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摩：〈八股文與古文譜系的嬗變〉

內容提要：

八股文和古文是一對相互依存的概念。在八股文定型的過程中，明代臺閣文人起著重要作用，而臺閣體古文是繼承唐宋古文而來的；正、嘉年間唐宋派強調「以古文為時文」，其目的在挑戰臺閣文人主導的古文和八股文；明末清初，八股文與古文的歷史被人為地改寫，臺閣諸人的影響逐漸式微，歸有光的作用被凸顯出來。由此形成兩種不同的八股文與古文譜系。八股文與古文相互滲透，形成了一種八股化的古文，對明清的文學以及文化思想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關鍵字：

明清文學、八股文、古文、以古文為時文、八股化

八股文是明清兩代科舉考試中最為重要的文體，又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臭名昭著的一種文體，在許多人的心目中，它就是封建、保守、愚昧和僵化的代名詞。而古文就大為不同，提起古文，人們自然就會想起韓愈、歐陽修、蘇東坡和歸有光，想起《唐宋八大家文鈔》和《古文觀止》，覺得它是古代文學遺產的優秀代表。古文與八股文，一好一壞，似乎是永遠不搭界的。然而通過對文學史的考察，我們發覺兩者並不是永不相交的平行線，而是時有交集，甚至重合，由此構成了明清文學史的一個重要特色。

一、不一樣的八股，不一樣的古文

一般認為，明代八股文是成化年間在李東陽、丘濬、吳寬、王鏊這些臺閣文人的手中定型的。在八股文文體標準的形成過程中，丘濬等人起了重要的導向作用。成化十一年丘濬擔任會試副主考，八股大家王鏊正是此科的會元，所以有人說「明興舉業爾雅，自丘文莊公知貢舉始。」[1]晚明八股名家錢禧說：「論文者首成、弘，而當時前後典文者如徐時用（溥）、丘仲深（濬）、吳原博（寬）、李賓之（東陽）、謝于喬（遷）、王濟之（鏊）、張廷祥（元禎）諸公，有厭古喜新、生心害政之憂。故其取士刊文，必以明經合傳為主。所傳諸程墨，凡理學題必平正通達，事實題必典則渾厚。明體達用，文質得中，彬彬稱絕盛者，諸君子挽回之力也。」[2](P57)從此，純雅通暢成為制義的典型風格，「成化、弘治文體」也就成為歷來官方所推崇的經典制義文體。

就明代的古文而言，依然是臺閣文人在主導。黃宗羲認為這些人就是明代的文統之所在，他說：「予謂有明之文統始於宋（濂）、方（孝孺），東里（楊士奇）嗣之。東里之後，北歸西涯（李東陽），南歸震澤（王鏊）、匏庵（吳寬）。」[3]（卷二，王守仁《諫迎佛疏》評語）而這些臺閣詞臣大致是屬於韓、歐以來的古文譜系，其文以典則正大為風尚，主要以歐陽修、蘇軾和曾鞏為師法對象。張慎言《何文毅公全集序》云：「當代名相之業，莫著於楚石首楊文定，值締建之初，補天浴日，策勳亡兩，於是文章尚宋廬陵氏，號臺閣體，與世向風。其後權散而不收，學士大夫各挾其所長，奔命辭苑，至長沙李文正出，倡明其學，權復收於臺閣。」[4]這一段文字說明以臺閣重臣而兼文壇領袖的楊溥、李東陽等人，論文是以韓、歐為宗的。至於吳寬的文章，王鏊評論說：「紆餘有歐之態，老成有韓之格」，[5]（卷十三，匏翁家藏集序）表明他也是學宗韓歐的。而王鏊自己呢？霍韜序其文集云：「先生早學於蘇，晚學於韓，折中於程朱」，[5]（卷首，震澤集序）也屬於韓歐一系。這些臺閣文人在正、嘉之前不但被視為古文正宗，也是八股文的奠基者，他們主導了成化以至正、嘉的古文和八股文的發展。

但這種局面在正、嘉之後開始受到挑戰。唐宋派及歸有光等人提出了「以古文為時文」的主張，這個主張隱含著這樣的意思，即臺閣文人所寫的八股文不夠好，需要援引古文來改造。事實上，俞長城在康熙年間編選的《一百二十名家制義》中對成化時期制義大家吳寬、王鏊等人的八股文已經許以「古文」的評語了，也就是做到了「以古文為時文」。唐宋派之所以舊事重提，說明他們對「古文」的理解存在差異，屬於不同的「古文」譜系。由此看來，唐宋派所提倡的「古文」是他們自己紹述的唐宋古文，決不是臺閣文人所紹述的唐宋古文。李東陽、王鏊等人雖然也是師法韓歐的古文，但他們的古文確實與韓歐有著不同之處。韓歐為文強調與道合一，正如歐陽修所謂的「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蘇東坡《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引）。而明代自宋濂以至吳寬、王鏊等臺閣諸人皆崇尚博雅，道學氣息不甚濃厚，與韓歐諸人不盡相同；他們紹述的唐宋古文在風格上偏重平易雍容之致，結果卻流於膚廓空泛，進而影響及制藝。正是如此，才引起歸有光等人的不滿，試圖重建他們認為已經失落的文統。他們採取的策略就是越過臺閣諸人，以唐宋派直接上承唐宋八大家。這一策略在啟、禎之後得到艾南英、呂留良等人的積極回應，影響日重，終於形成了一種有別於臺閣體的新文統。

但在唐宋派內部，對臺閣文人的看法仍有分歧。在茅坤看來，作為有明一代制藝宗師的王鏊，其時文與古文已經融而為一了。茅坤認為：「妄謂舉子業，今文也。然苟得其至，即謂之古文亦可也。世之為古文者必當本之六籍以求其至，而為舉子業者，亦當由濂洛關閩以訴六籍，而務得聖賢之精，而不涉世間，不落言詮。本朝獨王守溪為最上乘，唐太史輩間亦從而羽翼之。」[6]（卷六，復王進士書）這說明在茅坤生活的嘉、隆時期，王鏊作為制義宗師、古文大家的地位依然無人可以撼動。而其時所謂「以古文為時文」的大家歸有光依然寂寞江濱，九上春官，年及六旬，最後才博得一第。由此可見，歸有光的「時文」是不怎麼入「時」的，他的大家地位要待以後追認。

歸有光本來在古文和時文領域裡的影響力很有限，在啟、禎之後受到學宗程朱、尊崇道學的呂留良等人的追捧，於是才逐漸成為震爍一時的古文、時文大家。對歸有光而言，無論是成化時期的臺閣詞臣，還是同時代的唐順之諸人，聲望皆在他之上。要真正成為明代文壇的祭酒，就必須把以前這些老名家的影響消除掉，當然這項工作是由景仰歸有光的後學來做的。呂留良就是這樣一位後學，作為明末清初八股文評選大家，他以道學自命，故對於唐宋派提出的「以古文為時文」之說頗不以為然。文即文耳，何古與時之分？他認為：「王守溪、瞿昆湖、鄧定宇、李九我、湯睡庵、許鍾斗諸公，非時文家所稱正宗者乎，然其文集具在，曾無足與太僕平衡者，何也？大都不能一者也。不能一者，非其古文不如，乃其時文故卑也。若太僕則不知有所謂時文者，故其文集亦不知有所謂古文焉，一而已。」[7]王鏊是明代的八股聖人、制藝之祖，而呂留良卻來個釜底抽薪，乾脆否定他在八股文上的崇高地位。在呂留良看來，以王、瞿等曆科會元為代表的時文正宗，其地位已遠不能與歸有光相比了，他們八股文的體格過於卑弱，不能做到古文與時文合而為一。雖然王鏊等人也是學宗韓歐的，但在呂氏等人的眼裡，他們不配做韓歐的嫡傳，歸有光才是時文與古文一身而兼之的大師，才是韓歐的真正嫡傳。明代八股文和古文的不同譜系以此為分野。

唐順之作為唐宋派的主將，又是「以古文為時文」的中堅，本來他的地位是高於歸有光的，但後來也逐漸讓位於歸有光。呂留良的一段評論也許可使我們明白其中的原委：「荊川之學，初時根柢於程朱，甚正。第所得淺耳，亦自知其淺也，而求上焉。雖為王畿、李贄之徒所惑，而駸駸於良知之說，於是乎，荊川之學遂無成。然其制義，雖晚年遊戲宦稿，未嘗敢竄入異旨，流露離叛之意。此猶入門時從正之功也。其文超詣剪剔，寫無形之境於眼前，道難盡之詞於句外，言各如人，人各生面，得史漢不傳之妙。惟震川先生熟於經，故其文廣淵；荊川先生熟於史，故其文精卓。足配震川者，惟荊川耳。自余諸公，則不過時文而已矣，於古人實未深得也。」[7]短短一段話，已將唐不如歸之處和盤托出。自宋代以來文統與道統之間一直存在著緊張的關係。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都試圖消弭這種緊張關係，以追求一種文道合一的境界，故談文必論道。蓋唐氏於程朱之學不甚純正，中途又誤入良知之說，況且唐精於史，而歸精於經，四部之中，經高於史，故唐只能居歸之次。

在呂留良等人之後，桐城派也不斷提升歸有光的地位，終於成功地改寫了歷史，歸有光在明代古文與八股文歷史上的地位也隨之確立了，且逐漸獲得了官方的認可。如乾隆二十四年奉上諭：「有明決科之文，流派不皆純正，但如歸有光、黃淳耀數人，皆能以古文為時文，至今具可師法。」（《制義叢話》卷九引）歸有光文學史地位的崛起，標誌著明代臺閣詞臣主導的古文和八股文譜系逐漸式微。

八股文和古文本來是一對相互依存的概念。就明代古文與八股文的關係而言，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自化、治以至隆、萬，以王鏊、錢福等為時文大家的時期，這是明代八股文的正統所在，也是明代八股文發展的自足自然階段，大音希聲，談無可談；一是啟、禎以後，經呂留良諸人的努力，突出了歸有光等人的地位，人為的因素顯著增加，援古文入時文，此一趨勢肇始於正、嘉，而大興於啟、禎之後，清代以後被視為八股文的正宗。後人談八股與古文一般偏重後一階段，即突出唐宋派及歸有光的影響，進而上溯唐宋八大家，下及桐城派，逐漸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經典敘述。

二、古文對八股文的影響

唐宋八家古文與科舉的關係至深至遠。《制義叢話》卷二引胡調德之言曰：「唐以前，無專以文為教者。至韓昌黎〈答李翊書〉、柳柳州〈答韋中立書〉、老泉〈上田樞密書〉、〈上歐陽內翰書〉、蘇穎濱〈上韓太尉書〉，乃定文章指南。」韓、柳、歐、蘇為什麼能成為古文大家，這一段話道出了原因。一方面固然與其自身才能有關，一方面也不能忽視其作為老師的地位。以前所謂的老師，主要是教章句之學。抗顏為人師，示人以文章的法度，引領無數後學，使人有規矩可循的，唐有韓愈，宋有歐陽修，這才奠定古文的地位，同時也奠定了他們古文宗師的地位。

本來在宋代古文與科舉考試之間就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如《古文關鍵》、《文章軌範》等選本已為當時應試人說法，開明人之陋習。古文家談文法，示人以作文的途徑，其手段主要就是評點標識。評點標識的好處是直觀明白，便於初學。如呂祖謙《古文關鍵》「論作文法」云：「文字一篇之中，須有數行齊整處，須有數行不齊整處。或緩或急，或顯或晦，緩急顯晦相間，使人不知其為緩急顯晦。常使經緯相通，有一脈過接乎其間然後可。蓋有形者綱目，無形者血脈也。」這種評選與科舉考試相結合的方法，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呂祖謙之後，謝枋得《文章軌範》踵事增華，直至明代唐順之的《文編》、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鈔》，無不是沿著這條道路來編選的，其初衷無非是指導初學作文罷了，當然這種作文一般是為科舉做準備的。既然為科舉而設，難免會以時文的標準來取捨，於是在編選的過程中，自然選取那些與科舉考試相近的文章，士子們耳濡目染，在科場裡作文自然與文選裡的那些古文相接近，這就為古文與時文的合流提供了契機。一般讀書人在這選定的古文世界裡摸爬滾打，做時藝，求功名，渾然不覺古文之外尚別有天地，這是古文與時文合流的社會背景。正是挾世俗之力，這些選本才獲得了令人難以想像的權威地位，也正是與科舉的勢力相結合，這些選本才在後人的心目中塑造了古文經典的地位。經過千百年的積澱，逐漸塑造出了中國古文的經典系統，即唐宋八大家——唐順之、歸有光等唐宋派——桐城派這一譜系。

方苞作為古文名家而兼八股大家，對於八股文與古文的關係自然十分關心，在《欽定四書文》中不時地發表他的意見。如在《正嘉四書文》卷三歸有光「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章文評語云：「以古文為時文，自唐荊川始，而歸震川又恢之以閎肆。如此等文實能以韓歐之氣達程朱之理，而吻合於當年之語意。縱橫排蕩，任其自然，後有作者不可及也已。」同卷歸氏「先進於禮樂」一章文評語云：「原評擬之史漢，未免太過，方之唐宋八大家中，其歐曾之流亞歟。」在諸多明清八股文選的評語中，「韓歐」、「歐曾」往往並稱，在八大家中出現的幾率最高，由此也說明此三人的古文對八股文的影響最大。

選家們選古文以資時文，為初學指點迷津，獲得廣泛的社會影響。正反開合、虛實照應是所謂「以古文為時文」的慣用法寶，也是唐宋八大家以來所總結的作文經驗，唐宋派諸人又將其總結發揮，施之於八股和古文中。如王慎中提出為文要「正反、開闔、抑揚、唱喏、順逆、周折、騁控、張歙，其變不窮」；[8]茅坤也說，為文要「起伏、呼應、虛實、開闔」，[6]（卷三十一，文訣五條訓縉兒輩）這是講佈局謀篇。此外，古文所謂的跌宕之氣，則主要體現在節奏上，注意平仄的協調，以及虛字的使用。所有這些都對八股文產生了重要影響。朱錫庚序其父朱筠文集云：「元明以還，迄於本朝，以古文辭自命者，輒以韓、柳、歐、曾、王、蘇諸集為宗，號稱八大家。似近著作之旨，然不師其意，徒襲其貌；未成文章，先生蹊徑；初無感發，輒起波瀾。不問事之巨細，專以簡練為工；無分言之短長，每以詰聲為古。遂乃劃段為文，模仿蹈襲，雷同剿竊，如出一手。苟不如其所為，轉相非笑。自是文道榛塞，不絕如線矣！」[9]學古文者如此，學時文者也如此。流風所及，黃茅白葦，彌望皆是矣。

三、八股文對明清古文的影響

唐宋的古文曾經滋養過八股文，八股文知恩圖報，又將反哺古文。然而由於它的勢力太大，古文勢將不堪。前面講過古文對八股的影響首先是通過古文選本來進行的，到了後來八股文對古文的影響也是首先通過古文選本進行的。明代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鈔》和清初儲欣的《唐宋十大家全集錄》都是重要的古文選本，然而它們的編選評點也深受八股文的影響。四庫提要云：「茅坤所錄，大抵以八比法說之。儲欣雖以便於舉業譏坤，而核其所論，亦相去不能分寸。夫能為八比者，其源必出於古文，自明以來歷歷可數。坤與欣即古文以講八比，未始非探本之論。然論八比而沿溯古文，為八比之正脈；論古文而專為八比設，則非古文之正脈」[10](P1727)王應奎更具體指出了茅坤的評選之法，《柳南續筆》卷三「茅選唐宋八家」條云：「余觀此書，頗斤斤於起伏照應、波瀾轉折之間，而其中一段精神命脈不可磨滅之處，卻未曾著眼，有識者恒病之。」[11]起伏照應、波瀾轉折就是他的法寶，也是宋代以來古文和時文共同遵守的律令，這就為古文與時文逐漸合流提供了基礎。

八股文對明清的讀書人來說是一種「素質」訓練，無人不讀，無人不做的。其結果當然就成為讀書人的一種內在的素質，經常會自覺不自覺地表現出來。唐順之是唐宋派的首領，也是被後人視為「以古文為時文」的主將，他的古文應該很醇正了，然而也難免雜有八股的成分。其《答茅鹿門書》一文是因茅坤對自己的責難，「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而作的回復，文章具有明顯的八股格式。文末黃百家評曰：「只六股便無限轉折。」[3]（卷二十一）如果再加上最後重論秦漢與唐宋存與不存兩股文字，則儼然八股矣。黃氏在文章中勾畫圈點，純然八股評點法。在明代八股文的發展史上，唐順之被視為「以古文為時文」的大家，而這篇文章說明唐氏也能反其道而行之，「以時文為古文」。這也說明，時文與古文是可以合二為一的。其實，自唐順之、歸有光開始，八股與古文發展的趨勢就是走向融合。

方苞作為桐城派古文的主將，曾經受到漢學大師錢大昕「以時文為古文」的批評，觀其古文《原過》中的一段文字，說是制藝中的六股，恐怕也不算為過吧。《原過》云：

君子之過，值人事之變，而無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觀理而不審者十之三；眾人之過，無心而蹈之者十之三，自知而不能勝其欲者十之七。故君子之過，誠所謂過也，蓋仁義之過中者爾；眾人之過，非所謂過也，其惡之小者爾！上乎君子而為聖人者，其得過也，必以人事之變，觀理而不審者則鮮矣；下乎眾人而為小人者，皆不勝其欲，而動於惡，其無心而蹈之者亦鮮矣。[12](P75)

做慣了八股的人，雖然高喊古文義法，試圖借此展示自己的博雅，終究難免放腳女人的尷尬，走起路來扭扭捏捏，難以掩飾其自小纏足的真相。明代盛期的八股作者，例如王鏊等人，文章氣象博大，裁對整齊，終為一代典範。後來的八股作者，故意在作文中弄些不甚整齊的對偶，以便增加文章的古意，適與方苞此類文章相仿佛，也正好說明兩者之間漸行漸近的因緣。

更有甚者，有以截搭題之提挽釣渡之技法來寫古文的。清儒李紱〈狄文惠公李文正公論〉一文，就是將唐代的狄仁傑和明代的李東陽拉在一起做文章。清末范當世〈武昌張先生七十壽言〉一文本來是為曾國藩四大弟子之一的張裕釗做的，竟能拉來李鴻章、黃體芳作陪客，將毫不相關的三個人的祝壽之言天然綰合在一起，極搭題狡獪之伎倆。[13]

四、八股化古文的批判

自明中葉以後，唐宋派和桐城派在古文領域佔據著主導地位，他們自覺地提倡「以古文為時文」，卻不自覺地做到了「以時文為古文」，八股文與古文相互融合，逐漸形成一種八股化的古文，成為明清社會最為通行的文體。而清代漢學興起的文化背景之一就是八股的彌漫四海，造成士子的空疏不學，故漢學家對八股及其近親唐宋派以來的古文大加撻伐。漢學家與桐城派的爭論一直持續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夕，章太炎之友生如黃侃、劉師培等在北大提倡魏晉六朝以對抗桐城派的古文，周作人更是終其一生都在反對桐城古文。

周作人對於古文與八股深有研究，他曾指出：「古文與八股之關係不但在桐城派為然，就是唐宋八大家傳誦的古文亦無不然。韓退之諸人固然不曾考過八股時文，不過如作文偏重音調氣勢，則其音樂的趨向必然與八股接近，至少在後世所流傳模仿的就是這一類。」[14](P669)所以清代學者對八股化古文如桐城派的批判，逐漸又演變為對唐宋八大家的批判，有追根溯源的目的。對於桐城派、歸有光與唐宋八大家的關係，朱一新總結說：「桐城名學八家，實則祖歐陽而禰震川，高者兼法《史記》，但法其雋峭者多，雄偉者少，歸太僕之家法，固如是也。宋文惟介甫最高，而最難學。次則南豐，源出匡劉，淵懿質厚，南宋人多效之，朱子尤為具體，而稍緩弱。震川兼師歐曾，然不逮南豐之質厚，雖時代為之，亦由經術深淺之異耳。桐城沖淡，乃其佳處。文境惟沖淡最難，但未學雄奇，專學沖淡，易流薄弱。桐城之不能為班、馬、韓、柳者，亦以此。」[15](P87)所謂的桐城派，是在姚鼐之時才有意識地建立宗派，上溯至劉大櫆、方苞，再到歸有光，再追溯當然就是唐宋八家了。這一統系的古文在其形成發展的過程中確實與八股有著密切的關係，即便是唐宋八大家地位的凸顯也與宋代以來的科舉考試密切相關。本來唐宋八家已不能完全代表唐宋文學的演變，而後來的古文家卻連八家也不能全學，他們主要關注的是歐曾，路子越來越狹窄，弊病也就越來越多。

注釋：

[1]明張弘道、張凝道輯.皇明三元考（卷七，「成化乙未科」）[M].北京圖書館影印古籍珍本叢刊本.

[2]梁章钜.制義叢話（卷四）[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3]黃宗羲.明文授讀[M].四庫存目叢書本.

[4]張慎言.何文毅公全集序[A].黃宗羲編.明文海（卷二五三）[M].四庫全書本.

[5]王鏊.震澤集[M].四庫全書本.

[6]茅坤.茅鹿門先生文集[M].四庫全書本.

[7]呂留良.呂子評語餘編（卷一）[M].四庫禁毀叢書本.

[8]王慎中.義則序[A].遵岩集（卷九）[M].四庫全書本.

[9]朱錫庚.笥河文集序[A].朱筠.笥河文集（卷首）[M].續修四庫全書本.

[10]唐宋文醇提要[A].四庫全書總目（卷190）.北京：中華書局，1965.

[11]王應奎.柳南續筆[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2]方苞著，劉季高點校.方苞集（卷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3]李光摩.論截搭題[J].學術研究，2006,(4).

[14]周作人.談韓退之與桐城派[A].鐘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千百年眼[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

[15]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二）[M].北京：中華書局，2000.

（本文摘錄自《學術研究》，2008年第4期，頁136-140。）

肖從禮、趙蘭香：〈金關漢簡「孔子知道之易」為《齊論．知道》佚文蠡測〉

摘要：

在西漢時期的《論語》中最為重要的是《古論》、《魯論》和《齊論》三家。《齊論》與《古論》、《魯論》最大的區別在於多了〈問王〉、〈知道〉二篇。西漢末期，安昌侯張禹綜合《齊論》和《魯論》後形成的《論語》二十篇為世人尊崇。此後，包括〈問王〉和〈知道〉二篇在內的《齊論》至遲在三國魏晉時期亡佚，〈知道〉篇則完全失考。肩水金關出土的「孔子知道之易」漢簡或即《齊論．知道》佚文。簡文〈知道〉書寫時代與《齊論》流傳時間相當；與儒家學說有密切關系；符合《論語》的命篇原則和分章提示；為戍邊吏卒習字簡。

關鍵詞：《論語》、《齊論》、〈知道〉、金關漢簡

       《漢書．藝文志》載：「《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據〈藝文志〉記載，西漢時傳授《論語》者12家，計229篇。其中較為重要的傳授為《古論》、《魯論》和《齊論》三種傳本。《古論》即西漢武帝時出孔子壁中的古《論語》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孔安國為之做過訓解，因巫蠱之難，此古《論語》僅存於秘府。亡佚於魏晉時。《魯論》為魯人傳本，凡二十篇，此為今傳《論語》篇次所據之本。《齊論》二十二篇，較之《魯論》傳本，所多二篇即班《志》自注中所言的〈問王〉和〈知道〉二篇。漢興以來，《論語》的流傳有《齊論》和《魯論》兩大系統。西漢末年安昌侯張禹融合《魯論》和《齊論》，號《張侯論》，為世人所尊，成為官方定本。東漢末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論》、《古論》，為之注解。魏時何晏以鄭注本《論語》作《論語集解》，流傳至今。自何晏《論語集解》流傳之後，至遲到魏晉時期，《齊論》亡佚。

       儘管《齊論》早已亡佚，今人無法窺其原貌，但我們可以從文獻記載略知《齊論》的一些基本特點。班固《漢書．藝文志》載「《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注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1]此《齊》即指《齊論》。何晏〈論語集解序〉曰：「《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2]可見，較之《魯論》和《古論》，《齊論》多了〈問王〉、〈知道〉二篇。又《隋書．經籍志》載「《古論》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3]可見《古論》和《魯論》除了章句有差異外，其篇次相同。如此，則《齊論》與《魯論》篇次亦不同。又據何晏〈論語集解序〉：「《齊論》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4]可見，除〈問王〉和〈知道〉二篇外，《齊論》另二十篇的章句也比《魯論》要多。上述差別中，最大的區別在於《齊論》多了〈問王〉、〈知道〉二篇。

       《齊論》亡佚之後，歷代學者如王應麟、顧憲成、朱彝尊、段玉裁、劉寶楠等或據傳本《論語》，或據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論語」資料，或據東漢末鄭玄《論語注》等文獻，提出各種對包括〈問王〉、〈知道〉篇在內的《齊論》存佚的推測。馬國翰據《漢書．王吉傳》和《貢禹傳》、《經典釋文》、《禮記正義》等書輯有《齊論》一卷。陳東〈歷代學者關於《齊論語》的探討〉[5]一文言之甚詳，此不贅。這裏我們簡要說說歷代學者對《齊論》中〈知道〉篇的研究。據班固《藝文志》記載，《齊論》「多〈問王〉、〈知道〉」二篇。《隋書．經籍志》言：「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繁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一篇為定，號《張侯論》。……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為之注。……吏部尚書何晏又為集解，是後諸儒皆為之注。《齊論》遂亡。」[6]這裏《隋志》雖然認為是西漢末安昌侯張禹刪去了〈問王〉、〈知道〉二篇，但東漢末鄭玄時《齊論》尚存，至魏晉之時包括〈問王〉、〈知道〉篇在內的《齊論》才最終亡佚。劉恭冕《論語正義補》「問王、知道」條引汪宗沂語：「〈問王〉為〈問玉〉，見《戴記．聘義》篇，至〈知道〉佚文，全無可考。竊謂《戴記．鄉飲酒義》云：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此即〈知道〉。漢人傳《論語》者以二篇皆見《戴記》，故直刪去其說。」[7]嚴靈峰認為，《荀子．子道篇》記魯哀公及子貢問孔子孝行事，文似《論語》，推測「知道」或者是「子道」之誤。[8]日本學者佐藤一郎認為今本《論語．里仁》中的「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之「聞道」為「知道」，此句後半部份即《齊論》的〈知道〉篇。[9]陳東結合定州竹簡《論語》中〈堯曰〉篇「孔子曰不知命」章為雙行小排附於最後的現象，認為〈問王〉是〈問正〉之誤，來自「子張問」首句「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正（政）矣」。〈問王〉篇可能就是「子張問」章。所謂〈知道〉則是「子曰不知命」章中「知命」、「知禮」、「知言」、「知人」的概括，或者是「知之道」的簡略。〈知道〉篇可能就是「子曰不知命」章。[10]上舉四家分別認為《鄉飲酒義》之「知王道」即「知道」，《論語．里仁》篇「聞道」即「知道」，「知命」、「知禮」、「知言」、「知人」為「知道」的概括，這些說法雖有一定合理性，但他們所據的材料均不符合《論語》的命篇原則。關於《論語》的命篇原則本文後面有述。總之，關於〈知道〉的真相仍是個謎。在這裏，本文想結合肩水金關漢簡的記載，對《齊論．知道》篇提出個人看法。為方便討論，茲先列簡文如下。

孔子知道之昜也。昜=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73EJT22：6）[11]

按，此簡出土於漢肩水金關遺址第22探方，簡下端已殘泐。此簡中部「三」字處有斷裂，但可綴合。簡影顯示綴合處稍有錯位。簡下端從「也」字處殘闕，從簡的殘存長度推測所闕部份應該還有文句。簡文二「昜」字可讀作「易」，容易之義。[12]「昜=」通「易=」，即易易，易於施行之義。=，為重文號。者，原釋文作「省」，按，據簡影釋「者」爲是。[13]該簡所書內容，我們從其文句用詞等特徵上可以斷定為典籍佚文。該簡文不見先秦兩漢文獻記載。本文認為，此簡文或即《齊論．知道》佚文。本文擬從四個方面提出個人觀點。不妥之處，尚祈方家指正。

       一，簡文〈知道〉書寫時代與《齊論》流傳時間相當。漢興以來有關《齊論》的傳布情況，《藝文志》有所記載：

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14]

從這個記載可知，自西漢以來，傳《齊論》和《魯論》二說在西漢時期各據半壁江山，但以傳《魯論》者名家最多，最後以安昌侯張禹所傳《魯論》說後出而勝行於世。張禹其人，《漢書》有傳。據《張禹傳》載，張禹為河內軹人。青年時從施讎學《易》，從琅邪王陽（即昌邑中尉王吉）、膠東庸生習《齊論》。元帝初元年間，經博士鄭寬中推薦為太子師，講授《論語》。後出任東平內史。成帝即位後，河平四年，張禹為丞相，封安昌侯。鴻嘉元年張禹引退，元帝對張禹尊敬有加，親候起居。至哀帝建平二年，張禹去世。對於張禹傳授《論語》的具體情況。《漢書．張禹傳》載：

初，禹為師，以上難數對己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15]

據上記載可知，張禹為太子師時曾著《論語章句》獻於元帝。綜班《志》和《張禹傳》來看，張禹最先所習為《齊論》，但卻是以《魯論》為說，曾作有《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16]張禹晚年可能將《齊論》和《魯論》進行了綜合取捨，刪〈問王〉和〈知道〉二篇以成《論語》二十篇，最後流行於世。[17]從肩水金關遺址出土的紀年簡來看，大部份漢簡屬於西漢中後期即宣元時期，金關漢簡T22出土的157枚漢簡中紀年最早為昭帝始元六年（前81），最晚為成帝鴻嘉元年（前20），此「孔子知道之易也」簡亦當書寫於此時代範圍內。而在這一時期內，張禹為太子師時曾著《論語章句》獻於元帝，晚年時對《齊論》和《魯論》進行了綜合取捨，後出為尊。但在張禹《論語》說為世人所尊的同時，包括《齊論》在內的《論語》諸說仍然傳授不絕。《藝文志》載：「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此五人傳授《齊論》的時代集中在宣元之際。庸生、王吉與貢禹皆為齊地人。通過這些齊地學者的教授，《齊論》得以在齊地及周圍廣為流傳。劉向《別錄》說「齊人所學，謂之《齊論》。」[18]這種認識確有一定道理。

       二，簡文〈知道〉與儒家學說有密切關系。簡文「孔子知道之易也」與儒家倡導的王者教化之道有密切關系。《禮記．鄉飲酒義》載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19]是說孔子觀看鄉飲酒之禮有尊賢尚齒之法，從而知道王者教化之道很容易施行。《韓詩外傳》：「故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也。詩云：『誘民孔易』，非虛辭也。』」[20]這裏引詩以證聖王之教其民，「誘民孔易」是指教化民衆是很容易實行的事情。簡文「孔子知道之易也」義同「知王道之易易也」和「孔子知道之易行也」，指孔子知曉王者教化之道易於施行。據「易＝云者」之語，我們懷疑簡文「孔子知道之易也」本作「孔子知道之易＝也」，簡文漏書了「＝」重文號。「易易」即易行之義，義同前引《禮記．鄉飲酒義》和《韓詩外傳》之文，指王道易於施行。但根據簡文「昜（易）＝云者三日」來看，可能簡文對「孔子知道之易＝也」尚有不同的解説。「易易云者三日」句應是對前文「易易」的闡釋。簡文「『易易』云者」的用法同「云『易易』者」[21]。簡文「三日」即是對「易易」的具體闡釋。本文懷疑「三日」後尚有文句漏寫。簡文「子曰：此道之美也」句指孔子以王者教化之道爲美善。按，儒家推崇王道教化，強調教學的重要性。如《禮記．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22]這裏以琢玉為喻以言立學之美。上所舉數例皆可見簡文內容與儒學所倡導的王道教化思想有密切關系。

三，簡文〈知道〉符合《論語》的命篇原則和分章提示。今傳《論語》二十篇皆取首章首句之詞為其篇名。如《鄉黨》第十共計二十七章，其篇題即取自首章「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之「鄉黨」二字。孔壁所出《古論》，班固《藝文志》曰「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為篇，名曰《從政》。」[23]按，今本《堯曰》第二章首句為「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班固按首章首句原則稱《古論》別出此篇為〈子張〉，因《論語》第十九章已有〈子張〉篇名，故如淳則稱之為《從政》以相區別。據《論語》命篇通例，則《齊論》之〈問王〉和〈知道〉二篇之名亦應取自首章首句之詞。簡文「孔子知道之昜也」句之「知道」二字用作〈知道〉篇題符合古人擬取篇名的習慣。又簡文上端有「．」，此墨點是篇章標識符號。如懸泉漢簡〈子張〉殘簡，簡書為今本〈子張〉篇第16、17和18章。第16章章首文句已殘泐，在17和18章「曾子曰」前皆有「．」表示此分為二章。[24]金關漢簡簡首與懸泉漢簡〈子張〉簡首的墨點符號其作用是一樣的。

       四，簡文〈知道〉為戍邊吏卒習字簡。據《藝文志》載，西漢時期就有《論語》十二家。自西漢以降，《論語》和《孝經》等為兒童蒙學讀物。崔寔《四民月令》載十一月，「硯冰凍，命幼童讀《孝經》、《論語》、篇章、小學。」[25]此「篇章」指六十甲子、九九乘法表，「小學」則指《蒼頡》和《急就》等字書。正因如此，抄寫有《孝經》[26]、《論語》、六十甲子、《蒼頡》和《急就》等內容的習字簡在西北邊塞均有不少發現。這些簡文應該是那些從全國各郡縣來到西北邊塞戍邊的吏卒平時習誦抄寫這些蒙學讀物的殘存。從出土的居延漢簡簡文記載可知，西北邊塞有數量不少的來自齊地的戍邊吏卒。這些接受過蒙學的齊地吏卒中，正好就有學習《齊論》者。他們在閑暇之時便在簡牘上書寫自小誦習的童蒙教材。或多或少地將齊地的經學典籍傳布到了西北邊塞。當然，習誦《齊論》的學習者應不止於齊地之人，除了齊地外，傳習《齊論》區域亦廣為分佈，如武帝時琅邪王卿先任濟南太守後遷御史大夫，貢禹本琅邪人，元帝即位征為諫太夫，王吉本齊地人，宣帝時任山陽郡昌邑都尉。宣帝時的五鹿充宗為代郡人。有不少以《齊論》名家的學者或任職京師或調遷郡縣，廣為授徒，也促進了《齊論》的流傳範圍。正因如此，西漢時期齊地及周邊之人自小接受《齊論》學習也是常理。《齊論》出現在西北邊塞也就不足為奇了。

（原文發表於《簡帛研究二○一三》，2014年）

原注：

[1][漢]班固撰：《漢書》卷30《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1716-1717頁。

[2][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2455頁。

[3][唐]魏徵等撰：《隋書》卷32《經籍志》，北京：中華書局，1973，939頁。

[4][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2454頁。

[5]陳東〈歷代學者關於《齊論語》的探討〉，《齊魯學刊》，2003年第2期，31-36頁。

[6][唐]魏徵等撰：《隋書》卷32《經籍志》，北京：中華書局，1973，939頁。

[7][清]劉恭冕：《論語正義補》，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頁。

[8]嚴靈峰：〈論語成書年代及其傳授考〉，《無求備齋論語集成》，臺灣：藝文印書館，1967，8頁。

[9][日]佐藤一郎：〈齊論語二十二篇考：論語原典批判二〉，《北海道大文學部紀要》，1961第9期，13頁。

[10]陳東〈歷代學者關於《齊論語》的探討〉，《齊魯學刊》，2003年第2期，34頁。

[11]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編《肩水金關漢簡（貳）》下冊，上海：中西書局，2012，46頁。

[12]「易」字在肩水金關漢簡裏多寫作「昜」形，如肩水金關漢簡T23：161、1058等記載的「趙國昜陽」即《漢書．地理志》所載趙國的「易陽」。

[13]者、省二字形可分參金關漢簡EJT22：21A和EJT23：200①（《肩水金關漢簡（貳）》上冊，96頁、137頁）。

[14][漢]班固撰：《漢書》卷30《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1717頁。

[15][漢]班固撰：《漢書》卷81《張禹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3352頁。

[16]《藝文志》「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條，師古曰：「張禹也。」即是認為安昌侯指張禹。姚振中認為「鄭氏作注，何氏作集解，即據其本。」同時又說「止於二十篇，此多出一篇。」

[17]《藝文志》載《齊論》二十二篇，班固自注：「多〈問王〉、〈知道〉。」對於〈問王〉佚篇篇題及內容，後代學者有各種推測。宋王應麟首先推測〈問王〉實即〈問玉〉之誤。後世學者認為許慎《說文解字》玉部中所載「逸論語曰」論玉之語即為《齊論》之〈問王〉（即〈問玉〉）篇。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以《禮記．聘義》中一段論玉之語作為〈問玉〉篇。而《齊論》中的〈知道〉篇則於文獻無徵，學者認同〈知道〉失考。

[18]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5，4頁。

[19][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1683頁。

[20][漢]韓嬰撰，許維遹校釋：《韓詩外傳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184頁。

[21]按《禮記．鄉飲酒義》載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關於「易易」，《正義》曰：「『吾觀於鄉』者，鄉，謂鄉飲酒。言我觀看鄉飲酒之禮，有尊賢尚齒之法，則知王者教化之道，其事甚易，以尊賢、尚齒爲教化之本故也。不直云『易』，而云『易易』者，取其簡易之義，故重言『易易』，猶若《尚書》『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皆重言，取其語順故也。」簡文中的「易易云者」和《正義》「而云『易易』者」的表述是相同的。

[22][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1521頁。

[23][漢]班固撰：《漢書》卷30《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1716-1717頁。

[24]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75頁。

[25][東漢]崔寔著，繆啟愉輯釋：《四民月令輯釋》，北京：農業出版社，1981，104頁。

[26]郝樹聲：〈從西北漢簡和朝鮮半島出土《論語》簡看漢代儒家文化的流佈〉，《敦煌研究》，2012第3期，第66頁。

參考文獻：

[1][漢]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2][清]劉恭冕.論語正義補[M].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3]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編.肩水金關漢簡（貳）》[M].上海：中西書局，2012.

[4]皇侃.論語集解義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5.

[5][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0.

[6][唐]魏徵等撰.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7][漢]韓嬰撰，許維遹校釋.韓詩外傳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0.

[8]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9][東漢]崔寔著，繆啟愉輯釋.四民月令輯釋[M].北京：農業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