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八股文和古文是一對相互依存的概念。在八股文定型的過程中，明代臺閣文人起著重要作用，而臺閣體古文是繼承唐宋古文而來的；正、嘉年間唐宋派強調「以古文為時文」，其目的在挑戰臺閣文人主導的古文和八股文；明末清初，八股文與古文的歷史被人為地改寫，臺閣諸人的影響逐漸式微，歸有光的作用被凸顯出來。由此形成兩種不同的八股文與古文譜系。八股文與古文相互滲透，形成了一種八股化的古文，對明清的文學以及文化思想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關鍵字：
明清文學、八股文、古文、以古文為時文、八股化
八股文是明清兩代科舉考試中最為重要的文體，又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臭名昭著的一種文體，在許多人的心目中，它就是封建、保守、愚昧和僵化的代名詞。而古文就大為不同，提起古文，人們自然就會想起韓愈、歐陽修、蘇東坡和歸有光，想起《唐宋八大家文鈔》和《古文觀止》，覺得它是古代文學遺產的優秀代表。古文與八股文，一好一壞，似乎是永遠不搭界的。然而通過對文學史的考察，我們發覺兩者並不是永不相交的平行線，而是時有交集，甚至重合，由此構成了明清文學史的一個重要特色。
一、不一樣的八股，不一樣的古文
一般認為，明代八股文是成化年間在李東陽、丘濬、吳寬、王鏊這些臺閣文人的手中定型的。在八股文文體標準的形成過程中，丘濬等人起了重要的導向作用。成化十一年丘濬擔任會試副主考，八股大家王鏊正是此科的會元，所以有人說「明興舉業爾雅，自丘文莊公知貢舉始。」[1]晚明八股名家錢禧說：「論文者首成、弘，而當時前後典文者如徐時用（溥）、丘仲深（濬）、吳原博（寬）、李賓之（東陽）、謝于喬（遷）、王濟之（鏊）、張廷祥（元禎）諸公，有厭古喜新、生心害政之憂。故其取士刊文，必以明經合傳為主。所傳諸程墨，凡理學題必平正通達，事實題必典則渾厚。明體達用，文質得中，彬彬稱絕盛者，諸君子挽回之力也。」[2](P57)從此，純雅通暢成為制義的典型風格，「成化、弘治文體」也就成為歷來官方所推崇的經典制義文體。
就明代的古文而言，依然是臺閣文人在主導。黃宗羲認為這些人就是明代的文統之所在，他說：「予謂有明之文統始於宋（濂）、方（孝孺），東里（楊士奇）嗣之。東里之後，北歸西涯（李東陽），南歸震澤（王鏊）、匏庵（吳寬）。」[3]（卷二，王守仁《諫迎佛疏》評語）而這些臺閣詞臣大致是屬於韓、歐以來的古文譜系，其文以典則正大為風尚，主要以歐陽修、蘇軾和曾鞏為師法對象。張慎言《何文毅公全集序》云：「當代名相之業，莫著於楚石首楊文定，值締建之初，補天浴日，策勳亡兩，於是文章尚宋廬陵氏，號臺閣體，與世向風。其後權散而不收，學士大夫各挾其所長，奔命辭苑，至長沙李文正出，倡明其學，權復收於臺閣。」[4]這一段文字說明以臺閣重臣而兼文壇領袖的楊溥、李東陽等人，論文是以韓、歐為宗的。至於吳寬的文章，王鏊評論說：「紆餘有歐之態，老成有韓之格」，[5]（卷十三，匏翁家藏集序）表明他也是學宗韓歐的。而王鏊自己呢？霍韜序其文集云：「先生早學於蘇，晚學於韓，折中於程朱」，[5]（卷首，震澤集序）也屬於韓歐一系。這些臺閣文人在正、嘉之前不但被視為古文正宗，也是八股文的奠基者，他們主導了成化以至正、嘉的古文和八股文的發展。
但這種局面在正、嘉之後開始受到挑戰。唐宋派及歸有光等人提出了「以古文為時文」的主張，這個主張隱含著這樣的意思，即臺閣文人所寫的八股文不夠好，需要援引古文來改造。事實上，俞長城在康熙年間編選的《一百二十名家制義》中對成化時期制義大家吳寬、王鏊等人的八股文已經許以「古文」的評語了，也就是做到了「以古文為時文」。唐宋派之所以舊事重提，說明他們對「古文」的理解存在差異，屬於不同的「古文」譜系。由此看來，唐宋派所提倡的「古文」是他們自己紹述的唐宋古文，決不是臺閣文人所紹述的唐宋古文。李東陽、王鏊等人雖然也是師法韓歐的古文，但他們的古文確實與韓歐有著不同之處。韓歐為文強調與道合一，正如歐陽修所謂的「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蘇東坡《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引）。而明代自宋濂以至吳寬、王鏊等臺閣諸人皆崇尚博雅，道學氣息不甚濃厚，與韓歐諸人不盡相同；他們紹述的唐宋古文在風格上偏重平易雍容之致，結果卻流於膚廓空泛，進而影響及制藝。正是如此，才引起歸有光等人的不滿，試圖重建他們認為已經失落的文統。他們採取的策略就是越過臺閣諸人，以唐宋派直接上承唐宋八大家。這一策略在啟、禎之後得到艾南英、呂留良等人的積極回應，影響日重，終於形成了一種有別於臺閣體的新文統。
但在唐宋派內部，對臺閣文人的看法仍有分歧。在茅坤看來，作為有明一代制藝宗師的王鏊，其時文與古文已經融而為一了。茅坤認為：「妄謂舉子業，今文也。然苟得其至，即謂之古文亦可也。世之為古文者必當本之六籍以求其至，而為舉子業者，亦當由濂洛關閩以訴六籍，而務得聖賢之精，而不涉世間，不落言詮。本朝獨王守溪為最上乘，唐太史輩間亦從而羽翼之。」[6]（卷六，復王進士書）這說明在茅坤生活的嘉、隆時期，王鏊作為制義宗師、古文大家的地位依然無人可以撼動。而其時所謂「以古文為時文」的大家歸有光依然寂寞江濱，九上春官，年及六旬，最後才博得一第。由此可見，歸有光的「時文」是不怎麼入「時」的，他的大家地位要待以後追認。
歸有光本來在古文和時文領域裡的影響力很有限，在啟、禎之後受到學宗程朱、尊崇道學的呂留良等人的追捧，於是才逐漸成為震爍一時的古文、時文大家。對歸有光而言，無論是成化時期的臺閣詞臣，還是同時代的唐順之諸人，聲望皆在他之上。要真正成為明代文壇的祭酒，就必須把以前這些老名家的影響消除掉，當然這項工作是由景仰歸有光的後學來做的。呂留良就是這樣一位後學，作為明末清初八股文評選大家，他以道學自命，故對於唐宋派提出的「以古文為時文」之說頗不以為然。文即文耳，何古與時之分？他認為：「王守溪、瞿昆湖、鄧定宇、李九我、湯睡庵、許鍾斗諸公，非時文家所稱正宗者乎，然其文集具在，曾無足與太僕平衡者，何也？大都不能一者也。不能一者，非其古文不如，乃其時文故卑也。若太僕則不知有所謂時文者，故其文集亦不知有所謂古文焉，一而已。」[7]王鏊是明代的八股聖人、制藝之祖，而呂留良卻來個釜底抽薪，乾脆否定他在八股文上的崇高地位。在呂留良看來，以王、瞿等曆科會元為代表的時文正宗，其地位已遠不能與歸有光相比了，他們八股文的體格過於卑弱，不能做到古文與時文合而為一。雖然王鏊等人也是學宗韓歐的，但在呂氏等人的眼裡，他們不配做韓歐的嫡傳，歸有光才是時文與古文一身而兼之的大師，才是韓歐的真正嫡傳。明代八股文和古文的不同譜系以此為分野。
唐順之作為唐宋派的主將，又是「以古文為時文」的中堅，本來他的地位是高於歸有光的，但後來也逐漸讓位於歸有光。呂留良的一段評論也許可使我們明白其中的原委：「荊川之學，初時根柢於程朱，甚正。第所得淺耳，亦自知其淺也，而求上焉。雖為王畿、李贄之徒所惑，而駸駸於良知之說，於是乎，荊川之學遂無成。然其制義，雖晚年遊戲宦稿，未嘗敢竄入異旨，流露離叛之意。此猶入門時從正之功也。其文超詣剪剔，寫無形之境於眼前，道難盡之詞於句外，言各如人，人各生面，得史漢不傳之妙。惟震川先生熟於經，故其文廣淵；荊川先生熟於史，故其文精卓。足配震川者，惟荊川耳。自余諸公，則不過時文而已矣，於古人實未深得也。」[7]短短一段話，已將唐不如歸之處和盤托出。自宋代以來文統與道統之間一直存在著緊張的關係。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都試圖消弭這種緊張關係，以追求一種文道合一的境界，故談文必論道。蓋唐氏於程朱之學不甚純正，中途又誤入良知之說，況且唐精於史，而歸精於經，四部之中，經高於史，故唐只能居歸之次。
在呂留良等人之後，桐城派也不斷提升歸有光的地位，終於成功地改寫了歷史，歸有光在明代古文與八股文歷史上的地位也隨之確立了，且逐漸獲得了官方的認可。如乾隆二十四年奉上諭：「有明決科之文，流派不皆純正，但如歸有光、黃淳耀數人，皆能以古文為時文，至今具可師法。」（《制義叢話》卷九引）歸有光文學史地位的崛起，標誌著明代臺閣詞臣主導的古文和八股文譜系逐漸式微。
八股文和古文本來是一對相互依存的概念。就明代古文與八股文的關係而言，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自化、治以至隆、萬，以王鏊、錢福等為時文大家的時期，這是明代八股文的正統所在，也是明代八股文發展的自足自然階段，大音希聲，談無可談；一是啟、禎以後，經呂留良諸人的努力，突出了歸有光等人的地位，人為的因素顯著增加，援古文入時文，此一趨勢肇始於正、嘉，而大興於啟、禎之後，清代以後被視為八股文的正宗。後人談八股與古文一般偏重後一階段，即突出唐宋派及歸有光的影響，進而上溯唐宋八大家，下及桐城派，逐漸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經典敘述。
二、古文對八股文的影響
唐宋八家古文與科舉的關係至深至遠。《制義叢話》卷二引胡調德之言曰：「唐以前，無專以文為教者。至韓昌黎〈答李翊書〉、柳柳州〈答韋中立書〉、老泉〈上田樞密書〉、〈上歐陽內翰書〉、蘇穎濱〈上韓太尉書〉，乃定文章指南。」韓、柳、歐、蘇為什麼能成為古文大家，這一段話道出了原因。一方面固然與其自身才能有關，一方面也不能忽視其作為老師的地位。以前所謂的老師，主要是教章句之學。抗顏為人師，示人以文章的法度，引領無數後學，使人有規矩可循的，唐有韓愈，宋有歐陽修，這才奠定古文的地位，同時也奠定了他們古文宗師的地位。
本來在宋代古文與科舉考試之間就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如《古文關鍵》、《文章軌範》等選本已為當時應試人說法，開明人之陋習。古文家談文法，示人以作文的途徑，其手段主要就是評點標識。評點標識的好處是直觀明白，便於初學。如呂祖謙《古文關鍵》「論作文法」云：「文字一篇之中，須有數行齊整處，須有數行不齊整處。或緩或急，或顯或晦，緩急顯晦相間，使人不知其為緩急顯晦。常使經緯相通，有一脈過接乎其間然後可。蓋有形者綱目，無形者血脈也。」這種評選與科舉考試相結合的方法，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呂祖謙之後，謝枋得《文章軌範》踵事增華，直至明代唐順之的《文編》、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鈔》，無不是沿著這條道路來編選的，其初衷無非是指導初學作文罷了，當然這種作文一般是為科舉做準備的。既然為科舉而設，難免會以時文的標準來取捨，於是在編選的過程中，自然選取那些與科舉考試相近的文章，士子們耳濡目染，在科場裡作文自然與文選裡的那些古文相接近，這就為古文與時文的合流提供了契機。一般讀書人在這選定的古文世界裡摸爬滾打，做時藝，求功名，渾然不覺古文之外尚別有天地，這是古文與時文合流的社會背景。正是挾世俗之力，這些選本才獲得了令人難以想像的權威地位，也正是與科舉的勢力相結合，這些選本才在後人的心目中塑造了古文經典的地位。經過千百年的積澱，逐漸塑造出了中國古文的經典系統，即唐宋八大家——唐順之、歸有光等唐宋派——桐城派這一譜系。
方苞作為古文名家而兼八股大家，對於八股文與古文的關係自然十分關心，在《欽定四書文》中不時地發表他的意見。如在《正嘉四書文》卷三歸有光「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章文評語云：「以古文為時文，自唐荊川始，而歸震川又恢之以閎肆。如此等文實能以韓歐之氣達程朱之理，而吻合於當年之語意。縱橫排蕩，任其自然，後有作者不可及也已。」同卷歸氏「先進於禮樂」一章文評語云：「原評擬之史漢，未免太過，方之唐宋八大家中，其歐曾之流亞歟。」在諸多明清八股文選的評語中，「韓歐」、「歐曾」往往並稱，在八大家中出現的幾率最高，由此也說明此三人的古文對八股文的影響最大。
選家們選古文以資時文，為初學指點迷津，獲得廣泛的社會影響。正反開合、虛實照應是所謂「以古文為時文」的慣用法寶，也是唐宋八大家以來所總結的作文經驗，唐宋派諸人又將其總結發揮，施之於八股和古文中。如王慎中提出為文要「正反、開闔、抑揚、唱喏、順逆、周折、騁控、張歙，其變不窮」；[8]茅坤也說，為文要「起伏、呼應、虛實、開闔」，[6]（卷三十一，文訣五條訓縉兒輩）這是講佈局謀篇。此外，古文所謂的跌宕之氣，則主要體現在節奏上，注意平仄的協調，以及虛字的使用。所有這些都對八股文產生了重要影響。朱錫庚序其父朱筠文集云：「元明以還，迄於本朝，以古文辭自命者，輒以韓、柳、歐、曾、王、蘇諸集為宗，號稱八大家。似近著作之旨，然不師其意，徒襲其貌；未成文章，先生蹊徑；初無感發，輒起波瀾。不問事之巨細，專以簡練為工；無分言之短長，每以詰聲為古。遂乃劃段為文，模仿蹈襲，雷同剿竊，如出一手。苟不如其所為，轉相非笑。自是文道榛塞，不絕如線矣！」[9]學古文者如此，學時文者也如此。流風所及，黃茅白葦，彌望皆是矣。
三、八股文對明清古文的影響
唐宋的古文曾經滋養過八股文，八股文知恩圖報，又將反哺古文。然而由於它的勢力太大，古文勢將不堪。前面講過古文對八股的影響首先是通過古文選本來進行的，到了後來八股文對古文的影響也是首先通過古文選本進行的。明代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鈔》和清初儲欣的《唐宋十大家全集錄》都是重要的古文選本，然而它們的編選評點也深受八股文的影響。四庫提要云：「茅坤所錄，大抵以八比法說之。儲欣雖以便於舉業譏坤，而核其所論，亦相去不能分寸。夫能為八比者，其源必出於古文，自明以來歷歷可數。坤與欣即古文以講八比，未始非探本之論。然論八比而沿溯古文，為八比之正脈；論古文而專為八比設，則非古文之正脈」[10](P1727)王應奎更具體指出了茅坤的評選之法，《柳南續筆》卷三「茅選唐宋八家」條云：「余觀此書，頗斤斤於起伏照應、波瀾轉折之間，而其中一段精神命脈不可磨滅之處，卻未曾著眼，有識者恒病之。」[11]起伏照應、波瀾轉折就是他的法寶，也是宋代以來古文和時文共同遵守的律令，這就為古文與時文逐漸合流提供了基礎。
八股文對明清的讀書人來說是一種「素質」訓練，無人不讀，無人不做的。其結果當然就成為讀書人的一種內在的素質，經常會自覺不自覺地表現出來。唐順之是唐宋派的首領，也是被後人視為「以古文為時文」的主將，他的古文應該很醇正了，然而也難免雜有八股的成分。其《答茅鹿門書》一文是因茅坤對自己的責難，「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而作的回復，文章具有明顯的八股格式。文末黃百家評曰：「只六股便無限轉折。」[3]（卷二十一）如果再加上最後重論秦漢與唐宋存與不存兩股文字，則儼然八股矣。黃氏在文章中勾畫圈點，純然八股評點法。在明代八股文的發展史上，唐順之被視為「以古文為時文」的大家，而這篇文章說明唐氏也能反其道而行之，「以時文為古文」。這也說明，時文與古文是可以合二為一的。其實，自唐順之、歸有光開始，八股與古文發展的趨勢就是走向融合。
方苞作為桐城派古文的主將，曾經受到漢學大師錢大昕「以時文為古文」的批評，觀其古文《原過》中的一段文字，說是制藝中的六股，恐怕也不算為過吧。《原過》云：
君子之過，值人事之變，而無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觀理而不審者十之三；眾人之過，無心而蹈之者十之三，自知而不能勝其欲者十之七。故君子之過，誠所謂過也，蓋仁義之過中者爾；眾人之過，非所謂過也，其惡之小者爾！上乎君子而為聖人者，其得過也，必以人事之變，觀理而不審者則鮮矣；下乎眾人而為小人者，皆不勝其欲，而動於惡，其無心而蹈之者亦鮮矣。[12](P75)
做慣了八股的人，雖然高喊古文義法，試圖借此展示自己的博雅，終究難免放腳女人的尷尬，走起路來扭扭捏捏，難以掩飾其自小纏足的真相。明代盛期的八股作者，例如王鏊等人，文章氣象博大，裁對整齊，終為一代典範。後來的八股作者，故意在作文中弄些不甚整齊的對偶，以便增加文章的古意，適與方苞此類文章相仿佛，也正好說明兩者之間漸行漸近的因緣。
更有甚者，有以截搭題之提挽釣渡之技法來寫古文的。清儒李紱〈狄文惠公李文正公論〉一文，就是將唐代的狄仁傑和明代的李東陽拉在一起做文章。清末范當世〈武昌張先生七十壽言〉一文本來是為曾國藩四大弟子之一的張裕釗做的，竟能拉來李鴻章、黃體芳作陪客，將毫不相關的三個人的祝壽之言天然綰合在一起，極搭題狡獪之伎倆。[13]
四、八股化古文的批判
自明中葉以後，唐宋派和桐城派在古文領域佔據著主導地位，他們自覺地提倡「以古文為時文」，卻不自覺地做到了「以時文為古文」，八股文與古文相互融合，逐漸形成一種八股化的古文，成為明清社會最為通行的文體。而清代漢學興起的文化背景之一就是八股的彌漫四海，造成士子的空疏不學，故漢學家對八股及其近親唐宋派以來的古文大加撻伐。漢學家與桐城派的爭論一直持續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夕，章太炎之友生如黃侃、劉師培等在北大提倡魏晉六朝以對抗桐城派的古文，周作人更是終其一生都在反對桐城古文。
周作人對於古文與八股深有研究，他曾指出：「古文與八股之關係不但在桐城派為然，就是唐宋八大家傳誦的古文亦無不然。韓退之諸人固然不曾考過八股時文，不過如作文偏重音調氣勢，則其音樂的趨向必然與八股接近，至少在後世所流傳模仿的就是這一類。」[14](P669)所以清代學者對八股化古文如桐城派的批判，逐漸又演變為對唐宋八大家的批判，有追根溯源的目的。對於桐城派、歸有光與唐宋八大家的關係，朱一新總結說：「桐城名學八家，實則祖歐陽而禰震川，高者兼法《史記》，但法其雋峭者多，雄偉者少，歸太僕之家法，固如是也。宋文惟介甫最高，而最難學。次則南豐，源出匡劉，淵懿質厚，南宋人多效之，朱子尤為具體，而稍緩弱。震川兼師歐曾，然不逮南豐之質厚，雖時代為之，亦由經術深淺之異耳。桐城沖淡，乃其佳處。文境惟沖淡最難，但未學雄奇，專學沖淡，易流薄弱。桐城之不能為班、馬、韓、柳者，亦以此。」[15](P87)所謂的桐城派，是在姚鼐之時才有意識地建立宗派，上溯至劉大櫆、方苞，再到歸有光，再追溯當然就是唐宋八家了。這一統系的古文在其形成發展的過程中確實與八股有著密切的關係，即便是唐宋八大家地位的凸顯也與宋代以來的科舉考試密切相關。本來唐宋八家已不能完全代表唐宋文學的演變，而後來的古文家卻連八家也不能全學，他們主要關注的是歐曾，路子越來越狹窄，弊病也就越來越多。
注釋：
[1]明張弘道、張凝道輯.皇明三元考（卷七，「成化乙未科」）[M].北京圖書館影印古籍珍本叢刊本.
[2]梁章钜.制義叢話（卷四）[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3]黃宗羲.明文授讀[M].四庫存目叢書本.
[4]張慎言.何文毅公全集序[A].黃宗羲編.明文海（卷二五三）[M].四庫全書本.
[5]王鏊.震澤集[M].四庫全書本.
[6]茅坤.茅鹿門先生文集[M].四庫全書本.
[7]呂留良.呂子評語餘編（卷一）[M].四庫禁毀叢書本.
[8]王慎中.義則序[A].遵岩集（卷九）[M].四庫全書本.
[9]朱錫庚.笥河文集序[A].朱筠.笥河文集（卷首）[M].續修四庫全書本.
[10]唐宋文醇提要[A].四庫全書總目（卷190）.北京：中華書局，1965.
[11]王應奎.柳南續筆[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2]方苞著，劉季高點校.方苞集（卷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3]李光摩.論截搭題[J].學術研究，2006,(4).
[14]周作人.談韓退之與桐城派[A].鐘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千百年眼[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
[15]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二）[M].北京：中華書局，2000.
（本文摘錄自《學術研究》，2008年第4期，頁136-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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