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文學小言〉（十七則）

一、

昔司馬遷推本漢武時學術之盛，以為利祿之途使然。餘謂一切學問皆能以利祿勸，獨哲學與文學不然。何則？科學之事業，皆直接間接以厚生利用為旨，古未有與政治及社會上之興味相刺謬者也。至一新世界觀與新人生觀出，則往往與政治及社會上之興味不能相容。若哲學家而以政治及社會之興味為興味，而不顧真理之如何，則又決非真正之哲學。以歐洲中世哲學之以辯護宗教為務者，所以蒙極大之污辱，而叔本華所以痛斥德意志大學之哲學者也。文學亦然；餔錣的文學，決非真正之文學也。

二、

文學者，游戲的事業也。人之勢力用於生存競爭而有餘，於是發而為游戲。婉孌之兒，有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無所謂爭存之事也。其勢力無所發洩，於是作種種之游戲。逮爭存之事亟，而游戲之道息矣。唯精神上之勢力獨優，而又不必以生事為急者，然後終身得保其游戲之性質。而成人以後，又不能以小兒之游戲為滿足，放是對其自己之感情及所觀察之事物而摹寫之，詠嘆之，以發洩所儲蓄之勢力。故民族文化之發達，非達一定之程度，則不能有文學；而個人之汲汲於爭存者，決無文學家之資格也。

三、

人亦有言，名者利之賓也。故文繡的文學之不足為真文學也，與餔錣的文學同。古代文學之所以有不朽之價值者，豈不以無名之見者存乎？至文學之名起，於是有因之以為名者，而真正文學乃複托放不重於世之文體以自見。逮此體流行之後，則又為虛玄矣。故模仿之文學，是文繡的文學與餔錣的文學之記號也。

四、

文學中有二原質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寫自然及人生之事實為主，後者則吾人對此種事實之精神的態度也。故前者客觀的，後者主觀的也；前者知識的，後者感情的也。自一方面言之，則必吾人之胸中洞然無物，而後其觀物也深，而其體物也切；即客觀的知識，實與主觀的感情為反比例。自他方面言之，則激烈之感情，亦得為直觀之對象、文學之材料；而觀物與其描寫之也，亦有無限之快樂伴之。要之，文學者，不外知識與感情交代之結果而已。苟無銳敏之知識與深遂之感情者，不足與於文學之事。此其所以但為天才游戲之事業，而不能以他道勸者也。

五、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不可不歷三種之階級：「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晏同叔《蝶戀花》）此第一階級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歐陽永叔《蝶戀花》）此第二階級也。「眾裏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辛幼安《青玉案》）此第三階級也。未有不閱第一第二階級，而能遽躋第三階級者。文學亦然。此有文學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養也。

六、

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於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學者，殆未之有也。

七、

天才者，或數十年而一出，或數百年而一出，而又須濟之以學問，帥之以德性，始能產真正之大文學。此屈子、淵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曠世而不一遇也。

八、

「燕燕於飛，差池其羽」。「燕燕於飛，頡之頏之」。「眼睍黃鳥，載好其音」。「昔我往矣，楊柳依依」。詩人體物之妙，侔於造化，然皆出於離人孽子征夫之口，故知感情真者，其觀物亦真。

九、

「駕波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以《離騷》、《遠游》數千言言之而不足者，獨以十七字盡之，豈不詭哉！然以譏屈子之文勝，則亦非知言者也。

十、

屈子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也。宋玉景差感屈子之所感，而言其所言；然親見屈子之境遇，與屈子之人格，故其所言，亦殆與言自己之言無異。賈誼、劉向其遇略與屈子同，而才則遜矣。王叔師以下，但襲其貌而無真情以濟之。此後人之所以不複為楚人之詞者也。

十一、

屈子之後，文學上之雄者，淵明其尤也。韋、柳之視淵明，其如賈、劉之視屈子乎！彼感他人之所感，而言他人之所言，宜其不如李、杜也。

十二、

宋以後之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其唯東坡乎！山谷可謂能言其言矣，未可謂能感所感也。遺山以下亦然。若國朝之新城，豈徒言一人之言已哉？所謂「鶯偷百鳥聲」者也。

十三、

詩至唐中葉以後，殆為羔雁之具矣。故五季、北宋之詩，（除一二大家外。）無可觀者，而詞則獨為其全盛時代。其詩詞兼擅如永叔、少游者，皆詩不如詞遠甚。以其寫之於詩者，不若寫之於詞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後，詞亦為羔雁之具，而詞亦替矣。（除稼軒一人外。）觀此足以知文學盛衰之故矣。

十四、

上之所論，皆就抒情的文學言之（《離騷》、詩詞皆是。）至敘事的文學（謂敘事詩、詩史、戲曲等，非謂散文也），則我國尚在幼稚之時代。元人雜劇，辭則美矣，然不知描寫人格為何事。至國朝之《桃花扇》，則有人格矣，然他戲曲則殊不稱是。要之，不過稍有系統之詞，而並失詞之性質者也，以東方古文學之國，而最高之文學無一足以與西歐匹者，此則後此文學家之責矣。

十五、

抒情之詩，不待專門之詩人而後能之也。若夫敘事，則其所需之時日長，而其所取之材料富。非天才而又有暇日者不能。此詩家之數之所以不可更僕數，而敘事文學家殆不能及百分之一也。

十六、

《三國演義》無純文學之資格，然其敘關壯繆之釋曹操，則非大文學家不辦。《水滸傳》之寫魯智深，《桃花扇》之寫柳敬亭、蘇昆生，彼其所為，固毫無意義。然以其不顧一己之利害，故猶使吾人生無限之興味，發無限之尊敬，況於觀壯繆之矯矯者乎？若此者，豈真如汗德所云，實踐理性為宇宙人生之根本歟？抑與現在利己之世界相比較，而益使吾人興無涯之感也？則選擇戲曲小說之題目者，亦可以知所去取矣。

十七、

吾人謂戲曲小說家為專門之詩人，非謂其以文學為職業也。以文學為職業，餔錣的文學也。職業的文學家，以文學為生活；專門之文學家，為文學而生活。今餔錣的文學之途，蓋已開矣。吾寧聞征夫思婦之聲，而不屑使此等文學囂然污吾耳也。


本篇摘錄自：王國維著，傅傑編校：《王國維論學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七年，頁三七二至三七七。



＊跋記：

王國維在青年時期浸染西學，對於康德、叔本華的哲學理論尤其感興趣。在他們的哲學體系裡，美學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王國維也受到影響，寫下〈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和〈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等文章。文學作一種重要而悠久的美學形式，自然也在王國維的研究之列。

〈文學小言〉共十七則，一九零六年十二月刊登於《教育世界》上。在這些片斷裡，已經可以隱約看到王國維在文學研究方面的兩個基本路向。

首先是詞學。一九零八年，王國維開始在《國粹學報》發表《人間詞話》，至一九零九年全部刊畢，一九一零年結集出版。《詞話》一部分的觀點是在〈小言〉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

例如，〈小言〉第五則提到「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不可不歷三種之階級」的觀點，並引晏殊、歐陽修、辛棄疾三人詞作，以為形象的譬喻，即後來《詞話》的治學「三大境界」之說，僅文辭稍有修改，大意無異。

〈小言〉第十三則論文學盛衰之故，認為詩至唐中葉以後唱和之作氾濫，終失其真，至宋代則詞起而代之；南宋以降，詞作氾濫，故新體又出。《人間詞話》第五十四則也提到文學出現更迭的原因，是由於「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與〈小言〉的說法一致，只是《詞話》所舉列的文體變化的例子更詳密。

其次是曲學。一九零八年開始，王國維致力於戲曲研究，先後輯成《曲錄》六卷、《戲曲考原》一卷、《宋大曲考》一卷、《優語錄》二卷、《古戲腳色考》一卷、《曲調源流表》一卷，並校注《錄鬼簿》，在這些前期研究的基礎上，又撰成《宋元戲曲考》。

王氏對戲曲的興趣，在〈小言〉裡已經有跡可尋，儘管論述甚簡略：「元人雜劇，辭則美矣，然不知描寫人格為何事。至國朝之《桃花扇》，則有人格矣，然他戲曲則殊不稱是。」又：「《水滸傳》之寫魯智深，《桃花扇》之寫柳敬亭、蘇昆生，彼其所為，固毫無意義。然以其不顧一己之利害，故猶使吾人生無限之興味，發無限之尊敬，況於觀壯繆之矯矯者乎？若此者，豈真如汗德所云，實踐理性為宇宙人生之根本歟？抑與現在利己之世界相比較，而益使吾人興無涯之感也？則選擇戲曲小說之題目者，亦可以知所去取矣。」

事實上，在寫成〈文學小言〉的次年，即一九零七年，王國維發表了〈三十自序二〉，明確地提出他的治學興趣已經由哲學轉向文學，尤其上述對詞及戲曲的研究。不過，文學研究並沒有成為他終生的志業。一九一一年，王國維隨羅振玉東渡日本，開始將心力投入金石、經史、小學的研究。一九一三年撰成《宋元戲曲考》後，王國維幾乎再沒有撰寫文學研究的文章。一九一七年，王國維發表〈殷商制度論〉一文，這是他自一九一一年從事甲骨文及古史研究以來的經典之作。如果我們姑且將這一年視為他文學興趣完全息止的一年，那麼，他用在研究文學的時間，大約有十年之久。（如果以一九一三年為分水嶺，則王國維只花了六年在文學研究之上。）

寄蜉錄並跋於藏文小齋，時窗外雨聲綿綿，偶有驟風。八月十七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