述略有出入。
[14] 《漢書．武五子傳》曰：「贊曰……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引善氣，傳得天人之佑助云。」
[15] 王利器：《鹽鐵論校注》（定本）卷第十，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版，第603 頁。
[16] 另揚雄《答劉歆書》自述：「雄為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室。」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版，第411 頁。可見在學術上，揚雄如饑似渴地補充不足，以改善知識結構，而班氏藏書與石室兩處均是其新知來源。
[17] 黃暉：《論衡校釋》（附劉盼遂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版，第580 頁。
[18] 桓譚曰：「楊雄不貧，則不能作《玄》《言》。」見桓譚：《新輯本桓譚新論》，朱謙之校輯，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版，第2 頁。
[19] 盧照鄰：《盧照鄰集箋注》卷二《七言古詩》，祝尚書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第86 頁。
因此，首先，應關注霍光主導的連署名單，此幾乎是其慣用伎倆。上述所謂「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典屬國臣武……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而此所謂「皇太后」，就是昭帝之皇后，昭帝崩，得壽僅二十一歲，所以其皇后不過是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小女子，自然聽憑霍光隨意擺佈。在名義上，以楊敞領銜進言，實質上是霍光導演，霍光一邊人多勢眾，除了迫使「皇太后」就範，還可以結成政治同盟，令參與者捆綁在一起，日後若要翻案，就難上加難。而這樣的戲一演再演，以致《漢書．蘇武傳》記載，甘露三年，宣帝圖畫名臣於麒麟閣，用心也如出一轍。但相對於霍光而言，妻子家族滅於宣帝之手，恰好形成反諷的效果；其次，宣讀昌邑王罪狀之一「變易節上黃旄以赤」，漢高祖以來，五德終始，漢朝尚赤或尚黃，歷來存有爭議。《漢書．郊祀志》之「贊曰：……劉向父子以為帝出於《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皇帝下曆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9]劉向以為漢為火德，尚赤，此在《漢書．高帝紀》贊曰：「劉向云……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而文帝時公孫臣倡言漢當土德、服色上黃，劉向持不同意見，此在《漢書》中盡有載錄。日本森鹿三撰《居延出土的王莽簡》一文就收入一簡曰：「新室以土德代火家。」 [10]此恐怕是劉歆為王莽篡漢製造輿論，依然認為漢劉屬火德。而昌邑王亦堅持「變易節上黃旄以赤」，一則，企圖撥亂反正，回復漢劉尚赤之劉姓內部認識，此亦佐證尚赤並非劉向一家之傾向；另則，霍光令昌邑王嗣孝昭皇帝後，昌邑王作為武帝的孫子，對於昭帝繼承武帝皇位，他不認同其正當性，所以以尚赤來與之劃清界限。而相反例證有《漢書．雋不疑傳》之記述，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此偽冒者倒遵循色尚黃之規訓，而昌邑王入主朝廷不到一個月，就要連色尚黃也要變更，可見操之過急了。
晚清吳汝綸《日記》之《史學》曰：「昌邑王之廢，蓋由驟封昌邑從官而定策功臣未加恩澤，又親近昌邑群臣，在朝諸人失望，故謀廢立，張敞知之，故諫王以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輩先遷者，意謂此也。宣帝知之，故霍光歸政而不受，所以安大臣之心耳。文帝入立，即夜拜宋昌、張武，又亟退絳侯，皆君臣之交未固，各生防豫之心者，昌邑愚不知此，宜其及禍，其罪狀恐亦非盡事實，要其驕溢失度，乃漢世諸侯王之積習，不足君天下，廢之固不為過也。宣帝高材好學，然喜遊俠，鬥雞走狗，以是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此宣帝之器量閎遠也。其後講求吏治皆自此中來，凡在田野者，皆可隨時留心實學，何必迂板讀書耶？」[11]對照文帝、宣帝被召入立，昌邑王小不忍則亂大謀，實屬愚蠢！而隨之來到長安的昌邑群臣二百多人竟然未能為之籌畫，全部被霍光處死，亦屬慘絕人寰之事也！
《漢書．武五子傳》偽造昌邑王王宮災異之事，並在《漢書．五行志》裡，有四處記載與昌邑王相關之災變現象，企圖以宿命觀來解釋，為何昌邑王邁向天子之旅程會戛然而止[12]。然而，如此煞費苦心，亦反映霍光廢黜昌邑王絕對不是一件小事，在進退之間，不僅僅昌邑王之命運發生逆轉，而且整個前漢之歷史走向亦被改變。
三、漢劉繼嗣之斷裂與揚雄辭賦之轉變
依據衛皇后、衛太子慘死的實際情形來看，所謂覆巢之下豈有完卵，若衛太子尚有孫子存活，其概率極低。霍光如何看待衛太子之存在？《漢書．雋不疑傳》記述昭帝始元五年，有男子冒充衛太子出現於長安，雋不疑收縛此人，博得霍光由衷的贊歎，可見，霍光絕不希望看到衛太子及其後人出來攪局。
所以，衛太子孫也就是後來的宣帝之橫空出世，乃緣於在昭帝、昌邑王之後，霍光再無漢劉繼嗣者可覓之故。《漢書．丙吉傳》說皇曾孫也就是後來的宣帝生下來才數月，也因為其祖父衛太子事坐牢，丙吉出獄憐憫，護養曾孫，武帝本要殺盡長安獄中之囚犯，可是，由於丙吉堅守，武帝因此悔悟，曾孫得以保全。當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丙吉推舉業已成年的皇曾孫[13]。此即宣帝的出身來歷，其中卻存在著許多疑點。《漢書．魏相傳》說：「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奸邪，豪強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為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此車千秋在《漢書》有傳，「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若說他一句話點醒了漢武帝，那麼漢武帝會出於對已故太子之思念，竭力去尋找他存世的後代，也就是自己的曾孫。絕對不會對車千秋厚賞高封之餘，卻置曾孫於不問。所以，實質上，車千秋誤打誤撞，緩解了霍光弄權的一個難題，如何破解武帝和衛太子之恩仇？不至於令天下繼續懸疑，並為巫蠱案劃一句號[14]。如今，車千秋死後，魏相為河南太守，治理頗見霹靂手段，而車千秋子恰為雒陽武庫令，看到父親死了，而魏相治郡嚴，自己心虛，乃自免去。此導致霍光精神緊張，所深怕者，不在一個武庫令，而在於其人身份敏感，若洩露機密，會造成天下輿論的壓力。
漢朝政治有內朝和外朝之分，武帝身後，霍光立昭帝、廢昌邑王、再立宣帝，在連串驚心動魄事件過程中，形成了以霍光為主導的內朝大臣，參與密勿。譬如近年青海發現的《趙寬碑》就表彰趙充國「內建籌策，協霍立宣」，最後他被宣帝圖畫於麒麟閣。政治內幕與儒家政治觀念嚴重叛離，政治只以其慣性無約束地發展，與經學之《春秋》之義漸行漸遠，甚至風馬牛不相及。
此至宣帝朝，給世風帶來巨大衝擊。《鹽鐵論．大論》曰：「大夫曰：『呻吟槁簡，誦死人之語，則有司不以文學。文學知獄之在廷後而不知其事，聞其事而不知其務。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斵，斧斤而行之，中繩則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繩之以法，斷之以刑，然後寇止奸禁。』」[15] 此文學經生與政治實際隔膜之甚，於現實政治絲毫無涉，亦絲毫無補。按《漢書．敘傳》云：「穉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党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由於和班嗣、班彪過從甚密，令揚雄亦有機會閱讀這些秘笈，眼界為之大開，思想也隨之改變[16]。按其《法言．問神》云：「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逐漸接觸前漢之當代歷史；《法言．重黎》云：「『霍？』曰：『始元之初，擁少帝之微，摧燕、上官之鋒，處廢興之分，堂堂乎忠，難矣哉！至顯，不終矣。』」《法言》所述及者，幾乎構成了半部具體而微的《漢書》，而且連昭、宣帝時十分隱晦的朝中大事，也能有所涉獵。所以，後漢王充《論衡．效力》篇認為：「殷、周以前，頗載六經，儒生所能說也；秦、漢之事，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17] 而之所以形成如此局面，是因為儒生被排斥於現實政治之外，他們並無緣參政，亦無從閱覽記錄「秦、漢之事」的史料，他們純屬政治門外漢；《論衡．謝短》篇云：「五經之後，秦、漢之事，不能知者，短也。」作為班彪門人，王充亦有幸觀看近、現代秘檔資料，因此，針對當時學風，他作如斯慨歎。而揚雄當年則從成都移居長安，閱讀視野煥然一新，對此二者所帶來的心靈衝擊，想必十分相近。《漢書》本傳記載，揚雄雖然不曾躋身中朝之臣，但是他也能稍稍觀察到成帝以及實際政治，王權的神秘感頓然消失，經學的迷障終被突破。
《漢書．揚雄傳》曰：「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
王充所謂「古」與「今」在揚雄思想中被貫通，完成了章句經生向學者、文人的轉型，逐漸認識政治為何物。其《法言．吾子》云：「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此番自問自答，其實極具層次感，首先，揚雄尊重賦作為文體的特點，並非從文章學角度來否定賦作價值，其關於少作的反思，蓋出於大賦文體與政治相結合，認為諷不敵勸，勸百而諷一，具有負面作用。《法言．吾子》云：「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揚雄《答劉歆書》自述：「雄為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詩人之賦和辭人之賦一樣，俱有尚麗特徵，對此揚雄並無異議，也不否認，只是辭人之賦尚麗過甚，其間有獻媚王權之嫌。而自己少年時代，仰慕司馬相如，喜歡作賦，此猶如「童子雕蟲篆刻」一般，屬幼稚行為。《漢書》本傳記載「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行年四十餘，已經人到壯歲，揚雄獻賦於成帝，所作《甘泉賦》、《河東賦》、《校獵賦》及《長楊賦》等，可謂嘔心瀝血，傑構迭出。然而，司馬相如所面對之武帝，具「雄才大略」，所統領之帝國，高祖至武帝，子孫綿延，國勢尚如日中天；而今，自己所處之成帝時代，前漢已經趨向衰敗，前之昭、宣帝已經危機深重，繼位者來歷曖昧，加之成帝又無繼嗣，困擾國運；雪上加霜者還有後戚干政，先有成帝寵倖趙飛燕，後有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直至王莽篡漢。揚雄所直面政治，黑暗、無序，積重難返。所以，他將所作所為一分為二，諸如天文、曆學研究、學術撰述等，屬於安貧樂道之修為，乃不朽之盛事[18]；而至於寫作大賦，則失去了諷諫等意義，其終極價值，亦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因此，僅淪為干祿之俗事，故而，「壯夫不為也」。京師親身見聞、體驗，使揚雄對大賦寫作熱情銳減，甚至連作為文字遊戲，亦興味索然。至此，道與祿幾乎分道揚鑣，初唐盧照鄰《長安古意》曰：「寂寂寞寞揚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19] 可謂傳神寫照。
在其《反離騷》、《法言》等作品中，對屈原的人生選擇，揚雄斷然給予否定，在其心路歷程中，揚雄完成了獨立人格、批判精神的養成，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士人、經生與政治關係之解紐，從而開拓了一個嶄新的學者、文人之新疆域，遂成為中國文士的一代典型！
＊本文刊於《長江學術》，2015 年第3 期（總第47 期），頁39-48。春泓師撰述此文，適與江西南昌海昏侯墓考古發掘約略同時。是日閒閱《中國國家地理》雜誌（2017年12月），見海昏侯墓劉賀內棺發掘報導，憶及此文，旋尋閱並過錄於斯。涉川記於嶺大圖書館一隅，二零一八年一月八日夜，時寒風侵蝕，四指冰冷。
＊註釋：[1] 收於《清人考訂筆記》（七種）之中，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版，第243 頁。
[2] 衛青是衛皇后的同母之弟，官至大將軍；而霍去病則是衛青同母姊衛少兒所生之子，亦官至驃騎將軍。
[3] 《史記．大宛列傳》記載李廣利破宛獲汗血馬正在太初四年。
[4] 趙翼：《廿二史劄記校證》，王樹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版，第7 頁。
[5] 《漢書．李廣利傳》云：「後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奴，度郅居水。兵敗，降匈奴，為單于所殺。語在匈奴傳。」
[6] 《漢書．諸侯王表》記載他於天漢四年之後十一年去世，與《漢書．武帝紀》所記其薨年相同。
[7] 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王文錦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版，第60 頁。
[8] 按《漢書．霍光傳》，列數昌邑王罪惡，其一有所謂「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莫非昌邑王還有一姊？若劉賀出生時候，劉髆十九歲左右，然則其姊與劉賀年歲相去可能一二歲之間。
[9] 《漢書．敘傳》云：「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
[10]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簡牘研究譯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年版，第1 頁。
[11] 吳汝綸：《桐城吳先生日記》（上、下），宋開玉整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第85 頁。
[12] 《論衡．遭虎》、《論衡．商蟲》也有引述。
[13] 《漢書．杜延年傳》曰：「時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此與上述敘述略有出入。
[14] 《漢書．武五子傳》曰：「贊曰……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引善氣，傳得天人之佑助云。」
[15] 王利器：《鹽鐵論校注》（定本）卷第十，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版，第603 頁。
[16] 另揚雄《答劉歆書》自述：「雄為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室。」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版，第411 頁。可見在學術上，揚雄如饑似渴地補充不足，以改善知識結構，而班氏藏書與石室兩處均是其新知來源。
[17] 黃暉：《論衡校釋》（附劉盼遂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版，第580 頁。
[18] 桓譚曰：「楊雄不貧，則不能作《玄》《言》。」見桓譚：《新輯本桓譚新論》，朱謙之校輯，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版，第2 頁。
[19] 盧照鄰：《盧照鄰集箋注》卷二《七言古詩》，祝尚書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第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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