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歐梵：〈晚期托爾斯泰〉

「托爾斯泰或杜斯陀也夫斯基？」（ Tolstoy or Dostoevsky?）是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喬治．史丹納（ George Steiner）所寫的一本書名，我多年前看過，內容已經忘得一乾二淨，只依稀記得他的結論是：各有千秋。當代世界各大作家之中，也各有托翁和杜翁的粉絲，但妙的是更有反杜翁者──昆德拉即是其一，但他崇拜的卡夫卡卻是杜翁的忠實讀者，名作曲家馬勒亦是如此。

擁托翁的在中國更大有人在，魯迅的友人許壽裳曾贈給他八字對聯：「托尼學說，魏晉文章」，可見早期的魯迅也是師崇托翁的，但卻譯了杜翁的早期小說《窮人》。茅盾當年也是獨尊托翁的，似乎在他的西洋文學論集中沒有太多關於杜翁的文字。二人的中文譯文中，最新出版的是草嬰譯自俄文的《戰爭與和平》。

以塞亞．柏林爵士的那本小書《刺猬與狐狸》，被我屢次引用，原書卻是討論托爾斯泰的史觀的。柏林爵士生前特別鍾情俄國文學，甚至迷倒在蘇聯女詩人阿克瑪托娃的石榴裙下，在他的《俄國思想家》一書中暢談十九世紀俄國思想史，但似乎對杜斯陀也夫斯基小說中所展現的思想不屑一顧。俄裔小說家納布可夫在他的《俄國文學講稿》中說：「托爾斯泰是最偉大的俄國散文小說家」，他的尺度是散文（ prose）技巧，而非思想內涵，所以他列出來的前四名俄國偉大作家的排行榜是：托爾斯泰、果戈爾、契訶夫和屠格涅夫，杜翁被排在榜外。他還不忘揶揄一番：「這猶如給學生打分數，顯然杜斯陀也夫斯基和素提可夫（ Saltykov）正等在我的辦公室門外，要和我討論他們的低分數」。納布可夫又說了一句：「當你讀屠格涅夫的時候，你知道你在讀屠格涅夫；當你讀托爾斯泰的時候，你讀它因為你停不下來」，真是一語中的！我去年重讀《戰爭與和平》的英譯本，廢寢忘食，停不下來，讀《安娜卡列尼娜》時更是如此。然而，我介紹這兩本小說給朋友看，朋友卻讀不下去。想來香港的大部份讀者皆如此。

我個人在早年旅美求學時就迷上了杜斯陀也夫斯基，特別是他的《卡拉瑪佐夫兄弟》，並曾為文列為我自己心路歷程中最重要的三本書之一，也因為這個原因才選修十九世紀俄國思想史，不料在博士口試時，那位教授卻問我一個有關托爾斯泰的小問題：「在《戰爭與和平》小說中庇埃有沒有參加 Free Masons的組織？」我一時不知所措，答不出來。重讀這本小說時還是沒有注意到這個細節。答案當然是參加了。

也許，我這後半生的「心路歷程」中也應該把《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列進去，那麼自己的興趣是否已從杜翁轉向托翁？去年是托翁逝世一百週年紀念，我從電影改編文學的角度，寫了八篇文章。今年是杜翁出生一百九十週年、逝世一百三十週年紀念，我是否該重讀他的《卡拉瑪佐夫兄弟》？還有《白痴》（ The Idiot）和《群魔》（ The Demons）？

托翁或杜翁？魚與熊掌，如何定奪？看來我已經沒有挑剔的資格，應該兼容並取，照單全收。

我的重讀杜翁計劃嚷了數年，至今尚未開始，只好再談談托翁的社會影響。

如果用納布可夫的文學尺度來衡量，非但杜翁的小說是二流作品，而且托翁除了小說以外的其他散文作品更不值一讀。然而托翁自己卻在後半生寫了大量的非小說作品，包括各種有關文學、宗教、教育和社會改革的文章──那篇長文《藝術論》（ What is Art?）更被後人（如沙特）視為經典。他的書信更可觀，收入全集的就有八千多封。比起托翁來，魯迅猶如小巫見大巫，但二人也有不少共通點：兩人都是「國寶」，被全國奉為神明，作品被引入中學教科書，但實際上兩人的小說創作並不算多，魯迅從來沒有寫過一本長篇小說；托爾斯泰雖寫了三本長篇和數本中篇和短篇，但他的散文更多，和魯迅的雜文一樣。這些散文可以說是托翁後半生「看破紅塵」後的嘔心瀝血之作（最近有一本英文選集： Last Steps: The Late Writings of Leo Tolstoy, Jay Parini編）。他自愧生為俄國貴族，享盡榮華富貴，但俄國的農民卻不識字、生活在經濟底線之下，即使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沙皇已經正式解放農奴，但農民的生活並未改善，批評家別林斯基認為比美國黑奴的命運更差。除此之外，托翁深覺俄國的官方宗教（東正教）害人不淺，教義保守之至，組織森嚴，以宗教為名壓迫人民，這種愚民政策非改革不可，所以他必須從基督教義中發展出他自己的宗教，簡言之就是兼愛，應該徹底消滅階級，人人在上帝面前生而平等。他自己更身體力行，把全部財產捐出來，稿費也從公，所以在晚年積極從事農民教育，寫了不少入門教材，更以他的名聲到處為人抱不平，最後終於遷怒了沙皇和俄國教廷，把他逐出教外。然而他的聲譽卻因此蒸蒸日上，在廣大的俄國群眾心目中，地位比沙皇更高。到他死前早已被奉為聖人。他那幅白鬍愈尺，穿着平民裝的形象照片，更是人人皆知。

我以前學俄國思想史時，覺得托翁的這些非文學作品十分淺薄，沒有杜翁的思想深厚，所以不值一讀，然而現在看來，托翁的看法更合時宜。最近讀了一本新出版的傳記 Tolstoy: A Russian Life（《托爾斯泰：一個俄國人的一生》，2010），著者是曾為契訶夫寫過傳記的柏特萊（ Rosamund Bartlett），這才發現托翁晚年的影響不可低估，他在生前已有不少信徒，形成了一個「托爾斯泰主義」組織和運動，這個組織的發起人名叫契特可夫（ Vladimir Chertkov），會員遍及全國，甚至傳到西伯利亞。他們堅守幾個信條：財產公有，共住公社，積極致力於平民教育和農耕，吃齋禁慾，徹底反戰，主張以和平手段抗爭。這些信念後來直接影響印度的甘地和美國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

托翁雖成了「教主」，但他自己卻受家室之累，實踐不了自己的信條。這一段托翁生前最後一年（1910）的故事，被一位美國教授柏里尼（ Jay Parini）寫成一本小說，根據的是一手資料：除了托翁自己的作品外，尚有他的妻子、秘書、子女、醫生和其他身邊人的回憶錄，從三個主要人物──托翁髮妻蘇菲亞、秘書布加可夫、組織的主持人契特可夫──的不同立場來展現情節，其中把蘇菲亞寫得最有血有肉，而契特可夫則成了陰險無比的壞蛋，秘書布加可夫夾在中間，還有一段戀情。此書被改成電影，在台灣很引起一陣轟動，甚至誠品書店也把托翁的數本小說和柏里尼的原作陳列出來，我因此得以購買一本。回港後又買了影碟觀看，覺得兩位演員（飾托翁的 Christopher Plummer和飾妻子的 Helen Mirren）實在演得精彩，但也因此把這套戲幾乎變成了「家庭肥皂劇」，蘇菲亞和契特可夫爭奪托翁著作版權成了情節的重心，全然不顧「托爾斯泰主義」，社會和歷史意義全失。只有全片最後一段──托翁離家出走、病死在一個小火車站──導演處理得十分賣力，當時已有電訊設備，全球記者雲集，個個搭蓬等待這位文豪聖人嚥下最後一口氣，這「最後一站」（書名就叫 The Last Station）的確變成一場媒體造成的「壯觀」戲（ spectacle），反而近於史實，較原著更傳神。

然而，也正因為如此，一般觀眾更不會重視托翁晚年作品的意義。在柏特萊傳記的最後一章，她把「托爾斯泰主義」運動的來龍去脈和盤托出。特別是對於推翻沙皇的直接作用，所以連革命領袖列寧也對托翁推崇備至，列寧的那篇名文：《托爾斯泰作為俄國革命的明鏡》也成了人人必讀的革命教課書。這一點頗與魯迅死後的殊榮相似，被毛澤東奉為「革命導師」，在毛語錄中佔一席地位。兩位作家在革命後的命運也相仿：表面上被供奉上神台，但真正代表的精神卻被意識形態所控制。柏特萊不無感嘆地說：在俄國大革命後，托翁名聲雖仍如日中天，但「托爾斯泰主義」卻處處遭政府打殺。原來1917年俄國大革命時仍有六七千托翁信徒，以良心理由拒絕被徵召參軍，結果個個受到整肅，入監牢或被發放到西伯利亞。連托翁的一個女兒 Alexandra也數次身陷囹圄。

最後不折不撓堅持到底、為出版托翁全集而奔走，並數度向政府請願撥款的反而是契特可夫。這套全集總共九十冊，終於在1958年出齊，但編委會上已經不見契特可夫和 Alexandra的名字。本世紀初，俄國社科院又發起出版全無刪節的托翁全集，預計一百冊，至今尚未出齊，柏特萊說，這一次的原因不是政治，而是市場經濟。

蘇聯雖然解體，言論和宗教恢復自由，但至今托翁被俄國教廷逐出教會的事，尚未得到平反。但托翁的曾孫已經接掌托氏家族的故居在莫斯科南部數百公里的一個農莊，名叫 Yasnaya Polyana，現已成為著名托翁博物館，到俄國旅遊的遊客不妨繞路到此一遊。 

李歐梵

（載於《蘋果．名采》，2011年0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