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史記》，在征和二年（91 B.C.）完稿成書。征和二年正是「巫蠱之禍」鬥爭最激烈的時候。「巫蠱之禍」是漢武帝晚年，發生的一次骨肉相殘，倫常巨變的悲劇。在這場宮廷衝突的政治鬥爭中，株連者甚眾。
司馬遷不僅親身經歷了這場歷史的風暴，而且在這歷史風暴中，又失去了他兩個親密的朋友田仁和任安。這是司馬遷自天漢二年（99 B.C.）遭李陵之禍後，面臨的最嚴重危機。為了避免捲入政治的旋渦，影響剛完成的《史記》，又恐《史記》觸及現實政治的忌諱，累及他個人的安危。於是將《史記》全書作一次徹底的檢點與刪削。這個工作直到征和三年，李廣利降匈奴事件發生而絕筆，是司馬遷又一次痛苦的經驗。本文分別從《史記》的斷限與最終記事；「巫蠱之禍」與《史記》的刪削；〈太史公自序〉與〈報任安書〉等幾個問題，討論與探索《史記》最後定稿的曲折痛苦歷程。
一、《史記》的斷限及其最終記事
朱東潤《史記考索》說：「《史記》一書，或曰終於麟止，或曰終於太初，或曰終於天漢，三說相去共數十年，必《史記》之斷限明而後諸篇之真膺定，所關至鉅。」[1]史記斷限自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2]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一「司馬遷作史年月」條下，認為司馬遷「為太史令，當太初元年改正朔，正值孔子《春秋》後五百年之期，於是論次其文。」並且說《史記》成書與其〈報任安書〉同時，「征和二年間事也」，而「安死後遷尚未亡，必更有刪一訂改削之功」。則《史記》論次在太初元年，成書於征和二年，此後尚有刪削。王國維〈太史公繫年考略〉說：「今觀《史記》中最後之記事，信得出自太史公手筆者，唯匈奴傳之李廣利降匈奴事。餘皆出後人續補者。」[3]李廣利降匈奴在征和三年，則是司馬遷撰《史記》絕筆之時。
當然，史記的斷限上起黃帝，下迄漢武是沒有問題的。但因為司馬遷就生活在這個時代之中，其下限終於武帝何時，就值得討論了。《史記．太史公自序》說到《史記》的斷限有三處，一是「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一是「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迄。」一是「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這三種不同時間的斷限，前後相距數十年，而且都有其可能。
「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往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又服虔曰：「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吏曰麟止。遷作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然也。」張晏、服虔認為武帝獲麟，是《史記》述往之端，或作《史記》止於此。案武帝獲麟，《史記．封禪書》云：
其明年獲一角獸若藨焉。有司曰：陛下肅祗祀，上帝報享，鍚以獨角獸，蓋麟云。
「其明年」，即元狩元年。（122
B.C.）《漢書．武帝紀》云：「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王峙，獲白麟，作白麟之歌。」應劭曰：「獲白麟，因改元曰元狩。」
所謂「麟止」即元狩元年，「卒述唐堯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即以元狩元年為斷，而非司馬遷，可能是司馬談撰寫史記的斷限。〈太史公自序〉云：「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集於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也就是說司馬氏父子一方面相繼整理圖書文獻，一方面利用整理妥當的資料撰寫《史記》，前者是史官職掌的本職，後者是司馬氏父子相承的私家著述。這部私家的著述，在司馬談臨終之時，已留下相當的遺稿。司馬談念茲在茲，希望司馬遷繼續完成他未竟之作。所以，〈太史公自序〉說：
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文史，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附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後來司馬遷在太初元年，開始繼父遺業撰寫史記之時，〈太史公自序〉載其對壺遂所說：
余掌其官，廢明聖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其所謂「先人所言」，即「先人所次舊聞」，也就是司馬談纂就的《史記》遺稿。史記最精采最有價值的部份，一是楚漢之際，一是漢武時代，前者或為司馬談所次的「舊聞」。司馬談生於漢文初年，當時戰國的遺黎，漢初的宿舊猶存，司馬談得以口述與記錄。[4]司馬遷以此為基礎補輯漢武帝時代的材料結合撰成《史記》。
司馬談「所次舊聞」，由元狩元年起筆撰寫，同時也以元狩元年為斷。因為司馬談為太史之時認為最大的事莫過於「獲麟」。春秋家所謂「西狩獲麟」，孔子感而作春秋，同時也絕筆於斯。如今武帝幸雍，與「西狩」同，又獲白麟，與「獲麟」同，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又見「獲麟」，因而刺激了身為史官而職掌郊祀的司馬談，開始發奮撰寫史記。司馬氏父子的態度不同。司馬遷撰〈封禪書〉，為了「自古以來用事鬼神者，具見其裡表，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而且以「然」、「焉」、「若」等懷疑的態度，保存了這一部份他個人親歷的材料。[5]但封禪對司馬談而言卻有宗教的虔誠。他不僅侍從漢武帝巡行天下祠祀，並且與祠官寬舒議定建甘泉太一與汾陰后土兩祠，最後「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他不得從事而悲嘆：「是命也夫！命也夫！」竟「發憤且卒」。[6]所以，司馬談對漢武帝封禪，不僅充滿宗教的情操，而且認為是神聖的使命。因此，司馬談因獲白麟的激動而撰《史記》，並以麟止為斷，是非常可能的。獲麟是《春秋》的所終，帝堯是《尚書》的開始。所以，司馬談說「卒祖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
〈太史公自序〉最終，司馬遷說：「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迄」。自元狩元年至太初元年（104
B.C.），其間相距十八年。〈太史公自序〉又說：
（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有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司馬談卒後八年，當太初元年。〈集解〉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史記。」案《漢書．武帝紀》云：
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
由司馬遷為主導所造的《太初曆》，於此時完成並頒佈施行。不僅是當時重大的歷史事件，而且影響後世至鉅。《漢書．律曆志上》云：
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中大夫公孫卿，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乃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人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聞學褊陋，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為三統之制，復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惟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於是，乃詔御史曰：乃者有司曆未定，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讎也。……書缺樂弛。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為元年。遂詔卿、遂、遷與待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曆。
司馬遷等議造漢曆，亦見《漢書．兒寬傳》，傳稱：「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太初曆》。」太初改曆是中國曆律學史的一次革命。據《漢書．律曆志》，參與其事的曆律專家三、四十人，除民間不可考之外，他如公孫卿、壺遂、司馬遷、鄧平、司馬可、博士賜、酒泉宜君、巴下洛閔、淳于陵渠、侍郎尊、射姓等等，的確是當時學術界一項浩大工程。而司馬遷既倡議在前，改曆進行之後，由於職責的關係，始終參與其事。所以王國維〈太史公繫年考略〉說「太初改曆之議，發於公，而始終總其事者，亦公也。蓋公為太史令，星曆乃其專職。公孫卿、壺遂雖參與此事，不過虛令而己。孔子言行夏之時，五百年後，卒行於公之手，此亦公之一大事業也。」
司馬遷既主持太初改曆的工作，而且始終參與其事。但於《史記》之中，僅〈韓長孺列傳〉的「太史公曰」言及「余與壺遂定曆律，觀韓長孺之義。」以及《史記．曆書》說到「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巴下落閎，運算轉曆」而已。並沒有特別強調他個人對這方面的貢獻。不過，談到改曆，司馬遷都是與改制相提並論。〈封禪書〉就說：「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為太初元年。」
漢興，君臣皆起自草莽，建國之初，並未留意制度的更張。所以，叔孫通定朝儀，張蒼定章程，仍因襲秦制。因此，後來自賈誼至司馬遷都希望突破秦帝國的框限，改制更新。[7]於是將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並提，而其中改正朔又是更新之始。《史記．賈生列傳》云：
賈生以為漢興至文帝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正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
但當時「孝文初即位，謙讓未遑也。」所謂「未遑」，乃顧忌絳、灌諸勳舊的反對。後來魯人公孫臣上書，認為漢當土德，「宜改正朔，易服色，色黃。」但由於張蒼的關係，事竟未成。武帝即位，改制之議復起，王臧、趙綰議之於前，司馬相如諷之於後。由是可知改制更新之議，流行於當時的學者間，最後終於由司馬遷領導的太初改曆，完成了漢代的改制更新。所以，司馬遷認為太初改曆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他對壺遂說：
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清穆，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
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司馬遷認為身為史官，面臨這個新的時代，「廢明聖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而且「墮先人所言」，是他莫大的罪過。於是他繼承先人未竟之業，開始執筆撰寫《史記》，首先撰寫的可能就是《武帝本紀》。因為他最初所寫的〈今上本紀〉就是集中在封禪，改正朔，易服色方面。《史記．太史公自序》云：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
〈自序〉所謂「至於麟止」，是司馬談於元狩元年，開始撰寫史記之時，並於此時為斷限。而「至太初而迄」，則是司馬遷完成太初曆之後，於太初元年繼續其父未竟之業，開始「述故事，整齊其世傳」之時，並準備以此時為斷限。因為司馬談認為「麟止」，是孔子著《春秋》終於獲麟的五百年之期。司馬遷則認為「太初」，是更化改制的新時代開始。雖然司馬遷繼續其父未竟之業，由於新的歷史情況的出現，就不得不另選新的歷史斷限。
至於「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所謂「下至於茲」就是直到現在或目前。目前或現在，即前引王國維所謂「今觀《史記》中最晚之記事，信得出自史公手筆者，唯〈匈奴傳〉之李廣利降匈奴事。」李廣利降匈奴，案《漢書．武帝紀》，征和三年（90 B.C.）二月，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御史大夫商丘成，重合侯馬通等率步騎，分別出五原、西河擊匈奴，最後馬通、商丘成「皆引兵還」，而「廣利敗，降匈奴。」李廣利之敗，《史記．匈奴列傳》云：
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吾河，而單于乃以十萬騎待以河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
「後二歲」，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表》及《漢書》，征和二年巫蠱之始起，三年，廣利與商丘成出擊胡軍，敗，降。」王國維認為這是「《史記》最晚之記事。」但司馬遷為何選擇李廣利降匈奴，作為《史記》最後的記載，卻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天漢二年夏五月，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於天山，斬首虜萬餘級。又遣因杆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出居延北，與單于戰，斬首虜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
《史記．匈奴列傳》載其事云：
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
李廣利此次出征，結果則是李陵降匈奴。而李陵參與這次戰役的任務，是「欲分匈奴兵，毋專走貳師也。」《史記．李將軍列傳》載其事云：
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鬥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
荀悅則謂最初漢武帝欲李陵為「貳師將軍督輜重。」《漢紀》卷十四云：
陵者，李廣孫，敢兄當戶之子。上使陵為貳師將軍督輜重，陵嵇首曰：願得自當一隊，上曰：吾無騎與汝。陵曰：不用騎，願以少擊眾，步兵五千，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
但最後李陵卻兵敗而降匈奴。李陵既降之後，《漢書．李陵傳》云：
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群臣皆罪陵，上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曰：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積畜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謀蘗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兵不滿五千，深鞣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鬥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才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
上述《漢書》材料則源自司馬遷的〈報任安書〉:
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陵敗書聞，君主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動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為過也。身雖陷敗，觀彼其意，且欲得其當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暴天下矣。僕懷欲陳之未有路，適當召問，以此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上之意，睚眥之辭，未能盡明主上不曉，以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誣上，卒從吏議。
綜合以上材料，最初武帝欲遣派李陵督貳師輜重，而後李陵自請為一隊，率步兵五千出居延，其任務為李廣利的「助兵」，即「欲分匈奴兵，毋專走貳師也。」後李陵敗降，司馬遷為其游說，因誣上而下獄。然其所以誣上，並非因李陵之降，而是「欲沮貳師」。所謂「欲沮貳師」，即前述「初，上遣貳師大軍，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
因此，李陵之敗降匈奴而族滅，司馬遷為李陵游說而下獄，最終身受腐刑，其所獲罪，並非因「推言陵之功」，而是「欲沮貳師」。所以，李陵家族與司馬遷個人的悲劇，皆緣於天漢二年李廣利出征匈奴。自天漢二年（99 B.C.）至征和三年（90 B.C.），前後相隔九年，而司馬遷「隱忍苟活，出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私心有所未盡」。至此，《史記》作了最後的記事後終告完成，真是字字皆是血淚。所以，司馬遷終斷限的「下至於茲」，有其微意在焉。
〈太史公自序〉所謂《史記》的三個斷限，都是可能的。其一「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是司馬談於元狩元年，「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而開始撰寫史記。其二「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則是司馬遷太初元年，因「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受命清穆。」面對一個新時代的開始，身掌史職，若「廢明聖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而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於是，繼續其父未竟之業，開始撰寫《史記》，並以此為斷。其三「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則以征和三年，李廣利降匈奴，作為《史記》最後的記事。司馬論次《史記》七年後的天漢二年，遭李陵之禍。司馬遷被禍非關李陵降匈奴，而緣於「欲沮貳師」。隱忍苟活九年之後，貳師將軍李廣利又降匈奴，故《史記》全書以此為斷。所以，《史記》一書的始撰與最終斷限，和漢武帝時代的發展和轉變有密切的關係。
二、「巫蠱之禍」與《史記》的刪削
當初漢武帝偏愛李廣利，因其為李夫人之兄。《漢書．李廣利傳》云：「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王。」案《史記．外戚世家》云：
李夫人早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其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
李廣利伐大宛在太初元年。案《漢書．武帝紀》云：「太初元年秋八月，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譴民西征大宛。」又《史記．大宛傳》云：
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熟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善馬。宛國…，不肯予漢使。……於是天子怒……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大宛。期至貳師城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是歲太初元年。
李廣利太初元年西征大宛，四年始旋歸。《漢書．武帝紀》云：「（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歌〉。」案《史記．樂書》云：
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稍，次作以為歌。歌詩曰：天馬來兮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欣愉之情，溢於言表。《史記．大宛傳》云：
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眾。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新畤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
李廣利之封海西侯，《漢書．李廣利傳》載其封侯詔書云：「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斥河山，涉流沙，通百海，山雪不積，士大夫徑度，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為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倖寵過望。誠如司馬遷所謂「武帝欲侯寵李氏故」。其後，司馬遷為李陵游說，被斥為「沮貳師」而下獄議，或即種因於此。
李廣利伐大宛後十一年，即征和三年，復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奴，兵敗，降匈奴，其降匈奴，司馬遷謂「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並眾降匈奴。」《漢書．匈奴傳》云：
會貳師妻子坐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以北可復見否？貳師由是孤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
最後敗降匈奴。《漢書．匈奴傳》又云：「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其結局與李陵同。《史記．匈奴傳》將李廣利降匈奴與李陵事件前後相銜，其中的確有司馬遷的滄桑之嘆！因此，他將李廣利降匈奴，作為《史記》最後的記事，就不是偶然的了。
至於李廣利涉及「巫蠱之禍」，《漢書．劉屈氂傳》詳載其緣由：
其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為祖道，送至渭橋，與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第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是時治巫蠱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有司奏請案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氂廚車以徇，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族遂滅。
「巫蠱之禍」株連者眾。《漢書．公孫賀傳》：「巫蠱之禍起於朱世安，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漢書．武帝紀》敘其經過：
征和元年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大搜上林，閉長安門索，十一日乃解，巫蠱起。二年春正月，丞相賀下獄死。閏（四）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巫蠱死。秋七月，按道韓說，使早江充等掘蠱太子宮。壬午，太子與皇后斬充，以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死者數萬，庚寅，太子亡、皇后自殺，初置城門屯兵，更節加黃旎。御史大夫暴勝之。司直田仁坐失縱，勝自，仁要斬。八月辛亥，太子自殺於湖。
「巫蠱之禍」是漢武帝晚年發生的一次骨肉相殘、倫常巨變的政治宮廷鬥爭悲劇。司馬遷不僅親歷這場歷史巨變。而且在這場巨變中，又殃及他兩位最親近的友人田仁和任安。田仁是田叔的幼子，《史記．田叔列傳》太史公曰「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上東巡，仁奏事有辭，拜為京輔都尉。月餘，上遷拜為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時左丞相自將兵，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獄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
司馬遷敘「巫蠱之禍」僅止於此。其敘田仁所涉及「巫蠱之禍」。既云田仁「下獄誅死，」又謂田仁「族死」，語焉不詳，且無一語及於任安，似有所諱。褚少孫於〈田叔傳列傳〉後補述任安事，對「太子兵事」敘之甚詳：
臣為郎時，聞之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其後逢太子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田仁）主城門。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悅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守城門而問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時事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安為詳邪，不傅事，何也？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縱之，有兩心。安當死者甚眾，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獄，誅死。
司馬遷對任安略而不論，同時對戾太子據更避而不談，僅在〈外戚世家〉云：「立衛皇后子據為太子」外，再不見其他記載。據於元狩元年立為太子，時年七歲。《漢書》入〈武五子傳〉。武帝有五子為據、閔、旦、胥、髆。閔、旦、胥《史記》入〈三王世家〉。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四「三王世家」條下：
遷但取閔、旦、胥。不及戾太子及髆者。閔、旦、胥之封在元狩六年，遷書迄於太初，則三王自應入世家，髆封於天漢四年既有所不及書，而戾太子之敗，在征和二年，遷固目擊其事，前則因其為太子，不當入世家，後則既敗不復補書，且有所諱也。
王鳴盛謂司馬遷不記戾太子事，「且有所諱也」，或是。王鳴盛又說〈三王世家〉「所載直取請封三王之疏及三封策錄之，與他王敘述迥異，則遷特漫爾抄餘，猶待潤色，未成之筆也。」〈三王世家〉是否即為史公未竟之筆，似可商榷。
司馬遷的《史記》定稿於征和二年「巫蠱之禍」發生之際，為了避免觸及政治的忌諱，對已完成的定稿，自己主動作了若干刪訂改削。其所刪削的很可能包括〈景帝紀〉及〈武帝紀〉在內。[9]其中比較特殊的則是〈三王世家〉。
〈三王世家〉是《史記》十篇有目無書者中的一篇，後經褚少孫所補。案褚少孫補〈三王世家〉說：
臣幸得以文學為郎，好覽太史公列傳。
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所謂「傳中稱」，指的是〈太史公自序〉所謂「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司馬遷寫撰「三王世家」由於其「文辭可觀」。〈三王世家〉的「太史公曰」也說：「封立三王，天王恭讓，群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以附之世家。」則是由於封策三王的策書，與群臣奏議「文辭可觀」，所以司馬遷以策書和奏疏直接結構成〈三王世家〉，這是《史記》包括本紀、世家和列傳所沒有的體例。褚少孫續補的〈三王世家〉，即以封策與群臣奏疏組合而成，在某種程度已恢復司馬遷〈三王世家〉的原來面目。褚少孫說：
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今後世得觀賢主之意旨。
據褚少孫所言，〈三王世家〉確是以策書與群臣奏議結構而成。《史記》若干篇卷是應用檔案資料撰成，趙翼說《史記》「曹參世家敘功處，絕似有司所造冊籍，自後樊噲、酈商、夏侯嬰、傅寬、靳歙等傳記功，俱用此法。」[10]漢初定功行封以功冊為據，也就是司馬遷所謂「太史公讀列封」，「余讀高祖功臣，察具其首封」，[11]司馬遷常剪裁這些材料撰成書。至於〈三王世家〉全用封策與疏奏，由於「其文辭可觀」而未加剪裁，即直接編入，則是前所未有的體例。
司馬遷以封策成書，因其「文辭可觀」。「文辭可觀」實與其所謂「天子恭讓，群臣守義」相對而言。案〈三王世家〉「太史公曰」：
古人有言「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祖先，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強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然封三王，天子恭讓，群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
所謂「天子恭讓，群臣守義」，案三王之封，倡於霍去病「皇子賴天，能勝趨拜，至今無位號師傳官。陛下恭讓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之議。然後武帝以此詔下廷議，往復數次，群臣皆環繞「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皇子或在繈褓而立為諸王侯。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之議題，進行討論。
武帝讓之再三，初以「家以列侯可」應，最後群臣以「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至此，武帝乃制可，終於元狩六年四月乙巳，同日封建三子為王，其儀禮「皆如前故事」。三王之封，君臣先後討論，皆事關封建。關於封建，雖然司馬遷認為「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所異也，故弗論著也」。然事關時政，可論之處甚多，司馬遷隱略言之。
案皇子封王，孝文於即位後二年，即封其三子為王，孝景也於前二年開始先後封其十三子為王。武帝則於元狩六年始封三子為王。距其建元即位，已二十四年。雖然，武帝得嗣較晚。元狩元年立戾太子據為皇太子，時年七歲。但其他三年為王，似不應拖延過久。所以如此，案〈建元以來王者子侯者年表〉云：「制御史，推恩分子邑者，今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此詔頒於元朔二年。《漢書．武帝紀》云：「二年春正月，詔曰：梁王、陽城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封弟子，其許之。諸王請與弟子邑者，朕將親覽，始有列位焉。」並云：「列國始分，而畢子侯矣」。所謂「列國始分」，乃主父偃「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之策的實施。也是賈誼所倡「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之議，轉而成為政策。這個政策的執行，徹底剷除漢初郡國並行的地方分權，而形成「德歸京師」的中央集權。[12]。但卻破壞了〈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所謂「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的祖宗遺訓。元朔二年行推恩分邑之策，至元狩六年同日封三王，前後相距十年。當此政策徹底執行之際，武帝雖欲其子為王，實難啟齒。故透過霍去病的奏議，群臣再三懇請，武帝始同意封王，其間過程頗費周折，所以司馬遷說「天子恭讓，群臣守義」的原因在此。
或謂「史公於周諸世家皆未嘗論封建，必不於此又作冗文，此論首乃詳封建，謂所從來久，故弗論著，語甚可笑。」[13]案〈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其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其意甚明，所謂「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代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則是，武帝封三王，君臣以封建往復談論，既推恩及義在前，於此更論封建，實無意義與必要，故司馬遷於此雖亦論封建，但云「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並以「天子恭讓，群臣守義」，而列「文辭爛然」的刪削，也許與「巫蠱之禍」的人事有關。戾太子事跡不詳於《史記》，就是個很好的說明。
《史記》在征和二年定稿，正是「巫蠱之禍」鬥爭最激烈的時候。在這場漢武帝晚年的倫常巨變中，司馬遷兩個親密的友人也被株連，田仁被誅，任安繫獄待決。是司馬遷遭李陵之禍後，面臨的最嚴重的危機。因此，對自己「雖就極刑，而無慍色」撰成的《史記》，為了遷就嚴酷的現實環境，不得不作一次徹底的檢點，並且進行全面的刪削，這個工作到征和三年完成。尤其對他一生最後經歷的這個重大歷史事件，因為有所顧忌，對這段期間涉及的人事記載，語焉不詳。其中戾太子據事蹟的消失，和〈三王世家〉的編纂形式與軼散，就是最具體的說明，而且和「蠱惑之禍」有直接的關係。同時也可以了解作為史學家的司馬遷，在嚴酷的政治環境裡痛苦掙扎的歷程。
三、〈太史公自序〉與〈報任安書〉
《史記》定稿於征和二年，作為《史記》全書最後總結的〈太史公自序〉，也在這時草成。而司馬遷在草寫〈太史公自序〉的同時，又寫了〈報任安書〉。這兩篇是研究司馬遷和《史記》最重要的資料。〈太史公自序〉云：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
又司馬遷〈報任安書〉云：
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著作《春秋》；屈原放遂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不能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14]
這兩段文字除了個別文字稍有不同外，完全是一樣的。雖然無法確定孰先孰後，但兩篇文章在同一時間寫成，似乎是沒有問題的。[15]〈太史公自序〉成於《史記》定稿的征和二年，〈報任安書〉也寫於此時。當時任安因「巫蠱之禍」正繫獄未決。
雖然，〈報任安書〉是研究司馬遷的重要材料。但滿紙因李陵之禍「以隱忍苟活，出以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未盡」的積憤外，而其直接有關《史記》著作的材料，僅上述的「述往事，思來者。」以及其後所云：
僕竊不遜，近託以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這段文字同樣也見於〈太史公自序〉最後的終結之處：
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紀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敞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
這段文字是〈太史公自序〉的結語，也是《史記》全書的總結。這段文字與〈報任安書〉相較，雖有繁簡的不同，但在敘述《史記》一書的結構與內容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史記》所探索的終極目標，及其意旨之所在，即司馬遷所謂的「成一家之言」。〈太史公自序〉是「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而〈報任安書〉則是「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雖然，二者所表現的意義基本上一致，都是為了最後「成一家之言」。但「成一家之言」的過程並不相同，一是通過「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的過程達到。但「拾遺補藝」則屬於中國傳統目錄學的範疇，司馬氏父子的「拾遺補藝」，為了對孔子第一次整理中國上古文獻後，五百年間經戰亂秦火後的圖書，再作一次系統的整理與歸類。[16]雖然，對圖書的整理與保管，也是古代史官掌管的業務。但圖書的整理與保管，似乎與歷史的興廢無甚關係。也無法自「拾遺補藝」的圖書整理中，尋覓出「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的歷史因果關係。基本上「拾遺補藝」是不具有歷史意識的，也不是司馬遷撰寫《史記》最終目的「究其成敗興壞之紀」。唯有透過「通古今之變」的過程，才能發現歷史演變的因果關係。這是司馬遷撰寫史記的終極目標，也是他撰寫史記的意旨所在。因此，〈太史公自序〉所謂「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祗是司馬遷「成一家之言」，探索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不是最終的目的。而且「拾遺補藝」是「通古今之變」的基礎，唯有透過系統整理後資料，才能進一步探索「古今之變」的因果關係。因此，這兩個「成一家之言」，追求的目的雖然一致，但進行的程序卻有先後，因而出現了「成一家之言」的兩個不同的層次。
從以上的材料與分析，可以了解〈太史公自序〉與〈報任安書〉，在同一時間之內先後完成，但卻出現了兩個不同層次的「成一家之言」。也許和〈太史公自序〉最後所謂「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有關。〈報任安書〉則作「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都大邑。」不言「副在京師」。雖然司馬遷說他父子「相繼纂其職」。案《史通．史官建置》云：「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著述為宗，而兼掌曆象、日月、陰陽、管教。」然曆象、日月等是漢武帝最初設太史令的本職，而非兼掌。衛宏《漢舊儀》云：「太史令，凡歲將終，奏新年曆，凡國祭喪取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原本就是中國古代史官的職掌，也就是司馬遷自嘲所謂「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所以，余嘉鍚云：「太史令既掌星曆，則馮商輩雖以別職奉召修史，與太史之官初無所涉。」[17]司馬遷的《史記》是其本職外的家族事業，是私修而非官撰。但私修國史，法有所禁。《後漢書．班固傳》云：「有人上書顯宗，告因私改國史，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雖然司馬遷撰《史記》「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巧妙地超越漢代，避免了「國史」的限制。但若「欲以通古今之變」，就有「以古非今」[18]之嫌了。因此，「副在京師」的那部《史記》，其〈太史公自序〉，就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作結。因為「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的圖書整理工作，就不致觸及禁忌了。
所以，不僅《史記》經過刪削，最後和〈報任安書〉同時撰寫的〈太史公自序〉，更有刪削，而且時間倉促，跡痕宛在。至於〈報任安書〉既屬私人函件，二人間衷情傾訴，應無所顧忌，而且信已發出欲刪削也無由了。另一方面〈報任安書〉也可作為司馬遷的遺書觀之，既為遺書就無顧忌了。因此，〈報任安書〉保存了司馬遷作《史記》時的較原始材料。
〈報任安書〉全篇環繞著李陵事件反復陳訴。關於李陵事件，〈太史公自序〉僅寥寥二三十字，喟然而嘆，未見幽憤。但在〈報任安書〉中則云：
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被萬戮，豈有悔哉！
更由於這段材料，後世將司馬遷的《史記》與李陵事件糾纏在一起，以致將《史記》被視為謗書。[19]所謂謗書，案《三國志．魏書．董卓傳》，注引謝承《後漢書》載，董卓被誅的時候，蔡邕適在王允坐，聞之而有嘆惜之音。因而受到王允的責斥，並交付廷尉。蔡邕謝罪，懇求王允，願鯨首為刑，以繼漢史。公卿憐惜蔡邕的文才，共向王允勸諫。王允則云：
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並受謗議。
於是殺邕。對於這段記載，裴松之認為謝承「妄記」。他以為「史遷紀傳，博有奇功於世，而云王允謂孝武應早殺遷，此非識者之言。但遷為不隱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謗之有乎！」[20]
雖然裴松之認為司馬遷「直書其事耳，何謗之有。」但司馬遷的《史記》，被視為謗書，卻非自王允始。班固典論序，記載他於永平十七年與賈逵、傅毅、杜矩、郗萌等，受詔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本紀〉，詢問他們：「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也？」班固答對此贊出於賈誼〈過秦論〉，並云：
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致以身陷刑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21]
詔書所謂司馬遷「以陷刑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似據班固對狀形成的。但班固卻沒有說明他是如何作對的。
不過，案《漢書．司馬遷傳》贊，班固對司馬遷總結的評論是這樣的：「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跡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司馬遷「既陷極刑，幽而發憤」著《史記》，也許是班固寫司馬遷傳意旨所在。《漢書．敘傳》就這樣說：「嗚呼史遷，薰屠以刑，幽而發憤，乃思乃精，綜錯群言，古今是經。」
班固對司馬遷的評價，基本是根據班彪的《敘略》。但《敘略》並未論及此事。不過司馬遷遭李陵之禍的鬱結，反映在他著作之中，兩漢以來一直流傳著。劉歆、班氏父子撰《漢書》棄餘的材料，後來由葛洪彙集的《西京雜記》，就說司馬遷「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下蠶室，有怨言。」這些怨言反映在〈伯夷傳〉的「為善而恨」，〈項羽本紀〉的「踞高位者，非關有德」，以及〈屈原、賈誼列傳〉的「辭旨揶揚，悲而不傷」等等。[22]王充的《論衡》是漢代討論《史記》較多的著作，對這個問題有較深一層的討論。那是他在《論衡．禍虛篇》中，不同意司馬遷對蒙恬不死諫而受極刑的評價，由因而提出《史記．伯夷傳》的盜跖、〈仲尼弟子傳〉的顏回加以討論。最後他說：
太史公以恬為名將，不能強諫，故致此禍。夫當諫不諫，故受死亡之戮。天命而至也。非蒙恬不以強諫，故致此禍，則已下蠶室，有非者已。[23]
王充雖然沒有直接指出司馬遷微文刺譏，但卻說出司馬遷因下寫室，對《史記》所發生的影響。這種傳說一直流行著，荀悅的《漢紀》就繼承了班固「幽而發憤」的說法：[24]「司馬子長既遭李陵之禍，喟然而嘆，幽而發憤，遂著《史記》。」所以到曹魏時這種說法似已被肯定。《三國志．魏書．王肅傳》云：
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
雖然王肅為司馬遷辯白，認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史遷。」但魏明帝對司馬遷的批評，似代表當時一般人的看法。所以，魏晉以後，《史記》、《漢書》與其他經書一樣，同樣被列為傳授的對象，但《隋書經籍志》所著錄的史漢注釋，《漢書》的注釋遠超過《史記》，《隋書經籍志》的解釋是「傳《史記》者少」。或可能受了《史記》是「謗書」的影響。[25]
司馬遷因遭李陵之禍，內心鬱結，反應在他的著作之中，而對現實政治有多所「微文刺譏」，因而《史記》被視為「謗書」。這種看法在漢魏之際與魏晉之間，逐漸形成，成為後世討論與批評司馬遷及其《史記》的主要的依據。代有其人，論者甚眾。但作為中國史學奠基者的司馬遷，若以僅僅洩憤作為其著史的目的，則《史記》就不能成為中國史學開山之作，而流傳千古了。因此，司馬遷著《史記》是一回事，遭李陵之禍是另一回事，二者不可混為一談。當然，刑餘之人的積抑，不自覺流露於字裡行間，則是難免的。〈報任安書〉云：
（陵）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眥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
其所以為李陵游說，因沮貳師誣上而下獄，皆因為「拳拳之忠，終不能列」。這種遭遇似與韓非相似。《史記．韓非列傳》云：「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其〈說難〉云：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名吾意之難也，凡說之難，又在知說者之心，以吾說當之……
《史記》韓非與老子合傳，司馬氏父子敘戰國諸子的列傳，對其生平，著書，著作性質與要旨，學術由來，及其後的學術承傳，各略作敘述，其形式與劉向、劉歆父子校書所著的敘錄相似。所謂敘錄，「既審定其篇次，又推論其生平，以書而言，謂之敘錄可也。」這也是司馬談、遷「拾遺補藝」整理圖書文獻工作的體例。[26]所以，敘述先秦諸子著書，僅舉歸指，甚少直接引用原文，至於全篇引錄韓非〈說難〉，則絕無僅有。由此，可知司馬遷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的微意了。
當然，無法否認司馬遷在著書過程中，將其個人遭遇的結鬱，有意或無意融於《史記》中，至於「微文刺譏」，誹謗今上，即使他想這樣做，在當時現實政治環境下也是不可能，況且他寫的是歷史，不是個人的遭遇。所以，王若虛說：「史非一己之書，豈所以發其私憤者哉！」[27]
不過《史記》雖非專為司馬遷個人鬱結而發。但面對當時現實政治環境，而且寫的又是當代之史，司馬遷下筆就不得不慎重了。所以，在他和壺遂討論「春秋之議」之時，最後談到他撰寫《史記》的問題。壺遂問道：
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不得任用，故著《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欲以何明。
司馬遷則以「唯唯、否否、不然」相對。「唯唯、否否」，似有未盡之意。並且說「《春秋》采善貶惡，推德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當時由他主導與壺遂等改纂的《太初曆》，已經完成或已頒佈施行，他認為一個新的時代已經開始。面對著這個新時代的開始，而且自己身為史官，司馬遷認為「廢明聖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之所言，罪莫大焉。」於是，開始「述故事，整齊世傳」，將當代的材料保存下來。
雖然，司馬遷說《春秋》並非專為「刺譏」。但從他的「唯唯、否否、不然」的話中，已可以了解他是有所保留的。因為他已經體驗到現實政治，對於他紀錄當代之史的限制。所以，他在《匈奴傳》說：
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於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罔褒，忌諱之辭也。
所謂「至定哀之際則微」。索隱曰：「仲尼仕於定哀，故其著《春秋》，不切論當世微其辭也。」所以，司馬遷深切了解現實，即使孔子著《春秋》也是難免的。因為所有忌諱，對於自己生存的那個時代，不得不罔予褒贊。對於現實政治的殘酷，司馬遷在遭李陵之禍後，有更深刻的切身體驗。他在〈太史公自序〉說：
於是論次文，七年，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詩書隱略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索隱》曰：「所謂隱微言約也。」《正義》也說：「詩書隱微而省略者，遷深惟欲依其隱略而成志意也。」所謂「隱略」，與孔子著《春秋》，「至定哀之際則微」的隱略是相同的。這是司馬遷經李陵之禍後，再三思惟後選擇的寫作道路。惟有在「隱略」的前提下，才能避免現實政治的限制，委婉地「述故事，整齊世傳」，撰寫當代之史。所以，《史記》還有「唯唯、否否」未竟的微意，司馬遷說衹有「俟後世聖人君子」了。不過，後來在他成書之時，適逢巫蠱之禍鬥爭最激列的時刻，司馬遷受到更大的政治衝擊。對他已成書的《史記》，認為僅是「隱約」還是不夠的，於是又作了全面的刪削。
四、結論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到《史記》的斷限有三處。一是「至於麟止」，一是「至太初而迄」，一是「下至於茲」。「至於麟止」，是司馬談因為漢武帝獲白麟的激動，效孔子西狩獲麟為《春秋》的絕筆，因而於元狩元年開始撰寫《史記》，並以此為斷。而「至太初而迄」，則是司馬遷主持編修的太初曆完成，並頒佈實施。司馬遷認為這是一個改制更化的新時代開端。於是繼續「先人所次舊聞」。整齊世傳以完成其父未竟之業，並準備以此為斷。
事實上，司馬遷撰寫《史記》，歷天漢，最後至征和二年成書，也即〈太史公自序〉所謂的「下至於茲」。其間又經歷了許多重大的歷史變遷，以及其個人切身悲痛的遭遇。而征和二年正是「巫蠱之禍」鬥爭最激烈的時刻。「巫蠱之禍」是漢武帝晚年，發生的一次骨肉相殘倫常巨變的政治鬥爭悲劇。涉及甚廣，司馬遷兩個親近的朋友田仁和任安，也被株連在內。這是司馬遷遭李陵之禍，又一次面臨的嚴峻政治危機。為了使剛成書的《史記》免受波及，不得不作一次徹底的檢點與刪削。最明顯的是〈三王世家〉的撰寫形式。任安因受太子節而下獄被誅，在刪削過程中，對這部份材料的處理頗費周章。
《史記》最後記事，至征和三年李廣利降匈奴而絕筆。至於司馬遷為何選擇這個事件作為《史記》的終結，因李陵家族與司馬遷個人的悲劇，皆緣天漢二年李廣利征匈奴。李陵為李廣利的「助兵」，最後敗降。司馬遷也因此下獄。司馬遷下獄，並非因推說李陵之功，而是「沮貳師」誣上。至此，李廣利又降匈奴，司馬遷以此結，有「詩書隱約」的微意在焉。
在司馬遷刪削《史記》的同時，又寫了〈報任安書〉。在這封私人的函件中，滿紙因李陵之禍積抑的鬱憤。而被後人認為司馬遷「微文刺激」，專對武帝而發。以致漢魏之際魏晉之間，有《史記》為「謗書」之論。這種論點直接影響後世對《史記》的評價。當然無法否認司馬遷曾將某些感慨，融於其著作之中。但司馬遷受李陵之禍是一回事，撰寫《史記》又是另一回事，二者不可混為一談。不過從《史記》的撰寫，成書與刪削之間，可以了解現實政治的干擾，對一個史學家所形成的困境。司馬遷痛苦掙扎於其間，沉吟落筆於簡牘之上，真的是字字皆血淚了。
脫稿於民國八十二年
八月八日生日前五日
＊本文摘錄自：《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18期，1994年12月，頁39-61。
原文註釋：
[2] 梁玉繩《史記志疑》持終於太初；崔適《史記探源》主迄於麟〔止〕。劉咸圻《太史公書知意》〈辨真偽〉條下，論辯諸家之說甚詳。又《漢書．司馬遷傳》云：「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故後世又有《史記》終於天漢之說。
[4] 顧頡剛《史林雜識》頁226，〈司馬談作史〉條下。又案顧潮編《顧頡剛年譜》1950年8月15日條下云：「鈔改〈司馬談作史考〉畢，刊《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紀念論文集》。並引顧氏是日日記云此文「糸去秋所草，一年以來頗有新得。昨今修改又易稿兩次，雖是一短文。而謹嚴精湛。可置於《觀堂集林》中而無愧。假使天與我讀書時間，容我作此類文百篇，則即使其他著作悉未有成，亦為傳人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北京。然顧氏此已無暇讀欲讀之書，惜哉！
[8] 《漢書．武帝紀》云，天漢四年春正月，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與單于戰余吾河連日，戰不利引還。《史記．匈奴傳》不載此役，而將天漢二年李陵降匈奴，征和三年李廣利降匈奴，兩次戰役，相連並列，司馬遷或有其微意在焉。
[9] 衛宏《漢舊儀注》云司馬遷作本紀，極言景帝之過，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之。案《史記》既為私家著述，武帝安可得見。王國維〈太史公繫年考略〉之論，甚是。其後〈景紀〉復見，或其「藏之名山者」尚存其稿，而〈武紀〉則或由司馬遷於征和三年刪削，其稿亦毀。
[15] 周壽昌《漢書校補》卷四十一謂「據史公書當即征和二年事。三年正月上幸雍，故遷於二年冬季即云從行也」。又王國維〈太史公繫年考略〉則謂「或以任安下獄，受太子節，當在征和二年，然是年無冬巡事，又行幸雍在次年正月，均與報書不合，〈田叔列傳〉後載褚先生所述武帝語。曰任安有當死之罪甚眾，吾嘗活之，是任安於征和二年前，曾坐他事。公報任安書，自在太始末，審矣。」故王氏繫司馬遷〈報任安書〉於太始四年。若《史記》成書於征和二年。〈太史公自序〉當寫於此時。〈報任安書〉故亦當與〈自序〉同於此時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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