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敏：〈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緣起〉

摘要：

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原為清廷內閣大庫的一部分，宣統元年大庫整修始被移出，險因「無用」而遭火焚，幸遇羅振玉等人搶救，得以暫時免厄。民國十年，歷史博物館又將其售予同懋增紙店而淪為再造紙，經羅振玉再次購回，復轉賣藏書家李盛鐸，最後在傅斯年先生的奔走下，於民國十八年自李盛鐸處購得。此後為避戰火，曾遷南京、長沙、桂林、昆明、李莊等地，最後來到臺灣。

關鍵字：

內閣大庫檔案、八千麻袋、羅振玉、徐中舒

壹、前言

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提供了明清兩代一段鮮活的歷史材料。這批檔案自離開塵封數百年的清廷內閣大庫，到達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前，經歷了一段頗為曲折離奇的過程。先是險遭火焚之厄，繼有淪為再造紙之難，接著數度易手轉讓。其後為避戰火，由北往南、從南返北，遊歷了數個省份，最終遠渡重洋跨海來到臺灣。它穿過麻袋衣，擠過鐵皮箱、大木箱，乘過火車，坐過大船。這一段驚心動魄的旅程，隨著時代久遠，恐被人遺忘湮沒，適逢史語所成立八十周年紀念，特撰文記之。

貳、內閣大庫檔案何以流出

光緒三十四年冬（1908），光緒皇帝、慈禧太后相繼崩殂，立溥儀為嗣，將於十一月初九日即位，此時醇王攝政，想利用舊檔，因此命閣臣於大庫中尋找清初攝政典禮舊檔。無奈在堆積如山的檔案裏遍尋不著，也就怪罪起這些舊檔來，說它無用，應當焚燬。事實上，是要免去日後再要下令檢視舊檔的麻煩。當時羅振玉任學部參事，是實際的見證者，他在《集蓼編》裏詳細說道：

當戊申冬，今上嗣位，醇邸攝政。令內閣于大庫檢國初時攝政典禮舊檔。閣臣檢之不得，因奏庫中無用舊檔太多，請焚燬，得旨允行。翰苑諸臣因至大庫求本人試策，及本朝名人試策。偶於殘書中，得宋人玉牒寫本殘頁。海章檢討梫影照分饋同好，並呈文襄及榮公。一日榮相延文襄午飲，命予作陪。文襄詢予何以大庫有宋玉牒？予對以此即《宋史藝文志》之《仙源集慶錄》、《宗藩慶系錄》。南宋亡，元代試行海運，先運臨安國子監藏書，故此書得至燕。且據前人考明代文淵閣並無其地，所謂文淵閣即今內閣大庫。現既於大庫得此二書，則此外藏書必多，盍以是詢之閣僚乎？文襄聞予言，欣然，歸以詢，果如予言。但閣僚謂皆殘破無用者。予亟以《文淵閣書目》進，且告文襄，謂雖殘破，亦應整理保存。大庫既不能容，何不奏請歸部，將來貯之圖書館乎？文襄俞焉，乃具奏歸部，奏中且言片紙隻字不得遺棄。因委吳縣曹舍人元忠，寶應劉舍人啟瑞司整理。命予時至內閣相助。（註1）

由上可知，這些閣臣只是虛應了事，連有珍貴之宋本都不知，幸得羅振玉的努力，亟請軍機大臣管學部張之洞具奏歸部，將來貯諸圖書館，這些典籍、史料得以暫時免厄，然其多舛之命運未此停歇。一日，羅振玉至東頭屋，竟發現清初數十大軸的地圖被當成廢物要焚燬，急電張之洞，立即請人運至學部。這其間，被認為無用私自運出的不知多少？之後他又到內閣視察書庫，見庭中堆積的紅本題本像山丘一樣高，他說：

隨手取二束觀之，一為陽湖管公幹貞任漕督時奏，一為阿文成公用兵時奏。詢何以積庭中，始知即奏請焚燬物也。私意此皆重要史稿，不應燬棄。歸部為侍郎寶公熙言之，請公白文襄。寶公謂已奏准焚燬，有難色。強之，允以予言上陳。及告文襄，文襄韙予請，然亦以經奏准為慮。低回久之曰，可告羅參事，速設法移入部中，但不得漏於外間。（註2）

羅振玉的堅持果然奏效，張之洞竟允許他儘速移走。然而搬遷又是一頭痛問題，光是裝箱就需五、六千個木箱，得花上一筆龐大的費用，於是想到用破了小洞不能裝米的麻袋，價格只有木箱的十分之一，因此裝了八千麻袋陸續移至學部。但是因為地方不夠貯放，又移國子監南學敬一亭。（註3）

當時王國維與羅振玉往來密切，對於這批檔案的經歷，亦有相關之記載，見於他的〈庫書樓記〉：

宣統元年，大庫屋壞，有事繕完，乃暫移於文華殿之兩廡。地隘不足容，其露積庫垣內者尚半，外廷始稍稍知之。時南皮張文襄公方以大學士軍機大臣管學部事，奏請以閣中所藏四朝書籍，設學部京師圖書館。其案卷，則閣議概以舊檔無用，奏請焚燬，已得俞旨矣。適上虞羅叔言參事以學部屬官赴內閣，參與交割事。見庫垣中文籍山積，皆奏准焚燬之物。偶抽一束觀之，則管制府幹貞督漕時奏摺。又取觀他束，則文成公阿桂征金川時所奏。皆當時歲終繳進之本，排比月日，具有次第。乃亟請於文襄，罷焚燬之舉，而以其物歸學部，藏諸國子監之南學。其歷科殿試卷，則藏諸學部大堂之後樓。（註4）

二者所述並不相同，按照羅振玉的說法，奏請焚檔乃因閣臣至大庫檢檔不得而起，事在宣統登極之前。而王國維僅說宣統元年（1909）大庫屋壞，張之洞奏請將閣中所藏四朝書籍，設學部京師圖書館，而移出之案卷已經閣議「舊檔無用」，奏請焚檔得旨。一般皆採王國維的說法，係因徐中舒先生在主持整理檔案期間，所發表〈內閣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一文之引述，反忽略羅振玉親身參與之事實。（註5）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至今仍有不少人誤解為張之洞奏請焚檔。事實上，仔細分辨王國維所述，其言早在張之洞奏請設立學部京師圖書館時，就已「閣議概以舊檔無用，奏請焚燬，已得俞旨矣。」因此，參照羅振玉的說法，應是檢檔不得之閣臣，張之洞反而是搶救檔案的功臣之一。當羅振玉發現已得旨應焚之史稿極具價值，堅請保存時，張之洞「低回久之」，其實他是陷於兩難。若其畏事，便可斷然回絕，未料他竟允諾，並要羅振玉「速設法移入部中，不得漏于外間」，多數學者只將搶救檔案之功勞歸於羅振玉，未見公允。

參、再次變賣的劫難

這批檔案靜靜地放置在國子監南學敬一亭一段時日。民國五年，教育部歷史博物館成立，於是將敬一亭的檔案，以及存放在學部大堂後樓的試卷，一併移於端門。僅擇其中比較完整的存於午門樓上，其餘仍裝入麻袋。（註6）然而這段期間是如何整理的？據李光濤訪得當時參與的工友佟榮說：

當初這些東西從麻袋裏倒出來的情形大概都是整大捆的居多，這樣的自然也用不著什麼整理，只須將一捆捆的提出來堆在一起便算了事。最奇怪的，就是當時整理的工友也不知道是奉到什麼人的命令，大家都一致認真的在塵埃和亂紙中拚命的去找宋版書，當然，工友們也不是版本家，宋版不宋版全無分別，但是只要能夠找出書冊一本，便會現金交易，立時賞以銅元四十大枚（等於銀元二角），其餘的亂紙自然也就視同廢紙了。（註7）

因此，這也算不上整理，只是粗分有無價值而已。豈料這一分，竟造成日後顛沛流離的命運。民國十年，歷史博物館因經費短絀，將大部分認為無價值的檔案售給同懋增紙店。據羅振玉的好友金梁說，售給同懋增紙店的是八千麻袋（詳下），王國維卻說「其數以麻帒袋計者九千，以斤計者十有五萬，得銀幣四千圓，時辛酉冬日也。」（註8）然而傅斯年先生在寫給蔡元培先生的信中提到：「此七千麻袋檔案本是馬隣翼時代由歷史博物館賣出，北大所得，乃一甚小部分，其大部分即此七千袋。」（註9）為什麼三人的說法不同？原來這八千麻袋並未全部售出，當北京大學聽到歷史博物館將檔案售予紙商，羅氏轉而買回的消息時，即請求政府將未售出存於博物館的檔案撥歸北大代為整理，共六十二箱又一千五百零二麻袋。（註10）以此反推，售於同懋增紙店的袋數，應以傅斯年先生所說的七千麻袋較為接近。何況後來史語所購得十二萬斤，整理未上架仍裝入一千二百餘麻袋，估重四萬斤。（註11）那麼，實際上史語所購得的十二萬斤檔案，也不到五千麻袋，照此推算，當初售給同懋增紙店十五萬斤，不超過七千麻袋，因此八千、九千之數皆太多了。

羅振玉再度搶救檔案，要歸功於金梁的追蹤了。他在〈內閣大庫檔案訪求記〉裏說：

壬戌春，有持硃筆抄諭題本之類，詣梁求售。審係大庫存件，詢其來處，堅不肯言，亟以重價餌之。寶沈庵宮保亦見數紙。梁展轉訪求，終不可得。後忽憶前數年，在悅古齋主人韓某處，曾購題本經筵講義、高宗硃筆批改、聯語等件，亦大庫物。立往訪韓，竟能知其詳。謂同懋增紙店實購自歷史博物館，八千袋，費四千金，將運往定興縣紙坊，重造紙料。聞之大驚，乃定期約雪堂沈盦偕往同懋增，則謂車運造紙，已過半矣。僅檢留數袋，立許五百金歸，並囑速追餘件，當三倍其原值酬之。往返兼旬，居然陸續運還，堆置彰儀門貨棧三十餘屋，連前後五院，露積均滿，高與簷齊。即付價萬二千金。寄存商品陳列所大樓，延招十餘人排日檢視，頗多珍異之件。（註12）

金梁鍥而不捨，終於查出這批檔案是賣給同懋增紙店，又約同羅振玉等人迅速前往搶救，終以三倍之價挽回，堆置彰儀門貨棧，後又寄存於商品陳列所大樓。然而在整理檔案期間，商部忽然要收回房子，勒令全部移出，羅振玉只好另租善果寺餘屋，連夜遷入。據徐中舒說，同懋增紙店買得檔案後，用火車分運定興、唐山兩處，待羅振玉買回之時，在定興的檔案運回北平，即是存放在善果寺餘屋的這批，而唐山的檔案運回天津，另闢庫書樓藏之。（註13）羅振玉之子羅福頤曾跟隨其父親手檢理，關於買回檔案這段時間的整理，記載如下：

先君曾延招十數人，排日檢視，大致分類，題本賀表書籍之類。方開十數包，以宅津沽，舊檔存故都，究不便，乃運一小部分至津，河北京旗生計維持會博愛工廠中，集同人整理。月餘所得以題本為多。乃擇其關于明清史尤重者，為《史料叢刊初編》。（註14）

此說與徐中舒〈內閣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一文所述不同，其言：

羅氏當定興縣檔案運平寄存商品陳列所大樓時，也曾延招十餘人排日檢視，計解散八十餘包，以商部索還商品陳列所大樓而止。天津庫書樓檔案，羅氏也略略檢理了一點，因就兩處所得印為《史料叢刊初編》十冊。（註15）

羅福頤撰文多採徐中舒所述，唯獨此處與徐氏有所出入，可知曾有部分檔案運至河北京旗生計維持會博愛工廠。

羅振玉財力終究不繼，無法再整理龐大的檔案，只好在民國十三年，以一萬六千元轉售給藏書家李盛鐸，李氏得手後也因貯存地不易覓得，一再租屋搬遷；天津庫書樓的檔案移至某家大院，又移謙信貨棧；北平善果寺的檔案遷至遂安伯胡同、頂銀胡同兩處。（註16）光是搬遷即耗去許多時間和力氣，也無暇再整理了。

肆、史語所的購回與初期整理

李盛鐸買下檔案後經過四年，確實感到整理並非易事，因此想要出售。當時險些賣給日本人，據傅斯年先生寫給蔡元培先生的信中提到：

去年冬滿鐵公司將此件訂好買約，以馬叔平諸先生之大鬧，而未出境，現仍在京。李盛鐸切欲即賣，且租房漏雨，麻袋受影響，如不再買來保存，恐歸損失。（註17）

因此設法籌款，以一萬八千元之代價購得。這批檔案於民國十年自歷史博物館賣出時重達十五萬斤，經過了九年的時間買回，天津及北平兩地檔案各秤得六萬餘斤，計損失二萬餘斤。此時為史語所成立的第二年，民國十八年。

有關史語所初期的檔案整理，不得不提徐中舒先生。何以徐先生會至史語所整理內閣大庫檔案？這要從民國十四年談起，當時清華國學研究院初成立，其宗旨為「以現代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古代文化遺產」，招收第一屆新生，敦聘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等著名學者為教授，另聘李濟為專任講師。王國維講《古史新證》和《尚書》，梁啟超授歷史研究法，陳寅恪教佛經翻譯文學，趙元任上語言學，李濟講人類學、考古學。徐中舒於該年參加考試獲得錄取，三十名中排名第五。就學期間，特別是王國維所倡的「二重證據法」，為其帶來深遠的影響。（註18）翌年他提出《殷周民族考》論文畢業，同屆尚有楊筠如、吳其昌、方壯猷、高亨、姚名達等人。（註19）之後經國學研究院的導師，也是史語所第一組組長陳寅恪先生推薦進入史語所。其實陳寅恪先生當年因病未任教，而是看了《立達》第一期上徐中舒發表之《古詩十九首考》，才引薦他至史語所。（註20）

徐中舒先生進入史語所後負責檔案整理工作，十九年九月，招雇了一批包括尹煥章、李光濤在內的書記十人、工人十九名，進行檔案的整理，地點設在北平午門西翼樓上。徐氏所撰〈內閣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與〈再述內閣大庫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二文中述之甚詳，主要分為：

一、去灰：因年代久遠，又歷數次搬遷，積塵甚厚，故先除灰。

二、鋪平：此為去灰連續之工作，費時最多。

三、分類：初按外形分類，次依內容作簡單分類。

四、捆扎：分類後用麻繩捆扎，分別處置。

五、剩餘碎檔之處置：無法連貫之碎檔仍小心裝入麻袋，待日後整理。

六、裱褙：破爛過甚的隨時裝裱，以防檔案再損失。

七、鈔錄副本：擇重要者鈔錄副本，以便編纂付印。

整理的工作十分艱辛，光是去灰一項，就令人無法忍受。李光濤先生說：

由於史語所工作規則訂得相當的嚴格，所以工作室內絕無講話的聲息，而在春夏間有些參觀歷史博物館的群眾，往往繞著我們這工作室週遊一遭而乃至大家竊竊的私議，以為這一排房子內一定是養著有大量的蠶，因為一群工作同志整理碎紙的響聲正好像蠶蟲吃桑葉一樣簌簌的有聲。這雖然是件渺不足道的小事，可是後來傅先生知道這事時，曾經大大的嘉獎，說大家的工作真是太辛苦了。實際真正的苦並不在此，而乃是一群工作者由工作室內出來的情形，每個人鼻孔裏都是塞滿了一鼻子的黑灰，以及兩道眉毛上都掛了許多碎紙的羢毛，就是用水洗罷，也必需一盆又一盆的才能洗得乾淨的。像這樣的情形每天是兩次，這才真正令人有些受不了，因為灰土之類不但很嗆人，而且對於呼吸和肺部都要受影響的。（註21）

初期的整理自十八年九月起，至十九年九月告一段落。審定編印《明清史料》四本及《史料叢書》一種《清代官書記臺灣鄭氏亡事》，第二階段至二十年底止，集中在分類、捆扎上架，審定編印《明清史料》六本及《史料叢書》一種《內閣大庫書檔舊目》。民國二十一年九一八事件起，繼之熱河陷沒，日人進逼平津。於是將已整理之檔案全部裝箱南運，暫歇整理，待塘沽協定，華北粗安，復遷回北平，貯於北海蠶壇內。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史語所將所藏清代錢糧黃冊二千三百七十九本，順治年「奉旨便民易知由單」二百四十六張，以及涉及由單之文冊三十二本，雍正、乾隆兩朝揭帖三十五捆，每捆約重四斤，共一百四十斤，交由社會所保管，作為研究之用。其中易知由單一項，僅史語所有，北大及歷史博物館皆無，較為特殊而少見。易知由單亦名「由帖」、「由單」，「易知」即百姓最易知之事—納稅，因此「易知由單」即是徵收田賦發給糧戶的通知單，同時也是糧戶照單納稅的憑據。此制始於明朝，清朝因而沿襲下來，但由於後來使用他種公文而廢除不用，因此流通並不普及，可說是相當罕見。（註22）這也是當初史語所整理檔案時，從亂紙堆中找出來的。

正此檔案轉移社會所之際，史語所所長傅先生以為華北終非久安之地，因此令李光濤先生將檔案擇要裝一百鐵皮箱（外觀是木箱），並用錫封焊使不透氣，以備應變，其餘檔案分貯午門及蠶壇兩處。（註23）李光濤所選的檔案菁華約三十一萬餘件（約原有四分之一左右），這一百箱檔案也就隨所播遷，輾轉各地。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展開對日抗戰，史語所從南京遷往長沙，此時徐中舒先生因家有老小，辭去了史語所職務，至四川大學歷史系任教。（註24）之後史語所又遷至廣西桂林，再遷雲南昆明、四川南溪李莊，於三十五年五月才返回南京。（註25）

民國三十七年秋，徐蚌戰事緊急，南京受到威脅，因此決定將文物運至臺灣，第一批由海軍總司令部派遣中鼎輪（由登陸艇改造之運輸艦），於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裝船，二十二日開出，二十八日抵達基隆港。第二批包租招商局之海滬輪，於三十八年一月四日至五日裝船，六日開出，九日抵達基隆。運抵基隆後，隨即轉至桃園楊梅通運公司倉庫暫存。四十一年夏，政府撥款在臺北南港購得土地，四十三年春開始建蓋新院，此時史語所獲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及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資助，分期建築貯藏文物之倉庫一座，辦公大樓一棟，當第一期工程完工時，便將檔案由楊梅遷至南港現址。（註26）

伍、結語

綜上所述，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於宣統元年大庫屋壞整修之時移出。溯其焚檔根源，乃因宣統即位前尋檔不得而起，雖經張之洞、羅振玉等人搶救得以暫免於難，民國十年，歷史博物館又將其轉賣給同懋增紙店，作為再造紙之用，幸而羅振玉購回，得以再次免厄，無奈羅氏財力不繼，無法接續整理，因此轉售予藏書家李盛鐸，李氏也因整理不易，已定約轉賣日本滿鐵公司，幸得馬叔平先生等人阻止，並經陳寅恪先生居中牽線，史語所始於民國十八年自李氏手中購得，免於流落國外。此批檔案雖為清廷內閣大庫中的一小部分，為數亦在三十一萬餘件上下，其中亦不乏具有關鍵性之史料。特別是從內閣大庫中流出，幾被毀於一旦，又經數次轉手，南北大遷移，飽歷滄桑，至今得以倖存，其中之辛酸不足為外人所道。當日搶救、維護檔案有功者均已謝世，僅留下相關之文獻記載。為還原事實真相，乃從中探尋蛛絲馬跡，串連各方線索，倘有任何疏漏，祈不吝指正。

註釋

註1： 羅振玉，《集蓼編》，收入《貞松老人遺稿》甲集之一（上海：上海書局，1996），頁25-26。

註2： 同前註，頁26。

註3： 同註1，頁26-27。

註4： 王國維，〈庫書樓記〉，《觀堂集林》卷23，收入《王國維先生全集》初編（三）（臺北市：大通書局，民65），頁1181-1182。

註5： 劉錚雲，〈舊檔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現況〉，《新史學》9卷3期（民87年9月）：139。

註6： 故宮博物院，《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一覽》（北京市：故宮博物院，民21），頁8。

註7： 李光濤，《明清檔案存真選輯》初輯〈序〉（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三十八，民48），頁2。

註8： 同註4，頁1182。

註9： 同註7之附錄，頁17-18。

註10： 趙泉澄，〈北京大學所藏檔案的分析〉，《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2：2（民23年5月）：225-226。

註11： 同註7，頁14。

註12： 金梁，〈內閣大庫檔案訪求記敘〉，《瓜圃叢書敘錄》，收入《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26（北京市：北京圖書館，2002），頁101-103。

註13： 徐中舒，〈內閣大庫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明清史料》（一）甲編第一本至第三本（臺北市：維新，民61），頁2。

註14： 羅福頤，〈清內閣大庫明清舊檔之歷史及其整理〉，《嶺南學報》9卷1期（民37年12月）：144。

註15： 同註13。

註16： 同註13。

註17： 同註7，頁18。

註18： 王國維，《古史新證》〈總論〉：「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

註19： 孫敦恒，〈清華國學研究院紀事〉，《清華漢學研究》第一輯（北京市：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頁267-340。

註20： 吳天墀，〈徐中舒先生對學術、教育的貢獻－－為其九十誕辰而作〉，《徐中舒先生九十壽辰紀念文集》（四川：巴蜀，1990），頁331-332。

註21： 同註7，頁9-10。

註22： 方榮、楊興茂，〈清代公文“易知由單”和“門牌”〉，《檔案》1997年S1 <http://cnki50.csis.com.tw/kns50/detail.aspx?QueryID=61&CurRec=65> (15 Mar. 2009 ).

註23： 同註7，頁15-16。

註24： 同註20，頁332。

註25： 遷移路線，〈留別李莊栗峯碑銘〉中述及：「由首都而長沙，而桂林，而昆明，展轉入川」，見《中央研究院院史初稿》（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77），頁58後。附圖如下：

註26： 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秘書組，《中央研究院院史初稿》（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77），頁63-66。

跋記：

本文摘錄自《檔案季刊》，8卷2期，民98年6月，頁46-55。民國九十八年即二零零九年。謄錄過程中，將文中所徵引文獻原文以標楷體標示，並向右縮排，以便閱讀。他處一仍其舊。

又，以傅斯年為首的史語所，經由陳寅恪居中牽線，自李盛鐸手中購回大部分內閣大庫檔案，後經整理、出版，不啻為明清史研究提供一個材料寶庫。

傅、陳二人如此重視這一堆檔案的原因，在陳寅恪致傅斯年的一封信中可窺見一二：「若此項檔案歸於一外國教會之手，國史之責托於洋人，以舊式感情言之，國之恥也。」又：「我輩重在檔案中之史料，與彼輩異趣，我以爲寶，彼以爲無用之物。」（見《陳寅恪集．書信集》，北京三聯書店二零零一年版，頁二十四至二十六。）

簡言之，一是受民族情感的影響，一是基於學術研究的目的。史語所在向李盛鐸洽購內閣檔案時，燕京大學亦有收購之意，故陳氏數次致函傅氏，催促他盡快籌集資金購下檔案，倘若被洋人大學捷足先登，則是民族恥辱，蓋清末以降，本邦文物流寓海外者極多，如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售予日本靜嘉堂文庫，時人即極為氣憤、罵聲不絕。李盛鐸最後售檔案予史語所，而非燕京大學，未必沒有這一層顧慮。

另一個更根本的原因是，傅、陳二人皆曾在德國留學，研習語言學、歷史學等。當時德國史學界正值蘭克學派盛行之際，這一學派最強調對政府、教會檔案的收集和研究，認為唯有在堅實的材料基礎上，才能對歷史予以準確、客觀的論述。傅、陳二人受到這種觀點的影響極深，能以新眼光去看待舊檔案，則舊檔案足堪為新材料。這是想在故紙堆中翻尋宋元舊槧的老一輩學者、藏書家如傅增湘、李盛鐸所缺乏的。

遺老、遺少之中，能有如傅、陳眼光者，唯羅振玉、王國維二人而已。其中，王氏曾受邀在清華大學學生會發表演講，後來整理成〈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一文，在《學衡》上刊登（見《王國維論學集》，雲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八年版，頁二四九至二五九）。在這篇文章裡，他認為清末民國以來新發見出土的重要研究材料有四種，一為殷墟甲骨文字，二為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三為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卷軸，四為內閣大庫之書籍檔案。據此，則知前人戲謂王國維頂著瓜皮帽、留著小辮子的遺民面目之下，有一個極科學的腦袋，殆為傳神之語。

六月二十七日黃昏，寄蜉謄錄並跋於藏文小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