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7期，2018年7月，頁203-226。
【提要】本文的重點不在於研究聯省自治運動的發展史或其興起的社會政治背景，而在於探究章太炎有關聯省自治政治思想的特質。本文特別指出這與他悉力追求個體獨立自由的思想息息相關，同時也可用他自述學術發展次第所言「始則轉俗成真，終則回真向俗」一語概括。就是說，章太炎從個體維護到國家存廢、無政府主義、民族主義提倡乃至聯弱制強的「聯亞」、「聯治」方案等等，均建基於真與俗、實有與假有的辯證關係上，並且透過「分離」與「統一」的多元辯證，說明個體獨立自由的價值，進而闡明再造共和的理念。透過有關研究，我們了解到章太炎的聯治思想不只追求地方「分權」，也追求中央「集權」，讓新建「民國」在既分權又集權的基礎上達至國家統一。綜觀章太炎從晚清到民初的言論，他不斷地因應時局變化，在個體獨立、地方分權、國家統一與聯合亞洲各個方面，作多元化、多維度的探索和反思。
【關鍵詞】章太炎、聯省自治、聯亞、真與俗、實有與假有、分離與統一
緒言
1926年，隨着廣東國民政府發動北伐戰爭，「聯省自治」運動逐漸退出時代舞台，距今已逾九十周年。但這場在當時引起巨大社會迴響的政治運動，其來龍去脈甚或當中的一些思想內涵、時代意義或其留給後世的歷史回憶，至今仍值得一再思索。
有關聯省自治運動的前因後果，目前已有不少研究專著，有的從宏觀角度觀察這場運動從興起到式微的各路政治勢力如何相互爭逐、如何各行其是；[1]有的針對個別地區例如作為自治模範省的湖南，進行深入研究；[2]也有上承古代中國的自治傳統，強調二十年代的「聯省自治」只是這個傳統的一個表現；有探討在晚清立憲風潮下，清廷派遣官員考察明治日本地方自治經驗以及如何與自身傳統相互結合的關聯。[3]也有以聯省自治直接參與者為研究主軸的專著。[4]在眾多的研究成果中，李達嘉的著作至今仍是最為精闢與全面者。對於聯省自治的關鍵人物章太炎（1869–1936），李達嘉論及不少他的政治主張與實踐，稱章氏「不但是聯省自治的倡導者，也是鼓吹自治及聯治最力的人物」。然而，李著也不諱言他並不太了解章太炎大力推動聯治運動的「真正的政治動機」。雖然如此，李著從未否定章氏作為在野政治人物或文人名流在當時大力推動聯治運動的努力，並明言在他的推動下，「聯省自治運動確曾蓬勃一時」。[5]
本文目的不在分析聯省自治興起的時代背景，也不在探討章氏在這場運動中的角色與政治參與，而是嘗試梳理章太炎聯省自治的思想內涵及其不同時期的變遷之跡，當中也會觸及他掀起這場運動的目的，並藉上述數點展開關於章太炎思想連續性與多元性的探討，從而釐清時人對章太炎聯治思想或主張的一些偏頗看法。[6]
所謂連續性是指章氏不論強調「統一」還是「獨立」，都不是一分為二、黑白分明的。反過來，他是在統一的前提下要求個體獨立，也在維護個體獨立的前提下要求國家統一。所謂多元性則是指把個體的獨立與團體、鄉村、省縣、國家、亞洲、全人類，一環一環地緊緊相扣。這一「環環相扣」是指個體獨立的條件，必須先建基於團體、鄉村的獨立。至於團體或鄉村獨立的條件，則有賴於更廣大一層的省縣、國家的獨立；而國家的獨立則建基於區域的獨立，如是類推至世界各國獨立而不受專制權力或帝國主義霸權控制。從個體到團體乃至國家以及國際，彼此循環往復、互為因果地發展，最終實現人類大解放的真正大同世界——達至無政府、無聚落、無人類、無眾生、無世界的「五無」境界。[7]
研究章太炎的聯省自治的思想內涵，就是要放在他本人關於實現人類大解放、進至多元共和的大同世界思想脈絡下考察，如此方能釐清他在不同時代對於「獨立」、「統一」不同看法背後的連貫性與一致性。這樣對於章太炎何以大力提倡和推動聯治運動的目的有所認識外，也給我們一種更開放、多元和更深刻的角度去了解聯治運動的歷史意義。
本文所要說明的「聯省自治」運動（時人即簡稱為「聯治」），乃是一種基於擴大地方自治權力以制衡、甚至是對抗中央集權的軍事、政治大改革。它的目的是聯合起各個已經自訂憲法、擁有自治權的省份，通過建立聯省政府來維繫國家的統一，從而促進世界和平。從這個意義來說，聯治可說是一次從下而上、以地方為本位的政治變革。這場政治變革也是章氏在二十年代的主要政治活動。他給這場變革賦予其他人難以企及的思想高度與深度，使得這場變革對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仍具啟示作用。
在這場政治變革中，章太炎與昔日革命同志孫中山（1866–1925）、北洋政府官員乃至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1879–1942）、魯迅（1881–1936）等人的立場迥異。[8]他對聯治信念的堅定支持與一往無前的推動，反映他背後有一套嚴密的政治哲學。如上所說，這套哲學的特色是從個人出發，把個體、群體、族群、國家、世界秩序視為環環相扣、互相重疊的人群網絡。更重要的是，章太炎對「統一」和「自治」持不偏不倚態度，視兩者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關係。他一方面鼓勵地方自治，另一方面主張聯合各自治省、地，在各自訂立省憲法的基礎上建立聯省政府，壓縮中央政府的權力，實現中國真正的和平與統一。
一省一地的自治，常被反對者誣為分離中國，但在章太炎的思想中，「分離」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反而是救國救時的實事求是之舉，是杜絕各方競奪大總統、中央政府權力所釀成兵燹人禍的有效方法。相反，民元以來，北方的中央政府或南方的國民政府都試圖用武力追求統一，高壓或強權求統一的結果反而造成各種戰禍，促成各種對立與社會的分崩離析。章太炎深刻認識到這個現象，他用極富哲學思辨的語言總括出事物的兩面性：「分離反是統一之母，統一反是渙散之源。」[9]這兩句話清晰反映章太炎是以地方的分權甚至是分離作為統一的手段，顯示他大開大闔、大破大立的思想特質。由此觀之，章太炎的統一與分治是相對的，也是辯證地存在的，既在統一之中講求分權分治，但也在地方分離、獨立時講求統一，形成他在不同時期對於分治或統一都有不同的看法和思考，以求共和理想的最終實現。
為了突顯章太炎聯治思想的特質，本文試從他活動的三個不同時期進行論述。
第一個時期是他旅居東京時期（1906–1911），即他有關「自治」、「獨立」、「聯治」以抗強權的政治思想萌發時期。在這段期間他撰寫了不少重要著作，諸如〈明獨〉、〈國家論〉、〈五無論〉、〈四惑論〉、《齊物論釋》。從中看到章太炎是從哲學的高度探索個體與群體、國家與族群、中國與國際的複雜交錯關係。這個時期的章太炎，特別強調民族國家（nation-state）是「假有」，個體才是「實有」；同時，他把建國與「聯亞」——聯合亞洲各國共抗帝國主義強權的志業貫穿起來，將中國革命放在整個亞洲的民族自救運動之中。
第二個時期是民國建元時期（1911–1919），即章氏有關美國聯邦政體不利於當前排滿成功後亟需國家民族融和、統一政局的論述。作為建國元勳的章太炎雖然鼓勵個體獨立，但在民國建元初期極力主張統一，反對各省獨立。表面上章太炎好像與他東京時期的言論大相徑庭，但實質上突顯了他對「統一」、「分離」、「自治」持守不偏不倚且具連貫性的思想立場。他試圖透過匯聚因排滿而呈現獨立的省份，最終建立一個統一、人人平等的共和政府。
第三個時期是二十年代初的聯省自治運動時期（1920–1925），即章太炎聯合地方自治力量以籌組聯省政府，進而突顯非武力的統一局面，最終能夠達成再造共和的理想。這個時期，特別是在聯治運動風起雲湧之際，章太炎全力支持湖南自治運動，反對北方軍閥和南方孫中山的「統一」行動。他把湖南自治視為促進國家政體改變、再造共和以實現國家民族統一的新嘗試。這種新造憲法、重定國本的嘗試，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一種「大改革」。[10]這場大改革最後因為南北政府的打擊而落幕。然而，從它的興起與式微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章太炎自清末到北伐前一段時間裏，對「國家統一」和「地方自治」的多面性態度：在排滿時期他構思國家新政體，倡言三權分立的中央集權以維繫國家統一；在民國初年當推行中央集權的南北政府倡行武力統一中國時，他站出來提倡地方自治。
縱觀章太炎三個時期的「聯治」論述，反映他身為革命家的不同面貌。他既為革命思想鋪墊（東京時期），也為革命實踐盡力（民國建元時期），又為革命的轉向搖旗吶喊（聯省自治運動）。但這些不同面貌的背後，總離不開他對個／群、國／族、中國／世界的探索。更重要的是，無論政治環境是疾風勁雨還是風平浪靜，他都以清醒、理性的態度面對種種困難和衝擊，從維護個人獨立、自由出發，建立一套既鼓勵統一又容許自治的「共和政體」。他的「共和政體」構想一方面來自中國本土的歷史背景（西周的「封建」）和思想觀念（莊子的「齊物」），另一方面源於他與時俱進的國際視野（近代西方政治哲學、美國聯邦制和明治日本地方自治經驗），[11]清楚展露章太炎思想的深度和廣度。今天，不論是重新研究「聯省自治」運動，還是在章太炎逝世八十多年後重探其晚年的政治活動，都可以發現近代中國人事物的複雜性與多元性，遠超我們的想像。
東京時期主張「聯亞」的章太炎
個體獨立性與國家建構：地方分權自治緣起
章太炎因「蘇報案」繫獄三年後出逃日本，1906至1911年間滯留東京，在這段期間他進深一步把入獄前針對康梁維新派而有的排滿理念學術化與理論化。從1894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的十數年間，他從批判康梁的群體與國家學說、主張亞洲各國反抗專權壓迫的革命者大聯合，到二十年代推動的聯治運動，無不體現他對個體價值的大力維護，使國家在國際競爭中獲得獨立自主的地位，使地方政府在國家進行武力統一之際獲得獨立自主的地位，同時也使個人在團體、政黨、國家、組織的層層權力框架下獲得獨立自主的地位。
章太炎推崇個體獨立自主的思想，可追溯至他在1894年發表的〈明獨〉一文。他在文中提出「大獨必羣，羣必以獨成。……小羣，大羣之賊也；大獨，大羣之母也」的思想觀念，認為國家不至於淪為一盤散沙、能夠團結起來抵抗強權，首先便要清楚群獨的分野。沒有大群，國人只知小群層面的家庭、宗族、鄉里乃至黨派而不知道國家民族的重要性，故小群只會戕賊大群的發展。相反，只有真正尊重個人的獨立性與維護個人的自我價值，並且能夠造福於社會、心懷天下的人，方是真正的不隨流合俗的耿介不阿之士。否則，只是拘泥於個人的親族團體，或只是獨善其身的「鷙夫」、「嗇夫」、「曠夫」，如此道德情操的人，沒有真正個人意識的解放，也沒有自尊自立的意識，更難以心懷所謂「大羣」的國家天下。[12]
章太炎在其他文章中進一步強烈地闡明個性解放，提出諸如「人本獨生，非為他生」的個人主義思想。[13]然而，個體與群體之間並非對立難容。相反，維護個體自由或尊嚴，與維護國家的公共利益有直接和必然的關係。問題在於，個人的價值或獨立不能淪喪於其他物事，不論是大群還是小群，不能對個人有所壓抑。在他看來，國家是由「个體所集成」，個體才能說得上是「實有」；不但國家是「無實有之可言」，即使是小群的村落、集會、團體、組織等等，亦非「實有」。[14]
章太炎更加剖析國家與人民的本質，視國家只是「有作用而無自性」的「機關木人」，也是有名無實的「蛇毛馬角」。[15]換句話說，國家與人民之間，只有人民才是真實與最為本質地存在的，故章太炎提出民先於國的觀念：
一、國家之自性，是假有者，非實有者；二、國家之作用，是勢不得已而設之者，非理所當然而設之者；三、國家之事業，是最鄙賤者，非最神聖者。此義云何？第一義者：凡云自性，惟不可分析、絕無變異之物有之；眾相組合，即各各有其自性，非于此組合上別有自性。……凡諸个體，亦皆眾物集成，非是實有。然對於个體所集成者，則个體且得說為實有，其集成者說為假有。國家既為人民所組合，故各各人民，暫得說為實有，而國家則無實有之可言。非直國家，凡彼一村一落，一集一會，亦惟各人為實有自性，而村落集會，則非實有自性。要之，个體為真，團體為幻，一切皆然，其例不可以僂指數也。[16]
章太炎這段文字把國家、組織、團體、甚至是有血緣關係的一村一落都視為虛幻的，這些集體的名相及其功能一旦破除，便立刻突顯只有個體才是真實存在，顯示國家往往是因應政治需要而被建構出來的。因此，國家、政府、團體等等本來都不是實有，而是依附實有的假有。然而，在現實生活上，人們又不可以沒有國家的保障以自存。關於這點後文將另作探討，但必須指出的是，章太炎的政治主張往往因應時宜變化，自由而靈活地看待實有與假有的流變，不執滯一端以追求整體的均衡秩序和社會的和諧。進深而言，當章太炎以國家為假有，省便是實有；而當他以省為假有，縣市鄉村便是實有；當縣市鄉村為其假有，則個人便是實有。故此，實有、假有，不是玄而又玄、脫離現實的哲學討論，而是章太炎看破世界、國家的本質，最後把真正的關懷回歸至個體。當然，以個體為真而國家為假時，則國家的概念與神聖性亦盡可破除。由此可見，章太炎的論述充滿了革命的力量。
民族主義與國家的建構
在所有主義之中，章太炎的目光往往集中於民族主義。然而他心目中的民族主義並不是封閉排外的，而是開放的，是把一己追求獨立自主之心推及弱者，讓彼此聯合起來共抗強權，最後一起獲得獨立、平等的權利。[17]章太炎提出：「排滿洲即排強種矣，排清主即排王權矣。」[18]可見他排滿革命的目的是要維護自身民族主權。他在〈五無論〉中又說：「欲圓滿民族主義者，則當推我赤心救彼同病，令得處於完全獨立之地。」[19]這些言論均見出章太炎提倡民族主義的目的，是要實現一個真正的大同理想世界。
章太炎認為達至大同世界的民族主義，必須包含兩個部分：其一是獨立的民族個體在遭受外力環伺時，內部人民基於愛國之心不斷凝聚而成的共同歷史感情；其二是維護民族個體的獨立性，使人民在未實現最高尚的「平等自由」的無生主義之前，讓每個個體的權利均得到維護。然而，無生主義實質上就是盡絕人類眾生的境界，包括了他於「五無」論中的無政府、無聚落、無人類、無眾生、無世界。但是，在現實上由於帝國主義強權環伺，無生主義是難以實現的；無政府主義在清末以來受到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欺壓，對於千瘡百孔的中國而言，為了保存種族，實際上也不能將無政府主義付諸實踐。[20]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還是需要那個被章太炎譏刺為「穢惡」如「乾矢鳥糞」的國家、政府保護的。[21]他清楚意識到，國家、政府之所以建立，正是因為國外勢力壓迫所使然；只要外國勢力一天尚存，則己身所處的國家，其生存之前提就不可以一天無政府。[22]國家之建立，在他看來本身就是一種迫不得已的做法。生當其時，建立共和政體，相對而言是眾多國家機制中禍害較輕的一種，這也就構成了太炎既批判國家機制但又倡言無政府主義、維護共和體制之所謂「矛盾」思想。[23]
總的來說，章太炎的政治思想可以歸納為「始則轉俗成真，終乃回真向俗」。[24]他從否定國家政府是「假有」出發，進而推崇無政府主義、無生主義，然後轉而提倡民族主義，建立民族國家以抗強權，直至實現個體的獨立性與自主性。這些反映了他既能「轉俗成真」——從現實的政治鬥爭中去思考高遠的哲學問題，同時也能「回真向俗」——從本體論、認識論、心性論的學術思想角度去疏通、解決現實政治的紛爭矛盾，不「局促於一曲之內」。[25]這種以批判「假有」去建立「實有」，又反過來發展「假有」去完成「實有」的雙重辯證法，便是章太炎的政治思想特色。
聯合亞洲各國共抗帝國主義強權
章太炎的「假有」、「實有」雙重辯證法，亦見於他的「聯亞」言論。太炎提倡聯合亞洲各國以抗衡西方霸權，最早見於他在戊戌變法之前和中日甲午戰爭後的文字。他的聯亞思想的核心，也是鼓勵個體「自主」，完成個體「獨立」。對他來說，聯合亞洲革命者及廣大民眾，目的並不只是對抗外國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國家政府之間的聯合，同時也是為了突顯革命者對內反抗專制、追求民主的聯合與相互奧援。[26]故此，「聯亞」與「聯治」是連貫的。章太炎對外提倡「聯亞」，目的是聯合亞洲其他國家人民來對抗國家政權、政府，維護個體的獨立與自主；對內提倡「聯治」，目的是從內部範圍講求各個自治省的聯合，反抗中央政府強權以及擺脫帝國主義操控中央以殖民中國的壓迫。
章太炎聯弱制強的聯亞方案，最早見於1897年2月所發表的〈論亞洲宜自為唇齒〉一文。他鑑於當時的國際形勢，倡言同為黃種的中日聯盟「遠可以敵泰西，近可以拒俄羅斯」，[27]由此而使太平洋區域和平安定。章太炎1906年滯留日本期間，他也曾倡言中國與印度聯合起來互為屏蔽，共同對抗帝國主義的侵凌。他的〈支那印度聯合之法〉指出：「支那、印度既獨立，相與為神聖同盟，而後亞洲殆少事矣。聯合之道，宜以兩國文化，相互灌輸。」[28]
章太炎1907年4月在日本東京成立「亞洲和親會」，主張「反對帝國主義，而自保其邦族」。[29]可謂是繼其〈論亞洲宜自為唇齒〉一文裏「庶黃人有援，而亞洲可以無躓」的基礎上，[30]進一步闡發其更為宏大的亞洲聯合思想（聯亞思想）。這一思想的特徵表現於藉着聯合亞洲區內各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共同對抗帝國主義、強權主義。具體做法無過於是使大家團結起來互為屏蔽、互為扶助達至「無受」白種帝國主義的「陵暴」，以圖「使各得獨立自由」為其宗旨。不過，當強權不只是來自外部勢力還源自內部時，則聯盟間亦要團結起來推翻內部強權。他說：「亞洲諸國，若一國有革命事，餘國同會者應互相協助，不論直接間接，總以功能所及為限。」[31]
故此，聯亞思想得以付諸實踐，前提必須是要大家能夠先接受亞洲各國彼此間
平等而相互獨立和自主，在面對強種侵略時各各聯合起來保護邦族。既然彼此之間平等、自立，那麼「亞洲和親會」這個推動相關運動的組織，其內部就順理成章不設立會長、幹事職份。章太炎在〈亞洲和親會約章〉指出：「各會員皆有平均利權，故各宜以親睦平權之精神，盡相等之能力，以應本會宗旨。無論來自何國之會員，均以平權親睦為主。」[32]這種平等互助互立的思想，借用林少陽的論點，就是源於章太炎更為根本的具備「濃重的世俗的道德主義及革命色彩」的宗教概念。這一宗教概念是他揉合儒學、老莊哲學，尤其是佛教等思想資源而成者。[33]用章太炎自己的話說，就是：「用振我婆羅門、喬答摩、孔、老諸教，務為慈悲惻怛，以排擯西方旃陀羅之偽道德。令阿黎耶之稱，不奪於晳種，無分別之學，不屈於有形。」[34]在這種既復先秦諸子之古以開啟當下時代的多元性情況下，再結合佛教崇尚平等的教義，構成章太炎有關各國在當下世界應如何平等、自立地相互對待的主張，以及宣揚弱國在受到帝國主義外力入侵時應該聯合起來共同對抗外敵的共同政治綱領。
必須指出的是，章太炎從聯亞到聯治，所體現的聯弱抗暴、解放個體的思考方
式乃至對真俗問題的看法，與他1910年完成的《齊物論釋》一書息息相關。他視國家、政府、團體、鄉村乃至一切制度都是假有和無自性時，當中對權力的反抗和追求個體自主獨立的思想是不言可喻的。然而，這些都建立在「滌除名相」，打破國體／群體、省市／中央、國家／世界等等的界限。為了證明「滌除名相」的重要，章太炎特別重視〈齊物論〉中堯和舜對談的一段話：堯告訴舜他主張討伐南方小國，目的是把高尚的文化散播遠方，但他發現南方小國不單不欣然接受教化，反而心中充滿不悅之情，對堯的美意表示「不釋然」。舜回答說，南方小國猶在「蓬艾之間」，因文化水平的關係，沒法一下子接受高尚文化，需要時間慢慢熏陶。針對舜的回答，章太炎寫了很長的評語，其中一段把舜的話與帝國主義甚至是曾為他一度闡揚的無政府主義連結起來。
今之伐國取邑者，所在皆是，以彼大儒，尚復蒙其眩惑，返觀莊生，則雖文明滅國之名，猶能破其隱慝也。……或言《齊物》之用，廓然多塗，今獨以蓬艾為言，何邪？答曰：文野之見，尤不易除，夫滅國者，假是為名，此是檮杌、窮奇之志爾。如觀近世有言無政府者，自謂至平等也，國邑州閭，泯然無閒，貞廉詐佞，一切都捐，而猶橫箸文野之見，必令械器日工，餐服愈美，勞形苦身，以就是業，而謂民職宜然，何其妄歟！[35]
章太炎對「滌除名相」的重視在這裏顯露無遺。他指出，就是聖人如堯、舜也常常自以為是，從自己的立場出發侵略人家。這種虛偽的行為，不單見於帝國主義者的「教化工程」（civilizing mission），也見於無政府主義者的平等博愛言論。[36]章氏認為兩者同樣虛偽，帝國主義者打着「文明教化」的旗號侵略人家，無政府主義者口中雖大喊消除人類界限，但實際上也是抱着「文野」的偏見進行帝國主義式的侵略活動。進言之，章太炎源於「齊物論」的反抗強權思想，突顯了從國家到個人的個體解放與獨立。就抗衡列強而言，章太炎維護的個體專指國家的自治權或自主權；就國家機器或中央強權而言，章太炎維護的個體專指地方的自治權或自主權。當然，如果就組織或團體而言，章太炎維護的無疑就是個體的自主與自由的權力。章太炎當時聯合亞洲各國的黃種之國，目的是共同抵抗歐美的白種帝國主義，是要聯合弱國以抗強權大國，這也是在無國家、無政府不可能的情況下而各國人民依賴民族主義團結起來，再與各國民族主義之士共同攜手對抗強權。在追求自身民族獨立自主的同時，再「推我赤心救彼同病」，以令其他弱國「得處於完全獨立之地」，這反過來也是「圓滿民族主義」的深意所在。以聯合弱者對抗強權來維護自身獨立自主的思考模式或方法，在二十年代由聯亞轉變為內部的聯合，使受欺壓的地方共同抵抗不合民國法統的中央強權。
民元強調「統一」而排拒「聯邦制」的章太炎
從早年仍與「尊清者遊」的時期，章太炎因贊成立憲、主張地方自治而有其分鎮之說。[37]至其排滿時期，他以一名為建立共和政體而獻身的戰士投入革命行列時，反對滿清藉君主立憲方式讓皇權苟延殘喘的做法。章太炎發表的〈分鎮匡謬〉，全面轉向共和體制而不碰當時由清廷主導的地方分權或地方自治問題。然而，這不代表章太炎否定地方分權或地方自治。他這時表達了欲以共和政體取代帝制皇權以實現國家統一的構想，地方自治在他眼中也只是清廷用以延續其統治的手段罷了。
排滿反清革命成功後，章太炎為了推動落實共和政體，首先提出促進民族融
和、實現文化齊一的思想，不再攻擊強種的滿清種族在過去如何欺壓漢種的歷史往事，也不再堅持晚清十年裏主張用血緣、種族來區分民族的差異。相反，他主張深入認識、理解全國各地的文化風俗差異，派遣官員到各省「分科巡視，知其政俗，以告於執政，以周知天下之故」；又大力起用前清政府的「退官廢吏」，借助他們「審知向日利病者」的經驗，不但政府要「引為顧問」，「議院亦當取為師資」。唯有尊重文化差異，國家才有統一的希望，進而「政無戾民，法無輔惡」。[38]然而，「綜核」文化、民俗，任用不同政治背景官員，廣開視聽，只是新建之國的起點。章太炎指出還應該促使文字、語言盡早統一，最後實現民族共融、相互了解而文化齊一的團結局面。[39]不難看見，他在民國初建數年的各種努力，是欲以在野力量促成一個融合南北以及不同文化族群的「強有力」共和政府。
1912年1月1日南京臨時政府正式成立。1月3日，以章太炎為正會長的中華民國聯合會宣告成立，這個聯合會被章太炎看作是「大有功於民國者也」。據該會〈緣起〉，「創設中華民國聯合會，期在聯合全國，一致進行，以扶助完全共和政府之成立」。這段文字也成為該會〈章程〉中的第一、二條條文，代表了該會的創立宗旨。[40]同年3月1日，該會隨着袁世凱（1859–1916）的「北京統一共和政府」成立後也公開宣告改為「統一黨」。該黨〈通告〉指出：「南北混一，區夏鏡清。共和之政府成，而艱難復逾於昔。經營構劃，在強有力之政府。謀議監督，在有智識之國民。夫惟集天下之智勇，聚天下之精材，然後一者不復分，合者不復渙。」[41]這份〈通告〉表明章太炎及其領導的在野政治力量，隨着時代政局轉變而亟亟於聯合全國，既告別昔日嚴分種族與政治背景的革命話語，又踐行排滿時所勾勒的建國藍圖。1912年3月1日，章太炎主編的《大共和日報》發表中華民國〈聯合會改黨通告〉，正式將聯合會改為「統一黨」。他闡釋「統一」之意曰：「統一二字，若當國勢鞏固之後，本無庸說，現在則不得不有所需求。以中國此時，南北尚未和合，外藩尚未親附，政權、兵權，尚未集中，故宜標示此義。」[42]
民國肇造，時政紛亂，章太炎與同人倡言加強中央權力以維繫國家統一，這是
太炎從分離擾亂的複雜時局中強調國家的統一。他在〈通告〉再次強調，如要實現中國統一，必須深刻了解中國的地理和文化。他認為中國幅員廣袤，必須「合蒙、藏各地而為一國」，方可保全國家的統一。[43]但在面對行政區域過大而又不能行美國的聯邦分治之法，則在行政上應效法法國的責任內閣制。〈通告〉也繼承中華民國聯合會的宗旨，倡言中國內部要相互了解，「輔助共和」，「泯除畛域」，做到「齊其文化」，「共進文明」。[44]與此相呼應的是統一黨的〈宣言〉，同樣以宣揚為宗旨，無不說明新建之民國要融合各族以求共存共榮。將此〈宣言〉理念再作更為具體闡釋的就是統一黨「融和民族，齊一文化」的黨綱了。[45]這一黨綱的提出，據說是為了要糾正滿清統治中國三百年來未有推行民族「融和齊一」的「惡政」，最終實現漢、滿、蒙、回、藏五大民族的融和。[46]
章太炎在民國建元時期主張國家民族統一，是因應中國的實際情形，強調全國的統一和主張各獨立省份重新匯聚於共和立國的中央政府之下，地方分權或地方自治絕非這時期政局之所需。相對來說，他的思想在民國成立前後的十多年，即排滿時期與第一次護法運動時期，與他在二十年代的思想迥然不同。
在排滿時期，基於排滿反帝制的立場，章太炎試圖駁斥當前一切被用以維護滿清皇權及帝制的說詞。他當時的思想核心是分離「中國」，提倡地方脫離作為中央政府的清廷而獨立，透過「分離」以實現歷史文化意義上真正「統一」的中國。他認為結合中國歷史背景、地理疆域廣袤、人口眾多等因素，美國聯邦制作為建國後的政體模式只會讓國情更加複雜紛歧，用美國代議制作為監督政府的方法也徒添爭鬥。[47]他從不同角度提出中華民國成立後的新政體不能夠效法美國聯邦制和設立議會的理由，目的是避免中國進一步分裂，防止政權為少數權貴所把持所操縱。他從中國千古人情風俗、悠長文化歷史演變等方面出發，闡明中國難以「聯州」形式組成類似美國的聯邦政府：
自宋以降，南人視北人則有異，荊、揚、益三州人視嶺外人則有異。地方自治始萌芽，而湖南、江蘇、安徽比鄰之民，又且相視若戎狄；濱海通商之地，其民羯羠不均，顧反有賤其宗國，而厚愛歐美人者。若一日分為聯州，其逖離則愈甚，而南北美之戰爭將亟見于漢土，于民族主義甚反矣。夫山人誚澤人則以為蛙黽；澤人誚山人則以為貙狸；將由老死其鄉無交通之利便故然耶？斯又未諦合震旦冠帶之區，大於英德法三國。彼以政俗不同，轉相鄙賤，雖交通利便不為損。今若分置聯州，其相蔑相陵可知已。[48]
如前所述，章太炎在中華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上發表的演說，也警戒新政體切勿模仿美國推行聯邦制，否則全國陷於分離。他認為：「中國本因舊之國，非新辟之國，其良法美俗，應保存者，則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張也。」他又具針對性地指出中國歷史文化與美國「絕不同」；美國是一個新建國家，「其所設施，皆可意造，較中國易，無習慣為之拘束也」。美國所行之聯邦制尤其不能為中國所效法：「美之聯邦制，尤與中國格不相入，蓋美之各州，本殖民地，各有特權，與吾各省之為行政區劃、統
章太炎在民元時不主張中國推行聯邦制，是鑑於中國當時的實際政局使然。清廷的覆亡是因各省紛紛舉起獨立大旗所致，但在推翻清廷後則「新建之民國」便不能再言「所謂獨立」。為了收束各路勢力以免國土四分五裂，章太炎呼籲全國速求統一，統合於共和政體下。他更倡行「國家社會主義」，建議「速謀語言統一」來增進文化融和。[50]當中央政府做到「統一以後」，便要將各省都督稍加裁汰，或者將各省都督對調，以利於辦事。[51]章太炎理想中的民國政體需由民眾普選總統，司法、教育二權獨立，藉以制衡大總統權力；而大總統權力也被限於行政、國防以及代表外交事務，在地位上宜與司法、教育首長／學官相等。總統有罪，司法首長可予以「逮治罷黜」，而監督政官之權責也在「法司」；至於本由議會或代議士主導之立法權，章太炎則將其權柄歸在「學官」之下。根據他的論說，學校、學官與政權、政官相抗，其源有自，直到孔子、老子才將官學轉移至庶民階層。對於民國之學校，除了小學與軍校可交由政官管理，所有學校都須由具獨立地位、且在權位上能與總統互成「敵體」的學官管理，由此構成既有類似於西方大總統主掌行政而提高國家行政效率的政權，同時又使行政、司法、教育三權相互獨立以避免權力被總統把持的局面。[52]
上述諸種論述，反映章太炎這時期要實現一個權力受到約束但又能夠具集權管治能力的中央政府。他主張建立總統、司法、教育三權分立的中央集權政體，藉以提高國家施政效率。更準確地說，他這個階段乃是在集權之中講分權，在分離之中求統一。集權是為應對四分五裂之中國政象而論，統一亦是在倡談重新規劃行政區域時所言，但同時也有其主張地方自治、分離於權力過大的中央政府武力操控，進而達成非武力的文化融和、民族統一的目標。章氏於清末、民元期間圍繞統一與分離的種種思辨與構想，成為他在二十年代蘊釀聯治思想以及戮力推行這一運動的思想基石，同時也是他追求國家大統一思想的延續，其中尤着重於限制中央及大總統的權力。由此觀之，章氏由清末求地方自治以聯合革命力量，求聯合亞洲各國以共抗帝國主義，再到民元時期推動五族共和、倡議民族融合以排拒美國的「聯邦制」，都是他再造共和、實現國家民族統一過程中與時俱進的救時主張，當中無疑有其思想的延續性與統一性。
二十年代「聯治」時期的章太炎：倡議自治
章太炎的聯治主張與實踐
隨着民初混亂政象擴散，章太炎的政治理想愈來愈難實現。1916年袁世凱逝世，隨之而至的是護國戰爭以及章太炎參與其中的第一次護法運動。章太炎苦苦追求的共和理想在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後完全落空，他與昔日的革命同志孫中山在統一中國的問題上產生諸多矛盾。從袁世凱稱帝到孫中山意圖以武力統一中國（甚至是被章太炎後來看作是以「赤化」形式統一中國）時，中國不但未能統一，反而出現更多勢力拼命競逐中央權力與大總統權力。在章太炎眼中，把民國合法總統黎元洪（1864–1928）驅趕下台的北洋政府固然不合民國法統，憑藉非法國會選舉出來的大總統孫中山同樣不合法統，而且違反共和理想。他沒有響應孫中山發起的第二次護法運動，甚至將當前的護法運動斥為「借名護法，陰圖割據」。[53]
民國成立以來無日無之的政治爭鬥，改變了章太炎的政治立場。一方面，中央政府在違反共和理想和民國政統的情況下，無法駕馭各地軍政勢力，促使民國後各地軍政難以統一於中央政府的權力框架之下；另一方面，掌握實權的各路軍政首領，在國家權力中樞疲軟的狀態下，試圖問鼎總統、總理大權與國會控制權，進而搶奪中央政府的控制權以實行專制統治。[54]中央集權或總統權力夠大，本應可以透過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維持國家平穩，達至統一；但當前問題是缺乏共同認可的憲法，掌握實權的各路軍政首領無所依從。南北政府和西南軍閥間的合縱連橫也造成了政權中樞愈是疲軟潰散，各路問鼎總統、總理大權與國會控制權的勢力便愈是熱切競奪權力。
1920年年底開始，章太炎私下和公開提出先求自立省憲、實現省自治的見解。他在寫給四川將領熊克武（1885–1970）的信函中指出：「省憲未成，則聯省亦是假定；國憲未就，則政府何自產生？」[55]此論可謂一針見血，清楚指出訂立憲法、制度是確保國家達至統一的根本保障。他在寄給熊克武與趙恒惕（1885–1970）、陳炯明（1880–1971）等人的信中，清楚指出：「有省自治而後有聯省自治，有聯省自治而後有聯省政府，節次稍差，便為躥等。」[56]
章太炎自此便公開大力呼籲各省舉起自治、立憲的大旗，讓人民成為國家的實體，享有自主權和選舉權，使國家政權從中央到地方的管治得到人民的監察。這種國家權力裝置的監管舉措，不但監察中央政府權力，同時也使中央政府在複雜紛擾的國際競爭格局下，免受列強操控而影響民族國家的整體利益。用章太炎的話說就是：「必推翻外人所憑藉以欺凌國人之中央，方能建成完全獨立之健全國家。」[57]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聯省政府畢竟是在「中國既不能絕對無政府」的情形下出現的，[58]它是在沒有更好的選擇之下最能重新彰顯共和理想的一種政體。章氏這樣說：「中央政府，一變而為賣國機關，有之不如其無。然因代表全國之關係，又不能廢此政府名稱，不得已乃有聯省自治之主張，以冀限制其賣國之權。」[59]他又在一篇名為〈各省自治共保全國領土說〉的文章中，清晰表明了當前中國強用武力統一，只會加劇軍事爭鬥以及讓全國盡為外敵控制。[60]正如他排帝國主義必先排滿的思維一樣，欲對抗當前的外力，莫過於對抗當前欺壓百姓的中央政府，由此而有其必須藉聯省自治以釐清中央與地方的角色與功能，甚至外交、財政、軍事大權都不得由中央操控而應交還地方專主，藉以對付外患。[61]章太炎這些說法清晰反映了他在二十年代初期已經否定1912年的中央集權，因為他於這時已看清楚中央政府已遠遠告別了民元初建時那個或有可能實現共和理想的政府；相反，這時的中央政府完全是欺壓人民、凌暴省地的專制強權。他遂因應時變，大力主張還政於民，分權於民，讓各省自治自保。
章太炎所倡議中央與地方的分權限度，遠大於歐美國家。中央由是只成虛位，地方佔有絕對實權。地方由本來受壓的弱者，在改變角色後擁有獨立、自主的自治權力。由此可見，章太炎的聯省自治是要「聯合」弱者、虛置中央政府以對抗強者的政治方案，並且壓縮大總統權力以免它成為致亂之源，使人民成為國家的實體，享有自主權和選舉權，讓國家政權從中央到地方的管治都受到人民監察。這種國家權力裝置的監管舉措，不但監察中央政府權力，也使中央政府在複雜紛擾的國際競爭格局下免受列強操控，影響民族國家的整體利益。這種聯弱禦強的思想方案，與他在1906年構想的聯亞思想，在反抗強權方面有本質上的相同之處。
回到聯治運動的政治構想或其實踐的問題上。章太炎一方面藉着地方自治、分權以求削弱權藉過大的中央政府與大總統權力，由此消弭各路勢力為爭權奪利而產生的禍患；[62]另方面也透過聯省自治的實施，既保一省自治同時又推進各省聯合以成一聯省政府，實現中國的真正統一。為了打破當前軍閥政權及製造亂源的中央政府、總統、國會，章太炎已不再如辛亥前夕那樣主張三權分立和反對議會制度，轉而倡言強化地方、弱化中央之策。他把組成國家權力架構的憲法、國會、總統譏刺為「三蠹」，明言三者是權力爭鬥、引起戰禍的致亂之源，只要「三蠹」不除，則中國難有一天安寧。[63]既然要廢棄大總統一職，那麼日常的國家行政工作可以透過另設一行政委員會以集體負責制的形式處理政事，進而確保中央不得干預省級政事，確保聯省自治政體得以有效實現，重新締造「共和」的理想。至於各地方的省內自治模式，章太炎以下一段話可略見其梗概：「自今以後，各省人民，宜自制省憲法，文武大吏以及地方軍隊，並以本省人充之，自縣知事以至省長，悉由人民直選；督軍則由營長以上各級軍官會推。令省長處省城，而督軍居要塞，分地而處，則軍民兩政，自不相牽。其有跨越兼圻，稱巡閱使或聯軍總司令者，斯皆割據之端，宜剗去，此各省內治之大略也。」[64]
章太炎的聯治政體，其興起因由、權力分配與除授乃至具體實施步驟，另見於《申報》的一篇公開電文。他在文中透過自治之途，釐清國家實現和平統一的步驟。即實現第一步的省份自治後，進而實現第二步的聯省自治，再在聯省自治的基礎上實現第三步的具備中央性質的聯省政府。[65]進言之，沒有地方自治，則地方權力不能彰顯；自治而不聯省，則難以維持自治局面。有了聯省自治，方才有聯省組成的中央政府。由是可知，單純講求一省一域自治，不是章太炎的最終意願。他要把自治的經驗或模式一層一層如波紋擴展般推及其他各省，最後聯合起各個自治省組成聯省政府，實現全國的和平統一。
為了回應時人對聯邦制不合中國歷史、破壞統一的批評，章太炎重新闡述他對聯邦制的看法，放棄了中國自古以來是國家統一、省為行政區劃之說，轉從中華民國的構成作為起點，說明中華民國由所有脫離滿清政權的省份組成，故中華民國是先有省後有國：「以目前中華民國之歷史論，實先有省而後有國。蓋自武昌起義，南北響應，計宣告獨立者十有五省，省皆自主，非受武昌命令，亦未嘗以武昌為中央政府，當時固只有省，未有國也。及各省分派代表，組織臨時政府，而後國家之形可見。是民國之歷史，以省集成為國甚明。」[66]章太炎以捨遠取近的方式重新闡釋可為其使用的歷史資源，嘗試為其大改革提供合理合法的依據。至於其政治改革的推動方案，先在中國各省地推行自治，然後聯合各自治省組成聯邦政府，這種組成國家的方式切合中華民國發展的客觀歷史。順應這一建國步驟，重新釐清中央與地方的權責，設立集體負責的行政委員制，取代國家元首集權的大總統職權，杜絕「一人獨治，適為亂源故也」的弊害。同時也倡導修定憲法，達成「群才當位」，止息紛爭，讓人民獲得「少安」。[67]
既然民國之亂是源於一人獨治的元首集權，而各路勢力又爭逐這一作為國家元首的總統、總理權位；為止息亂源而促成群才當位以作分權管治，便是解決問題的一法。不過，在章太炎看來，各路勢力競奪所反映的一個根本問題是：中國缺乏一個真正能駕馭全局的人，而這也是造成各路競逐、爭端戰禍頻生的原因。他在1924年一封寫給段祺瑞的信中，便敦促對方不要打壓聯省自治，同時也說明他與唐繼堯、孫中山、黎元洪等人勢均力敵，如果繼續追求「統於一尊，則爭端又起」。[68]
在缺乏有才幹、具卓識之士或可孚眾望者的情況下，南北政府盲目追求統一，只會徒增戰禍，加速國家分離，故「統一」就是前文所說的「渙散之源」。至於「分離反是統一之母」則反映了在章太炎的認識裏，如果真正要達至統一，則必然要收束橫行於當世的各路均勢政權；而收束之道則在於先實行聯省自治，讓各省以平等、自主、自立的狀態自訂憲法，聯合各自治省以成聯省政府。聯省政府中設以行政委員負責國家日常事務，但軍事與財政仍屬地方管轄，由此打破大總統的國家元首集權，並解決中國當前被西方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霸權操控的亂局。
章太炎在1924年的一封批判葉德輝的信函中，也表達了他對於如何解決國家分離以保統一的論述。如不能破除北洋政權，亦當藉自治以保一方淨土。中國當前既沒有超卓領袖統合全局，各路實力相當的軍政勢力踐行聯省自治之策，方是解決國家分裂以及實現國家統一的希望所在。他的見解是這樣的：
誠欲統一，則當號師仗順，致屆宛平，殲厥渠魁，屈此群醜，然後萬方和會，自無分離之勢矣。苟不能然，即應為南方留乾淨土。……討賊不成，就自治之說也。中土自秦漢以來，或分或合，本非一軌，孫、劉之才，縱不可望於今日；然北廷之僭位者，果有丕、叡之能，其為偽廷將相者，果有陳長文、司馬仲達之望乎？[69]
基於上述諸種因素，他竭力維護湖南的自治局面——「欲其保存自治，維護省憲，不與內亂諸賊同污」；[70]並且敦責北洋政府首腦段祺瑞不要試圖改變西南各省固有的自治格局。[71]章太炎相信，只有推行聯省自治，制定憲法，方能阻止國家因各路軍閥爭鬥或武力統一中國所釀成的分離局面。
要之，章太炎的聯治構想與行動，面對的是以武力反分離以求國家統一的北洋政府，同時還有藉武力統一以反分離的南方政府。他提出了第三條道路，徹底放棄曾經共事的南、北政府，轉而聯合起其他軍政勢力，藉着聯省自治的政治方案解決危局。他以地方分權與自治為手段，實現國家統一的目標，與「聯亞」在反抗強權方面的思想主張有本質上的相同。不難看見，他在清末至二十年代的思想變化過程中，乃以民族統一、融和民族、齊一文化為思想歸趨，致使他審時度勢，提出救助時弊的方法，一以貫之地體現他集權之中講分權、分離之中求統一的思想特質。
湖南自治受挫後章太炎與聯治運動的落幕
1923年，湖南自治運動處於波譎雲詭的南北政爭及湖南內部政局裂變而舉步維艱。湖南當局多番撰信請求章太炎給予支持，章氏也密切注視湖南政局及聯省自治的發展走向。[72]他在報刊發表大量文章之餘，聚集一大批學者名流聲援自治運動。在這過程中，他與反對聯省自治的南北政府為敵。究其原因，是章太炎視聯治運動為重建民國法統、再造共和政體的希望所在，更將聯治運動直接看作是徹底解決當前政治困局的根本方法。他在一封寄給趙恒惕及西南中國軍政要人的公開信裏，便清楚表現其深層而多元的政治思想：
聯省自治之議，造端民九，鄙人實建其謀。蓋以政治言，地大非一政府所能獨理；以歷史言，則中華民國之建立，本由各省軍府集合所成；以時局言，非聯治不足以戢軍閥之野心也。……今者，南北十省，唯當以自治名義聯拒寇仇，然後兵以義舉，不為苟動，遠作新共和之根本，近杜旁觀者間言，較之虛言革命，馳想和平統一者，其於人心違順，必相去遠矣。[73]
由此可知章太炎之所以被視為「鼓吹自治及聯治最力的人物」，實緣於他欲藉聯治再造共和。不過，時局劇變，遠非章氏其人可以預料。1923年7月，推動湖南實行自治的前省長、總司令譚延闓（1880–1930）與湖南湘西鎮守使蔡鉅猷（1875–1933），接受孫中山的差遣與調度。譚延闓受命取代民選省長趙恒惕，成為湖南新省長與湘軍總司令；蔡鉅猷則宣告脫離湖南省政府，對湖南自治大肆攻擊。另一方面，趙恒惕當局也面對吳佩孚（1874–1939）廢省憲、棄自治的軍事威脅。趙氏親函章太炎徵求解決時艱方法，章氏覆函直指趙氏應不惜個人身家性命地討伐違憲抗命的蔡鉅猷——「既為保障省憲，慎固封守而戰」。對於煽動蔡氏叛變的孫中山，章氏直言「罪不容誅」；[74]又視孫中山以大元帥的身份行事為有違「吾國法定之職名」，逕視為「祇與前代廢官相等而已」、「不能加入省長之上」，建議趙氏毋需理會。[75]
然而，面對南北政府壓力及湖南內部矛盾，湖南自治政府陷於廢止省憲、修憲
的風潮中。1924年9月，湖南省議會最終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通過修憲提案。新省憲擴大及集中了省長權力而趨向於總統制精神，承認北京的國家政府權威，甚至變成親段祺瑞政權。[76]湖南省議會也加入了段氏籌辦的「善後會議」。拒絕段氏邀請加入善後會議的章氏對湖南省議會大感失望，直視此舉為「全國之羞」。[77]
章太炎在推動擁有軍政實權的領袖實現聯省自治之餘，也聯合了一大批社會名流推動聯省自治的主張。這固有為聲援實行聯省自治的省份大張其軍之意，同時也有自組有力政黨以更全面實現政治主張的目的。[78]1924年7月下旬，章太炎聯結同仁創立「聯治社」，以「打破舊有一切團體，以聯治主義為結合之中心」，[79]繼續鼓吹藉聯治改造國家的主張。章氏在他撰寫的這篇頗有類於籌備宣言的函件中，力數當前國家的禍國殃民政令，提出打破現存權勢以求國家真正統一的構想：
自民國成立以來，未有悖亂若斯之甚者也。同人等困心積慮，原始要終，以為欲謀民國之統一，為在打破蹂躪省權之勢力，而以各省為同流共進之單位。欲謀國憲之成立，首在消滅謬托法統之國會，而以聯省會議為根本解決之樞紐；欲得聯省自治之實際，首在卻還偽憲賦予之自治，而以人民自決為特立獨行之主張。由是集合同志，共籌聯治社之發起，以貫徹上述政策為職志。[80]
上函反映章太炎不甘於湖南自治受挫而與褚輔成（1873–1948）、但燾（1881–1970）、章士釗（1881–1973）等結社求變，亟亟於擴大影響力。章氏二十年代數年間，身處戰禍連綿的國度，以置諸死地而後生的的決心，推動國家統一，力求地方分權、自治，反對各路武人爭鬥造成中央與地方對立。但是，他同時也是以地方分權、自治及自主為前提，追求國家的非武力和平統一。值得注意者，是章太炎在反對聯邦乃至推動聯治過程中，一直貫徹其「分離反是統一之母，統一是渙散之源」的信念。他以徹底打破當前政治權勢的思維，透過中央與地方自治、自立省憲的分離形式達至國家的和平統一，反過來批判南北政府強用武力統一為中國帶來的種種禍患。透過「不齊而齊」[81]、「實有」與「假有」的辯證思考方法，他闡明了對現實政治制度的構思，並力求付諸實踐，成就學術輔翼政治改革的經世志業。
雖然章太炎落力推動聯省自治，但聯治的主張與革命時代轉向越來越激烈的社會思潮始終格格不入。時人抱持激進的形形式式主義宣揚社會革命，反抗軍閥。在解救個人、國家乃至世界的強烈意願下，「主義」與「黨」提供了新路徑、新方法，讓人感到為個人與國家找到出路。[82]聯治運動這種存在不少爭議的政治改革，其決定權最終仍由各路軍政強人所操縱，隨着革命風潮激盪而淪為割據自保的淵藪，遭受各方的批判。[83]
章太炎重造共和的理想，有其削弱軍人地方勢力與倡揚人民自治思想的成份。他要求在聯省自治的基礎上再實現「聯省政府」，最終實現中國大統一理想。這與擁有主導力量的軍人，多欲藉聯省自治之名以行其自保權力之實的目的大有落差，致使未能誘導軍人真心實現自治的構想。再加上南北政府干涉以及地方內部權力分化——湖南省省長趙恒惕修改省憲法以利於集權，其下屬唐生智（1889–1970）又與他爭奪政權，再加上追求武力統一中國的激進思潮及共產革命風潮勃興等等，均迫使聯省自治在1925年逐漸偃旗息鼓。
1925年，聯治風潮雖已陷入低谷，但以章氏為中心的「聯治派」仍在北京活動，請求中央政府實現聯省自治。然而地方軍閥本來就不願聽命於中央，他們的目的只在於擴張自身勢力與地盤，因此聯治派主張的裁督為長（裁撤督軍，改為省長）無異於與虎謀皮。在當時的輿論看來，聯治的真正出路在於聯治派要把改革的理念與行動面向民眾：「要之，聯治派在北京運動，已經大誤特誤，用這種請願主義，叩頭主義，要求省民自治，無異與虎謀皮；所以我希望聯治派『向民間去』培養民眾實力，使各省民眾去革各省軍閥的命！」[84]然而，以文人名流為骨幹的聯治派最終因為自身的局限，未能在民間培養起民眾實力。自今視昔，培養民眾實力以行革命之實而得以成功的，只能說是二十年代中後期崛起的共產黨。曾經一度大力支持地方自治甚至宣揚湖南獨立建國的毛澤東（1893–1976），[85]於其領導下共產黨更把「向民間去」這一口號演化為一個新時代的思想旗幟。毛澤東從1920年大力支持聯治運動，在1922年已轉變成激烈的批判者。他領導民眾革命運動，推翻現有政體，以大破大立姿態重立政統、道統。章太炎等人推行的聯治運動，在1927年北伐運動拉開序幕後便離開了時人視線。
前半生深受時人推崇的「有學問的革命家」章太炎，晚年因為「聯省自治」而飽受譏評，被昔日學生魯迅斥為思想落伍、倒退、頹唐而僵化的標誌。[86]魯迅也把乃師與西南軍政要人來往簡單地看作是與軍閥勾結、沆瀣一氣。[87]類似於魯迅的批評普遍見於今天的學術界，不少人把章太炎積極推動聯省自治運動逕視為他的人生污點。魯迅有關章太炎「拉車屁股向後」的譏刺，一甲子以來學界批判章太炎聯治思想時一再隔代重現。學者有的把章太炎在聯治運動中的言行斥為「反動」，「敵我不分，……影響十分惡劣，對大局極為不利」，「徹底失敗和破產」；[88]也有的指章太炎這段期間與軍閥勾結，「頤指氣使，……反做了軍閥政府爭權奪利的旗號。……成了許多地方軍閥掌中的玩物」。[89]湯志鈞在談及章太炎聯省自治一事時也極不以為然，認為這反映了章太炎在「思想上的逆轉」，「為地方軍閥所包圍利用」；他反對孫中山出任非常大總統也是在「思想已跟不上形勢的發展」，連帶而至的就是批判他在這段時間思想右傾、學術「陵替」、建樹遠不如前。[90]
不難看見，上述的連串論說對章太炎面對的時代問題及其聯治思想欠缺深入把握，致使出現不少十分偏頗而亟待補正的論述。正如王汎森所說的，章太炎本身是一個「奇特的複合體」。在他的思想世界裏，復古與趨新、復古與反傳統是複合而不是相互矛盾的。[91]如果只從太炎生命的某個片段或某一事件來觀察他的思想，只會淪為瞎子摸象般破碎、偏廢，同時也無法捕捉其「始則轉俗成真，終則回真向俗」的思想變遷之跡，對於其「實有」、「假有」之辨也就更加難有體會。
結語
當我們回到歷史現場，章太炎在晚清排滿革命時期強調獨立而主張地方分離於「中央」，進而實現歷史、文化上的國家統一，在1911年則又以革命元勛的身份主張統一而批判聯邦制，至二十年代同樣因為要求統一之故而轉向「聯治」。外表上這三個變化好像顯示章太炎的政治立場搖擺不定，但內裏其實是緣於他以辯證態度對待「獨立」／「分離」和「統一」。如果從政治實踐的角度來評價章太炎，他推動的「聯省自治」／無疑是失敗的；但從政治理論的角度來評價他，則他提倡的「聯省自治」理念無疑是豐富和深邃的。這一豐富和深邃的思想特質，基本上可從以下三點反映出來：
第一，章太炎的聯治思想在三個階段有其前後一致的連貫性。這種特質是圍繞着「統一」與「分離」的辯證關係下多層次、多維度重疊構成的。這一構成遍見於他在不同時段的政局發展下，因應世變而對自治、集權、統一、獨立等都有不同但前後並不互相矛盾的看法。其中的複雜性與多變性，當時的人很難瞭解，這就是章太炎其人其學何以受到嚴重誤會的因由所在。
第二，貫穿章太炎三個不同時期的政治思想是有其多元性的。透過上文論述，我們可見所謂多元就是指個體（individual）獨立必須在族群（local and communal）獨立的前提下出現，而族群獨立或者相對於國家中央政權的地方政權獨立必須在國家（national）獨立的前提下出現。國家獨立必須在區域（regional）的獨立下方能實現，而作為區域的亞洲的獨立必須在西方列強、帝國主義的全球（global）霸權解體的情況下方能實現。
第三，章太炎政治思想強調所有物事的相互關連性，彼此一層復一層、環環相扣；因此，當要維護個體獨立和自由時，必須把個體與群體、國族、世界連貫起來，形成一條連綿不斷的布帶。在這條布帶上，每個部分或每個段落都是首尾呼應，一個是假有，一個是真有。個體是實有時，群體便是假有；省市是實有時，國家便是假有。把國家放在亞洲的專制權力下時，國家是實有而亞洲便是假有；把亞洲放在西方帝國主義霸權下時，則帝國侵略者所操縱的這個「世界」是假有而亞洲才是實有。但是在現實上，每一個部分的「實有」往往受制受壓於「假有」，難以展現其真實而獨立的價值。[92]在《齊物論釋》中，章太炎批判下士鄙執於「齊其不齊」，就是指出在現實社會之中，專制權力對個體的壓迫是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無遠弗屆的；而民元以來，南北政府推行武力統一，在章太炎眼中也就是以「齊其不齊」的粗暴方式對付一切對立勢力。然而，章太炎所憧憬和追求的是「上哲」之士「不齊而齊」的理想社會政局與多元文化環境。
綜合以上三點，章太炎基於對現實社會政局的深刻觀察與哲學思想的超越性，強調不論是個人團體、地方政權、民族國家、亞洲各國、甚至全球各地不同的國家，其實都應該抱着「不齊而齊」的態度去建立共存共榮的關係，並在提倡、維護個體到群體乃至眾生都完全平等的前提下，建構各式各樣的團體制度和群體組織。我們從中也清楚看到章太炎思想的高度與深度，他以超越宇宙萬物的高度來看待世界的本質；並且以超越無生主義的無限性來發展包括排滿、反帝、聯治等內容的民族主義。職是之故，太炎的民族主義最終是實現人類的解放與平等，更是以超越國家的本質來思考地方自治與聯省政府的作用。質言之，我們其實不應完全以一時的政治成敗得失去衡量某件歷史事件的價值與意義，而應將歷史事件放在一個更加廣闊以及更加長遠的歷史角度來加以研究。這樣得出來的結論，很可能會出人意料之外。
[1] 相關研究見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李達嘉：《民國初年的聯省自治運動》（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年）；謝從高：《聯省自治思潮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
[2] 相關研究見王無為（編著）：《湖南自治運動史（上編）》（上海：泰東圖書局，1920年）；劉建強：《湖南自治運動史論》（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08年）；何文輝：《歷史拐點處的記憶：1920年代湖南的立憲自治運動》（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Stephen R. Platt,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4] 二十年代初期主政廣東的陳炯明曾積極參與聯省自治，其子陳定炎撰有專書研究乃父在聯省自治中的作為及影響。見Leslie H. Dingyan Chen, Chen Jiongming and the Federalist Movement:
Regional Leadership and Nation Building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Ann Arbor,
MI: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9)。
[7] 章太炎：〈五無論〉，載《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986年），第4冊，頁432–35。本文所用《章太炎全集》，除《太炎文錄補編》及《書信集》用2017年版外，其餘一律依據此本。
[8] 陳獨秀只把聯省自治簡單地貶斥為「武人割據」、「分省割據」、「聯督割據」，見陳獨秀：〈聯省自治與中國政象〉，《東方雜誌》第19卷第17期（1922年9月10日），頁127–28。魯迅對章太炎在二十年代推動聯省自治期間與地方軍閥過從甚密，多有批評，並視之為保守落伍的表徵。見〈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載《且介亭雜文末編》，收入《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6卷，頁565–67；〈趨時與復古〉，載《花邊文學》，收入《魯迅全集》，第5卷，頁564–65。
[17] 張志強把章太炎的「民族主義」與「無生主義」連貫起來，說明章太炎的「民族主義」並不是單純追求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而是在各國各自完成民族獨立後，建立一種超越民族主義的世界秩序。見張志強：〈一種倫理民族主義是否可能？——論章太炎的民族主義〉，載章念馳（編）：《章太炎生平與學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頁1016–35。然而，章太炎這種往外延伸的理念，同時也應倒過來往內深化，即是同時追求本被視為組成政府的各個省、市、縣、鄉的個體解放以至聯合起來以組裝成新的國家政體，講求內部的解放與獨立。由是，本文討論「聯省自治」，更要進一步指出章太炎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同時包含了國家內部的各個省、市解放與獨立的目標。故此，不論是對外（國與國之間）或是對內（縣、市、省與國之間），章太炎都是一個「批判民族主義的民族主義者」。他以建立民族國家（nation-state）為手段，去達成個體獨立、各省獨立和國家獨立。
[20] 林少陽便曾詳論章太炎的無政府主義含有積極反抗專制權力的深意，表現出對國家權力、資本權力的批判和對社會主義及民眾解放的追求。詳見林少陽：〈批判無政府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者：1906–1908年章太炎與中日無政府主義運動的關係〉，載張志強（主編）：《重新講述蒙元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頁309。
[26] 有關章太炎聯亞思想的形成與亞洲主義、日英同盟、印度獨立運動等國際政局聯繫的探討，見林少陽：〈章太炎「自主」的聯亞思想——《民報》時期章太炎與日本早期左翼運動及亞洲主義、日英同盟、印度獨立運動的關係〉，載《章太炎生平與學術》，頁970、1015。
[36] Viren Murthy（慕唯仁）曾對章太炎《齊物論釋》中如何藉「齊物」以批評無政府主義作出論述。見Viren Murthy,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Zhang Taiyan: The
Resistance of Consciousness (Leiden: Brill, 2011), pp. 213–16。
[39] 正如汪榮祖在論及章太炎文化多元的表述時，便着重論述章氏《齊物論釋》如何對抗「一元論」，又引申其意指出所謂「齊」，「絕非整齊統一」；並明言章氏「不要強齊，就是為了存異；能夠相互存異，才算平等」。他的「齊物渺義」對於不同的文化而言就是要「互相尊重文化的特性」，大家並行不悖，彼此一往平等，共榮共尊。見汪榮祖：〈章太炎對現代性的迎拒與文化多元思想的表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2003年9月），頁166–75。
[75] 章太炎與趙恒惕函（1923年7月30日），原刊長沙《大公報》，1923年8月6日；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編）、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書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987。
[81] 章氏有言曰：「齊其不齊，下士之鄙執；不齊而齊，上哲之玄談。自非滌除名相，其孰能與於此。」見章太炎：《齊物論釋定本》，收入《章太炎全集》，第6冊，頁61。另外慕唯仁在討論章太炎的佛學思想時，也曾論及章太炎《齊物論釋》中如何「破名相」的問題。見Murthy,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Zhang Taiyan, pp. 208–12。
[8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一九一二年六月——一九二 年十一月）》（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版），〈湖南改造促成會復曾毅書〉，頁440–44；〈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頁453–55。
[92] 就布帶而言，章太炎嘗於〈國家論〉藉「線縷」與「布帛」的關係說明個體與組織的「實有」、「假有」關係，瓦解組織的權威與神聖而突顯個體的自性與永恆的真實性，其言洞見本原：「當其為布帛時，此一線一縷者，未嘗失其自性；及其解散，則線縷之自性猶在，而布帛則已不可得見。是故線縷有自性，布帛無自性。布帛雖依組織而有，然方其組織時，惟有動態，初無實體。若爾，組織亦無自性，況其因組織而成者，可得說為實有耶？」（頁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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