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李影心其人，我幾乎一無所知，包括他的生卒年、籍貫、學歷、生平等等，甚至李影心是否他的本名也不清楚，只知道他一九三五年前後在天津，該年五月十二日他曾與董秋芳、王余杞等新文學作家一起參加關於話劇的討論會。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已取得長足進展的今天，還出現這樣不應有的空白，真是令人悲哀，也令人無可奈何。
最初在蕭乾的回憶文字中知道李影心的大名。一九八七年九月，蕭乾為李輝編選的《書評面面觀》作序，文中憶及，他主編天津《大公報．文藝》期間，「組織起一支書評隊伍：楊剛、宗珏、常風、李影心、劉榮恩等。有的還健在、有的已作古；有的移居海外、有的仍在我們中間」。李影心的名字赫然在矣。其中，「已作古」者指楊剛，她一九五七年在北京離世；「移居海外」者指劉榮恩，他一九四八年赴英倫深造後定居在那裏；「還健在」並「仍在我們中間」者，應該包括常風、宗珏（盧豫冬）兩位，常風在太原，我曾多次致信請教。那麼，只剩下這位李影心了，他當時在哪裏呢？蕭乾說得含糊，也許他也不知道。然而，除了收入《書評面面觀》的數篇李影心書評佳作，這卻是一九八零年代以來相關當事人提供的關於李影心的唯一記載。
治中國現代文學史，若要探討「京派文學」，「京派」書評斷不可忽略。從楊振聲和沈從文一九三三年九月廿三日主編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開始，尤其蕭乾一九三五年七月四日接編《大公報．小公園》，九月一日起主編由《文藝副刊》與《小公園》合併的《大公報．文藝》，書評遂成為這個最具代表性的「京派」文學副刊的顯著特色，正如蕭乾後來所回憶的：「那些年月裡我曾怎樣不遺餘力地提倡過書評」，「曾充份利用了《大公報》那塊園地，聲嘶力竭地為書評而吶喊」。
統計一九三三年十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大公報》之《文藝副刊》、《小公園》和《文藝》發表的書評，竟然發現撰寫書評最多的並非鼎鼎大名的「京派」評論家劉西渭（李健吾），而恰恰是至今仍鮮為人知的李影心。李影心總共發表了十七篇長短書評；常風以十六篇緊隨其後；劉西渭只能以十四篇屈居第三；劉榮恩以七篇位列第四；黃照和陳藍（張秀亞）以五篇並列第五；沈從文、李長之、李辰冬、楊剛和宗珏以四篇並列第六。因此，完全可以說李影心和常風、劉西渭是《大公報．文藝》書評的三大「台柱」。
李影心是在施蟄存主編的上海《現代》月刊發表書評而登上文壇的，而且一開始就以新文學書評人的身份亮相。一九三四年三月《現代》第四卷第五期同時發表李影心討論書評的《批評與讀後感》和書評《喜訊》（彭家煌著），以《現代》在全國新文壇舉足輕重的地位，這種做法是頗為少見的。但是，李影心在上海文壇只是驚鴻一現，並未謀求進一步的發展。
自一九三五年八月四日發表長文《老舍先生〈離婚〉的評價》起，李影心轉而為天津《大公報．文藝》撰稿，很快成為該刊書評的中堅。接着天津《國聞周報》、《武漢日報．現代文藝》和《文學雜誌》等大報大刊的書評作者中也陸續出現了李影心的名字。《武漢日報．現代文藝》由凌叔華主編，《文學雜誌》雖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但主編是朱光潛，編輯是常風，均有濃厚的「京派」背景。由此可知，李影心理應屬於「京派」書評家無疑。
一九三五年至三七年短短三年間是李影心中國新文學書評的井噴期，他所有書評文字中四分之三以上篇章都在這一時期問世，出手之快，質量之高，令人刮目相看。抗戰期間，李影心一直蟄居天津，擱筆明志，從他抗戰勝利後接連發表的《國旗》和《遙遠的懷念》兩文可以窺知他當時的孤憤心境。《國旗》抒發他度過黑暗終於見到「國旗」時的強烈感受，稱之為「見到光明對於象徵自由的一切標示便因特別親切而有着新快流淚的感覺」。在《遙遠的懷念》中更如此描述他在淪陷區對光明的嚮往：在一堆不見天日陰暗寒冷的日子裏，一個心地坦白、不甘屈辱的青年人，他所面臨的是怎樣的命運！幸而我還能活了下來，若不是由於一點微弱的希望和憧憬，和遠方廣大自由土地上和我有着同樣熱血的青年所輻射交流的理想的光，我將怎樣安頓我那空疏而痛苦的心情？
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和二月一日，李影心以分別在天津《大公報．文藝》和沈從文主編的《益世報．文學周刊》發表的《評〈詩的藝術〉》（李廣田著）、《詩人心目中的天地──論劉榮恩先生的詩》二文為標誌，重作馮婦，再寫新文學書評。他的書評還重新出現在楊振聲主編的《大公報．星期文藝》和復刊後仍由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誌》上。然而，好景不長，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在《益世報．文學周刊》發表《散文的節奏》之後，李影心的書評生涯戛然而止。
李影心留下的三十六篇書評，幾乎清一色評論新文學作品，足證他對新文學情有獨鍾。其中有小說、新詩、散文和話劇評論，有作品選集、文學雜誌和文藝年鑑評論，又說明他閱讀視野的開放和闊大。更需指出的是，他評論過的作品，既有後來文學史上公認的名家名作，如老舍《離婚》、沈從文《八駿圖》、蘆焚（師陀）《谷》、何其芳《畫夢錄》、何其芳、李廣田和卞之琳合著《漢園集》、曹禺《日出》等，也有至今仍被忽視的畢奐午《掘金記》、艾蕪《豐饒的原野》、宋霖（鬍子嬰）《灘》和田濤《焰》等。他固然對「京派」作家的作品傾注了足夠的熱情，同時對左翼和傾向左翼的作家如萬迪鶴、何谷天（周文）、征農、舒群等的新作也給予應有的關注。特別是創作了長篇小說《幽僻的陳莊》的儁聞（王林）和自印一系列新詩集的劉榮恩，直到近年才為文學史家發掘重評，李影心當年率先分析評介之功實不可沒。
作為新文學書評家，李影心對書評有自己的看法。他在《批評與讀後感》一文中認為「大多數文藝雜誌中所載的『書評』之類，其本質，並不見得是批評的，有時，更充份的流露着讀後感的氣息」，「讀後感」雖然「不見得盡然可以隨意抹殺」，畢竟「只是作為未入軌道的批評的一種過渡中暫時的現象」。他主張新文學「書評」應該是分析的、批評的；應該在體現作者個性的同時又顧及到公平；書評雖不能替代文學批評，但好的書評應該「獨具一種較高的對文學藝術的趣味」，體現了文學史家的眼光。
李影心的新文學書評，就總體而言，是描述性的和抒情性的，富於才情，優美瀟灑，充份體現了「京派」書評的鮮明特色。他有敏銳的藝術感覺，但與李健吾等「京派」書評家有所不同，並不飄逸空靈，他的書評既是印象主義的又不過於主觀，雖文采紛披卻不乏精到的文本細讀。他注重將作品置於作者整個創作進程中加以考察，如對沈從文《八駿圖》藝術處理手法的梳理；他留心已獲好評的作家，其新作出現偏差，仍毫不客氣地指陳，如對穆時英《五月》的批評；他也堅持「同情地理解」，善於發現作品中的熠熠閃光，如對何其芳《畫夢錄》的深入剖析、細緻品評，以至他的書評也與《畫夢錄》一樣引人入勝。他評小說看重人物形象的蘊含，論新詩強調新奇意象的擴展，說散文則欣賞思緒情愫的織繪，無不一一切中作品的肌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李影心這些書評對評估一九三0至四0年代新文學特別是「京派文學」的生產、傳播、接受和評論都不無裨益。
一九四九年以後，李影心似乎銷聲匿迹了。弔詭的是，一九五七年十月《文藝報》第廿八期發表了署名李影心的《劉紹棠所探索和追求的──評〈田野落霞〉》一文。此李影心即彼李影心耶？按理應該是。這是目前能夠見到的李影心在一九五0年代發表的唯一一篇文學批評，如果可以算文學批評的話。從此以後，李影心真的從文壇上消失了，完完全全消失了，成了又一位「文學史上的失蹤者」。
見載於《名采》2014年02月23日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