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文學遺產》二零零四年第一期，頁十八至三十二。
內容提要
明清以來對八股文的鄙棄和抨擊，使這種文體及其寫作難以進入當代的文學史敘述。本文通過時人的自述來重構當時的文學生態，說明舉業如何給文學創作造成極大傷害，甚至從根本上褫奪了人們在文學上取得偉大成就的可能性，從而對明清時代的文學寫作及其命運付以新的理解。
關鍵字
明清文學、科舉、八股文、文學生態
科舉制度和文學的關係，可以說是中國文學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但迄今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除唐代有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兩部力作外，宋元以後便無專著探討。到社會生活愈益複雜、史料愈益豐富的明清時代，相比科舉制度本身，有關科舉和文學之關係的研究，顯得尤其缺乏。蓋明清以來對八股文的鄙棄和押擊，已使這種文體及其寫作難以進人當代的文學史敘述。當八股文這一龐大的寫作事實被文學史話語遮蔽時，明清時代籠罩在科舉陰影下的文學生態也部分地被遮蔽了。這一缺陷影響到我們對明清文學的整體認識，因為明清兩代的科舉制度同樣對文學創作產生了極大影響，只不過不是像唐代那樣激勵了文學技巧的鑽研、文學才能的磨練，而是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八股文以外的文學修習。清初黃生曾說：「談詩道於今曰，非上材敏智之士則不能工。何也？以其非童而習之，為父兄師長所耳提而面命者也。大抵出於攻文業舉之暇，以其餘力為之，既不用以取功名，博科第，則於此中未必能專心致志，深造自得，以到古人所必傳之處。」[1]這還是從用心之專的角度說的，施閏章更從教育到出版，對當日的文學寫作表達了近乎絕望的無奈。他說：
才之相去，古今人不甚遠也。古人之取之也博，用之也約，其學不惟詩歌文詞也，而所為乃絕工。商周以下洎乎魏晉之作者，可考而知也。唐以詩為業矣，李杜數家而外，以集名者，卷帙不多。以彼一代之製，竭其平生之勤，存者不逮什一，又不取備體，其矜慎如此。今人束髮受舉子業，父師之所督，儕友之所切磨，胥是焉在，猶患不工。及壯長通籍，或中年放廢，始涉筆於詩，稍順聲律，便登簡帙。以不專之業，兼欲速之心，弋無涯之名，懷難割之愛，固宜出古人下也。[2]
今人考論「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包括我自己，往往從文體表現機能的演進及文體資源的開掘來審視文學發達的可能性。然而文學在不同時代，還受到各種社會環境因素的影響，這些影響總體上決定了一個時代的文學生態，決定了人們在什麼樣的生存狀態下寫作，它和社會的普遍需求是什麼樣的關係。參照我們親歷的當代文學史，我們不難體會政治環境和商業氛圍對文學生態的巨大影響。而在明清兩代，對文學生態產生重大影響的環境因子是科舉。圍繞八股文而形成的一整套科舉文化體系，構成一種文化環境[3]。文學寫作在它的巨大壓力下扭曲變形。從黃生、施閏章的議論可以看出，當時人們是多麼深刻感受到，舉業如何給文學創作造成極大傷害，甚至從根本上褫奪了人們在文學上取得偉大成就的可能。他們的感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現實，當時從事文學事業的人們又怎麼看？這關係到如何看待明清時代的文學生態及文學寫作的命運。弄清這一點，對我們整體把握明清文學的歷史特徵至關重要。
明清科舉的時代特徵及對士風的影響
科舉是從隋代正式形成的考試選拔制度，歷唐宋愈益完善。明朝開國不久，即於洪武三年（1370）詔令開科舉，翌年二月正式舉行首次會試，從此確立明清兩代科舉的制度形式。其考試科目，「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蓋太祖與劉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4]。考試文體的變化只是表面現象，明代科舉不同於唐宋的實質在於相應的官吏擢用制度。洪武三年，明太祖詔：「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毋得與官。」（《明史》卷七十）這就徹底堵死了往代所有的其他出仕途徑，將士人統統驅趕到科舉一途上來。據《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看，明代一科取進士少則幾十名，多也不過三百餘名，清代略同。兩朝人口較唐宋時代劇增，而取士名額不增反減，使得本不寬敞的科場變得更加擁擠，競爭也格外地殘酷。袁枚說「古之科有甲乙，有目；今之科無甲乙，無目，其途甚隘。古進士多至八百人，今進士率三百人，其進甚難」[5]，這的確是明清科舉的實情。
洪武十七年（1384），朝廷頒佈《科舉成式》，規定經義所據注解，調整考試科目，二場在原有的論一道上又增加了判五道，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由原先的策一道變為經史時務策五道，明顯增加了實用文體的分量。這樣，除初場試經義四道、四書文三道外，後兩場主要考察的是公文寫作和綜合知識，加強了科舉的務實傾向。這種改革原出於崇本抑末的動機，所謂「先之經術以詢其道，次之論判以觀其學，次之策時務以察其才之可用。詩賦文辭之誇乎靡麗者，章句訓詁之狃於空談者，悉屏去之」[6]。但對舉子來說，最關鍵的仍在於首場的八股文，錢大昕說明代「鄉會試雖分三場，實止一場。士子所誦習，主司所鑒別，不過四書文而已」，考官閱卷也只看首場三篇四書文[7]。清代照舊，「名為三場並試，實則首場為重，首場又四書藝為重」（《清史稿》卷一百八），首場不售，後兩場再好也白搭。而八股文體式之嚴、考試之難，誠如彭蘊章所說：
明清科舉規定只有學校出身的生員才能參加鄉試，而生員資格的獲取必須經過縣、府、院三級考試，再經受歲考和科考，以維持生員資格，才能爭取參加鄉試的機會。士人自童生為秀才，由秀才考舉人，由舉人試進士，奔走風塵，白首場屋。鎩羽者固然悲歎「年年隨計多辛苦，十上風塵竟何補」[11]，即使僥幸博得一第，也是「白首窮一經，得祿未足喜」[12]。對大多數人來說，功名總是晚來，而晚來的功名總不能補償那為此耗盡的青春歲月。想想最富有生氣、性情最為活躍的青春歲月，最終消磨在僵死無用的文字中，這在一個時代的文學創造力是多大的損失，而對文士的寫作能力又是多大的傷害！
在明代，也許八股文體初創，人們還有一些新鮮感；也許為此付出畢生心血，人們倍加珍視。總之，八股文名家對時文也自視為一種創造。如艾南英《答楊淡雲書》說：
弟以為制義一途，挾六經以令文章，其或繼周，必由斯道。今有公評，後有定案。吾輩未嘗輕恕古人，後來亦必苛求吾輩。使有持衡者，衡我明一代舉業，當必如漢之賦、唐之詩、宋之文升降遞變，為功為罪，為盛為衰，斷斷不移者。則兄以為今日置我輩於功乎罪乎？[13]
純粹從寫作的角度，當然也可以這麼說。但問題是八股文究竟何補於世何益於人，沒有人能舉出有力的結論；相反其脫離實際、無所用於世，卻是千夫所指，眾口一詞。梁份《復賀天修書》寫道：
蓋制科取士，三百年來，豪傑士亦出其中。然所學非所用，童而習之，以至老死，皆無用之空言，故不足以得真才，而適售其偽。又取之不必公，文運日衰，士氣曰弱，學校未廢而廢莫或過之矣。[14]
周吉《冒辟疆文序》也說，「國家以文章取士，非專重文章也，重乎其文章主人」，因為文如其人——「文神骨棱層者，其人必脂韋不入；文豐致高潔者，其人必風塵不染；文規矩自繩者，其人必波流不遷」。話是這麼說，「今日海內操觚家，自負為宗工巨匠不少，然有當於此者寥寥。豈章句之學不足憑，竟貌是精去，而其人卒無所用於世耶？蓋聖賢之語，皆是修身儀型、治平藥石。吾未能內治其心，而僅圖捷售於外；拈一題模空杜撰，而真血脈不存；終身與理遠，而徒矜贗質售世：又何怪乎其人卒無所用於世也。況效顰西施，文亦不終日為識者鄙乎？」[15]這番話從科舉的意義到實際結果，很典型地表達了明清之際人們對科舉的看法，八股文與道德修養、政治才能、性情識理乃至文學創造的相關性被徹底否定。
本來，明代社會經濟的發達曾為文化發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興盛的印刷業、成熟的圖書流通體制帶來圖書的極大豐富和普及，這是學術文化發展的良好條件。然而遺憾的是，這一良好的機遇並未帶來相應的學術繁榮，以至明人自己對此也歎恨不已：
「束書不觀，游談無根」語出焦竑《筆乘》續集卷三，原是對本朝士大夫侈談心性、空疏不學的批評，胡應麟這裡取以批評科舉之士，著眼於八股文的影響。蓋明朝士大夫的不學，除陽明心學的影響外，舉業是另一個重要原因。當時沉溺於舉業的經生，鄙陋不學已到極可笑的地步。如田藝蘅《留青日札》載，一督學出《詩經》題「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有生員不知出處，語人曰：「聖經中如何亦有西方菩薩之說？非觀世音不能當也。」此生巨富，不久即中舉[17]。王士鎮《香祖筆記》卷八也記宋琬言曰：「幼時讀書家塾，其邑一前輩老甲科過之，問：『孺子所讀何書？』對曰：『《史記》。』又問：『何人所作？』曰：『司馬遷。』又問：『渠是某科進士？』曰：『漢太史令，非進士也。』遽取而觀之，讀未一二行，輒抵於案，曰：『亦不見佳，何用讀為！』」[18]這由舉業與心學共同導致的空疏學風，被清代學者一致認為是明代覆亡的首要原因。清人總結明亡的歷史教訓，推原空疏學風產生的因由，往往將八股舉業與心學相提並論，予以無情的批判。
時文與傳統文學的價值分裂
考試作為相對公平的人才選拔制度，至今尚無更好的方式取代。但考試是否真能測驗應試者的水準，卻很早就為人們所懷疑。宋代邱宗卿說「場屋之文如校人之魚，與濠上之得意異矣」[19]，田藝蘅也說考試「言行未必其相符，而德業未必其相副也。蓋是者恒十三，而非者恒十七矣」，都對考試制度本身的有效性表示了懷疑[20]。當然，在網羅人才的抽象意義上，人們對科舉制度也不無頌揚，尤其是像宋濂《庚戌帝幾畿鄉闈紀錄序》、《會試紀錄序》這類有關考試紀錄的文章。但具體到科舉對社會的影響，比如教養，明代梁潛就說：「經義論策，以為取士之一端則可也，以為天下教養之格律則不可。」[21]清承明制，殷鑒不遠，人們對八股取士的流弊已看得很清楚，於是八股文就成了眾矢所集的批判目標。
八股文就其發揮經義的內容來說是一種知識形態，而就其縝密的文體結構及寫作難度來說又是一種文學形態，不幸的是八股文的寫作實踐非但沒有光耀知識和文學，反而扮演了反知識、反文學的角色。明清兩代學人對八股的批判也因此深入其反知識、反文學的各個層面。如王陽明《重刊文章軌範序》曾指出舉業對宗聖向道之志的戕害[22]，其後學黃宗羲的門人鄭梁順理成章地推導出「科舉興而聖學亡」的結論[23]。陳湖《同學會藝序》揭示八股取士制度對知識和才能取向的總體影響[24]，顧炎武在《生員論》中論述舉業對士人器識的銷磨[25]，邵長蘅《贈王子重先生序》從古今教育體制的不同指出舉業對學問的排斥[26]，言之無比沉痛。在清代的文集、書信中，常見對幼年「館塾不令讀八股之外文」經歷的回顧[27]，無奈中不乏解嘲的味道，就像魏象樞所深慨的：「只因八股文章，擔閣了多少學問！」[28]焦袁熹答曹諤廷書說：「弟自幼不曾讀書，雖本經正文未必字字看到，無言熟也。用功稍多者惟八股耳。」[29]在經學最盛的清代，一個著名文人竟然連本經正文也沒通讀，多麼不可思議！八股試題雖出自經書，但八股文卻排斥經學本身，更不要說其它學問了。所以閻若璩反思明代歷史，會說「三百年文章學問，不能直追配古唐宋及元者，八股時文害之也！」[30]魏世儼說「甲申之變，公卿束手屈膝，絕未嘗如漢、宋之斷而復續者，未必非八股取士之流弊也」[31]，更將明代滅亡的慘痛教訓與八股聯繫起來，表明時至清初，人們已徹底看清了八股取士的惡果及其所主導的教育的失敗。錢謙益斥八股為「俗學」[32]，鄭梁嗤之為「灰塵」[33]，李雯斥之為「誤國之物，無用之具」[34]，龐天池斷言「今之必不能傳於後者，八股也！」[35]批判和抨擊八股文的聲浪在清初達到了頂峰。
對八股文體裁僵化、困人神智的普遍憎惡，使得詩古文作家總是有意識地將自己與時文作家區分開來，於是能文之士明顯地劃分為時文作家與文章作家（包括詩文賦詞曲）兩個陣營，誠如劉繹所說：「文無所謂今古也，蓋自制義興，而風會趨之。學者習乎此，則紆乎彼，於是遂視如兩途。」[36]但由於科舉主宰著仕途，人們面對八股文顯出萬般無奈的矛盾心理。道光間山東作家王曉堂有詩云：「冤冊思將堅處鑽，求工八股學寒酸。固知此物原無用，不到名成棄轉難。」[37]最好的結果當然是早將門敲開，好快點丟掉敲門磚，專心治古文辭之學。袁枚《答袁蕙纕孝廉書》說「僕科第早，又無衡鑒之任，能決棄之，幸也；足下未成進士，不可棄時文」[38]；古文名家朱仕琇說「近世李西涯、王濟之、何大復、高子也、王道思、唐應德、王貽上、李厚庵俱早宦，何病於學？若儲同人以老諸生，自述科舉敗其業，尤甚病也」[39]，都是這個意思。為此家族長輩淳淳告誡後學：「做舉子業，寧苦三年，不苦一世；若不肯苦三年，則苦一世，終無有成。」[40]這種現實策略，使時文和詩文兩種文體不是到作家揚名立萬之日才分疆劃畛，而是在幼學啟蒙時即已分道揚鑣。李紱《應敬庵縱釣居文集序》有云：
今人以應科目八股之文為時文，以古人論議序記碑銘之作為古文，判然若秦越。其甚陋者，以學古為戒，切切然若厲人生子，惟恐其肖之，以為妨於科目也。[41]
毛奇齡《吳應辰詩序》亦云：「舊習舉義者，戒勿為詩；而為詩者，謂為舉義家，必不工。」[42]在這樣的教育中長成，兩種文體在士人心目中常判若涇渭，勢若水火，「工於時藝未必長於古文，或好古之士，又以八股為不急，往往略焉」[43]，甚至出現汪懋麟《雄雉齋選集序》旳更絕對的說法：「方今制科取士，專試時文，士皆斤斤守章句，習程式，非是則目為外道，而於詩尤甚，曰旁及者必兩失。然則詩非絕意進取、山林窮僻之徒，未有能專工者也。」[44]不僅如此，兩派作者還從各自的價值觀出發相互輕視。「好古者每薄視時文，為時文者亦笑其違時而取困。」[45]其相輕的理由不只在對方不切於實用或不切於時用，更在於寫作才能此長彼短，一人不能兼擅。蔣份功《從兄紹孟雜稿序》說:「國家功令在制舉業，而詩文之學未嘗不見推於世。是故言乎決科之利，則制舉業為先，而詩古文為後；言乎行遠之功，則詩古文為重，而制舉業猶輕。斯二者情相左也，各有所專，遂各有所就，而兼工者難矣。兼其可兼，又利其所利，蘄兩得者，益難言之。」[46]當然，也不是絕對沒有兼工兩種文體的作家，那通常被認為是秉賦傑出才能的人[47]。一般人遇到古文、時文興趣上的抵觸，總是先時文而後古文，先取功名後讀書。就像曹諤廷說的：「嘗考古人大有成就者，皆自弱冠左右即了科舉一事。故志欲早得志於場屋，然後一意讀書，為古人之所為，以償其夙願。」[48]但這顯然是個很艱難的歷程，不啻是在用青春與科舉相博。結果除了像新城王家、武進莊家那樣的簪纓世家，家塾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子弟能夠順利取得功名外，大多數士子都不免為輸家。老於場屋，白首無成，固然是血本無歸；即便僥幸博得一第，而後從事文學，終究也嫌太遲了。
乾隆間古文名家朱仕琇曾自述「生平精神十九耗於時文，以隙治古籍」[49]，古文家方浚頤《答于漢卿書》也稱抱詩癖者垂四十年，通籍後始棄帖括而為韻語[50]，四川名詩人彭端淑晚年回顧寫作經歷則說：「余一生精力盡於制義，四十為古文，五載成集；近五十始為詩，今已二十五年矣，總計前後所作六百餘篇。」[51]至於中年絕望於科舉而走上文學道路的，如陳栩《栩園詩話》載沈宗疇「幼習舉業，未嘗留意詩詞，三十後兩耳聾廢，絕意仕途，乃縱情詩酒」[52]，則出於一種慶幸之情，夾雜著憾恨和無奈。錢謙益《復徐巨源書》中，談到古人分年讀書之法，感歎「自少及壯，舉其聰明猛利、朝氣方盈之歲年，耗磨於制科帖括之中。（中略）侵尋四十，賃耳傭目，乃稍知古學之由來，而慨然有改轅之志，則其不逮於古人也，亦已明矣。」[53]陳玉璂《徐竹逸願息齋文集序》和邵長蘅《贈王子重先生序》也提到古人的讀書分年法[54]，這顯然是清人的一個情結，對自身啟蒙教育深感不滿和無奈的情結。他們對個人乃至本朝文學總體上無法與前人競爭的所有憾恨，都可以追溯到這一點。
八股文作為仕途的敲門磚，對科舉及第者固然是已陳之芻狗，在科舉絕望者也棄若敝屣。這決定了它在價值上面臨永恆價值與社會評價的分裂。時文可能有一定的社會評價，但肯定與永恆價值無緣。韓程愈《明文潭抄序》寫道：
明朝以八股開科取士，士之喜功名而愛富貴者，爭盡心趨之。自頭童至齒豁，無論薄海內外，其不專心致志者寡矣。（中略）其應功名應富貴而少借徑於八股者，自不得不為之；而功名富貴既得，與終不可得之人，則學士大夫多不肯俯首就縛而終於一八股已也。是則八股者，取功名取富貴之瓦礫也。（中略）大明三百年養育栽培，人文輩出，其間道德性命、經濟閒適之士，咸奕奕赫赫，落落磊磊，而量其本心，似皆不欲以八股獨見重於後世也者，其輕重蓋可知已。[55]
余觀唐末嘗錄有名儒者方乾等十五人，賜孤魂及第。每念瞿元初（純仁）、邵茂齊（濂）、顧雲鴻（郎仲），輒泫然流涕。唐以詩取士，如幹者雖不第，其詩已盛傳於後世。而三君子之擅場者，獨以時文耳。嗚呼，今之時文有不與骨肉同腐朽者乎？三君子之名，其將與草亡木卒，澌盡而已乎！[57]
我所見到的最深刻地闡述時文與文章的價值對立及其根源的文章，是陸慶曾《冒辟疆文序》。作者首先提出朝廷科舉和民間月旦兩個評價體系的並存、對立及其輿論力量：「科目之權在上，文章之權在下。在上者重之而適以輕，在下者輕之而適以重，其勢然也。」在這種形勢下，科目之士和文章之士的現實成功與實際的成就感產生極大的反差：
緒紳先生掇巍第者，其業既效矣，出其文章懸諸國門，罔不家拱璧而人靈珠也。而海內有意之士一寓目而竊議者什之九，以為若輩幸而獲耳。夫居溫食厚，不堪留名人之一盼；紆青紫於萬夫之上，不考以服蓬室陋巷之寒儒。當此時，王公大人亦復志氣摧阻，窮愁卑賤之不若，安能以富貴驕人哉？今若夫高古淹博之流，雖遭時不偶，而揮灑翰墨之間，娛玩篇章之圃，內有性情之樂，外有朋友之助，即小得失庸何傷？故禮俗之家嫉之若仇，而風聲日遠。[58]
這種反差所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人們由否定時文價值進而對科舉能否測驗寫作才能產生懷疑。周鎬《汪恬庵先生時文序》云：「自世以科名為軒輊，而文無定評。其得者必不肯曰天也幸也，文之功也，其失者亦不敢曰天也屈也，文之罪也。」所以究竟「科第重文章耶，文章重科第耶」就成了讓人困惑的問題。順理成章的結論是兩不相關，所謂「科第不足重文章，即文章亦何足重科第？」[59]這一方面令「工為制舉業者必兼為詩，即上不以此取士，又無人督之使必為，而士若非此無所容於世者」[60]，另一方面讓人產生「古之取士以經史詞賦，故文學與名位常相合；今之取士以帖括制義，故文學與名位常相離」的印象[61]。這種印象甚至波及試帖詩，導致試帖詩在人們觀念中也產生價值的分裂。陶元藻《唐詩向榮集序》說「有素以詩名而工為是詩者，亦有素不以詩名而工為是詩者」，這就是說試帖詩與詩才並無直接的關係。
基於這種價值觀，作者對時文、試帖與詩古文辭的態度也有所不同。申頲《耐俗軒課兒文訓》云：「書記序傳之文切於人事，人自不能廢也；詩歌聲韻之文，無益人事而人自樂為之者，性情之業。獨時文一道不切人事，無益性情，苟非設科取士，則無一人為之矣。」[62]時文結構之複雜與表現技巧之簡單，令寫作者享受不到創造的樂趣，惟餘憤怒和無奈。陳文述為厭薄舉業的侄子葆魯選時文，題兩句告誡道：「切莫橫行學螃蟹，只須依樣畫葫聲。」[63]時文的這種德性讓人說不出的厭惡，又讓人哭笑不得，以至有人戲擬為畫中之豬。或駭然問其故，答：「牛羊犬馬各有專家，曾見有以剛鬣為點染者乎？今所流傳字幅，詩文辭賦以及雜言小說，無不可書之屏幛，曾見有錄荊川、鹿門、歸、胡、陶、董之制義者乎？」[64]所以同樣是寫作，在詩古文辭和時文之間，作者的學習態度和寫作目標遂有崇高、苟且之分。羅孚尹《與羅元玉》有個通俗的比喻：「吾輩作時藝，如業履然，履無十日之壽，而業之者亦只計其售耳，不問之十日以外也。作詩作古文辭，若鑄宣銅，雖售只一時，而作者之心則無有不欲其久遠者。」[65]惟此之故，人們對作品的珍惜程度也全然不同：詩古文辭，零章片楮必加收拾；舉業程文，則塞向覆瓿，棄之恐不及。八股文通常不人文集，試帖詩也不入詩集，少數名家工為此體，不忍自棄，或坊賈射利，往往單行其書，如王鏊《守溪文稿》、吳錫麒《有正味齋試帖》之類，但那也要做得好到超過或不亞於作者的古近體詩才行。[66]
舉業對文學寫作的具體影響
從明清兩代對八股取士的批判及時文與文章的分流來看，社會普遍的價值觀顯然更重視詩古文辭寫作。然而現實中影響力更大的是科舉，它所造成的徹底排斥學問和文章的結果，恰好產生與唐代科舉相反的作用力——不是刺激文學繁榮，而是對文學發展造成阻礙和傷害。這種負面影響很難用量化的方式顯示，只能由當時人的自述窺見一斑。
正如前文所引黃生、施閏章語所示，清人論及舉業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大抵是與前代相比，因而自傷或自嘲。如清初作家熊伯龍曾說：「今之學者干祿之餘，翱翔聲韻，既未嘗以全力深思六義，而又非天地間生，如宋之眉山、明之虞山，能以一人之身，古文詩賦眾體兼盡。故雖有志者，或不能責其如古專家之學。」[67]葉映榴也說：「吾輩少習舉子業，窮年矻矻，何睱問詩古文辭耳。即頗能旁及者，大率習之不專，則所致亦淺。」[68]他們都強調本朝人從事文學，乃是以習舉業的餘力為之，根本不可能與古人爭長。潘耒則就明清易代之際的特殊情形，從另一個角度論證了科舉對文學的壓抑：
與前文所引不少材料一樣，清初人眼中反映的科舉，實際多為明代歷史經驗。這裡以地方知識呈現的世道治亂、科舉興廢與文學盛衰的相反相成關係，更可以追溯到宋代。宋末黃庚《月屋漫稿》自序有云：「僕齠齔時習舉子業，何暇為詩。自科目不行，始得脫屣場屋，放浪湖海，凡平生豪放之氣，盡發而為詩。」[70]後來王崇簡《學古堂集序》論西北詩歌的傳統，談到「公車制舉之言或終歲弗及於境，士大夫世其學者惟左國班馬及王孟李杜諸書」的情況，也得出「公車之業損則風雅之事進」的結論[71]。這一命題從反面說明了科舉對文學的壓抑，對於明清兩代文學史可以說具有一般規律的意義。
明清士人切身感受到的舉業對文學的負面影響，是深刻而多方面的，他們對這些感受的表達也具體到各種文體。宋濂雖從網羅人才的角度肯定了科舉的意義，但涉及到對創作的影響，他也不得不指出：「自科舉之習勝，學者絕不知詩。縱能成章，往往如嚼枯錯蠟，較之金頭大鵝、芳腴滿口者有間矣。」[72]羅萬藻《西崖詩序》曾指出「入明以來，學士大夫往往以全力用之制藝，而以其制藝之餘及詩」的現實[73]，鄭梁《野吟集序》則說：
毛奇齡《金子上山下考詩集序》、蔡方炳《尺牘友聲初集序》、袁枚《隨園詩話》卷八、彭維新《漢陽勞尊三詩序》、林昌葬《海天琴思錄》卷七等，都有相似的說法。更多的人則通過自己的經歷述說幼習舉業而致學詩甚晚。如汪師韓《詩學纂聞自序》：「余於詩非童而習之也，少嘗偶為之，而未嘗學，學在通籍以後。」[75]鍾駿聲《養自然齋詩話自序》：「僕少攻帖括，既通籍，猶孳孳繩墨間，於詩學源流懵焉未悉。」[76]彭蘊章《又書何大復集後》：「余少時學詩服膺何李，顧亦為舉業所困，未暇卒業。」[77]黃仲畬《讀前人詩偶書所見》：「綺歲困帖括，讀書苦不早。」[78]類似的自述真是舉不勝舉。李佐賢《石泉書屋詩鈔自序》道出清人在這個問題上的典型心態：「童年愛讀唐詩，輒學拈韻。弱冠後習帖括業，此事遂廢。壯年通籍，漸有餘暇，泛覽歷朝名作，微窺古人門戶，不禁望洋而歎，為之擱筆，自知力薄才疏，於古人無能為役也。」[79]在內心深處，大多數人已完全喪失了與古人競爭的信心，還怎麼能指望他們的詩歌爆發創造力的火花呢？
科舉對古文寫作的影響，也是文集序言中經常出現的話題。成城《拙隱齋集序》斷言：「自制舉業之學興，一切聰明瑰異之士皆銳意於其中，而古文遂替。」[80]關於明代古文的成就，黃宗羲《明文案序》寫道：「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為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無足怪也。」[81]方苞《贈淳安方文輈序》、李紱《敬齋文集序》也一致認為明清兩代的古文創作深為八股所累，主要是作家不能將精力全部投入到古文寫作中去。照黎士弘的說法，「時文足以取功名富貴，士自羈丱即已受父師之所督責，其為說甚備而實難工。古文無關進取，非負兼才與貴顯自信及山林屏廢深思苦學之人，無意為之」[82]。似乎兩種文體各有用途，各有其作者群，並行不悖。但現實中兩者的作者經常是交叉的，只寫八股文或只寫古文的作家畢竟是少數，多數作家兩者兼習，而且兩者的寫作實際是佔據了生命的不同時段。像范泰恒所說的，「少之時，沒溺於時文，於古文則肄業及之耳。其壯也，若飲食嗜好之不可離，於古文則駕矣，而場屋之事未終，終不免兼營而並鸞」。這樣，就不能不讓人感歎：「不專不精，古人且病之，況今人乎!」[83]這正是科舉時代普遍的無奈。不以文得名的，如宋犖固嘗言：「余文不足傳也。余少遊場屋，涉獵舉業家言，未遑覃精六藝。及服官中外，案贖紛紜，鉛槧疏闊，縱有所作，大抵不別家數。」[84]即便是方苞這樣的古文宗師，又何嘗不遺憾：「我若不能時文，古文當更進一格。」[85]蓋置身於當時的環境中，古文寫作難免在時文的強勢壓迫下發生扭曲。姜宸英曾在《董文友新刻文集序》中以自己的經驗述說那種困厄：「余少嗜書，於古人之微辭妙義，亦能時時獵取，涉其藩籬。既奔走於科舉之學，十五六年，見時之所謂科舉者，非獨無借於古文，雖其音節之稍似，則同輩者群指以為嘩笑，不待試之於有司而後知其抵牾也。於是姑暫釋其所學，隨時骫骳，務悅於觀者之目，乃學廢而所求益以不遂。」[86]這種緣木求魚的滑稽結果及進退失據的茫然心態，非親歷其境，是難以體會的。
填詞在世俗觀念中本為小道，其寫作因自身的邊緣性質和業餘狀態，似乎較少為舉業所殃及。儘管如此，專業詞曲作家對舉業仍不能釋然。李漁《笠翁餘集自序》敘述清初的填詞狀況，說：「三十年以前，讀書力學之士皆殫心制舉業。作詩賦古文辭者，每州郡不過一二家，多則數人而止矣，餘盡埋頭八股，為干祿計。是當日之世界，帖括時文之世界也。」[87]顯然，在他看來，在帖括時文充斥這個世界，一切文章、學術都遭排斥之時，詞曲當然也無法免遭冷遇。由此可以推想，明清時代的作家在別的文體上也都會感受到舉業的強勢壓力，只不過目前我還沒有讀到有關議論罷了。
實際上，明清兩代舉業對文學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不只表現在對文學寫作的排斥上，還深入到文學的表現層面去。這是需要專門研究的複雜課題，在此無法展開[88]。但由此產生的一個問題，卻是值得思索的，那就是對於舉業和文學的這種尖銳對立以及舉業對文學產生的基本是負面的影響，人們除了無奈地消極接受，難道就沒有其他的反應？有沒有人試圖用一種積極的方式消解這種對立，甚至在兩者之間尋求一種平衡或溝通呢？
尋求時文與文章的內在溝通
既然科舉是出仕的必由之路，既然時文寫作是無法回避的，無論是自我解嘲或自大其體，甚至真誠地將它視為一種文學資源來汲取——既然已付出那麼多的精力，何必白白浪費呢——人們都需要為八股文尋找一點理由，使它看上去不是那麼徹底的無價值，以便使自己為它耗費的精力不至於顯得太無聊和可笑。
八股文被稱為時文，表明它是相對於傳統文體——古文而存在的，正像時尚作為流行趣味相對於傳統趣味成立一樣。正統古文作家出於維護文體純潔性的動機，往往在與時文的區別中界定古文。如魏禧答人問古文，曰：「欲知君子，遠於小人而已；欲知古文，遠於時文而已矣。」[89]或像焦循那樣，從文體特徵入手，說明「古文以意，時文以形」的異趣[90]。但為八股文辯護的人，則認為兩者之間其實並無不可逾越的藩籬。如潘耒《吳楞香制義序》云：
國家設科取士，急欲得宏通英偉之材，以為當世用。然帖括繩尺之文，每不足以羅天下士；而士之才高意廣者，或俯視制舉業為不足為，於是有白首而不遇者。天下淺識諛聞之士，遂謂古學之與時趨判然若冰炭之不相入，以通經學古為戒，以速化捷得為賢，則亦過矣。夫世未有不通乎古而能通乎今者，亦未有高材閎覽之士能為彼不能為此者。[91]
不管這種思路是否有道理，當人們換一個角度來看八股文和文學的關係時，馬上就發現兩者在某些層次上是可以溝通的。有人甚至倡為「時藝古文不二」之說[92]。這當然是很聳人聽聞的，沒有嚴密的論證恐怕很難說服人。明代袁宏道《與友人論時文書》寫道：「當代以文取士，謂之舉業。士雖借以取世資，弗貴也，厭其時也。走獨謬謂不然，夫以後視今，今猶古也；以文取士，文猶詩也。後千百年安知不瞿唐而盧賂之，顧奚必古文辭而後不朽哉？」他是從「真」的角度來立論的。在他看來，所謂古文至今已敝極，「愈古愈近，愈似愈贗」，只有出主入奴的模仿，既無真氣也無創造性。相比之下，倒是八股文還有些可取之處：「其體無沿襲，其詞必極才之所至，其調年變而月不同，手眼各出，機軸亦異。一百年來，上之所以取士，與士之伸其獨往者，僅有此文。」為此他批評那些厚古薄今之士「彼不知有時也，安知有文！」[93]中郎對八股文藝術性的推崇，能否得人首肯很難說，但這至少表明，只要換個角度看，時文也有與一般文章相通的特性。因此到清代，站在時文立場的人敢於聲稱：「到得八股之法講說既熟，則一切詩古文辭皆可自尋入路。故時文不通，不可以學古。」[94]而站在古文立場的人，也承認八股文的訓練是有助於詩古文寫作思理清晰的。王漁洋《池北偶談．談藝三》載：
予嘗見一布衣有詩名者，其詩多有格格不達。以問汪鈍翁編修，云：「此君坐未嘗解為時文故耳。時文雖無與詩古文，然不解八股，即理路終不分明。」近見王惲《玉堂嘉話》一條，鹿庵先生曰：「作文字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而汗漫披猖，是出入不由戶也。」亦與此意同。[95]
梁章鉅《制義叢話》卷二引此文，以為「此論實確不可易。今之作八韻試律者，必以八股之法行之；且今之工於作奏疏及長於作官牘文書者，亦未有不從八股格法來，而能文從字順，各識職者也」[96]。無獨有偶，袁枚《隨園詩話》也記載了一段對話：
時文之學，有害於詩，而暗中消息，又有一貫之理。余案頭有某公詩一冊，其人負重名。郭運青侍講適來，讀之，引手橫截於五七字之間，曰：「詩雖工，氣脈不貫。其人殆不能時文者耶？」余曰：「是也。」郭甚喜，自誇眼力之高。後與程魚門論及之，程亦韙其言。余曰：「古韓柳歐蘇，俱非為時文者，何以詩皆流貫？」程曰：「韓柳歐蘇所為策論應試之文，皆今之時文也。不曾從事於此，則心不細而脈不清。」[97]
這並不是八股時代的神話，因為評論家們的確在時文和詩古文辭間看到某些一致性。比如黃生指出：「律詩之體，兼古文、時文而有之。蓋五言八句，猶之乎四股八比也。今秀才家為詩，易有時文氣，而反不知學時文之起承轉合，可發一笑。至其拘於聲律，不得不生倒敘、省文、縮脈、映帶諸法，並與古文同一關捩。是故不知時文者，不可與言詩；不知古文者，尤不可與言詩。」[98]他們指出詩歌結構、技法與古文、時文的一致，應該說是有眼光的，當代學者也曾引申焦循《時文說》、江國霖《制義叢話序》的說法，承認八股文體確實融入了詩賦的文體特徵和技藝[99]。但他們譏笑別人做律詩、古文不用時文技法，進而斷言不知時文、古文者不可與言詩，就值得斟酌了。
這個問題涉及到不同文體在體制、風格互涉時遵循的基本原則。在中國古代的藝術觀念中，不同文體間體制、風格的互涉是有方向性的，基本原則是以古入近，以高行卑，即較古的體制、風格要素可行於後出文體，反之則不可。沈德潛說「樂府中不宜雜古詩體，恐散樸也；作古詩正須得樂府意。古詩中不宜雜律詩體，恐凝滯也；作律詩正須得古風格。與寫篆八分不得入楷法，寫楷書宜入篆八分法同意」[100]，闡發的就是這個道理。依據這種互涉原則，古文筆意可入時文，時文筆意卻不可入古文。正如徐時夏所論：「古文與時文原迥然不同。今之舉人、進士僥幸廁名花榜，便自以昌黎、柳州，輒縱筆為人作序作傳作碑銘，而人亦以其舉人、進士也，重而求之。殊不知以古文之筆為時文，便妙不可言；以時文之筆為古文，便成笑譜。」[101]職是之故，在古文和時文之間，就出現兩種截然對立的文體策略：古文為保持文體純潔性，極力排斥時文及其他文體因素；而時文為充實其內涵，卻積極引入古文因素。前者如古文家方苞《與熊藝成書》、《與章泰占書》勸對方力戒時文；吳德旋《初月樓古文緒論》也說：「古文之體忌小說，忌語錄，忌詩話，忌時文，忌尺牘，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102]後者則如鄭蘇年說:「八股與古文雖判為兩途，然不能古文者，其八股必凡近纖靡，不足以自立。」[103]事實上，明代唐順之、茅坤、歸有光、黃淳耀、艾南英之時文秀出一時，也都與援古文之筆入時文有關。而清代康熙十二年狀元韓菼則是這方面最成功的作家，「其舉子業以古文為時文，大則鯨魚碧海，細亦翡翠蘭苕，輇才小生，率瞠目不解為何語。及掇取大魁以去，文名震一時，於是一哄之市、三尺之童，無不知有慕廬先生也者。殘膏剩馥，沾丐後人；起衰之功，直比昌黎、斗山矣」[104]。此後還有「北隨園」邊連寶「以古文為時文」[105]，海陵沈龍祥「執以古文為時文之說」[106]，形成清代時文中一股獨特的潮流。這種文體學上的價值取向，實際是作者立足於古文立場的反映，表明作者最終是以古文為價值歸宿的。
透過以上徵引的文獻及其分析，籠罩在舉業陰影中的明清文學生態已約略呈現在我們面前。生活在明清時代的作者，只有贏得科舉的成功或徹底放棄科舉，才能走出舉業的陰影，步入自由寫作的陽光地帶，才有酣暢發揮性靈和天才的文學創造。而這往往需要經歷漫長的時間，只有極少數人能較快地走出陰影，他們背後往往有著家族或地域文化背景的支持。沿著這一思路推進，一個順理成章的結論就出現在我們面前：文學最繁榮的江浙一帶也正是科舉最成功的地方。清代二百六十多年間112科進士，竟有25個狀元出於蘇州府，常州府、太倉州、江寧府、鎮江府還有21人，再加浙江19人，清代一半以上的狀元出自江南一帶。由此推導出的結論，似乎正與「公車之業損則風雅之事進」相對立，乃是「科第盛則文學亦盛」。但這兩個命題並不矛盾，因為其著眼點各不相同：前者著眼於人們從事寫作的專心程度，後者則著眼於文學人才的解放。它們都可以作為帶有規律性的假說，引導我們進行明清文學的整體思考，並在更深人的歷史研究中重新描寫明清兩代的文學史。
王飆評議
該選題具有重要意義。論文不僅延續和推進了前人關於科舉制度與文學關係的研究，而且深入探討了清代前中葉詩文成就為何不及唐宋的一個重要社會因素，並對探索社會環境通過何種管徑、管道制約文學這一理論問題，會有啟迪價值。作者並未簡單地按今人的理解、認識推論八股取士對清人的影響，而是根據豐富的史料，重現當時文人心目中的「文學生態」，因而很有說服力。可以商榷的問題有二：（一）文章主要論述的是八股文對其他學問的排斥和對創作思維的拘束，但論題所稱「科舉陰影」籠蓋範圍比「八股陰影」更大，還影響及作家的社會理想、人生目標、價值標準乃至人格塑造。似應縮小論題或擴大論述範圍。（二）科舉、八股除了約束創作這一不利作用外，是否還有複製一代又一代觀念形態相似的文人，從而使古典形態詩文得以延存這一作用？否則如何解釋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後，不僅未帶來古典形態詩文的繁榮，反而是使它終歸衰亡的重要原因？
黨聖元評議
如果我們還承認文學史研究屬於史學研究範疇的話，那麼它的功能除了價值認知而外，在事實認知的基礎上盡可能真實地還原歷史，還是題內應有之義。而且，價值認識只有建立在事實認知的基礎之上，方才經得住歷史的檢驗，方才可以得到廣泛認同。這當然是大道理，但卻是保證文學史研究具備最起碼的史學品格的一種規範性原則。這裡所說的文學史研究中的「歷史還原」，重點應該放在尊重「文學生態」事實上，也就是說當我們「書寫」文學史時，當我們描述一個時期的文學發展的面貌時，當我們對一個時期的文學現象進行價值判斷時，應該對這一時期的文學生態及其特點有一個深切的把握，然而存在的問題卻常常是為了某種預設的目的，尤其是在價值認知層面的預設目的，而不惜「改寫」歷史本身，這同於蔣寅先生在該文開頭所指出的文學史書寫中「傷害文學史生態的完整」而導致許多文學史實被「遮蔽」的情形。儘管該文所說僅在八股文與明清文學這一範圍之內，但在文學史研究中屬於一個共性問題，所以其對當前學界普遍關注的文學史學討論，具有重要的參鑒價值。
[4] 《明史》卷七十《選舉志》，中華書局排印本，第1693頁。據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六、梁章鉅《制義叢話》卷一考，吳伯宗《榮進集》載其明代首科洪武四年（1371）會試中式之文，尚無八股之法，蓋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衍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成化以後始定為八股之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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