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善：〈為魯迅刻名印的「劉小姐」〉

魯迅1933年11月11日致鄭振鐸信中說：「名印托劉小姐刻，就夠好了。居上海久，眼睛也漸市儈化，不辨好壞起來，這裡的印人，竟用楷書改成篆體，還說什麼漢派浙派，我也就隨便刻來應用的。至於印在書上的一方，那是西泠印社中人所刻，比較的好。」

魯迅在這封信中提到的「劉小姐」是誰？一直不為人所知。前些時候，我們從鄭振鐸作〈訪箋雜記〉（原載1934年1月31日天津《大公報》，收入《痀僂集》）中，找到了一條重要線索：魯迅和鄭振鐸合編的《北平箋譜》中的部分畫箋，起初琉璃廠清秘閣不願承印，經鄭振鐸「再三奉托了劉淑度女士和他們商量，方才肯答應印」。為魯迅刻名印的「劉小姐」，是否就是這位「劉淑度女士？」果然，在鄭振鐸主編的《文學季刊》創刊號和第二期（1934年1月和4月出版）上，我們又發現了一份由齊白石訂出潤格，顧頡剛、黎錦熙、郭紹虞、朱自清、許地山、俞平伯、董魯安、謝冰心、葉聖陶、魏建功等文教界著名人士聯合簽名，推薦劉淑度女士治印的《告白》。《告白》中說：「劉淑度女士師儀，鐵筆剛勁，得其師齊白石翁之傳」，可見劉淑度確是一位篆刻家，而且在當時已頗享盛名。最近，我們在魏隱儒先生幫助下，終於找到了這位年過80  的老篆刻家，證實魯迅這封信中提到的「劉小姐」，確系她本人。

劉淑度，名師儀，山東德縣人，1899  年生。她在保定念小學時，就被家中字畫條幅上蓋著的大大小小各種印章所吸引，不久，又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看到別人刻印，從而對篆刻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開始，她在橡皮上學著刻，其祖父看到一個姑娘家竟愛好治印，很高興，就買了些印石給她學刻。她把這幾方印石刻了磨掉，磨掉又刻，一時竟入了迷。

1925年冬，劉淑度考進北京女師大國文系，在同學們的鼓勵下，重新拿起刻刀治印。後來，國畫家李苦禪把她介紹給白石老人，那時老人已不收徒弟，但看了她的作品後，覺得她的篆刻已達到一定水準，很難得，於是破例答應做她的老師。她勤學苦練，進步很快。老人對這位入室弟子也很器重，白石曾在她的十多本印譜上作了詳細的批語，並對她的治印藝術作了很高的評價：「從來篆刻之盛，本屬士夫，女中能事無關矣。門人劉師儀女士，字淑度，自幼喜刻印，篆法刀工無兒女氣，殊為閨閣特出也。」

1930年，劉淑度在女師大畢業，以後長期擔任中學教員。她節衣縮食，用剩下的錢購買印石和印泥，堅持從事業餘篆刻。錢玄同、許壽裳、朱自清、俞平伯、郭紹虞、謝冰心、台靜農、容庚、商承祚等都請她刻過名印和藏書印。她為鄭振鐸所刻的名印和藏書印就更多了，總不下十幾方。原來，她與鄭振鐸夫人高君箴在上海神州女學時是同窗好友，到京後仍過從甚密。1931年鄭振鐸編寫《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時，她就和高君箴一起擔任鄭振鐸的助手，説明查找資料、標點引文、校對清樣，等等。到了1933  年秋，魯迅和鄭振鐸合編《北平箋譜》，她也積極參與其事，作出了可貴的貢獻。當時，鄭振鐸除了自己奔走，還托她代為收集畫箋。她到處尋訪，不但是琉璃廠，北京四城的南紙店，幾乎都留下了她的足跡。她為此事足足奔忙了好幾個月，把搜羅得來的各種畫箋交給鄭振鐸，由鄭振鐸寄給魯迅選定。接著，她又再三與琉璃廠清秘閣協商，才解決了該店起初不肯承印《箋譜》的困難。《北平箋譜》出版後，魯迅和鄭振鐸又借王孝慈藏本翻印《十竹齋箋譜》，也是她第一個出面去與王孝慈交涉。為了感謝她的大力幫助，鄭振鐸曾把魯迅和自己親筆簽名的一部《北平箋譜》和一部《十竹齋箋譜》送給她。可惜的是，這兩部名貴的箋譜和她自己的許多印譜都在十年浩劫中被「掃蕩」而散失。

劉淑度開始訪箋時，鄭振鐸曾把魯迅關於編印《北平箋譜》的來信給她看，使她瞭解魯迅是此事的主持人和編印《北平箋譜》的意義。劉淑度雖然沒與魯迅直接見面，但她曾在北師大附中聽過魯迅〈未有天才之前〉的講演，對魯迅是十分崇敬的。既然畫箋是魯迅和鄭振鐸兩位師長所要，她訪箋時就更加全力以赴了。想必是鄭振鐸在信中向魯迅談到了她的辛勤工作，所以在上述這封談名印的信之前，魯迅還在另兩封與鄭振鐸討論收集畫箋的信中提到了她，這兩封信鄭振鐸當時交給劉淑度看後，就一直保存在她手中，不料十年浩劫中也被人抄走，至今下落不明。把《魯迅日記》和現存魯迅1933年9 至10  月間寫給鄭振鐸討論收集畫箋的信進行核對分析，我們發現，如果《日記》沒有漏記，那麼，不多不少，正好缺少1933年9月18日和10月31日所寫的兩封信。但願這兩封魯迅手跡還有可能重新發現。

想必又是鄭振鐸的推薦，魯迅才在1933年11月11日信中請鄭振鐸轉托劉淑度治印。鄭振鐸把此事告訴劉淑度後，她既高興又擔心，高興的是能為魯迅治印，擔心的是怕刻得不好，魯迅不中意。她遵照魯迅的要求，經過反復琢磨，約在1933年底，在兩方壽山石上刻成了白文「魯迅」和朱文「旅隼」兩印。印刻成後，她曾送請知名篆刻家賀孔才徵求意見，他在印存上寫下了「迅字佳」、「隼字佳」的贊語，劉淑度至今珍藏著這兩方印存。她當時並打算精益求精，重刻「旅隼」印，但鄭振鐸認為兩方印刻得都很好，不必再改，一齊取走了。

魯迅對劉淑度為他治印這件事很重視，當時由於鄭振鐸不能馬上去上海，這兩方印就暫存在他那裡。1934年8月14日魯迅致鄭振鐸信中還特地提到這件事：「先生此次南來，希將前回給我代刻的印章攜來為禱。」半個月後，鄭振鐸回到上海。9月2日《魯迅日記》記云：「下午保宗（茅盾）及西諦（鄭振鐸）來，並贈《清人雜劇》二集一部十二本，名印二方。」這就是劉淑度刻的白文「魯迅」和朱文「旅隼」印。

魯迅對這兩方印是十分喜愛的。查《魯迅日記》，魯迅收到這兩方印後第一次為人書寫字幅，是在9月29日，是日他應友人張梓生之請書寫七律《秋夜偶成》一幅，落款所鈐名印即此兩方。應該指出，魯迅為人書寫字幅時同時鈐印兩方，這還是第一次。同年12月9日，魯迅書寫題《芥子園畫譜三集》贈許廣平詩，又一反過去為許廣平題字時主要使用「金星石」印（即許廣平贈送給他的那方印）的慣例，鈐下了這兩方印。最近，承楊霽雲先生惠示，我們看到了魯迅1935年12月5日為楊霽雲書寫的項聖謨題畫詩原件，所鈐名印也是這兩方。

儘管劉淑度自己對「旅隼」印不夠滿意，但魯迅對這方印卻特別看重。1934年12月《准風月談》初版，封面上就赫然鈐著這方「旅隼」印。顯然，這不是隨便所鈐，而是作為封面藝術設計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鄭重使用的。而且，魯迅在自己作品封面上鈐名印，這是唯一的一次。至於魯迅平時在自己藏書上和向友好贈書時使用這方印，那就更多了，如魯迅在收到這兩方印的次日，就在所藏《淞隱漫錄》等書上鈐下了這方印；他在1936年2月29日送給楊霽雲的《故事新編》一書扉頁上也鈐著這方印。這方「旅隼」印是我們目前所能見到的魯迅後期僅有的兩方筆名名印（另一方是「洛文」印）中經常使用的一方，這固然是因為「旅隼」這個筆名「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許廣平語）之意，為魯迅所愛用，但另一方面不也說明了魯迅很欣賞這方名印的鐫刻藝術嗎？

劉淑度為魯迅所刻的這兩方印，章法謹嚴，刀法剛勁，奇崛秀樸，渾然一體，獲得靜中見動、板中求活的藝術效果，確實頗具齊派風格，深得漢印神韻。從魯迅在信中對她治印的首肯和爾後對這兩方名印的賞識，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魯迅晚年鑒賞治印藝術仍不改初衷，即他早年與周作人合作的《蛻龕印存》代序中所主張的：「鐵書之宗漢銅」，「蓋粹然藝術之正宗」。

劉淑度先生如今已經82歲了。她很謙虛，一再表示自己幾十年來「愧無建樹」。但她當年為魯迅治印和幫助魯迅、鄭振鐸編印《北平箋譜》，無疑是為保存和發揚優秀傳統文化盡了自己的一份心力，要不是魯迅在信中提上這麼一筆，這些動人事跡恐怕要湮沒無聞了。

（原載1981年1月北京《大地》第1期，與吳朗先生合作，由筆者執筆）

本文摘錄自陳子善著：《生命的記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98-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