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善︰〈黃裳黃宗江合作《南國夢》〉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常有這樣的情形，一些出人意外的作品，一些鮮為人知的事件，一旦被發掘，會給讀者帶來莫大的驚喜。這部署名「黃容」實為黃宗江先生與黃裳先生合作的話劇劇本《南國夢》的「出土」，就是又一個有力的例證。

事情還得從今年一月二十七日說起。那天中午，復旦大學出版社陳麥青兄宴請黃裳先生家人，我應邀作陪。席間安迪兄說起黃裳早年與黃宗江合寫過一個歷史劇《南國夢》，他一九六○年代寫的「自傳」材料中曾經提到，說是以「黃容」的筆名發表在《雜誌》裏。這席話自然引起了我的濃厚興趣。我想起黃裳二○○四年所作、二○○六年出書發表的〈我的集外文——《來燕榭集外文鈔》後記〉中，在回憶《古今》時期發表的文字時，也說到了《南國夢》，但說法略有不同：

當時曾與宗江合作，寫了一本《南國夢》，是量體裁衣專為演員而作的話劇本。準備工作做了不少，讀了大量野史，特別重視有關南唐李氏小朝廷的故事。劇本寫成放在和平村樓上的妝台上，未及演出，終於失落了。但素材仍在，就用此寫下了《龍堆雜拾》和《再拾》，着重寫了歷代王朝的亡國慘痛，說是借古諷今，也沒甚麼不可以。

然而，黃宗江生前數次撰文回憶與黃裳的交往，如〈黃裳殘箋簡注〉、〈黃裳的「基因」〉等文，卻均未說到與黃裳合作創作《南國夢》，想必相隔時間較久，忘卻了。既然黃裳已至少兩次提到《南國夢》，那麼，這部《南國夢》是否真的存在，是否以後又「失落」了？要回答這些疑問，其實並不難。查閱一九四○年代上海出版的《雜誌》，果然有一部《南國夢》。這部黃裳與黃宗江合作的唯一的話劇劇本雖然「未及演出」，畢竟沒有「失落」，在埋沒近七十年之後，終於重見天日了。

《南國夢》連載於一九四四年六月至七月《雜誌》第十三卷第三期至第六期，共四期才連載完。當時文學雜誌《雜誌》由「雜誌社」發行，「編輯者　吳誠之」，實際由中共情報人員袁殊秘密掌控，我在〈袁殊與上海淪陷區文學〉一文中已作過探討。

連載的《南國夢》署名「黃容」，如何理解呢？「黃」者，黃宗江之「黃」；「容」者，容鼎昌（黃裳本名容鼎昌）之「容」，「黃容」就是黃宗江與容鼎昌的縮寫。《南國夢》既為兩人合作的作品，取這樣的筆名，自在情理之中。但署這個筆名，到底是黃裳還是黃宗江的主意？已不可考。也就是因為這個陌生的筆名，《南國夢》遲遲未被發現。

《雜誌》以發表小說、散文和譯文為主，極少發表話劇劇本。遍查一九四二年八月復刊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停刊的《雜誌》，發表的劇本僅《玻璃燈》（予且作）和《南國夢》兩部。《南國夢》開始連載時，《雜誌》第十三卷第三期的〈編輯後記〉中說：

黃容先生的《南國夢》於本期起開始刊載。時常有讀者寫信來，要求刊載劇本，本刊一向抱定寧缺毋濫的宗旨，所以取稿較為鄭重，《南國夢》的刊載也許可以滿足這一部份讀者的希望。

話雖然說得含蓄，但《雜誌》編者欣賞《南國夢》，鄭重發表的用心，卻是不容置疑的。

接下來要解決的問題是，《南國夢》怎麼會在《雜誌》發表的？黃裳與黃宗江是天津南開中學的同學和好友，珍珠港事變後都在上海。按照黃裳在《我的集外文》中的回憶，當時「和南開舊友黃宗江等混在一起，經常出入於宗江兄妹所居和平村一號的一角小樓和蘭心劇院的綠屋（Green Room）之間，熟人有李德倫、于力（石增祚）亦即『葷齋』等，過着龔定庵所說『醉夢時多、醒時少』的日子」。這段時間裏，黃裳為了籌措奔赴重慶的旅費，曾向《古今》半月刊賣稿，這已為學界所熟知，與黃宗江合作的《南國夢》也應誕生在這一時期。

仍然按照黃裳在《我的集外文》中的回憶，「我和宗江是在『一．二八』周年的日子離滬的。路上走了一個多月，一九四三年初到達重慶」。而兩人合作完稿的《南國夢》劇本卻「放在和平村樓上的妝台上」，未能帶往重慶。直到一年半之後，方才在《雜誌》揭載。在此期間，是誰把劇本送交《雜誌》編輯部的？唯一可能的人選便是與黃宗江同住「和平村一號」的其妹黃宗英。只有黃宗英才有可能從「妝台上」讀到劇本，也只有黃宗英才會把劇本送交《雜誌》，因為當時黃宗英自己就是《雜誌》的作者，她已先後在一九四四年的《雜誌》上發表了散文《到水邊去的足迹》、《寄大哥》等作品。更何況，黃裳所說《南國夢》係「量體裁衣專為演員而作」，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他致黃宗江信中所說的「小妹」黃宗英而作吧？「演員」當指黃宗英，《南國夢》如能上演，已在演藝上嶄露頭角的黃宗英該是劇中大周后或小周后的不二人選。

五幕十景話劇《南國夢》是歷史劇，再現了五代十國歷史時期，地處江淮一隅的南唐的亡國之痛。主人公南唐國主李煜是中國文學史上開一代風氣的大詞人，他的許多詞作綺麗神秀，「不失其赤子之心」，自成其高奇境界，至今仍膾炙人口。《南國夢》有兩條主線，一條是以後主與大周后和小周后的愛情，另一條是南唐兵敗，後主降宋幽囚。兩條線交叉推進，刻畫後主從日日鶯歌燕舞的風流帝到朝夕以淚洗面的「違命侯」，直至最後悲慘地被宋太宗毒死。沉痛的家國之思貫穿始終，文筆之清麗低婉也有幾許後主遺風，全劇哀傷淒涼，催人淚下。時值日本法西斯大舉侵華，《南國夢》狀寫後主國亡身辱的不幸，借古諷今之意，自然也是明顯的。

至於黃裳提到的《龍堆雜拾》和《龍堆再拾》兩文，尤其是後者，是從大量野史筆記爬梳關於李後主與大周后、小周后等的記載，先後以魯昔達筆名發表於一九四二年五月、九月《古今》第三期和第七期，已收入《來燕榭集外文鈔》。從時間先後看，兩文應視為創作《南國夢》的史料準備，而不是《南國夢》劇本「失落」之後才寫的。如與《南國夢》對照閱讀，揣摩作者是如何搜集和處理歷史劇素材的，當更增興味。

二黃創作《南國夢》時才二十四、五歲，都已是才華橫溢，文采斐然。黃宗江後來從表演到創作，一直活躍在話劇界，成為戲劇大家，而黃裳初試鋒芒後卻不再涉足話劇創作，儘管他後來也寫過許多精采的京劇劇評。因此，兩位文友年輕時這次成功的合作極為難得。而今《南國夢》重現人間，深感遺憾的是，無論黃宗江先生還是黃裳先生，都未能親見《南國夢》「失而復得」，否則，他們一定能回憶提供關於《南國夢》更多的有趣的細節。

在黃宗江先生逝世三周年，黃裳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際，重印他們合作的話劇《南國夢》劇本，竊以為，應該是一個有特殊意義的紀念。 

陳子善

（載於《蘋果．名采》，2013年04月07日。）