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註腳趣史》是美國史家安東尼．格拉夫敦的一部著作。該著考察了史學註腳從17世紀的發源到19世紀成為職業史家的必要工具的過程。格拉夫敦本人的學術貢獻集中體現在對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知識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他在學術旨趣和方法上深受莫米利亞諾和潘諾夫斯基等學者的影響。近年來，他在西方史學界影響力的上升標誌著西方史學自身的轉向，而《註腳趣史》既體現了他的學術特色，也是他的影響由學術圈擴展到知識大眾的一部重要著作。該著的真正目的是要通過對史學註腳形成的討論來探討自17世紀以來西方史學的重要階段的特點。在追尋註腳形成的緣由時，該著著意避免目的論式的分析，同時挖掘大量被現代學術史忽略的人物及其貢獻，對不少重要的史家的史學特點也做了有價值的重估。該著提醒讀者，註腳和史學撰作的緊張關係源自於現代史學本身的特點和局限。
關鍵字：
註腳；安東尼．格拉夫敦；莫米利亞諾；古物研究者；文人共和國
今年春季見到的漢譯英文學術著作裡，有兩部令我印象深刻：一是張弢和王春華翻譯的安東尼．格拉夫敦（Anthony Grafton）的《註腳趣史》；[2]另一是馮克利和傅乾譯的波考克（J．G．A．Pocock）的《馬基雅維里時刻》（The Machiavellian Moment）。《註腳》篇幅雖不大，但翻譯的難度卻不小，據說這項工作是在很短時間內完成，瑕疵自然難免，但從譯文和校對的品質可以看出譯者和編輯工作的認真和出色。《註腳》的編後記裡將本人的推薦作為這個中譯本的緣起，實則我的意見對該書來說微不足道，不過該書的作者格拉夫敦倒是我比較熟悉的一位學者。1990年代伊始，我到普林斯頓求學，當時那裡的歷史系猶如滿天星斗，延續著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在美國歷史學界的霸主地位。僅就歐洲近代史領域而言，雖說勞倫斯．斯東（Lawrence Stone）和卡爾．蕭舒客（Carl E．Schorske）已退休，但娜塔麗．大衛斯（Natalie Z．Davis）和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依然能聳動學界的視聽。那時格拉夫敦已是資深教授，但在這一群學者中，他似乎仍只在行內備受尊敬，行外的聲名不算烜赫。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美國，相較於大行其道的標榜以人類學方法、下層視角和微觀分析為門徑的近代文化史，格拉夫敦擅長的從文藝復興到啟蒙時代的學術和知識史研究顯得過於專精、冷僻，甚至給人以掉書袋的感覺。我自然受此風氣影響，在讀博期間選擇去上了整整兩學期達恩頓的課，而從未旁聽格拉夫敦的講課。直到開始教書頭兩年，除了對他那一簇類似馬克思的鬍子印象深刻之外，可以說對格拉夫敦的學術脈絡並無瞭解。
但一切都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如今格拉夫敦已被視作當代美國史壇最具威望的史家之一，並且成為史學界乃至整個人文學界的重要代言人，針對來自美國四面八方的對高等人文教育的問難，他不遺餘力地捍衛人文研究的不可取代的意義。[3]他的史家兼人文學護教者（apologist）的地位持續至今，勢頭有增無減。其學術地位獲得更廣泛的認可尤可以從獲得巴贊獎（The Balzan
Prize）和當選為美國歷史協會（AHA）主席得到窺見。而我自己則隨學術趣味和視野的轉換，需要研讀他著作的機會也越來越多。我在普大任教的後幾年，他正好主持那裡的人文學委員會。我至少三次為舉辦學術會議尋求過他的支持（當然主要是求取經費），印象中他從未拒絕過我的請求。格拉夫敦頗重視東亞史的研究，我記得當年普大聘任艾爾曼教授，格拉夫敦也是有力的支持者。不過他在美國學術界乃至公眾視野中身份的轉化，也有其背景。1990年代中後期，挾帶炫目的歐陸理論而來的史學風尚的魔力明顯減退，美國史壇取向開始經歷一個由高明轉向沉潛的變化。就像以闡釋後現代史學理論著稱的蓋布瑞樂．斯碧戈爾（Gabrielle M．Spiegel）在2009年美國歷史協會的主席演講中提到的，始自六七十年代的語言學轉向影
格拉夫敦的背景，無論家庭還是學術，都不尋常。作為猶太後裔，他的祖父曾是沙皇的騎兵。而作為學者，他領域異常寬廣，但就核心而言，是以學術史和精英知識傳播史為重心的近代西方文化史。簡單來說，就是包括古典文化和基督教在內的知識系統在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世界裡，如何得到傳承、改造並在各領域內體現出來。從人文、宗教和科學的著述，到藝術與建築的實踐，再到閱讀的歷史和書籍的製作等等，都是這一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無疑也都是格拉夫敦關照的方面，因此說他是一位全能型的西方知識史的探究者並不為過。1960年代他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期間為了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而去倫敦瓦堡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從學於義大利史學大家莫米利亞諾（Arnaldo Momigliano），從此深受莫氏學風和學識規模的影響。學界一般視他為莫米利亞諾最出色的弟子之一。而我推測格拉夫敦心底裡的另一位偶像是藝術史家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用格拉夫敦本人對潘諾夫斯基的評價來說，也就是「從視覺材料到文獻，從文學到科學，從古典到巴羅克，他都能像芭蕾舞大師般輕鬆自如地把握」，或者「同時具有跳傘者的全域視野和松露採集者那種對細節的專注」。[5]格拉夫敦那種思想史、藝術史和科學史的奇特組合，其實也是典型的瓦堡學派的傳統。莫米利亞諾和潘諾夫斯基都是和瓦堡研究所關係密切的學者，因此格拉夫敦在精神資源和學術身份上和他們有許多契合之處。
真正奠定格拉夫敦學術地位的其實是他在博士論文基礎上完成的關於文藝復興後期歐洲的大學問家約瑟夫．斯卡利傑爾（Joseph Scaliger）的生平研究。不過對於一般知識大眾而言，他的學術開始為人所熟悉大概要從1996年《註腳》英文本的出版算起。這並非他撰寫的第一部面向廣大讀書人的作品，那一記錄似應屬於由他主撰的《新世界，古文本：傳統的威力與發現的震懾》（New Worlds，Ancient Texts：The Power of Tradition and the Shock of Discovery，1992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書。這是專為紐約公共圖書館一次大展而作，講述發現新大陸之後的兩個半世紀內，舊大陸的知識系統如何應對這一發現帶來的觀念上的衝擊和挑戰，新的知識體系又如何出現的故事。這是部有趣的著作，我個人甚至覺得比《註腳》易讀，也足以顯示格拉夫敦對文藝復興時代文獻和圖像的掌握之全面和運用之自如。但可能因為是配合展覽而作，讀書界對這部著作的反響不如《註腳》熱烈。
一部像《註腳》這樣內容有些深僻的學術書能受到那麼多的注意和好評，在美國並不多見。一如《新世界，古文本：傳統的威力與發現的震懾》，《註腳》顯示了作者學問的深廣和視角的獨特。寫作文字也是那種時而繁複，但卻總是明晰而冷靜的句式風格，間或冒出凝練的神來之筆。比如他講到文藝復興時期用拉丁文撰寫的人文主義史家雖仍崇尚古典的敘述模式，實際已開始注意檔案文獻的重要，評論說：
在一些均整的人文主義的經典史撰裡，有著如雲石一般熠熠生輝的不帶註腳的拉丁文，在用此構成的優雅的拱形壁龕裡，中古義大利和現代法蘭西的演說家突兀地口吐著西塞羅的圓周句，但在此之下卻是由檔案著錄和巨細靡遺而立場執著的詢訪構成的巨大花崗岩基礎。[6]
又比如他提到吉本對他那時代持怪異或狂熱觀念的教會史家和古物研究者的冷淡態度，形容吉本「用一股新古典主義輕蔑的北極寒風吹萎了他們對於過去進行想像性再創造的鮮嫩萌芽」。[7]但《註腳》不能算是一部輕鬆的讀物，尤其最後三章，細節和線索之多難免會考驗一般讀者的耐性。雖然苛刻的評論者會說這三章間或有過於追求細節的傾向，但總體來說這不是格拉夫敦的問題，而是這三章涉及的人物和著作即便對於瞭解近代西洋史學和文化的人來說也會顯得陌生，就好比討論中國現代學術的形成，卻從乾嘉的盧文弨、翁方綱和王鳴盛談起，甚至追溯到更早的呂大防和鄭樵等人的著述。但格拉夫敦能將這麼多頭緒整理得井井有條，正文的敘述交錯呼應，配合以內涵豐富的註腳。他在《註腳》裡讚揚蘭克的史學評論給人以「交響樂般的密度」的感覺，我認為《註腳》的論述也給人以類似的感覺。
《註腳》顧名思義自然是對註腳成長史的考察，但讀者首先需要瞭解的是，格拉夫敦關注的物件有寬狹兩個層面。所謂狹，是指他的物件基本只是史學註腳；所謂寬，是指在這一範圍的限定下，任何提供史學依據並加以批判和說明的方式都屬於探討的物件，這就涵蓋了正文以外各種形式的評注，包括格拉夫敦特別提及的蘭克擅長的附錄等形式。此外，中文世界的讀者容易被書的標題或開篇的議論誤導，以為這主要是談註腳作為一種輔助工具如何成為史學規範的過程。在首章部分，格拉夫敦確實生動地談到當代學者如何在註腳中上下其詞或選擇性引證，以此作為學術謀殺的伎倆。他特別提及兩個與普大歷史研究傳統密切相關的例子。一是曾任教普大的納粹史專家大衛．亞伯拉罕（David Abraham）抄襲杜撰史學證據的事件，另一是有關康托洛維奇撰寫的傳記《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傳奇。必須指出的是，在這一正一反的兩例中格拉夫敦本人就或明或暗地採用了選擇性引證的方式來施行他提到的那種學術謀殺。在亞伯拉罕的例子上，格拉夫敦雖然在《註腳》裡明確告訴讀者他和亞伯拉罕曾同事數年，但在正文和註腳裡對亞伯拉罕的主要指摘者耶魯史家亨利．特納（Henry Turner）卻公開揶揄。這可以看出他的同情在哪一邊。而隱晦的方式則表現在討論恩斯特．康托洛維奇（Ernst H．Kantorowicz）的著作上。中古史大家康托洛維奇的成名作是中古重要的神聖羅馬帝國君主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傳記。據說他先出版了不帶註腳的正文部分，結果其論點之新異引起德國學界對他學術水準的懷疑。面對洶洶而來之指控，康托洛維奇隨後「不慌不忙」地出版了內容詳贍的註腳部分，結果「秒殺」了他的批評者。這，當然是在我去上普大中古史家的讀書課時，那位老師第一時間用漫不經意的語氣告訴我的故事，因為他知道這種充滿正能量的故事必能激發我由崇拜而生嚮往中古史之心。納粹統治期間，康托洛維奇流亡美國，最終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紮下根來，和潘諾夫斯基等共同開創了一個美國的學術黃金時代，並完成了巨作《國王的雙體》（The King's Two Bodies）。他的這則故事於是成了普大歷史系的某種系訓傳奇。但恰恰在《註腳》問世前的幾年，任教於紐約大學的中古史家諾曼．坎拓（Norman F．Cantor）出版了暢銷一時的《發明中世紀》（Inventing the Middle Ages），裡面有專章討論康托洛維奇的事蹟和貢獻，也包括了上面這則故事。但坎拓對康托洛維奇頗有揶揄，且指控康托洛維奇有支持納粹理念之嫌。這一指控引起史學界不少學者的不滿，並引證事實加以反駁。坎拓原來在美國歐洲中古史大家約瑟夫．斯特瑞耶（Joseph Strayer）門下受業並一度在普大歷史系任教，被視為斯氏的繼承人，但他後來未能在普大獲得終身教職，從此對普大歷史系非常不滿。雖然他著述豐碩，卻是頗為主觀的史家。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格拉夫敦在談到康托洛維奇時，在註腳裡卻隻字不提《發明中世紀》。正是用這種忽略的手法，格拉夫敦在更公允的評說康托洛維奇著作引發的爭議之餘，也暗示了他對坎拓學問的不屑。[8]
《註腳》一書的真正目的，或者說真正貢獻，不在於告訴我們註腳的出現是西方史學職業化的標識，或者註腳本身如何淪為學術政治的工具，這些早已是西方學術從業者的常識。《註腳》剛出，劍橋研究書籍史的名家大衛．麥基特瑞克（David Mckitterick）就在《紐約時報》的書評裡說，註腳真正重要的意義並不在於用來堵住批評者的嘴，也不是顯擺作者的博學，而是使作者的論述獲得延伸。[9]在《註腳》裡，格拉夫敦講述給讀者聽的正是一個這樣的故事，只是情節要比我們的預期曲折複雜得多。這是一個從16世紀後期到蘭克時代為止，史家如何通過註腳的運用方式來做出史學風格和理念上種種抉擇的故事，目的或是為了建立或捍衛歷史知識的權威性，或是為了回應他們所面對的史學傳統，而他們做出這些抉擇的同時也確立了西方史學的研究方向和手段。格拉夫敦用一種既同情又時而反諷的筆調來描述出形形色色的現代史學先驅者如何讓註腳扮演了多變的角色。他告訴我們近代史學的淵源，特別是其技術手段，早在蘭克時代以前就已臻成熟。這些手段往往發源於意想不到的角落和群體。不少在現代學術系譜中不再被津津樂道的人物，比如皮埃爾．培爾（Pierre Bayle）、讓．勒克賴爾（Jean Le Clerc）、尤斯圖斯．默澤（Justus Möser），都曾起過關鍵的作用。史學撰作就其目的、風格與手段的使用而言，新與舊之間也很難說有截然的分界。格拉夫敦曾概括莫米利亞諾的一個基本論點，即前批判性史學（pre-critical history）階段的學者不僅創造了史學新傳統，而且還製作了諸多工具，仍為屬於批判性史學階段的現代史家沿用。[10]格拉夫敦在《註腳》中無疑延續了莫米利亞諾的這一看法，強調早在高度職業化的現代史學出現以前，史學的類型和風格就已非常多樣，只是「在近代早期的歐洲又找到了新的傳人，煥發了新的生命力」。
在《註腳》第一章裡，格拉夫敦提醒讀者不能將當代史學實踐中習以為常的那種例行公事式的腳注和歷史上註腳對史學做出的貢獻混為一談。他的興趣不僅在於具體探討這類貢獻，還在於找出史學註腳起源的精確的時間和空間點。所以他一開始就把西方古代便出現了的「文法家的注疏」、「神學家的隱喻」和「語文學家的校訂」，乃至文藝復興時期作家給自己著作所寫的評注等形式和現代史學的註腳區分開來，後者的誕生標誌著史家在某時、某地出於某種原因「採取了專屬於他們的敘述格局的現代形式」。或者說這是一種雙重敘述的模式，正文部分是史家憑藉史料和史觀熔鑄而成的敘述，註腳部分則討論證據的來源和史學價值。在接下來的六章裡，格拉夫敦將目光集中在三個特徵明顯的階段，即以古物研究者和教會史家為代表的16世紀和17世紀，以博學派和哲學派史家為代表的18世紀，和以蘭克等職業史家為代表的19世紀。但他的敘述模式卻是由19世紀回溯到17世紀甚至更早。此種模式的選擇顯然不是無意的。我認為這既不是為了增加讀者的好奇心，也不是所謂倒放電影，而是要避免一種現代史學反對的目的論式（teleological）的分析。也就是說，在蘭克時代獲得定型的現代史學註腳形式，其成立過程其實充滿了不確定性和令人意想不到的緣由，越往前推，讀者會發現其頭緒越發紛繁，而這些頭緒都以某種方式對註腳的成型產生過影響，所以不存在一個生物進化論般的線性過程。第一章的英文標題是The Origin of a Species，正是套用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的英文標題The Origin of Species。[11]但格拉夫敦的倒敘結構實際提示這一人文學的物種的形成並非如達爾文筆下的物種起源那般簡單。
《註腳》用了兩章的篇幅來討論蘭克對註腳的運用，實際是關於蘭克及其史學的全面評述。多年前筆者剛讀《註腳》時，第一印象就是為格拉夫敦筆下的蘭克所吸引，深感這是讀過的關於蘭克史學撰述的最精彩的勾勒。約翰．布勞（John Burrow）是對思想史家昆汀．斯金納（Quentin Skinner）影響甚大的劍橋史家，他生前最後一部名作《史撰之史》（A History of Histories：Epics，Chronicles，Romances and Inquiries from Herodotus and Thucydide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特別指出《註腳》從文藝復興和18世紀學術的視角對蘭克作了甚為卓越的評述。[12]《註腳》第二章標題是「科學化史學的一則注腳」，實際是對蘭克史學特徵的厘清，也是對蘭克建立了科學化史學這一通識的顛覆。格拉夫敦筆下的蘭克是複數的蘭克，而非人們津津樂道的「史學即史料學」的單數的蘭克。講述的是史學實踐中富有激情的蘭克，而非後代史家心目中形象刻板的蘭克。
格拉夫敦告訴我們，新方法的奠基者和偉大的實踐者常常會有意無意地壓抑他們自己的歷史記憶，會過於強調他們的開拓之功，蘭克就屬於這種情況。蘭克在史料檢驗（Quellenforschung）等方面的貢獻常被他自己和他的追隨仰慕者誇大了。在這一點上我們甚至不能過於信任蘭克本人「對他所從事學科的發展史的描述」，因為「蘭克講述自己的歷史，是為了增強他自己所從事的那類歷史研究在技術上和情感上的吸引力，而不是對史學的發展史作全面而翔實的描述」。就是因為蘭克的權威地位，所以他宣稱自己在史學方法上的獨創性很晚才遭到學界的批判審視。[13]蘭克的史學源泉來自多方，從18世紀的史家到比他長一輩的尼布林（Barthold Georg Niebuhr）和赫曼（Gottfried Hermann），對蘭克的史料批判意識和史學撰寫手法都產生過重大影響。當然格拉夫敦並非第一個指出蘭克在史料批判方面的繼承性，格奧爾格．G．伊格斯（Georg G．Iggers），甚至更早的安東萬．基揚（Antoine Guiland）和赫伯特．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都曾得到類似的結論。格拉夫敦的貢獻在於從史撰的角度對蘭克的學術特徵和變化做了更加細膩和令人信服的說明。
格拉夫敦集中分析了史學評注在蘭克史學中的作用。蘭克並非從其史學生涯的一開始就強調注釋的必要性，他也並不總是認為注釋的存在是天經地義的。蘭克清醒認識到註腳與史學敘述之間存在著緊張關係。即便在他學術的成熟期，他的史學旨趣仍舊和古典傳統十分接近，即追求敘述的完整性，並且注重文字的感染力（雖然在後面這點上蘭克的崇拜者阿克頓勳爵並不以為然），為此蘭克有時甚至不惜以犧牲註腳為代價。但格拉夫敦提出了一個值得重視的觀點：作為一種形式的史學評注固然在蘭克之前已臻於純熟，但蘭克之所以能贏得他那新史學宗師的地位，相比於他「迷人的文風和深奧的史學思想」等因素，他在運用註腳中體現出來的「修辭魅力」（rhetoric appeal）更為關鍵。什麼才是通過註腳體現「修辭魅力」？我的理解是這並不是指蘭克通過註腳告訴他的讀者他依據的是何種史料，其價值如何，而是指蘭克能將註腳和敘述有機結合在一起，也就是格拉夫敦描述的蘭克「將文獻的滋味與紋理帶入自己的敘述中去」。格拉夫敦舉了一個例子，就是蘭克在《教皇史》第四卷中利用帳簿、使節的報告和教宗日記等材料來描寫一位簡樸、固執、果斷的方濟各修士——後來的教宗西斯都五世，並再現羅馬天主教節日慶典的華麗場景。這使蘭克的著作本身給人一種親歷般的震撼力，也成為類似於檔案的文本。在《註腳》的作者看來，蘭克史學的威力不在於通過註腳來顯示材料的充分，或在註腳中體現如何「科學地」運用史料，而在於通過對註腳的巧妙運用構建起史學敘述的大廈。
既然對格拉夫敦而言，蘭克並非現代史學註腳模式的創立者，他的考察物件便轉向了18世紀。第四章的副標題是「一段啟蒙時代的插曲」，格拉夫敦對18世紀史學註腳的討論在全書中也像一段插曲，這倒不是說這一時期只有過渡的意義，而是這一時期的史學已有不少精彩的研究在先，格氏的工作主要還是對已有成果的吸取概括，間或分享自己的創獲。約翰．布勞說，誇大19世紀史學革命的後果就是造成了現代學者對16世紀、17世紀學術創造性貢獻的懵懂無知和對18世紀史學的系統性貶抑。[14]這種傾向經過莫米利亞諾等人的努力已經得到了糾正。格拉夫敦對18世紀史學的描述大體延續了當年莫米利亞諾經典研究的路數，有十分積極的評價，認為當時的史學多元而豐富，是一個「博學的文獻收藏家和破除對傳統史書之迷信的批評家們，與對社會和文化的發展進行哲學性思考的有學之士共存」的時代。對註腳的不同態度最能體現這種豐富性。格拉夫敦認為註腳作為一種規範已經在18世紀的史撰中蔓延開來，文獻的系統引證也越來越普遍，這在英國史家中尤其常見。比如吉本和他的批評者都「含蓄地接受，注釋為檢驗一位歷史學家在考證方面的專業能力提供了測試手段」。但像伏爾泰這樣重要的啟蒙史家卻對代表技術層面的註腳不予重視，原因在於伏爾泰在探討有關氣候和社會等因素對歷史發展的作用時，註腳成了絆腳石，因為那些闡釋性的「魅力四射」新史觀，在當時的工具條件下是無法通過精密運用資料的方法來推衍的。所以註腳的應用一方面和歷史敘事的構建產生了緊張關係，一方面也和宏大甚至帶有玄想性質的史學推論產生衝突。
格拉夫敦指出，註腳的運用在18世紀得以極速成長，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啟蒙哲人對沙龍中的有閑階層傳授新觀念時，註腳成了有效的輔助。無論在文學還是史學領域，通過對注釋的批判來達到摧毀對手的學術信譽也成為一時風尚。有名的例子之一就是牛津的一位大衛斯先生（Mr．Davis）對《羅馬帝國衰亡史》的注釋的挑刺。18世紀的史家中，吉本無疑是最為傑出的，而註腳在吉本史學作品中的功用也早有包騷客（Glen W．Bowersock）的詳盡探討在前。[15]格拉夫敦在這方面未見得有後來居上。即便是對吉本史學的整體判斷，格氏亦遵循莫米利亞諾定下的基調。照後者的看法，與其說吉本開創了新的史學風格，毋寧說他是將18世紀的史學中看似對立的兩大取向結合到了一起，即同時具備了古物研究家的淵博與哲學派史家的深思和雄辯。[16]《註腳》在支持這一論斷的同時，倒是指出這種史學組合並非吉本所獨有，日爾曼傳統下的尤斯圖斯．默澤是一位有類似特點的史家，只是鋒芒和知名度不如吉本而已。不過需要提到的是，默澤在史學史和思想史上重要性早有他的同胞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詳盡闡述，格拉夫敦從史學工作的角度對默澤的補充甚有價值，但是《註腳》認為默澤在哲學思辨方面遜色於吉本則學界未必都能同意。[17]
格拉夫敦對史學註腳形成的考察最後聚焦於16世紀、17世紀。這無疑是格拉夫敦最有發言權的領域。《註腳》在討論蘭克時，已經提到「整個十七世紀，歷史研究成為了傳統方法與新方法產生相互碰撞和衝突的諸多領域之一」。格氏在《註腳》之後出版的《史學前史》（What Was History）一書裡，對17世紀史學中的那種「巨獸角力」般的衝突有更為全面的闡述。在17世紀，以語文學為基礎的文獻批判和史料考訂開始施展出前所未有的力量，也是在這一環節，格拉夫敦找到了現代註腳的直接起源，但與這起源有關的人物則形形色色，包括人文主義學者、教會史家和被稱為古物研究者（antiquarians）的群體。《註腳》的最後三章就是從文獻徵引和註腳成立的角度對這些學者的工作加以考察。其中第六章是全書中篇幅最長的一章，而且有個奇特標題「教會史學家和古物研究者螞蟻般的勞作」。所謂古物研究者，其實和中國古代的呂大臨、馬端臨乃至錢大昕之類的學者在旨趣和方法上頗為相類。對於古物研究者在西洋史學上的意義和貢獻，莫米利亞諾的討論最為精闢。那些學問看似冷僻專狹、沉溺於搜求古物古文獻的人物，經莫米利亞諾的挖掘分析，已被視為現代西方史學的重要先驅，他們的特色也就像格拉夫敦在別處概括的那樣：「在方法上極度現代，而在無盡而難獲的殘簡斷片的追尋上永懷憂鬱之心」。[18]格拉夫敦的描述也再度證實古物研究者除了勤勉和淵博之外，對引證方法和文獻考訂等法則的確立功莫大焉。如果說莫米利亞諾的卓越貢獻是開掘出古物研究者在史學史上的意義，那麼格拉夫敦相對應的貢獻可說是對16世紀晚期至18世紀的文人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的學術工作的考究。[19]《註腳》最後三章中對人文主義學者和古物研究者的討論，無論是德圖還是基歇爾或培爾，都在這個脈絡裡展開。
文人共和國是以通訊方式組成的一個跨越歐洲的學術文化共同體，這群對知識孜孜以求且精力旺盛的學者，大部分是胡格諾教徒，但也包括耶穌會士等天主教人士。他們涉獵的範圍涵蓋了文獻學、語文學、博物學、年代學、自然科學等多方面。這一群體通過書簡來交換意見、分享成果和相互聲援，並以魯汶、萊頓、鹿特丹、巴黎、倫敦、布拉格、羅馬等大都市為據點來傳播他們的聲音。格拉夫敦從學術角度對這一現象的研究使我們不得不重新認識宗教改革到啟蒙運動時期的文化。尤其在17世紀這一政治專制與宗教對立的嚴酷時代，文人共和國成員遵奉的知識上的平等開放和精神上的容忍隱然為未來投射出了光芒，而他們建立的龐大的知識網路和18世紀後形成的西方知識體系有千絲萬縷的聯繫。[20]正因為有這樣的交流系統存在，使得17世紀在文獻資料的搜集和知識的分享等方面遠較之前容易。照格拉夫敦的描述，文人共和國中的一些領袖人物吞噬知識的能力猶如巨獸，仿佛恐龍一般主宰著他們心目中的文明世界。史學只是他們掌控的學術版圖中的一小塊。他們中有些重要代表的史學貢獻為人熟知，比如吉本，有些卻為人所遺忘，比如如今被視為大哲學家和數學家的萊布尼茨，實際也是傑出的史學編纂家。而《註腳》第六章中反復提及的耶穌會士阿塔納休斯．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不僅是格拉夫敦所形容的那種文人共和國的知識巨獸，更是一個異形的巨獸，因為他的學術興趣遠遠邁出了西方和人文的範圍，而且新舊糅雜，不可方物。最近的一篇妙趣橫生的文章裡，女史家寶拉．芬德琳（Paula Findlen）甚至形容基歇爾是「一人組成的高等研究院」。[21]
在第六章，格拉夫敦詳細討論了文獻徵引如何成為17世紀史學工作的常態，其解釋經常出人意料。比如，強調在文獻彙編和徵引的基礎上撰寫自身的歷史是西方基督教會的一個悠久的傳統。這種文獻徵引的形式原本並非出於學術上的考慮，而是出於護教的目的。但這一傳統在17世紀的教會史家那裡獲得了新的生命。在這天主教與新教鬥爭白熱化的時代，雙方都試圖通過文獻的搜集、編纂和引證來捍衛自身立場，求得所謂歷史的「真相」，於是教會史家成了追求學問的急先鋒。而當知識的原始積累到達一定程度，便「逐漸讓位於分析和專注研究的時代」，也就是注重「明確地引用和分析歷史證據」，雖然這種引用和分析常帶有預設的目的，證據的擇取也時常不客觀，但當時的學者已經開始認識到，歷史敘述的可信性需要通過史料考證來說明，而不是像以往訴諸修辭手段就可以解決。基歇爾有些規模浩大的學術工作就是在這一背景下進行。而他的對立面、加爾文派的大學者伊薩克．卡索邦（Isaac Casaubon）在這些方面也絲毫不差。和教會史家的工作重疊或平行的是古物研究者的工作，源自於古典時代的古物研究「在14、15世紀抽出新芽，在16、17世紀怒放」。古物研究者對文獻性質的敏感在增強，同時對錢幣和銘文等物質的研究造就了視覺上的敏感。雖然他們的工作後來遭致吉本那樣的史家時不時的嘲諷，實際卻為吉本提供了如何解讀和利用史料的有效方法。
如果註腳的實質在於提供並分析史學證據，那麼，17世紀的教會史家和古物研究者的工作可說已經具有了這種特徵，但註腳本身還是一種特殊的形式，只有採用了這種形式，註腳才可以說是真正地誕生了。這種形式出現在皮埃爾．培爾等人的著作裡，出現的原因卻更令人意想不到。整個17世紀，學者除了面對來自於宗教和政治的壓力，還要面對各種新思潮的衝擊。古人和古典的權威不斷被這些新思潮削弱甚至摧毀，其中笛卡爾對歷史知識的有用性和可信性的批判尤其致命，直接危及歷史學的存在合法性。今天我們或許將註腳看作學術可靠性的一種自然的表現方式，但在17世紀晚期，註腳卻是以一種形式主義的姿態出現，這種形式主義的靈感恰恰來自於對手笛卡爾哲學的邏輯演繹方式，目的是要證明歷史知識也具有恆常的意義。培爾這樣的歷史學知識的捍衛者創制出雙重敘事這一形式，「使每個論點都清清楚楚地緊隨所有相關證據而生」，在他看來，引用的形式和內容同樣重要。培爾等人的努力說明史學危機和邁向「科學化」的步伐早在17世紀晚期就出現了。有趣的是，培爾自己最有名的著作《歷史與批評辭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卻是歷史懷疑主義的極致———以注釋的形式來顛覆古典的權威。總之到了17世紀末，史學註腳的重要性已經不言而喻。勒克賴爾那樣的學者不僅視註腳為歷史學批判理性的標誌，還將這種認識體現在寫作註腳的具體方案中，並在作者和出版界的配合下，最終落實到書籍的圖版上，於是接近現代形式的史學註腳誕生了。
至此，格拉夫敦對註腳形成史的考察告一段落，那是層段積累而造成的歷史，充滿了不確定的人為因素，但這些人為的因素又和近代西方不同階段的豐富的文化背景密切相關。註腳史的考察不僅成了理解西方史學重要人物的學術脈絡和個人旨趣的途徑，也成了理解存在於歷史書寫本身的種種緊張關係的鑰匙。格拉夫敦反對將註腳成長的過程純然看作福柯式的權力運用的結果，而回歸莫米利亞諾提倡的重視學術史上個人的作用。他研究的雖然是西方史學中註腳的演變，對於我們重新審視近代的中國史學與西洋漢學的學術淵源也具有參照價值。比如西洋漢學中以註腳見長的伯希和等人，看來繼承的並非是蘭克等職業史家的風格，而更接近17世紀以來古物研究者的傳統。同樣當塵埃落定，註腳作為一種必要的學術手段全面登場時，註腳和史學書寫之間存在的內在緊張卻並未消失，這種內在緊張曾經困擾過蘭克、尼布林、吉本甚至文藝復興時期的史家，今後依然會困擾具有反省能力的史家，因為這一問題並不只是技術性的，而是淵源於史學書寫自身的特點和局限。格拉夫敦討論的重點雖然是註腳，但終極關懷無疑是在史學文本和史學書寫。現代史學演進的方向固然是越來越技術化和嚴謹化，註腳功能日益強化是這一過程最明顯的標誌，但史學作品終究不是純技術化的產物，註腳也只能嚴守其輔助的地位。這讓我想起以前寫博士論文時，有時純粹為了要顯示自己讀書仔細而在無關緊要的註腳上花費精力。余英時先生注意到了，便提醒我說，學術論著關鍵還是在於論述本身的原創性，註腳畢竟是次要的。他特別引用了一則真實的趣事來說明這一觀點。有一群牛津的老教授在看巨星亨弗萊．鮑嘉（Humphrey Bogart）演的一部片子，突然對其中的一句臺詞擊節稱賞，原來鮑嘉對人說：「把正文給我，別管註腳！」（Give me the text，forget about the footnotes！）
本文摘錄自：《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第29卷），頁96-103。
原文註釋：
[2] 參見Anthony
Grafton, The Footnote: A Curious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漢譯本《註腳趣史》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2014 年。本文所引《註腳趣史》的文字，一般採用張弢、王春華的譯本，若和漢譯本不同，則會加以特別說明。以下該書簡稱《註腳》。
[3] 2011年1月格拉夫敦當選美國歷史協會主席，不久即在該協會刊物Perspectives on History
上發表他的就職演講〈論被圍剿中之歷史學科〉（History
under Attack），對歷史學科在美國高等教育中的價值做了有力的辯護。該文鏈接為：http://www.historians.org/publications-and-directories /perspectives-on-history/january-2011/history-under-attack。
[4] 參見Gabrielle M．Spiegel, The Task of the Historian,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Presidential Address, 2009。
[5] Anthony Grafton, Panofsky, Alberti, and the Ancient World, Bring
out Your Dead: the Past as Revel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1-22.
[8] 格拉夫敦在《註腳》第一章裡說得很直接：「註腳提到某某，忽略某某都是一種表達。這種忽略某位學者或者某部著作的作法相當於一則敵對聲明，或除憶詛咒〔damnatio memoriae］」，參見Anthony Crafton, The Footnote: A Curious History, p. 9，漢譯第9頁。
[10] 參見Anthony
Grafton, Momigliano's Method and the Warburg Institute, Worlds Made by Word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40。格拉夫敦在《註腳》裡也重申了這一論點，見該著p. 147，漢譯第193 頁。漢譯將「pre-critical」和「critical」譯作「前考證的」和「考證」。
[12] 參見John Burrow, A
History of Histories: Epics, Chronicles, Romances and Inquiries from Herodotus
and Thucydide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Alfred A. Knopf, 2009, p. 497。
[14] 參見John Burrow, A
History of Histories: Epics, Chronicles, Romances and Inquiries from Herodotus
and Thucydide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437。
[15] 參見Glen W. Bowersock,
The Art of the Footnote, The American Scholar, 53, Winter, 1983-1984, 5, pp. 4-62。
[16] 參見Arnaldo
Momigliano, Gibbon'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Method,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Harper Torchbooks, 1966, pp. 40-55。
[17] 參見Friedrich
Meinecke, 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漢譯《歷史主義的興起》，陸月宏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年，第282-332頁。另外《註腳趣史》的漢譯本將原文第104頁中的"Consider a writer far less
philosophic - and even in Germany far less famous - than Gibbon" 譯成「讓我們來觀察一位遠不如吉本那麼善於哲思的作者———此人即便在德國也不怎麼知名」，不妥，這裡格拉夫敦只是說默澤即便在德國也遠不如吉本知名度高而已。
[18] Anthony Grafton, The Universal Language: Splendors and Sorrows of
Latin in the Modern World, Worlds Made by Words, p. 137.
[19] 格拉夫敦在美國歷史協會2012 年會上的主席發言就是以移民北美的17 世紀至18 世紀著名德裔文人Francis Daniel Pastorius及其時代的北美殖民時期文人共和國為主題，見The Republic of Letters in the American Colonies: Francis Daniel
Pastorius Makes a Notebook,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2012。
[21] Paula Findlen, Kircher's Cosmos: On Athanasius Kircher, The Nation,
April 3,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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