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二月,我遠赴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發,到考門斯基大學東亞研究室講學。講學之餘在研究室書庫看書,不意有些小小的發現。俗語說「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研究室書庫所藏中文和研究中國的西文書刊數量雖不很多,文史哲門類卻較為齊全。尤甚是中國現當代文學書籍,周作人、郭沫若、茅盾、冰心等的早期作品也有不少。圖書室還收藏了斯洛伐克學者安娜.多勒扎洛娃(1935-1992)的部份藏書,使我感到意外的驚喜。
安娜從小就被「神秘的中國」所吸引,對「令人迷惑的陌生方塊字」中文感到興趣,長大後就讀布拉格查理大學遠東系,主攻中國現當代文學。畢業後發起籌建斯洛伐克科學院東方部,並在此從事研究工作。安娜是普實克創立的「布拉格漢學派」的重要人物,中國研究郁達夫的無不知曉她的大名。她的《郁達夫文藝創作之特徵》是歐美學者研究郁達夫的第一部專著,海峽兩岸均有譯本,內地為一九九五年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出版的《郁達夫研究》(黃川等譯),惜作者已不及親見。她一九六○年繙譯出版的郁達夫短篇小說集《春風沉醉的晚上》,也是第一部直接從中文譯成斯洛伐克文的文學作品,她繙譯過的中國現代作家可開列一份長長的名單,還有魯迅、葉聖陶、張天翼、艾蕪等。她甚至還繙譯了長詩《阿詩瑪》,榮獲一九七一年度斯洛伐克最佳繙譯獎。她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和繙譯也頗有建樹。二○○八年斯洛伐克A. Marencin出版社出版了她的遺譯《李順大造屋:中國二十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小說選集》,書中收入莫言的《民間音樂》,這應該是莫言小說第一篇斯洛伐克文譯文,在今天尤為引人注目。
翻檢安娜藏書,發現了汪曾祺、陸文夫、王蒙、從維熙、宗璞、諶容、李國文、劉心武等中國作家贈送的作品集和資料,還有聶姆佐娃、聶魯達、哈謝克、恰佩克等捷克作家作品中譯本譯者的贈書。如聶姆佐娃代表作《外祖母》一九八一年七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初版本環襯上,就有譯者吳琦的題詞:「安娜好友,欣逢華誕,特贈此書以紀念我們美好的友誼。吳琦,一九八二年於北京」。這些都是安娜一九八二年和八四年兩度到訪北京,與中國作家、繙譯家密切聯繫的生動見證。她這二年的生日也都是在北京度過的。不過,我最感興趣的還是錢鍾書、楊絳夫婦的贈書及他們與安娜的交誼。
把錢鍾書夫婦一九八○年代贈送安娜.多勒扎洛娃的著作統統翻閱一過,計有錢鍾書四種、楊絳兩種:
《圍城》,一九八一年九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第二次印刷本,前環襯斯洛伐克文和英文題詞:「給繙譯(《圍城》)的安娜.多勒扎洛娃 熱忱的友誼 錢鍾書 北京一九八二.十一.三」;一九八三年八月同社第三次印刷本,前環襯英文題詞:「給安娜 祝好 錢鍾書」。兩書均有毛筆所書「鍾書敬奉」四字並鈐名印。
《人.獸.鬼》,一九八三年七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初版,前環襯英文題詞:「給安娜.多勒扎洛娃博士 感謝和讚賞 一九八四.五.二十」,又有毛筆署名「鍾書」並鈐名印。
《也是集》,一九八四年三月香港廣角鏡出版社初版,扉頁英文題詞:「給安娜.多勒扎洛娃博士 熱忱的友誼 一九八四.五.二十」,又有毛筆署名「鍾書」並鈐名印。
《幹校六記》,一九八一年五月香港廣角鏡出版社初版,扉頁英文題詞:「給安娜.多勒扎洛娃博士 友誼的紀念 一九八四.五.二十」,鈐「楊絳」名印。
《將飲茶》,一九八七年五月北京三聯書店初版,前環襯中文題詞:「安娜好友存覽」,鈐「楊絳」名印。
從這些簽名本可知,一九八○年代初,錢鍾書夫婦與安娜交往較為密切。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日安娜拜訪他們,一次就收穫三種贈書。在所有贈書中,《圍城》一九八一年九月第二次印刷本尤其值得注意。錢鍾書的題詞透露了安娜擬用斯洛伐克文繙譯《圍城》,因此,這部《圍城》是錢鍾書提供安娜繙譯之用的校改本。他對書中的中英文字、句乃至標點的校改有二十一處之多,頗為仔細。且舉二例。〈重印前記〉中「料想文藝女神也不會喜歡老頭子的」,改為「老頭兒」;正文第二百六十二頁中「孫小姐的怒容使鴻漸不敢看她,臉全部發紅」,改為「飛紅」。一字之改,效果完全不同。雖然這些修改在《圍城》後來的版次中均已體現,但這部作者親筆校改本仍然十分難得。
可惜安娜後來未能譯出《圍城》。她的學生貝雅娜教授所譯《圍城》第一、二、三、五章(節譯)刊於斯洛伐克《翻譯文學》一九九六年一期。
陳子善
(載於《蘋果.名采》,2013年0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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