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四十年，國內外唐代文學研究發生巨大的變化，有一段時期杜甫研究則相對寂寞，大約因為積累太厚，突破為難。我特別希望幾部杜集新注的出版，能帶動杜詩研究的新潮——在中國詩歌史上，杜甫太重要了，是任何研究都無法回避的。
一個月內見到兩種新出的杜詩全注本，一部是清華大學謝思煒教授的《杜甫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簡稱謝注），另一部是日本下定雅弘、松原朗教授主編的《杜甫全詩譯注》（講談社2016年6月，全四冊，已出二冊，簡稱《譯注》），加上兩年前蕭滌非先生主編《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3月，簡稱蕭注）的問世，說最近兩年是杜甫研究的豐碩時期，應該不會有太大的異議。
那麼，這三種杜集學術定位和編纂特點如何，各具怎樣的體例和成就，這是讀者希望瞭解的。以下試述所知。
請讓我從相對獨立而自具特色的《譯注》說起。該書作為講談社學術文庫創刊四十周年重點書，執筆者多達37位，是繼鈴木虎雄《杜少陵詩集》（《續國譯漢文大成》，國民文庫刊行會1928-1931年）後的第二部杜詩日文全譯本。吉川幸次郎的《杜甫詩注》是一項計畫二十二卷的弘大工程，到他去世僅出版五卷，2012年興膳宏教授據遺稿整理開始在岩波書店出版新補，遠難很快完成。《譯注》是一部吸取中日學界研究成績，以一般讀者為閱讀物件的普及性大型讀本，讀本選用仇兆鼇《杜詩詳注》為依據，將蕭注列為重要參考書。其內容包括以下幾項，一是原詩附訓讀，二是詩型和押韻的簡單說明，三是題意，講述主旨，寫作時間、地點等，四是現代日語翻譯，五是語釋，擇要解釋杜詩中的語辭和用典，六是補說，對歷代異說，擇其重要者作出交代。可以說，其編纂目標是為普通日本民眾提供全面閱讀杜詩的讀本，不在學術原創，但在簡明定位下，也包含許多刻意的追求。如為說明杜甫的任官，「右衛率府兵曹參軍」條，用王勳成〈杜甫初命授官說〉（《唐代文學研究》11輯，2006）、〈杜甫授官、貶官與罷官說〉（《天水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4期），韓成武、韓夢澤〈杜甫獻賦出身而未能立即得官之原因考〉（《杜甫研究學刊》2008年第3期）三家之說；「檢校工部員外郎」條，用拙文〈杜甫為郎離蜀考〉（刊《復旦學報》1984年1期，日譯本見《生誕千三百年紀念杜甫研究論集》，研文出版2013）。對杜詩的解讀，因為要逐句日譯，體會也特別深切。如〈兵車行〉，認為第9句「行人但云」的訖止範圍，異說紛呈，有謂直至詩末皆行人語的，有謂當句而止，有謂到第29句「反是生女好」為止，有謂到第31句「生男埋沒隨百草」為止，中國注家常會忽略。日本學者的獨到見解，也多有揭示，如〈三川觀水漲二十韻〉，《草堂詩箋》認為杜甫之意不在水，每句觸及時局。吉川認為是避難山中作，不能及時獲得朝廷消息，無必要附會時事。〈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左將呂虔刀」所指，仇注認為指僕固懷恩，吉川以為指王思禮。《三吏》《三別》，中國學者都認為作於歸華州途中，鈴木虎雄以為寫於秦州。一些細節的解讀，有許多特別的發明，如〈別贊上人〉「楊枝晨在手，豆子雨已熟」兩句，引鈴木虎雄說，謂「楊枝」是僧侶剔牙之具，「豆子」是僧侶洗澡洗衣服的豆粉（不是吃的），就很特別。日本對中國古典詩歌的解讀，在追溯語源、考究真相、解釋制度、體會詩意方面，用力很深，發明亦多，吉川幸次郎《杜甫詩注》即為典範著作。加上現代語譯更要求對詩中的任何細節都要作出處置，無法回避，這些都值得我們仔細體會。順便說到，美國宇文所安教授（哈佛大學）、車淑珊教授（科羅拉多大學）正分別做杜詩全英譯的工作，同樣值得期待。
主要還是談蕭、謝二書。兩年前，我曾在《文匯報》2014年4月14日撰文〈杜甫研究的里程碑著作——祝賀《杜甫全集校注》出版〉介紹蕭注。蕭注啟動於1978年，主體完成於其後幾年，中間停頓約二十年，方由張忠綱教授終審通稿完成。謝氏則在他完成白居易詩文集校注後展開，估計最初也有感於蕭注似無緣問世，到2012年杜甫逝世1300周年之際初步完成，其後定稿、出版則綿歷三年有奇。兩部書是在不同時期獨立完成的，蕭注出版後，謝氏有機緣參考，但因大端已經底定，估計只能是一些細節的修訂。
蕭注的學術目標是對唐宋至清末的歷代杜注作徹底的清理，其工作具有集大成的意義。但因歷代注杜的成就實在太過豐富，宋即有千家之稱，明清兩代更是十數倍於宋元，諸家所見，何為發明，何為偏見，要遴選就有眼光的不同。就我之認識，蕭注有幾點特別值得稱道。一是匯校，對十四種宋元舊本作了極其精緻準確的校勘，這一工作以60年代王利器、舒蕪等所作十一種宋元舊本校記為基礎，復補校三種，可說杜集文本之具第一手價值者大多已網羅無遺。二是備考，對各詩附錄有關資料，特別是各詩涉及語意之解讀、事實之追究、異文之斟酌、真偽之討論等等，皆備錄前此各家重要見解，向後人提供進一步討論的可能。三是解題，對各詩所涉人事、事件、作年、寄意等予以介紹和分析，徵引豐備，足資參考。四是注釋，幾乎對杜詩逐句作充分的解讀，說明用典和語源，梳理詩意。以往讀蕭先生《杜甫詩選注》，很佩服他解詩之綿密與精準，以為足可為初學者指示讀詩門徑。全集繼承了這種注詩的精神，自然精彩。如果借用況蕙風論詞的見解，足當重、拙、大之評。這裡的拙只是借用，在世風學風澆漓的時代，三代學人堅持數十年，完成如此厚重的工作，沒有這種拙的堅持，是很難完成的。
謝注為個人著作，學術定位與前書有很大不同。《前言》說：「本書沒有採用集解會注和資料匯評形式，是因為杜詩的有關資料太多，如果全書篇幅過大，頭緒過繁，勢必給閱讀帶來某種幹擾。」這樣的考慮是恰當的。因此，有幾方面內容沒有涉及。一是「舊注有關詩歌作法、章法的一些繁瑣講解」，如金聖歎、浦起龍講詩都是這一套路；二是詩歌用韻和詩律問題的討論；三是不採取逐詩附評點的做法，評點不僅太多，且或浮泛，或繁碎，徒增篇幅，價值不大。此外，在版本對校、編年考證、注釋解讀、語源典故揭示等方面，也都作了簡明處理。儘管如此，全書篇幅仍多達210萬字，雖僅蕭注的不足三分之一，仍超過仇注近一半篇幅。
以下從校勘、編年、注釋、考證，以及今人研究和新見文獻采據等方面，比較兩種全注本的同異。
杜詩底本，二家均採取《古逸叢書》影印滂喜齋舊藏《宋本杜工部集》為底本，此本主體源出二王本，配本是吳若本或源出吳若本，其地位確實無法動搖。蕭注參校以宋元本為主，校記極其詳密，同一字而字形有異者皆出校，雖非全有必要，但也符合清人校勘原則。蔡夢弼《草堂詩箋》用了三種宋本，將三本之細微差異均揭出。沒有用錢箋，但用了很難得見到的錢遵王述古堂影宋抄本。謝註定位不作全面繁校，我是贊同的，但認為九家本、《草堂》本及其他宋本的大量宋本，多出自宋人手筆，我則有所保留。儘管宋人確有主觀改詩的個案，但無論李、杜、韓、柳諸集，還是《文苑英華》《樂府詩集》等總集，宋人校記的分寸把握是很嚴格的，很少如明人那樣為射利而隨意改變竄亂。但謝注選取三種參校本，即九家本、《草堂詩箋》本和錢箋本，我則基本贊同。兩年前曾請教張忠綱先生宋本杜集最具代表性之文本，大約也近似。錢箋據吳若本為底本，校記還保留大量樊晃《杜工部小集》和晉開運二年官本的異文，確實很重要，前引述古堂影宋抄本並非錢箋底本，不能取代。
杜詩編年，也是注杜的大問題。一般說始於黃長睿、魯訔，但追索到二王本，依循北宋通行的分古今體編次中，大約有作詩先後的痕跡，可以確認始於唐代，且源於作者存稿的大致次第。蕭注採取打破各集原有順序，按照今人考訂重新編次，當然是一種處理方式。謝氏認為杜詩僅有半數可以準確編年，其他可大致確定作於某一時期者則佔十之三四，無法編年者仍占一定數量，因此採取保存《宋本杜工部集》原來次第，在注釋之前就作年及本事有一大體說明，其例甚善。在許多方面，都有新的發現。如〈塞蘆子〉，舊說都認為在至德初叛軍陷兩京時，謝氏則據詩中「思明割懷衛」句，認為指乾元二年九節度兵潰鄴下，史思明殺安慶緒後，遣安太清取懷州事，繫年作了較大改動。類似的發明還有很多。
謝氏注釋能整合前代諸家成績，刪繁就簡，片言得要，值得肯定。就宋、清學者解讀所見的采據來說，於趙次公、蔡夢弼、黃希黃鶴父子，以及明清王嗣奭、錢謙益、仇兆鼇等家引用較多。舊注忽略的官制、科舉、軍事等專門知識，有較多的補充。對近代以來在唐史研究領域和唐代語言研究方面的成績，也有所參考。對於前人過分發揮杜詩中的微言大義和時事比附，則僅取有確鑿證據者。其中對錢箋的解讀有較多回應，則因錢說影響較大。就這些來說，謝注注意繼承舊說，又不為古人所囿，充分吸取現代學術各方面的進益，使全書注釋達到很高水準。
謝注所引文獻，盡可能依據第一手文獻，儘量不據他書轉引。比如最早記載杜甫死於耒陽牛肉白酒的鄭處晦《明皇雜錄》，原書已不傳，通行本為清人補錄，此段記載訛脫很多。謝注所錄為據《太平御覽》卷八六三所引，可見講究。
新見文獻之利用，謝注較蕭注有很大推進。韋濟墓誌，兩家都已經引及，以為〈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可斷作於天寶九載韋任左丞後，蕭注更據「即將西去秦」以為作於十一載春，似更合理。鄭虔墓誌，蕭注僅在張忠綱後記中述及，未能逐篇徵引，謝注則利用較充分。〈寄董卿嘉榮十韻〉，前人對董為何人沒有解釋，謝注引楊譚〈兵部奏劍南節度破西山賊露布〉，知董姓為西山羌族部落首領，又引敦煌所出《歷代法寶記》，知道杜鴻漸入蜀時，有「歸誠王董嘉會」，疑嘉會、嘉榮為一人，是悉州歸誠郡首領，從而對該詩所述事實，以及杜甫與嚴武幕中羌人酋長的交往，提供確證。《歷代法寶記》是記載禪宗保唐一系的重要典籍，其中提到永泰二年杜鴻漸蜀幕諸人對無住禪師的崇仰，提到與杜甫交涉人物有杜濟、鮮于叔明、吳郁、李布、韋夏有、狄博濟等，時雖在杜甫離成都以後，但對杜甫蜀中交往和諸詩的解讀，實在是太重要了。如〈寄狄明府博濟〉〈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寄韋有夏（當乙作夏有）郎中〉等詩，都可見到杜甫出峽前後與蜀幕諸人仍保持緊密聯繫，很可玩味。
可以認為，謝注是綜括歷代注杜精華，融貫古今治杜創獲，並在繁複選擇後完成的一部杜集新注本，且為讀者考慮，注釋力求體現當代學術水準，適合具備大專文化程度以上讀者到專業學者閱讀和研索杜詩的要求，是一部值得信賴的注本。
我在兩年前評介蕭注時曾說：「因為本書的出版，將千年以來杜甫研究的主要見解陳列出來，今後的研究應以本書為起點，將杜甫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讀到謝注，仍有此感。就杜詩來說，今後若有人願意仿《經籍纂詁》或《說文詁林》的做法，下大力氣總結古今解杜的見解，也不是沒有意義的工作。特別是近百年來中外各家治杜的專著、論文、選本、傳記的豐沛見解，確有彙聚總結的必要。此外，我還想指出兩家注本最大的優點是嚴格遵循古籍整理的基本規範，細節處理都可圈可點，但也與大多唐集注本一樣，似乎對唐集文本屢經聚散、別集未必具有絕對權威的特殊性估計不足，留下可以進一步討論的餘地。
校勘方面，我覺得兩家注都重視本集校，對他校重視不夠，特別是早期引用文本據校不夠。如《文苑英華》《唐文粹》所據皆宋初前古本，其可信程度絕不遜色於本集。如宋本〈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有自注：「嚴武、賈至。」《文苑英華》題作〈留別嚴賈二閣老兩院遺補諸公〉，有三處應據改。一是自注既列嚴、賈二人名，詩題也當作「嚴賈」；二是「遺補」包括拾遺、補闕，與兩院提法合。三是前既稱「閣老」，用敬稱，後必有「諸公」二字，詩題方完整，可惜兩家均未據以改補詩題。再如〈行次昭陵〉，《英華》題作〈行次昭陵十二韻〉；《八哀詩》中〈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張公前當據《英華》補「曲江」二字，方與〈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之類詩題一致，都應出校。〈狄明府〉，應據趙次公本、百家本、分門本、千家本題前補「寄」字，方完整。再如宋本詩題〈路逢襄陽少府入城戲呈楊員外綰（注：甫赴華州日許員外茯苓）〉，《英華》題作〈路逢襄陽楊少府入京城戲題四韻附呈楊四員外綰（甫赴華州日許員外為求茯苓）〉，兩相比較，《英華》詩題有六處不同，似乎更接近作者最初寫作的原題。謝注於「陽」下據錢箋補「楊」字，不及蕭注據宋本目錄補字之得更早書證。「入城」之意顯然不如「入京城」所指更明確；「戲呈」與「戲題四韻附呈」，後者更莊重，符合人際酬唱時詩題面貌，但「戲呈」也可能自定文集時改定。注文中的「許員外茯苓」，意思不夠完整，我總懷疑九家本在「許」下補「寄」字，未必有文本依據，《英華》作「許員外為求茯苓」應該是寫詩時候的意思。蕭注之校未征及《英華》，謝注以《英華》出校而未據改補。
涉及繫年，還有進一步斟酌的餘地。如舊說鄭虔卒於廣德二年，主要依據是杜甫〈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一詩中有「穀貴沒潛夫」句，與《舊唐書．代宗紀》云廣德二年自七月至九月「大雨未止，京城米鬥值一千文」推定，其實大亂期間，哪年米價不貴呢？證據顯然是很單弱的。現在因〈鄭虔墓誌〉發現，知道鄭虔卒於乾元二年九月，即杜甫自華州西行首途之時，則問題來了，他一直在擔憂鄭虔的安危，雖然一處浙東，一西行入蜀，但會相隔五年方知道嗎？而且根據此詩，杜甫是同時得到兩位的凶問的，即兩位去世差不多同時。謝氏似乎覺得蘇卒廣德二年當別有依據，仍斷此詩作於該年，旁證是蘇在代宗即位後改以字行。其實新帝即位，已亡者通行名也要改，如《順宗實錄》記陸淳卒於憲宗即位前，日本藏其給最澄過所仍署陸淳，但憲宗即位後，所有公私記載都改稱陸質，即一例。我從杜甫此詩述及「綿谷」、「雪山」，懷疑得二人消息為到成都初期。
辨偽、輯佚方面，我認為兩家注都還較多依違，判斷都不夠果決。大約就前人之研究，可以做結論的偽詩為四首，即〈虢國夫人〉（張祜詩）、〈軍中醉歌寄沈八劉叟〉（暢當詩）、〈杜鵑行〉（司空曙詩）、〈哭長孫侍御〉（杜誦詩），懷疑有偽詩還有近十首，多數確難做結論。但如〈狂歌行贈四兄〉「今年思我來嘉州，嘉州酒重花繞樓」，「四時八節還拘禮，女拜弟妻男拜弟」，與杜甫行跡家事確難相容，謝注沒有說明，似可再酌。杜甫佚詩，可靠者不多，我覺得可以認可者僅有一首又一句。一首是〈寒食夜蘇二宅〉：「寒食明堪坐，春參夕已垂。好風經柳葉，清月照花枝。客淚聞歌掩，歸心畏酒知。佳辰邀賞遍，忽忽更何為？」出《古今歲時雜詠》卷一一。該書今本出南宋蒲積中手，其中古詩部分全據宋綬《歲時雜詠》，後者成書應在王洙集杜詩以前。明至清初，此書流傳不廣，《全唐詩》編錄時方從該書輯若干佚詩。一句是「狨擲寒條馬見驚」，見黃鑒《楊文公談苑》，是宋初引錄，與後人出自傳聞和摘自類書者不同。兩家注對此皆不認可，有些遺憾。
最近三四十年，國內外唐代文學研究發生巨大的變化，有一段時期杜甫研究則相對寂寞，大約因為積累太厚，突破為難。我特別希望幾部杜集新注的出版，能帶動杜詩研究的新潮——在中國詩歌史上，杜甫太重要了，是任何研究都無法回避的。
本文所涉日譯工作由朱剛教授承擔，謹此致謝！
2016年8月20日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轉載自《文匯報》，2016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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