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009年第49期，頁387-410。
楔子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某個黃昏，兩名美國歷史學教授展開討論，甲教授發現，儘管自己把所有相關事實和邏輯推導過程講得清清楚楚，乙教授仍無法接受自己認為正確的信念，甲教授為此深感苦惱。但是，當甲、乙兩教授與外行人如政客或傳教士討論時，則討論簡直無法展開，因為雙方連基本共識都達不到。夜幕尚未降臨，討論已經結束。然後，借助阿拉伯神話中的神燈，兩名教授把十三世紀歐洲神學大師湯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請出來，讓他講述自然法則；又將十三世紀歐洲大文豪但丁（Dante）請出來，讓他就國聯（League of Nations, 即未來的聯合國）發表意見。結果，阿奎那發表了他的《神學全書》（Summa Theologica）而但丁發表了他的《君主論》（De Monarchia）。兩位美國教授更加廢然敗興，只好禮貌地說：阿奎那與但丁尚未發揮其最精彩的才華，而私底下則認為他們簡直是廢話連篇。
以上是美國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Carl L. Becker, 1873–1945）1931年在耶魯大學法學院演講的開場白。[1]貝克爾指出，二十世紀的人覺得阿奎那和但丁不可理喻，原因當然不是阿奎那和但丁不夠聰明或其分析缺乏邏輯，而是因為中世紀歐洲的「知識氛圍」（climate of opinion），迫使他們以某種特別的方式發揮其才智、運用其邏輯。所謂「知識氛圍」，是指被人不假思索地接受的「成見」，[2]例如基督宗教神學理論，就是十三世紀歐洲的「知識氛圍」。阿奎那的《神學全書》，就是這種「知識氛圍」下的產物。二十世紀的學者，對於阿奎那的論點，覺得既不需要同意，也不需要反對，只能說毫不相干。[3]原因是今人的「知識氛圍」，與歐洲十三世紀基督宗教神學主導下的「知識氛圍」，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比起貝克爾的「知識氛圍」論，湯瑪斯．庫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的「範式」（paradigm）論，發表更晚，影響更大。庫恩指出，在自然科學，一旦出現科學成就，能夠（一）破舊立新、把遵奉其他模式的研究者吸引過來；（二）並為研究者留下各種有待解決的問題，這些科學成就，即為「範式」。[4]範式內各種理論在概念上、觀測上、儀器上的應用，被一再地、近乎公式化地展示，並體現在自然科學教科書上、講課上、實驗上。遵奉這範式的學術界成員，學習這些範式，掌握了一套理論、方法、標準，並用之於研究上，就這樣學成滿師了。範式不僅為科學家提供地圖，也為科學家提供繪製這地圖所必須掌握的方向。[5]既然如此，範式如何改變？科學家根據現有範式，憑著自己的技藝、智慧、天才，發現了一些現有範式所無法預期、無法解釋的異常現象（anomaly），在一段時間內，科學家嘗試用現有範式「招安」這些異常現象，好讓這些異常現象符合現有範式，變得「正常」（lawlike）。在這「招安」過程中，科學家被迫改變他們原有的預期，改變他們的實驗標準，甚至改變他們最基本的信念。這就是科學革命。[6]科學的革命，就是範式的轉變。但不同範式之間的對抗或興替卻不是靠邏輯或實驗來解決的，因為遵奉不同範式的成員，各以其範式來維護其範式，造成循環論證。範式轉變並不意味標準因此提高或下降，而只意味標準從此改變。[7]
因此，不論是貝克爾還是庫恩，他們都同意，在任何時代，在任何知識領域，都存在一套超越個人智慧、為個人所或多或少、不知不覺地接受的法則，叫它們做「知識氛圍」也好，「科學範式」也好。這些知識氛圍或科學範式的確會改變，但在被改變、被揚棄之前，將一直規範著研究者，不僅規範著研究者寫甚麼，還規範著研究者如何寫。問題的提出用十九世紀末以來的現代中國學術「知識氛圍」或「科學範式」來衡量，出身商店學徒，其後躋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岑仲勉（1885–1961），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發表多篇論文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岑氏逝世多年後，其論文被編輯成書，取名《岑仲勉史學論文集》、《岑仲勉史學論文續集》。[8]岑氏這些論著，均採用長篇學術論文形式，有立論，有分析；使用史料，均注明出處。岑氏在中國現代史學界備受尊重，自不待言。人們也許不同意岑氏的論點，也許對岑氏的評價有分歧，但對於岑氏這種寫作方式的正確性及其工作單位的權威性，則毫不懷疑。中國現代史學界的「知識氛圍」與「科學範式」，於焉可見。
但是，假設今天兩岸三地中國史學界的學刊或出版社編輯，收到一份現代研究者的文稿或書稿，它不是現代人熟悉的學術論文或專書，而採用本紀、列傳、志、表這種由公元前二世紀司馬遷開創、後來成為中國歷代王朝官方史學的「科學範式」，並運用傳統中國史學的春秋筆法，彰顯其心目中的政治正統觀念，編輯將如何處置?整個當代中國史學界又將如何回應?恐怕是一片啞然。中國現代史學界「知識氛圍」與「科學範式」的威力，也馬上於焉可見。
不幸，這不再是像上述兩名美國教授用阿拉伯神燈請出阿奎那的虛擬場景，而是真人真事，錢海岳（1901–1968）及其苦心經營的《南明史》的遭際，可以說充份見證了中國現代史學界「知識氛圍」與「科學範式」的威力。
2008年距離錢海岳逝世，恰好四十周年。錢氏早年以「建天下奇功業」自許，但一直聲名不著，於文革期間被迫害至死，而逝世後近四十年（2006），其《南明史》始正式出版，得見天日。錢氏《南明史》之編纂，信乎可謂現代史學界之「奇功業」，乃錢氏命運之奇蹇，亦令人不勝扼腕嘆息。本文探討錢海岳生平、史學思想，以及《南明史》之編纂及版本流傳過程，一方面悼念這位在文革期間遇害的現代明史學家，另方面也意圖通過錢海岳這一段在中國近現代史學「光譜」中的「幽光」，揭示近代中國學術範式的轉移。[9]
要研究錢海岳，馬上遇到的困難，是史料的匱乏。中華書局2006年出版錢海岳《南明史》十四冊，蔚為巨觀，於錢海岳，於史學界，均可謂功德無量之舉。其中，第1冊載中華書局編輯部之〈出版說明〉以及錢海岳之〈義例〉，介紹了錢海岳的生平及史學思想；而《南明史》之內容、體裁，亦反映錢海岳之思想、心志。錢海岳家屬供稿、燮賡改寫之錢海岳傳記，刊載於《無錫歷史名人傳》第1輯，雖篇幅甚短，卻具一定參考價值。[10]以研究晚明歷史著稱的謝國楨，對於錢海岳的南明史研究，有所留意。顧頡剛對於錢海岳《南明史》之出版，貢獻最大；其日記提及錢海岳者凡二十三處，對於錢氏晚年結局及其《南明史》的出版，提供了至關重要的資料。[11]尚有詩詞集、文集、論著凡十種，但只知其名，不見其書，[12]除此之外，已知錢海岳使我們難以了解錢氏的社會網絡和精神面貌。史學界如果對於錢氏有所留意的話，也只能始於《南明史》正式出版之日，因此目前找不到任何有關錢海岳的研究，令人感到相當無奈。
錢海岳生平
錢海岳，字騰英，江蘇無錫人。[13]他編纂《南明史》的經歷，與父親錢麟書有莫大關係，因此談錢海岳，須由錢麟書談起。
筆者能夠找到的關於錢麟書的主要史料，是錢麟書光緒十五年（1889）江南恩科鄉試的硃卷。據這份硃卷，錢麟書原名錢際安，字子瑞，號立剛，生於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63年2月12日），家中排行第一。光緒十五年，他以江蘇常州府金匱縣縣學附學生員（附生）的身份，參加江南恩科鄉試，中式成為舉人，名列第一百七十五名。這一年，錢麟書二十六歲，父親錢元禧仍健在，母親秦氏、王氏已過世，因而其硃卷上寫著「嚴侍下」三字。錢麟書妻子顧氏，為顧名梓女兒。錢麟書與妻子顧氏當時育有一子（錢廷選）二女，蓋錢海岳尚未出生也。[14]又，錢海岳於1944年在其《南明史》的〈義例〉謂「先子見背揮忽一紀」，則似乎錢麟書逝世於1932年，[15]享年六十九歲。
錢麟書中舉後，獲授安徽潁州府通判一職。[16]光緒二十八年（1902）底，即錢海岳誕生後一年，同鄉楊道霖致函麟書，謂同年胡銳生擔任湖北學政，擬薦錢麟書入胡銳生之幕。楊自稱「世小弟」，稱錢麟書為「子才大兄姻世大人」，則可知錢麟書又有「子才」之字號，而似乎楊、錢為姻親。楊勸錢「鼓輪西上」，當係指乘搭輪船沿長江西上武漢之意。[17]若錢麟書當時仍擔任安徽潁州府通判，則潁州在武漢西北偏北，若真從潁州赴武漢，似不當「鼓輪西上」而當「南下」，可見錢麟書極有可能當時已經調職或正好休假還鄉。宣統三年（1911），錢麟書調安徽徽州府績溪知縣，[18]是年辛亥革命爆發，清朝覆亡。「民國初年，錢麟書應清史館之聘協修清史，海岳隨侍在京」。[19]按，民國三年（1914），前清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獲袁世凱委任為清史館館長，在北京主持編纂清史，至民國十七年（1928），《清史稿》正式刊行。錢麟書攜錢海岳入京，當在1914年後。查《清史稿．附錄》趙爾巽之〈發刊綴言〉及金梁之〈校刻記〉，並無錢麟書其人，[20]可見錢麟書並非清史館執事人員，而是清史館「延聘百數十人」之一。[21]錢海岳日後立志編纂南明歷史，當即萌芽於這一段獨特的經歷，下文對此將有更加詳細之探討。
錢海岳自小就受到父親十分嚴格的教育，十多歲即以善寫駢文而馳名鄉里，且性好遊覽。由於父親獲聘參與清史修撰工作，錢海岳也隨父親入京，就讀於北京朝陽學院。其早年著作《海岳遊記》之〈自序〉，頗予人以才情橫溢、氣魄宏偉之感：
予少有大志，束脩以來，欲盡讀天下奇書，交天下奇士，窮天下奇山水，建天下奇功業。四歲識字，七歲為詩文，九歲卒九經，十六極諸史，泛濫百家，兼及鞮譯象寄。俛仰公卿士大夫間，歷知於馮蒿庵、樊樊山、王晉卿、秦宥橫、林畏廬、趙次山、張季直、梁任公諸先生。[22]
朝陽學院創辦於1912年，後更名為朝陽大學，為中國近代著名的法學教育機構，民國政要居正，即先後擔任該院校董及院長。該學院培養出大量法律人才，有「無朝〔朝陽〕不成院〔法院〕」之美譽，[23]但並不以文史研究著稱。朝陽學院的人脈，沒有為錢海岳的事業發展提供任何幫助。[24]1925年，錢海岳二十四歲，畢業於該校政治經濟科，在北洋政府印鑄局文牘課任職。[25]以時局動蕩及收入微薄之故，離京南下，返回家鄉無錫，不久又再離鄉南下，到廣州參加國民黨政府。經邵力子介紹，加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處，擔任秘書，參加北伐。當時的參謀處秘書長，正是邵力子。1928年，錢海岳隨國民政府進駐南京。此後十年間，錢海岳之於邵力子，關係形同長隨之於官員。1937年，邵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錢也隨之調任部長室幹事。[26]大抵於三十年代，錢海岳開始撰寫南明歷史，期間得到朱希祖（1879–1945）的幫忙，並於1944年完成初稿（詳下文）。
1937年，抗戰軍興，錢海岳隨國民政府西遷重慶。1938年，任考試院秘書。1941年，改任開國文獻館專門委員。1943年，錢海岳西去新疆，任邊防督辦公署秘書處副處長。一年後，改任新疆學院（一說新疆女子學院）院長兼該院中文系教授。1946年，宋希濂出任新疆警備司令，錢海岳應宋邀請，為其高級部署講解《資治通鑑》。[27]1948年，錢海岳返回南京，繼續任職於開國文獻館。時國共內戰已近尾聲，國民黨敗局已定，倉皇南遷，開國文獻館亦將搬往廣州。錢海岳無意追隨國民黨，帶同家眷行李，乘火車從南京南下廣州，中途在無錫下車，返回久別的家鄉。[28]
1949年，錢海岳任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授。4月23日，共產黨軍隊佔領無錫。7月1日，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改名為無錫中國文學院，錢任教務長。1950年7月，參加華東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結業後，分配至蘇南文物管理委員會，擔任文書工作，並當選為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蘇州市委員、政協蘇州市委員。江蘇建省，蘇南、蘇北兩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合併，錢海岳被調至江蘇省博物館。1956年，任該館助理研究員。大抵於五、六十年代期間，錢海岳結識了柳亞子與顧頡剛，對他撰寫南明歷史一事，甚有幫助（詳下文）。
1960年，錢海岳調任南京圖書館，整理《江蘇通志稿》，適郭影秋擔任南京大學校長，郭為錢之同輩，亦以研究南明史見稱，堪為錢之知音，遂聘錢至南京大學教授南明歷史。[29]1966年末，文革爆發。1968年1月14日，錢海岳於南京被迫害至死。對此，錢海岳家屬供稿，燮賡改寫之傳記語焉不詳，僅謂：「1968年1月14日，錢含冤逝世於南京。」[30]顧頡剛日記則引述錢海岳外孫堵炳元以及女婿堵仲偉，披露錢海岳被迫害至死的情況：
〔1971年6月7日〕午，潮同學堵炳元來，乃知江蘇文管會中分兩派，69年兩派鬥爭，錢海岳竟成犧牲品，被掖至明孝陵推下跌死。其《南明史》抄有複本，兩派各取其一，其下落遂不可問，此真奇冤也！[31]
〔1979年4月1日〕堵仲偉來，談錢海岳事，出示《南明史稿》目錄及引用書目。……錢海岳以四十餘年之力整理南明史，書方成而文化大革命運動起，以其曾表章鄭成功，被誣為宣傳蔣介石反攻大陸，拉之至明孝陵，從上推之下，遂跌死。年才六十七耳。幸稿尚保存於其婿堵氏家，今日攜來，觀其引書至三千數百種，可見其採集之勤也。[32]
對於錢海岳這位「一本天王正統」、「辨名正位，扶統立極」的明朝「正史」史家而言，[33]被摔死於明太祖陵墓，雖曰橫死、慘死，亦可謂以身殉明，以身殉史，死得其所矣。造物之弄人，一至於此，可為浩嘆。
錢海岳《南明史》之編纂及出版
錢海岳編纂南明歷史這一志業，緣起為何？過程如何？簡單而言，是受父親及前清遺老鼓勵，1931年動筆，1944年寫成一百卷本初稿，至1968年遇害前已經擴充至一百二十卷。回答此問題，最可靠的答案，來自他本人於「崇禎甲申後三百年日長至」即1944年12月22日撰寫的《南明史．義例》：
余少治春秋，於歷朝乙部諸書，靡不紬繹。洎侍先夫子京師，獲接定陵來瑰瑋博達方聞諸老履絢，於時馮蒿庵中丞、柯蓼園閣學、繆藝風學政、吳式溪侍讀、陳伯陶編修，皆以史學名家。先子及諸老於榷史之暇，嘗詔海岳曰：「明自南渡後，安宗、紹宗、昭宗，監國魯王，下暨臺灣賜姓之亡，疆土萬餘里，首尾四十年，其間興亡治亂、戰守攻取、得失乘除之跡，禮樂征伐、刑賞黜陟之政，忠臣義士杖節死綏、殊功韙德非常之行，庸人僨國、驕將悍卒、檮杌嵬瑣兇慝之狀，斟鄩斟灌之遺，板蕩黍離之際，宜有專史綴述其事。而前史仍忌諱之私，不為紀傳；稗乘沿耳食之譌，多所桀午。口譚浸失，文獻無徵，倘能網羅放失，整齊舊聞，勒為一書，以附季漢、西魏、續唐、南唐、南漢、南宋之列，此名山業也，子其念哉。」海岳謹受命，退而盡發家藏，不足則博搜內府黃案及故家書庫，二十年來，露纂雪鈔，緘固積十餘簏，排比經緯，馳騁往復，磊落乎耳目，旁薄於心胸，時覺有數百卷史事，怪怪奇奇，薄喉衝脣而出。[34]
定陵指清文宗的陵寢，「定陵來瑰瑋博達方聞諸老」，泛指咸、同、光、宣四朝官員、學者。馮蒿庵中丞，指江蘇金壇馮煦（1843–1927）；柯蓼園閣學，指山東膠州柯劭忞（1848–1933）；繆藝風學政，指江蘇江陰繆荃孫（1844–1919）；吳式溪侍讀，指浙江杭州吳士鑑（1868–1934）；陳伯陶編修，指廣東東莞陳伯陶（1855–1930）。以上五人，柯為清史館代館長兼總纂，繆、吳亦為清史館總纂，[35]馮、陳二人非清史館執事人員，亦不以史學著作名於世，但均為博物洽聞之士。錢海岳跟隨父親錢麟書入清史館協修清史，認識了這些遺老學者，受到鼓勵編纂南明歷史。他們指出，南明由福王（安宗）開始，經唐王（紹宗）、桂王（昭宗）、監國魯王，到鄭成功（賜姓）臺灣政權的最後覆滅，歷時凡四十多年，期間史事，異常複雜。清朝政府編纂《明史》，出於政治戒心，對於南明史事，多所隱諱，並且為了打擊南明的政治合法性，不為南明諸王及鄭成功設立專門條目。而有關南明的私家著述、筆記等，又充斥道聽途說，錯誤甚多。他們希望錢海岳能夠「勒為一書」，寫出南明專史。錢海岳欣然受命，從此展開其編纂南明歷史這宗「名山業」、「奇功業」。至於是否這些前清遺老學者連同錢麟書正式召見錢海岳，曉以編纂南明歷史之大義；還是錢海岳從游諸公，逐漸形成編纂南明歷史之念頭，則並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錢海岳開始編纂南明歷史，必然在隨同父親入北京清史館之後，1925年畢業於朝陽大學離開北京之前。這期間，他與清史館諸公及當世鴻儒交往，本身史學功力亦自超卓，因利乘便，得以「搜內府黃案及故家書庫」，從宮廷檔案及私人藏書中搜集、抄錄南明史料。
錢海岳這個搜集南明史料的功夫，持續近二十年，累積的史料也達十多箱（緘固積十餘簏）。1928年至1937年間，錢海岳安頓於南京，繼續搜集南明史料。1931年，錢海岳正式動筆撰寫《南明史》，至1944年秋，終於完成。他在1944年冬至日（12月22日）的〈自識〉中說：「史稿始於辛未〔1931〕，至今冬方告成，屈指已十四易寒暑矣。才愧三長，未足躋著作之林，祇能存諸篋衍，用備治晚明史者參考云爾。甲申日長至，句吳錢海岳自識於烏垣學舍。」[36]
在這十多年間，同樣有志於研究南明歷史、也曾經擔任清史館總纂的朱希祖，幫了錢海岳的大忙。錢海岳無論在搜集南明史料，或是構思、下筆等方面，都得到朱希祖的協助。朱希祖既將搜集到的南明史料借予錢海岳，又與錢海岳討論商榷：「戊辰〔1928〕以後，螫居南曹，嘗晤朱君希祖，希祖固治南明史而未遑成書者，相與往復，上下其議論，並承假史材，頗窺羽陵酉陽之祕。坐曹無事，發凡起例，以次筆削，觕有規模。不意東海揚塵，避地巴蜀，是書以在行笈，幸未散佚。曝直史館，日事編摩，乃出舊重加刊正，約以義法，訖今秋而全書成，命曰《南明史》，定為百卷。爰付削氏，以示方來。」[37]
朱希祖比錢海岳早生二十多年，為國學大師章太炎弟子，先後振鐸於北京大學和中山大學。論年齒，論名望，論地位，朱都比錢高得多，且又在南明歷史的撰寫一事上，為錢提供不少幫助，堪稱錢之良師益友。然而錢海岳僅以「君」稱之，且直呼其名，逕視之為平輩，這多少讓人有點詫異。朱希祖對於南明史事，多所留意，[38]收藏南明史料達七百多種，至1937年6月，方擬編纂南明歷史，但一個月後，「七七事變」起，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朱希祖流離遷徙，未克成事。[39]其實，早在1931年初，朱希祖就在《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務月報》上發表〈編纂南明史計劃〉，打算以三、四年時間，「擬用紀、傳、表、志舊法」，編纂成大約六、七十卷的南明史。[40]錢海岳認識朱希祖，當於朱希祖擔任清史館總纂時期。而錢海岳自述其南明史動筆的年份，也正好是1931年，或者就是因為受到朱希祖〈編纂南明史計劃〉的號召鼓舞？可惜筆者未能找到任何朱、錢二人交往的資料，只能存疑。但必須指出：朱希祖在民初學林地位雖甚高，亦頗招物議。例如，與朱希祖同輩的楊樹達，對朱甚多批評，曾經語帶諷刺地說朱「於教授外，以賣書為副業，收入頗豐」，且因「售偽古物為士林所譏」；又謂北大學生抗議「朱希祖、馬裕藻兩主任把持學校，不圖進步」，輿論「稱快不已，朱馬二人之物望可知」；又引述與朱同屬浙江籍的單不庵，謂單憤於朱、馬之「貪」及「把持」，曾謂「欲北大辦好，非盡去浙人不可」。[41]當然，這都是楊樹達一面之辭，楊朱之間的個人恩怨，非本文所需處理者，只是要指出：即使錢海岳得到朱希祖的奧援，問津學林，而被目為朱希祖「一黨」，似也未必能夠一帆風順，何況錢海岳由始至終未有撰寫過合乎現代中國史學規範的學刊論文或專著，無法繳出「成績單」以證明自己能夠「玩」合乎現代中國史學規範的「遊戲」。
錢海岳1944年完成的《南明史》初稿，凡一百卷，歷經八年抗日戰爭及三年國共內戰而無所散佚。1950年10月，柳亞子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身份視察無錫，與錢海岳會晤。蓋柳亞子創建南社，力倡漢族民族主義，行事力倣明末復社諸子，也曾編寫《南明史綱》，對於錢海岳編寫《南明史》一事，早於1941年就有所風聞，但因當時他人在香港，曾經託人打聽，希望抄錄一份，後不了了之。[42]直至1950年10月才與錢海岳相聚太湖之濱，詩歌唱和，並將錢海岳的百卷本《南明史》初稿抄錄一份。[43]同年冬，以治南明史著稱的謝國楨，「於柳亞子先生處見其稿本百卷」。[44]能在戰亂流離中治史作書，復於建國之初見知於當世鴻儒，錢海岳運氣似乎不壞。
不過，從五十至六十年代，對於錢海岳而言，最有交情的，既非柳亞子也非謝國楨，而是顧頡剛。需要指出，筆者孜孜於朱希祖、柳亞子、謝國楨、顧頡剛這些學林重量級人物，並非出於勢利，而是力圖摸索錢海岳所可能建立的社會網絡。顧頡剛日記提及錢海岳之處甚多。1952年11月11日，當時任教於復旦大學的顧頡剛從上海抵達老家蘇州，入住拙政園，與何人駿、沈勤廬、沈燮元、錢海岳會晤。這是顧氏日記對於錢海岳的首次記載，時錢海岳在蘇南文管會工作。翌日，顧「看錢海岳著《南明史》」，又「到海岳及陳墨簃處」。但是，當晚，何人駿、沈燮元等以主人身份設席款待顧頡剛，錢海岳則不與焉。之後五天，顧頡剛遊覽蘇州附近的太湖等地，沈燮元等全程陪同，錢海岳亦不與焉。直至11月18日，顧頡剛於此日晚上離蘇返滬，而錢海岳與沈燮元在早上拜訪顧頡剛。[45]要言之，顧頡剛此一蘇州之行，為期八天，與錢海岳碰面三次，不僅正式結識錢海岳，還初步讀過其《南明史》。同年12月30日，顧頡剛再次從上海赴蘇州，翌日到蘇南文管會「晤何人駿、沈燮元、彭恭甫、徐澐秋、錢海岳、汪克祜」，錢海岳位次為倒數第二。[46]從日記的宴請名單、陪同人員名單以及文管會人名排列秩序來推測，錢海岳似並不佔據蘇南文管會要津。
1953年4月初，顧頡剛又訪蘇州，期間與錢海岳、沈燮元等會晤、用膳，頗為頻密。6日晚宴，錢海岳、沈燮元等是主人。7日午宴，則錢海岳、沈燮元、何人駿等與顧頡剛同是客人；午宴後，顧頡剛「到勤廬、海岳、燮元談」。8日，顧頡剛自婁門出，至葑門歸，走盡蘇州東城濠，今生第一次也」，還被狗咬傷左腿。錢海岳、沈燮元、沈勤廬、徐星甫等全程陪同，又與顧頡剛「同到宮巷元大昌飲酒吃麪」，當晚仍由沈勤廬、錢海岳、沈燮元等設宴，此行想必令顧頡剛產生深刻印象。9日下午，顧頡剛返滬，錢海岳、沈燮元等則於上午來訪。[47]5月，顧頡剛又訪蘇州。11日，「到錢海岳處視疾」。[48]同年10月12日，沈燮元、錢海岳到上海，會晤顧頡剛，「談到滬買書事」。翌日，顧宴請二人在錦江飯店吃晚飯。[49]11月，顧頡剛還兩次致信錢海岳。[50]由此可見，1953年內，錢海岳與顧頡剛過從甚密，交情不為不深。
1954年2月14日，上海召開史學會年會，錢海岳、沈燮元參加會議之前，先來拜訪顧頡剛。是次會議成員凡四十六人，包括顧頡剛、李亞農、周谷城、楊寬等。[51]可知錢海岳畢竟仍參加了當時的大型史學會議，但有否發表論文，則不得而知。事後看來，這次學術會議，似也沒有為錢海岳提供更多問津學林的機會。3月間，顧頡剛又致信錢海岳。[52]同年7月，顧頡剛調往北京，要將上海及蘇州的藏書等物件寄往北京，於是赴蘇州收拾打點。17日，沈勤廬、錢海岳、沈燮元等不免又會晤、宴請一番。[53]不料錢海岳、顧頡剛此番一別，即成永訣。1954年11月6日、1956年7月16日、1963年12月18日，顧頡剛均曾致函錢海岳，但日記沒有記載信函內容。[54]直至1971年6月7日，顧頡剛才從女兒顧潮的同學、錢海岳的外孫堵炳元的口中，得悉錢海岳的死訊，而痛呼「此真奇冤也」（見上文）。
綜合顧氏日記的相關記載，可知顧頡剛與錢海岳頗有交往，對錢海岳亦頗敬重賞識，視之為同行，但不視之為朋友。最明顯的證據，來自顧氏1978年7月20日的記載，時國家改革開放伊始，政治氣氛寬鬆，當日顧氏收到四川大學來信，得悉蒙文通於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消息，感慨良多，遂開列政治運動中「死去之同行」及「其他友人」兩列名單，錢海岳是在「同行」而非「友人」之列：
運動中死去之同行：李平心 蒙文通 陳夢家 童書業 錢寶琮 錢海岳
其他友人：陳萬里 王伯祥 柴德賡 陳乃乾 辛樹幟[55]
可惜，錢海岳這位顧頡剛的同行，生前一直沒有通過發表論著及參加學術會議來建立其學術人脈，而是日以繼夜擴充修正其1944年就已經寫成的一百卷本南明史稿。1963年，謝國楨訪書南京，拜訪錢海岳，「見其治學之勤，老而彌篤修訂史稿，用力不輟云」。[56]謝國楨的《增訂晚明史籍考》，也經常引述錢海岳的意見。[57]朱希祖長子朱偰，於1965年3月11日日記中寫道：當日下午往南京圖書館山西路分館校對地方志卡片目錄時，看見錢海岳「猶在孜孜不倦整理南明史」。[58]就這樣，至1968年錢海岳本人遇害前夕，他親手擴充、修正、謄清的南明史稿已經由一百卷增加至一百二十卷，這是繼柳亞子抄錄的百卷本稿本後的第二個版本。
不幸，1968年1月14日，錢海岳遇害於明孝陵後，其一百二十卷南明史稿亦被查抄。據顧頡剛引述錢海岳外孫堵炳元云，錢海岳遇害後，其南明史稿下落不明。而據中華書局編輯部的〈出版說明〉，錢海岳家人多方努力，終於尋回謄清稿的九十六卷，再配以草稿的二十四卷，都為一百二十卷，由錢海岳女婿堵仲偉收藏。而早於1971年4月，顧頡剛奉總理周恩來之命主持點校二十四史計劃，撰寫〈整理國史計劃書〉，就已經提出要尋回錢海岳南明史稿，「如能覓得，應置《明史》之後」。[59]但當時參與計劃諸人認為，應待二十四史點校完畢後再議。1979年4月1日，堵仲偉送來錢海岳《南明史》目錄及引用書目。顧頡剛閱畢，當天作題跋，矢志將之出版，「不沒錢氏以四十餘年之精力完成此稿之苦心」。[60]兩天後，堵仲偉將這一百二十卷本南明史稿送至顧頡剛處。翌日，王煦華報告了初步點算結果：「共三十三冊，三千三百八十四頁，每頁五百字，合計一，六九二，○○○字。加以整理，真一大工程也！」[61]十天後，4月13日，顧頡剛於日記中寫道：「予之心事有三部書當表章：一、吳燕紹：清代蒙回藏典錄，二、孟森：明元清系通紀，三、錢海岳：南明史稿。因與煦華談之。他日有便，當更與胡喬木院長言也。」[62]顧頡剛坐言起行，翌日即「寫李文實長信，囑其編《南明史稿》」。[63]5月9日，中華書局趙守儼、吳樹平來訪，商議出版錢海岳《南明史》問題，「守儼表示要在局內開會決定」。[64]但是，翌年，1980年，顧頡剛逝世，這三部著作之出版，遂亦不了了之。又過了二十多年後，中華書局終於在2005年出版吳燕紹《清代蒙藏回部典彙》七十五冊，在2006年出版錢海岳《南明史》十四冊、孟森《明元清系通紀》四冊，堪可告慰顧頡剛、錢海岳諸公於地下矣。
錢海岳《南明史》之體裁、內容
筆者讀晚清民國學人的史學著作，往往或覺其文言甚多，但就體裁而言，無論是專書、學刊論文、教科書等，都是筆者感到「熟悉」或「理所當然」者。也就是說，晚清以來開創的新的社會科學研究範式，沿用迄今，如日中天，也自然成為史學研究的範式。在中國史學已經進入現代學術的科學範式的背景下，錢海岳的《南明史》讓人大吃一驚。
中華書局整理出版的錢海岳《南明史》，凡十四冊一百二十卷，卷一至五為本紀，分紀安宗（福王）、紹宗（唐王）、昭宗（桂王）、監國魯王；卷六至十四為志，分為曆、禮、選舉、食貨、兵、藝文六志；卷十五至二十四為表，分為諸王、諸臣封爵、宰輔、七卿四表；卷二十五至一百二十為列傳，卷二十五至二十八為后妃、諸王列傳，卷二十九至九十為南明史上主要人物傳記，卷九十一至九十三為儒林傳，卷九十四至一百為文苑傳，卷一百一至一百七為忠義傳，卷一百八為孝友傳，卷一百九至一百一十二為隱逸傳，卷一百一十三至一百一十五為列女傳，卷一百一十六為宦官傳，卷一百一十七為姦臣傳，卷一百一十八至一百二十為畔臣傳；最後為引用書目。這種體裁，是中國史學傳統上的正史體裁。用錢海岳自己的話來說，這種設計，是「一本天王正統」，「辨名正位，扶統立極」，「嚴華夷，辨正閏，別名分，植綱常」。[65]換言之，是以儒家利用《春秋》而創立的君臣正統政治秩序觀念，來撰寫南明歷史。因此，正統、忠義這些字眼，洋溢於錢海岳的筆端，以1944年12月22日即「崇禎甲申後三百年日長至」作為其百卷本《南明史》完成的日期，反映其對於明朝的認同，固不待言。又，不僅「三朝悉為本紀」，[66]而且「傳列女者，所以愧男子之二其行者也」，[67]還提倡「封疆之臣，與地存亡；郡縣之吏，與城存亡；謀人之國，國亡則死；謀人治軍，軍敗則死，此人臣之通義也」。[68]
錢海岳這種手筆、這種思想，即使按照王爾敏對於二十世紀「非主流」史學及史家的充滿同情的尺度來衡量，恐怕也「不入流」。[69]試看王爾敏筆下「國粹學派」之劉師培、章炳麟等，「南高」與「學衡」之柳詒徵、張蔭麟等，「戰國策學派」之林同濟、雷海宗等，「新亞學派」之錢穆等，「歷史地理學派」之竺可楨、張其昀等，「國民黨黨史會」之羅家倫、李雲漢等，「江湖史學家」李敖，「香江碩果」簡又文、羅香林、饒宗頤；「海外孤忠」周策縱、柳存仁、陳祚龍，[70]把錢海岳與這些「非主流」史家一比較，就顯得錢海岳更加「非主流」。出身小學、中學教師，呼籲國人以「溫情與敬意」看待本國歷史的錢穆，也曾以傳統史學體裁撰寫《先秦諸子繫年》及《朱子新學案》，但是，「繫年」體與「學案」體仍然能夠符合現代史學範式對於史料整理的「科學」要求；而錢穆更廣為人知的《國史大綱》，有相當濃厚的《資治通鑑》味道，但其對象不再是帝王將相而是現代國民，並且採用教科書體裁，比起錢海岳的國史紀傳體，反覺更加進步，更加「主流」。至於王爾敏筆下錢穆弟子孫國棟、余英時、逯耀東、羅炳綿、羅球慶、蘇慶彬等令「中國傳統史學不絕如縷」、「支撐至20世紀之終」的史家，[71]又有誰像錢海岳那樣以紀傳體寫作！
誠然，朱希祖於1931年發表其〈編纂南明史計劃〉時，表示要用三、四年時間，「擬用紀、傳、表、志舊法」，編出約六、七十卷的南明史，[72]而朱希祖作為章太炎弟子，也有濃厚的漢族民族主義思想，但對於錢海岳義無反顧地投入中國傳統正史範式的做法，恐怕也會有所保留。謝國楨對此也感尷尬：「且以今日而仍用紀傳體裁，亦有商榷之處。」[73]我們或者不必用「封建」這個被濫用、誤用的詞彙來厚責錢海岳，但時至今日，仍然表彰忠義節烈，推崇帝王正統，提倡君臣父子的政治秩序觀，實在令人不知所措。因為這套史學觀念，自從梁啟超開始，就已經為中國史學界所批判及唾棄了。本文開頭時，引述貝克爾虛擬的兩名二十世紀美國歷史學教授面對十三世紀歐洲神學家阿奎那發表《神學全書》而不知所措的場景，庶幾近之。分別在於：貝克爾這個場景是虛構，而錢海岳的一百二十卷《南明史》卻是窮四十年之力寫成的白紙黑字。
錢海岳以中國史學傳統上的正史體裁及正統思想編纂《南明史》，除了讓已經（自願或被迫或毫無選擇）進入現代社會科學研究範式的中國史學家不知所措之外，對錢海岳本人最不幸的後果，是讓現代中國史學界難以評價其史學價值，因而只能出於客氣與善意，空泛讚頌錢海岳的勤苦，然後就是一片沉默。五十年代，柳亞子將錢海岳《南明史》百卷本抄錄一遍，即束之高閣；六十年代，謝國楨稱讚錢海岳「佔嗶之勤，蓄材之廣」；[74]朱偰稱讚錢海岳「孜孜不倦」；[75]即使顧頡剛孜孜以搜尋及出版《南明史》為念，亦歷數十年而始能成事。最近南炳文在一公共講座上，被聽眾問及此書時，肯定此書之史學價值，也指出此書仍有考訂與斟酌之空間，但沒有進一步解釋。[76]如何解釋這種持續半個世紀的沉默？原因很簡單，大部份學者寬厚為懷，對錢海岳這樣遭遇不幸的作者，一般都只讚揚其優點，而不忍計較其缺點。但在這種同情的沉默之外，還有學術範式改變所造成的沉默。難倒現代中國史家的，不是錢海岳的文言，而是《南明史》採用傳統中國正史的紀傳體，沒有注釋，因此，雖然錢海岳旁徵博引，且開列出洋洋一百多頁、三千數百種的引用書目，其中有八百多種為謝國禎《增訂晚明史籍考》所未曾提及者，而地方志尚未被計算在內（詳見本文附錄），但是，究竟書中哪段文字依據哪本書哪條史料？即使對於南明史事非常熟悉的專家，仍須將錢海岳的文字，與相關史料的文字，逐篇逐句斟酌考證，否則無從判斷。一個折衷的方法，是以南明歷史的部份主要事件為對象，比較錢海岳《南明史》與其他南明史料及南明史研究（例如顧誠《南明史》）之異同，則錢氏於剪裁史料、辨證考異方面的「史才」、「史識」，當可得一公允之評論。唯本文篇幅所限，恐需留待另文探討了。
其實，中國傳統史學範式中，仍然有許多可以見容於現代史學範式的寫作形式，例如朱希祖對於各類明清史料的題記，謝國禎《增訂晚明史籍考》對於各種史料的提要、辨證，都是將中國傳統的校讎學知識結合歷史研究的佳作。而中國傳統史學的編年體，尤其保持其強大的生命力，原因是編年體比較能夠符合現代史學範式中對於「科學」、「客觀」的追求。郭廷以分別於1963、1986、1979年出版之《近代中國史事日誌》、《太平天國史事日誌》、《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厥為中國近現代史之名著，無論矣。孟森（1868–1937）的《明元清系通紀》，採用中國傳統史學的編年體裁，以時間為經，而緯以《朝鮮實錄》等各種史料，則孰事出於孰段史料、孰段史料見收、孰段史料見棄，一目了然，無論贊成反對，商榷修訂，均覺容易可行。即使目前聲勢浩大的「清史工程」，也仍然是略加改造之紀傳體，以充份之史料考異，輔助正文。由是觀之，紀傳體亦非必然不能立足於現代中國史學。可惜，錢海岳沉醉於其春秋筆法，對於南明史最需要用力之處——史料之辨證考異，儘管引用史料甚多，貢獻反而不彰。這是錢海岳《南明史》之一大缺點，不容否認，也不應把錢氏之不遇，純粹歸咎於個人運氣不濟或者學術範式之轉移。
總結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史學界，用紀傳體寫作而仍獲認可之唯一例外，也許只有與錢海岳同年出生、以研究太平天國著稱的羅爾綱（1901–1997）。但羅爾綱與錢海岳相比，有兩大優勢。第一，羅爾綱是現代中國史學權威胡適的弟子，得到胡適的賞識與扶持，早已發表學刊論文和出版專書，例如1937年出版《太平天國史綱》，1943年出版《太平天國史叢考》，[77]並自三十年代起先後任職於北京大學及中央研究院，1949年後又調入中國科學院（1979年改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已經成為史學界公認的太平天國研究權威。相比之下，錢海岳則既無著作，又無人脈，也無適合的學術單位。第二，太平天國運動是被國共雙方都認可的「革命」，對於史學家而言，太平天國是個難得的「政治正確」題目，且其「政治正確」性長久「保值」，至本世紀初才逐漸「貶值」。相比之下，錢海岳的《南明史》歌頌南明君臣百姓對於滿清的抵抗，雖然勉強通得過現代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審查，但是書中的君臣思想、儒家倫理，就恐怕難逃「封建糟粕」的標籤了。
不過，即使以羅爾綱學術地位之穩固、其研究對象之「正確」，其《太平天國史稿》的編纂體例的改變，仍然反映出傳統史學體裁的弱勢（或現代學術範式的強勢）。原來，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稿》初版由開明書店出版於1951年，該書以傳統的紀傳體寫成，分為本紀、表、志、列傳。羅當時在其自序中亦言：在中國正史系統中應該有一部用紀傳體寫的太平天國史。之後，羅不斷為此認錯。他的1955年新版，雖然仍保持原有體裁，但序言已說這是「不正確的想法」；[78]三十年後（1985年），他為1991年方由中華書局出版之《太平天國史》寫序時，仍說這是「一時間錯誤地把農民起義納入封建皇朝史裏面去的謬誤說法，而不是我撰寫的動機」；[79]甚至在其自傳《生涯再憶：羅爾綱自述》中，仍不忘指出這是「一時間失檢寫的話」，且當時亦已聲明，謂「初不擬以紀傳體撰述」，[80]又強調自己秉承毛澤東對於歷史遺產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批判地接受一切有益的東西」之教。[81]而且，羅爾綱並不止於認錯，還付諸實際行動，1957年中華書局再版《太平天國史稿》，羅爾綱就在原本的紀傳體前加入一卷〈序論〉，實際上是太平天國歷史的撮寫及論述，於是，1957年版《太平天國史稿》的體裁就變成：序論、本紀、表、志、列傳。1958年，羅爾綱開始撰寫《太平天國史》，本擬取消洪秀全、洪天貴的本紀，移之入列傳，以便清除「紀傳體濃重的封建性」，但是，本紀也有編年性質，取消本紀，勢難將太平天國的重大史事交代清楚。於是，羅爾綱把本紀取消，而代之以〈紀年〉，實際上就是《春秋》的編年體。1977年，羅爾綱鑑於〈紀年〉「案日紀事，不見首尾，不相聯屬，絕無組織」，因此雖不更動〈紀年〉的名稱，卻改用綱目體，「以大字提要做綱，小字敘事做目」。另外，既然本紀已經取消，洪秀全、洪天貴又納入列傳，於本紀記錄君王事跡、列傳記錄人臣事跡的傳統體例不合，於是把〈列傳〉更名為〈傳〉，於是，1991年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的《太平天國史》，就採用了這樣的體裁：序論、紀年、表、志、傳。[82]由此可見，羅爾綱1991年出版其《太平天國史》時，其體裁與四十年前即1951年的《太平天國史》已經有很大分別，羅爾綱很後悔自己沒有強調這種分別，而「還錯誤地仍稱為紀傳體」。[83]錯誤與否，今天相信不必爭辯，但值得注意的是，羅爾綱這四十年間對於其紀傳體《太平天國史》的低聲下氣的認錯與苦口婆心的改造。羅爾綱在紀傳體等同於封建糟粕這個政治判斷上，是完全沒有反抗餘地的，他收復失地的唯一理由，是傳統紀傳體有其記錄歷史的實際好處（例如編年、列傳）和無法替代的功能（例如志、表）。羅爾綱尚且必須如此「與時並進」，即使錢海岳擁有類似羅爾綱的學術地位及資源，他的《南明史》恐怕也要經歷一番「鍛煉」。
步入二十世紀的中國，學術界已經由中央研究院、北京大學這類高等研究機構主導。錢海岳雖有嚴格的家庭教育及國學根基，但只有北京朝陽大學本科生的學歷，又缺乏人脈，未能打進高等學術圈，而他所選擇的正史紀傳體裁，又不為當代學術研究範式所接受。因此錢海岳的一生，可謂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比他早一輩的朱希祖、顧頡剛無論矣，與他同輩的同鄉錢穆、與他同年出生的謝國禎和羅爾綱，均以史學成名，而錢海岳則長期默默無聞，齎志以歿。錢海岳及其《南明史》的命運，反映出傳統史學範式的沒落，見證了現代中國史學研究範式的變化。筆者於錢海岳先生，既哀其不幸，亦復嘆息其「不化」云。
附錄：錢海岳《南明史》書目與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之比較
表面上，錢海岳《南明史》第14冊引用書目，凡三千多種，數量遠多於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所觸及的史料。但是，錢海岳的書目，大都止於開列書名，少數才附有作者姓名及版本性質（例如抄本或刻本）。相對而言，謝著不僅羅網史料，開列書目，而且有簡明扼要的題記，甚至抄錄序言，可以說是迄今為止研究南明歷史最重要的工具書。然則，比較錢海岳書目與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畢竟有何意義？本文以為，通過這一比較，初步了解錢海岳南明史研究可能有哪些獨特史料，這對於日後評估錢海岳南明史研究的貢獻也好，對於南明史學的累積也好，似不無意義。
《南明史》的引用書目，分成「明人撰述」、「清人撰述」、「方志」三部份，本附錄只統計「明人撰述」、「清人撰述」，而不處理「方志」部份。又，兩書開載書目，往往有相似者，例如《南明史》第14冊頁5518之《潯陽紀事》，謝書頁672作《潯陽記事》，應該就是同一書，類似例子凡四十多種。由於《南明史》書目沒有提供更多版本資料，無從查勘，因此逕視為相同，而不予統計。由此而計算出：「明人撰述」不見於《增訂晚明史籍考》者491種，「清人撰述」不見於《增訂晚明史籍考》者321種。也就是說，錢海岳《南明史》引用書目，至少比《增訂晚明史籍考》所開載者多出812種，而方志尚不與焉。但是，這812種書，並非全都是珍稀難得的南明史料，例如《天工開物》、《明儒學案》、《大清實錄》等，它們的內容，不完全針對南明，宜乎謝書之不載也。
另外，錢海岳編排書目時，也頗多可議之處，例如書目開列《侯忠節公年譜》及《侯忠節公全集》二書（頁5526，5527），其實謝國楨已指出，《侯忠節公全集》內收有年譜，[84]是則一書而拆成二書矣。又第一部份「明人撰述」編號69《史料叢編》、編號70《史料叢刊》，乃係民國時期故宮文獻館出版，不宜算作明人撰述；編號304《偶然云集》作者湯之錡、編號319《舟車集》作者陶季、編號327《鶴鳴堂集》作者任元祥、編號435《懷葛堂集》作者梁份、編號457《蒿庵集》作者張爾岐等，生當明末清初，或終身不仕，或效力清朝，或考取清朝之科舉功名，[85]而錢海岳一律視為明人撰述，這種做法也值得商榷。
一、《南明史》「明人撰述」書目不見於《增訂晚明史籍考》者491種（編號為筆者按照原書目順序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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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明史》「清人撰述」書目不見於《增訂晚明史籍考》者321種（編號為筆者按照原書目順序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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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初稿發表於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2007年6月27–28日舉辦之〈橫看成嶺側成峰：二十世紀中國史學之回眸〉研討會，感謝舉辦當局及與會師友的批評指導。另外，拙文得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何漢威教授及三位匿名評審員的寶貴批評，糾謬正誤，惠我良多，謹此表示深切的感謝。
[1]Carl L. Becker, 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1–5. 該書中文書名依何兆武中譯本，見卡爾．貝克爾（著）、何兆武（譯）：《十八世紀哲學家的天城（另附二種）》（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
[2]何兆武把climate of opinion譯為「輿論的氣候」，筆者以為「信」有餘而「達」不足，因此自創「知識氛圍」。
[3]Becker, 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pp. 11–12.
[4]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 p. 10.
[5]Ibid., pp. 43, 109.
[6]Thomas S. Kuhn, “The Historical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in Kuhn, The Essential Tension: Selected Studies in Scientific Tradition and Chan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pp. 173–76.
[7]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pp. 93–94, 108. 筆者以為，庫恩在這一點上與貝克爾最接近。
[8]《岑仲勉史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岑仲勉史學論文續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9]王爾敏研究晚清民國的思想變遷，於主要思想家之外，更加意於名望不高、學行不彰的「小儒」，例如寂寂無聞的香港新界西貢海下村的塾師翁仕朝（1874–1944）等，可謂早著先鞭，筆者受其啟迪甚大。見王爾敏：《近代經世小儒》（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
[10]錢海岳家屬（供稿）、燮賡（改寫）：〈錢海岳〉，載政協無錫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纂）：《無錫歷史名人傳》第1輯（無錫：政協無錫市委員會，1987年？），頁141–46。下文引此只作〈錢海岳〉。
[11]《顧頡剛日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年）。該書附有人名索引，檢索甚便。
[12]錢海岳的這十種著作為：《哀蟬落葉集》、《海岳文編》、《海岳遊記》、《能史閣文集》、《渙花樓詩集》、《明清故宮詞》、《重修清史商榷》、《吳越國故跡攷》、《禹跡攷》、《訂補歷代州域形勢》。見中華書局編輯部：〈出版說明〉，載錢海岳：《南明史》，第1冊，頁2。下文引此只作〈出版說明〉。
[13]〈出版說明〉，頁1。
[14]錢麟書光緒十五年己丑江南恩科鄉試硃卷，載顧廷龍（主編）：《清代硃卷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第182冊，頁291–315。又，錢廷選後來似乎參與了《錢氏菱溪族譜》的編纂，此族譜刊行於1929年，見錢洪烈、錢廷選等（纂修）：《錢氏菱溪族譜》（民國十八年〔1929〕惇彝堂刻本），16冊，載〈中華姓氏尋根網〉之〈家乘族譜資料〉，http://www.chinasurname.com/00727.htm。檢索日期：2008年6月10日。按：此族譜筆者未曾親見，查上海圖書館亦收有刊行於1919年之惇彝堂刻本16冊《錢氏菱溪族譜》，但編纂者為武進錢增偉，編號為923848-63；另有二部，編號分別為JP1217及JP1217-1。也許錢廷選參與編纂者即為此二部之一？見上海圖書館（編）、王鳴鶴等（主編）：《上海圖書館藏家譜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1072。
[15]《南明史．義例》，頁2。
[16]〈出版說明〉，頁1。
[17]楊道霖：〈與錢子才孝廉麟書書〉（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十二月初十日），載楊曾勗（輯）：《無錫楊仁山先生遺著》（香港：東南印務出版社，1961年），〈書牘〉，頁9–10。楊道霖為無錫人，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的經濟特科中考得二等，見趙爾巽等（編纂）：《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一○九〈選舉四．制科〉，頁3179。楊道霖撰有《光緒通商列表》等，曾任職廣西柳州知府。留意：〈出版說明〉稱錢麟書字「史才」。楊道霖為錢麟書同時人，寫信予錢，應不至於弄錯對方字號；但文人字號特多，本不奇怪，錢麟書本人的鄉試硃卷上，就稱自己「字子瑞」。
[18]〈出版說明〉，頁1。
[19]同上注，頁3。
[20]《清史稿》，頁14731–40。
[21]同上注，頁14737。
[22]轉引自〈出版說明〉，頁1。
[23]熊先覺、徐葵（主編）：《法學搖籃：朝陽大學》（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前言〉，頁1；〈校史志略．附錄〉，頁69–80。
[24]錢海岳撰寫南明歷史，得到朱希祖的幫助甚大。朱希祖長子朱偰曾經在朝陽學院任教（見《法學搖籃》，頁77），但朱偰1932年於柏林大學獲博士學位後始回國執教，而錢海岳早於1925年畢業，則錢海岳見知於朱希祖，非憑朱偰，而是憑著乃父錢麟書參與編纂清史時朱希祖恰好擔任清史館總纂這段淵源（詳下文）。
[25]以下有關錢海岳生平之描述根據兩種資料：〈錢海岳〉，頁141–46；〈出版說明〉，頁1–2。
[26]究竟錢海岳如何結識邵力子，筆者無從得悉。目前存世的邵力子作品，為其遺孀傅學文編集之《邵力子文集》。惜此集所收，盡為邵力子報刊文字，無私人通信文字以反映其交游事跡，見傅學文（編）：《邵力子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27]〈錢海岳〉，頁143。按：該傳記指錢海岳1943年調往新疆，但沒有明確指出錢海岳為宋希濂部屬講授《資治通鑑》的時間，容易造成誤會，以為錢為宋部屬講授《資治通鑑》一事亦在1943年，實則宋駐防新疆，事在1946年，則錢之講授《資治通鑑》，亦必在1946年之後。
[28]〈錢海岳〉，頁143。
[29]同上注，頁143–44；〈出版說明〉，頁2。
[30]〈錢海岳〉，頁145。
[31]《顧頡剛日記》，第11卷，頁317。按：「潮」即顧頡剛女兒顧潮，顧氏此處誤記年份，蓋錢海岳死於1968年。〈出版說明〉頁11亦指出顧氏此處誤記年份，認為日記的「六九年」為「六七年」之誤。
[32]《顧頡剛日記》，第11卷，頁641。在1978年7月13日的日記中，顧頡剛再度提及錢海岳之死，見《顧頡剛日記》，第11卷，頁571。
[33]《南明史．義例》，頁3。
[34]同上注，頁1。有關〈義例〉的撰寫日期，見頁11。
[35]《清史稿》，頁14733–36。
[36]《南明史．自識》，頁12。
[37]《南明史．義例》，頁1–2。
[38]朱希祖曾在《北大圖書部月刊》等雜誌上發表六十八則有關南明史籍的題跋及筆記、十四則關於其他書籍史料的題跋筆記，至1960年由北京中華書局編為《明季史料題跋》一書出版。
[39]朱偰：《先君逖先先生年譜》，稿本，藏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珍本部，封面題為《朱逖先先生年譜》。〈出版說明〉頁4將《先君逖先先生年譜》誤作《朱君逖先先生年譜》。
[40]朱希祖：〈編纂南明史計劃〉，1931年3月15日擬，原刊於《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務月報》第2卷第7期（1931年），轉載於《朱希祖先生文集》（中國近代學人文集初編4；臺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頁3305–12；又載朱希祖（著）、周文玖（選編）：《朱希祖文存》（中華學術叢書；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338–41。
[41]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1924年11月」條，頁16；「1929年8月14日」條，頁30；「1930年3月30日」條，頁31。
[42]柳亞子（著）、柳無忌（編）：《南明史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史料〉，頁313–14。
[43]〈錢海岳〉，頁144；〈出版說明〉，頁5。
[44]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400。這個柳亞子抄錄的錢海岳百卷本《南明史》初稿，於柳亞子逝世後，由柳夫人捐贈予中華書局，現藏該局圖書館。見〈出版說明〉，頁5。
[45]《顧頡剛日記》，第7卷，頁301–4。
[46]同上注，頁324。
[47]同上注，頁370–72。
[48]同上注，頁385。
[49]同上注，頁455。
[50]同上注，頁474–75。
[51]同上注，頁506。
[52]同上注，頁518。
[53]同上注，頁570。按，顧氏日記反映出錢海岳與沈燮元等過從甚密，但筆者未能找到錢海岳與沈燮元等人交遊之紀錄。
[54]《顧頡剛日記》，第7卷，頁611﹔第8卷，頁91﹔第9卷，頁785。
[55]同上注，第11卷，頁573。
[56]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頁400﹔〈出版說明〉，頁5。
[57]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頁511，1030。
[58]轉引自〈出版說明〉，頁6。
[59]轉引自〈出版說明〉，頁11。
[60]顧頡剛1971年4月1日在堵仲偉送來的錢海岳《南明史》目錄及引用書目上的題跋。轉引自〈出版說明〉，頁11–12。
[61]《顧頡剛日記》，第11卷，頁642。
[62]同上注，頁646。〈出版說明〉頁12亦引述同一段日記，但日記之「清代蒙回藏典錄」，〈出版說明〉則作「清代蒙回藏典彙」。2005年中華書局正式出版該書時，書名也改為《清代蒙藏回部典彙》。
[63]《顧頡剛日記》，第11卷，頁646。
[64]同上注，頁656。
[65]《南明史．義例》，頁3，4，10。
[66]同上注，頁3。
[67]錢海岳：《南明史》，卷一一三〈列女傳．前言〉，頁5281。
[68]同上注，卷一一八〈畔臣傳．前言〉，頁5423。
[69]與筆者一同參加〈橫看成嶺側成峰：二十世紀中國史學之回眸〉研討會的孫隆基教授，戲謂錢海岳不算「非主流」史家，而是「非典」史家，蓋「非典」比「非主流」更「非主流」也，此雖謔言，亦甚傳神，謹此記之以為鳴謝焉。
[70]王爾敏：《20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前言〉，頁1–12。
[71]同上注，頁7。
[72]朱希祖：〈編纂南明史計劃〉，載《朱希祖先生文集》，頁3311；又載《朱希祖文存》，頁340。
[73]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頁400。
[74]同上注，頁400。
[75]轉引自〈出版說明〉，頁6。
[76]南炳文：〈修訂中華本「二十四史」《明史》的設想〉，載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日知論壇〉（二十一），2007年4月20日，http://sohac.nenu.edu.cn/asia/bbs/baogao/21.htm。檢索日期：2008年6月10日。
[77]此二書收入《民國叢書》（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第4編，第79冊。
[78]羅爾綱：《太平天國史》（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自序〉，頁1。
[79]羅爾綱：《太平天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自序〉，頁4。
[80]羅爾綱：〈對創立綜合體史書體裁的探索〉，載所著《生涯再憶：羅爾綱自述》（學海鈎沉叢書；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84。
[81]同上注，頁81。
[82]羅爾綱：《太平天國史．自序》（1991年），頁7–9。
[83]同上注，頁10–11。
[84]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頁838–39。
[85]以上五種史料的作者及其生平，蒙一位評審人指點，筆者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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