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規、徐存平：〈張蔭麟先生著作繫年目錄並序〉

前言：

蔭麟先生（1905年11月——1942年10月）是我國近代著名史學家，所撰《中國史綱》（上古篇）一書，享譽海內外。其部分學術論文早已被臺灣學者裒為《張蔭麟文集》予以出版。先生年十八，考取北京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中等科三年級讀書時，於《學衡》雜誌第二十一期刊佈〈老子生後孔子百餘年之說質疑〉一文，與其恩師梁啟超相詰難。此後在近二十個春秋裡，共發表論著一百七十餘篇（種），都百餘萬言，多自辟蹊徑開風氣之作。

往歲，我曾編成先生著作繫年目錄，登載《思想與時代月刊》第十八期上，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出版。時在杭日戰爭期間，西遷遵義的國立浙江大學所藏雜誌甚少，所編《目錄》，多有遺漏，負疚良深！今冬適逢先生誕辰九十周年，爰命兒子存平就杭州大學所藏刊物，對我昔日纂輯的初稿，細加補正，篇目遂得倍增，了卻我平生夙願，並期供研究先生學術者參考。

徐規

一九九五年中秋於杭州大學

已發表之篇章（包括論文、書評、譯文等）
題目	雜誌、期卷號、年月日	備注
老子生後孔子百餘年之說質疑	《學衡》，21期，民國12年9月。
明清之際耶穌會教士在中國者及其著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清華週刊》，300期，12年12月。	附表一校補
錢大聽和他的著述	《清華週刊》，309期13年4月。
明清之際西學輸入中國考略	《清華學報》，1卷1期，13年6月。
紀元後二世紀間我國第一位大科學家——張衡	《東方雜誌》，21卷23號，13年12月10日。
張衡別傳	《學衡》，40期，14年4月。
評近人對於中國古史之討論	《學衡》，40期，14年4月。	「近人」即顧頡剛。收入顧編《古史辨》2冊。
葛蘭堅（C. H. Grandgent）論學校與教育	《學衡》，42期14年6月。	譯文。
宋燕肅吳德仁指南車造法考	《清華學報》，2卷1期，14年6月。	原著英國A. C. Moule，譯文。
葛蘭堅黑暗時代說	《學衡》，44期，14年8月。	譯文。
宋盧道隆吳德仁記里鼓車之造法	《清華學報》，2卷2期，14年12月。
洪亮吉及其人口論	《東方雜誌》，23卷2號，15年1月25日。
芬諾羅薩論中國文字之優點	《學衡》，56期，15年8月。	譯文。
中國印刷術發明述略	《學衡》，58期，15年10月。	原著J. J. L. Duyvendak，譯文。
《秦婦吟》之考證與校釋	《燕京學報》，1期，16年6月。	原著Lionel Giles，譯文。
雙忽雷影本跋	《史學與地學》，2期，16年7月。
九章及兩漢之數學	《燕京學報》，2期，16年12月。
斯賓格勒之文化論	《國聞週報》4卷48期，16年12月；4卷49期，16年12月；5卷10期，17年3月；5卷21期，17年6月；5卷22期，17年6月；5卷30期，17年8月；5卷31期，17年8月；5卷32期，17年8月；5卷33期，17年8月；5卷34期，17年9月。又見《學衡》61期，17年1月；66期，17年11月。	譯文。
譯李泰棻《西周史征》	《大公報．文學副刊》（天津版），3期，17年1月16日。
續評小說月報中國文學研究號	《大公報．文學副刊》（天津版），8期，17年2月27日。
評顧頡剛《春秋時的孔子與漢代的孔子》	《大公報．文學副刊》（天津版），8期，17年2月27日。	又轉載於《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2卷19期，17年3月6日。收入顧編《古史辨》2冊。
評顧頡剛《秦漢統一之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	《大公報．文學副刊》（天津版），8期，17年2月27日。	又轉載於《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2卷19期，17年3月6日。收入顧編《古史辨》2冊。
評馮友蘭《孔子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	《大公報．文學副刊》（天津版），9期，17年3月5日。
論歷史學之過去與未來	《學衡》，62期，17年3月。
覆于（鶴年）君函	《大公報．文學副刊》，11期，17年3月19日。	又轉載於《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3卷28期，17年5月9日。收入《古史辨》2冊。
評郭沫若譯《浮士德》上部	《大公報．文學副刊》，13期，17年4月2日。
評三宅俊成《中國風俗史略》	《大公報．文學副刊》，15期，17年4月16日。
評戈公振《中國報學史》	《大公報．文學副刊》，21期，17年5月28日。
王靜安先生與晚清思想界	《大公報．文學副刊》，2期，17年6月4日。	又轉載於《學衡》，64期，17年9月。
中國歷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	《燕京學報》，3期，17年6月。
評馮友蘭《儒家對於婚喪祭禮之理論》	《大公報．文學副刊》，27期，17年7月9日。	收入《古史辨》2冊。
駁朱希祖《中國古代鐵制兵器先行於南方考》	《大公報．文學副刊》，30期，17年7月30日。
羅色蒂女士棄絕詩（譯）	《學衡》，64期，17年9月。
評楊鴻烈《大思想家袁枚評傳》	《大公報．文學副刊》，43期，17年10月29日。
評胡適《白話文學史》上卷	《大公報．文學副刊》，48期，17年12月3日。
評〔蘇〕雪林女士《李義山戀愛事蹟考》	《大公報．文學副刊》，50期，17年12月17日。
評衛聚賢《古史研究》	《大公報．文學副刊》，52期，17年12月31日。
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之梁任公先生	《學衡》，67期，18年1月。	又見《大公報．文學副刊》，57期，18年2月11日。
王德卿傳	《學衡》，67期，18年1月。
所謂「中國女作家」	《大公報．文學副刊》，59期，18年2月25日。
杜伯斯《論中國語言之足用及中國無哲學 系統之故》	《大公報．文學副刊》，64期，18年4月1日。	譯文。又轉載於《學衡》，89期，18年5月。
評容庚《寶蘊樓彝器圖錄》	《大公報．文學副刊》，69期，18年5月6日。
白璧德《論班達與法國思想》	《大公報．文學副刊》，72期，18年5月27日。	譯文。
羅素《評現代人之心理》	《大公報．文學副刊》，74期，18年6月10日	譯文。
偽古文尚書案之反控與再鞫	《燕京學報》，5期，18年6月。
戴聞達英譯《商君書》	《大公報．文學副刊》，7期，18年7月1日。
納蘭成德傳	《學衡》，91期，18年7月。	又見《大公報．文學副刊》，7期，7月1日；78期，7月8日；79期，7月15日；80期，7月22日。
納蘭成德飲水詞注		18年暑假赴美國留學前交商務印書館出版，「一二八事變」毀於火。
革命詩選	《大公報．文學副刊》，110期，19年2月17日。	自美國寄稿。
司馬遷疑年之討論	《大公報．文學副刊》，126期，19年6月9日。
關於朱熹太極說之討論	《大公報．文學副刊》，148期，19年11月10日。	又載《國聞週報》，7卷50期，19年12月。
甲午中日海戰見聞記	《東方雜誌》，28卷6號，20年3月25日；7期，20年4月10日。	原著英國泰萊，譯文。
中國書藝批評學序言	《大公報．文學副刊》，171-174期，20年4月20、27日，5月4日、11日。
評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卷	《大公報．文學副刊》，176期，20年5月25日；177期，20年6月1日。	收入馮友蘭《三松堂學術文集》。
二戰士（原著德國海納，譯）	《大公報．文學副刊》，206期，20年12月21日。
評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大公報．文學副刊》，208期，21年1月4日。
浮士德．劇場上．楔子	《大公報．文學副刊》，223期，21年4月11日。	原著德國歌德，譯文。
浮士德．天上序劇	《大公報．文學副刊》，224期，21年4月18日。	譯文。
歷史之美學價值	《大公報．文學副刊》，238期，21年7月25日。
浮士德．本劇上部第一出．夜	《大公報．文學副刊》，243期，21年8月29日。	譯文。
浮士德．本劇上部第一出．夜	《大公報．文學副刊》，245期，21年9月12日。	續篇，譯文。
代戴東原靈魂致馮芝生先生書	《大公報．世界思潮》，14期，21年12月3日。
龔自珍誕生百四十年紀念	《大公報．文學副刊》，260期，21年12月26日。
傳統歷史哲學之總清算	《國風》雜誌，2卷1號，2年1月1日。
戴東原乩語選錄（二）	《大公報．世界思潮》，27期，2年3月2日。	涉川案：此即〈代戴東原靈魂致馮芝生先生書〉之續篇。
浮士德．上部第二出．城門前	《大公報．文學副刊》，273期，2年3月27日。	譯文。
羅素近年對於「理」的看法	《大公報．世界思潮》，33期，22年4月13日。	譯文。
羅素最近的心論	《大公報．世界思潮》，33期，22年4月13日。	譯文。
梁漱溟先生的鄉治論	《大公報．社會問題》，5期，22年4月15日。
浮士德．上部第二出．城門前	《大公報．文學副刊》，280期，22年5月15日。	譯文，續篇。
浮士德．本劇上部第三出．書齋	《大公報．文學副刊》，282期，22年5月29日。	譯文。
道德哲學之根本問題	《大公報．世界思潮》，40期，22年6月1日。
龔自珍《漢朝儒生行》本事考	《燕京學報》，13期，22年6月。
戴東原乩語選錄（三）	《大公報．世界思潮》，44期，22年6月29日。
中國民族前途的兩大障礙物	《國聞週報》，10卷26期，22年7月。
悼丁玲	《大公報．文學副刊》，296期，22年9月4日。	22年7月30日，自美國寄稿。
論思想自由與革命（對話體）——戴東原乩語選錄之四	《國聞週報》，10卷39期，22年10月。
戴東原乩語選錄（五）	《大公報．世界思潮》，57期，22年10月19日。
張蔭麟君來函（關於丁玲女士遇害的事）	《大公報．文學副刊》，305期，22年11月6日。
玩易（上下篇）	《大公報．世界思潮》，59期，22年11月16日。
評孫暇《春秋時代之世族》	《大公報．文學副刊》，307期，22年11月20日。
可能性是什麼—一個被忽略了的哲學問題	《大公報．世界思潮》，64期，23年1月25日。
戴東原乩語選錄（六）	《大公報．世界思潮》，67期，23年3月8日。
跋今本《紅樓夢》第一回	《大公報．圖書副刊》，17期，23年3月10日。
戴東原乩語選錄（七）	《大公報．世界思潮》，68期，23年3月22日；71期，23年5月3日續；75期，23年6月28日續。
珠玉新抄與義山雜纂	《大公報．圖書副刊》，28期，23年5月26日。
不列顛博物院所藏中國寫本瞥記	《國聞週報》，11卷21期，23年5月。	敦煌寫本。
道德哲學與道德標準	《大公報．世界思潮》，73期，23年5月31日。
與陳寅格論《漢朝儒生行》書	《燕京學報》，15期，23年6月。
小泉八雲撰《甲午戰後在日見聞記》	《國聞週報》，11卷28期，23年7月。	譯文。
讀《南腔北調集》	《大公報．圖書副刊》，44期，23年9月15日。
戴東原乩語選錄（八）	《大公報．世界思潮》，81期，23年9月20日。
甲午戰前中國之海軍	《大公報．史地週刊》，1期，23年9月21日；2期，23年9月28日。
關於歷史學家的當前責任	《大公報．史地週刊》，2期。
甲午中國海軍戰跡考	《清華學報》，10卷1期，24年1月。
關於中學國史教科書編纂的一些問題	《大公報．史地週刊》，24期，24年3月1日。
跋水窗春囈	《國聞週報》，12卷10期，24年3月。	記曾國藩之真相。
曾國藩與其幕府人物	《大公報．史地週刊》，36期，24年5月24日。	與學生李鼎芳合著。
嚴幾道	《大公報．史地週刊》，41期，24年6月28日。	與學生王杖合著。
孟子所述古田制釋義	《大公報．史地週刊》，42期，24年7月5日。
春秋「初稅畝」釋義	《大公報．史地週刊》，42期，24年7月5日。
評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卷	《清華學報》，10卷3期，24年7月。	收入馮友蘭《三松堂學術文集》。
春秋時代的爭霸史	《大公報．史地週刊》，52期，24年9月13日。
周代的封建社會	《清華學報》，10卷4期，24年10月。
論非法捕捉學生	《新社會》（上海），8卷7期，24年12月。
戰國時代鳥瞰	《大公報．史地週刊》，68期，25年1月10日。
戰國時代的思潮	《大公報．史地週刊》，75期，25年3月6日。
梁任公辛亥以前的政論與現在中國	《大公報．史地週刊》，79期，25年4月3日。
讀史雜記	《大公報．史地週刊》，79期，25年4月3日。
沈括編年事輯	《清華學報》，11卷2期，25年4月。
說民族的「自虐狂」	《獨立評論》，25年5月。
南宋初年的均富思想	《大公報．史地週刊》，87期，25年5月29日。
秦始皇帝	《大公報．史地週刊》，87期，25年5月29日。
中國古銅鏡雜記	《考古社刊》，4期，25年6月。
關於戊戌政變之新史料	《大公報．史地週刊》，95期，25年7月24日。
漢初的學術與政治	《大公報．史地週刊》，107期，25年10月16日。
南宋末年的民生與財政	北平《華北日報．史學週刊》，111期，25年11月12日。
端平入洛敗盟辨	《大公報．史地週刊》，112期，25年11月20日。
大漢帝國的發展	《大公報．史地週刊》，112期，25年11月20日。
南宋亡國史補	《燕京學報》，20期，25年12月。
讀史與讀易	《大公報．史地週刊》，118期，26年1月1日。
三國的混一	《益世報．史學副刊》（天津版），45期，26年1月12日。
戴東原乩語選錄乙編之一	《大公報．圖書副刊》，169期，26年2月18日。	為竊書案答辯。涉川案：即戴震疑竊趙一清《水經注》稿本之公案。
民生主義與中國的農民	《申報》，26年3月14日。
評冀筱泉（朝鼎）《中國歷史中的經濟樞紐區域》	《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5卷1期，26年3月。
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順之亂	《清華學報》，12卷2期，26年4月。
高小歷史教科書初稿征評	《大公報．史地週刊》，130期，26年4月2日；131期，4月9日；139期，6月4日。	擬作五十篇傳記，已寫成自序、大禹、孔子、墨子、商鞍、秦皇、漢武、張騫、馬援、張衡、諸葛亮、謝安、唐太宗、玄奘法師、杜甫等。
宋史兵志補闕	《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5卷2期，26年6月。
九國公約會議與中國抗戰前途	《國命旬刊》，3號，26年10月30日。
宋儒太極說之轉變	《新動向半月刊》（昆明），1卷2期，27年1月。
蔣委員長論抗戰必勝訓詞釋義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印行，28年3月。
論中下級政治幹部人員的培養	《掃蕩報》，28年□月□日。
陸學發微	《雲南大學學報》，1期，28年4月。
北宋的土地分配與社會騷動	《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6卷1期，28年6月。
陸象山的生平	《中國青年月刊》（重慶），1卷2期，28年8月。
近代西洋史學之趨勢	《中國青年月刊》（重慶），1卷5、6期，28年。	譯文。
論歷史科學	《益世報．史學副刊》（昆明版），24、25、26期，28年。
王瑬錢幣芻言	《益世報．史學副刊》（重慶版），28年。	附考證。
《中國史綱》自序	重慶青年書店本，29年6月。
五代時波斯人之華化	《益世報．史學副刊》，5期，29年5月30日。
南宋之軍隊	《益世報．史學副刊》，5期，29年5月30日。
《劉錡與順昌之戰》自序	《益世報．史學副刊》，6期，29年6月13日。
論史實之選擇與綜合	29年上半年發表，逝世後轉載於《思想與時代月刊》，18期，32年1月。
宋代南北社會之差異	《浙大史地雜誌》，1卷3期，29年9月。
歸納邏輯新論發端	《哲學評論》7卷4期，29年11月。
《順昌戰勝破賊錄》疏證	《清華學報》，13卷1期，30年4月。	附：順昌戰前之劉錡。
王陽明以前之知行合一說	《國立浙大師範學院院刊》，1集2冊，30年6月。
燕肅著作事跡考	《國立浙大文學院集刊》，1集，30年6月。
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	《文史雜誌》（重慶，顧頡剛主編），1卷7期，30年7月。
宋太宗繼統考實	《文史雜誌》（重慶，顧頡剛主編），1卷8期，30年8月。
柏格森（1859-1941）	《思想與時代月刊》創刊號，30年8月。
哲學與政治	《思想與時代月刊》，2期，30年9月。
泰戈爾愛因斯坦論實在與真理	《思想與時代月刊》，2期，30年9月。
從政治形態看世界的前途	《思想與時代月刊》，3期，30年10月。
關於戰時撫恤制度的一個建議	《大公報》，30年10月15日。
關於改善士兵生活之建議	《大公報》，30年10月29日。
跋梁任公別錄	《思想與時代月刊》，4期，30年10月。
宋朝的開國和開國規模	《思想與時代月刊》，4期，30年10月。
北宋的外患與變法	《思想與時代月刊》，5期，30年12月；6期，31年1月。
北宋關於家庭制度之法令	《益世報．文史副刊》，1期，31年2月17日。
懷黑特論哲學之正鵠	《思想與時代月刊》，8期，31年3月。
讀楊億《漢武詩》	《益世報．文史副刊》，31年5月28日。
宋武功大夫河東第二將折公墓誌銘跋	《益世報．文史副刊》，31年5月28日。
論中西文化的差異	《思想與時代月刊》，11期，31年6月。

未完稿、未發表之篇章
論修明政治的途徑	《大公報》（重慶版），31年10月27日。	以下諸篇發表於身後。涉川案：張蔭麟死於1942年（民國31年）10月24日。
師儒與商賈	《思想與時代月刊》，16期，31年11月。	十月八日絕筆，口授徐規筆述。
說同一	《思想與時代月刊》，17期，31年12月。	未完稿。
《中國史綱》獻辭	《益世報．文史副刊》，21期，31年12月。	用駢體文寫成。
《曾南豐（子固）先生年譜》序	重慶商務印書館本，32年版。	《年譜》作者為王煥鐮。
北宋四子之生活與思想	《思想與時代月刊》，27期，32年10月。	未完稿。
漢帝國的中興與衰亡	《思想與時代月刊》，30期，3年1月。	未完稿。
魏晉南北朝		題目殘缺
民主政制與中國
論傳記文學之創作
說心物
馬克思歷史觀的「晚年定論」
教育四議		一議課程，二議學校軍訓，三議師範教育，四議學校黨務。以上六篇未完稿、未發表。
托爾斯泰紀念文
戴趙《水經注》問題		以上兩篇的題目、發表年月、刊登雜誌，均未檢得。
組織宣傳與訓練		已否發表未查得。
宗教精神與抗建事業		《益世報．雷鳴遠司鐸紀念刊》登載最末一段。

已成之書
《中國史綱》（上古篇）		共十一章：（一）中國史黎明期的大勢；（二）周代的封建社會；（三）霸國與霸業；（四）孔子及其時世；（五）戰國時代的政治與社會；（六）戰國時代的思潮；（七）秦始皇與秦帝國；（八）秦漢之際；（九）大漢帝國的發展；（十）漢初的學術與政治；（十一）改制與易代。（東漢、魏晉南北朝及宋、明各代皆有初稿，惜多殘缺。曾撰《高中本國史教科書草目》一文，棄置北平。
《通史原理》四篇		（一）論史實之選擇與綜合；（二）論歷史哲學；（三）論歷史科學（譯文）；（四）近代西洋史學之趨勢（譯文）。

未成之書
《民國開國史長編》		在北平時，收集民國初年的史書頗多，曾交付研究生沈鑒（鏡如）作參考，盧溝橋事變後，沈逃離北平，書籍全部丟失。
《宋史新編》		在北平時，收購宋人史籍、文集、筆記較多，抗戰勝利後，由其夫人倫慧珠女士捐贈給浙大史地研究所，現存杭大歷史系。
《高小歷史教科書》		擬作五十篇傳記。
《歷史研究法》
《中國政治哲學史》

錄後記：

二月二十一日，見圖書館新購館藏中有張蔭麟《中國上古史綱》（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二零零一年）一書。末尾〈附錄四〉為徐規所撰〈張蔭麟先生著作繫年目錄〉（頁二六二至二七二）一文，原載於《思想與時代》第十八期（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這份目錄撰於抗戰之時，故缺漏甚多。一九九五年，徐規著其子徐存平將這份目錄加以校訂增補，改題為〈張蔭麟先生著作繫年目錄並序〉，載於《杭州師範學院學報》（一九九六年一月，頁十九至二十六）。原來篇首的序文被刪掉，徐規別撰一序，略作說明。取兩份目錄並置對讀，即見舊稿訛錯頗多，如〈王德卿傳〉、〈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之梁任公先生〉二篇應載於《學衡》第六十七期，而非八十五期。不過，新校的稿子格式頗不統一，注語有時以括號標示，有時則置於條目之後，而部分資料如發表日期有缺漏。今以後出的目錄為據，製成列表，挪置徐氏父子注語於附注一欄，遇有不宜挪移的文字，則一任其舊，但求清晰可讀而已。至於新舊目錄的對校、補訂，則需俟有心人。藏文小齋主人跋，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凌晨。

傅斯年：〈說「廣陵之曲江」〉

余少讀《文選》，至枚乘〈七發〉之賦曲江潮，為之神往，竊思何日得見此海天之大觀耶？二十餘年間，西游歐洲，南居嶺外，終不得一睹子胥之波臣。民國十七年秋，羈旅上海，於仲秋既望往觀於海寧，然後知枚生之辭，華而未嘗無實，鋪張而恰中事情也。歸途坐小舟，遵江溪，景物清新，心曠神怡，竊意楚太子何事如彼頭巾寒酸氣，告以巨觀，曰病未能，告以孔墨，乃霍然愈？於是益覺枚生所稱曲江之潮非浙江潮莫當，而所謂「廣陵之曲江」一語，更不能釋然於心矣。後來稍稍詢之治地理者，廣陵之稱，終不可解。今北都再危，憂憤忘事，爰檢屈辭，遂及枚賦。舊情既萌，獺祭群書，卒得證據，渙然冰釋矣。謹寫其解如下：

以曲江為浙江者，朱竹垞也。既以曲江為浙江，遂似不得不以廣陵為錢塘之城。見《曝書亭集》卷三十一，〈與越辰六書〉。以廣陵為近世所謂揚州城者，汪容甫也。既以廣陵為揚州城，遂似不得不以曲江當甘泉縣之小水。實則廣陵正是後之廣陵，曲江亦即後之浙江，事在易而兩君求之難矣。

地名，人為者也，可同名，可移徒，可訛謬。地理，自然界之事實也，人不得而改易，故論地當以自然事實為先。今浙江之潮，誠世界稀有之大觀，必入海之口為胃形，然後能成此奇跡。今世上有此現象者，錢塘江之外，僅南非一大川類似。若從汪氏說，以曲江為北江，則必二千年前，揚子江入海處與今日形狀大異，鎮江以下皆在海中，然後可也。夫崇明島至宋始大，今日東海海塘之築始於明代，固為熟知之事實。然謂西曆紀元第二世紀中，即枚乘生時，長江入海處與今日情形如此大差異，誠不可能，區區二千年，在歷史上固然久遠，在地質史上乃不成一單位。且浙江潮固歷代著名者，若揚子有同類之潮，枚乘之後不便即無稱道之者，歌詠之者。李善注固以曲江為揚子江者，乃不得不引山謙之《南徐州記》，《南齊書．地理志》，以佐證之。然所引僅謂有江濤耳，與〈七發〉所形容者迥別。今揚子江潮猶及蕪湖，然非浙江潮之類也。枚乘固云，「通望乎東海」，則觀潮處必東近海口，設以揚子當之，亦必如今日海門以下，非揚州鎮江之形勢也。又云：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湧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誠奮厥武，如震如怒。

則儼然今日浙江潮之畫圖也。酈道元，古代地理學之第一權威也。其序地理，雖不能盡由目驗，亦皆折之事實，絕非抄襲史傳，排比文詞者可比。其注江水，雖廬江郡以下自宋已闕佚，然其注浙江則云：

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餘。《吳越春秋》以為子胥文種之神也。昔子胥亮（忠）於吳，而浮屍於江，吳人憐之，立祠於江上，名曰胥山。《吳錄》云 ，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文種誠於越，而伏劍於山陰；越人哀之，葬於重山。文種既葬一年，子胥從海上負種俱去，游夫江海。故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濤無記焉。然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於是處焉。」

酈君明明以枚乘之曲江為浙江，汪氏舍此說，而乞靈於《南齊書．志》、《南徐州記》，誠忘輕重。且「曲」「浙」本一詞，其音變甚明。今按之地形，徵之字義，曲江潮之必為浙江潮，無可疑也。

廣陵一名始見於《史記．六國表》，慎覩王二年，即楚懷王十年（西前三一九），「城廣陵」。此當由滅越而起，前此十餘年，越為楚滅，故今城之。《史記》此處固未示吾人以廣陵之所在，然〈項羽本紀〉云：

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

是時項梁「舉吳中兵」，而召平渡江拜之。則廣陵之在江北明矣。且據上文所引《史記》兩事，廣陵自戰國即為重鎮，不容錢塘江上又有一小邑，用奪其稱。自漢以來，廣陵為邑，為國，為郡，班班可考。今按之沿革，廣陵城之必在江北，為近代所謂揚州城之前身，又無可疑也。

廣陵城既必在江北，曲江潮又必為浙江潮，則「廣陵之曲江」一詞其不詞乎？於是清帝弘曆曰：

〈七發〉之作，不過文人托事抒藻之為，如子虛亡是，騁其贍博。非必若山經地志，專供考資者之脈絡分明也。引見王先謙本《水經注》卷首。

此語糊塗之極！子虛亡是，固可空托，若言實在地名，則不能亂說，亂說必為時人所訓。崑崙玄圃，神話中之地名也，故屈平可以肆用之，然雲夢息慎，則實際地名矣，司馬長卿設子虛亡是，然不能言「齊之雲夢」、「楚之息慎」也。然則「廣陵之曲江」一詞，必為漢惠文時通行之語，或可通之稱。今宜尋其所由。若不然者，則〈七發〉必後人書矣。

以為廣陵國不涉江南者，乃誤讀《漢地理志》之故。《漢志》郡國皆哀帝元始二年制，與前此之郡國分合不同。《漢志》中之廣陵國境，乃成帝繼廣陵王胥之絕嗣，重立廣陵孝王子守以後之分土。元始二年，在王位者為守子弘，此時廣陵王國早失在江南之鄣郡，不止會稽而已。弘曆以《漢志》之廣陵國境論枚乘時事，其疏已甚。又《史記》褚少孫補〈三王世家〉記元狩六年廣陵王胥受封之策曰：

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漢書．武五子傳》同。

褚又曰「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為王，……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為作策以申戒之。」又曰：「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誡之曰云云。」《漢書》亦云：「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夫五湖，具區也，吳越，會稽郡是其本土。設若廣陵王胥初受封時，並不及於會稽，則《漢書》及褚補所云，皆為不根之談矣。

景帝后三年，武帝立，時年十六。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當在元朔元年。〈武五子傳〉云，「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亦戾太子生在元朔元年之證。衛夫人王夫人並寵幸於武帝，元朔元年三月，立皇后衛氏，是太子生然後立其母為嫡，戾太子前，武帝當無子。同日受封之齊閎燕旦廣陵胥三王，既皆不長於戾太子，而三人中齊王當居長，廣陵王又為燕王之同母弟。〈三王世家〉首列霍去病上書云，「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又曰，「皇子或在繈褓而立為諸侯王」。又，閎立八年，薨，而褚曰「早死」。《漢書．燕王旦傳》云，「旦壯大就國」。凡此皆足證明三王初立，正在數齡，未嘗即就國也。且由太子初生之元朔元年至三王受封之元狩六年僅十一年，尤為三王受封時少小之明證。廣陵王始封時既未就國，則此國自等於虛設，會稽仍為漢廷之郡。封策中雖已列入吳越之地，行政上仍為假設之邦。其後元鼎元光中，武帝大用事於甌閩，會稽郡為屯兵備戰之重地，則會稽之隸漢廷也，當仍而未改。逮後來胥就國時，或即沿此不得會稽郡矣。江都易王時代，曾兼有會稽郡否，今已不可詳知。江都易王之立，「治故吳國」，故吳都廣陵，則江都王亦都廣陵。王先謙依此以為江都兼有會稽之證，乃誤以「治故吳國」為「治吳」或「都吳」耳。《漢志》會稽郡下云，「景帝四年屬江都」，廣陵下云，「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並得鄣郡而不得吳。」顯相矛盾，未知孰是。考江都王建自殺國除在元狩二年，而建元三年即有會稽守，見〈嚴助傳〉，則江都王或未嘗有會稽郡，或先有而後失之耳。西漢諸王國境變化不常，時而益封，時而削地，時而自請歸之漢廷，今不可一一考證得之。要之，江都國廣陵國皆不得以為從來但為江北國，皆一度兼得會稽郡，即錢塘江流域，其踪跡今猶可尋也。

廣陵國非以江北為限，已如上文所述，然廣陵國之號既始於元狩六年，枚乘又為文景時人，在其前不應預知，豈〈七發〉固為後人所作，抑此語為後人所改耶？曰，不然，以所治之邑名其郡國者，漢世之通習也。吳王濞之國治廣陵，不治吳，則王濞之國在世俗稱謂中，應曰廣陵，不曰吳。作吳者策府之官號，作廣陵者民間之習語。請舉例以說之。終西漢之世，未嘗有吳郡，會稽郡治吳，郡不名吳也。《漢志》會稽郡下云，「高帝六年，為荊國，十二年，更名吳」，此謂王濞之國為荊之更名，非謂會稽郡。王濞之國與會稽郡，大小固絕非一事。《漢志》廣陵下云，「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並得彰郡而不得吳。」此處之吳，指會稽郡言，故與彰郡為對。然漢固未嘗有吳郡，是直以吳名會稽郡，即以會稽郡所治邑名會稽郡矣。例一也。〈枚乘傳〉曰，「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弘農置郡在武帝元鼎四年，景帝時已有弘農都尉者，漢初弘農當屬河南郡，蓋為河南郡都尉而治弘農（錢大昕說）。河南都尉治弘農，即稱弘農都尉，是又以治所名都尉之官也，例二也。劉濞之國，策名曰吳，然既都廣陵不都吳，則民間自以稱之曰廣陵為便。《越絕書》二，「高皇帝更封兄子濞為吳王，治廣陵，並有吳。立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越絕書》為東漢會稽人袁康、吳平所作，見楊慎《丹鉛錄》，其書稽古多不可據，而記會稽郡事則為親見親聞，其稱吳王「治廣陵，並有吳」者，可徵當時人心中固以濞為廣陵王，兼制吳地，國既在廣陵，國即稱廣陵矣。綜是以觀，王濞之國稱廣陵者，當時之通稱也。枚乘著書稱「廣陵之曲江」者，依時俗也。元狩六年封胥為廣陵王者，昔日民間之通稱，今升為官府之策名者也。其稱曲江必曰「廣陵之曲江」者，明曲江在廣陵所隸境內，猶曰「楚之雲夢吳之具區」也。知「廣陵」為王濞國之俗稱，則「廣陵之曲江」一詞之解，當從其易，不必求其難矣。閻百詩《潛丘劄記》三，論此事，與今此論有同處，然閻說無證，僅一假設，故為錢曉徵所議。今不引舉，讀者幸參看焉。

然則與其執「廣陵之曲江」一詞以疑〈七發〉為非枚乘作，毋寧執此以證其為枚乘作耳。

民國二十三年六月

本篇摘錄自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類編．歷史編．秦漢卷》（北京：中華書局，二零零九年），頁八十九至九十三。

錄後小跋：

午後逃課，獨往蘭臺，於架上檢出史語所集刊秦漢卷，系北京中華書局重編本。略覽目錄，前期以勞貞一、陳槃庵鴻文尤多，傅孟真究心上古，論秦漢史事者幾希。〈說「廣陵之曲江」〉一篇，撰於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觀開首所言，便知本篇為感時之作，其時民國學者多不能免，而況孟真先生乎？涉川跋於嶺大圖書館北翼一隅，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午窗。

錢理群：〈余杰《火與冰》序〉

我一直很有興趣讀余杰的文章——無論是公開發表的，還是他自稱為「抽屜裡的文學」，而且很樂意為他第一本散文集寫一點我的讀後感。

原因很簡單：他是九十年代北京大學的青年學生——這正是我（我們很多人）所陌生、而又應該瞭解（進而理解）的一代。

不（或不甚）瞭解卻又有了許多評論，而且大都是搖頭晃腦的惡評。——這也是頗為奇怪的。

我總覺得這樣的「一代不如一代」論有些可疑：我在研究近百年歷史時，早就發現，幾乎每一代人都不滿意於下一代，而且批評的言辭都差不多。比如手頭的這篇《老實說了吧》（已收入我編的《父父子子》一書中），就是劉半農（「五四」那一代）批評三十年代青年的，說他們不認真讀書、又喜歡亂罵人等等。如今三十年代的（還有四五十年代的）青年已成了婆婆與爺爺，他們對後輩（也包括九十年代青年）的批評，彷彿也是不（少）讀書、亂罵人之類：這歷史的循環是耐人尋味的。

然而歷史照樣前進——每一代人都被他的上代人所不滿，最後還是接了上一代人的班，完成了歷史賦予他們的使命，以致有資格來批評下一代人。

我因此而常常這樣想：為下一代人（尤其是青年人）擔憂，實在是杞人之憂。每一代人都會有他自己的問題。但既不能看得太重，最終也要靠他們自己來解決問題。青年本是多變，記得八十年代初，很多人都為當時某些青年喜歡戴蛤蟆眼鏡而痛心疾首，現在隨著時間的流逝，青年人自己也不戴了，即使有個別人戴大家也習以為常了。——一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時間：這大概也是我的兩個基本信念吧。

而且如魯迅所說：「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論？有醒著的，有睡著的，有昏著的，有躺著的，有玩著的，此外還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進的。」

余杰或許就是九十年代「醒著的」、「要前進的」青年中的一個？

只要翻翻他的這本集子（據我所知，大學四年他實際所寫比選出來的要多得多），就會承認：他讀的書很多。作為老師的我，還得承認：很多範圍都是我所不曾涉獵的。——這本也是正常的，應該如此的。

而且他還看了很多——「看」校園裡的老師、同學，以及校園景觀的形形色色；也「看」社會，關注自己所生存的國家、世界與宇宙所發生的一切。

他更是想了很多，很多，思考之廣與深，也讓我吃驚。他關於「自我」的拷問，更是近乎殘酷，也是最引起我的共鳴與深思的文字。

當然，他也罵人這給他帶來了意想不到的麻煩，他也因此成了校園內有爭議的人物。而我總要想起魯迅的那句話：「現在有幾位批評家很說現實主義可厭了，不厭事實而厭寫出，實在是萬分古怪的事。」而這「萬分古怪的事」發生在北大，更讓我這個北大人感到悲涼與羞辱。——作者在編選本書時，沒有收入這些有礙的文字，我是理解的，儘管不免有些遺憾。

自然，無論哪方面都還有發展的餘地——比如說，書在雜覽的同時，還要精讀；在校園裡看，畢竟不同於走出去，置身於社會的大海裡看；現實關懷之外，還要有形式上的關懷，思想的翅膀還有待更自由無羈，在更廣闊的領域飛翔；對自我的批判性審視似乎還可以更徹底些：在頂住壓力，堅持自己選定的道路的同時，也作點自我置疑，估計到可能存在的危機（陷阱），以免絕對化……等等。趁著還年輕，沒有必要過早地將自己定型化：這正是格局已定，僅能作最後的發揮的我輩所稱羨不已的。

最後一點，涉及我們（以及余杰自己）如何看待他的同代人的問題，這裡不妨多說幾句。

像余杰這樣的「醒著的」、「要前進的」青年是難能可貴的，他或許與富有歷史使命感的，在這個意義上也是更為傳統的知識分子，有著較為密切的精神聯繫，因此，我們讚賞他（和他同類的青年），對之寄以希望，是自然的，我甚至不想掩飾對他（與他們）的偏愛。——任何人都有權選擇自己的精神同道，而不論其年齡，是所謂「忘年」之誼。

但我同時警戒自己：不要因此而忽略、排斥其他的青年，即魯迅所說的「睡著的」（甚至「昏著的」、「玩著的」）青年。他們與我（與我們）有著更大的不同，因此也是更需要我（我們）去設身處地地理解的。正是他們構成了青年（以至社會）的大多數，只要不是充當社會的壓迫者及其奴才，他們對自己的生存方式的任何選擇，都應該受到尊重。那些「玩著」的青年，通過自己的誠實的勞動，更多地關注個人（與家庭）生活的安樂，是有他的合理性的。我們可以不作這樣的選擇，卻無權輕易地否定與排斥他們。歷史（社會）的前進運動是由少數「醒著的」的前驅者與「睡著、昏著、玩著」的沉默的大多數人共同組成與動作的，或者說是實現於他們之間的矛盾、衝突與互補、互滲中的，因而是缺一不可的。

余杰在他的文章裡經常談到自己的孤獨感，特別是同輩人中的異己感，這是可以理解的。我甚至想對他說，你選擇「思想者」的道路，也就選擇了孤獨，永遠與「豐富的痛苦」相伴，就將是你的宿命。但我同時想向他提出過來人的忠告：在孤獨中堅持自己的選擇與理解和尊重他人的不同選擇，並不矛盾；以「平常心」看待自己與他人，獲得寬容與大度，這將是更高的精神境界。——我自己也沒有達到，心嚮往之，而願與余杰及和他一樣的九十年代的青年人（與北大人）共勉。

錢理群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寫於燕北園

錄後記：

本篇摘錄自余杰所著《火與冰》（香港：天地圖書，一九九九年）開首錢理群所撰序文，原題為〈序一〉（頁一至四），今逕自改題如上所示。本書香港版另有摩羅（萬松生）所撰代序〈甚麼是寫作〉，亦堪一讀。藏文小齋主人錄並識，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日夜。

汪辟疆：〈讀書說示中文系諸生〉

古書至博，遍讀為難。畏其難而不事也則安陋；知其難而循序也則有功。不有啟迪，曷由問徑？徑又多歧，使無指示，則曠時日，敝精神，四稔蕆業，如墜雲霧，終無得也。今與諸君約：竭四年之力，熟讀十書；卷少者年誦二種，多者分年治之，務蘄貫達。以此治基，基固，則日進緝熙光明矣。

今諸君既入大學中文系矣，在學四年，日有講授，夜有溫習，須知此皆通詮綱領之觕（通「粗」）說耳，去學實遠。蓋此為研治專學之途徑，非謂終日徘徊此途徑中，便謂已到目的地也。欲達目的地，即可由此截斷眾流，揚颿（通「帆」）直薄，如王濬以樓船趨建業本領，直擣腹心，踞石頭以瞰長江，則收穫多矣。《四庫》著錄，何一非重要之書？然有源之水，只有此數，而此有數之源頭，又分別其源頭之源頭，則書更少，更易為力，守此幾部源頭書，鍥而不捨，雖約必博。反之，目罷墳籍，鮮窺根柢，猶之身處大江下流，徒駴（通「駭」）其汪洋灝瀚，而欲與之談汶阜氐道之濫觴，夔巫西陵之湍急，寧非夢囈？所謂雖博而仍陋也。今姑就此源頭書，略舉其最切要者數種，加以說明，俾先從事。源頭書不只此，但此為必讀而又須急讀者。若更求益，願以異日。

一、說文解字漢許慎著

清朱筠曰：「士必先治經，治經必先通文字訓詁。周公作《爾雅》，《釋詁》居首。保氏教六書，《說文》僅存。」故宜先誦習。

《爾雅》十九篇：《釋詁》、《釋言》、《釋訓》、《釋親》、《釋宮》、《釋器》、《釋樂》、《釋天》、《釋地》、《釋丘》、《釋山》、《釋水》、《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

《周禮．地官．保氏》：「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五曰六書。」

漢鄭玄注：「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漢書．藝文志》將六書之名定為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說文解字敘》定為指示、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

以上小學類一種

二、毛詩正義漢毛萇、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

三、禮記正義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張廣雅之洞曰：「治經次第，先治《詩》，次治《禮》。」此確論也。《詩》取諷誦，視它經為易。傳箋多以《禮》說《詩》。讀注疏既久，即知《禮》為群經關鍵。此節不打通，則經無由治。《周官》、《儀禮》、《禮記》稱《三禮》。今但取《禮記》者，以《禮記》發明禮意，且多漢初經師舊說，視二《禮》為易明，先其所急，非有輕重也。

以上經部二種

先生取《禮》，因說《詩》之需，故於群經實取《詩》一種，見其因材施教、循序漸進之法門。

四、荀子

五、莊子

季剛嘗言：「不讀《荀子》不知禮禮治，不讀《莊子》不知理理致。」此為至言。蓋儒家孔孟而外，惟荀子隆禮人治，切於實用，其義核，其文瑋，本末具備，故先之。漆園解老，旨遠文高，玄學之宗也。子家大輳，未之或先。

以上子部二種

《語》、《孟》皆入經，故於儒家取荀子。

六、漢書

七、資治通鑒

班《書》為紀傳之正宗，《通鑒》為編年之極則。讀史不先從事於此，無當也。太史公自屬奇作，視班尤高，然其書秦以前可證經，漢以後為班書取裁，姑舍是，以待他時專力，非初學所能遽通也。《通鑒》體用賅備，刪述偉業，非惟此處疑脫一「中」字文系必讀，即它系諸生亦必讀也。讀《漢書》時，宜附看《史通》。讀《通鑒》時，宜流覽《讀史方輿紀要》。

以上史部二種

《史通》二十卷，唐劉知幾著。凡內篇十卷三十九篇，外篇十卷十三篇，合五十二篇。內篇《體統》、《紕繆》、《張弛》三篇，宋時已亡，今存者四十九篇。內篇以《六家》開篇，析史籍之體為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總歸之則紀傳、編年二體也。其於紀傳一體，揚班而抑馬，乃謂「考茲六家，商榷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而朴散淳銷，時移世異，《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蓋因「《尚書》記周事，終秦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紀年》不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今先生稱《漢書》為紀傳正宗，其意本劉氏乎？至於取《資治通鑒》而舍《左傳》，或者亦非惟以史書目之也。

《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清顧祖禹著。原名《二十一史方輿紀要》。祖禹生逢鼎革，避居虞山，切切不忘亡明，一以匡復故國為念。故是書之撰，用心在天下地利攻守戰備之旨，如梁任公即稱「景範之書，實為極有別裁之軍事地理」。前九卷敘歷代州域形勢，以時為綱，以地為目，以下一百一十四卷以明兩京十三布政使司之建制為綱，以時為目，體裁獨特。其指掌山川江河，曆論興亡得失，詳三才之要，精審嚴密，實為奇作，正與溫公以「資治」命名之意合，且《通鑒》以時為經，《紀要》以地為經，足資互補之功。

八、楚辭

九、文選

十、杜詩

此治文學必讀之書也。治文先以《騷》《選》，則託體必高，摛詞必雅，精者求氣韻，粗者獵藻繢，皆可名家。讀此書時，最宜取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同時讀之。杜詩上承八代，下開唐宋，為詩家轉變一大樞紐，百世不祧，萬古常新，取此一家，廬牟萬族矣。或有杜、韓並稱者。余謂昌黎雖高，其真實本領，只須從經子、孟堅、揚雲求之，已監其腦，未足儷杜也。

以上集部三種

詩家風、騷並舉，今《三百篇》既入經，自以楚辭為首。以下總集、別集之最高者各一。

此約之又約者也。數書在前人皆可於十五歲以前誦畢，至遲亦可於二十歲誦畢，今則雖大學中文系，亦視為高文典冊矣。

或曰：今既知某書宜讀矣，然則讀之之法奈何？余應之曰：綜合古今人讀書之法有四，即口到、目到、手到、心到是已。耳到似要，惟不可專恃，驗以目到，乃可恃耳。《宋書》：「沈慶之曰：眾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顏氏家訓》曰：「嘗見謂矜誕為誇毗，呼高年為富有春秋，皆耳學之過也。」慶之武人，宜有此語，顏介所譏，則士大夫不學之過也。今學校風尚，純任耳學，故章太炎先生極言其失。余謂耳學為聽官，聽固不可失，惟既聽之後，必當發篋陳書，關出出典，始為可信。顏介所謂「談說製文，援引古昔，必須眼學，勿信耳受」也。此即驗以目治之說也。諸君必深明於此，耳受方有作用。否則道聼塗説，強為飾辭，自誤誤人，謬種流傳矣。

四到之顯然易見而用之極有功效者，略舉於下方：

一、誦讀        誦讀者，古今人讀書不易之法也。誦讀有二，即背讀、熟讀是也。背讀，如《魏志》：「王粲與人共讀道旁碑，人問日：卿能暗記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明楊基詩云：「九齡六經已畢讀，掩卷背誦無掣肘。」是古人讀書，固尚背讀矣。即就近代言，清季學童入學伊始，識字千餘，即授以四書五經，塾師必責以背誦；稍長，看經疏，經文多能隨口舉讀，了無違差，即其效也。故上列十書，如《詩經》、《禮記》全文，及《漢書》、《莊》、《荀》、《騷》、《選》、杜詩名篇，皆宜背讀。且不僅背讀也，更宜時時溫習而背誦之，則終身用之不盡矣。此得「故」至於熟讀，或疑與背讀無殊，實則不然。背讀，必隨口舉其全文，一字無誤。熟讀，在深曉篇章大義，了無疑滯。蘇軾詩云：「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又樓鑰詩云：「新詩熟讀歎微言。」朱子語錄云：「書貴熟讀，讀多自然曉。」此皆為熟讀二字注腳。蓋書無論新舊，文無論古今，往往初讀一過，只得其觕，再讀則別有理解，三四讀則喻其深微，故貴多讀。多讀，即熟讀之謂也。今日學子有一通病，書未終卷，輒動謂無足觀；略覽一過，即奮臆論得失，刊佈雖多，幾何不令通人齒冷乎？故上列諸書，如《漢書》、《通鑒》之類，當非一讀便能了事，宜時時讀之，歲歲讀之，一二遍之後，繼以三遍四遍，久則微言妙緒，窺見真際，如此，方謂之熟讀。此又不僅指諸書而言，即他書在學術上有永久價值者，亦準此，不可忽也。

二、閱讀        有背讀之書，有熟讀之書，有閱讀之書。背讀熟讀，既於誦讀言之矣。然此猶別標閱讀者，即前人所指為涉獵之書也。經史諸子文翰之源頭書，最要者宜背讀，次要者宜熟讀。惟文籍既廣，學術至博，以古人言，則有羽翼經傳之群書，殫見洽聞之雅記，何莫非學者閱讀之書？以今日言，則有殊方異域之譯籍，近代名賢之造述，不可自封，且或有與古書古學互相印證者，烏可棄置？唐杜牧為一代詩文宗匠，而語侄阿宜，必讀李、杜、韓、柳四家詩文。宋晁說之最為窮經篤古之士，嘗勉其侄公武讀《歐陽文忠集》，謂不可去手。而明末顧亭林、夏存古，皆日讀《邸鈔》。清陳沆得龔自珍文，閉戶三日，不見賓客。此前人不薄今人之明徵也。凡此皆宜閱讀之書。惟閱讀之書，必有擇別。漫無擇別，隨意閱讀，則猥瑣冗濫之小品，空洞無實之議論，一知半解之考證，淺學薄植之短書，非惟無益，害且立見。然古今人書，至多且濫，惟欲定一標準，何書宜閱讀？何書宜屏絕？其事大難。亡已，姑將余曩年日記中所定條例，略加增訂，迻錄於此，以供參考：

（一）經學書有家法有師承者，可看。無家法無師承者，而其說為有家法有師承者所徵引，且每見不一見者，亦可看。否則屏絕。小學書準此。

（二）史書有鑒裁史料有體例史法有宗旨史識者，可看。

（三）雜史有來歷有獨到且翔實可據者，可看。

（四）史學書有通識有別裁有斷制者，可看。

（五）地理書宜取其最古者數種，如《禹貢》、《河渠書》、《史記》卷二十九、《漢書．地理志》、《水經注》之類，昕夕精研，以明其沿革遷流。唐、宋則《元和郡縣誌》、《太平寰宇記》，可資佐證。最近者姑以《嘉慶重修一統志》為準。餘則緩看。

余意增宋人《元豐九域志》一種，而《嘉慶志》可緩看。

（六）政書有專著有通載。專著，如《周官》、《唐六典》、《唐律疏義》是也；通載，如《通典》、《文獻通考》是也，並宜看。凡發策決科之《兔園策府》，宜屏絕。

《兔園策府》：三十卷，唐杜嗣先輯。嗣先受蔣王李惲之命，仿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為訓注而成。惲，太宗第七子，封蔣王。後世以之喻淺薄陋書。

政書自唐杜佑《通典》後，歷代續纂者不絕，至有「十通」。余意增宋鄭樵《通志》一種，其《二十略》尤著，其《校讎略》、《藝文略》、《金石略》、《圖譜略》尤著之著也，其《校讎略》乃吾國校讎學專著之始，尤著之著之著也。

（七）目錄書以《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為正宗。而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之書亦佳。蓋一為史志，一為私家著錄也。宜先看。餘則後看。

（八）子書本有古子近子之分。凡古子雖殘佚，一字不容放過。近子亦不失古法，但文采豐縟耳。宜看。古子近子之分，出西晉荀勖之《中經新簿》，以先秦諸子為古子，近世子家為近子。宋後子家歧出，儒家必入理學語錄，雜家必入筆記叢談。理學不腐，筆談不妄，且有關於經史文翰考證者，可看。否則屏絕之，因看不勝看也。

（九）詩文最多最濫。唐以前人集，可看。宋元則宜嚴擇，其學有本源者，可看。否則緩看或不看。清人集中，凡多經史考訂名賢誌狀金石題跋者，可看。詩家有獨到無習氣者，可看。否則不看無害也。

（十）總集博大者，可看。選集除《文選》已列入上十種外，餘如《玉臺新詠》、《古文苑》可看。唐人選集，存者不多。宋元而後則濫矣。其學有宗主者，則強古人以就我；其學無深詣者，則隨目論為高下。此類選本總集，終身不看可也。

唐人所選唐詩，今存世十種，有1958年上海中華書局影印本，此極貴重者，固不待言，然先生謂宋元後選集終身不看可也，似可商榷。若學有宗主者，雖不無強古人以就我之弊，而吾輩欲知其學探其源，則選本為絕好之窺測途徑。又文體代興，詩文無論，詞曲小說，則非宋以後不能精備。先生專就詩文而立論也。

（十一）叢書包羅較廣，有用之書亦多，本無別擇。但為治學計，《龍溪精舍叢書》，收漢魏六朝人書，最多最要。而近時流行之《四部叢刊》、《四部備要》，其中古書至多，皆可看者也。

（十二）古逸書在唐以前，而後人有輯本者，可看。其見於唐以前注本，如《漢書》注、《三國志》注、《世說新語》注、《水經》注、《文選》注者，一字不可放過。

（十三）類書品格最下亦最濫。但唐如《藝文類聚》、《初學記》，宋如《太平御覽》、《玉海》，收古書最多。今並無存，賴此數書以傳，可看。明以後，此類書宜屏絕。

明《永樂大典》存古書亦夥，不可屏絕。

（十四）書鈔在六朝唐初最盛，但鈔而不類，故與類書不同。今存者如《群書治要》、《意林》，皆可看。亦因其保存古書至多也。宋人《太平廣記》，雖以類別，但多唐宋間古本小說，文亦瑰麗，可看。曾慥《類說》亦準此。餘皆可不看。

（十五）官書冗濫惡劣，且成於眾手，謬誤太多，最宜屏絕。清代御撰中，惟《全唐詩》、《全唐文》、《大清一統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差可看。知其得，亦當知其失也。

（十六）邸鈔，即今政府頒行令告也。官吏有關國計民生大政大典呈文，亦準此。宜看。此條不急，可緩。

（十七）近賢譯著，凡博大精深見解獨到者，可看。其摭拾剿襲理解謬妄者，宜屏絕。近時出版較易，決不可以刊行與否為斷，要以書之內容精審與否為斷。至於妄言謬解，一見，即宜棄去，再無此閒工夫看下去也。

今西學昌明，更勝先生著書之時，此吾輩之幸，或亦不幸也。海外學人撰述之富不啻中國，其抉擇甚緊要，故先生之言垂七十載而愈顯。余意我中文系學子，可先由西方文學理論與批評之作入手，若美之耶魯學派；進而考察其思想史外延諸作，即可與藝文相發明者，若亞里斯多德之《詩學》、丹納之《藝術哲學》、海德格爾之《林中路》；至於專門之哲學典籍，過於深奧，無餘力不讀亦可。

以上十七條，姑定為閱覽書條例。準此，不致漫無擇別矣。大抵誦讀閱讀兩項，初學最宜判別，而先後各殊。書之應誦讀者，必為基本之基本書。應閱讀者次之。惟初學必宜先有數種精讀熟讀之書，為之根柢，然後從事閱覽，方有擇別，獲益自宏。曾湘鄉嘗言：「應讀之書，宜緩宜熟；應閱之書，宜速宜多。讀書如守城，深塹高壘，效死勿去；閱書如攻城，輕騎剽悍，所向無前。」此語得之。願學者三思也。

三、鈔讀        古代書極難得，人皆鈔讀。唐末板刻始行，而鈔讀之功遂廢。然宋如宋祁、洪邁，明如顧炎武，亦嘗鈔而讀之；學者固未嘗廢也。藏書家如毛鈔明季毛氏汲古閣、葉鈔清季葉昌熾，有《藏書紀事詩》，更無論矣。鈔書之有益於學，齊衡陽王鈞數語盡之。《南史》：「齊衡陽王鈞嘗手自細書，寫五經，都為一卷，置於巾箱中。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索，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經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此即巾箱本《五經》之由來也。至言鈔書之樂者，如王筠云：「余少好鈔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歡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遠者不論，以余所親見言之，伯祖殿撰公（上鳴下相，道光癸巳科）及古愚公，皆有手寫十三經（編者按：「十三經」後原有「爾雅」，今刪）、《說文》，至今世世寶藏。而友好如黃季剛晚年，余親見其每日恭楷寫經文三頁；張閬聲（名宗祥，海寧人）手寫書幾逾五千卷。黃、張二先生庋藏甚富，而必手自鈔寫者，蓋以書非寫不能精讀也。今者東禍日亟，海寓雲擾，荒鳶所肆，烈於嬴灰，墳籍日少，即習見者亦不易得。於此時而提倡鈔書，一則免購求之繁難，—則廣副本之流布，皆事之不可緩者也。況書經鈔寫，易記易得，如蕭鈞所云云者乎！竊以鈔書亦有六等：一曰全鈔，基本書全鈔全讀，如巾箱《五經》是也；二曰節鈔，讀書時隨所嗜而節鈔之，如《群書治要》、《意林》是也；三曰撰鈔，每閱讀一書將其書中精要，撰次而鈔之，如《九經要義》、《文選》、《理學權輿》、《說文段注撰要》是也；四曰比鈔，兩書皆有相當地位，比合鈔之，如《班馬異同》、《新舊唐書合鈔》是也；五曰摘鈔，隨所閱覽，摘其字句而鈔之，如《兩漢博聞》、《兩漢蒙拾》是也；六曰類鈔，與摘鈔略同，但分類隸屬，以便撏扯，如《文選類林》、《楚騷綺語》是也。鈔書至此，似為最下，然取便記憶，本無不可，出以示人，則貽譏餖飣矣。以上六種鈔書法，惟三四兩項，等於著書，非別具手眼，明於條例，不可輕言。其他四種，一二為讀書人所必致力，五六則為博覽與詞章家所從事，各有效用，未可相非。今余所諄諄於諸君者，為讀書而鈔書，如是則一二兩種之鈔書法，在今日尤亟亟也。

四、參讀        誦讀、閱讀、鈔讀之外，尚有參讀之法焉，斯其尤要者也。蓋誦讀口到，閱讀目到，鈔讀手到，而參讀則心到也。以一為主，而三者輔之，各程其用，非謂主一而廢三也。參者，即參伍錯綜之謂，或三或五，以相參合，而後古今之情得，蘊藏之義昭。孔氏之舉一反三，春秋之屬辭比事，雖不盡指此，然研讀之士，亦嘗竊取斯義，以盡讀書之法。昔韋諛雅好儒學，於群言秘要之義，無不綜覽。而潘岳之誄楊仲武云：「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此所謂綜覽，蓋亦參合比勘之義。讀書者能明乎此，則群言秘要，前人義旨，不難玩索而得矣。竊以參讀之法，亦有數等。一曰，有因意同而參讀者。例如：徐幹論名物大義之得失，與班《志》六藝序論略同；抱朴子論文章今勝於古，與《論衡》案書之說正合，取以相參，義旨愈明。一曰，有因事同而參讀者。例如：三代秦漢之古事，而經典與百家，詳略互見；六朝唐宋之大典大事，而官書與私家，是非不同，比類並參，情偽斯得。一曰，有因文同而參讀者。例如昌黎改玉川月蝕之詩，而讀玉川詩者，必讀昌黎；義山改《會昌一品》之序，而讀鄭亞序者，必及義山，兩兩比勘，瑕瑜自見。一曰，有因人同而參讀者。例如同一人也，而史書之前後互見，狀志與正史不同；其不見於史傳者，而眾家所記，出入亦多，博采旁搜，神智煥發。一曰，有因地同而參讀者。例如同一華山也，而讀《御覽》之記華山，宜取《三水小牘》之記華山同讀，奇趣自生；同一蜀峽也，而讀《水經注》之摹寫三峽，宜取陸遊之《入蜀記》、范成大之《吳船錄》、王士禎之《蜀道驛程記》同讀，厥味無窮。然此五者但就參讀略發其凡耳。尚有因書同而參讀之一法，余早年用之，獲益良多，今更為諸君告之。夫所謂經子文翰之源頭書者，既為百代常新之作，吾人之所鑽研，亦即古人之所鑽研。古人於研讀之餘，舉其所得，或校正其音讀；或詳注其名物；或疏說其大義；或發明其條例；或由本書以求與他書之關連；或由他書以證本書之旨趣。吾人只須留意目錄，即見本文上列諸書，而目錄簿籍中，往往於原書之下，縷列前人有關本書之著作，不下數十餘種，即知此為必讀之書，亦即必參讀之書。惟此參讀之書，亦宜別擇。蓋時有今古，故聞見互殊，學有淺深，斯良楛各別。且書既繁多，一時難致眾本；說尤厖雜，創獲貴於因仍，是必有別裁焉。故於讀《說文》時，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馮桂芬《說文段注考正》、嚴可均《說文聲類》必須參讀，而桂馥、王筠、朱駿聲之書次之；讀毛詩時，《呂氏家塾讀詩記》呂祖謙、嚴粲《詩緝》、陳奐《毛詩傳疏》、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王劼《毛詩讀》必須參讀，而朱子、何楷之書次之；讀《史記》時，司馬貞《史記索隱》、張守節《史記正義》、梁玉繩《史記志疑》必須參讀，而杭世駿、尚鎔、張文虎、沈家本之書次之；讀《文選》時，余蕭客《文選音義》、《文選紀聞》、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張雲璈《選學膠言》、梁章鉅《文選旁證》、朱珔《文選集釋》、薛傳均《文選古字通疏證》、胡紹煐《文選箋證》、胡克家《文選考異》，必須參讀，而陳景雲、何焯、朱銘、許巽行、李詳之書次之。他如讀《戴記》，宜參以衛湜、杭世駿之書；讀《荀子》，宜參以王先謙之書；讀《莊子》，宜參以王夫之、郭慶藩之書；讀《漢書》，宜參以王先謙之書；讀《通鑒》，宜參以袁樞之書；讀《楚辭》，宜參以朱子、林兆珂之書；讀杜詩，宜參以錢謙益、仇兆鼇之書，此舉其犖犖者也。至短書雅記，尤難更僕，依類求之，依書求之，博極一書，茲其發軔也。參讀之法，余嘗取古本或白文本為讀本，同時即盡力搜求關於此書之注釋考證諸書，悉置幾案，日誦白文一卷或一篇既畢，然後將幾案所備諸家校注，逐篇檢閱，遇有文句歧異、考證糾紛者，摘記於冊，若已別有所見出於諸家之外者，別紙疏記之。如是，則某一書讀畢，同時亦將諸家之書讀畢。聞見既博，理解亦增，其效可操券也。余幼時，嘗疑天下書不能遍讀，而耆年宿學，隨所叩鳴，罔不條舉得失，心尤異之。繼乃知其下帷伊始，即用參讀之法，積以歲月，守以恒心，曲達旁通，纖細備照，記醜學博，非無故也。或日：參讀洵善矣，今世難方殷，尋常讀本，尚不易得，安從得此多書以供參讀耶？曰：此亦視其志向堅定與否而已，苟立志堅定，多方訪求，書非奇僻，不難立致。昔鄭樵論求書之法有八：一曰即類以求，二曰旁類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求書之道，此為昭析。余曩時搜集酈道元《水經注》諸本，不下五十餘種。抗戰西遷，悉棄之金陵。僑渝五載，或購或假，陸續所獲，已逾半數，而楊守敬、熊會貞之《水經注疏》稿本，沈炳巽之《水經注集釋訂訛》沈欽韓之《水經注疏證》，反逾舊藏之外，皆用夾漈鄭樵別號，因故鄉福建莆田山名求書之法而得之者也。若本文所舉必讀之幾部源頭書，關於諸書應參讀之本，更屬尋常，但須從學校及私人所藏求之，咄嗟立辦，是在好學者勉力赴之耳。凡此皆讀書法之最切實而有效者也。最後更有二事為諸君告者。其一事，讀書時必要伏案。蓋讀書不伏案，則不能聚精會神，全力貫注。闕此工夫，則書義本不深微，相失即在交臂。余見現代青年，不乏穎異，惟展卷攻讀，或息偃匡床，或徘徊戶闥，至於臨流踞石，藉草拈花，在古則為雅人深致，在今則覺栖栖不遑。欲做一真正讀書人，此病必當痛戒。其一事，讀書時必要點讀。古書本難句讀，句讀必有師傳。漢人傳經，即傳句讀。蓋句讀不明，文義即失，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今日青年絕不措意，而惟恃書局之標點，囫圇讀過，謬誤百出，貽笑通人。揆厥原因，皆由未能親加點讀耳。至點讀形式，可用逗句二法。《宋史．何基傳》：「基所讀書，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基所用標點，今不得見，恐亦用逗句及他種符號也。此非細事，慎無忽焉。

書至此，因憶兒時，先君口授歐陽文忠《讀書》一詩。年十二，先母饒太夫人臥疾梁園，每夜問寢之餘，必命余兄弟口誦一過，以資慰藉。今忽忽四十矣！此樂胡可得？所難忘者，一燈明滅，雙髻繞床，爐煙繚嫋，琅琅歌聲。偶一念及，肝腸淒斷。今再錄歐詩以殿吾文者，甚願諸君以余之蹉跎歲月為戒；而歐公中年以宦情坐失研摩，又不可執一而論也。停筆感歎，有淚連絲！

歐陽修《讀書》

吾生本寒儒，老尚把書卷。眼力雖已疲，心意殊未倦。正經守唐虞，偽說起秦漢。篇章異句讀，解詁及箋傳。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斷。初如兩軍交，乘勝方酣戰。當其旗鼓催，不覺人馬汗。至哉天下樂，終日在幾案。念昔始從師，力學希仕宦。豈敢取聲名，惟期脫貧賤。忘食日已晡，燃薪夜侵旦。謂言得志後，便可焚筆硯。少償辛苦時，惟事寢與飯。歲月不我留，一生今過半。中間嘗忝竊，內外職文翰。官榮日清近，廩給亦豐羨。人情慎所習，酖毒比安宴。漸追時俗流，稍稍學營辦。杯盤窮水陸，賓客羅俊彥。自從中年來，人事攻百箭。非惟職有憂，亦自老可歎。形骸苦衰病，心志亦退懦。前時可喜事，閉眼不欲見。惟尋舊讀書，簡編多朽斷。古人重溫故，官事幸有間。乃知讀書勤，其樂固無限。少而干祿利，老用忘憂患。又知物貴久，至寶見百煉。紛華暫時好，俯仰浮雲散。淡泊味愈長，始終殊不變。何時乞殘骸，萬一免罪譴。買書載舟歸，築室潁水岸。平生頗論述，詮次加點竄。庶幾垂後世，不默死芻豢。信哉蠹書魚，韓子語非訕。

原載《中國學報》第一卷第一期

本文摘錄自汪辟疆著：《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六三至七六。

跋記：

余友寄示徐有富〈汪辟疆目錄學成就管窺〉一文，暇時閱一過，且自圖書館架上檢出《汪辟疆文集》，覽其目錄，中有〈讀書說示中文系諸生〉。網上搜得同名篇章，而行文夾有他人之旁注，標點略異，然無礙閱讀，不知何許人手筆。其注簡明，姑且存之，以朱色楷體區別之。今略作整理，錄存一過，以嚮讀者。藏文小齋主人錄並跋於嶺大圖書館一隅，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五日午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