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說「廣陵之曲江」〉

余少讀《文選》，至枚乘〈七發〉之賦曲江潮，為之神往，竊思何日得見此海天之大觀耶？二十餘年間，西游歐洲，南居嶺外，終不得一睹子胥之波臣。民國十七年秋，羈旅上海，於仲秋既望往觀於海寧，然後知枚生之辭，華而未嘗無實，鋪張而恰中事情也。歸途坐小舟，遵江溪，景物清新，心曠神怡，竊意楚太子何事如彼頭巾寒酸氣，告以巨觀，曰病未能，告以孔墨，乃霍然愈？於是益覺枚生所稱曲江之潮非浙江潮莫當，而所謂「廣陵之曲江」一語，更不能釋然於心矣。後來稍稍詢之治地理者，廣陵之稱，終不可解。今北都再危，憂憤忘事，爰檢屈辭，遂及枚賦。舊情既萌，獺祭群書，卒得證據，渙然冰釋矣。謹寫其解如下：

以曲江為浙江者，朱竹垞也。既以曲江為浙江，遂似不得不以廣陵為錢塘之城。見《曝書亭集》卷三十一，〈與越辰六書〉。以廣陵為近世所謂揚州城者，汪容甫也。既以廣陵為揚州城，遂似不得不以曲江當甘泉縣之小水。實則廣陵正是後之廣陵，曲江亦即後之浙江，事在易而兩君求之難矣。

地名，人為者也，可同名，可移徒，可訛謬。地理，自然界之事實也，人不得而改易，故論地當以自然事實為先。今浙江之潮，誠世界稀有之大觀，必入海之口為胃形，然後能成此奇跡。今世上有此現象者，錢塘江之外，僅南非一大川類似。若從汪氏說，以曲江為北江，則必二千年前，揚子江入海處與今日形狀大異，鎮江以下皆在海中，然後可也。夫崇明島至宋始大，今日東海海塘之築始於明代，固為熟知之事實。然謂西曆紀元第二世紀中，即枚乘生時，長江入海處與今日情形如此大差異，誠不可能，區區二千年，在歷史上固然久遠，在地質史上乃不成一單位。且浙江潮固歷代著名者，若揚子有同類之潮，枚乘之後不便即無稱道之者，歌詠之者。李善注固以曲江為揚子江者，乃不得不引山謙之《南徐州記》，《南齊書．地理志》，以佐證之。然所引僅謂有江濤耳，與〈七發〉所形容者迥別。今揚子江潮猶及蕪湖，然非浙江潮之類也。枚乘固云，「通望乎東海」，則觀潮處必東近海口，設以揚子當之，亦必如今日海門以下，非揚州鎮江之形勢也。又云：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湧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誠奮厥武，如震如怒。

則儼然今日浙江潮之畫圖也。酈道元，古代地理學之第一權威也。其序地理，雖不能盡由目驗，亦皆折之事實，絕非抄襲史傳，排比文詞者可比。其注江水，雖廬江郡以下自宋已闕佚，然其注浙江則云：

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餘。《吳越春秋》以為子胥文種之神也。昔子胥亮（忠）於吳，而浮屍於江，吳人憐之，立祠於江上，名曰胥山。《吳錄》云 ，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文種誠於越，而伏劍於山陰；越人哀之，葬於重山。文種既葬一年，子胥從海上負種俱去，游夫江海。故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濤無記焉。然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於是處焉。」

酈君明明以枚乘之曲江為浙江，汪氏舍此說，而乞靈於《南齊書．志》、《南徐州記》，誠忘輕重。且「曲」「浙」本一詞，其音變甚明。今按之地形，徵之字義，曲江潮之必為浙江潮，無可疑也。

廣陵一名始見於《史記．六國表》，慎覩王二年，即楚懷王十年（西前三一九），「城廣陵」。此當由滅越而起，前此十餘年，越為楚滅，故今城之。《史記》此處固未示吾人以廣陵之所在，然〈項羽本紀〉云：

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

是時項梁「舉吳中兵」，而召平渡江拜之。則廣陵之在江北明矣。且據上文所引《史記》兩事，廣陵自戰國即為重鎮，不容錢塘江上又有一小邑，用奪其稱。自漢以來，廣陵為邑，為國，為郡，班班可考。今按之沿革，廣陵城之必在江北，為近代所謂揚州城之前身，又無可疑也。

廣陵城既必在江北，曲江潮又必為浙江潮，則「廣陵之曲江」一詞其不詞乎？於是清帝弘曆曰：

〈七發〉之作，不過文人托事抒藻之為，如子虛亡是，騁其贍博。非必若山經地志，專供考資者之脈絡分明也。引見王先謙本《水經注》卷首。

此語糊塗之極！子虛亡是，固可空托，若言實在地名，則不能亂說，亂說必為時人所訓。崑崙玄圃，神話中之地名也，故屈平可以肆用之，然雲夢息慎，則實際地名矣，司馬長卿設子虛亡是，然不能言「齊之雲夢」、「楚之息慎」也。然則「廣陵之曲江」一詞，必為漢惠文時通行之語，或可通之稱。今宜尋其所由。若不然者，則〈七發〉必後人書矣。

以為廣陵國不涉江南者，乃誤讀《漢地理志》之故。《漢志》郡國皆哀帝元始二年制，與前此之郡國分合不同。《漢志》中之廣陵國境，乃成帝繼廣陵王胥之絕嗣，重立廣陵孝王子守以後之分土。元始二年，在王位者為守子弘，此時廣陵王國早失在江南之鄣郡，不止會稽而已。弘曆以《漢志》之廣陵國境論枚乘時事，其疏已甚。又《史記》褚少孫補〈三王世家〉記元狩六年廣陵王胥受封之策曰：

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漢書．武五子傳》同。

褚又曰「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為王，……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為作策以申戒之。」又曰：「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誡之曰云云。」《漢書》亦云：「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夫五湖，具區也，吳越，會稽郡是其本土。設若廣陵王胥初受封時，並不及於會稽，則《漢書》及褚補所云，皆為不根之談矣。

景帝后三年，武帝立，時年十六。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當在元朔元年。〈武五子傳〉云，「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亦戾太子生在元朔元年之證。衛夫人王夫人並寵幸於武帝，元朔元年三月，立皇后衛氏，是太子生然後立其母為嫡，戾太子前，武帝當無子。同日受封之齊閎燕旦廣陵胥三王，既皆不長於戾太子，而三人中齊王當居長，廣陵王又為燕王之同母弟。〈三王世家〉首列霍去病上書云，「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又曰，「皇子或在繈褓而立為諸侯王」。又，閎立八年，薨，而褚曰「早死」。《漢書．燕王旦傳》云，「旦壯大就國」。凡此皆足證明三王初立，正在數齡，未嘗即就國也。且由太子初生之元朔元年至三王受封之元狩六年僅十一年，尤為三王受封時少小之明證。廣陵王始封時既未就國，則此國自等於虛設，會稽仍為漢廷之郡。封策中雖已列入吳越之地，行政上仍為假設之邦。其後元鼎元光中，武帝大用事於甌閩，會稽郡為屯兵備戰之重地，則會稽之隸漢廷也，當仍而未改。逮後來胥就國時，或即沿此不得會稽郡矣。江都易王時代，曾兼有會稽郡否，今已不可詳知。江都易王之立，「治故吳國」，故吳都廣陵，則江都王亦都廣陵。王先謙依此以為江都兼有會稽之證，乃誤以「治故吳國」為「治吳」或「都吳」耳。《漢志》會稽郡下云，「景帝四年屬江都」，廣陵下云，「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並得鄣郡而不得吳。」顯相矛盾，未知孰是。考江都王建自殺國除在元狩二年，而建元三年即有會稽守，見〈嚴助傳〉，則江都王或未嘗有會稽郡，或先有而後失之耳。西漢諸王國境變化不常，時而益封，時而削地，時而自請歸之漢廷，今不可一一考證得之。要之，江都國廣陵國皆不得以為從來但為江北國，皆一度兼得會稽郡，即錢塘江流域，其踪跡今猶可尋也。

廣陵國非以江北為限，已如上文所述，然廣陵國之號既始於元狩六年，枚乘又為文景時人，在其前不應預知，豈〈七發〉固為後人所作，抑此語為後人所改耶？曰，不然，以所治之邑名其郡國者，漢世之通習也。吳王濞之國治廣陵，不治吳，則王濞之國在世俗稱謂中，應曰廣陵，不曰吳。作吳者策府之官號，作廣陵者民間之習語。請舉例以說之。終西漢之世，未嘗有吳郡，會稽郡治吳，郡不名吳也。《漢志》會稽郡下云，「高帝六年，為荊國，十二年，更名吳」，此謂王濞之國為荊之更名，非謂會稽郡。王濞之國與會稽郡，大小固絕非一事。《漢志》廣陵下云，「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並得彰郡而不得吳。」此處之吳，指會稽郡言，故與彰郡為對。然漢固未嘗有吳郡，是直以吳名會稽郡，即以會稽郡所治邑名會稽郡矣。例一也。〈枚乘傳〉曰，「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弘農置郡在武帝元鼎四年，景帝時已有弘農都尉者，漢初弘農當屬河南郡，蓋為河南郡都尉而治弘農（錢大昕說）。河南都尉治弘農，即稱弘農都尉，是又以治所名都尉之官也，例二也。劉濞之國，策名曰吳，然既都廣陵不都吳，則民間自以稱之曰廣陵為便。《越絕書》二，「高皇帝更封兄子濞為吳王，治廣陵，並有吳。立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越絕書》為東漢會稽人袁康、吳平所作，見楊慎《丹鉛錄》，其書稽古多不可據，而記會稽郡事則為親見親聞，其稱吳王「治廣陵，並有吳」者，可徵當時人心中固以濞為廣陵王，兼制吳地，國既在廣陵，國即稱廣陵矣。綜是以觀，王濞之國稱廣陵者，當時之通稱也。枚乘著書稱「廣陵之曲江」者，依時俗也。元狩六年封胥為廣陵王者，昔日民間之通稱，今升為官府之策名者也。其稱曲江必曰「廣陵之曲江」者，明曲江在廣陵所隸境內，猶曰「楚之雲夢吳之具區」也。知「廣陵」為王濞國之俗稱，則「廣陵之曲江」一詞之解，當從其易，不必求其難矣。閻百詩《潛丘劄記》三，論此事，與今此論有同處，然閻說無證，僅一假設，故為錢曉徵所議。今不引舉，讀者幸參看焉。

然則與其執「廣陵之曲江」一詞以疑〈七發〉為非枚乘作，毋寧執此以證其為枚乘作耳。

民國二十三年六月

本篇摘錄自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類編．歷史編．秦漢卷》（北京：中華書局，二零零九年），頁八十九至九十三。

錄後小跋：

午後逃課，獨往蘭臺，於架上檢出史語所集刊秦漢卷，系北京中華書局重編本。略覽目錄，前期以勞貞一、陳槃庵鴻文尤多，傅孟真究心上古，論秦漢史事者幾希。〈說「廣陵之曲江」〉一篇，撰於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觀開首所言，便知本篇為感時之作，其時民國學者多不能免，而況孟真先生乎？涉川跋於嶺大圖書館北翼一隅，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午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