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謝稚柳在香港中文大學講學時，王南屏向他提出要把《王文公文集》和《宋王安石書楞嚴經旨要卷》捐獻給上海博物館，但有個條件，他在上海家中收藏的大批明清字畫要允許二百件出境。謝稚柳認為這個要求不高，可以按這個條件進行。
謝稚柳把自己的想法告訴館長沈之瑜和保管部主任馬承源，沈子瑜、馬承源都認為此事可行，就告知謝稚柳先鑒定這兩件東西的真偽。
謝稚柳雖然還未對這兩件藏品進行鑒定，就認為可行，他心中是有數的。王南屏的父親王有林，是上海有名的收藏家，他和謝稚柳不但都是常州人，而且又是親戚，早年愛好書畫，並有較高的鑒賞力，除經營染織行業外，喜歡搜集鑒賞歷代書畫。他珍藏有宋拓《張從申玄靜碑冊》、宋拓《清華寺碑》、元《楊維楨行書詩軸》、明《藍瑛人物山水軸》、《徐渭畫冊》等四百餘件，「文化大革命」後抄文物落實政策發還時，已將其中七十三件珍貴文物出讓給上海博物館。在謝稚柳心中，王南屏上海家中的收藏珍品可以說不多了。
對《王文公文集》，謝稚柳更清楚。這部宋刻龍舒本《王文公文集》是當今僅存的一部書，並一分為二，一部分藏日本東京宮內省圖書館，另一部分即為王南屏所藏的殘集七十六卷。王南屏所藏的殘集七十六卷，在未流出到香港之前，徐森玉即拍攝有玻璃版底片藏在故宮博物院。一九六二年，又在徐森玉的動員和督促下，將密封在鐵箱內三十多年的玻璃底片從故宮博物院找出來，與日本所藏合成一部完整的《王文公集》，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予以影印出版。四十年代，王南屏所藏即從內地流出去到香港，六十年代初期，《王文公文集》殘卷出現在香港書肆，徐森玉、謝稚柳就商量把它買回來，他們委託旅居香港的王南屏、徐伯郊進行這件事，最後為王南屏購得。本來說內地籌款再從王南屏手中購回，但十年動亂開始，此事即不了了之。在這之後，日本人曾千方百計要用重金向王南屏購買，均遭拒絕。王南屏說這是中國的國寶，又有約在先，不管等到什麼時候，都要把它送回內地。
《宋王安石書楞嚴經旨要卷》原系周家所藏，攜至臺灣，本想出讓給臺北故宮博物院，但臺北故宮無人肯定為真跡，亦無王安石手書墨蹟可作參證，所以拒絕收購。原藏主在失望之下托人請張大千審鑒。張大千一見頗欣賞，願出五萬美元購進，但藏主不願讓售。後攜至美國請王季遷轉售，未售出。至此藏主又攜至香港，為王南 屏購進。王南屏病危時留下遺言，此卷將送還內地，不應流落外人之手。謝稚柳鑒定後，認為是真跡無疑。
對於這段歷史情節，作為徐森玉的秘書汪慶正，當時他和徐森玉、謝稚柳在一個辦公室，他回憶這兩件東西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大概是一九六二年左右，徐森老就曾想辦法去弄回來，謝公（稚柳）也知道，就在辦公室裡不止一次談這件事情。正好那天北京圖書館的趙萬里來上海，他就把我拉出辦公室說：「小汪，我跟你打聽一件事情，聽說你們在尋王安石手書經卷和《王文公文集》？」我說：「是啊。」趙萬里說：「《王文公文集》這件東西，你無論如何跟徐森老說說，要拿到北京去，不能留在上海，這是全國最重要的東西。」我說：「你太心急了。」趙萬里就說：「我請你吃飯。」其實這件東西是想通過徐森玉的兒子徐伯郊去尋找，還只是停留在口頭上，沒有實施。趙萬里覺得指望我是不行了，他就回到辦公室親自跟徐森玉講，說：「今天我請客。」徐森玉說：「哪裡去吃？」當時上海請客最好的地方是紅房子，趙說：「在紅房子。不過有一件事情，《王文公文集》要拿到北京去，徐森老，你一直是北京圖書館的保護神，這個東西你一定要給北京圖書館。」以前，徐森玉與趙萬里的關係非常好，趙是學生輩的人物，比徐森老差一輩。聽了這話，徐森老一下子從椅子上跳起來大叫：「你放屁，你只知道把什麼都弄到北京去，你做夢，絕對不行。」謝公（稚柳）就在邊上打圓場說：「八字還沒一撇，你們鬧什麼，森老，你坐下來。」徐森玉坐了下來。趙萬里跑到徐森玉身邊，也坐下來，用手摸摸徐森老的光頭，就說：「平平氣，平平氣，以後再談。」徐森玉說：「沒什麼好談的。」趙萬里同徐森玉的關係非同一般，從來沒有人敢在徐森老的頭上摸。然後四個人就一同到紅房子吃飯。這也表現老一輩人對文物的熱愛，都有著志在必得的決心，但彼此間的人情味很濃。正如徐森玉下面有謝稚柳和潘伯鷹兩員幹將一樣，鄭振鐸下面有趙萬里和陳夢家、張蔥玉，他們都是不可多得的人物。
一九八四年，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聯合向文化部文物局寫了《關於接受香港王南屏捐獻宋代珍貴文物並允許落實政策的二百件明清書畫運港的請示報告》。文化部接到報告後又向國務院寫了報告，並獲得了批准。
為了不使國寶級的文物再流出境外，謝稚柳和上海博物館書畫組鍾銀蘭、單國霖對準備運往香港的二百件明清書畫，又重新鑒審了一遍，才裝箱運送。
一九八五年二月，《王文公文集》和《宋王安石書楞嚴經旨要卷》由黃宣佩到深圳去接收，運到上海，要為這兩件國寶和回歸舉行捐獻儀式。在舉行儀式之前，又將王安石手書經卷送到北京故宮博物院，請專家再作鑒定。專家們鑒定的結果：
「宋王安石書楞嚴經旨要卷今經鑒定，確系真跡。
徐邦達 啟功 冀淑英 丁瑜 史樹清 吳希賢 劉九庵 傅熹年
一九八六年三月八日」
舉行捐獻儀式時，王南屏已經去世，他的夫人房淑嫣在會上致詞說：「我很感謝各位來參加這個捐獻典禮。王南屏先生在世的時候，摯愛中華文物，他始終沒有忘記我們是中國人，所以這兩件東西保存了多年，即使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他也沒有把它典賣變錢。我們有六個子女，都到國外就學深造，需要很強的經濟實力，可是始終珍藏著這兩件東西。他的夙願是使中國文物回歸內地。王南屏先生不幸于兩月前逝世，現在我能夠為他做的就是這件大事，完成他未了之事。謝謝各位。」以二百件明清書畫換回宋代兩件文物，在博物館引起不同反響。鄭為對此事持反對態度，他認為這批字畫不能出境，這樣的交換「不值得」，並為此向有關方面寫了報告。直到一九九九年筆者去拜訪鄭為，談及此事時，他仍然是這樣認為，不改初衷。汪慶正說得風趣：這等於用二百位大學生換回兩個錢學森，有什麼不值得。何況出去的東西還會再回歸，如果這兩件東西東渡，就永遠不會再回來了。
《楞嚴經》唐般刺蜜諦譯，十卷。王安石摘錄其中觀世音發妙耳門，以聞思修，以「三十二應」隨機變化，現身說法，獲得「十四種無畏功德」一節。卷前錄有此經全稱「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經名一行，以此定名為《楞嚴經旨要》。
王安石在卷末自題「余歸鍾山道原假楞嚴本手自校正刻之寺中時元豐八年（一八零五）四月十一日臨川王安石稽首敬書。」
王安石是宋朝宰相，在他執政期間，推行新法，可謂雷厲風行，熙寧七年因新法受挫而辭退，次年再相，九年再辭，於是就歸隱江甯鍾山率弟子譚掞、蔡肇等人編纂《字說》。元豐七年，王安石自鍾山向皇上奏劄，要求以他居住的園屋為僧寺，並請求皇上賜匾額，皇上有旨，賜名「報寧」。他書寫的《楞嚴經》就是擬刻在寺內的。一代革新名相，寄居鍾山后曾有詩云：「霜筠雪柏鍾山寺，投走歸來寄此生」。此時王安石已是暮年，深悟佛理，抄經打坐，似乎不再計較世間的榮辱是非了。王安石所居在鍾山半山，自此他即以「半山」為號。蘇軾、黃庭堅、米芾曾赴鍾山造謁王安石，他們之間吟詩談藝，情深誼重。李公麟、葉致遠、俞清光、秀光等輩，對王安石的學問、事業皆極推崇時相追隨；李公麟為作《王荊公騎驢圖》。黃庭堅曾說：「荊公之門蓋晚多佳士。」
《王文公文集》的珍貴還不限於是宋刻孤本，而在文集的背面，皆為宋人書簡及宋代公牘，為宋代實物文獻，可補史冊之未詳。這又是日本所藏的殘卷 所沒有的。宋人印書常用公文廢紙，明人張萱《疑耀》稱：「長睿得雞林小紙一卷書章草（急就），余嘗疑之，幸獲校秘閣書籍，每見宋版書多以官府文版翻其背印 以行，如《治平類編》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寧五年公私文牒殘啟之故紙也。其紙極堅厚，背面光澤如一，故可兩用。」《王文公文集》的用紙，均有「向氏珍藏」印記，也就是用廢紙印的。書背于印書前，逐頁鈐有「向氏珍藏」楷書朱文長方印。
書簡的作者共六十二人，書簡三百餘通。諸人中見於《宋史》的有洪適、黃祖舜、葉義問、張運等，見於其他記載的二十餘人。其中有名官、將士、文人、學者。書簡中有友情回答、官場交際。文字則駢四儷六，書法則正書端楷。簡紙幅式大，行距也寬，為後來所罕見。
《王文公文集》為龍舒刻本，即宋代安徽舒城的官刻本。謝稚柳建議將文集的背後影印，由顧廷龍作序，遂成巨冊《宋人遺簡》，一舉而二得，湮掩於書背八百年之久的宋人遺簡，從此重見天日。
跋記：
本文原載於《文匯報》（二零零零年五月八日）。原文間用阿拉伯數字，今一併改為中文數字。文末說《王文公文集》背後所載宋人墨跡，經輯影而成《宋人遺簡》，書名有誤，應為《宋人佚簡》，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於一九九零年刊行。又，《宋王安石書楞嚴經旨要卷》已有影印本，名為《宋王安石書楞嚴經墨跡》，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於二零一四年刊行。去年書展曾一瞥，心動不已，唯此書售價人民幣三百六十元，行囊蕭索，終究沒買下。數日前，佛教文學課上老師導讀禪詩數首，有王安石〈定林所居〉：「屋繞灣溪竹繞山，溪山卻在白雲間。臨溪放艇依山坐，溪鳥山花共我閑。」旋憶及此書，悠悠半載矣。藏文小齋主人跋，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五日午後，嶺南大學圖書館一隅。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