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寅：〈科舉試詩對清代詩學的影響〉

＊本文摘錄自《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10期，頁143-163。

摘要：

乾隆二十二年科舉恢復試詩是清代文化史和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功令不僅扭轉了古詩文辭妨害舉業的觀念，激發了士人寫作試律的風氣和研習試帖詩學的熱情，更刺激了坊間編纂、箋注、評析古今試律作品的風潮。經過乾隆後期幾十年的推行和普及，對試帖詩的研究已有長足進展，有關試律寫作的經驗和技巧得到總結和充實，同時古典詩學的一些觀念也通過試帖詩學佔據的蒙學市場得到推廣和普及，形成試帖詩學與一般詩學的互動。試帖詩學的勃興，促進了詩學的整體復興和繁榮。這是研究清代中後期詩學首先必須考慮的基本問題。

關鍵字：科舉／試詩／試帖／詩學

歷來有關科舉與文學關係的研究，大都著眼於唐宋，而鮮及明清兩代。實則在明清兩代的文學生態中，科舉仍然是對詩歌創作施加重要影響的環境因數。清初衛既齊說：「自製科以經義取士，士皆以全力用之經義，而餘力乃及於詩。夫詩未易言也，雖有別才異趣，非多讀書窮理則不能極其至。今世儒者呫嗶為舉子業，往往以羔雁所資，生平精銳之氣於焉畢竭。及其尋諸詩也，譬猶鏃南山之竹，洞胸穿劄之餘，辭魯縞而飲石，其難為勁也必矣。」〔注1〕衛既齊：《魏陶庵踵芳堂詩序》，《廉立堂文集》卷4，《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5冊，第268頁。科舉這種導向作用，使明清時期的文學教育籠罩在八股文的陰影中，士人只有科舉成功才能丟棄這塊敲門磚，從事詩文寫作，而此刻其創造力旺盛時期早已過去。這不能不讓明清士人對自己的詩文難與古人競爭而深感絕望。事實上，八股文研習對士人文學教養形成乃至創造力發揮的影響，無論如何高估也不會過分。〔注2〕這一問題可參見蔣寅：《科舉陰影中的明清文學生態》，《文學遺產》2004年第1期；《中國古代文學通論．清代卷》中編第六章「清代文學與科舉制度」，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5年。而作為科舉的另一種導向，乾隆二十二年（1757）科場恢復試詩，同樣也對清代詩學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近年已有學者關注這一問題，〔注3〕高津孝：《琉球詩課與試帖詩》，收入氏著：《科舉與詩藝——宋代文學與士人社會》，潘世聖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3—198頁；楊春俏：《清代科場加試試帖詩之始末及原因探析》，《東方論壇》2005年第5期；孫琴安：《乾隆年間的科舉改革與詩歌繁榮》，《探索與爭鳴》2007年第5期；唐芸芸：《清代科舉加試試帖詩之探析》，《南陽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4期；馬強才：《科考律詩新政與清代中後期杜詩學的新變》，蔣寅、張伯偉主編：《中國詩學》第17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但多涉及詩歌創作方面，對詩學注意較少。而詩學所受到的影響，或許是更為深遠、更值得我們注意的。

一、乾隆二十二年功令試詩的影響

清王朝與明朝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歷朝諸帝在萬機餘暇，無不雅好文藝。自康熙以迄乾隆，盛世諸帝對文學活動的關注和參與，更是遠過於前代任何王朝，其文學趣味也莫不由御製詩文集、欽定總集及序跋乃至詔諭、言談，對文壇播散舉足輕重的影響。即以詩歌而言，經明末程嘉燧、錢謙益始倡，康熙初王士禛再倡，清初詩壇一度曾盛行宋元詩風，引起皇帝和一批廟堂重臣的不滿。康熙十八年（1679）博學宏詞試後，康熙帝在保和殿試諸翰林詩，詩有宋調的編修錢中諧被抑置乙卷，〔注4〕參見毛奇齡：《西河詩話》卷5，乾隆間蕭山毛氏書留草堂刊本。在館閣引起震動。這一事件促使王士禛等宋詩風的宣導者悄然改轍，回歸唐音，從此唐詩風遂成為詩壇不可撼動的主流導向。康熙四十六年，《全唐詩》編竣，皇帝御製序文，諭曰：「詩至唐而眾體悉備，亦諸法備該。故稱詩者必視唐人為標準，如射之就彀率，治器之就規矩焉。」〔注5〕《全唐詩》卷首，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冊，第5頁。詩必宗唐作為正統觀念不可動搖地重新確立起來。康熙五十四年，康熙帝欲革科舉之弊，「特下取士之詔，頒定前場經義性理，次場易用五言六韻排律一首，刊去判語五道。以五十六年為始，永著為例」。〔注6〕陶煊輯：《唐五言六韻分類排律選》序，康熙五十五年刊本。由是一大批教材性質的唐人試帖詩選和唐詩選本應運而生。像葉忱、葉棟《唐詩應試備體》、魯之裕《唐人試帖細論》、臧岳《應試唐詩類釋》、吳學濂《唐人應試六韻詩》、胡以梅《唐詩貫珠箋》、花豫樓主人《唐五言六韻詩豫》、牟欽元《唐詩五言排律箋注》、卞之錦《唐詩指月》等等，都刊成於康熙五十四年，〔注7〕參見韓勝：《清代唐詩選本研究》附錄「清代唐詩選本編年簡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265—279頁。不會是無意的巧合。朝廷以詩取士不用說會更加強化和推廣以唐詩為正宗的觀念。沈德潛正是在本年編成了《唐詩宗》（後改名《唐詩別裁集》），序言提到：「德潛於束髮後即喜鈔唐人詩集，時競尚宋元，適相笑也。迄今幾三十年，風氣駸上，學者知唐為正軌矣。」沈德潛輯：《唐詩別裁集》卷首，乾隆二十八年教忠堂重刊本。暗示了康熙後期詩壇在君主趣味的主導下唐詩風徹底壓倒宋詩風的現實。降及乾隆朝，熱衷藝文的皇帝在聽政之餘，不僅頒行了《御選唐宋詩醇》，重新劃定詩歌的「正軌」，更在乾隆二十二年恢復科舉試詩，為詩壇步循「正軌」提供了制度保證。

儘管自康熙以來，兩度博學宏詞科都以詩賦試士，館閣也有詩課和考試，〔注9〕如趙翼《甌北集》卷12還保留著乾隆十九年應中書試之作，題為《賦得紅葉當階翻》。對士大夫的詩歌才能一直有特殊要求，但那畢竟是翰林們的事。就像何剛德《春明夢錄》所說的：「蓋館閣重試帖，人皆於得翰林後始練習，平時專習八股，於試帖則無暇求工也。」作者的友人陳懋侯以名翰林疊掌文衡，以能詩自喜，而其鄉試所賦《月過樓臺桂子清》詩，「玉露涓涓冷，金風陣陣輕」一聯殊為稚拙，後每逢其高談闊論，何剛德必誦此聯相嘲諷。〔注10〕何剛德：《春明夢錄》卷上，1922年刊本。這雖是晚清的事，以今例昔，清初的情況可以想見。翰林名公猶且如此，一般士子的詩才更不用說。況且，即有一二兼能詩賦的士子，也未必遭考官待見。《儒林外史》第3回寫到一個童生交卷，說：「童生詩詞歌賦都會，求大老爺出題面試。」那學道就變了臉色道：「『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該用心做文章，那些雜覽，學他做甚麼？況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難道是來此同你談雜學的麼？」〔注11〕吳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32頁。吳敬梓此書雖是小說，卻可作雍、乾之際的文化史讀，其中的情節無不可見當時士風世情。小說中這一細節，也足以讓我們窺見彼時的科場習氣。

雖然學者們已從政治和科舉自身的改革多方面對科場加試排律的原因作了探析，〔注12〕可參見楊春俏《清代科場加試試帖詩之始末及原因探析》(《東方論壇》2005年第5期)、唐芸芸《清代科舉加試試帖詩之探析》(《南陽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4期)兩文的論述。但自康熙中期以後，士人作詩水準的普遍下降，仍應是最直接的原因。這也是朝野上下共同覺察的問題，而究其所以，論者又往往歸結為舉業所妨。葉之榮《應試唐詩類釋序》慨言：「自勝國八股之制定，操觚者皆以詩為有妨舉業，概置不講。雖海內之大，不乏好學深思，心知其義，而窮鄉僻壤且有不知古風歌行、近體絕句為何物者。風氣至此，亦詩運之一厄也！」〔注13〕臧岳輯：《應試唐詩類釋》卷首，康熙五十四年刊本。為功令所抑者，自然要靠功令振之。於是到乾隆間便有了御史袁芳松請於二場經文之外加試排律一首的奏議，並蒙皇帝諭允。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庚申上諭：

前經降旨，鄉試第二場止試以經文四篇，而會試則加試表文一道，良以士子名列賢書，將備明廷製作之選，聲韻對偶，自宜留心研究也。今思表文篇幅稍長，難以責之風簷寸晷，而其中一定字面或偶有錯落，輒幹貼例，未免仍費點檢。且時事謝賀，每科所擬不過數題，在淹雅之士，尚多出於夙構，而倩代強記以圖僥倖者，更無論矣，究非覈實拔真之道。嗣後會試第二場表文，可易以五言八韻唐律一首。……其即以本年丁丑科會試為始。〔注14〕《高宗實錄》，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庚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5冊，第694—695頁。

鄉、會試既改，以下各級考試自不得不隨之改易，而且詩作的水準成為錄取的重要標準。據素爾訥等纂《欽定學政全書》卷14載：「乾隆二十三年議准，嗣後歲試減去書藝一篇，用一書一經；科試減去經義一篇，用一書一策。不論春夏秋冬，俱增試律詩一首，酌定五言六韻。」最後特別強調，「如詩不佳者，歲試不准拔取優等，科試不准錄送科舉」。〔注15〕素爾訥等纂：《欽定學政全書》，乾隆三十九年武英殿刊本。這等於是將試詩當成了科舉的門檻，詩不合格就不能取得鄉試資格。面對這一改革，有人歡喜有人愁。少數能詩之士自是歡欣鼓舞，袁枚作《香亭自徐州還白下將歸鄉試作詩送之》詩，送弟回浙應鄉試，有「聖主崇詩教，秋闈六韻加；今年得科第，比我更風華」之句，〔注16〕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卷15，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冊，第280頁。欣愉之情如沐春風。而那些素昧吟詠、不知平仄為何物的廣大經生，則如聞晴天霹靂，惶悚莫名。這突如其來的變故，令許多世代以舉業自豪的書香家族茫然不知所措，而寒素之士更是進退失據，不知如何應對。一時間科場出現的混亂，透過李元復《常談叢錄》卷5「令初試詩」條的記載還可略窺一斑：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科，始於鄉闈試以排律五言八韻詩。令初下，士多未習詩者。是科江西鄉試詩題為《賦得秋水長天一色》，得天字。有士人全不解所謂，遍詢諸同號舍者，或告以此限韻，當押之。遂於十六句作疊韻，盡押天字，其可笑有如此者。自是歲，科試生童於文後亦用排律詩。然每苦其難，尤不識四聲平仄，雖極力揣摩，卒未能通。有先以別紙創定格式，然後逐字循格填寫，起草猶時從聯坐者頻頻絮問不休，令人增厭。有別構文一篇，願與他人互易一詩者。又有日中而文已謄正，搖體顰眉，吟聲哀苦，律成而日已暮，倉促完卷者。至其詩句之俚拙可哂，又不待言也。〔注17〕李元復：《常談叢錄》，敦本堂刊巾箱本。

這段文字描繪乾隆二十四年試詩行於鄉試在舉子間產生的震動及其拙於應對的種種可笑情形，具體而生動，可信是當時科場實錄。科舉試詩首先使士人群體詩歌寫作能力普遍欠缺的現實凸顯出來。

眾所周知，科舉試詩始於唐初，體裁規定為六韻或八韻排律。當時明經考試，有裁紙為帖，掩其兩端用以填空的項目，稱為「試帖」，後人不知就裡，統將專用於考試的排律稱為「試帖詩」，〔注18〕葉抱崧《說叩》：「西河毛氏選唐人試詩，目曰試帖。按：《通典》稱明經先帖文，然後行試帖經之法，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為通。試帖之名，蓋與詩賦無涉。」(張潮輯：《昭代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冊，第1305—1306頁)也作試律、試體、帖括詩等。貼切的說法應是「試律」，但前人習稱試帖，本文姑仍之。科舉試排律雖頗為風雅，但究於政事隔了一層，用作取士的主要依據自然是有缺陷的；而且試律屬於命題作文，在內容、辭令、篇幅、押韻各方面都有嚴格規定，鮮有傑作膾炙人口，因而自施行以來一直遭到批評，迄北宋熙寧間終於退出科舉場屋。到明清之際，詩家目試帖為詩中八股，所作都棄而不錄。但自從乾隆二十二年恢復試詩，作者多將應試之作收入詩集，與文集不收時藝程文恰好形成鮮明的對照。趙翼《甌北集》卷12收有乾隆二十六年應會試之作，題為《賦得賢不家食》；隨後的《千章夏木清》、《野含時雨潤》、《薰風自南來》、《律中蕤賓》、《天子始絺》、《平秩南訛》、《五月斯螽動股》、《竹箭有筠》、《月中桂樹》、《寒流聚細文》、《春蠶作繭》、《玉水方流》、《德車結旌》、《蟻穿九曲珠》等篇，都是應殿試及翰林館課之作。陶澍集中收錄試律竟達二百多首，是個典型的例子。王芑孫為諸生時非考試不作試帖，入京後「始覺此事為當今所重」，〔注19〕梁章鉅：《試律叢話》卷3引，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576頁。及召試入一等，負詩賦才名，轉而熱衷於此道，終為一代作手。這都不是絕無僅有的例子，至於將試帖編為專集乃至箋注行世者更不乏其人。〔注20〕不只是紀昀、金甡、吳錫麒、聶銑敏一輩試帖名家刊有試帖詩集及註釋，就是一些不太出名的人物也刊其課稿。如吳文俊有《薇雲小舍試帖詩課》2卷、《續編》2卷，吳楷有《十杉亭帖體詩箋注》5卷、《續編》2卷，均為六也樓發兌。看得出，作者對自己的試帖之作頗為珍視。畢竟，比起八股文來，試帖不只是一次性的敲門磚，「後至於庶常館課、大考翰詹，皆以是覘其所學」。〔注21〕吳廷琛：《試律叢話序》，梁章鉅：《試律叢話》卷首，第493頁。因而在人們眼中，試帖的體格也遠高於八股文，某種程度上甚至予人以揄揚盛世、潤飾鴻業的尊貴感覺。

從朝廷這方面說，試詩也是一個難得的歌舞昇平的機會，因而在行之二十五年以後，又再度提升其級別。乾隆四十七年將二場排律詩移至頭場試義後，一直沿用到清季。清代鄉會試原本就沿明代舊習，「名為三場並試，實則首場為重，首場又四書藝為重」。〔注22〕《清史稿》卷108，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12冊，第3149頁。試帖移到首場之後，越發突出了試詩在科舉中的地位，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清代中葉以後的詩歌創作和詩學研究。

二、功令試詩與試帖詩的編纂、出版

科舉恢復試詩所暗示的君主崇尚詩學的意向及藝術觀念，無論對整個社會還是詩壇都是個極為重要的資訊，其中所蘊含的詩學問題很快便出現在鄉試的策問中。錢載所撰《乾隆二十四年廣西鄉試策問三首》其二問道：

茲蒙欽定，科制第二場試以唐律，則夫詩學源流，正士林所宜熟講。《三百篇》風、雅、頌、興、比、賦之義若何？方夫子正樂時，而雅、頌始各得其所，蓋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則六義當先別識之矣。且周公大聖人也，周公大製作之列於篇者，可得而陳其概與？五言既興，遂推漢魏，漢之古詩、樂府，猶有一倡三歎之遺。古體、今體，至唐始備。顧自晉以後，組織之文詞居多，而自然之母音益少。諸生試取漢、魏、兩晉、南北朝、三唐、兩宋、遼金元、明逮我本朝諸詩家，沿流討源，第代舉其大者論列之，已足以觀師法。儻其融貫《三百》之大義，切於治道者以為言，斯固朝廷期待士子實學，如授之以政，使於四方者也，則尤有厚望焉。〔注23〕錢載：《蘀石齋文集》卷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下冊，第897頁。

我們看到，二場所考的八韻、六韻排律，在諭旨和策問中都稱為「唐律」，可見崇詩和尊唐兩種意志已通過試詩而融為一體。不僅如此，乾隆帝《御選唐宋詩醇》唐宋並舉的詩學趣味也同時得到了闡發和推廣，給詩壇的印象明顯比康熙帝來得更開放、更具包容性；而且，將熟講詩學源流作為前者的輔助手段來提倡，要求諸生能「取漢、魏、兩晉、南北朝、三唐、兩宋、遼金元、明逮我本朝諸詩家，沿流討源」，這對於乾隆朝詩學走向折衷、融合的趨勢無疑也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筆者曾提出，清代詩學異於前代的一大特徵，也是其最顯著的優點，就是擁有一種能以超越門戶之見的胸襟對待詩學遺產的包容性。〔注24〕蔣寅：《清代詩學史》第1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28—29頁。自明末以來，唐宋之爭就一直主導著詩壇的話語主流，分唐界宋，出主入奴，讓學詩者無所適從。直到乾隆時期，唐宋之爭始告平息，走上折衷調和的道路。朝廷功令的影響，正是促成這一結果的重要外因之一。

當然，試帖畢竟是用於科舉應試和館閣考課的特殊詩體，具有不同於日常寫作的特殊規範，這同樣也反映在功令的宣導和實踐中。錢載典廣西鄉試時，撰有《廣西鄉試告示》訓誡應試士子，第六則寫道：「詩體以和平莊雅為擅場，其用俚俗不典及一切蕭颯字句者，斷難合格；且詞義必須層次貼切，不宜混浮。平仄務須諧協，毋致失黏。對仗即不甚精工，而字義之虛實、單雙，在所必辨。韻雖別刊一紙隨題分給，而檢點仍須細心，毋致出韻。」〔注25〕錢載：《蘀石齋文集》卷19，下冊，第1084頁。這段文字對試帖詩的各個技術層面包括詩體、語言、聲律、對仗、押韻都提出了嚴格且不同於一般詩歌的要求。試帖廢置數百年而重現科場，對大多數舉子來說完全是個陌生的東西，再加上這些嚴苛的限制，場屋出現李元復《常談叢錄》所述的種種笑談是可以預料的。也正因為如此，一大批迎合應試需求的試帖詩教材紛紛上梓，在功令初下的幾年間迅速佔據出版市場。

最初的出版物多半是舊書的翻刻本，這也很自然。康熙五十四年詔令科舉二場加試五言六韻唐律，曾催生一批唐人試律選本。賀嚴、韓勝的著作中都列出若干種，我另外還有知見，包括：葉忱、葉棟輯注《唐詩應試備體》十卷，康熙五十四年最古園刊本；臧岳輯《應試唐詩類釋》十九卷，康熙五十四年刊本；吳學濂輯《唐人應試六韻詩》四卷，康熙五十四年刊本；牟欽元輯，牟瀜箋注《唐詩五言排律箋注》七卷，康熙五十四年紫蘭書屋刊本；魯之裕《唐人試帖細論》，康熙五十四年刊本；蔣鵬翮《唐人五言排律》三卷，康熙五十四年刊本；花豫樓主人輯《唐五言六韻詩豫》四卷，康熙五十四年刊本；趙冬陽輯《唐人應試》二卷，康熙五十四年桐邨書屋刊本；黃六鴻《唐詩筌蹄集》四卷，康熙五十四年刊本；惲鶴生、錢人龍輯《全唐試律類箋》十卷，康熙五十四年刊本；〔＊〕毛張健輯《試體唐詩》四卷，康熙五十五年刊本；陶煊《唐五言六韻分類排律選》，康熙五十五年刊本。〔注26〕所舉書名，係參考陳伯海、朱易安《唐詩書錄》(濟南：齊魯書社，1988年)、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賀嚴《清代唐詩選本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韓勝《清代唐詩選本研究》四書的著錄開列，後有＊號之書係筆者所補。惟筆者所見著錄，書名、作者偶有異同。蓋此類書籍翻刻極繁，書名、作者及卷數每為書坊改易，不足較也。其中臧岳輯《應試唐詩類釋》、花豫樓主人輯《唐五言六韻詩豫》兩種是康熙前期的出版物，此時應運重版。此外清初還有一些刊行更早的唐人試帖詩選本，如毛奇齡輯《唐人試帖》四卷（康熙四十年刊本）、王錫侯輯《唐詩試帖課蒙詳解》（康熙間刊本）、陳訏箋評《唐省試詩箋注》（康熙間刊本）。由於康熙詔令最終未付諸實行，這些試帖詩選本也就不曾流行。乾隆二十二年功令會試加試詩，兩年後又推廣到鄉試，書坊迅速抓住商機，紛紛翻刻這些書籍。毛奇齡的選本因出自碩學名師之手，首先被重印，暢銷於市。乾隆二十六年何國泰序毛奇齡詩賦集，稱：「丁丑歲，天子詔鄉會場易表判以排律，始其事於歲科童試，而先生向所選唐試帖及七律一時紙貴。」〔注27〕毛奇齡：《毛西河先生全集》卷首，乾隆間蕭山毛氏書留草堂刊本。然而翻刻舊書似乎仍不足以應付突如其來的旺盛需求，更主要的是，這些書籍並不都是應試詩法，內容和體例往往不合時宜。比如署明代王世貞編《圓機活法》、清初遊藝編《詩法入門》都是坊間翻印暢銷的書，但正如朱琰所說：「夫所謂《詩法入門》者，兢兢於平仄之間，以求合律而師法不古，是治維楫而忌游泳也。若《圓機活法》，則拈調而綴字，但取通融而不復求作詩之旨，是持篙擁棹而不知所適何方也。」〔注28〕朱琰輯《學詩津逮》乾隆二十五年自序云：「場屋功令用詩，學官弟子皆以詩為課，坊間有《詩法入門》、《圓機活法》二書，初學者樂其簡便，奉為圭臬，一時紙貴。」(朱琰輯：《詩觸》，嘉慶三年重刊本)鑒於這種情形，一些老師宿儒「應坊客之請」，〔注29〕吳瑞榮：《唐詩箋要》自序，乾隆二十三年刊本。迅即著手編纂各種供舉子揣摩誦習的試帖詩選和詩法，以應對巨大的市場需求。

當時坊間究竟出版了多少試帖詩選和詩法類書籍，現在已很難確知，相信是個很可觀的數位。舊籍不斷被翻印的同時，新著也層出不窮，包括本朝人所撰所擬的試帖範作，以至在乾隆二三十年代，試帖類書籍的重刊和新梓絡繹不絕。迄今我們所能知道的，功令試詩當年起碼就刊行了6種，未刊1種：張尹輯《唐人試帖詩鈔》四卷，刊本；周京等輯《唐律酌雅》七卷，恭壽堂刊本；毛張健輯《試體唐詩》四卷，原刊於康熙間，後毛氏又於乾隆四十一年重刊；徐曰璉、沈士駿輯《唐人五言長律清麗集》六卷，許翼週刊本；蔣鵬翮輯釋《唐詩五言排律》三卷，寒三草堂刊本；梁國治輯《唐人五排選》五卷，梅塘藏板本；盛百二《唐詩式》卷數不詳，序見《柚堂文存》卷二。乾隆二十三年達到高潮，已知有14種：趙曦明輯《唐人試帖雕雲集》，刊本；秦錫淳輯《唐詩試帖箋林》八卷，刊本；吳瑞榮輯《唐詩箋要》八卷，金陵三樂齋刊本，後又於乾隆六十年重刊；馬欽遠輯《唐應制詩分類注釋詳解》，刊本；陳訏箋評《唐省試詩箋注》十卷，據康熙本翻刻；王錫侯輯《唐詩試帖詳解》十卷，九經堂刊本；沈廷芳輯注，張廷舉編次《唐詩韶音箋注》五卷，賜書堂刊本；沈廷芳輯，吳壽祺、吳元詒注《唐詩韶音箋注》五卷，吳氏刊本；牟欽元輯，牟瀜箋注《唐詩五言排律箋注》七卷，據康熙五十四年紫蘭書屋刊本重印；〔＊〕蔡鈞輯《詩法指南》六卷，匠門書屋刊本；〔＊〕胡本撰，潘作樞箋注《試帖新擬》五卷，刊本；〔＊〕朱琰輯《唐試律箋》二卷，明德堂刊本；阮學浩、阮學濬輯《本朝館閣詩》二十卷，困學書屋刊本；〔＊〕杜定基輯《國朝試帖鳴盛》，刊本。〔＊〕乾隆二十四年又有4種：李因培評選，淩應增編注《唐詩觀瀾集》二十四卷，李因培刊本，後於乾隆三十七年重刊；紀昀撰《唐人試律說》一卷，刊本；臧岳輯《應試唐律類釋》十九卷，重訂清初刊本；〔＊〕顧龍振輯《詩學指南》八卷，敦本堂刊本。〔＊〕乾隆二十五年也有4種：談苑《唐詩試體分韻》，刊本；紀昀撰《唐人試律說》一卷，重刊本；陶元藻輯《唐詩向榮集》三卷，衡河草堂木活字印本；朱琰輯《學詩津逮》八種，桐鄉沈氏香雪書舍刊本。〔＊〕乾隆二十六年仍有5種：陶元藻輯《唐詩向榮集》三卷，衡河草堂刊本；蘇寧亭《應試唐詩說詳》，刊本；臧岳輯《應試唐詩類釋》十九卷，三樂齋藏板本；〔＊〕惲鶴生、錢人龍輯《全唐試律類箋》十卷，惲宗和刊本；王錫侯輯《唐詩試帖課蒙評解》十卷，文德堂刊本。〔＊〕乾隆二十七年僅知有1種：臧岳輯《應試唐律類解》十九卷，積秀堂重訂康熙刊本。〔＊〕乾隆二十八年也只有2種：任福佑輯《新鋟應試唐詩靈通解》四卷，刊本；〔＊〕許英輯注《本朝五言近體瓣香集》十六卷，心逸堂刊本。〔＊〕但本年沈德潛《重訂唐詩別裁集》也增選試帖詩若干篇，自序特別提到：「五言試帖，前選略見。今為制科所需，檢擇佳篇，垂示準則，為人春秋闈者導夫先路也。」〔注30〕吳瑞榮：《唐詩箋要》自序，乾隆二十三年刊本。這表明在坊刻選本之外，詩壇高層人物對此也相當關注。

另外，乾隆間還有刊刻年月不詳的范文獻、黃達、王興謨輯注《唐人試帖纂注》四卷，張希賢、李文藻《全唐五言八韻詩》四卷，方德輝《唐詩矩穫》等，很可能也是這股應試風潮下的出版物。這些書籍並不是一刷即已，只要有銷路，一套書版按常識至少可以刷印五千部以上。乾隆二十七年以後新編之書漸稀，正是前幾年梓行的書籍已佔有很大市場份額的緣故。迄至乾隆後期，這批書籍經過市場淘汰，能獲得重刊機會的書已很有限。比如任福佑輯《新鋟應試唐詩靈通解》便是其中之一，自乾隆二十八年梓行後，致和堂分別在乾隆五十二年、嘉慶二年（1797）重刊，嘉慶二十三年又有三讓堂重刊本。最流行的則應該是臧岳輯《應試唐詩類釋》，它每首詩題下都有題解、附考，詩後又有音注、質實、疏義、參評、闕疑，最為詳盡和實用，於是成為被翻刻版次最多的試帖詩選，〔注31〕除上文提到的版本外，還有乾隆元年三樂齋刊本、乾隆三十八年重刊本、乾隆四十年刊本，乾隆四十三年三樂齋又改名《聞式堂唐詩類釋》重刊，此後更有嘉慶五年刊本、立本堂刊本行世。可見此書在清代中葉一直為坊間所青睞。這批書籍的盛行，意味著士人的詩歌教育自幼就被應試詩法所主宰，意味著試帖詩學將成為他們詩學啟蒙的初階。此種情形將在多大程度上改變傳統詩學的承傳和發展路向，一時還難做定讞，但這無疑是研究清代詩學首先要思考的問題。

三、功令試詩與蒙學詩法的勃興

作為朝廷功令，科舉試詩對諸生的詩歌寫作乃至官學、書院、家塾的教育必將產生巨大影響。試帖詩寫作既然成為舉子必修的課程、必須研練的才能，就勢必會消除明代以來世俗對作詩妨害舉業的顧忌，〔注32〕毛張健《試體唐詩》序：「近代製科專尚時文……間有一二瑰異之士，欲從事於詩者，父兄必動色相戒，以為疏正業而妨進取。」(毛張健：《試體唐詩》，康熙五十四年刊本)明清兩代此類記載觸目皆是，可參見蔣寅《科舉陰影中的明清文學生態》(《文學遺產》2004年第1期)一文。激勵廣大士人熱心學詩、寫詩，〔注33〕李鴻達《館律萃珍序》云：「至乾隆丁丑以後，則鄉會歲科之試，皆益以五言帖律，著為功令。由是偏鄉下邑，亦知研意覃思，比律析韻。」(姚集芝輯：《館律萃珍》卷首，清刊本)此適與前引葉之榮語形成鮮明的對照。從而普遍提升詩學修養和寫作能力，最終推動詩歌藝術的發展，這是不言而喻的，需要考究的倒是試帖詩學自身如何以功令試詩為契機在教學實踐中完成其理論總結和建構的過程。以往的研究，因鄙視科舉應試類寫作而一概將它們排除在學術視野之外，很少注意到八股文和試帖詩對傳統文學教育的影響。今天我們面對上文列舉的眾多試帖文獻，不能不思考試帖詩與一般詩歌寫作的關係。

閱讀當時的文獻，首先給我的印象是，雖同為應試文體，制義和試帖在人們心目中的價值是完全不同的。人們對八股文往往抱著無奈甚至於仇視的態度，而對試帖詩卻青眼有加，不敢稍為輕忽。清人估量本朝的詩歌創作，絕不敢淩越古人，但於試帖詩卻每自信有出藍之勝。除唐芸芸論文所舉翁方綱之說外，林聯桂《見星廬館閣詩話》自序也肯定：「唐詩各體俱高越前古，惟五言八韻試帖之作不若我朝為大盛，法律之細，裁對之工，意境日辟而日新，錘煉愈精而愈密，虛神實義，詮發入微，洵古今之極則也。」〔注34〕林聯桂：《見星廬館閣詩話》卷首，道光三年與賦話、詞稿合刊本。這種盛況又一概被歸結於功令試詩，如劉鴻翱《繆主政薇初試帖序》所說：「事苟為一代風尚之所在，必有窮工極能，精前人所不能精者，以信今而傳後。眾人忽焉，達者知之，如今之試帖是已。……古文莫盛於漢，賦莫盛於楚，字莫盛於晉，詩莫盛於唐，制義莫盛於明。而詩之試帖，唐以之取士，歷宋元明千餘年，莫盛於我朝。」〔注35〕劉鴻翱：《綠野齋前後合集》卷4，道光二十四年刊本。正是出於對本朝試帖詩的肯定，試帖詩的編集和刊行出現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它反過來又更加刺激和促進了試帖詩的寫作和研究。這就是張拜賡序《匯纂詩法度針》所說的：「歲丁丑會試屆期，聖諭於二場改試唐律八韻，又先後允廷臣議，自鄉闈及郡縣舉試以詩，用以偵淳風而厲實學也。……夫風行自上而應之，詩由是興焉。」〔注36〕徐文弼輯：《匯纂詩法度針》卷首，乾隆間聚盛堂刊本。各方面的文獻史料都提醒我們，功令試詩已使試帖詩學成為清代詩學史上一個不容忽視的存在。

考察清代的試帖詩，首先引起我注意的就是各種類型的選本之多。余集《試律偶鈔序》曾提到：「我朝自乾隆己卯奉詔於鄉會兩試各試八韻詩一首，至今垂四十年。承學之士莫不從事聲律，館閣諸公又首先賡唱，近日選家總集無慮數百十種。」〔注37〕余集：《秋室學古錄》卷5，《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60冊，第342頁。這類書籍因不入收藏家之眼，除紀昀編《庚辰集》這最著名的選本及王芑孫編《九家試帖》、張熙宇編《七家試帖》等翻刻不絕的名選外，多數已失傳，只能由清人別集中保存的序跋窺豹一斑。桑調元初掌教中州書院時，曾選有《大樑試帖》；乾隆二十二年再度蒞任，值功令初改，又編刻《大樑試帖新選》，自序提到：「頃復入中州主舊席，適皇朝兼以詩取士，諸生益加鏃礪，斌斌然有和聲鳴盛之概。舊從唐人常格，限以六韻……功令定限八韻，足舒群彥才藻，視唐常格有加焉。」〔注38〕桑調元：《大樑試帖新選序》，《弢甫集》卷5，蘭陔草堂刊本。由此可見，書院原本是有試帖詩課程的，用五言六韻的格式。這是因為，鄉會試雖不試詩，但中書考試及翰林館課卻要作詩，於是書院教學也相應地設有試帖之課。不過這與功令試詩對廣大士子的影響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功令試詩首先改變了他們學詩的體裁，由六韻增為八韻；其次也是更主要的是，試帖詩的研習由此變得普遍化、日常化，凡有志於科舉之士都必須研練這種詩體的寫作才能。為此，適應各種類型、各階層作者研習需要的試帖詩選便如雨後春筍般層出不窮了。桑調元後來主教濼源書院時，又編有《濼源書院試帖》。這並不是偶然的例子。

有了創作研習的需求，相應的理論指導和對寫作經驗加以總結的書籍便自然有人編纂了。乾隆二十四年浦起龍撰《詩學指南序》，還遺憾「我國家中和化洽，自上而下，奉詔自今取士兼用詩，一時選帖四起，然未有以條別宜忌為世正告者」，〔注39〕顧龍振輯：《詩學指南》卷首，乾隆間敦本堂刊本。曾幾何時，一批詩法、詩話就迅速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除前舉試帖詩選本所附錄的詩法、詩話文獻外，有幾種清代中葉流行的詩法可信都與功令試詩有關。比如諸生蔡鈞所輯《詩法指南》六卷，乾隆二十三年由匠門書屋刊行。前有是年四月任應烈序，稱「今天子春秋試士，詔二場耑用經義及詩，一時詩學之興，遂與制義、對策同為舉子要業」，又提到「戊寅春適丁子崑以蔡子易園所編《詩法指南》示余，並邀余一言以行世」，〔注40〕蔡鈞輯：《詩法指南》卷首，乾隆二十三年匠門書屋刊本。可知其書成於乾隆二十二年。書前開列參校者姓氏多達96人，足見該書的編纂在當時何等引人注目！〔注41〕關於蔡鈞輯《詩法指南》的內容和趣向，可參見吳中勝：《翁方綱與乾嘉形式詩學研究》第一章「乾隆年間的科考改革與形式詩學的復興——以蔡鈞《詩法指南》為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13—25頁。現在看來，功令初下幾年內刊行的類似匯輯詩話，如李畯《詩法橐說》、顧龍振《詩學指南》、朱琰《學詩津逮》等，相信都是同一背景下的產物。顧書前七卷匯輯前人舊著，只有卷八為自撰，專論應制詩式、應試詩，擇唐人應制、應試佳作一一評講，揭其體制、意匠以示初學，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試帖專門詩法的缺乏。當時尚未中舉的海鹽諸生朱琰，「取古今詩話之可為法者八種，匯而刊之，以疏壅導滯，題曰《學詩津逮》」，〔注41〕朱琰輯：《詩觸》自序，嘉慶三年重刊本。也是針對科舉試詩而編，此書由桐鄉沈氏香雪書舍刊刻行世已是乾隆二十五年的事。後屢有增刻，到乾隆二十九年芸經堂所刊之本，收書已達15種，改名為《詩觸》，想來銷路很好。

在試帖詩法闕如的情況下，上述蒙學詩法正是很好的補充。其中最大規模的編纂工程是山東巨野人李其彭所編《詩訣》十卷，乾隆四十一年徐子素刊行。李氏編著有《論詩尺牘》、《唐試帖分韻選》、《四聲韻貫》等多種詩學書籍，都成書於乾隆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間。《詩訣》彙集古今詩話21種，其中包括《試帖定式》在內的若干種為李氏本人所輯。廣采前人論詩之語，包括體制、聲律、篇章、病犯、詩體、技法等內容，既便於初學，同時對傳統詩學資料也是一個大規模的整理和總結。這類書籍通常都被視為廣義的蒙學詩法，與試帖詩學尚有區別，但此刻卻因功令試詩的機緣大量編輯出版。這提醒我們，功令試詩對詩壇和詩學的影響已遠遠超出了試帖詩學的範圍。這不是三言兩語即可概述的問題，現在首先需要弄清的是，功令試詩對試帖詩學的影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帶動了試帖詩學的研討？最近已有學者觸及這一問題，〔注43〕賀嚴《清代唐詩選本研究》、韓勝《清代唐詩選本研究》中都有專門章節討論這個問題。但相關研究仍處於草創階段。

四、試帖詩學與一般詩學的互動

試帖作為官方推行的一種應試詩體，雖非新創之格，但清代的寫作畢竟少有積累，要想探求其寫作規則與技巧，只能求之於前代的創作實踐。清初毛奇齡《唐人試帖》雖有討論，然而「詳於論詩而略於疏義，初學之士，每苦尋求」，〔注44〕觀保：《試帖詩集序》，彭元瑞輯：《試帖詩集》卷首，乾隆六十年刊本。直到紀昀《唐人試律說》問世，關於試帖詩的理論與技巧才有較全面的總結。此書固然被公認為發凡之功的經典著作，但它所標誌的試帖詩學的深入，首先得益於乾隆間唐人試帖詩的編選、普及，以及由此帶來的士人群體的廣泛鑽研。〔注45〕陳志揚《清代對試律詩藝的探索》(《社會科學輯刊》2007年第6期)一文從試律三要素(詮題、限韻、君權在場)、試律與時文的關係、試律與諸體詩的關係三個方面對清代試帖詩學著述中涉及的理論問題作了扼要的梳理，可參看。

唐人試帖詩的選本，據陳伯海先生考察，清代以前只知有宋佚名輯《唐省試詩集》，明吳勉學輯《唐省試詩》，佚名輯《唐科試詩》及吳汶、吳瑛輯《唐應試詩》四種。〔注46〕陳伯海：《清人選唐試帖詩概說》，《古典文學知識》2008年第5期。前文所列舉的清初諸選仍處於草創階段，雖不能說都是草率的急就章，但從研究的角度來說專門性終究有限。認真的研究首先要求全面掌握文獻，吳縣徐商徵、仁和沈文聲輯《唐詩清麗集》可以說是對唐人試律的初步梳理。此編題沈德潛定，乾隆二十二年冬許翼週刊，扉頁有「是集專選唐五言長律，備場屋、館閣之用」字樣。沈德潛序稱：「丁丑春，皇上念科場論判雷同之敝，命改試五言八韻唐律，作人雅化，雲漢昭回，海宇喁喁，講求聲韻之學。而長律專選顧無善本，學者患之。徐中翰商徵、族孫文聲薈萃《全唐詩》，錄其尤者，輯《清麗集》六卷，分應制、應試、酬贈、紀述四門，自六韻至百韻咸具，不獨資場屋揣摩，亦以備館閣用也。」〔注47〕沈德潛：《唐詩清麗集序》，徐商徵、沈文聲輯：《唐詩清麗集》，乾隆二十二年刊本。既然此編是依據《全唐詩》選錄，在文獻來源與依據方面就具有了權威性，不同於以往取材較隨意的選本。張希賢、李文藻編《全唐五言八韻詩》四卷，也是很值得注意的選本，收錄唐人八韻五言詩四百餘首，看來同樣是基於對唐代試帖詩文獻的全面考察，展現了一種要完整把握唐代試帖寫作全貌的姿態。序稱「今皇帝御極二十有二年春，特諭立法程材，無貴剿襲，嗣後禮部會試可黜論表判勿用，而易以五言八韻唐律一首。會試後臺臣請行之鄉試，復俞其奏」云云，〔注48〕孫葆田等撰：《山東通志》卷146《藝文志》，台北：華文書局，1969年，第7冊，第4327頁。可見此書也是在功令試詩之後，為適應一時的社會需求而編纂的。

不過，以上這些全面而審慎的選集或總集，僅僅意味著學人鄭重對待試帖詩文獻的開始，真正意義上的唐代試帖詩研究實際上還未展開。比如《唐詩清麗集》所附《論試體詩七則》，主要是關於試帖詩寫作的一般規則，就像毛奇齡《唐人試帖》以破題、承題、中比、後比等制義概念來提示章法，臧岳《應試唐詩類釋》卷首「應試唐詩備考」論及「押韻有用韻字不同、韻字或平仄之不同」一樣，〔注49〕臧岳輯：《應試唐律類解》，積秀堂重訂康熙刊本。應該都是詩家相傳的老生常談。這裡略加引述以見其涉及的問題範圍。其一論篇章結構：

八韻作法，前人未有明言之者。虞山馮氏曰：律詩兩句一聯，四句一截，自四韻以至百韻，亦止如此。竊以此指推之，首兩聯渾冒全題，點清字面，與六韻同。三聯四聯正寫題面，五聯六聯或補寫題面，或闡發題意，或旁襯，或開合。末後一截，或就題中收住，或從題外推開，或映切本題，以寓懷抱，以申頌揚，此兩聯尤須一氣銜接。質之近日玉堂館課、丁丑春闈，無弗印合。若神明變化，出奇無窮，固不拘此板法。

這裡講八韻試帖的結構，已不是傳統的起承轉合之法，而是類比八股文法式的章法論。它除了承襲馮班的說法外，還參照了近日翰林館課和首次試詩的實例，顯示出試帖詩相比一般近體詩來，一直是缺乏成法而處於摸索中的詩型。其二論敬語抬頭書寫的格式：「詩中宜有抬頭字面，或高一格，或高二格，應依表文之例。」這裡清楚地將試帖劃入廟堂文字的範疇，書寫格式嚴格區別於普通詩歌，而同於章表，再次暗示了試帖與文章的親鄰關係。其三論試帖之作凡取意、造語、使事等皆以穩愜為首要原則：「應試之作，以穩愜為第一義。彼失粘失韻，誤解題旨，字犯不祥，言涉違礙，有一於此，固在必斥。或意寓干請則卑，過存身分則亢，使事奧僻則晦，著語旖旎則佻，此類皆謂之不穩。能於穩愜中復精警出色，斯真萬選錢耳。」因為試帖的讀者是君主或考官，不僅不能有違礙之處，還必須注意風格的莊重和得體，這是試帖最不同於一般詩歌作品之處，屬於試帖獨有的文體規定。其四論聲律、對仗寧諧勿拗、寧整勿散的原則：「然在場屋中，寧諧聲協律，勿用拗句。除首聯末聯外，中六聯寧對仗工整，勿用散句。」這同樣是出於莊重風格的考量，以保證通篇文字、聲律無瑕可摘，中規中矩，通體透著恭敬和謹重，這實在是為人臣最重要的稟賦。其五論自古相傳的「八病」。傳為沈約所揭示的「八病」是針對齊梁體提出的，唐代近體詩定型以後，八病中最要緊的「平頭」、「上尾」所意味的禁忌已被格律吸收，盛唐以後就不太講究。這裡卻重新拈出，作了含義更寬泛的闡說：先將兩聯的首二字虛實字結構相同指為平頭，末二字虛實字結構相同指為上尾，已屬獨標新義；然後又沿襲舊說，將兩出句末二字同聲定為上尾；最後更將押同音字也稱為上尾，其說愈繁。至於中間一字，雖無病犯名目，但兩聯虛實字相同，也是一種病，因為它導致句法雷同，缺少變化，這是近體詩學所沒有的說法。其六論用韻，要求一概遵守本朝頒行的《佩文齋詩韻》，以免古今韻書互有異同，易淆視聽。其七論用字須注意音讀正確。通過例證說明，有些字音誤讀，在八股文無關緊要，但出現在詩中就會導致格律錯謬。有些破音字收在不同的韻部，如果不明音義訓詁，更會出現文義不通的惡果。

以上七條都屬於試帖詩寫作的一般規則，也是時人對試帖詩的初步理解，雖為後學所遵循，〔注50〕吳掄、吳敬恆《有正味齋試帖詳註》(嘉慶八年刊本)凡例對有關問題的看法即大體相同。但更多的理論細節和藝術經驗還有待於深入鑽研唐人留下的大量作品，同時本朝以還的創作和批評實踐也有待於評估和總結。就前者而言，紀昀《唐人試律說》無疑是一部重要的、也是需要專文加以論述的著作；就後者而言，乾隆末彭元瑞編《試帖詩集》所附詩話一卷，輯錄諸多前輩的議論，是較有代表性的工作。不過更能顯示其時學人用心揣摩唐代試帖的例子，卻是桑調元《大樑試帖序》之類的文章。它只是冠於《大樑試帖》卷首的弁言，卻用相當大的篇幅來討論唐代試帖的基本規則：

唐試帖為八比權輿，馭題有法，西河毛氏既覼縷之矣。僕來大樑書院，課日四書題二道，更詩題一道，與唐帖經日試詩同例。以五言六韻、韻得題字為宗，蹈其常也。間有官限韻則遵之。其馭題法，謹操繩尺，不使或軼。唐近體，凡酬贈登臨，引韻無離題發義者。題繁重則四句、通首完題不等。逸才不耐故常，時或破格。至試帖，必無不合格者，謂之破題。頸聯腹尾，分賦合賦，要以兼綜變化為能。不兼綜則題意割裂，中無變化則板耦如泥塑，且滋合十之病。落韻或頌颺歸美，或善禱攄忠愛之忱，或負其異於眾，或自鳴不遇以寓悲惋。試帖多諱忌，無諷刺，或激昂所至，亦不自禁。古人最重干請，試帖未免有情，惟克占地步，斯可矣。若就題單闡一義作結，或補題所缺，或以背為向，要無泛設。其沖澹夷猶，獨寫遠致，則自得之妙也。其法多與今八比合。〔注51〕桑調元：《大樑試帖序》，《弢甫集》卷5，蘭陔草堂刊本。

桑調元從唐人試帖與八股文的關係著眼，總結了試帖篇章結構和取意修辭的要領，起首破題需扣題發義，頸聯、腹聯、尾聯或分賦或合賦，以兼綜變化為能，結句以正面歌頌為主，干請須自占地步，若就題單闡一義作結，則必多方生發，含優遊不盡之意，而又要避免浮泛。總之，其作法與八股文有相通之處，後來論試帖詩法者大體都持這種看法。

然而試帖作為詩體之一，其體制、功用乃至命題方式畢竟不同於八股文，它不只用於科舉考試，日後還與漫長的仕途相伴。因此程含章《教士習》諄諄督責：「詩學宜急講也。國朝取士，八股以外，最重律詩。迨登第後，月課、散館、大考，則置八股不用，唯試詩賦。一字未調，一韻未葉，即罷斥不用，何等干係？諸生童可毋急學之哉？」〔注52〕程含章：《程月川先生遺集》卷7，1914年刊本。試帖的這一特殊身份，促使人們更深入地思考其體用特徵，逐步確立起試帖詩別是一格的藝術觀念。其首要一點，仍是桑調元《大樑試帖序》提到的「試帖多諱忌」，故文辭取意專主揄揚頌美，而力避諷刺和違礙。洪亮吉《北江詩話》卷2載：

應制應試皆例用八韻詩。八韻詩於諸體中又若別成一格，有作家而不能為八韻詩者，有八韻詩工而實非作家者。如項郎中家達、貴主事徵，雖不以詩名家，而八韻則極工。項壬子年考差題為「王道如龍首」，得龍字，五六云：「詎必全身現，能令眾體從。」貴己酉年朝考題為「草色遙看近卻無」，得無字，五六云：「綠歸行馬外，青入濯龍無。」可云工矣。吳祭酒錫麒諸作外復工此體，然庚戌考差題為「林表明霽色」，得寒字，吳頸聯下句云：「照破萬家寒。」時閱卷者為大學士伯和坤，忽大驚曰：「此卷有破家字，斷不可取。」吳卷由此斥落，足見場屋中詩文，即字句亦須檢點。〔注53〕洪亮吉：《北江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第42頁。

這裡所舉的詩例，項家達一聯極得頌美之體，貴徵一聯也以濯龍暗寓尊君之意，而吳錫麒句則殊有衰颯景象，正屬於前引《論試體詩七則》其三的「字犯不祥」，有悖「頌颺歸美」的規範。

桑調元和洪亮吉論試帖還是混同應試與日後的應制而言的，乾隆六十年觀保序彭元瑞編《試帖詩集》，又就應制與試帖的體制作了辨析：「試帖之為體，與應制微異，應制博大宏深，義主乎頌美，試帖則為題所束，格欲其有序而不淩，意欲其有條而不紊，氣欲清而不實，詞欲麗而不浮。」〔注54〕彭元瑞輯：《試帖詩集》卷首，乾隆六十年刊本。這種辨題意識發展到極點，就是對試帖詩屬性的總體定位。如華伯玉所說，「側聞文之精者為詩，詩之精者為律，顧有騷人之作，有學人之作。騷人之為詩也，為涵詠性情之具而已，天材縱逸，興會來集，飆舉雲行，文成法立，使讀者莫知其起訖，而詩乃妙。嚴滄浪所謂『詩有別裁，非關學也』。學人之為詩則不然，或獻之朝廷，或成於明試，句櫛字比，按部就班，清和諧暢，流於文翰之表，高下疾徐，應乎規矩之內，又或一語詮疏，一韻關合，如射覆之偶中，即裒然舉首，而法律之精確，體格之高下，無多論矣。是以杜、韓巨手，往往見坎於拙目，其他更可概見。」〔注55〕余集：《試律偶鈔序》，《秋室學古錄》卷5，《續修四庫全書》，第1460冊，第342頁。這裡雖然沒有明言試帖詩屬於騷人之詩，抑或學人之詩，但「獻之朝廷」或「成於明試」豈不正是試帖之用？因此，試帖屬於學人之詩是不言而喻的，這個定位一方面明確了試帖詩學的基本屬性，同時也使其理論從精英詩學（相對於蒙學詩法而言）中區分出來，其標誌性人物就是學人之詩的代表紀昀，翁方綱則身跨兩方。

理論定位的清楚自然會促進有關知識的系統化和全面深化。對於試帖詩的具體技法和修辭要求，論者也提出一些切實的見解。朱琰《唐試律箋》凡例談到試帖詩寫作，指出它與一般詩體的根本不同在於：「詩家感觸，都由興象。即事成章，因詩制題。試律則先立題而後賦詩，大要以比附密切為主。」〔注56〕朱琰輯：《唐試律箋》卷首，乾隆刊本。簡明扼要地抓住了試帖詩的獨特品格。鄭光策說：「試律為詩之一體，而其法實異於古近體諸詩。其義主於詁題，其體主於用法，其前後起止、鋪衍詮寫，皆有一定之規格、淺深之體勢。而且題中有一字即須照應不遺，題意有數重又須回環鉤綰。尺寸一失，雖詞壇宗匠，亦不入程式焉。」〔注57〕梁章鉅：《試律叢話》卷1，第512頁。寥寥數語，說透試帖詩寫作的要領。其中「詁題」之說尤為試帖要害所在，「詁」即闡釋、發明的意思，意謂詩的正文應該是對題旨的演繹和詮釋，題中的每一層意思，詩都要寫到，所以說「題中有一字即須照應不遺」。為此，試帖詩學尤主一個「切」字。

陶元藻《唐詩向榮集序》剖析試帖詩的美學特徵，指出：「為此詩者亦有道焉，曰清曰雅曰切。得其道，即急就亦有名篇；失其道，雖倖獲終非佳構。」〔注58〕陶元藻輯：《唐詩向榮集》卷首，衡河草堂木活字印本。清雅切三字，雖然通常論詩也少不了，但對於試帖顯然更為重要。清意味著結構清晰，無冗字累句；雅意味著語詞有來歷，莊重不輕佻；切意味著語意妥帖，確當而不浮泛。其中「切」字尤其觸及試帖詩的美學品格，這個夙為神韻派排斥而格調派又不屑於追求的藝術理念，雖然曾被以工拙論詩的性靈詩學所標舉，〔注59〕如王漁洋論詩主「不切」，袁枚論詩則主「切」，詳見蔣寅《王漁洋「神韻」的審美內涵及藝術精神》(《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3期)、《袁枚詩學的核心觀念與批評實踐》(《文學遺產》2013年第4期)二文的相關討論。但不太引人注目。試帖因屬於命題之作，從而突出了朱琰所謂「比附密切」的緊要，是故論試帖者都特別強調「以刻畫確切為上」的功夫，不像一般的詩歌崇尚「隨意遣興之不著色相，以超脫為貴」。〔注60〕馬魯：《南苑—知集．論詩》卷2，同治十二年敦倫堂刊馬氏叢刻本。甚至連蘇東坡「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的名言，也被判定為「不可以律試帖」。〔注61〕劉遵陸：《試帖說》，梁章鉅：《試律叢話》卷1引，第532頁。

那麼，什麼樣的藝術表現才算「切」呢？梁章鉅《試律叢話》卷7有兩個很好的例子可供討論：

鄭涵山邑侯振圖精於詩律。憶乾隆乙卯與余同留京，聯為試律之課。一日以「棋聲花院靜」為題，同人率多鋪寫景物，描成一幅「清簟疏簾看弈棋」小照，獨涵山謂此當緊切聞聲者說，與兩人對弈情事毫不相干。因撰句云：「漏箭從容午，晶簾淡蕩晴。桔中誰對著，竹外想移枰。丈室僧初定，空廊客獨行。日長懷闃寂，風細聽分明。」純於空際盤旋，而題妙畢該，同人成為之閣筆。

一夜以「京兆畫眉」為題，同人皆已脫稿，（遊光繹）侍御曰：「諸作並佳，但於『京兆』二字尚欠周到耳。」因自出其稿相示，同人乃心服。承聯云：「官臨三輔貴，意到一彎癡。」後幅云：「政本賢能擅，家應靜好宜。」結句云：「伯鸞自高節，所樂只齊眉。」〔注62〕梁章鉅：《試律叢話》卷7，第631頁。

前例題旨落在聽者的感覺，因而表現的重心不在於對弈情景而在於整個環境之靜。為此鄭氏全不攝取弈棋人物，卻給了空廊幽客一個特寫，遂烘托出滿院闃寂的靜謐氣氛。後例詠張敞畫眉的故事，他人概就畫眉著筆，遊氏獨以「官臨」句扣京兆之職，「政本」句贊其賢能，「伯鸞」句襯托張敞的身份，使京兆尹張敞為妻畫眉的風情韻致畢現無遺。前例的「切」是通篇切題，後例的「切」則是局部切題，總之都要求題中之義面面俱到，這也就是鄭光策所謂的「其義主於詁題」。其實，若按鄭氏「題中有一字即須照應不遺」的要求，兩詩之間還是有明顯差距的。遊詩照應了「京兆」，而鄭詩寫到第四聯尚未照應「花院」，如果後文沒有相應文字刻畫，便不入程式了。這種講究實際上一般詩學中同樣也有，叫盡題。趙翼《甌北詩話》論杜詩曾說：

一題必盡題中之義，沉著至十分者，如《房兵曹胡馬》，既言「竹披雙耳」、「風入四蹄」矣，下又云「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聽許十一彈琴》詩，既云「應手錘鉤」、「清心聽鏑」矣，下又云「精微穿溟滓，飛動摧霹靂」。以至稱李白詩「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稱高、岑二公詩「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稱侄勤詩「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登慈恩寺塔》云：「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赴奉先縣》云：「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北征》云：「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述懷》云：「摧頹蒼松根，地冷骨未朽。」此皆題中應有之義，他人說不到，而少陵獨到者也。〔注63〕趙翼：《甌北詩話》卷3，《趙翼全集》第5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年，第28頁。

當然，趙翼這裡論杜詩的「一題必盡題中之義」，既不一定出自試帖詩學的「詁題」之說，也絕非「詁題」所能包含。但兩者的宗旨是相通的，也可能存在交相影響的關係。盡題對於一般詩學不算重要問題，但在試帖詩學中，因關係到「切」，便成為非同小可的原則。流覽各種試帖詩評注箋說，可以感覺到，論者最用意的地方就是講析各類切題的技法。於是我不禁推想，「切」這一審美概念很可能主要是在試帖詩學中確立並普及開來的。由此推廣開去，或許應該考慮，古典詩歌美學的基本價值範疇，大概頗有一部分是在試帖詩學中傳承和光大，同時通過試帖詩學所佔據的蒙學市場，在全社會的文學教育中廣泛傳播的。這麼說來，研究乾隆以後的詩學，無論是精英詩學還是蒙課詩學，都不能不關注一般詩學與試帖詩學的關聯，注意兩者間的互動。

事實上，自嘉、道以還，以紀昀《唐人試律說》、梁章鉅《試律叢話》為代表的試帖詩論就一直與遊藝《詩法入門》、徐文弼《匯纂詩法度針》所代表的蒙學詩法共同主宰和瓜分著士紳階層初等詩歌教養的市場，直到科舉制度壽終正寢。與此相關的文獻，不只限於我在《清詩話考》中列舉的幾十種詩法及數量尚不清楚的眾多試帖選本，還包括部分精英詩話中夾雜的試帖詩論說（如冒春榮采輯前人詩說編成的《葚原說詩》中便有論試帖技藝的文字）及隨筆、劄記（如金武祥《粟香隨筆》之類）中涉及試帖詩技巧的零星議論。其間的消息升降還有待於深入考察，但經過乾隆中後期幾十年間的群體研習，士人對試帖詩的認識已有長足的發展和深化，則是可以肯定的。梁章鉅《試律叢話》正是反映這一趨勢的集成性著作，保存了豐富的試帖詩學資料。其中提到劉遵陸所撰《試帖說》「博取近代名流所作，分別評題，有足豁人心目者」，並摘錄若干則：（1）凡試帖須先講起結；（2）試帖中有以人姓名押韻者，尤見力量；（3）試帖體當多用實字而少用虛字，便味厚而氣健；（4）對仗之工致者，莫如吳錫麒；（5）詩中用支干字作對，須兼正用、旁用、虛用，法始備；（6）題有數目字者，不可拋荒，但要運以巧思；（7）題有方向字，亦須刻畫；（8）詩忌平庸，然亦不可過火；（9）應試詩體最宜吉祥，凡字不雅馴、典非祥瑞者，斷不可輕涉筆端；（10）凡闊大題不但寒儉非宜，即清麗題而配色選聲亦必須相稱；（11）凡遇瑣細題，能不為題所窘，而以大雅之筆出之，斯稱能手。〔注64〕梁章鉅：《試律叢話》卷3，第565—568頁。這顯然是在總結本朝試帖寫作經驗的基礎上提出的建議，較前人的論說已深入細節。

在梁書提到的文獻之外，嘉慶初聶銑敏《寄嶽雲齋試帖》所附《與及門論試帖十則》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篇試帖詩論，所論審題、層次、押韻、出處、忌平樸、對仗、用典、虛字、起結、雕琢諸節，〔注65〕張學蘇：《寄嶽雲齋試帖詳註》卷首，嘉慶十六年刊本。卷首戴亨衢嘉慶九年序稱「今年春其伯仲兩兄來京供職，寄試帖一冊並與及門論詩十則示予」，知撰於嘉慶八年之前。已不再是一般寫作規則，其中多有甘苦之言、經驗之談。紀昀《唐人試律說》作為清代研究試帖的經典著作，論試帖寫作，主張：「為試律者，先辨體，題有題意，詩以發之，不但如應制諸詩惟求華美，則襞積之病可免矣。次貴審題，批款導會，務中理解，則塗飾之病可免矣。次命意，次布格，次琢句，而終之以煉氣煉神。」〔注66〕紀昀：《唐人試律說》序，鏡煙堂十種本。而聶銑敏卻取消辨體，將審題提升到首要位置，與律賦寫作規則相一致，這無疑是有道理的。且不說清代試帖詩的命題方式和範圍有其獨特之處，不同於前代；〔注67〕梁章鉅《試律叢話》例言特別提到：「制義及經義之題以四子書及五經為範圍，試律之題則不拘何書皆可用。唐人試律之題皆考官所命，而本朝會試及順天鄉試試律各題悉由欽命，至有軼出四部書之外者，如『燈右觀書』、『南坍北漲』等題是也。故本朝試律相題之法、押韻之宜，有非唐人格式所能盡者。」(梁章鉅：《試律叢話》，第495頁)試帖作為一種詩歌類型，其「體」也是由題決定的。紀昀論辨體其實是扣題而言，後面論審題反而語焉不詳。聶銑敏開宗明義論審題，不僅顯出思路的清晰，內容也包含諸多深造有得之言。首先，他強調審題的要領在「看題中著眼某字」，他將這關鍵字眼稱為「題珠」。以詠竹詩為例，如《修竹引薰風》，須從「修」字做出「引薰風」，題珠在一「引」字；《多竹夏生寒》，須從「多竹」做出「生寒」，題珠在「多」字「生」字；《修竹不受暑》，須從「修竹」做出「不受」，見得風節超然，題珠在「不受」二字。遇到有數目字的題，則須以刻畫完題，而且「刻畫不得含糊了事」。比如《一月三捷》，不切「三」字，便成了屢捷；《望衡九面》，不切「九」字，便是面面；《上農挾五》，不切「五」字，則與挾三挾四有何區別？又如《秧針》、《蒲劍》等題，「不得單做上一字，又不得呆做下一字，不粘不脫，似是而非，最為大雅」。至於《雷乃發聲》、《桃始華》等題，「不做『乃』字、『始』字，雖有麗句清詞，買櫝還珠，與題何涉？」最後又強調：「詩貴回題，題繫朝堂，著不得草野風景；題繫山林，著不得台閣氣象；布衣入朝，冠佩遊山，均非所直。其他宜補幹，宜雙關，宜平列，宜側串，因題制局，要自有定法也。」這一番分疏所涉及的寫作知識，已遠遠超出審題的界限，也不限於試帖詩的範疇，而與詠物詩、抒情詩的取景佈局相關。

細按聶銑敏所論十則，我認為各方面都較紀昀之說多有深入和細化。而紀昀的煉氣煉神之說相比之下就顯得過於縹緲了，難給初學以切實的教益。當然，聶銑敏自己也並不諱言，他的學說本自紀昀的試律學著作。在論述試帖不可回避的頌聖問題時，他曾提到這一點：「試帖原以應制，遇可以頌聖題，即當頌聖，不可過於別致。亦不可抬頭過多，致使題意蒙糊不清。……至題有難於作頌者，須善用意，如曉嵐先生《指佞草》起句云：『盛世原無佞，孤芳自拔忠。』戈蘧園先生《繞屋樹扶疏》結句云：『倘令生盛世，肯許戀懸匏？』措詞可謂得體。此類《庚辰集》中曾詳言之，學者其細繹焉。」除了力戒腐濫之外，聶銑敏還談到點題聖頌的位置變化；而對提到君上的「抬頭字面」，則誡勿多用，以免一再提行而致意思不連貫明晰。這也明顯比《論試體詩七則》僅言「詩中宜有抬頭字面」更進了一步，將書寫格式與意義的表達聯繫起來，洵為深造有得的經驗之談。

聶銑敏當時年方26歲，尚未進士及第，居然能用這麼一套論說開示生徒，即使不算穎悟過人，也屬於學業早成了。很顯然，紀昀、吳錫麒等前輩的創作經驗和研究成果為他這一輩後學提供了有關試帖知識的豐厚積累。是以他年紀輕輕，對試帖技藝的嫺熟和精通程度就超越前人，足以課徒為生。論虛字的運用，更表明他對乾隆間的詩歌創作（不只限於試帖）不僅相當熟悉而且有自己獨到的評價：

近來詩多喜用虛字，意亦期於流麗動自（疑訛）。然過多則失之薄，以作詩原有異於為文也。每首中或間以一二聯則可，必須出自成語，方有雋味，不可任意杜撰。……邇來有通首全用虛字者，絕不似詩家口吻。破律莫此為甚，初學戒之。

乾隆間上自皇帝，下迄錢載輩宋調詩人，詩中都喜歡以虛字掉轉，蔚為風氣。〔注68〕參見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79—182頁。聶銑敏對此自然不敢直接批評，但言下已表明自己的保留態度。值得一提的是，聶銑敏不僅以試帖擅名，他同時也是一位留意當代詩歌創作的批評家，撰有《蓉峰詩話》十二卷，在他身上典型地體現了試帖詩學與一般詩學的互動關係。

嘉慶以後，除了梁章鉅主要匯輯前人之說的《試律叢話》外，試帖詩學就沒什麼值得注意的著作。道光間翁昱所撰《試律須知》一卷，係試帖詩入門常識十則，除了論上尾之病以四句上二字、下三字同虛實為忌，較前人之說愈苛外，整體顯出愈益將試帖詩與八股文相比附的傾向，論中腹云：「中權之必與切實發揮也。三聯譬如八股之起比，四五聯譬如中比，六七聯譬如後比。或實做正面，或補寫題面，或闡發題意，或用旁襯，或用開合，或從題外推開，或就比題映切，是在作者相題立局，變化從心，其法與八股大略相同，惟題中字至此不可露出。」〔注69〕翁昱：《試律須知》，道光二十八年黃秩模刊遜敏堂叢書本。照這種思路發展下去，試帖詩學無疑將走進一條死胡同，幸而它沒有沿著這個方向前進，甚至關於試帖詩的專論也鮮有續貂。嘉道以後的試帖詩學，實際上是逐漸融入了蒙學詩法中。

起初，詩家講試帖詩學往往著眼於其獨特性，強調它與一般詩學的分流，但隨著科舉試詩的刺激而引發士人群體的銳意鑽研，人們逐漸確立起試帖詩學屬於詩學一個門類的觀念，從而思考兩者的溝通。正如任應烈《詩法指南序》所說，「顧體崇試帖，初學之士多揣摩排體，以為應試先資，而於他格，或有未遑。豈知試帖之於詩，特眾體中之一耳，詩固未有一體不備而可號工詩，亦未有眾體不備而可工試帖者也」。〔注70〕蔡鈞輯：《詩法指南》卷首，乾隆二十三年匠門書屋刊本。他以王維、杜甫為例，說明兩者雖一擅應制，一擅長律，而讀其全集，則各體皆工。王芑孫《試帖詩課合存序》也對試帖詩與一般詩歌的關係陳述了總結性的看法：「予聞講試帖者皆謂與他詩異，能試帖不必兼能他詩。予以為與他詩同，且必他詩悉工而後試帖可工。必由韓、杜百韻之風力，而後有沈、宋八韻之精能。」〔注71〕王芑孫：《試帖詩課合存序》，《惕甫未定稿》卷2，《續修四庫全書》，第1480冊，第634頁。雖然他謙稱不敢自是其說，但這種觀念顯然已是詩壇所認同的主流見解。所以試帖詩學與一般詩學在乾隆以後不是呈現分化而是呈現合流的趨勢，除了梁章鉅《試律叢話》、翁昱《試律須知》等少量著作以試律標名外，多數應朝廷功令而編纂的蒙課詩法如朱琰《學詩津逮》之類仍以一般詩學的面目行世。這些詩法，儘管主要是為士人習試帖而編，但其中多輯錄前代詩論菁華，選錄各體名作，對前人詩學成果實在是很好的整理和總結，由此帶動了詩法研究的整體復興和繁榮，並且一直延續到光緒三十二年（1906）詔停鄉會試，試帖伴隨八股文退出歷史舞臺。今天，將清代數量眾多的蒙學詩法作一番梳理，會清楚地讓我們看到：乾隆二十二年功令試詩不僅激發了清代詩歌創作的普遍風氣，同時也以對試帖詩藝的細緻揣摩促進了詩學的全面繁榮和加速發展。若想瞭解有清一代詩學在士人階層的傳承和接受狀況，不考察科舉試詩和試帖詩學的影響，就很難獲得全面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