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三經註疏》包括十三部儒家經典的經文、古注、音義、疏文。這十三部經典是：《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儒家的主要經典已包括在內了。這十三部經典在傳授過程中曾經產生過多家註釋解說，其中大部分失傳。保存下來的古注有：《周易》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尚書》漢孔安國註（據考是魏晉時人的偽作，卻有較高的水平），《毛詩》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周禮》漢鄭玄注，《儀禮》漢鄭玄注，《禮記》漢鄭玄注，《春秋左傳》晉杜預注，《春秋公羊傳》漢何休注，《春秋穀梁傳》晉范甯集解，《論語》魏何晏集解，《孟子》漢趙岐注，《孝經》唐玄宗注，《爾雅》晉郭璞注。其主體部分是漢晉間人注。這些注有的不是漢人的舊注，但也吸收了漢人的舊說。相對於宋元人的注，這一批舊注被稱為「古注」。經文古奧，後人理解困難，往往首先求助於這些古注，原因是前人認為這些古注「去古未遠」，有較大的可靠性。
隨著歷史的發展和學術研究的進步，對於經文和古注又逐步產生了更為詳盡的疏解，這些對經文和古注的疏解稱為「義疏」，在南北朝時期比較發達。到了唐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了「五經義疏」，由於是朝廷主持，所以稱「五經正義」。這五部書是《周易正義》、《尚書正義》、《毛詩正義》、《禮記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另有唐代賈公彥撰《周禮疏》、《儀禮疏》、徐彥《春秋公羊傳疏》、楊士勳《春秋穀梁傳疏》。北宋邢昺又奉敕撰定《論語疏》、《爾雅疏》、《孝經疏》，另有託名孫奭撰的《孟子疏》。總的看來，唐人的疏是總結南北朝至隋的疏而成的，而宋人邢昺的疏又是總結唐人的疏而成的，都有更早的來源和依據。《孟子》原來不在「經書」行列，至北宋末才由王安石推動正式加入經書行列，北宋徽宗時成都的石經加入《孟子》，第一次出現了成套的「十三經」。唐宋人的疏最初的文本形式是經文、古注不全列，只在每條疏文開頭冠以起訖語「某某至某某」，如《關雎》首節疏，先說「關關至好逑」，然後再作疏，《關雎》的正文省略。歷史上稱這種只有疏文的文本為「單疏本」。
大約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還有一種解經的方式叫「音義」，主要是為疑難字注音、釋義。注音用反切，或直音。這種「音義」大概是受佛經的音義影響發展起來的，對於誦讀經典有很大幫助。現存的佛經當中有大量音義，還有人專門匯集為《一切經音義》，如唐代釋玄應、釋慧琳都有《一切經音義》。儒家經典的音義到隋朝由陸德明撰定為《經典釋文》一書，可以說集音義之大成，不僅包括當時確定的儒家經典的音義，還包括《老子》、《莊子》兩部道家經典的音義。《經典釋文》不僅保存了大量漢魏六朝至隋代的注音、釋義，還保存了經文、古注在不同文本的異文，有極為重要的學術價值。《爾雅》、《孟子》有宋人的「音義」，也值得重視，尤其是孫奭《孟子音義》彌補了音義系統的缺項，到清代受到重視。後人又把「音義」叫作「釋文」，是因為大部分經典的音義見於《經典釋文》。
總的看來，「十三經」的經文、古注、釋文、疏這四大組成部分到北宋都已形成。宋人對於儒家經書又有新的註釋，尤其是程朱系統的註釋，後來形成了《五經四書》。註釋完全是一種新的面貌，這當中藉鑑吸收了注疏，但有許多新的見解。《五經四書》的註釋為：宋朱熹《周易本義》、宋蔡沈《書集傳》、宋朱熹《詩集傳》、元陳澔《禮記集說》、宋胡安國《春秋傳》、宋朱熹《論語集注》、宋朱熹《孟子集注》、宋朱熹《大學章句》、宋朱熹《中庸章句》。《周易》有的還附上程頤的《周易程傳》，與朱子《本義》合為「傳義」。南宋以來，到清代，一直非常流行，逐步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南宋以來學習儒學的，大都以朱熹等人註釋的《五經四書》為依據，漢唐人的注疏則被稱為「古學」。
「單疏本」由於經文、古注不全，閱讀不方便，到南宋初年出現了補齊經文、古注的經、注、疏合刻本，就是後來稱為「注疏」的文本。刊刻者主要是南宋初年紹興的「兩浙東路茶鹽司」。傳世的《禮記正義》有當時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司的福州人黃唐的跋語，十分重要：「六經疏義自京監、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註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它經獨闕。紹熙辛亥仲冬唐備員司庾，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匯，精加讎正，用鋟諸木，庶廣前人之所未備。乃若《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姑以貽同志雲。壬子秋八月三山黃唐謹識。」黃唐說得很清楚，合刻是為了閱讀方便。這個系統的本子經文是半頁八行，字比較大，稱「八行本」。現存的宋刻八行本有《周易》《尚書》《周禮》《禮記》《春秋左傳》《論語》《孟子》。其中《春秋左傳正義》是紹興府地方刊刻的，不過是同一格式，顯然是配套的。《毛詩》八行刻本未見流傳，但楊守敬從日本訪得室町時代鈔本殘卷五冊，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院」。有了經註疏合刻本以後，北宋時曾經刊刻過的單疏本，南宋仍有重刻本傳世。「單疏本」有刻本或鈔本傳世的有《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公羊》《爾雅》。
二、
在南宋福建這一刻書中心，還出現了經文、古注、釋文的合刻本，叫「附釋文本」或「附釋音本」。比較有名的是余仁仲萬卷堂刻的《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等，還有建安王朋甫刻的附釋文本《尚書》孔安國註。南宋刊「纂圖互注」本，也屬於經註釋文合刻本。王朋甫本《尚書序》末有牌記云：「五經書肆屢嘗刊行矣，然魚魯混殽，鮮有能校之者。今得狀元陳公諱應行精加點校，參入音釋雕開，於後學深有便矣。士夫詳察。建安錢塘王朋甫諮。」這顯示了《經典釋文》的必要性。更進一步，則出現了經文、古注、釋文、疏文合刻的本子。這種合刻本有名的是劉叔剛刻的十行本《附釋音毛詩注疏》、《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等，還有福建魏縣尉宅刻的九行本《附釋文尚書注疏》。在四川眉山這一刻書中心也出現了《論語注疏》這樣的經、注、釋文、疏合刻本。
經註疏合刻、經註釋文疏合刻，都是為了方便閱讀。這一點朱熹在《答應仁仲》一函中論及《儀禮經傳通解》時說過：「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為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阮元《儀禮注疏校勘記》引用，文稍異。）事實上，把經文、古注、釋文、疏合併起來，很像清代以來的「集解」，這種集解古已有之，《論語》何晏注、《史記》裴駰集解、《漢書》顏師古注都是集解性質的。舊注多了，匯起來方便閱讀，這是自然容易想到的。值得注意的是，經文、古注、釋文、疏文合為一編，恰恰是「古學」的合本，是在宋人新註之外自成體系的註釋。後來的學者講「經學」時往往以《十三經註疏》為依據，而講「儒學」或「理學」時一般以《五經四書》為依據，表面看來還是這些書，而實際上註釋屬於兩個陣營。清代乾嘉學派代表人物之一阮元說過：「士人讀書當從經學始，經學當從注疏始。」他的立場顯然屬於「古學」一邊。而一般士子讀經，事實上絕大多數是從《五經四書》始。明白了這個背景才能明白阮元的話是代表一個流派的，而不是當時人都認可的常識。
清代樸學家講求「古學」，對「十三經」作了更為深入的註釋，這些註釋最終凝結成一個系統，稱「十三經清人新疏」，包括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陳奐《詩毛氏傳疏》、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孫詒讓《周禮正義》、胡培翬《儀禮正義》、劉文淇《春秋左傳舊注疏證》、劉寶楠《論語正義》、焦循《孟子正義》、邵晉涵《爾雅正義》、郝懿行《爾雅義疏》、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等等。有的新疏沒有做出來，例如《大戴禮記》。當代經學家劉曉東先生用三十年之力完成了《大戴禮記義疏》，其不平凡的貢獻就不可孤立地去看了。這些「新疏」顯然是對著舊的《十三經註疏》來的，訓釋有很大進步，但基本路線卻是「古學」的發展，依然是站在《五經四書》朱熹等註解的對面的。因此，就經書的註釋來說，仍是兩個陣營，我們姑且沿用舊的稱呼，叫「漢學」「宋學」。《十三經註疏》基本上是「漢學」的代表。
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間，朝廷組織學者撰定了《御纂七經》，包括《周易折中》、《書經傳說匯纂》、《詩經傳說匯纂》、《春秋傳說匯纂》、《周官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其大體思路是不專主宋學，而是漢宋兼取，希望漢、宋合流。乾隆間曾下令各省重刊，清中葉以後也有各地重刊本，傳世量較大，而讀者不一定很多。這條漢宋合流的路子，現在看來沒有走通。
用現代的眼光看，總體上說，「漢學」較多地註重訓詁名物製度，而「宋學」更多地註重思想，在思維模式和興趣點上有較大差異，不具備「合流」的學術基礎，而是屬於「互補」的關係。當然，不能「合流」，卻並不意味著不可「兼治」。清代「漢學」代表人物吳派惠棟、皖派戴震，都是主張「漢宋兼治」的。
三、
既然《十三經註疏》是「古學」的代表，那麼整理研究工作就格外重要。其中「整理」工作的重要基礎性工作是校勘。
校勘的主要任務當然是確定不同文本之間異文的是非，形成錯誤較少的文本。唐代顏師古等曾校定「五經」，形成《五經定本》。東漢蔡邕奉朝廷之命刊刻的《熹平石經》，唐代後期刻的《開成石經》（包括經書十二種），都是同等性質的「定本」。為了確定經典的用字，唐代還編成《五經文字》、《九經字樣》。鄭玄在註解《儀禮》時，曾特別註明今文本、古文本有的字不同，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資料。五代後蜀曾在成都刻石經，到北宋才刻完，稱《蜀石經》，南宋初年晁公武在四川做官，曾用國子監本校蜀石經，發現文字有不同，如《論語》「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蜀石經作「舉一隅而示之，而以三隅反」等等。有些是非，一時也不能確定，他就寫了《石經考異》，刻在石碑上，立在蜀石經旁，可惜失傳了。歷史上對儒家經書和古注的校勘工作一直持續不斷，取得了豐碩成果。清代初年張爾岐用《開成石經》本《儀禮》校勘當時通行的明萬曆北京國子監刻《十三經註疏》中的《儀禮注疏》，發現了不少脫文、誤字，寫成《儀禮監本正誤》。他還發現《開成石經》也有錯誤，寫成《儀禮石本誤字》。這對顧炎武啟發很大。顧炎武還抄寫一部帶到山西。顧炎武到了西安，看到《開成石經》，於是根據拓本校勘萬曆北監本《十三經註疏》，寫成《九經誤字》一卷，比張爾岐校勘的範圍更大。他在《日知錄》中批評北監本「脫誤尤甚」，舉出《儀禮》五條脫文例子，其中一處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十四個字。顧炎武認為這五條經文可以根據唐石經補上，但是這五條經文的注疏遂不可補，於是他慨嘆「秦火未亡，亡於監刻」。
清代對《十三經註疏》進行全面校勘的有乾隆初年武英殿刻《十三經註疏》附《考證》。這部《十三經註疏》刊印精美，第一次配齊了「十三經」的經文、古注、釋文、疏文四大項內容。每卷之後附有「考證」，也就是校勘記，討論了一些文字異同是非問題。乾隆中後期修《四庫全書》，其中的《十三經註疏》用武英殿本謄錄，但又根據舊本作了校勘，進一步增補了「考證」，從而比殿本又有所進步。嘉慶年間阮元在江西作巡撫，根據元刻明修本《十三經註疏》重新刻了一套《十三經註疏》，每卷附有更詳細的《校勘記》，歷史上稱「南昌府學本」、「南昌本」或「阮元本」。這個版本由於不少著名學者先後參加了校勘工作，因而受到廣泛重視。正如光緒十三年俞樾為點石齋石印本阮刻《十三經註疏》所作的序指出的：「阮文達之為《校勘記》，羅列諸家異同，使人讀一本如遍讀各本。」直到現在，「阮元本」都是權威版本，是學者最常用的版本，阮本各種形式的重印本難以統計。
但是，阮元本並不完善，例如人們比較看重的他的《校勘記》就存在一些缺點。前面說的《日知錄》批評萬曆北監本《儀禮》脫文的話，被《四庫全書總目》中《儀禮注疏》的提要直接引用，阮元把這一篇《儀禮注疏提要》刻在南昌本卷首，這樣世人都知道北監本《儀禮》不精不善了。直到現在學術界仍然這樣說：「有的確實未經很好校勘，如北監本的《十三經註疏》《二十一史》之類。」（黃永年《古籍版本學》）可是在阮元《儀禮注疏校勘記》正文中，卻沒有指出北監本《儀禮注疏》的那五段脫文，而是僅僅指出明末毛晉汲古閣本脫去那五段文字。汲古閣本比北監本晚，並且是從北監本來的，那麼汲古閣本的脫文當然是從北監本來的，單單指出「毛本脫」是不得其根源的。我們進一步校勘北監本之前的明嘉靖李元陽刻《十三經註疏》中的《儀禮注疏》，發現也同樣脫那五段文字，比李元陽本更早的明嘉靖間陳鳳梧刻本《儀禮注疏》也同樣沒有這五段文字。因此，阮元校勘記固然不到位，顧炎武批評北監本也同樣沒有得到脫誤的根源。進一步查對清代汪士鍾影刻宋本《儀禮疏》單疏本，我們發現其中沒有這五段經文的疏，就是說唐代賈公彥並沒有為這五段經文作疏。顧炎武認為失去這五段經文及注疏，是北監本的責任，因而慨嘆「秦火未亡，亡於監刻」，同樣也沒弄清脫誤的根由。因為這五段經文當初賈公彥沒有作疏，因此也談不上「亡」。我們上面說過，「單疏本」沒有經文、古注。南宋初在單疏本基礎上補足了經文、古注。很可能明中期陳鳳梧合刻《儀禮》經文、古注、疏文時，因為這五段經文沒有疏，導致添足經文時漏添了。如果我們不把各個版本對校過，這些問題就弄不清楚，就會得出錯誤結論。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發現，校勘的任務除了發現並改正錯誤之外，還有兩個功能：一是評判版本優劣，二是梳理版本源流。
上面說的陳鳳梧本、李元陽本、北監本，都是阮元見過並且校過的，卻沒有把脫文情況反映在《校勘記》中。還有單疏本，阮元也用了，對於這些疏文根本不存在的事實，阮元也沒有在《校勘記》中說明。這都是「漏校」。這樣做的結果是誤導讀者認為毛本極劣。其實顧炎武也誤導了讀者，使讀者認為北監本極劣。這都不是確切的答案。除了「漏校」之外，還有些古本阮元當時沒見到，例如《周易正義》單疏本，《周易注疏》八行本，《尚書注疏》單疏本、八行本、宋魏縣尉宅本、蒙古平水本，《禮記正義》八行本，《論語注疏》蜀刻十卷本，《孟子注疏解經》八行本等，從而限制了校勘質量。這是古本。離阮元時代較近的乾隆武英殿本，阮元可能不太重視，沒有校勘，因而沒有很好地汲取其長處。例如《周禮注疏》卷二十八《夏官．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一節下疏文「掌其戒令賞罰」下，阮元本有小字注：「原本實缺七格。」這七個字南宋八行本、清乾隆武英殿本作「則是於軍因為師」。阮元根據的底本沒有這七個字，他也添不上，但是武英殿本已經根據《州長》注推測出來，並且補上了。殿本補的這七個字和南宋八行本吻合，而且被後來的孫詒讓《周禮正義》採納（參日本加藤虎之亮《周禮經註疏音義校勘記》），十分可貴。阮元沒有見過南宋八行本，是客觀困難，但是武英殿本近在咫尺，卻沒有一校，導致這七個字無法校補，而僅僅注出原本「缺七格」，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失誤。直到今天，乾隆武英殿刻本也很少引起古籍整理工作者的重視。鑑於這些原因，《十三經註疏》的校勘工作還有進一步完善的必要。這是規劃《十三經註疏匯校》的學術理由。
阮元的《校勘記》先有單刻本，後來附在他刻的南昌本《十三經註疏》每卷之後，才成為通行本。乾隆武英殿本的「考證」也附在殿本《十三經註疏》之後。我們的《匯校》也同樣要附在《十三經註疏》的正文之後，才方便做匯校工作，方便讀者使用。那麼，哪個版本適合作我們的底本呢？
適合作底本的版本應當具備以下條件：一、十三種書俱全。二、經、注、釋文、疏俱全。三、錯字少。四、版印清晰。歷史上具備這四個條件的版本並不多。南宋刊單疏本、八行本、十行本傳於今天的都只有幾種。元刊明修十行本缺少《儀禮注疏》，並且一半書版為明朝補刻，補刻的部分錯字較多，並且有的書頁有墨塊缺字，印刷也多有漫漶。嘉靖李元陽本來自元刊明修本，缺字大都沒補上，印本不佳。這些都不適合作底本。北監本補上了部分缺字，十三部書俱全，文字規範，錯字也比以往的版本少，印本整齊清晰，是一個比較完善的官版。比北監本晚的汲古閣本因為校勘不精，受到學術界批評，所以也不適合作底本。乾隆武英殿本是在北監本基礎上校刻的，改正了一些錯誤，增加了「考證」，補足了「音義」（主要是《論語》《孟子》《孝經》《爾雅》四種），《周易注疏》的《釋文》也散入了正文，事實上是歷史上第一次形成經、注、疏、釋文俱全的本子，並且也是第一次為全部經、注、疏、釋文加了句讀（用小圈加了斷句標點）。殿本的斷句基本準確，偶有失誤，往往只是疏忽所致，容易發現。這個本子刻印精良，也適合影印。從這些優勢看，殿本很適合作底本。遺憾的是，殿本校刊時，對原書作了編輯工作。比如把解釋篇名（如《堯典》）的疏文移到各經卷首，再比如合併了大量注文的疏，同時刪去了大部分疏文前頭帶有提示性的起訖語「某某至某某正義曰」。有的地方因為刪去起訖語，造成疏文眉目段落不清，因而乾隆殿本的整理者又重新增加了某些提示語（基本格式是「某某某某者」），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十三經註疏》的面貌，這在校勘學上是不提倡的。其後的《四庫全書》本、《四庫全書薈要》本完全沿用了這一格式。這樣，殿本作為底本就不合適了。剩下的只有北監本、阮元本。阮元本十分常見，並且每卷附有「校勘記」，我們如用作底本，就不能刪去阮氏「校勘記」，否則不是完整的阮本。如果保留阮氏校勘記，那麼要把「匯校」附在阮氏校勘記之後，大有疊床架屋之病。況且，我們的「匯校」本來是針對阮元的校記不完善而來的，「匯校」中發現的一些問題往往是針對阮元的，如此就難以避免「同室操戈」的麻煩。所以阮本作底本也有不方便之處。不得已，只有選用萬曆北監本作底本了。
萬曆北監本的長處是規規矩矩，經、注、釋文、疏的排列格式沿用了南宋福建十行本的舊式，與元刊明修本、李元陽本、汲古閣本、阮元本一致，容易相互比對。再就是北監本十三部書完整，比在它之前的元刊明修十行本、李元陽本，用字更加規範，訛誤有所減少；比它之後的汲古閣本，誤字也要少，因而選作底本具備基本條件。
當然北監本也有不完美處，那就是《論語》《孟子》《孝經》無音義，《爾雅》用的不是陸德明《釋文》，而是宋人的《爾雅音》，《周易注疏》的《釋文》沒散入正文，而是獨立附於《注疏》之後。這種格式元刊明修本、李元陽本、汲古閣本、阮元本也都如此。補救的方法是，影印北監本時，把陸德明的《論語》《孝經》《爾雅》音義以及孫奭的《孟子音義》整體附在各經之後。這是不得已的辦法。殿本的句讀是重要的學術成果，我們決定在影印北監本時，把殿本的句讀移到北監本上，供讀者參考，同時也避免我們作校勘記時摘句破句（這種情況在山井鼎《考文》、浦鏜《正字》中都有發生）。至於殿本句讀偶有脫漏（應加而沒加）、錯誤，我們不予改正，以示謹慎，並取信於人。如果我們作了改訂，一是不能盡改，二是不能避免新錯誤，三是改的地方不能處處都加說明，如此反不如保持原貌。
我們的《匯校》的基本面貌大體明白了：《十三經註疏》正文全部影印明萬曆北京國子監刻本（未經崇禎、康熙修版），外加乾隆殿本的句讀。每卷影印的監本之後，附有排印的《匯校》。《匯校》除列出各本異文之外，還要把前人的校勘成果，例如張爾岐《儀禮監本正誤》、顧炎武《九經誤字》、山井鼎《考文》、殿本《考證》、浦鏜《正字》、《四庫全書考證》、岳本《考證》、盧文弨《拾補》、阮元《校勘記》（包括二本：甲文選樓本、乙南昌府學本）、孫詒讓《十三經註疏校記》等，摘附各條之下，供讀者參考。
前面說過，《十三經註疏》包括經文、古注、釋文、疏文四大項內容。前人在校勘方面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經文、古注、釋文方面，而在疏的校勘方面則相對薄弱。由於校勘工作規模很大，初步統計，《十三經註疏》李元陽本、武英殿本都在一萬一千頁以上。而歷史上《十三經註疏》（早期還不到「十三經」）的版本至少有南宋刻單疏本、南宋刻八行本、南宋刻十行本、元刻明修十行本、明嘉靖李元陽福建刻本、明萬曆北京國子監刻本、明崇禎毛晉汲古閣刻本、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清乾隆《四庫全書》本、清嘉慶阮元刻本等十個系統。此外還有單刻的本子。約略計之，總共不下十萬頁。全部只校一遍事實上校不干淨，還必須二校、三校。校三遍，就是三十萬頁。再加上唐石經（無注）本、宋元時期的經註本、經註釋文本等版本系統，工作量進一步加大。這一工作的艱鉅性是可想而知的。
先秦兩漢出土簡帛、漢魏石經殘片、敦煌西陲寫卷，探源考異之所必資，號稱專門，碩果累累，今於唐人寫本僅取單疏，石經僅取開成、後蜀二種，其餘請參考諸家成果。
《十三經註疏匯校》具有以下功用：一、有利於進一步考證文本的是非，改正錯誤，整理出錯誤較少的《十三經註疏》通行讀本。二、有利於借助異文，考察歷史上《十三經註疏》各個版本之間複雜的流變關係。三、有利於評價歷史上作為重大文化活動的刊刻《十三經註疏》工程的功與過。實際情況是：即使評價不高的汲古閣本，也往往有勝於他本處（我們發現《尚書注疏》毛本與十行本、李元陽本、北監本不同的文字，有時與宋魏縣尉宅本同）。這些先賢的努力和貢獻，哪怕是一字一句，也不應當埋沒。而不通過仔細全面的校勘，這些學術問題是不可能給出答案的，因為北監本、汲古閣本等都沒有交代更多的校勘細節。四、《十三經註疏》各本的異文，有不少是異體字、俗體字、訛體字、避諱字，這些異文也許在經學家看來無助於經義的考證和理解，但對於考察宋元明清時期經典文本的用字狀況卻有一定的幫助。因此，《匯校》不僅對經學、經學史研究有直接幫助，而且在版本學、校勘學、文字學、出版史等方面也有不可低估的學術價值。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日初稿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日改定
（本文為《十三經註疏匯校》總前言，略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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