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國詩歌史發展到盛唐，無疑達到巔峰之成就，而站在峰頂的人物，當然是被譽爲雙子星座的李白與杜甫。李白生前就已經取得舉世公認的地位，而比他年幼十二歲的杜甫則成名過程要複雜得多。今人根據通行的幾種唐人選唐詩没有收録杜甫詩歌，因此而認爲杜甫在唐代詩人中地位不高，影響不大，實在是皮相之見。本文則力圖根據第一手文獻，證明李杜齊名在杜甫生前已經爲部分人所認可，其最終獲得舉世公認，則在杜甫生後三五十年間完成。李杜地位的確定，是中古詩學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引導唐宋詩歌轉型的關鍵所在。
【關鍵詞】
李白、杜甫、李杜齊名、學術史、唐詩
一、李杜交誼與詩歌交集
古人凡德行、成就相當者，常有齊名并稱情況的出現。李白、杜甫并稱李杜，當然因爲他們是一個時代最傑出的詩人，但同時也因爲在他們以前已經有數度并稱李杜者，一是東漢李固、杜喬，二是李雲、杜衆，皆是大臣而有直聲者；三是李膺、杜密，則屬於漢末清流，身陷黨錮而得留名者。范滂被通緝，挺身赴死，其母告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後漢書》卷六七《黨錮列傳》）更爲此增添悲愴的色彩，爲後世廣泛稱道。東漢的三對李杜，皆屬人倫典範，與文學無涉，但流佈甚廣。據説杜甫祖父杜審言與李嶠也曾并稱李杜，但影響很有限，可以忽略不計。
杜甫比李白年幼十二歲，他與李白的同遊在天寶三載（７４４）李白賜金還山後不久，當時李白詩名滿天下，杜甫此前寫《飲中八仙歌》對李白已經有一段傳神的描寫：「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杜工部集》卷一，《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後引杜詩皆據此本）可能是根據傳聞所寫，未必親見。李杜同遊歷時一年多，中間高適也曾參與，杜甫晚年多次回憶當年的情景：「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桑柘葉如雨，飛藿去徘徊。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昔遊》）「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雁騖空相呼。」（《遣懷》，《杜工部集》卷七）要真實還原二人交往的實情，因爲當年作品保存下來的很少，已經很困難，但根據已有作品，仍可略知一二。杜甫當時寫給李白的詩，有三首，即《贈李白》：「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媿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杜工部集》卷九）《贈李白》：「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羶腥，疏食常不飽。豈無青精飯，使我顔色好。苦乏買藥資，山林迹如掃。李侯金閨彦，脱身事幽討。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瑶草。」（《杜工部集》卷一）《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落景聞寒杵，屯雲對古城。向來吟《橘頌》，誰欲討蓴羮。不願論簪笏，悠悠滄海情。」（《杜工部集》卷九）李白贈杜甫的詩有二首：《沙丘城下寄杜甫》：「我來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李太白文集》卷一一）《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醉别復幾日，登臨遍池臺。何言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林中杯。」（《李太白文集》卷一四）
當然，歷來有關李杜交際有許多傳説，一是《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别杜補闕范侍御》：「我覺秋興逸，誰云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魯酒白玉壺，送行駐金羈。歇鞍憩古木，解帶掛横枝。歌鼓川上亭，曲度神飆吹。雲歸碧海夕，雁没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李太白文集》卷一三）從唐末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二稱此詩爲「李白祠亭上宴别杜考功詩」，以爲杜即杜甫，宋以後更反覆論述，喋喋不休。其實杜甫没有做過補闕或考功之類官職，更不是入仕前的天寶初與李白同遊時的身份，李白當别有所指。另一首是關於《本事詩》所載李白戲贈杜甫詩：「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别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宋以來討論極多，或以爲李白譏杜甫寒儉拘束，郭沫若《李白與杜甫》則認爲關心很親切。問題是飯顆山其地絶無可考。五代南漢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二所録此詩文本題作《戲贈杜甫》，詩云：「長樂坡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形容何瘦生？只爲從來學詩苦。」長樂坡在長安郊外，鄰近滻水和灞橋，這很可能是李杜初見時的作品。
除了以上諸詩，李杜同遊時期的作品以高適集保存最豐富，計有《同群公登濮陽聖佛寺閣》、《同群公十月朝宴李太守宅得寒字》、《同群公宿開善寺陳十六所居》、《同群公秋登琴臺》、《同群公題張處士菜園》、《同群公出獵海上》、《同群公題鄭少府田家（此公昔任白馬尉，今寄住滑臺）》、《同群公題中山寺》（均見《高常侍集》卷七）。
根據上述諸詩，可以基本還原李杜同遊年餘所經歷的名勝，曾造訪的高士，曾有的分别和思念，共同的情趣和追求。那時杜甫剛過而立，正是裘馬輕狂的時候，他的好酒，好道，好詩，與李白極其投契。痛飲狂歌，飛揚跋扈，是二人最真實的生活寫照。不知道是否隨順李白的雅興，杜甫這一時期似乎是對煉丹砂、求瑶草、買大藥等崇道求仙行爲最著迷的時期，當然這一興致他維持了一生，直到臨終還有「家事丹砂訣，無成涕作霖」（《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杜工部集》卷一八）的失望，是對「未就丹砂媿葛洪」的重申。當然更重要的是在論詩暢遊中增進的友誼，所謂「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這種親密無間的兄弟之情，在兩位偉大詩人人生經歷中都是難以忘懷的。當然，李白是主觀豪放的詩人，人生精彩紛呈，每天不斷有新的朋友，很少靜下來獨自回味往日之友情；杜甫最後十年，絶大多數時間都處於獨處無侣的狀態，有充分的時間回憶往事、記録友情。對曾經與李白的友誼，杜甫晚年所寫有十多首，僅從詩題來説，就有《夢李白二首》、《冬日有懷李白》、《天末懷李白》、《不見（近無李白消息）》、《春日憶李白》、《寄李十二白二十韻》等。李杜分别後相互叙述的差異，其實祇是彼此爲人和寫作興趣的不同而已，其實并無此熱彼冷的感情厚薄之分。我們通讀盛唐到大曆、貞元諸人詩集，很少有人像杜甫那樣經常沉浸在往事和友朋的追想中，也很少有人像杜甫那樣廣泛地評説同代諸賢，或者説，這是杜甫的創格。
二、杜甫生前的詩譽與李杜齊名之萌芽
杜甫在詩壇地位的提高，當以天寶後期到肅宗時的幾次唱和詩爲標志。一是天寶十二載的《同諸公登慈恩寺塔》，今知同時作者有高適、岑參、儲光羲、薛據等人，除薛據外，四人詩得以保存下來。成就高下當然可以任由後人評説，在杜甫則顯然已經得到可以與諸位一流詩人一較高下的機緣。二是肅宗返京後由賈至發起的《早朝大明宫》唱和，今存王維、杜甫和岑參的和作，是顯示盛唐七律恢弘氣象的名篇。這兩次唱和顯示杜甫已經達到當時詩壇一綫詩人的地位。當然，在岑參、高適寫給杜甫的詩中，祇有一般的應酬，没有涉及對杜詩成就的評價，這是很正常的情況，何況諸人詩都佚失很嚴重，如高適在安史亂起後十年的詩保存下來的很少。
杜甫晚年自定詩集，保存了一些友朋來往詩，涉及對他詩歌成就的評價。一是他在成都的府主嚴武，廣德間贈詩有《巴嶺答杜二見憶》：「卧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可但步兵偏愛酒，也知光禄最能詩。江頭赤葉楓愁客，籬外黄花菊對誰。跋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勝悲。」（《杜工部集》卷一二）這是以阮籍、謝莊來比喻杜甫之愛飲酒，能賦詩，雖屬用典，但阮、謝二人詩皆收入《文選》，對杜甫是很高的評價。二是大曆四年在長沙，韶州刺史韋迢赴任經過，與杜甫有兩詩唱和，其一題作《潭州留别杜員外院長》：「江畔長沙驛，相逢纜客船。大名詩獨步，小郡海西偏。地濕愁飛鵩，天炎畏跕鳶。去留俱失意，把臂共潸然。」（《杜工部集》卷一八）「大名詩獨步」也就是後引樊晃語之「當今一人而已」的意思。這是韋迢的認識，當然這也是當時給以高度評價的套語，杜甫在高適去世後寫《聞高常侍亡》也有「獨步詩名在」（《杜工部集》卷一四）的評價。三是湖南觀察判官郭受有《杜員外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新詩海内流傳遍，舊德朝中屬望勞。郡邑地卑饒霧雨，江湖天闊足風濤。松醪酒熟旁看醉，蓮葉舟輕自學操。春興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頓能高。（衡陽出五家紙，又云出五里紙。）」（《杜工部集》卷一八）郭受生平不清楚，事迹僅靠杜集附詩而保存。詩云「新詩海内流傳遍」當然有所誇張，就如同此句「舊德朝中屬望勞」，其實杜甫入湘前後最大的困惑就是所謂「天高無消息，棄我忽若遺」（《杜工部集》卷三《幽人》），朝中根本没有人記惦他。當然郭受説杜詩爲人傳誦，在湖南的新作更可能導致衡陽紙貴，也并非完全失實之辭。
那麽，在杜甫生前是否已經出現李杜齊名的評價呢？我認爲至少已經有人提出這樣的話題。在此應特别關注杜甫大曆四年或五年秋在長沙所作《長沙送李十一銜》（《杜工部集》卷一八）一詩：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遠愧尚方曾賜履，竟非吾土倦登樓。久存膠漆應難并，一辱泥塗遂晚收。李杜齊名真忝竊，朔雲寒菊倍離憂。
此詩作年有些爭議，在此不討論。李銜事迹别無可考。西康州，唐初建州，不到一年即廢，其地即同谷，知李爲杜甫乾元二年（７５９）西行秦州、同谷間所識朋友，到長沙重見，已隔十二年。「李杜齊名」當然是用東漢的典故，受詩者恰姓李，因而歷來解此詩皆認爲此處杜甫自比與李銜之交契。如張溍《讀書堂杜工部詩集注解》云：「忝竊，公自謙不能稱也。」盧元昌《杜詩闡》云：「子固李膺、李固，我非杜喬、杜密，從來李杜本是齊名，今日齊名，誠爲忝竊。」（均轉録自《杜甫全集校注》卷二十）努力爲此句尋找合適的解釋。「李杜齊名真忝竊」一句，用現在的話來説，意思是李杜齊名，我是完全不够格的。這當然是自謙之辭。但偶然遇到一位李姓朋友，對方也没有太大的名聲和地位，杜甫突然説出這句全無來由的自謙之語，有這樣的必要嗎？我認爲較合理的解釋，李銜從同谷到長沙，中間一定經過許多地方，得到不少傳聞，談論所及，因此杜甫必須自謙一番。如果這樣説，即在杜甫生前已經有了與李白齊名的説法。
能不能找到更進一步的佐證呢？可以有一些。
杜甫天寶間作《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云：「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能。筆飛鸞聳立，章罷鳳騫騰。精理通談笑，忘形向友朋。寸長堪繾綣，一諾豈驕矜。已忝歸曹植，何知對李膺。招要恩屢至，崇重力難勝。」汝陽王李璡爲睿宗之孫，讓皇李憲長子，開元間封汝陽郡王，天寶三載服闕後封特進，九載（７５０）卒。杜甫《壯遊》云：「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許與必詞伯，賞遊實賢王。」一般認爲這位賢王就是汝陽王。前引詩前幾句説李璡學藝造詣很高，待朋友真誠，接著就説李璡對自己的期待，認爲可以達到曹植那樣的成就，可以與李膺并稱李杜。末兩句自云多次受邀，恩遇至隆，而推崇之至，則爲己力所不能勝任。當然前人解讀也有認爲曹植、李膺都比李璡，而「何知」句，張綖《杜律本義》認爲：「何知者，公謙言不敢並也。」（轉録自《杜甫全集校注》卷一）杜甫自己不是也説過：「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杜工部集》卷一《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李璡以此期待，正爲合適。這裏當然都與李白無關，但可以理解對杜姓人物的期待，是可以經常舉出東漢時的先例來作比況的。這是開元末期或天寶前期的詩，僅是涉及李杜的一個有趣話題而已。
明確將李白、杜甫拉到一起頂禮膜拜的是任華。任華今存詩三首，都是長篇歌行，分别寫李白、杜甫和僧懷素；文章存十多篇，靠《唐摭言》和《文苑英華》的引録而得保存，内容多爲投贈公卿顯要者，性耿介狷直，傲岸不羈，故仕途屢不得意。唐末韋莊《又玄集》收録他贈李白、杜甫的二詩，不知是偶然巧合，還是他詩未選，二詩顯示以任華之狂介，能入他法眼的人很少，但對李白、杜甫，則是傾心崇拜，竭力歌頌。二詩很長，且不作於同時，估計前後相隔十多年，但詩風一致，都以跳蕩的語句傾訴自己對二人的追星經歷和崇仰熱情。録《雜言贈杜拾遺》一首如下：「杜拾遺，名甫第二才甚奇。任生與君别，别來幾多時，何曾一日不相思。杜拾遺，知不知？昨日有人誦得數篇黄絹詞，吾怪異奇特借問，果稱是杜二之所爲。勢攖虎豹，氣騰蛟螭，滄海無風似鼓蕩，華岳平地欲奔馳。曹劉俯仰慚大敵，沈謝逡巡稱小兒。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個。諸人見所作，無不心膽破。郎官叢裏作狂歌，丞相閣中常醉卧。前年皇帝歸長安，承恩闊步青雲端。積翠扈遊花匼匝，披香寓直月團欒。英才特達承天睠，公卿誰不相欽羡。只緣汲黯好直言，遂使安仁却爲掾。如今避地錦城隅，幕下英寮每日相隨提玉壺。半醉起舞捋髭鬚，乍低乍昂傍若無。古人制禮但爲防俗士，豈得爲君設之乎！而我不飛不鳴亦何以，只待朝廷有知己。亦曾讀却無限書，拙詩一句兩句在人耳。如今看之總無益，又不能崎嶇傍朝市，且當事耕稼，豈得便從爾。南陽葛亮爲友朋，東山謝安作鄰里。閑常抱琴弄，悶即攜樽起。鶯啼二月三月時，花發千山萬山裏。此中幽曠無人知，火急將書憑驛吏，爲報杜拾遺。」（見《又玄集》卷上，據《文苑英華》卷三四〇、《唐詩紀事》卷二二所引校定）大體爲代宗初年所寫，對杜甫詩歌的成就極度歌頌，評價極高。由於任華僅三詩存世，二首類似的長詩分别贈李白、杜甫二人，可以昭示二人詩歌成就在他心中至高無上的地位。不過任華詩中顯示他幾乎可以説是盛唐時期最傲兀激情的人物，書啓顯示他對達官貴人的公然藐視，存詩則顯示他對獨造人物的激情崇仰。《唐詩紀事》卷二二保存高適《贈任華》：「丈夫結交須結貧，貧者結交交始親。世人不解結交者，唯重黄金不重人。黄金雖多有盡時，結交一成無竭期。君不見管仲與鮑叔，至今留名名不移。」是否任華也曾給高適寫過類似的詩歌而没有保存下來，當然是有可能的。雖然任華的評價中充滿今日追星族般的激情和不理智，他給李白和杜甫的長詩在二家詩集中都看不到回應，但至少可以認爲，至少在今存任華詩中顯示，他個人認爲李白、杜甫是代表他那個時代最偉大的詩人。雖然不屬於公認，至少他可以這樣認爲。
三、大曆至貞元前期杜甫在詩界之影響
唐代宗大曆五年（７７０），杜甫去世於湘中。雖然他因牛肉白酒飫死於耒陽，還是最終病故於岳陽，從唐代以來即聚訟紛紜，難衷一是，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他晚年遠離唐代政治、文化的中心，從離開成都後即依憑孤舟，漂泊爲生。儘管我們無法確知他所雇船的規模形制，也不能確定他在夔州和長沙相對穩定的時期是否更换舟船，但在他寫下《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的絶筆時，顯然他的生活狀態很差，他的生計和家什幾乎都在船上，他的一生積累的詩稿應該也都在船上。我在三十多年前曾撰文《杜詩早期流傳考》（刊《中國古典文學叢考》第一輯，復旦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７月），根據以下幾方面綫索，認爲杜甫晚年曾自己編訂文集：一、在他去世後三五年間，樊晃編《杜工部小集序》，就認爲「文集六十卷，行於江漢之南，常蓄東游之志，竟不就」。如果身後他人編録，未必能如此快地完成。二、杜詩自注中有不少重加整理的痕迹，如《同諸公登慈恩寺塔》：「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奉寄别章梓州》：「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朝廷。」《新安吏》：「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憶弟二首》：「時歸在南陸渾莊。」《傷春五首》：「巴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宫闕。」《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處士》：「隴西公即漢中王瑀。」《説旱》：「初，中丞嚴公節制劍南日，奉此説。」這些注都不是當時寫詩所加，而是後經整理時所加，最後三則尤其明顯，説明寫詩時尚不了解已收宫闕，隴西公李瑀安史亂後封漢中王，加注補充他後來的王位。三、若干杜詩自注有準確記時。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初作。」《三川觀水漲二十韻》：「天寶十五年七月中避寇時作。」準確到月日，不可能是宋人臆加，顯然出於杜甫本人之手。四、王洙《杜工部集記》謂所編杜集分古近二體，「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若歲時爲先後，分十八卷」。此即杜集祖本的面貌，古近二體都依寫作先後爲序，雖在先後次第上還不盡綿密，但大體恰當，絶非王洙用三個月編次所能完成，一定有前人的基礎，即古本已具編年之次第。
雖然杜甫晚年已有自編文集的努力，但他旅卒中途，他的文集如何得以保存下來，目前看不到明確的證據，祇有宋人編次校勘杜集時保存的樊晃《杜工部小集序》，保存了些微綫索，極其珍貴。先將全序校録如下：
工部員外郞杜甫，字子美，膳部員外郞審言之孫。至德初，拜左拾遺。直諫忤旨，左轉，薄遊隴蜀，殆十年矣。黄門侍郞嚴武總戎全蜀，君爲幕賓，白首爲郎，待之客禮。屬契闊湮阨，東歸江陵，緣湘沅而不返，痛矣夫。文集六十卷，行於江漢之南，常蓄東遊之志，竟不就。屬時方用武，斯文將墜，故不爲東人之所知。江左詞人所傳誦者，皆君之戲題劇論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當今一人而已。今採其遺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志類，分爲六卷，且行於江左。君有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續當論次云。
樊晃，《元和姓纂》卷四載其郡望南陽湖陽（今河南唐河），爲衛尉少卿樊文孫。《國秀集》目録載其爲前進士，并存其詩一首，約爲天寶初登進士第。《郎官石柱題名考》卷一四載其曾任祠部、度支員外郎。《新唐書》卷二〇〇《林藴傳》、《永樂大典》卷七八九三引《臨汀志》，載其歷汀州刺史，在肅、代間。代宗大曆五年任潤州刺史，與詩人劉長卿、皇甫冉爲友，劉長卿有《和樊使君登潤州城樓》，皇甫冉有《同樊潤州秋日登城樓》、《同樊潤州遊郡東山》。因皇甫冉卒於大曆六年，僅比杜甫晚一年，因此自《嘉定鎮江志》卷一四至今人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都定樊刺潤爲大曆五年至稍後一二年事。集序亦署其職務爲潤州刺史。目前能够見到的樊晃最晚記録爲大曆十年（７７５）撰《怪石銘》（見《金石録》卷八）。無論此集編於其在潤州刺史任内，抑或去職以後，編次時間可以確定在大曆五年杜甫卒後，十年以前，即杜甫去世三五年間。從稱杜甫「薄遊隴蜀，殆十年矣」的記載來看，最大的可能即在大曆六年，即杜甫去世次年，時距杜甫華州去職西行秦州已經十二年。
樊晃對杜甫生平的叙述，雖然簡略，但大體準確，遠勝於兩《唐書》本傳之錯訛多有。他稱杜甫的官職爲「工部員外郎」，稱「黄門侍郎嚴武總戎全蜀，君爲幕賓，白首爲郎，待之客禮。屬契闊湮阨，東歸江陵，緣湘沅而不返」，是在對杜甫事迹僅知梗概，深層原因和具體細節仍不完全清楚的情況下，最清晰恰當的記録，與明清以來的杜甫事迹考證幾乎没有任何違格，與拙考《杜甫爲郎離蜀考》認爲杜甫離蜀初行目的爲入京爲郎的新説也頗契合。所謂「東歸江陵」是説東歸經過江陵，而不是以江陵爲終點。至於「緣湘沅而不返」，則是對杜甫去世兩説最穩妥的折衷。
更重要的是，樊晃當時已經知道杜甫有文集六十卷，流傳於江漢之南，即荆湘之間。樊稱杜甫「常蓄東遊之志」，與杜甫在夔州、江陵詩，如《解悶十二首》云：「爲問淮南米貴賤，老夫乘興欲東遊。」《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覓使寄此二首》之二云：「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風塵淹别日，江漢失清秋。影著啼猿樹，魂飄結蜃樓。明年下春水，東盡白雲求。」所表達的欲往江東之行的願望是一致的。可能樊晃也是杜甫曾聯繫者之一。杜甫在岳陽作《登岳陽樓》詩有「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正是臨歧猶豫的記録，估計是因爲故人韋之晉出鎮湖南的任命改變了他的行程。
《新唐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略》均著録杜甫集六十卷，我相信祇是根據樊晃序所作的輾轉記録。就我對唐宋典籍中所有關於杜甫文集和詩歌的閲讀記録所作分析看，除了樊晃的記録，没有任何人留下曾閲讀杜甫六十卷文集的可靠記録。樊晃所述雖也屬傳聞，但時杜甫剛殁，且他已經得到杜甫二子在江陵的確實消息，因此記載是可信的。
假如杜甫確實是在大曆五年歲末的冬日卒於岳陽附近的洞庭湖邊，那末與他在一起的至親祇有他的夫人楊氏和二子宗文、宗武。今人根據杜甫詩中的綫索和提及二子的年齡，推測杜甫成婚約在天寶中期，夫人楊氏當時如果二十歲，大約比杜甫年輕十六七歲。元稹《杜甫墓係銘》稱楊氏卒年四十九，即在杜甫卒後仍存活約七八年。二子的年齡，在杜甫卒時應該已經在二十歲左右，杜甫詩中曾反覆誇獎二子能作詩，并以「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相勉。有理由相信，杜甫卒後，二子將其遺骸暫瘞於岳陽，即北行抵江陵，并爲乃父文集的保存和流傳，作出了非常艱苦而有效的努力。樊晃得到的消息，應該即間接來源於杜甫家人。唐代士族將養生送終作爲子孫對先人應盡之最大責任，特别當先人亡殁於道途，暫瘞於他鄉時，家人常將先人骨殖歸葬故土當作人生之首要大事，即使傾家蕩産、累死道路也在所不計。杜甫則在亡殁後近四十年，方由其孫杜嗣業完成歸葬的責任，即宗文、宗武兄弟終其一生仍然没有將父親歸葬。雖然宋以後自稱杜甫後人的記録提到宗武歸蜀，而目前仍無法確知杜甫二子的行迹、仕宦、壽卒的可靠情況，但我認爲可以相信，二子或共同，或分别，爲亡父文集的保存和流傳，作出了難能可貴的努力，可以相信杜甫入蜀以後的詩歌得以大多保存，應該首先銘記二子宗文、宗武的努力。
樊晃序中特别提到，「江左詞人所傳誦者，皆君之戲題劇論耳」，即在江南一帶流傳的杜甫詩歌都祇是一些遊戲之作，這就能很好地解釋殷璠《河嶽英靈集》不收杜甫詩歌的原因，即天寶間他在潤州編録該集，當時杜甫成就還不高，即有所見也不足稱道。所謂「戲題劇論」，我相信就是《雲谿友議》卷中《葬書生》或《唐摭言》卷四所載「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則騎馬歸，頻遭官長駡。垂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氊。賴得蘇司業，時時與酒錢」一類作品。
樊晃對杜甫的評價是：「君有大雅之作，當今一人而已。」即在大曆前期李白、王維都辭世以後的十年間，杜甫足以代表代宗前期詩壇的最高成就，其他京洛、江東詩人都無法與杜甫比肩。這是樊晃的卓識，可以説是在任華、嚴武、郭受、韋迢等人以後，對杜甫詩歌地位的再次肯定，也可以認爲李杜齊名代表當代最高水平，在江東也有支持者。
樊晃《杜工部小集》在宋代很流行，因其結集甚早，宋人多取以校勘杜詩，留下許多零星記録。我三十多年前撰前引《杜詩早期流傳考》，考得吳若本《杜工部集》引録十五首，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引録二十首，黄鶴《集千家注杜工部詩史補遺》（《古逸叢書》本）引録十首，《錢注杜詩》引録五十八首，仇兆鰲《杜少陵集詳注》（康熙刻本）引録三十九首，去其重複，共得六十二首，相當於原集的五分之一强，若以組詩計，則含九十八首，約當全書三分之一。樊集所收篇目，前期杜詩則包括《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悲青坂》、《哀王孫》、《新婚别》、《後出塞五首》等名篇，入蜀後詩則包括《丹青引》、《秋興八首》、《秋日荆南述懷三十韻》、《嶽麓山道林二寺行》、《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等名篇，最晚者則爲杜甫在長沙所作《暮秋將歸秦留别湖南親友》，可以説，杜甫各個時期的代表作，樊晃都注意到了。正是基於這些作品，樊晃給杜甫以高度評價。樊序又云：「冀求其正集，續當論次云。」即他所作編録者爲他没有看到正集前，就他在江東所得編次而成。杜甫詩歌當時流傳情況，可以據以推見。
樊晃本人詩歌，僅存《國秀集》所載《南中感懷》一首：「南路蹉跎客未回，常嗟物候暗相催。四時不變江頭草，十月先開嶺上梅。」是他早年所作。皇甫冉、劉長卿與他交往密切，彼此唱和，可惜樊詩不傳。《全唐詩》卷一一四另據《吟窗雜録》卷二六録「巧裁蟬鬢畏風吹，畫作蛾眉恐人妒」二句爲樊晃詩，我認爲此詩爲殷璠《丹陽集》收開元間硤石主簿樊光詩，與樊晃不是一人。
雖然有樊晃之如此推崇，但杜甫的成就和地位，并没有得到以錢起、郎士元爲首的京城詩人群體，和以顔真卿、皎然爲核心的浙西唱和群體的認可，在他們的詩文集中，還看不到對杜甫的客觀評價和合適揄揚。這一時期較特立獨行的詩人如韋應物、顧況，其詩中也没有杜甫的蹤迹。僅在皎然貞元間所編《詩式》中，引録有杜甫《哀江頭》的前半節引：「杜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宫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舊唐書》卷一七下《文宗紀》引此詩題作《曲江行》，説文宗吟此詩而想見安史亂前曲江一帶的景色，可知該詩爲唐代杜詩流傳最廣者之一。
四、李杜齊名之確認在貞元、元和之間
經過大曆後期到貞元前期對李杜尊崇的近二十年的沉寂，從貞元十年開始，有關李杜並提的説法悄悄但理所當然地出現在多位詩人的筆下。以下是根據現知文獻，排列出的大體年表：
貞元十年（７９４），元稹作《代曲江老人百韻》（原注：年十六時作）：「李杜詩篇敵，蘇張筆力匀。樂章輕鮑照，碑版笑顔竣。」（《元氏長慶集》卷一〇）元稹出生於大曆十四年（７７９），年十六歲爲貞元十年。《代曲江老人百韻》是一首長達百韻的長詩，寫作上顯然受到杜甫《秋日夔府詠懷百韻》的影響，在長詩中順便提到「李杜詩篇敵」，看作舉世認可的常識來叙述，且這時并無有意的軒輊。
貞元十四年（７９８），韓愈作《醉留東野》：「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子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東野不得官，白首誇龍鍾。韓子稍姦黠，自慚青蒿倚長松。低頭拜東野，願得終始如駏蛩。東野不迴頭，有如寸筳撞鉅鐘。吾願身爲雲，東野變爲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别無由逢。」（《昌黎先生文集》卷五）此詩繫年稍有異説，宋樊汝霖以爲元和六年（８１１）作，王儔謂元和二年（８０７）作，清王元啓謂元和元年（８０６）作，今人屈守元、常遇春《韓愈全集校注》以爲貞元十四年作，看法的差異其實緣於對詩中「東野不得官」一句的理解，即是在孟進士及第未及授官前，還是在元和間兩次休官時。但從詩中「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則爲寫詩前若干年即已認可李杜二人之地位，大量閲讀後，韓與孟二人共同將「如何復躡二子蹤」作爲各人詩歌寫作努力的方向。
貞元十七年（８０１），韓愈作《送孟東野序》云：「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昌黎先生文集》卷一九）没有專講李杜，但將二人放在等量的位置。
元和元年（８０６），韓愈作《感春四首》之二：「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昌黎先生文集》卷三）
元和二年（８０７），韓愈作《薦士》：「周詩三百篇，麗雅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瀰漫，派别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卓犖變風操。逶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中間數鮑謝，比近最清奥。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盗。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凌暴。後來相繼生，亦各臻閫奥。」（《昌黎先生文集》卷二）
元和五年（８１０），楊憑作《竇洛陽見簡篇章偶贈絶句》：「直用天才眾却瞋，應欺李杜久爲塵。南荒不死中華老，别玉翻同西國人。」竇牟作《奉酬楊侍郎十兄見贈之作》答：「翠羽雕蟲日日新，翰林工部欲何神？自悲由瑟無彈處，今作關西門下人。」二詩均據《竇氏聯珠集》録。根據竇牟任洛陽令的時間，知詩作於本年。
前後歷時十七年，没有任何的爭議和提倡，没有任何的論説或非議，李杜在詩歌史上的地位已然穩如磐石，不容討論地似乎成爲諸人之共識。從韓愈《醉留東野》「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當然還可以往前追溯若干年，可能在大曆末他從韶州回到宣州的時候，也可能在貞元初期他在京城準備進士考試的時候，總應在貞元八年（７９２）登進士第前吧。另一方面，貞元前期尚未成年但已經在作詩歌習作的元稹，也順理成章地看到李杜至高無上的地位。這一切，似乎早有結論，無須再作討論，早已形成定論。因此，我認爲李杜齊名在杜甫生前已經開始有此一看法，但未必成爲共識。經過二十年的過度，一切已經很自然地得到公認。有没有特别加以提倡的人呢？在存世文獻中没有記録。
李杜齊名當然首先是提升了杜甫的地位，但對李杜成就的評説也開始滋生。從目前記載看，貞元末年白居易、元稹、李紳等開始試作新題樂府時，首先在杜甫詩中找到了新的藝術表達形式。元稹元和十二年（８１７）撰《樂府古題序》：「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傍。予少時與友人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元氏長慶集》卷二三）舊題樂府是李白熱心寫作的體裁，如《蜀道難》、《行路難》、《烏夜啼》、《將進酒》等，雖然李白給這些詩歌賦予新的氣象，但畢竟格局形式還是漢魏以來的舊格，這讓諸人不能滿足，他們從杜甫新題樂府中看到可以努力的方向，從而開創中唐新樂府寫作的輝煌。
因爲曾在杜甫詩集中找到新樂府的武庫，因此到元和七年（８１２）杜甫哲孫杜嗣業請元稹撰寫《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時，元稹從詩歌史發展的角度，充分肯定杜甫的成就，結論是：「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寫墓誌而稱譽誌主的成就，當然是題内應有之意，即便誇大一些，也可以諒解。似乎元稹餘興不減，進而貶斥李白的成就：「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脱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奥乎！」肯定李白與杜甫有相當成就的同時，特别指出李白不會寫排律，特别是「大或千言，次猶數百」的百韻長篇方面，差得實在太遠。這當然因爲元稹早年曾努力模仿杜甫的長韻，但因此而貶低李白，顯然失之偏激了。
稍晚三年，白居易在貶官江州時負氣寫給元稹的論詩長信《與元九書》，再次重提李杜優劣的話題：「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今古，覼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白氏長慶集》卷二八）幾乎完全否定李白詩歌的思想價值，即便杜甫也没有將此一「風雅比興」的責任貫穿始終。寫這封長信時，白居易還没有從政治熱衷中冷靜下來，因此而批評李杜不免偏激，而他此後個人的詩歌寫作走向另一極端，適可以他此時的議論來加以譴責。
無論怎麽説，中唐韓愈、白居易、元稹三大家對李杜的評説，最終奠定李杜在唐代詩歌史上的典範地位。至於爲什麽是此三大家，我認爲除了三家各自的詩歌趣尚以外，還有一些更特殊的因緣，也應在此稍作説明。
元稹娶貞元名臣韋夏卿女爲妻，即《遣悲懷》所謂「謝公最小偏憐女，自嫁黔婁百事乖」者。據《新唐書》卷七四上《宰相世系表》、吕温《吕衡州文集》卷六《故太子少保贈尚書左僕射京兆韋府君神道碑》所載，韋夏卿即爲杜甫晚年摯友韋迢之子。元稹早年得讀杜集，杜嗣業專程請他爲杜甫撰寫墓誌，或者都與此層原因有關。
韓愈在登第前四年，曾有《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登第後，曾長期在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幕府任職務，有《汴泗交流贈張僕射》、《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上張僕射書》等詩文爲證。白居易亦曾客徐州。《燕子樓詩序》云：「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予爲校書郎時，遊徐泗間，張尚書宴予。酒酣，出盼盼以佐歡。歡甚，予因贈詩云：『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一歡而去，爾後絶不相聞，迨兹僅一紀矣。」白居易客徐幕的時間晚於韓愈，所謂「徐州故張尚書」爲張建封子張愔，時間在貞元十六年後一二年。韓、白二人早年雖看不到親密來往的痕迹，但都曾客居徐州幕府則一。
張建封（７３５—８００），《舊唐書》卷一四〇、《新唐書》卷一四八有傳，他早年好屬文，又慷慨負氣，以功名爲己任。寶應中曾説降蘇、常亂民數千歸化。大曆十年後入河陽三城使馬燧幕府爲判官，建中間因軍功遷濠壽廬觀察使。貞元四年授徐泗濠節度使，鎮徐州達十二年之久。權德輿撰《徐泗濠節度使張公文集序》稱他「歌詩特優，有仲宣之氣質，越石之清拔」。是方帥而能詩之人物。大曆四年，杜甫到長沙，張建封也被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爲參謀，授左清道兵曹，但不樂吏職而去。杜甫撰《别張十三建封》送行：「嘗讀唐實録，國家草昧初。劉、裴建首義，龍見尚躊躇。秦王撥亂姿，一劍總兵符。汾晋爲豐沛，暴隋竟滌除。宗臣則廟食，後祀何疏蕪。彭城英雄種，宜膺將相圖。爾惟外曾孫，倜儻汗血駒。眼中萬少年，用意盡崎嶇。相逢長沙亭，乍問緒業餘。乃吾故人子，童丱聯居諸。揮手灑衰淚，仰看八尺軀。内外名家流，風神蕩江湖。范雲堪晚友，嵇紹自不孤。擇材征南幕，湖落回鯨魚。載感賈生慟，復聞樂毅書。主憂急盜賊，師老荒京都。舊丘豈稅駕，大厦傾宜扶。君臣各有分，管葛本時須。雖當霰雪嚴，未覺栝柏枯。高義在雲臺，嘶鳴望天衢。羽人掃碧海，功業竟何如。」（《杜工部集》卷八）張建封是唐初名臣劉文靜的外曾孫，故杜甫從劉助唐開國説起，讚譽張秉承先人之英雄氣，雖然淪落不偶，但一定會有一展管、葛之業，爲國棟樑的時候。而所謂「乃吾故人子，童丱聯居諸」，在杜集中也留下記録，即杜甫開元末所作《題張氏隱居二首》：「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虚舟。」「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興留。霽潭鱣發發，春草鹿呦呦。杜酒偏勞勸，張梨不外求。前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愁。」（《杜工部集》卷九）宋以來都認爲張氏即張建封之父張玠，時杜甫父杜閑兖爲兖州司馬，張玠亦客居兖州，這時張建封大約僅六七歲，已經給杜甫留下深刻印象。在長沙告别杜甫後，張建封又經歷多次曲折，方能在建中平亂中脱穎而出，成爲長期鎮守一方的諸侯。以他的英雄俠氣和文學禀賦，對世交且曾在自己人生困頓之際給以鼓勵的詩人杜甫，努力加以揄揚弘傳，應屬情理間事。儘管因爲文獻湮没，事實不彰，但這一推測當與事實相去不會太遠。
五、韓愈《調張籍》之再解讀
韓愈《調張籍》一詩，後人繫年有作長慶間者，則爲韓愈平生最晚的詩歌之一，也有繫在元和十一二年間者，亦晚於前引元、白貶抑李白之二文。無論如何，這首詩爲李杜在詩歌史上至高無上的地位下了最終的定論，則可以論定。詩意甚顯豁，前人解讀也幾乎再無剩意可講，但作爲本文之結論，我還是想再稍作發揮。先録全詩如下：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
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頸遥相望。
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
想當施手時，巨刃摩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
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凉。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
翦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
仙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豪芒。
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
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
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珮，與我高頡頏。
（《昌黎先生文集》卷五）
詩題中的「調」，爲「調笑」之意，即與張籍的遊戲之作。首二句力拔千鈞，不容辯説地確認李杜的成就，這是韓愈一貫霸氣文風的習慣。下四句批評否定李杜者愚不可及，如同螞蟻撼動大樹般地不自量力。白居易比韓愈年輕四歲，元稹年幼十一歲，但無論如何二人均已四十上下，且在詩壇已經取得突出成就，似不宜斥爲「群兒」。再説《與元九書》祇是私人之間的通信，《杜甫墓系銘》也僅爲應私家邀約而撰寫，韓愈可能根本都没有見到過。不過元、白的見解，在當時範圍不大的朋友圈中，或有别的方式的流傳，就如同今日在飯桌上的談論一樣。就今存文獻看，没有其他貶損或謾駡李杜詩歌的記録可查，今人或以元白當之，也可以作爲一種解釋。何況張籍恰是元白、韓孟兩大詩派間的彼此關係均甚好的人物，借給張籍寫一首遊戲詩，對輕易批評李杜二人成就的意見表達不滿，當然是一種合適的方式。詩末的「地上友」，可以是指張籍，雖有批評，但更多的是期待，呼唤一同追隨李杜的成就，開拓詩歌新的境界。此詩延續韓愈雄强奇幻的詩風，以巨刃開河、乾坤震蕩譬喻李杜的鉅大創造力，後半表述自己追隨李杜飛翔天地間，拓新詩境的體悟。詩是説自己精誠交通，百怪入腸，即得李杜附體而得體悟他們空前的文學開拓力量，但詩的潛臺詞，則明顯流露出不甘居李杜之後，希望開拓新天地的志向。在此舉一首類似的詩歌。黄庭堅《子瞻詩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堅體蓋退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後生不解故次韻道之》：「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風月笛，玉堂雲霧窗。句法提一律，堅城受我降。枯松倒澗壑，波濤所舂撞。萬牛挽不前，公乃獨力扛。諸人方嗤點，渠非晁張雙。袒懷相識察，牀下拜老龐。小兒未可知，客或許敦龐。誠堪婿阿巽，買紅纒酒缸。」（《山谷内集詩注》卷五）因爲蘇軾寫了效黄體的詩，黄作此詩戲之。三十多年前朱東潤師帶我們讀蘇、黄詩，特别舉此詩爲例，説明粗看黄很自謙，對其師推崇備至，但如仔細回味，則曹、鄶雖爲小國，然在十五國風中各占一國，雖小國而不失爲正聲，然楚雖大邦，在《詩經》中并無自己的位置，楚雖「吞五湖三江」，但不能籠罩曹、鄶這樣的小國，即自己雖然局促淺陋，則正可成自己的面目，不必盡隨乃師。我想，對韓愈《調張籍》，也宜作如是解。韓愈是真正讀懂李杜之第一人，但以韓愈之雄强豪氣，又怎肯跼伏於二人盛名下而無所作爲？後人認爲韓愈因此開奇崛一路，開議論一路，開不避俗惡一路，都是一種解釋。北宋前期人談到唐詩的最高成就，喜歡講「李杜韓」，（梅堯臣《宛陵集》卷四六《讀邵不疑學士詩卷杜挺之忽來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輒書一時之語以奉呈》：「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既觀坐長歎，復想李杜韓。願執戈與戟，生死事將壇。」）正是看到了這一發展變化。擺脱政治是非的白居易，對李杜的看法也可以更客觀一些。如他的《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後》：「翰林江左日，員外劍南時。不得高官職，仍逢苦亂離。暮年逋客恨，浮世謫仙悲。吟詠流千古，聲名動四夷。文場供秀句，樂府待新詞。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白氏長慶集》卷一五）認可了李杜并雄的地位。
六、餘論：文學典範之成立
李杜齊名，無疑是中國文學史上在《詩經》、《楚辭》以後，文學最高典範之確立。前人對此的討論已經汗牛充棟，以至本文若要作學術史的叙述，真不知從何説起。然而基本的真相似乎又從來没有梳理清楚，因此而作學術爭辯或理論闡發似乎都不完全能令人信服。本文梳理從杜甫出道到李杜齊名基本定讞的八十年間所有第一手文獻，以求還原典範成立的具體真相。
李杜齊名是唐人衆所週知的熟典，事出東漢，且僅停留在人格道德的層面，與文學評價無涉。本文揭出之《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中「何知對李膺」是一段有趣的記録，顯示杜甫早年就有朋友以李杜并稱以勉勵。杜甫與李白漫遊逾年，在共同的興趣中，年長也成就更高的李白無疑是他敬仰的大詩人，也是他追隨的目標。「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杜工部集》卷三《夢李白二首》之二）同情李白，也知道李白必然享有千秋盛名。杜甫認識李白的價值，努力追蹤，但卻絶不隨人依仿，而是努力開拓自己的新的道路，以鉅大的創造力開創屬於自己的詩歌天地。安史亂後杜甫的詩歌影響不斷擴大，陸續有朋友的讚譽。可以確認這些讚譽都是杜甫自己編録文集時保存下來，可以説他是很在意别人對他的看法的。在人生最後十年，杜甫始終處於漂泊不定的動蕩中，身體多病，再加上前途的不確定，人生困頓至極，在這種狀況下，杜甫始終堅持詩歌寫作，他的偉大人格和藝術創造力在人生困境中達到巔峰。儘管在他生前是否已經得到李杜齊名的聲譽，本文提供的證據還有些單薄，但我是寧信其有。
雖然杜甫去世前後的一兩年間已經有了「大名詩獨步」、「當今一人」的極評，但此後二十多年的寂寞也是不容懷疑的事實。但到貞元十年後，李杜齊名似乎已經成爲舉世公認、無須討論的事實，爲詩人們普遍承認。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韻》是目前看到最早的確鑿無疑的記録，這首長詩以二百句幾乎全詩對仗的詩句寫曲江邊上一位老人回憶開天繁華的故事，在叙述那時全盛時期無數風光往事時，提到「李杜詩篇敵」，没有特别强調，祇是客觀叙述。當然，這首詩自注「年十六時作」是作者追記，或許有作者後來改動的可能。然而韓愈的幾處記録也是隨意提到，顯然這是當時的共識。可以説，没有任何人特别的提倡，没有引起特别的爭議，作爲文學典範的李杜地位，就這樣確定了。
當然，李杜齊名在大曆、貞元間之完成，對於李杜二人的意義是不同的。李白在開元、天寶間就名滿天下，杜甫則稍顯落寞，李杜齊名的成立奠定了杜甫的地位。從敦煌吐魯番遺書、唐人選唐詩、日本古寫本和長沙窯瓷器所見唐詩傳播文本來看，杜甫詩歌確實流傳不廣，這與他的詩歌内容深曲不易普及有關，也可以説他的詩歌超越了一個時代，開創了中唐和北宋文人詩的先聲。這一意義，最明確體悟到了的是韓愈，他因此發出最頻繁也是最强烈的肯定。元白從詩歌的現實意義和聲律技巧上，强調杜甫的價值，因此而褒杜貶李，畢竟是一隅之見，難成定論。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３日於復旦大學光華樓
附記：
今年九月承友人見示天寶七載（７４８）「吏部常選樊晃書」駙馬都尉鄭萬鈞墓誌，聯繫杜甫詩中屢有與鄭駙馬交往之作，因知樊晃爲杜甫早年友人，杜甫在鳳翔有《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所送很可能即樊晃。杜甫去世未久，樊即爲其編小集且大力揄揚，亦含舊友之情也。已另撰文《杜甫與樊晃》，發表於《東方早報》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９日《上海書評》。未及改寫本文，謹此説明。陳尚君２０１４年歲末。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
＊本文摘錄自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編著：《嶺南學報》復刊號（第一、二輯合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頁１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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